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證券投資的目的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企業證券投資的目的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關鍵詞]證券投資基金；稅法主體資格；有效課稅模式

一、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之爭：實定法上的迷失

證券投資基金在我國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中國銀行和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海外組建的“中國投資基金”。隨著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我國在1997年頒布了《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規定》，對證券投資基金的相關法律問題做出了規定。在此基礎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先后制定了《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財稅字[1998]55號)、《關于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財稅字[2002]128號)，由此確立了證券投資基金的基本稅收規則，對證券投資基金在發行、運營及收益分配過程中所涉及的稅種及納稅義務人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然而，由于1997年所頒布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規定》認為證券投資基金是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證券投資方式，并不認為證券投資基金是獨立的法律主體，因此，在構建證券投資基金稅制時，基金本身能否作為獨立的納稅主體而獨立承擔納稅義務，上述兩個規章用語含糊，甚至存在諸多的矛盾。這種狀況到2003年《證券投資基金法》頒布后仍未得到解決。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管理人、投資人之間的稅法地位不清，造成了納稅義務分擔上的錯位，這成為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稅制存在諸多弊端的根源。

(一)質疑一：基金管理人作為營業稅的納稅人

在《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和《關于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暫免征收營業稅。盡管這一規定為免稅規定，但其言外之意則是基金管理人仍為稅法上所明確的營業稅的納稅人，只不過這一納稅義務在法律所規定的期限內暫時免除。照此規定，在基金成立之后，基金管理人如果運用基金買賣了股票，則基金管理人應當因此所取得的差價收入，成為營業稅的納稅人。在這里，證券投資基金僅是基金管理人買賣股票、債券時所運用的“資產”，是作為“物”而存在的，不能成為稅法的主體，自然不承擔納稅義務。而在國家稅務總局2002年頒布的《金融保險業營業稅申報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金融保險業營業稅的納稅人包括證券基金管理公司、證券投資基金。根據該規定，則證券投資基金是作為金融保險業的營業稅的納稅人而存在的，基金本身即作為納稅主體，證券投資基金如果買賣股票、債券，則仍應繳納營業稅，證券投資基金是“稅法上的人”，而非“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條例》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負有營業稅納稅義務的單位為發生營業稅的應稅行為并向對方收取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的單位和個人，包括獨立核算的單位和不獨立核算的單位。于是，問題的關鍵便在于，基金管理公司運用基金財產實施買賣股票、債券的行為，其法律后果是應該歸屬于基金管理人還是證券投資基金?基金是物還是作為獨立的主體存在，法律性質的不同判斷造成了對收益歸屬上認識的不同，由此也造成了對納稅義務人的規定上的矛盾與沖突，勢必造成稅收征管上的困難。

(二)質疑二：證券投資基金成為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

在1998年所頒布的《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中明確規定，對投資者從基金分配中獲得的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以及企業債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發行債券的企業在向基金派發股息、紅利、利息時代扣代繳20％的個人所得稅，基金向個人投資者分配股息、紅利、利息時，不再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這一規定，在2002年針對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頒布的規章中，則變為“對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儲蓄存款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發行債券的企業和銀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時代扣代繳20％的個人所得稅，對投資者(包括個人和機構投資者)從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根據上述規定，對于封閉性證券投資基金，20％的個人所得稅是針對投資者進行扣繳的，而對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同樣的20％的個人所得稅，其納稅主體卻變成了“基金”本身。根據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個人所得稅針對“個人”征收，亦即“自然存在的生物有機體”，而“基金”顯然是非獨立存在的“自然人”，對基金征收個人所得稅顯然是存在納稅主體上的誤解的。在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中，盡管法律明定該個人所得稅針對投資者進行扣繳，然而，這些由上市公司、發行債券的企業和銀行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后，分配到證券投資基金中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儲蓄存款利息收入”，仍應抵扣基金在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費用(如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費用)、購買股票、債券等所發生的虧損后才能分配給投資者。因此，這20％的個人所得稅的稅基顯然并非投資者分配到的基金收益的總額，而僅是基金所取得的收入總和。再加上投資者顯然并非都是個人，不加區別地對其扣繳個人所得稅，顯然也是違反稅法的規定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對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者所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實質上也是針對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本身而征收的，同樣也會產生納稅主體上的混淆。

(三)質疑三：證券投資基金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

1998年所頒布的《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規定，對基金從證券市場中取得的收入，包括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暫不征收企業所得稅。即證券投資基金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只是其納稅義務被暫時免除。而在2002年的《關于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中，基金買賣股票所取得的差價收入，其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卻是“基金管理人”，基金不過是其買賣股票、債券時所運用的資產，是“物”而非“人”。根據2007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顯然，如果基金僅作為“財產”存在，是無法成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的。但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與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的差別僅在于封閉式基金的發行總額事先確定，在封閉期間內基金單位總數不變，投資人不能自由申購或贖回基金；而開放式基金的發行總額不固定，基金單位總數可以隨時增減，投資者可以按基金的報價在規定的營業場所申購或贖回基金單位，兩者之間并不存在“主體”與“物”之間的巨大差別。因此，兩份通知在認定證券投資基金的企業所得稅納稅主體資格方面是存在矛盾的。另一方面，基金管理人成為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下的股票、債券的轉讓所得的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從各種來源取得的收入”，減除各種可扣除的項目后，為應納稅所得額，即只有在某一所得能夠實質歸屬于該企業的情況下，該企業才會因此成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但問題在于，根據200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第6條的規定，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的固有財產，基金管理人不得將基金財產歸人其固有財產，似乎認為基金管理人并不對基金財產享有所有權，進而對運用基金財產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也不得享有所有權。因此，由基金管理人對該差價收入承擔納稅義務，同樣也是值得商榷的。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由于《證券投資基金法》對證券投資基金的法律性質、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關系并未做出明確的規定，證券投資基金是獨立的商事組織還是財產的集合，基金管理人是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機構、投資者的受托人還是證券投資基金的所有者等問題的存在，造成了對基金投資收益的所有權歸屬認定上的困難，在此情況下，對該收益應負納稅義務者也必然變得含糊不清。因此，要解決證券投資基金運行過程中，各稅種納稅義務歸屬錯位的問題，首先應當探析證券投資基金本身的法律性質。

二、證券投資基金在稅法中的地位解析

(一)證券投資基金法律地位的重新叩問

對上述問題，首先必須解決的是投資基金的法律地位問題，即投資基金在此法律關系中究竟是法律主體還是法律客體。這一問題在學界一直存有爭議，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中對證券投資基金的性質采取了回避的態度，導致了證券投資基金法律主體地位的模糊不清，也導致了證券投資基金運行過程中各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的非明確化，難以明確界定證券投資基金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總的說來，目前對證券投資基金法律地位的認識可分為以下幾種：(1)投資方式論認為投資基金是集合投資方式，我國1997年頒布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第2條即規定，證券投資基金是指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證券投資方式。(2)資本集合體論認為，所謂投資基金是指由多數投資者繳納的出資所組成的、由投資者委托他人投資于約定的項目、投資收益按投資者的出資份額共享、投資風險由投資者共擔的資本集合體。(3)投資組織形式論則認為，投資基金是指通過發行基金份額募集資金形成獨立的基金財產，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以資產組合方式進行證券投資，基金份額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額享有收益和承擔風險的投資組織。

從目前各國對證券投資基金的規定來看，根據組織形態的不同，投資基金可以分為公司型基金和契約型或信托型基金兩種。公司型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資目標的投資者依據公司法組成的以盈利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資公司。公司型基金就表現為投資公司，是具有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具有獨立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是當然的法律主體。問題的關鍵在于契約型或信托型基金是否能夠成為法律主體。

1.從基金財產的獨立性看證券投資基金的主體性。信托型基金的當事人的一系列權利義務關系都是圍繞基金資產展開的，可以說基金資產是信托型基金的核心，信托型基金就表現為基金資產。根據《證券投資基金法》第6～8條的規定，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財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將基金財產歸入其固有財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財產的管理、運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財產和收益，歸入基金財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銷或者被依法宣告破產等原因進行清算的，基金財產不屬于其清算財產。基金財產的債權，不得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固有財產的債務相抵消；不同基金財產的債權債務，不得相互抵消。非因基金財產本身承擔的債務，不得對基金財產強制執行。基金設立之后，投資人也只能通過請求贖回或轉讓處分其持有的基金單位，不能直接處分基金財產。由此可見，基金資產是受基金目的拘束，并為基金目的而獨立存在的。即基金資產具有與各基金當事人相互獨立的地位，并非任何基金當事人的財產，而是“具有潛在主體性的財產的集合”。

2.從基金架構看證券投資基金的獨立性。在信托型基金中，投資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采用信托的原理來組織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但這種信托型基金與傳統意義上的信托已有很大的差異，其組織化的趨勢十分明顯。“從傳統的信托法理來看，委托人轉移財產的所有權于受托人是信托成立與生效的要件。如果信托型基金所成立的是信托關系，則基金財產的所有權應該轉移到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那么，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應當對基金財產行使共同所有權。這便意味著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在進行管理和保管基金資產的時候，應當取得一致的同意，才能對基金資產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但實際上，基金托管人只是負責資金資產的保管、清算和會計核算，不能參與基金的運作，只是按照約定執行基金管理公司的指令，基金托管人僅在基金成立后負有基金財產的保管和對基金管理人的監督職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不存在對基金財產的共同共有的所有權的。投資者購買基金單位之后，所投入的資產的所有權與投資者相分離，卻并未如一般信托轉移給受托人，而是形成了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集合資產，其目的在于通過這一資產的集合，能夠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提供管理服務，從而進行投資獲利。因此，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顯然并非基金財產的所有人，相反，由投資人提供資本、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人提供管理服務才最終形成證券投資基金。而組織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標，將其行為彼此協調與聯合起來所形成的社會團體”，證券投資基金已構成“財產和人(自然人)的有機集合體”，具有組織體的特征。

