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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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策略，形成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截至2012年9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29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計的資產，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定量寬松（Quantitative Ease）政策的執行增大了我國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的壓力，將美元計資產置換為中國經濟發展急需的初級資源成為中國外匯投資的占優策略，這一目標需要由企業海外投資實現。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等一批金融企業在支持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國家開發銀行，近年來認真貫徹國家“走出去”戰略，并適應對外開放的新形勢，新要求，不斷創新金融對外投資與合作的方式，在發改委、商務部等部門的支持下，成功運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等一批重大項目，簽訂了數十項金融合作協議和融資協議，支持中資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投融資合作銀行。本文試圖從理論上探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優勢，為思考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約翰?鄧寧在總結傳統理論的基礎上，于 1977年發表了《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與多國企業：折衷理論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集大成者。該理論將出口、對外技術轉讓和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被認為是當代最完備、解釋力最強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論的核心是：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必須擁有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將所有權優勢定義為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而國外企業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所有權優勢主要包括技術優勢、企業規模優勢、組織管理優勢和金融優勢等。這實際上是海默等人所稱壟斷優勢的另一種提法。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對其所擁有的資產加以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從而可以比非股權式的轉讓帶給無形資產所有者更多的潛在利益。跨國公司的內部化優勢就是指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運用內部交換機制替代外部市場交易，以克服市場失效的能力。區位優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包括直接區位優勢和間接區位優勢。直接區位優勢指東道國的有利因素所形成的區位優勢，間接區位優勢指由于投資國某些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的大小不僅決定著一國企業是否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和投資地區的選擇，還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部門結構。鄧寧認為，如果企業僅擁有一定的所有權優勢，則只能進行對外技術轉讓；如果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則選擇出口貿易是較好的方式；如果企業同時擁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則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參與國際經濟的最好形式。

該理論是根據西方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提出來的，雖然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但總的來說對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闡釋力，同時，對于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中國企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規模、技術、產品已日益成熟，已具有了相當的競爭優勢，如果向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是具備相當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的，近年來對非洲、東南亞、拉美等地區直接投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可證明。在某些高科技行業中中國企業也具有世界領先水平，中國企業的許多工業產品在發達國家也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也完全可以到發達國家投資設廠，進行跨國經營，比如華為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已經應用于全球150多個國家，服務全球運營商50強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

二、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鄧寧針對國際投資折中理論缺乏動態分析的嚴重缺陷，寫下了《投資發展周期論》，提出了從動態角度解釋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直接投資地位關系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該理論的基本思想是，一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平對本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的實現以及本國區位優勢的狀況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從而決定該國直接投資的地位和狀態。

以人均GDP為例，鄧寧將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分為四個階段，并指出在不同階段直接投資的流入狀況：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由于缺乏所有權優勢，因而沒有經濟實力向國外輸出直接投資，由于本國投資環境太差，國外也只有少量資金直接投資流入；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間，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明顯增加，外資大量流入，但由于國內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對外資本輸出仍然有限；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對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其發展速度有可能超過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但凈對外投資仍為負值；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為發達國家，他們擁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和經濟實力，凈對外投資呈正數增長。總之，對外投資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隨著經濟發展而進行動態演進的。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對外投資，緣于它們自身不斷增長的所有權優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差異取決于各自擁有的不同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影響各國在投資發展周期中所處階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國內資源稟賦的結構、對外開放的程度、國內市場的大小、國家的經濟制度、政府對吸引外資以及對外投資的政策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決定了不同國家的不同企業所擁有的不同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決定了不同國家吸引外資和引進外資的不同產業結構，并最終決定了各國在某一時點在投資發展周期上所處的不同階段。 我國目前已達到第四個階段，基本具備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外部條件，這預示著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黃金時期即將到來。

三、小規模技術論與技術地方化理論

1983年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出版了其專著《第三世界跨國公司》，用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行為特征進行了解釋。他指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在于其特殊的技術優勢，這種技術優勢正來源于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市場環境，威爾斯從四個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一是擁有小規模生產技術。這種小規模生產技術適合小批量生產，來源于實際生產工藝的某些局部改進，或者是引進國外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后逐漸加以改造，使之適宜于小規模生產。二是勞動力密集的生產工藝，并傾向于使用當地要素投入。三是研究開發費用低，廣告費用低，實行“低價格”戰略。四是由于與本地市場聯系緊密，發展中國家的許多跨國公司適應性非常強。