3.從基金運行的法律效果歸屬看證券投資基金的主體性。在基金設立之后，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資產的管理與運營，基金托管人負責保管基金資產，并對基金管理人進行監督。基金管理人投資于股票、債券、期貨、期權等金融資產，所產生的費用、稅收和債務以基金資產進行支付，所投資購買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歸入基金，所取得的財產和收益，也歸入基金財產中，再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份額持有人分配收益，并不歸基金管理人所有，也不直接歸投資者所有。因此，基金管理人投資基金資產的法律后果由基金承擔，基金管理人并不直接分享基金財產投資所取得的收益，而僅能依據基金契約或托管協議從基金資產中領取管理基金資產的報酬。不僅如此，如果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違反法定義務，造成基金資產的損失，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也有權以基金的名義向對方追償，所取得的賠償也同樣歸入基金資產。由此可見，盡管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實際上運營、管理、保管基金資產，但其法律后果并不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承擔，而是由作為“基金財產和基金管理人、托管人集合體”的證券投資基金來最終承擔。

因此，在投資基金設立后，投資者認購基金單位所交納的金額匯合在一起形成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人的資產集合，與作為外部管理者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形成了“人與財產”的集合體，具有團體的性格，能夠成為法律主體而存在。從證券市場上看，證券投資基金一旦成立，即成為證券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不僅參與股票、債券的買賣，甚至通過入主上市公司，直接介入企業經營管理和內部治理，充當上市公司的積極股東。就其“機構投資者”的身份而言，證券投資基金并不僅僅作為財產存在，而實際上具有一定的主體性。

(二)證券投資基金的稅法地位解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證券投資基金并非僅以作為客體的物而存在，而是具有了團體的特性，能夠作為法律主體而存在，那么，證券投資基金是否能夠作為稅法上的主體呢?

1.納稅主體資格的基本判定。一般說來，在私法上享有完全權利能力的主體，在稅法上也享有完全權利能力，具有納稅主體資格，如自然人和法人。但在相關證券投資基金法規肯認證券投資基金的法人資格之前，其并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民事主體。這是否意味著證券投資基金不能成為稅法主體，則不無疑問。稅法與私法有著不同的價值追求，其權利能力的設定也必然與私法上的權利能力有所差別。民法所關注的是在自由市場經濟下各個經濟主體的平等地位、意志的自由表達以及市場的自由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因此，對私法主體的權利能力的設定更多的是從主體的行為及承擔責任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而稅法所關注的是市場經濟下主體承擔稅收負擔的可能性，其權利能力的設定更多的是從主體取得收益的可能性以及稅收負擔能力予以考量的。在稅法上，應當以具有經濟上的負擔能力(例如所得稅)或在技術上可把握的經濟上的負擔能力的對象(例如營業稅)作為稅收權利能力的享有者。因此，在私法上不享有權利能力或享有部分權利能力的主體，在稅法上出于把握經濟負擔能力之技術的需要，則有可能賦予其完全權利能力或部分權利能力，如非法人團體、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但對于那些在私法上不具備權利能力或僅具備部分權利能力的主體，其稅收權利能力的取得則要根據稅法的具體規定而定。由于稅法是根據負擔能力來分配納稅義務的，因此，一般來講，只要具備稅收負擔能力的主體，無論其在私法上的地位如何，都可以取得稅收權利能力。

那么，作為具有團體性的證券投資基金，并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是否能夠享有獨立的納稅主體資格，則必須探求其是否具備稅法上所要求的“稅收負擔能力”。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征納稅能力之實質的經濟事實。只有在動態的財產變動中實現經濟的流轉，始有可能基于由此發生的增值來重新評價納稅人的納稅能力，只有某一主體從事市場經濟活動并取得經濟收益，才能表明該主體具有經濟能力而足以分攤國家的稅收，也才能現實地承擔納稅義務。另一方面，由于稅收是私人財產向國家的無償轉移，只有經濟收益的實際歸屬主體才能就該收益承擔納稅義務。就證券投資基金而言，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財產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的買賣，進而能夠取得金融資產的買賣差價，進而取得投資收益。此投資收益歸入基金財產中，為基金的增值，基金財產增加的數額便直接反映了基金分攤納稅義務的能力。因此，證券投資基金以其名義進行投資行為并能夠取得收益，表明其具備一定的稅收負擔能力，能夠成為稅法上的納稅主體。相反，由于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從事市場交易活動所產生的任何收益均不帶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財產的增加，其稅收負擔能力不會因此有所變動，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無需就基金所從事的交易行為及其經濟后果承擔納稅義務。

2.證券投資基金成為納稅主體的法律可能性。根據稅收法定原則，某單位和個人要成為納稅主體，在形式上必須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只有在稅法上明確規定某一主體為該稅種的納稅人，該主體才具有相應的納稅主體資格。納稅主體應當是稅收法律或稅收行政法規所明確規定的主體，稅法未明確規定的主體不能成為納稅主體。例如，盡管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同樣為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但《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不適用《企業所得稅法》，則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不具備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資格。因此，證券投資基金是否能夠成為稅法主體之一，還必須明確其在當前的稅制下是否具有成為納稅主體的法律可能性。

從證券投資基金的設立運營過程來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主要包括買賣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行使由此取得的股權和債權。因此，其可能涉及的稅種主要包括營業稅、所得稅和印花稅。我們不妨考察在我國當前的稅制下，證券投資基金是否可能成為上述稅種的納稅主體。

(1)營業稅。根據《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11條的規定，負有營業稅納稅義務的單位為發生應稅行為并向對方收取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的單位，包括獨立核算的單位和不獨立核算的單位。因此，只要符合以下條件，便可以成為營業稅的納稅主體，具備獨立的納稅主體資格：第一，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或銷售不動產。其中應稅勞務是指屬于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娛樂業、服務業稅目征收范圍的勞務。第二，該交易行為必須是有償的，即以從勞務接受方或受讓方(購買方)取得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為條件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或者轉讓不動產所有權的行為。營業稅是以應稅商品或應稅勞務的營業額作為計稅依據的一種商品稅，因此，只要該主體所取得的“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足以表彰其經濟能力和稅收負擔能力，即能夠成為營業稅的納稅主體，進行獨立納稅，而不論該主體是否具備法人資格，是否在銀行單獨開設結算賬戶、是否建立賬簿、編制財務會計報表、是否獨立計算盈虧。因此，證券投資基金盡管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仍可以成為營業稅的納稅主體。進行獨立納稅。(2)所得稅。證券投資基金存續期間產生的所得在形式上屬于受托人，但這些所得并不能歸人受托人的固有財產，受托人最終必須將信托的收益分配給受益人，受益人才是財產收益的最終所有人。但在收益分配給基金持有人之前，證券投資基金所得應當被歸入基金財產本身，由基金財產承擔納稅義務。因為證券投資基金非自然存在的生物有機體，從而也就排除了其作為個人所得稅納稅人的可能性。于是，關鍵的問題在于證券投資基金是否能夠作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l條的規定，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企業是指依法成立并具備一定的組織形式，以營利為目的獨立從事商業生產經營活動和商業服務的經濟組織。作為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企業應當同時具備獨立性和營利性這兩個基本的經濟特征。營利性強調的是企業必須是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活動、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而獨立性則強調，企業擁有自己的財產、獨立承擔財產責任，企業與其投資者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財產相互獨立。具備經濟性和獨立性的企業和其他組織，無論其資金來源、組織形式、法律屬性如何，都可以成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

證券投資基金是具有人和物相結合的組織體，已如前所述。根據《證券投資基金法》第58條的規定，基金財產以資產組合方式投資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債券和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證券品種。通過證券投資，基金能夠獲得相應的證券轉讓收益或權益性投資收益，具有營利性。其第6條規定。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財產。因此，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證券投資基金同樣具備作為企業所得稅納稅主體的資格。

確立證券投資基金納稅主體資格的最大隱憂在于此種課稅模式必然形成對證券投資基金和投資者的經濟性雙重征稅。但對企業投資者而言，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26條第2款的規定，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為免稅收入。因此，可以將持有基金的企業從證券投資基金分配的權益性投資收益“視為權益性投資收益”，從而適用第26條的規定，基金投資收益僅在證券投資基金層面上課稅，不會產生雙重征稅的問題。同樣，為避免對持有基金的個人投資者的經濟性雙重征稅，對其來自基金分配的收益也可以給予免稅，則可以避免由于確立證券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納稅主體資格而產生的雙重征稅問題。因此，雙重征稅問題能夠通過技術性的規范設計加以避免，是稅收政策選擇的問題而非證券投資基金能否具有納稅主體資格的決定性因素。

(3)證券交易印花稅。根據《印花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印花稅的納稅人為在我國境內書立、領受應稅憑證的單位和個人，具體包括各類企業、事業、機關、團體、部隊、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及其在華機構等單位和個人。因此，只要能夠作為合同訂立的一方當事人，即應成為印花稅的納稅人。證券投資基金由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資產買賣股票、債券等基金資產所訂立的合同，也是買賣股票、債券這一所有權轉移合同的法律效果的最終承擔者，是有價證券買賣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也可以成為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納稅人。

無論由基金管理人還是由投資者作為證券投資基金運營收益的納稅人，都是有違稅法基本理論的。既然證券投資基金具有團體性，能夠從事經濟活動并有取得收入的可能，具備稅收權利能力。而證券投資基金作為經濟實體，根據我國當前稅法的規定，也具備成為相關稅種的納稅人的法律可能性，因此，其納稅主體資格應當得到確認。

三、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在稅法中的確立

(一)各國對證券投資基金課稅的基本模式

從當前各國對證券投資基金課稅的方式來看，可以分為以下5種模式：

1.在稅收上無視證券投資基金的存在，僅直接對投資者個人進行征稅。如在日本，投資基金不被視為法人，不必繳納所得稅；在比利時、韓國、巴西等國家，投資基金不是納稅人，也不需納稅；在德國、印度、芬蘭和我國香港地區，則豁免信托基金所獲利息及資本利得等繳納相關稅項。

2.承認證券投資基金為納稅實體，但如果滿足一定的條件，就給予免稅待遇。在盧森堡，如其投資者或收益為某種級別，則可以免稅。在美國，無論是契約型還是公司型共同基金，均被視為納稅主體，應當繳納公司所得稅，如投資基金可保留已實現的長期資本收益，并就此納稅。但根據美國1942年稅法規定，投資公司的股息、利息和任何資本增值在一定條件下是免稅的。條件是：第一，投資公司必須是經證券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的合格公司；投資公司為“受控”公司。

3.對證券投資基金適用正常的稅率，但允許其在分配收益時扣除，因而其實際稅負近乎為零。如在英國、加拿大、挪威，投資基金需全額納稅，但對已分配給投資者的收益部分，可從稅基中予以扣除。最終，投資基金雖然負有納稅義務，但交稅很少，甚至不需交稅。

4.對證券投資基金適用較低的稅率。在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如投資基金能滿足一定條件，則可適用低稅率，甚至零稅率。如在意大利，投資基金按資產值適用差別稅率，以代替直接投資所要負擔的較重的預提稅和累進的所得稅。

5.將證券投資基金視為一般的公司，適用正常的公司稅稅率。如在以色列和愛爾蘭，投資基金根據適用一般公司的稅率完全納稅，但投資者分配到的紅利則完全免稅。

從上述5種課稅模式中不難看出，除第一種模式不承認投資基金是獨立的納稅主體外，其他四種模式均認為投資基金是獨立的納稅主體，需要承擔一定的納稅義務。即便是在第一種模式下，對投資基金予以“免稅”待遇，但仍認為投資基金是作為納稅實體存在的，只不過其納稅義務出于稅收政策的考量而被免除而已。如根據德國《投資稅法》的規定雖然投資基金無須納稅，但投資基金仍被視做獨立的納稅主體來確定稅基。因此，無論對投資基金是否征稅，實際上并不影響投資基金本身所具有的獨立的納稅主體資格。我國在構建投資基金稅制時，可予以借鑒。

(二)我國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稅制的前提——證券投資基金納稅主體資格的確立

由于對證券投資基金是否作為納稅主體問題的法律規定含糊不清，由此也使得整個證券投資基金稅制問題重重，甚至相互矛盾和沖突。因此，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稅制，首先應當確立證券投資基金在稅法上的納稅主體地位。證券投資基金成為納稅主體，不僅符合稅法理論，也具有法律可能性。但在證券投資基金運營的過程中，還存在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資者三方主體。在確定哪一主體應當就證券投資基金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收益而承擔納稅義務時，我們不妨考察證券投資基金的相關當事人能否作為該收益的納稅人。

1.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如前所述，投資基金是作為團體性組織存在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無疑僅是投資基金這一主體的外部管理機構。在基金正式成立之后，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資產的管理和運營，托管人負責基金資產的保管，并對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資產的情況加以監督，他們對外以投資基金的名義買賣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行使因基金財產運作和處分所產生的債權和股權。因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是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機關和對外代表機關，只不過所采用的是外部管理的方式，其所有的運營都是通過第三方來進行的。因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所實施行為的一切后果均應歸屬于證券投資基金，無論積極財產和消極財產最終都應當由證券投資基金來承擔。因基金運營所產生的一切費用和債務，也都應由投資基金來承擔。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有權向投資基金追償其所支付的因投資基金運營所產生的一切費用。稅收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成本之一，因證券投資基金從事經濟活動所應當承擔的稅收負擔，同樣應當由投資基金來承擔，由基金管理人從基金財產中進行支付。從制度設計上來說，固然可以要求基金管理人就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而繳納營業稅。但該差價收人因基金投資而產生，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賺取的差價收入只是基金財產的一部分，并不歸基金管理人所有，因此所負擔的納稅義務最終應當以基金財產進行繳納。如果由基金管理人作為營業稅的納稅人，基金管理人固然是以基金財產來進行支付，而一旦基金剩余財產不足以支付該營業稅，作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的基金管理人便需要以自有財產來繳納該稅款，這便使得基金管理人對基金的稅收債務負擔一定程度的“無限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都不應當成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的納稅人。

2，投資者。證券投資基金設立的目的是通過集中投資者所投入的資金，透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經營運作，實現盈利的目的，因此，投資者是基于其所認購的投資基金的受益憑證而成為證券投資基金的最終受益人。證券投資基金運營所取得的收益最終都應當分配給投資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投資者作為證券投資基金投資收益的納稅人，似乎是沒有疑問的。但一方面，投資者所取得的收益必然是扣除了所有費用、彌補了投資損失并由基金管理人分配的凈所得，以投資者為納稅主體，則尚未分配的收益部分便無法對其進行課稅。另一方面，如營業稅等以營業額作為課稅對象的稅種，更是無法以投資者所取得的凈所得為稅基進行征收。在我國目前的課稅方式下，這種問題則更為突出。根據我國目前的規定，投資者從基金分配中獲得的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以及企業債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發行債券的企業在向基金派發股息、紅利、利息時代扣代繳20％的個人所得稅，由于投資基金可能將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分配的收益用于彌補投資虧損、扣除投資成本和費用，投資者所實際取得的投資收益遠遠低于上市公司所分配的收益，由上市公司或發行債券的企業在派發股息、利息時即予以扣繳，無疑提高了投資者個人所得稅的稅基，增加了其稅收負擔。況且，從上市公司分配收益到證券投資基金分配該收益，所間隔的期間是無法預期的，如在上市公司分配收益時即對投資者自證券投資基金所分配的收益扣繳其個人所得稅，則要求其在納稅義務成立之前即提前履行其納稅義務，而基金投資收益未分配的部分也無法享受稅收遞延待遇。更重要的是，企業和個人投資者所取得的股息和紅利，其稅收負擔存在巨大的差異。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非居民企業從居民企業取得與該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系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為免稅收入。而根據《個人所得稅法》以及相關行政規章的規定，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征個人所得稅。然而，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財產進行投資、行使股權，上市公司也很難確知所分配的股息的最終取得主體是企業還是個人投資者，無法真正的“依法課稅”。所以，出于稅收公平和效率的考慮，就基金從上市公司所分配的收益，仍不應以投資者作為納稅義務人。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無論是直接以基金管理人還是投資者作為證券投資基金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納稅義務的承擔者，都存在諸多的問題。既然投資基金能夠以其投資者的財產和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有機結合形成組織體，則無論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均為投資基金的代表機關，其以基金名義所實施的行為，法律后果均應歸屬于投資基金。因此，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財產所實施的買賣股票、債券的行為，是投資基金的行為，投資基金應當根據營業稅法的規定負擔納稅義務。就所得稅而言，只有確立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才能使得證券投資基金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收益、費用、成本和虧損最終集中到投資基金這一層面上，使得成本、費用得以從收益中扣除，所產生的投資虧損也能夠得到彌補。同時，只有確立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才能夠明晰投資者的納稅義務的范圍與界限，使得投資者僅對分配所取得的投資收益承擔納稅義務，留存于投資基金的未分配的投資收益仍歸屬于投資基金本身，投資者對其不負任何納稅義務，從而才能解決稅收公平與稅收遞延的問題。因此，只有在確立了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之后，才能明晰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資者各自的納稅義務的范圍及成立時間，才能使證券投資基金稅制的制度設計符合稅收公平，并促進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

(三)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稅制的完善

在確立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之后，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稅制中所存在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那么，我們可以分別從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投資者三個不同的納稅主體，來重新構建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稅制。

1，證券投資基金。證券投資基金應當對其運營過程中所發生的收益承擔納稅義務。具體來說，證券投資基金設立之后，作為證券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證券投資基金的主要業務范圍在于進行金融資產的投資，由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資產買賣股票、債券、期權等金融資產，所取得的差價收入屬于營業稅的征稅范圍。證券投資基金應當就此差價收入承擔納稅義務。