拉奧于 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提出了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地方化理論。拉奧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適應小規模市場、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等，但這種技術卻包含著獨特的創新活動。他從以下幾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如何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第一，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的。不同的環境下要素的價格及供給條件都有極大差異，對技術的適應性改造是一種創新活動，而不只是單純的模仿。第二，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適合于自身的經濟條件和市場需求。各地的消費者對產品的偏好并不一致，只要企業對技術加以改造，使產品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這種技術創新就可以形成競爭優勢。第三，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適應性技術在當地市場比原有技術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第四，在市場較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消費者的品味差別大時，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開發出與發達國家技術先進企業不同的產品，仍然可以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五，由于國家之間在民族、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別，發展中國家企業的上述幾種優勢可能得到加強。

小規模技術理論與技術地方化理論表明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的競爭優勢不是直接優勢，而是相對優勢。這個“相對”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擁有更更加適合當地市場條件的生產技術，因而在同類型發展中國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相對于欠發達國家的當地企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又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因而具有競爭優勢。

四、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其對外直接投資有其本身的特殊性。這些國家的企業按優勢論的標準來衡量是難以符合跨國經營條件的。但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企業為了趕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不得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尋求和發展自身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支持和鼓勵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活動就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對外直接投資不僅使投資者保持著資本的所有權，從而取得由收益率差異引起的資本收入，更重要的還在于使投資者保持著對資本運行和使用的控制權，從而獲得遠比貨幣收益更廣泛的綜合效益。這在投資者是國有企業從而國家和企業利益有著更緊密聯系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對外直接投資給國家帶來的利益是綜合性的，可大致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源轉移效果。投資國通過對外進行直接投資，不但可直接從國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資源供給，間接地享受東道國當地資源供給和基礎服務，還能吸取和傳輸國外先進技術成果和管理知識，這也是目前發展中國家鼓勵和支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最基本的動因之一。第二，產業結構調整效果。對于大多數投資國，一般向東道國進行“一攬子”要素轉移的，也主要是國內較為成熟、產品供給相對富余甚至飽和的產業部門。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進行跨國界的轉移，則既保證了現有資產的應有價值，又起到了調整和優化國內產業結構的作用。第三，國際收支效果。除了麥克杜格爾模型所顯示的直接國際收支影響外，跨國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國際收支還產生若干間接影響。這些影響可概括為：直接創收外匯利潤；帶動和擴大產品出口，間接增加國家外匯收入；帶動和擴大勞務出口，增加和擴大非貿易外匯收入；境外企業進行反向投資以及聯系介紹外商對投資國投資，增加國家的收入。第四，市場競爭效應。跨國經營企業的不斷增多，規模的不斷擴大，會對國內原有的競爭趨勢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如一些率先跨國發展的企業，將會因為在國外取得了新的市場空間，或者取得了穩定的資源供給或新的技術信息，而大大增強自己的競爭實力，使自己的競爭地位發生躍升，從而使國內競爭對手感受到新的壓力。這將迫使國內競爭者或者采取跨國發展的行為，或者改進經營，加強研究與開發，提高產品質量，在國內市場應付挑戰。顯然，無論哪種情況，都會對投資國競爭水平的提高、經濟活力的增強發生積極作用。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對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 John H.Dun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dri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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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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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產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都或多或少地討論到區位選擇的問題，但迄今為止，還并未形成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

1.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率先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首次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是由麻省理工學院C?P?金德貝格在70年代對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它是一種闡明當代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具有壟斷優勢的理論。此理論認為，考察對外直接投資應從“壟斷優勢”著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通過內部組織體系以較低成本，在內部轉移該優勢的能力，并把這種能力當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真正動因。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1966）在其《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論認為：產品生命是指市上的營銷生命，也就是要經歷一個開發、引進、成長、成熟、衰退的階段。而這個周期在不同的技術水平的國家里，發生的時間和過程是不一樣的，期間存在一個較大的差距和時差，正是這一時差，表現為不同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差異，從而決定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變化。在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中占主流的仍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J?H?Dunning）在《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1981年，他在《國際生產和跨國企業》一書中對折衷理論又進行進一步闡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企業要進行國際投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所有權優勢 、 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的運作有其指導作用，它促使企業領導層形成更全面的決策思想，用整體觀念去考察與所有權、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聯系的各種因素，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可以減少企業決策上的失誤。

2.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提出了市場學派理論。據克拉維斯（Kravis，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從而也影響其空間分布。凱夫斯（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則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運輸成本的影響作用下降，產品的銷售才是關鍵的問題。

3.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安哥多（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但如果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跨國公司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直接投資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篇（4）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篇（5）