就所得稅而言，證券投資基金從證券市場上取得的所得，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應當統一歸屬于證券投資基金所有。證券投資基金取得該所得后即應就該所得承擔所得稅的納稅義務。并確定證券投資基金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本和費用，計算證券投資基金當期的凈所得。如在投資過程中產生虧損，則可以該所得彌補虧損。扣除成本、費用、彌補虧損后的所得為應納稅所得額，用以計算納稅。但投資者自證券投資基金分配收益時仍應承擔納稅義務，為避免經濟性的重復征稅，可對已分配的收益免稅或對允許投資者在納稅時抵扣證券投資基金已繳納的所得稅。由于基金管理人是證券投資基金的代表機關，其對外所簽訂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的買賣合同，應以證券投資基金作為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作為訂立該合同所產生的印花稅的納稅人。

2.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在確立了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之后，基金管理人的納稅義務可以進一步明晰化。由于基金管理人是證券投資基金的代表機關，其以基金名義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應歸屬于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管理人并不對此負有任何納稅義務。因此，并非如《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所稱，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暫免征收營業稅，而是證券投資基金并不作為該營業稅的納稅人，不對此負有納稅義務。同樣，對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而產生的印花稅。同樣不以基金管理人作為納稅主體，其不對此負擔納稅義務。

篇（2）

2.注重教學內容的開放性和前瞻性

“證券投資學”課程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其創新性強，證券市場上新品種、新規則、新現象層出不窮；二是其動態性強，證券市場的行情瞬息萬變。這兩個特點決定了“證券投資學”的教學內容必須與時俱進，呈現開放式的姿態，不斷融合新的知識和理念，突破傳統課堂教學由于受到物理空間和授課時間的限制導致學生難以直觀地感受到證券市場的動態特征的情況。因此，證券投資學的課堂教學應在內容、時間和空間上進一步拓展和延伸。教師在證券投資學的教學中首先要知道何可言，何不可言；何可為，何不可為；何可取，何不可取。[3]首先要注重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社會責任感。其次要培養學生高效的溝通技巧，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夠讓他人迅速了解自己想法，從而對他人施加影響，充分展現自己和自己所從事項目的思想和價值。再次要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現在在任何領域的創新都要涉及多個領域的知識，它已經不是一個人單打獨斗就能夠實現的。因而，團結協作的精神是在“證券投資學”教學過程中應予以特別關注的。最后要培養學生開闊的國際視野。面對經濟的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培養的證券投資業拔尖創新型人才必須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要熟悉國際文化環境，擁有國際態度和國際知識，擁有國際意識、國際活動能力和競爭能力。因此，“證券投資學”教學內容的開放性和前瞻性是研究型大學金融學專業教學必須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篇（3）

投資是企業重要的財務活動之一，它通常是指企業將一定的財力和物力投入到一定的對象上，以期在未來獲取收益的經濟行為。投資活動可以按多種標準進行分類，其中按投資方式的不同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直接投資又稱為實物投資，是指直接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進行投資，直接形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能力。直接投資往往數額大，回收期長、與生產經營聯系緊密。

間接投資一般也稱為證券投資，是指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資產購買或取得其他單位的有價證券（股票、債券等）。

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技術的先進程度、證券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投資對象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經營和發展的潛力，因此，對固定資產投資和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固定資產投資決策

1、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如前所述，固定資產投資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由于它投資數額大、投資回收期長、一經決策和實施就難以改變，因此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成敗與否后果深遠。實務中，企業在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時，一般都要提出幾種投資方案，進行反復比較后從中選取最佳或最合理的方案，這就需要運用凈現值法、內含報酬率法、現值指數法、投資回收期法、平均報酬率法等投資決策方法，但現行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采用凈現值(簡稱NPV)法。所謂凈現值是指投資方案的未來現金流人量的現值和現金流出量的現值的差額。用公式可表達為：

NPV=∑CIt／(1+i)t—∑COt／(1+i)t

其中：CI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入量；CO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出量；i表示預定的折現率。

凈現值法的決策規則是：在只有一個備選方案的采納與否決策中，凈現值為正者則采納，凈現值為負者不采納；在有多個備選方案的互斥選擇決策中，應選用凈現值是正值中的最大者。

2、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不難發現，凈現值法與其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優點：

(1)凈現值法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能夠反映各種投資方案的凈收益，即以各種投資方案收益的大小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因此是一種較好的方法。

(2)凈現值法與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相一致。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就是該方案能夠給企業增加的價值，因此要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目標，就必須在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凈現值最大且不小于零的投資方案。

因此，現行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凈現值法進行固定資產的投資決策。

二、證券投資決策

1．證券投資決策方法。證券投資決策的目標就是將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風險聯系起來，對二者進行權衡后選擇最為合理的證券進行投資。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主要是討論如何在規避風險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獲取證券投資收益，這就是著名的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理論最初由馬考維茨(HMarkowitz)于20世紀50

年代創立，后經威廉•夏普(WSharpe)等人發展，主要運用證券投資回報率的期望值E和系統風險系數β兩個指標表示一個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投資價值，以此為基礎的分析被稱為“E—β”分析。

證券投資組合的風險可以分為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風險，即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系統風險又稱為不可分散風險或市場風險，是由于一些會影響到所有公司的因素如戰爭、通貨膨脹、經濟衰退、金融危機、國際市場的變化引起的風險。這些因素對任何企業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系統風險又稱為可分散風險或公是指發生于個別公司的因素如新產品開發失敗、失去一項重要合同、重大項目投標的失敗、競爭對手的出現、生產工藝技術的老化等所造成的風險，此類風險可以通過多元化的投資來分散或消除。

2．對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資本市場理論和實踐研究表明，證券的回報率和系統風險之間存在著很高的相關性，即風險與收益對等，高風險可以用高回報來補償，而低風險則伴隨著低回報。在完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證券的價格反映其價值，證券的價格在任何時刻都應與其價值相符，因此購買或出售證券只能獲得與該證券的系統風險相一致的回報率。也就是說，證券投資的凈現值等于零。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不能用凈現值作為評價指標，而應采用“E—β”分析法。

綜上所述，對固定資產投資與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差異歸納為以下幾點：

(1)現行企業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主要采用凈現值(NPV)法，而對證券投資決策則采用回報率與風險(E—β)分析法。

(2)只有當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不小于零時，才有可能接受該方案，而證券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一般為零。

(3)由于證券市場的競爭性遠遠高于產品市場，使得證券市場能夠迅速達到競爭性均衡狀態，因此，證券投資的平均租金高于零；而產品市場或者因為存在壟斷和寡頭，或者因為某個或某些企業的創新而使得該行業調整到競爭性均衡狀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賺取經濟租金。

三、原因分析

1．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角度來看。上面的分析似乎表明固定資產決策和證券投資決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類型，其實并非如此，兩者實際上都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量化風險。

威廉•夏普1964年開創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簡稱CAPM)被認為是財務管理學形成和發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現第一次使人們能夠對風險進行定量分析。這一模型為：

Kj=Rf+βj(Km—Rf)。

式中：K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必要報酬率；Rf代表無風險報酬率；β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β系數；Km表示所有股票或所有證券的平均報酬率。

可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簡單、直觀地揭示了證券的期望報酬率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例：當前的無風險報酬率為6％，市場平均報酬率為12％，A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大，其值β為1．5；B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小，其β值為0．75，則：

A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1．5×(12％—4％)=18％

B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0．75×(12％—4％)=12％

因此，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證券投資分析的直接工具，應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可以直接預測證券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而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同樣發揮作用，即可以用于估計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機會成本，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風險越大，資金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大于零，就說明該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期望報酬率大于資金的機會成本。

因此，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決策還是證券投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都是一個有效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在證券投資決策中，資金的機會成本就是該證券投資的期望報酬率；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用估計的資金機會成本作為折現率對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預期現金流量進行折現，計算其凈現值，并根據計算結果的大小對投資方案作出取舍。

篇（4）

基金項目：本文為廣東省教育廳、廣東高校優秀青年創新人才培育計劃項目“上市公司證券投資的盈余管理與信息披露研究"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主持人：吳戰篪，編號：wym09050），并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暨南大學創新基金：A股市場估值的心理因素研究，課題編號：wym09050）”以及“暨南大學優秀本科推免研究生科研創新培育計劃項目”的資助。

作者簡介：吳戰篪（1975―），男，暨南大學會計系(廣州，510632)，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投融資與盈余管理。

李曉龍(1987―)，男，暨南大學會計系(廣州，510632)，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務管理與證券投資。

一、引 言

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參與證券投資，就非金融類公司而言，2007年參與證券投資的有706家，2008年雖有金融危機，但參與的仍有697家，2009年為731家，2010年多達757家，近一半的非金融類上市公司參與了短期證券投資。上市公司對證券市場的投資如果出于資金管理或戰略并購的需要，則是一種正常的投資理財，但過度投資于證券市場，則是一種非效率投資。因為從公司自身來看，非金融類上市司并不具備基金、證券等專業機構投資者所具有的資源優勢。從市場總體來看，如果非金融類公司將從證券市場取得的資金再重復運用于證券投資，很可能導致虛擬經濟膨脹而實體經濟不足，不利于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和發揮其資源優化配置功能。

監管機構一直高度重視上市公司對證券市場的投資，并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設計了一系列控制措施遏制上市公司的過度證券投資。2007年，深圳證券交易所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4號――證券投資》（以下簡稱“指引”）。該“指引”規定了上市公司不得利用新股募集資金或者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明確“上市公司證券投資總額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10%以上，且絕對金額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應在投資之前經董事會審議批準并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上市公司證券投資總額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50%以上，且絕對金額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的，或根據公司《章程》規定應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的，公司在投資之前除按照前款規定及時披露外，還應提交股東大會審議。在召開股東大會時，除現場會議外，公司還應向投資者提供網絡投票渠道進行投票”。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首先檢驗了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過度證券投資現象，發現在2007年至2010年間每年均存在100到200多家上市公司存在過度證券投資現象。其次為解釋其形成原因，本文對公司治理結構變量與過度證券投資量之間進行相關性檢驗，發現二者并無顯著相關性；最后通過對投資者情緒與過度證券投資量的檢驗，發現過度證券投資與投資者情緒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的成因并非由于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而是投資者情緒的高漲。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由于有價證券可以轉化為現金，詹姆斯（1971）［1］將企業短期有價證券組合分為備用現金、可控現金和自由現金三部分。若企業期初自由現金較多，企業在下一會計年度內會增加有價證券從而提高資金管理的收益。由于企業對其負債具有還本付息的壓力，當企業負債較高時，證券投資的自由現金部分較少，而公司規模較大的企業，更有能力對證券投資進行專業化經營。Myers(1977)［2］(147-175)認為低成長性企業由于缺乏投資機會則擁有大量自由現金流，而投資一些短期高風險項目，因此當公司的銷售增長率和資產收益率較低時，上市公司會選擇證券投資來提高收益率。上述分析表明企業正常的證券投資量由公司的自由現金、資產負債率、公司規模和公司的主業投資機會決定，為此本文借鑒Richardson( 2006)［3］(159-189)對過度投資的判定方法以及“指引”對過度證券投資的判斷，認為若公司的實際投資量超過正常投資量，且達到“指引”提出的需進行信息披露的第一項標準，即證券投資總量超過1000萬，則為過度證券投資。

由于“指引”試圖通過公司治理機制來遏制過度證券投資，因此本文首先研究過度證券投資是否源于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Jensen 和Meckling 指出股東與經理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4］(305-360)主要體現在管理層對待項目風險的態度和方式可能與股東不同。這種沖突反映在企業投資領域就是各種非效率投資行為，而過度證券投資顯然是一種非效率的短期投資行為。管理者為什么會選擇短期投資呢？Narayanan（1985）［5］(1469-1484)指出當職業經理人市場不能完全確定其價值前，管理者會選擇次優的短期項目，增長公司當前業績，使自身獲得更高薪酬。Lundstrum（2002）［6］(353-371)認為在經理人市場和股東根據投資項目的業績推斷經理能力的情況下，經理人為了提高自己的職業聲望和將來的報酬，就可能過分追求短期結果。

依據上述研究，本文認為管理者可能從自身利益（提高薪酬，保留職位）的角度選擇過度短期證券投資從而提高短期業績、有損公司的長期價值。較好的公司治理則有助于抑制管理者“投資短視”。在公司治理激勵機制中，較高的管理層持股有助于管理者的利益與公司的長遠利益掛鉤，從而減少其對短期薪酬的關注；在公司約束機制中，公司實際控制人持股比率和獨立董事的數量越大，則對管理者的監督越強，降低了管理者和股東的信息不對稱，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的短期投機動機；另外公司過高的管理費用意味著公司管理者的在職消費較多，公司治理機制的效果存在問題。為此，本文提出假設1：

上市公司的過度證券投資量與管理者持股、公司實際控制者持股比率、獨立董事的數量、管理費用呈負相關關系。

傳統財務理論假定企業的經理人與投資者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決策者, 嘗試通過激勵約束機制, 完善公司治理，使得公司管理人員按照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實際上，公司的投資者與管理者并不總是理性，“指引”寄望于通過公司治理機制遏制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可能難以發揮有效作用。行為財務理論從投資者非理性的角度出發研究了投資者情緒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股權融資渠道模型”認為投資者情緒會影響企業的股權融資數量和成本，從而影響投資行為。Stein( 1996)［7］(429-455)的“市場時機選擇模型”認為理性的管理者會通過選擇市場時機來發行或回購股票，進而影響投資項目。Baker、Stein and Wurgler (2003)［8］(203-218)的研究表明投資水平與股價之間存在正向關系, 股權融資依賴程度越高, 企業投資對股價波動就越敏感。Polk and Sapienza（2009)［9］(187-217)認為在不存在融資約束的情況下，管理者可能增加（減少）投資以主動迎合投資者高漲（悲觀）的情緒, 而迎合程度取決于股東的預期與企業的不透明程度。花貴如等（2010）［10］(49-55)以中國市場的經驗數據研究表明，投資者情緒與企業過度投資正相關, 而與投資不足負相關。上述研究表明在投資者情緒高漲而管理者理性的假定下，管理者可能因股價高漲、融資成本較低而融入資金，這可能導致企業的過度投資，即使管理者不融入股權資金，也可能出于迎合投資者非理性的需求來過度投資。由于短期證券投資對企業資金的敏感性，即使“指引”限制了利用募集資金進行證券投資，管理者也可能因為資金總量充足來加大投資證券市場。從迎合角度來看，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的非理性，管理者可能因市場投資者情緒的高漲加大證券投資來提升短期業績從而迎合短視的股東，這樣的行為源于管理者可以利用現行會計準則對證券投資收益進行盈余管理（吳戰篪、羅紹德、王偉，2009）。［11］(42-49)如果放松管理者理性的假定，則結果更為確定，在投資者情緒高漲時，非理性的管理者會受到市場投資情緒的感染，表現出類似基金經理的“羊群行為”。為此本文提出假設2：

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量與投資者情緒呈正相關關系。

三、研究設計

論文首先借鑒Richardson (2006)研究企業過度投資的模型，依據模型(1)估算出上市公司正常證券投資水平，若模型的殘差項為正，則表明過度投資，為負則投資不足。由于按該方法不存在投資正常的公司，為此本文認為若殘差項為正的公司同時達到“指引”提出的證券投資總量超過1000萬，才成為過度證券投資的公司。隨后，用過度證券投資公司的回歸殘差（上市公司實際的證券投資減去估算的證券投資）作為因變量來考察過度證券投資。

ASItAssett-1=β0+β1Casht-1Assett-1+β2Levt-1+β31Assett-1+β4Inst-1〖〗Assett-1+β5Growtht-1+β6Roat-1+β7∑Industry+β8∑Year+ε(1)

其中：ASIt為t年的平均證券投資量，Casht-1、Levt-1、Assett-1、Inst-1、Growtht-1、Roat-1分別為上期年末的自有現金、資產負債率、總資產、證券投資量、銷售增長率、資產收益率，Industry 、Year為行業和年份變量。

其次，本文采用模型2檢驗假說1，考察公司治理機制是否對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體模型如式(2)所示：

Overt(Undert)=β0+β1SR_SMt+β2SR_Accontrolt+β3RAEt+β4IdRt+β5Casht-1Assett-1+β6Levt-1+β7Inst-1Assett-1+β8Roat-1+β9∑Industry+β10∑Year+ε(2)

其中：Overt和Undert分別指代公司證券投資量過度和不足；SR_SMt為高管持股比率；SR_Accontrolt為實際控制者所占股權比例；RAEt為管理費用和營業總收入的比值；IdRt為獨立董事占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根據模型(1)的研究，擬采用期初現金持有比率、資產負債率、上年證券投資量、資產收益率、行業和年份作為控制變量。

最后，本文采用模型3檢驗假說2，以考察投資者情緒對過度證券投資量的影響。本文借鑒Polk 和 Sapienza (2009)、花貴如（2010）等的研究，選用動量指標上市公司年累積收益率（CUReturn）、股票的市盈率（PE）和年份變量（Year）作為投資者情緒的指標。具體模型如(3)所示：

Overt(Undert)=β0+β1PEt+β2CUReturnt+β3∑Year+β4Casht-1Assett-1+β5Levt-1+β6Inst-1Assett-1+β7Roat-1+β8∑Industry+ε(3)

其中：Overt和Undert分別指代公司證券投資量過度和不足；PEt為市盈率，CUReturnt為股票的累積年收益率，Year為年份變量，用來衡量市場整體情緒對證券投資的影響，其他控制變量與模型(2)類似。

四、檢驗結果和分析

（一）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全部來自CSMAR數據庫、RESSET數據庫，數據處理使用SAS 91和Excel 2007。在數據選取上，考慮到金融保險類行業特殊性，本文擬采用2007-2010年間在我國A股市場上的非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關于證券投資量的計算，采用“交易性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到期投資”三個科目數據之和。對于尚未使用新準則的2006年，采用“短期投資”科目的數據替代。在樣本選取上，首先根據《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將金融類行業的樣本剔除。其次，剔除ST和PT等存在特殊交易和變量缺失的數據，總共得到2666個樣本。

（二）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檢驗

本文用模型(1)檢驗了是否存在過度證券投資，如表1所示，我國有接近50%的非金融類A股上市公司參與證券投資，且存在一定程度的過度證券投資。研究發現，公司證券投資量與公司期初現金顯著正相關，而與資產負債率、資產收益率顯著負相關，而公司資產規模、營業收入增長率對公司證券投資影響不明顯。此外，信息技術業、房地產業等主業迅速增長的企業證券投資量較少；2007年的系數顯著正相關，說明證券投資受到市場整體情況的影響。