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源自對發達國家的研究所得，由此得出了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有代表性的一些理論，典型的理論包括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維農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和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等。

近期的研究側重實證分析，如Dierk Herzer（2010）通過對1980――2005 年間33 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實證研究，得出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溢出效應存在國別差異，對該國貨幣國際化的影響程度亦不同。Cohen（2012）認為，一種貨幣能否成功實現國際化，關鍵在于市場需求面的偏好能否被成功改變。為此，至少在貨幣跨境使用的初期階段，國際市場上必須廣泛存在著對該貨幣未來價值及其穩定性的信心。價值穩定的貨幣有利于交易個體核算成本與收益，也減少了為防止外匯風險的套期保值成本。Otero-Iglesias（2011）則研究了人民幣匯率波動與其國際化之間的關系，其研究結論指出，人民幣匯率變動或人民幣升（貶）值預期會顯著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Maziad et al.（2011）認為，貨幣國際化后，由于對該貨幣或以該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需求的增加，儲備貨幣發行國將經歷本幣升值。Frankel（2012）指出，貨幣國際化一方面會導致本幣升值，另一方面，貨幣國際化后，會導致市場對本幣需求的大幅度波動，從而加劇匯率波動。Joshua Aizenman（2015）概述了資本市場開放和中國金融改革以及近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和貿易一體化，肯定了人民幣在中國商業領域中對對外直接投資和交易的影響和作用， 說明人民幣具有國際化的潛力。只有人民幣滿足可自由兌換這一條件時，其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實現國際化。

二、國內研究綜述

近年來，由于對外直接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內學術界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也在深入展開，這些研究中不僅有對二者單獨展開的研究，而且對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也逐漸增多。系統梳理起來，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篇（6）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8-0037-05

1 引 言

關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研究在20世紀中期后得到了快速發展，研究表明中國的兩者不僅存在替代關系，還存在互補和促進關系。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都迅猛發展，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進口第二大國、出口第一大國，對外直接投資30多年來增長近1500倍。基于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促進的理論發展和中國對外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本文擬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

2 文獻綜述

傳統研究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置于不同分析框架下，使兩者研究長期處于隔離狀態。自20世紀50年代起，學者開始將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并尋求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傳統研究如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都認為自由國際貿易排斥國際直接投資。在嚴格的前提假設下，貿易是一國最明智的選擇，不考慮對外直接投資。蒙代爾最先提出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替代關系，即資本流動障礙會產生貿易，貿易障礙會產生資本流動。約翰生進一步分析了禁止貿易引致投資時社會福利的變化情況。Beldelbos（1998）的研究支持了蒙代爾的結論，即在東道國存在貿易保護的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會替代東道國進口貿易。

然而由于貿易壁壘的存在，貿易和投資都是商品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結果，同時，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更多人開始研究投資促進貿易的理論。小島清（1973）提出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論證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促進關系。馬庫森（1983）和斯文森（1984）也證明商品貿易與生產要素的流動將相互促進，在一定條件下互補。

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后，內地企業對外投資的規模迅速擴大。項本武（2005）基于2000—2001年中國對49個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和進出口數據研究，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創造性和進口替代性的，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向東道國的出口，而抑制了從東道國的進口。黨遠鴻（2009）選取了聯合國經貿會議和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分別研究，發現數據選取會影響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的關系。卓鳳莉（2012）通過建立耦合性關系模型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的兩者關系為相互補充，而發展中國家的兩者關系常表現為相互替代。

到目前為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無論從規模還是效益仍處于初級階段，且不同數據庫得到的統計數據不盡相同，對實證分析結果產生了影響。本文將從數據跨度和數據來源等方面進行改進，以期挖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并提出建議。

3 中國外貿與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3.1 進出口貿易發展情況

從圖1、圖2中可以看出，中國的進口和出口在1982—2011年都得到迅猛發展。在進口量方面，中國平均每年保持17.78%的增長，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口量明顯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在出口量方面，中國平均每年保持17.2%的增長，同樣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量明顯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

在出口目的地區方面，本文選取了美國、歐盟、日本、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五個地區進行分析，其中歐盟和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兩個貿易合作伙伴。如圖4所示，自2007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超過對美國出口額之后，歐盟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合作伙伴，2011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達到了3560億美元。而中國香港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也重要突出，2011年也達到了2680.25億美元。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進出口迅猛發展，凸顯出貿易大國的地位。這既與經濟的高速增長有關，也與中國政府的政策導向有關。另外，需要指出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進口商品結構相比偏低，出口仍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為主，而進口則以高科技產品為主。而且，在近年來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壓力下，中國出口產業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對我國大量以價格優勢進軍國際市場的加工型產品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導致出口減少。