（三）公司治理機制與公司證券投資的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表2列示了模型(2)的檢驗結果。本文除檢驗過度證券投資公司的過度證券投資量與公司治理結構變量的關系外，還以非過度證券投資公司為參照。結果發現，過度證券投資量(Over)與所有公司治理結構變量均不存在相關性，表明公司治理結構的好壞不是過度證券投資的成因。非過度證券投資量（Under，殘差的絕對值）僅與管理費用負相關，這表明公司治理結構并不能有效遏制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

（四）投資者情緒與公司證券投資的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3)的檢驗結果。本文除檢驗過度證券投資公司的過度證券投資量與投資者情緒的關系外，還以非過度證券投資公司為參照。結果發現，在過度投資樣本中，公司的估值水平（PE）與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量不存在相關性，這表明“股權融資渠道”并不構成過度證券投資的動因，這可能是因為深交所的“指引”對募集資金用于證券投資進行了較嚴格地限制。而公司年累積收益率（CUReturn）與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量（Over）呈顯著地正相關，這說明“迎合渠道”構成了過度證券投資的動因，管理者因公司投資者情緒的高漲進行短期證券投機以迎合部分投資者需求，而該項收益在現有會計準則下可以通過盈余管理的方式提高公司的短期業績，這滿足了短視性股東的要求。而衡量市場整體投資者情緒的年份變量Year中2007年（Yearl）的系數與過度投資量顯著正相關，由于2007年是公認的大牛市，這表明上市公司管理者在市場整體投資者情緒高漲時受到投資者情緒的感染，加大對證券市場的投資，管理者如同普通中小散戶一樣具有“羊群效應”。與之對應的是，在非過度投資樣本中，公司投資者情緒的指標（CUReturn）與投資不足量（Under，殘差的絕對值）負相關，說明公司投資者情緒越高，證券投資不足越少，投資者情緒對證券投資不足具有抑制作用；而市場整體投資者情緒指標與投資不足呈正相關關系，這表明在非過度證券投資公司中的管理者是理性的，恰好說明過度證券投資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資者都存在非理性因素。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上述結論的穩健性，本文仿效辛清泉等( 2007)［12］(110-122)的穩健性測試, 將模型的殘差按大小等分成三組，殘差最大的一組為投資過度組，殘差最小的一組為投資不足組，回歸分析發現，過度證券投資的公司有889家，與投資者情緒、期初現金等顯著正相關；而證券投資不足的公司有1103家，與期初現金、年份變量顯著相關，而與投資者情緒不相關，支持前文論述。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1）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參與證券投資，且存在一定的過度證券投資現象；（2）我國上市公司過度證券投資的動因并非基于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下管理者對股東利益的侵犯；（3）在公司投資者情緒高漲時，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存在對投資者情緒的“理性迎合”動機，這是過度證券投資的重要原因之一；（4）在市場整體投資者情緒高漲時，管理者會受到投資者情緒的感染從而加大對證券市場的投資，是過度證券投資現象的另一重要成因。

過度證券投資是一種非效率性投資，不利于公司價值最大化和市場整體資源優化配置。正如Richardson(2006)所認為的那樣，①本文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公司治理同過度證券投資的關系很小，而同投資者情緒的關系很大，這涉及到投資者和管理者非理性的問題。在管理者并非出于侵犯公司股東利益，而是迎合投資者情緒或受投資者情緒感染的情況下，僅通過公司治理機制來規范上市公司的證券投資行為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指引”通過信息披露或者表決機制難以改變管理者的非理。必須加強投資者和管理者教育，使其認識到過度證券投資行為的危害或許是更有效的途徑。

注 釋：

①Richardson(2006)認為，同眾多研究者的結論一樣，公司治理結構同公司價值或公司決策的制定相關性較弱，在大樣本的背景下，僅僅有一些公司的治理措施同過度投資相關，例如擁有較積極的股東和一定反收購條款的公司，其過度投資的可能性很小。

主要參考文獻：

［1］James M Stancill The Management of Working of Capital［ M］ Scranton,PA: Intext Educational Publisher，1971.

［2］Myers S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es，1977, 5（2）.

［3］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11.

［4］Jensen M, Meckling W The theory of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

［5］Narayanan, MP Managerial incentives for short-run results ［J］ Journal of Finance, 1985,40.

［6］Len Lundstrum Corporate Investment Myopia：A Horse race of the Theorie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2，（8）.

［7］Stein, J Rational Capital Budgeting in an Irrational World Journal of Business, 199669.

［8］Baker，M，Stein，JC，and Wurgler，J When does the market matter? Stock prices and the investment of equity-dependent firm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3.

［9］Christopher Polk, Paola Sapienza The Stock Marke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A Test of Catering Theory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 2009, 2(1).

［10］花貴如，劉志遠投資者情緒、企業投資行為與資源配置效率［J］會計研究，2010，11.

［11］吳戰篪，羅紹德，王 偉證券投資收益的價值相關性與盈余管理研究［J］會計研究，2009(6).

［12］辛清泉，林 斌，王彥超 政府控制、經理薪酬與資本投資［J］經濟研究，2007(8).

Corporate Governance, Investor Emotion and Over-investment on Securities

篇（5）

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技術的先進程度、證券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投資對象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經營和發展的潛力，因此，對固定資產投資和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固定資產投資決策

1、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如前所述，固定資產投資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由于它投資數額大、投資回收期長、一經決策和實施就難以改變，因此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成敗與否后果深遠。實務中，企業在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時，一般都要提出幾種投資方案，進行反復比較后從中選取最佳或最合理的方案，這就需要運用凈現值法、內含報酬率法、現值指數法、投資回收期法、平均報酬率法等投資決策方法，但現行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采用凈現值(簡稱NPV)法。所謂凈現值是指投資方案的未來現金流人量的現值和現金流出量的現值的差額。用公式可表達為：

NPV=∑CIt／(1+i)t—∑COt／(1+i)t

其中：CI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入量；CO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出量；i表示預定的折現率。

凈現值法的決策規則是：在只有一個備選方案的采納與否決策中，凈現值為正者則采納，凈現值為負者不采納；在有多個備選方案的互斥選擇決策中，應選用凈現值是正值中的最大者。

2、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不難發現，凈現值法與其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優點：

(1)凈現值法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能夠反映各種投資方案的凈收益，即以各種投資方案收益的大小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因此是一種較好的方法。

(2)凈現值法與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相一致。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就是該方案能夠給企業增加的價值，因此要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目標，就必須在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凈現值最大且不小于零的投資方案。

因此，現行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凈現值法進行固定資產的投資決策。

二、證券投資決策

1．證券投資決策方法。證券投資決策的目標就是將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風險聯系起來，對二者進行權衡后選擇最為合理的證券進行投資。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主要是討論如何在規避風險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獲取證券投資收益，這就是著名的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理論最初由馬考維茨(HMarkowitz)于20世紀50

年代創立，后經威廉•夏普(WSharpe)等人發展，主要運用證券投資回報率的期望值E和系統風險系數β兩個指標表示一個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投資價值，以此為基礎的分析被稱為“E—β”分析。

證券投資組合的風險可以分為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風險，即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系統風險又稱為不可分散風險或市場風險，是由于一些會影響到所有公司的因素如戰爭、通貨膨脹、經濟衰退、金融危機、國際市場的變化引起的風險。這些因素對任何企業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系統風險又稱為可分散風險或公是指發生于個別公司的因素如新產品開發失敗、失去一項重要合同、重大項目投標的失敗、競爭對手的出現、生產工藝技術的老化等所造成的風險，此類風險可以通過多元化的投資來分散或消除。

2．對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資本市場理論和實踐研究表明，證券的回報率和系統風險之間存在著很高的相關性，即風險與收益對等，高風險可以用高回報來補償，而低風險則伴隨著低回報。在完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證券的價格反映其價值，證券的價格在任何時刻都應與其價值相符，因此購買或出售證券只能獲得與該證券的系統風險相一致的回報率。也就是說，證券投資的凈現值等于零。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不能用凈現值作為評價指標，而應采用“E—β”分析法。

綜上所述，對固定資產投資與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差異歸納為以下幾點：

(1)現行企業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主要采用凈現值(NPV)法，而對證券投資決策則采用回報率與風險(E—β)分析法。

(2)只有當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不小于零時，才有可能接受該方案，而證券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一般為零。

(3)由于證券市場的競爭性遠遠高于產品市場，使得證券市場能夠迅速達到競爭性均衡狀態，因此，證券投資的平均租金高于零；而產品市場或者因為存在壟斷和寡頭，或者因為某個或某些企業的創新而使得該行業調整到競爭性均衡狀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賺取經濟租金。

三、原因分析

1．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角度來看。上面的分析似乎表明固定資產決策和證券投資決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類型，其實并非如此，兩者實際上都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量化風險。

威廉•夏普1964年開創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簡稱CAPM)被認為是財務管理學形成和發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現第一次使人們能夠對風險進行定量分析。這一模型為：

Kj=Rf+βj(Km—Rf)。

式中：K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必要報酬率；Rf代表無風險報酬率；β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β系數；Km表示所有股票或所有證券的平均報酬率。