3.2 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情況

在改革開放后中國大力引進外資的同時，國內企業也不斷走出國門，進行對外投資。圖5中，1982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當年流量）為0.44億美元，到2010年達到了688.11億美元，2011年稍有下降，為651.17億美元，較1982年增長了將近1500倍。21世紀以前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增幅緩慢，21世紀以來，隨著國力提升，外匯儲備規模擴大，中國的對外投資額顯著上升。

而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重點地區分析，2011年中國對外投資較大的幾個地區分別為歐盟、東盟、澳大利亞、美國和俄羅斯，其中中國在歐盟直接投資額達到75.61億美元，在東盟直接投資達到59.05億美元。可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未體現向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聚集的現象，而是根據中國跨國公司的實際發展需要，選擇適宜的地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總體而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過30多年的發展，從無到有，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但我們也應意識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波動性大，缺乏持續性；投資方式屬于典型的國家推動式。在中國宏觀經濟不斷發展、企業實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相信中國在未來數年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實現投資領域進一步擴大、投資東道國的選擇面臨進一步擴大和在國際直接投資各國的比較中地位進一步上升等目標。

4 實證檢驗

為了分析中國1982—2011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對中國年度進口量、年度出口量、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進行因果檢驗。

4.1 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本文對外貿易數據選取1982—2011年的出口額（Export）和進口額（Import）年度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對外直接投資流量（fFDI）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sFDI）數據選取1982—2011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組織（UNCTAD）公布的數據。利用STATA 12.0處理數據。

從表6可以得出，在滯后1、2、3期，都接受“出口額不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增長原因”的原假設，說明出口額的增加不會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加。而在滯后1、2、3期，都接受“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不是進口增長原因”的原假設，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加不會促進進口額的增加。結果表明，進口額增加與對外投存量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綜上所述，中國出口貿易額的增加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說明中國出口貿易額的增加將會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中國進口貿易額的增加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狀況以及實證分析，得出結論如下：

（1）自1982年以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已成為世界進出口貿易的核心大國。但中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進口貿易，受國際經濟環境的沖擊非常大，為保證中國對外貿易的穩健發展，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的構建將顯得非常重要。另外，歐盟和美國目前已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合作國家和地區，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水平受此兩個國家（地區）的影響較大，特別是在中美匯率戰和西班牙抵制中國制造的產品等事件頻繁發生的國際關系中，中國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貿易政策將對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發揮重要的作用。

（2）自1982年以來，中國的直接對外投資發展迅猛，2011年對外投資流量達到了651.17億美元，存量達到了2984.11億美元，較1982年的水平增長將近1500倍，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相對落后的水平。

（3）根據實證檢驗結果，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將會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中國進口貿易的發展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沒有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中國在進行出口貿易賺取外匯，擴大外匯儲備的同時，也將外匯儲備用于對外直接投資之中，促進了“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也促進了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5.2 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筆者認為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猛發展且國際貿易地位不斷突顯的背景下，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結合中國加入WTO的相關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總的方向是要貿易自由化。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國出口貿易將會受到負面的影響，而進口貿易將得到正面影響，中國政府應維持人民幣的合理升值，同時應讓升值幅度在中國出口貿易企業可承受的范圍內。另外，中國目前的出口貿易主要依靠價格優勢進軍國際市場，受市場需求影響相對較大，中國政府應致力營造良好的雙邊與多邊貿易環境，保障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經濟利益。

（2）在“走出去”戰略的指導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得到不斷地發展。中國政府一方面應該通過與東道國簽訂雙邊貿易投資保護協議和其他相關的保護協議，保障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資本安全；另一方面應該引導相關產業的“走出去”，進行鼓勵和扶持政策，培育在國際范圍內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3）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具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在進一步保護和促進中國出口貿易健康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激發中國出口貿易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正面促進作用，在出口賺取外匯后，可將外匯轉換為信貸資金等形式促進中國企業的“走出去”，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提供資金上的保障。

參考文獻：

[1]Lionel Fontagné.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International Trade：Complementsor Substitutes[J].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1999/03.

[2]Raymond Vermon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5）：190-207.

[3]Seev Hirsh.A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ory of the Firm[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6，28（7）.

[4]戴志敏，王義中.國際投資學[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5]趙偉.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M].2版.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

[6]顧建清.FDI與中國出口貿易的互動關系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06.

[7]黨遠鴻.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9.

[8]陳立敏.貿易創造還是貿易替代：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綜述[J].國際貿易問題，2010（4）.

[9]張曉濤.從替代、互補到交叉與融合：試論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J].經濟師，2004（1）.

[10]張二震，方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相互關系的理論研究述評[J].經濟學研究，2004（5）.

[11]張楠.國際投資的貿易效益研究[J].北方經濟，2008（11）.

[12]施宏偉.我國企業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選擇研究[D].南京：南京財經大學，2011.

[13]張春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J].學術交流，2012（7）.

[14]胡恩同.黃金的雙重屬性與其價格決定機制[J].黃金科學技術，2005（5）.

[15]高峻航.中國跨市場黃金投資分析[D].上海：復旦大學，2009.

篇（7）

    新形勢下區域發展中招商引資的戰略思考 我國物流業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入世后我國國際貿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對策分析 淺析進口配額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綠色貿易壁壘對佛山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研究 我國加工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貿易技術壁壘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影響及對策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與對策研究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與技術創新問題研究 引進外國智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壟斷行業監管機制問題研究 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條件及路徑 當前我國外貿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貿易與我國經濟發展 惠州對外貿易企業的變遷 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逆差：現狀、成因和對策 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轉基因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國際比較與啟示 中泰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和競爭性研究 中國農業開放模式的選擇研究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選擇與完善研究 從輪胎特保案看我國的反傾銷 金融危機下廣東的雙轉移戰略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的新特點 廣東企業走出去研究 廣東外資的可持續利用研究 金融危機下廣東某產業發展對策探析 港口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國際多式聯運問題研究 港口發展中的問題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第三方物流中的問題研究 中國集裝箱運輸中的問題研究 提單的風險及防范研究 貿易救濟制度研究 對國際貿易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 電子商務環境下新型國際貿易交易結構的確定 歐盟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調整與中國出口戰略應對 我國紡織品出口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以美國對中國輸美紡織品設限為例 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難題及對策 國際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趨勢與促進肉類產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或某省市）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的技術提升研究 引進外資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或作用研究 FDI 技術溢出效應對我國企業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對外貿易推動廣東產業結構升級研究 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及其在我國的應用研究 國際商品流動與要素流動關系研究 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主創新與增進我國出口商品比較利益研究 論技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推動 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地位、利弊或轉型升級研究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研究 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的研究 國際勞工標準對我國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研究 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研究 標準化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效用研究 國際貿易中的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貿易相關問題研究 我國發展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戰略研究 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 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我國商品出品對策

    國際勞工標準下我國政府、企業對策 我國紡織業出品競爭力問題和對策研究 我國紡織業的貿易格局與市場策略 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分析 世界 FTAS 發展態勢與中國策略分析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行業協會在規范出口競爭秩序中的作用探討 加入 WTO 后我國民族產業的保護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選擇——以惠州經濟為例 古典比較利益論與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FDI 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貿易的影響看我國開展海外投資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反壟斷立法的探索 廣東區域聚集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及風險研究 論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歐元匯率變動對惠州制鞋行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機理及未來演變研究 中國國有經濟角色演進的反思與前瞻 我國產業結構調查研究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及解決思路 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 廣告語言與消費心理研究 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拓展研究 淺論我國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 中小企業文化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和對策

    中小企業品牌經營誤區及創名牌戰略研究 顧客忠誠研究述評 基于顧客感知價值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 淺析房地產市場營銷策略 客戶關系管理的探討——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模式 金融危機下的消費思考——中、美消費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基于顧客關系投資的個性化價格促銷 中小企業出口及其社會責任研究 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研究 廣東農產品出口跨越貿易壁壘的對策研究 中小企業出口低價競銷的原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惠東鞋業出口的現狀、困境及對策分析 對外貿易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全球知識網絡與跨國公司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機制和對策 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播機制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研究 知識的國際傳播機制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雙邊 FTA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 FDI 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 廣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我國國際貿易波動的影響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傾銷問題 反傾銷背后的國家利益博弈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及障礙分析 綠色國際貿易與綠色國際貿易壁壘 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如何跨越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稅政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市場水果檢疫準入與促進我國水果出口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法、產業法與反傾銷法的沖突與協調 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與政策變化 市場營銷視野下的大學生自主擇業策略分析 對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方式的分析 論國際市場營銷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礙和避免政治風險 國外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感知與評價及對中國企業的啟示與建議