可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簡單、直觀地揭示了證券的期望報酬率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例：當前的無風險報酬率為6％，市場平均報酬率為12％，A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大，其值β為1．5；B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小，其β值為0．75，則：

A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1．5×(12％—4％)=18％

B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0．75×(12％—4％)=12％

因此，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證券投資分析的直接工具，應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可以直接預測證券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而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同樣發揮作用，即可以用于估計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機會成本，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風險越大，資金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大于零，就說明該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期望報酬率大于資金的機會成本。

因此，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決策還是證券投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都是一個有效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在證券投資決策中，資金的機會成本就是該證券投資的期望報酬率；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用估計的資金機會成本作為折現率對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預期現金流量進行折現，計算其凈現值，并根據計算結果的大小對投資方案作出取舍。

2．從經濟租金和有效資本市場假說的角度來看。

經濟租金是扣除全部成本后的凈額，這些成本不僅包括生產成本、儲藏成本等，而且包括資金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經濟租金是扣除了資金的機會成本之后的利潤。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價格理論，競爭促使經濟租金趨于零。

篇（6）

投資是企業重要的財務活動之一,它通常是指企業將一定的財力和物力投入到一定的對象上,以期在未來獲取收益的經濟行為。投資活動可以按多種標準進行分類,其中按投資方式的不同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直接投資又稱為實物投資,是指直接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進行投資,直接形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能力。直接投資往往數額大,回收期長、與生產經營聯系緊密。

間接投資一般也稱為證券投資,是指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資產購買或取得其他單位的有價證券(股票、債券等)。

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技術的先進程度、證券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投資對象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經營和發展的潛力,因此,對固定資產投資和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固定資產投資決策

1、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如前所述,固定資產投資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由于它投資數額大、投資回收期長、一經決策和實施就難以改變,因此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成敗與否后果深遠。實務中,企業在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時,一般都要提出幾種投資方案,進行反復比較后從中選取最佳或最合理的方案,這就需要運用凈現值法、內含報酬率法、現值指數法、投資回收期法、平均報酬率法等投資決策方法,但現行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采用凈現值(簡稱NPV)法。所謂凈現值是指投資方案的未來現金流人量的現值和現金流出量的現值的差額。用公式可表達為:

NPV=∑CIt/(1+i)t—∑COt/(1+i)t

其中:CI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入量;CO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出量;i表示預定的折現率。

凈現值法的決策規則是:在只有一個備選方案的采納與否決策中,凈現值為正者則采納,凈現值為負者不采納;在有多個備選方案的互斥選擇決策中,應選用凈現值是正值中的最大者。

2、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不難發現,凈現值法與其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優點:

(1)凈現值法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能夠反映各種投資方案的凈收益,即以各種投資方案收益的大小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因此是一種較好的方法。

(2)凈現值法與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相一致。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就是該方案能夠給企業增加的價值,因此要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目標,就必須在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凈現值最大且不小于零的投資方案。

因此,現行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凈現值法進行固定資產的投資決策。

二、證券投資決策

1.證券投資決策方法。證券投資決策的目標就是將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風險聯系起來,對二者進行權衡后選擇最為合理的證券進行投資。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主要是討論如何在規避風險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獲取證券投資收益,這就是著名的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理論最初由馬考維茨(HMarkowitz)于20世紀50

年代創立,后經威廉?夏普(WSharpe)等人發展,主要運用證券投資回報率的期望值E和系統風險系數β兩個指標表示一個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投資價值,以此為基礎的分析被稱為“E—β”分析。

證券投資組合的風險可以分為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風險,即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系統風險又稱為不可分散風險或市場風險,是由于一些會影響到所有公司的因素如戰爭、通貨膨脹、經濟衰退、金融危機、國際市場的變化引起的風險。這些因素對任何企業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系統風險又稱為可分散風險或公是指發生于個別公司的因素如新產品開發失敗、失去一項重要合同、重大項目投標的失敗、競爭對手的出現、生產工藝技術的老化等所造成的風險,此類風險可以通過多元化的投資來分散或消除。

2.對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資本市場理論和實踐研究表明,證券的回報率和系統風險之間存在著很高的相關性,即風險與收益對等,高風險可以用高回報來補償,而低風險則伴隨著低回報。在完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證券的價格反映其價值,證券的價格在任何時刻都應與其價值相符,因此購買或出售證券只能獲得與該證券的系統風險相一致的回報率。也就是說,證券投資的凈現值等于零。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不能用凈現值作為評價指標,而應采用“E—β”分析法。

綜上所述,對固定資產投資與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差異歸納為以下幾點:

(1)現行企業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主要采用凈現值(NPV)法,而對證券投資決策則采用回報率與風險(E—β)分析法。

(2)只有當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不小于零時,才有可能接受該方案,而證券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一般為零。

(3)由于證券市場的競爭性遠遠高于產品市場,使得證券市場能夠迅速達到競爭性均衡狀態,因此,證券投資的平均租金高于零;而產品市場或者因為存在壟斷和寡頭,或者因為某個或某些企業的創新而使得該行業調整到競爭性均衡狀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賺取經濟租金。

三、原因分析

1.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角度來看。上面的分析似乎表明固定資產決策和證券投資決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類型,其實并非如此,兩者實際上都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量化風險。

威廉?夏普1964年開創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簡稱CAPM)被認為是財務管理學形成和發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現第一次使人們能夠對風險進行定量分析。這一模型為:

Kj=Rf+βj(Km—Rf)。

式中:K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必要報酬率;Rf代表無風險報酬率;β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β系數;Km表示所有股票或所有證券的平均報酬率。

可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簡單、直觀地揭示了證券的期望報酬率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例:當前的無風險報酬率為6%,市場平均報酬率為12%,A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大,其值β為1.5;B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小,其β值為0.75,則:

A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1.5×(12%—4%)=18%

B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0.75×(12%—4%)=12%

因此,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證券投資分析的直接工具,應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可以直接預測證券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而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同樣發揮作用,即可以用于估計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機會成本,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風險越大,資金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大于零,就說明該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期望報酬率大于資金的機會成本。

因此,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決策還是證券投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都是一個有效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在證券投資決策中,資金的機會成本就是該證券投資的期望報酬率;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用估計的資金機會成本作為折現率對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預期現金流量進行折現,計算其凈現值,并根據計算結果的大小對投資方案作出取舍。

篇（7）

投資是企業重要的財務活動之一，它通常是指企業將一定的財力和物力投入到一定的對象上，以期在未來獲取收益的經濟行為。投資活動可以按多種標準進行分類，其中按投資方式的不同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直接投資又稱為實物投資，是指直接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進行投資，直接形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能力。直接投資往往數額大，回收期長、與生產經營聯系緊密。

間接投資一般也稱為證券投資，是指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資產購買或取得其他單位的有價證券（股票、債券等）。

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技術的先進程度、證券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投資對象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經營和發展的潛力，因此，對固定資產投資和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固定資產投資決策

1、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如前所述，固定資產投資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由于它投資數額大、投資回收期長、一經決策和實施就難以改變，因此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成敗與否后果深遠。實務中，企業在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時，一般都要提出幾種投資方案，進行反復比較后從中選取最佳或最合理的方案，這就需要運用凈現值法、內含報酬率法、現值指數法、投資回收期法、平均報酬率法等投資決策方法，但現行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采用凈現值(簡稱NPV)法。所謂凈現值是指投資方案的未來現金流人量的現值和現金流出量的現值的差額。用公式可表達為：

NPV=∑CIt／(1+i)t—∑COt／(1+i)t

其中：CI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入量；CO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出量；i表示預定的折現率。

凈現值法的決策規則是：在只有一個備選方案的采納與否決策中，凈現值為正者則采納，凈現值為負者不采納；在有多個備選方案的互斥選擇決策中，應選用凈現值是正值中的最大者。

2、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不難發現，凈現值法與其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優點：

(1)凈現值法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能夠反映各種投資方案的凈收益，即以各種投資方案收益的大小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因此是一種較好的方法。

(2)凈現值法與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相一致。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就是該方案能夠給企業增加的價值，因此要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目標，就必須在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凈現值最大且不小于零的投資方案。

因此，現行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凈現值法進行固定資產的投資決策。

二、證券投資決策

1．證券投資決策方法。證券投資決策的目標就是將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風險聯系起來，對二者進行權衡后選擇最為合理的證券進行投資。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主要是討論如何在規避風險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獲取證券投資收益，這就是著名的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理論最初由馬考維茨(HMarkowitz)于20世紀50

年代創立，后經威廉•夏普(WSharpe)等人發展，主要運用證券投資回報率的期望值E和系統風險系數β兩個指標表示一個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投資價值，以此為基礎的分析被稱為“E—β”分析。

證券投資組合的風險可以分為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風險，即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系統風險又稱為不可分散風險或市場風險，是由于一些會影響到所有公司的因素如戰爭、通貨膨脹、經濟衰退、金融危機、國際市場的變化引起的風險。這些因素對任何企業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系統風險又稱為可分散風險或公是指發生于個別公司的因素如新產品開發失敗、失去一項重要合同、重大項目投標的失敗、競爭對手的出現、生產工藝技術的老化等所造成的風險，此類風險可以通過多元化的投資來分散或消除。