篇（8）

一、引言

自21世紀初中國實行“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了迅猛的發展階段。截止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33億美元，相當于中國1985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1倍，1990年的16倍。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87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6.2%；2011年達到601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1.8%。 在如此高增長的現狀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仍然過少，同時近年持續的貿易順差使得外匯儲備高居不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主動參與國際分工、積極利用國內外市場進行資源配置，而且對于緩解外匯儲備過多問題也有積極意義。大力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將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發展戰略。

浙江省作為國內較為發達的沿海城市，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在2001年達到3350萬美元，2002年為5132萬美元，比2001年增長51.19%。發展到2011年，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達到34.5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2.68%，發展趨勢由下圖1所示 ：

二、文獻綜述

早期，學術界對FDI的研究主要是以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對象，對于發展中國家FDI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發達國家對其進行外商直接投資從而對其造成的經濟及各方面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國家的OFDI突飛猛進，并且體現出與發達國家跨國企業不同的特征。經典FDI主流理論認為的壟斷優勢是一國向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的觀點已無法對發展中國家FDI提供滿意的解釋。盡管這些主流理論的創立者也注意到了這種新變化，并對其理論進行修正，但仍然無法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釋。

美國學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一項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提出了壟斷優勢論，為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奠定了發展的基石。

提出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的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Kojima，1979） 認為投資國應當通過對外投資將本國的劣勢產業轉移出去，以使投資國集中精力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投資國的產業升級。從這個理論出發，我國等技術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就很難進入到發達國家，并且其OFDI的發展也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國經濟學家小威爾斯（L. T. Wells，1983） 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優勢：一是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服務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優勢。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開發了滿足小規模市場的勞動密集型技術而獲得了競爭優勢。二是具有在當地采購和提供特殊產品的優勢。為了減少因從工業國進口技術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資的發展中國家也渴望得到那些著眼于使用當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便尋求用本地供應來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邊國家市場、低價營銷的優勢。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通過低的市場價格來進行促銷。由此推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象主要是具有市場規模小的周邊發展階段相對落后的國家。這個結論只能解釋少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 拉奧（Sanyjaya Lall，1983）提出，通過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創新活動，其跨國公司能產生獨有的技術地方化優勢。這是因為當一些發達國家過時的技術與發展中國家小規模生產要素和資源稟賦相匹配時，能夠產生適用于當地的技術優勢；在購買力水平較低時，由于消費者偏好差異也可以開發出非名牌但卻有競爭力的產品；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與成本優勢以及民族或語言的聯系，也會形成競爭優勢。這個理論較好地從技術創新的角度解釋了部分發展中國家之間相互投資的現象，但仍沒有涉及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投資問題。

篇（9）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逐步實現，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越來越密切，國際投資和貿易規模不斷擴大。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湖北省作為國家“中部崛起”戰略重鎮，有著獨特的歷史傳統、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年來，湖北省積極引進外資、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然而，雖然其近幾年的貿易額一直居于中部六省的前列，與東部沿海省市相比，仍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本文擬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運用OLS法和協整檢驗得到FDI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以期得出正確結論，為湖北對外貿易的增長獻計獻策。

一、國內外文獻綜述

迄今為止，各國對外貿易與FDI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有二個:一是以Mundell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二是以小島清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在實證研究方面則主要有:Nakamura和MaryAmiti的研究表明兩者呈互補關系;Eaton和Tamura、Goldberg和Klein對日本的檢驗證明FDI對進出口貿易有促進作用。

二、實證分析

由于湖北省對外貿易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整，樣本設定在1986年～2006年之間。本文選取湖北省統計年鑒中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衡量外商對湖北省直接投資，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由于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為止累積的湖北省內外商直接投資總和（AFDI）。同時經濟增長迅速對其影響也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湖北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衡量湖北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1.數據處理。單位根檢驗模型建立在正態分布假設上的，但檢驗卻發現變量不顯著具有正態性，所以取各數據的自然對數，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可以證明變換后的數據均滿足正態分布。

2.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在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對每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因為當數據非平穩時，有可能存在偽回歸,需要進行協整檢驗。對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進行ADF檢驗，發現以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上，ln EX、ln IM都為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而lnFDI則為二階單整。可見,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并不都是平穩的。

3.協整檢驗。對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進口、出口額運用OLS法，同時考慮考察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根據DW值與t值，用后向回歸法進一步篩選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的變量，得出估計模型如下：

(1)

t:(15.35790) (4.452752) (3.204279) (-5.100194) (7.572159)

Adjust R2=0.968223 F-statistic=130.4936 D.W.=2.351472

(2)

t:(23.66483) (4.368699) (-5.775317) (8.443606)

Adjust R2=0.93778 F-statistic=86.4066 D.W.=1.72673

此時，對兩個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它們是平穩的置信度為95%，可以認為模型變量間有協整關系。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額、進總額的作用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都是平穩的，由協整定理可知數據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4.誤差修正模型。上述模型描述了變量間的長期穩定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因此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將長期和短期結合起來：

(3)

t:(-2.99871) (3.90033) (-5.49269) (5.18711) (-7.48029)(-4.15686)

Adjust R2=0.865637 F-statistic=21.61615 D.W.=1.846710

(4)

t:(-2.96907) (3.99931) (-2.60799) (-4.46029)

Adjust R2=0.55277 F-statistic=7.59195 D.W.=1.97099

由參數的t檢驗可知，滯后殘差項的系數都顯著不為0，說明模型的動態調整具有穩定性。協整關系對EX和IM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彈性系數為-1.3559和-1.42937。

三、結論

FDI、GDP與進出口貿易額IM，EX之間存在穩定顯著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長能夠促進本國進、出口貿易額的增長。然而AFD的反向作用提示我們,在長期過程中,若保持現有的貿易模式和結構不變,當外資積累達到一定水平時,國際貿易額將不再增加,甚至有可能減少。因為隨著外商從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同時,由于生產和銷售本地化的實現，進口額將大大減少。

“中部崛起”，最關鍵的是實現經濟的崛起，因此發展外貿易事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在追求FDI額增加的同時，不能忽視了我們在外貿易模式和結構上存在的問題；要積極制定各種相關政策，提高政府部門辦事效率，完善服務體系吸引外資；同時大力推動本土企業的技術化，創新化進程，提高企業的綜合競爭能力，實現湖北省在經濟上的騰飛。

參考文獻:

[1]高 峰 高 越:外國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關系――基于不同貿易方式的實證分析國際貿易問題[J].2006

篇（10）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興起和發展

1、威爾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理論”

1983年，威爾斯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來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前景。其主要觀點有以下三個方面。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在比本國更不發達的國家進行投資的時候具有獨特的優勢。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制成品市場規模比較小，如果本地企業從發達國家進口技術，可能會導致企業規模過大而與當地市場規模不匹配。在產品市場比較小的情況下，使用的技術也應該適合于小規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潤，而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技術就符合這一要求。另外，發展中國家在國外投資的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一方面是本地企業，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本地企業想要模仿投資國的技術，可能要支付比較高昂的成本，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并不愿意將資源浪費在小規模生產和小規模市場上，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就具備了技術上的優勢。

競爭優勢還體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惡劣的國際收支狀況會限制進口而鼓勵本國企業制造，因而進一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為了夸大企業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首先會選擇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脅時才會考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通過對外的投資活動保護產品的國外市場、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廉價的原材料。另外，因為投資國與東道國比較接近的地理位置、經濟文化環境，使產品和技術更容易被接受與認可。

（3）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前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相比，具備的競爭優勢比較小，從而容易失敗，一旦發展中國家小規模技術優勢被取代就很難尋求其他的優勢來源。但是，只要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繼續保持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優勢與經驗，這些具備新的競爭優勢的企業會不斷涌現，對原有的企業進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繼續受到威脅，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使優勢內部化也會促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斷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2、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如果不只是簡單的模仿技術，而是能夠根據自身實際對外國技術做出大規模的調整，這種技術地方化的過程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他比較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發現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來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術和知識；和同類型國家產品市場的相似性；小規模技術效應；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研發的產品與跨國公司的產品的差異化。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外國技術的消化、改進、創新，使其更適應當地生產的需要，在這一創新過程中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促進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3、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

由坎特威爾（J.A.Cantwell，1991）和托蘭惕諾（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也被稱作“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該理論重點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和技術積累進行考察，并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能力的積累，向周邊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成功的投資，并最終升級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托蘭惕諾分析了發展中國家FDI的地理擴散的規律，認為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向臨近國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聯系的國家投資；第二步，開始向非臨近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投資形式為比較簡單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第三步，在最高級的產業階段，跨國企業將自身優勢運用于復雜、高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開始向距離遙遠的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

4、小澤輝智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了“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認為從國家層面來講，發展中國家FDI會經過4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為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本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小澤輝智強調發展中國家的FDI結構升級應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把國家的工業化戰略與開展對外投資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他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化與對外投資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經濟發展會改變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推動企業的跨國增長，海外經營也會反過來提升產業競爭力，讓相關企業成長為國際領先的優勢企業。

5、Uppsala國際化模型是基于約翰遜（Johanson J.）、保羅（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國際化演進模型

Uppsala國際化模型將國際化過程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依次代表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沒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過獨立的代表處或人有規律地出口；企業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銷售子公司；企業在海外建立生產實體。Uppsala模型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而言，其借鑒意義在于該理論強調了對外直接投資之前通過進出口貿易的學習過程，這一過程對企業積累最為關鍵的海外市場的知識、銷售技巧至關重要。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評述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合理性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從自身角度探尋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原因、發展規律等，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1）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按照傳統的理論，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企業在資金、技術和管理上并不具備明顯的優勢，因此其大部分企業并沒有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視角，客觀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具備的競爭優勢，擁有的技術和其他要素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沒有絕對優勢，但是對于一些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本國低的國家，這種并不先進的技術卻具有絕對優勢。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時候，如果選擇經濟發展水平接近或較低的國家，他的技術相對于大型跨國公司更容易被當地市場接受，遇到的競爭者也會比較少，那么就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學習，創新與轉化，鍛造并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2）指出了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擁有的是比較優勢，所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步驟和路徑也與發達國家不同。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在完全擁有壟斷優勢之后才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而發展中國家是在國內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之后才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利用現有的條件開展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該緊密結合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發展狀況，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對外投資策略。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競爭優勢的增強，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并利用海外投資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和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主要路徑之一。

（3）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間的關系。傳統的國家貿易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當商品出口遇到困難的時候，企業才會利用內部化的優勢降低成本，擴大產品市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從貿易和投資之間的關系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和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形成了一定的互補關系：通過開展對外投資，將本國所具備的技術優勢轉移到其他國家，并且進一步的普及和推廣，可以促進東道國的潛在比較優勢的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通過投資擴大比較成本差異，對貿易又形成了新的推進作用。相關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如何協調貿易與投資，“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關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

（1）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來源論述片面。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把對于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先進的技術作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這顯得比較單一和片面。雖然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術都不具備競爭優勢。以目前的發展形勢看，有一些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核心技術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另外，技術地方化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優勢的來源歸結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的模仿與改進，忽略了發展中國家技術自主創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區位僅限定在比本國經濟水平的低的國家。按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發展中國家只可能對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本國的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的國家進行投資。近年來，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發達國家而并非發展中國家，并且，這些企業當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業。原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跨國企業的最高發展階段才會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理論，就很難全面解釋這種現象。

（3）對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很難解釋。對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而言，解釋中小企業在FDI中獲得的高收益始終是一大難點。對現實經濟的經驗現象與經典的規模經濟理論存在矛盾，中小企業的高效率在過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規模經濟既不能解釋各類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也不能解釋結果。規模經濟只能部分解釋企業個體層面的擴張，但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不能被廠商規模經濟解釋。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的啟示

1、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注重培養競爭優勢

中國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必須注重核心競爭力的培養。首先，要利用和發揮比較優勢，先從具備優勢的行業和產業開始發展，在發展中注重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同時把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有效的結合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的升級。其次，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產業的發展水平，反過來促進國內比較優勢的提升。另外，優勢的獲得除了企業本身，還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以我國目前的技術，資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業都不具備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實力。現階段就應該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對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周邊國家和其他欠發達國家展開投資。這種模式風險較小、收益相對較高，為繼續擴大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成長打下基礎。

3、注意協調對外投資和貿易的關系

對外投資和貿易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替代而是互補關系，是可以互相促進的。我國當前外貿出口受到國家經濟的波動與國內成本上漲的雙重壓力，很多企業面臨危機，甚至倒閉。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可以有效利用相關的理論作為指導，從而促進投資和貿易的共同發展。對于遇到出口問題的企業，除了技術改造和政策扶持，還可以根據其技術與市場狀況開展一部分產業轉移，通過合理的參與國際分工為本國創造新的國際貿易機會，對外投資，對國內的產業結構進行有效優化與提升，使得外貿中的比較優勢就進一步增強。

4、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快產業升級

我國目前的主導產業是制造業，而我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低技術，低附加值的消費制造業，產業結構比較低。現階段我國要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重要途徑就是通過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將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規模的向周邊國家進行轉移，一方面緩解在國內遇到的發展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推進國內的產業升級，提升我國的產業優勢。

除了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對外投資，技術與資金密集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也是必要的。在投資過程中加快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消化與吸收的能力，增強我國的競爭優勢，進一步的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 郁曉耕、魏浩：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J]．經濟經緯，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