2．對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資本市場理論和實踐研究表明，證券的回報率和系統風險之間存在著很高的相關性，即風險與收益對等，高風險可以用高回報來補償，而低風險則伴隨著低回報。在完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證券的價格反映其價值，證券的價格在任何時刻都應與其價值相符，因此購買或出售證券只能獲得與該證券的系統風險相一致的回報率。也就是說，證券投資的凈現值等于零。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不能用凈現值作為評價指標，而應采用“E—β”分析法。

綜上所述，對固定資產投資與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差異歸納為以下幾點：(1)現行企業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主要采用凈現值(NPV)法，而對證券投資決策則采用回報率與風險(E—β)分析法。

(2)只有當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不小于零時，才有可能接受該方案，而證券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一般為零。

(3)由于證券市場的競爭性遠遠高于產品市場，使得證券市場能夠迅速達到競爭性均衡狀態，因此，證券投資的平均租金高于零；而產品市場或者因為存在壟斷和寡頭，或者因為某個或某些企業的創新而使得該行業調整到競爭性均衡狀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賺取經濟租金。

三、原因分析

1．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角度來看。上面的分析似乎表明固定資產決策和證券投資決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類型，其實并非如此，兩者實際上都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量化風險。

威廉•夏普1964年開創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簡稱CAPM)被認為是財務管理學形成和發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現第一次使人們能夠對風險進行定量分析。這一模型為：

Kj=Rf+βj(Km—Rf)。

式中：K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必要報酬率；Rf代表無風險報酬率；β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β系數；Km表示所有股票或所有證券的平均報酬率。

可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簡單、直觀地揭示了證券的期望報酬率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例：當前的無風險報酬率為6％，市場平均報酬率為12％，A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大，其值β為1．5；B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小，其β值為0．75，則：

A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1．5×(12％—4％)=18％

B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0．75×(12％—4％)=12％

因此，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證券投資分析的直接工具，應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可以直接預測證券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而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同樣發揮作用，即可以用于估計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機會成本，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風險越大，資金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大于零，就說明該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期望報酬率大于資金的機會成本。

因此，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決策還是證券投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都是一個有效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在證券投資決策中，資金的機會成本就是該證券投資的期望報酬率；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用估計的資金機會成本作為折現率對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預期現金流量進行折現，計算其凈現值，并根據計算結果的大小對投資方案作出取舍。

篇（8）

投資是企業重要的財務活動之一，它通常是指企業將一定的財力和物力投入到一定的對象上，以期在未來獲取收益的經濟行為。投資活動可以按多種標準進行分類，其中按投資方式的不同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直接投資又稱為實物投資，是指直接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進行投資，直接形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能力。直接投資往往數額大，回收期長、與生產經營聯系緊密。

間接投資一般也稱為證券投資，是指用現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資產購買或取得其他單位的有價證券（股票、債券等）。

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技術的先進程度、證券投資的規模大小和投資對象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經營和發展的潛力，因此，對固定資產投資和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固定資產投資決策

1、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如前所述，固定資產投資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由于它投資數額大、投資回收期長、一經決策和實施就難以改變，因此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成敗與否后果深遠。實務中，企業在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時，一般都要提出幾種投資方案，進行反復比較后從中選取最佳或最合理的方案，這就需要運用凈現值法、內含報酬率法、現值指數法、投資回收期法、平均報酬率法等投資決策方法，但現行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采用凈現值(簡稱NPV)法。所謂凈現值是指投資方案的未來現金流人量的現值和現金流出量的現值的差額。用公式可表達為：

NPV=∑CIt／(1+i)t—∑COt／(1+i)t

其中：CI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入量；COt表示第t年的現金流出量；i表示預定的折現率。

凈現值法的決策規則是：在只有一個備選方案的采納與否決策中，凈現值為正者則采納，凈現值為負者不采納；在有多個備選方案的互斥選擇決策中，應選用凈現值是正值中的最大者。

2、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不難發現，凈現值法與其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優點：

(1)凈現值法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能夠反映各種投資方案的凈收益，即以各種投資方案收益的大小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因此是一種較好的方法。

(2)凈現值法與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相一致。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就是該方案能夠給企業增加的價值，因此要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目標，就必須在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凈現值最大且不小于零的投資方案。

因此，現行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凈現值法進行固定資產的投資決策。

二、證券投資決策

1．證券投資決策方法。證券投資決策的目標就是將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風險聯系起來，對二者進行權衡后選擇最為合理的證券進行投資。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主要是討論如何在規避風險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獲取證券投資收益，這就是著名的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理論最初由馬考維茨(HMarkowitz)于20世紀50

年代創立，后經威廉•夏普(WSharpe)等人發展，主要運用證券投資回報率的期望值E和系統風險系數β兩個指標表示一個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投資價值，以此為基礎的分析被稱為“E—β”分析。

證券投資組合的風險可以分為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風險，即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系統風險又稱為不可分散風險或市場風險，是由于一些會影響到所有公司的因素如戰爭、通貨膨脹、經濟衰退、金融危機、國際市場的變化引起的風險。這些因素對任何企業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系統風險又稱為可分散風險或公是指發生于個別公司的因素如新產品開發失敗、失去一項重要合同、重大項目投標的失敗、競爭對手的出現、生產工藝技術的老化等所造成的風險，此類風險可以通過多元化的投資來分散或消除。

2．對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說明。資本市場理論和實踐研究表明，證券的回報率和系統風險之間存在著很高的相關性，即風險與收益對等，高風險可以用高回報來補償，而低風險則伴隨著低回報。在完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證券的價格反映其價值，證券的價格在任何時刻都應與其價值相符，因此購買或出售證券只能獲得與該證券的系統風險相一致的回報率。也就是說，證券投資的凈現值等于零。因此證券投資決策不能用凈現值作為評價指標，而應采用“E—β”分析法。

綜上所述，對固定資產投資與證券投資決策方法的差異歸納為以下幾點：

(1)現行企業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對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主要采用凈現值(NPV)法，而對證券投資決策則采用回報率與風險(E—β)分析法。

(2)只有當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不小于零時，才有可能接受該方案，而證券投資方案的凈現值一般為零。

(3)由于證券市場的競爭性遠遠高于產品市場，使得證券市場能夠迅速達到競爭性均衡狀態，因此，證券投資的平均租金高于零；而產品市場或者因為存在壟斷和寡頭，或者因為某個或某些企業的創新而使得該行業調整到競爭性均衡狀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賺取經濟租金。

三、原因分析

1．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角度來看。上面的分析似乎表明固定資產決策和證券投資決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類型，其實并非如此，兩者實際上都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量化風險。

威廉•夏普1964年開創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簡稱CAPM)被認為是財務管理學形成和發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現第一次使人們能夠對風險進行定量分析。這一模型為：

Kj=Rf+βj(Km—Rf)。

式中：K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必要報酬率；Rf代表無風險報酬率；βj表示第j種股票或第j種證券組合的β系數；Km表示所有股票或所有證券的平均報酬率。

可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簡單、直觀地揭示了證券的期望報酬率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例：當前的無風險報酬率為6％，市場平均報酬率為12％，A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大，其值β為1．5；B項目的預期股權現金流量風險小，其β值為0．75，則：

A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1．5×(12％—4％)=18％

B項目的必要報酬率=6％+0．75×(12％—4％)=12％

因此，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證券投資分析的直接工具，應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可以直接預測證券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而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同樣發揮作用，即可以用于估計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機會成本，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風險越大，資金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大于零，就說明該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期望報酬率大于資金的機會成本。

因此，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決策還是證券投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都是一個有效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在證券投資決策中，資金的機會成本就是該證券投資的期望報酬率；在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中，用估計的資金機會成本作為折現率對固定資產投資方案的預期現金流量進行折現，計算其凈現值，并根據計算結果的大小對投資方案作出取舍。

篇（9）

關鍵詞實業投資證券投資產權投資網絡經濟虛擬企業

1充分利用網絡資源,提高實業投資效益

首先,要善于捕捉投資機會。投資機會的捕捉有賴于企業對自身以及外部環境的了解與認識，有賴于企業對商業機會的把握。商業機會與企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變化之中孕育著商業機會。人類社會的發展本身表現為一種變化，沒有變化即無所謂發展。而人類社會加速發展的整體趨勢意味著各種變化的加速，也意味著所謂的瞬息萬變逐步成為現實。在這一情勢下，把握商業機會的前提即是對瞬息萬變的企業內外部環境，特別是企業外部環境要及時地把握。對于傳統環境下的企業而言，這絕非易事，只有極少數的企業有足夠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可以建立相應的信息系統來處理來自世界各地的相關信息，并從中發現企業投資機會。即使是對大型企業來說，實現這種信息的搜集與分析，不管是在效率方面還是在效益方面都是難如人意的。網絡經濟時代，國際互聯網可以將世界各地的大量信息聚于一臺網絡終端機之上，使各類企業可進行信息搜集與分析、實現更高的效率與效益，極大地提升了企業捕捉投資機會的能力。

其次,利用網絡優勢，提高投資項目的管理質量，增加投資數量。網絡經濟時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加快，企業跨地區、跨國投資活動迅猛發展。而相對于本地區或較近地區范圍的投資活動而言，跨國、跨地區投資活動中的投資管理問題有其獨特之處。由于空間距離的遙遠，企業對于投資項目所涉及的諸如貨幣資金、存貨、應收賬款以及企業行政管理方面的各種因素的了解都比就近投資更為困難。在國際互聯網出現之前，雖然各種通訊技術在企業管理之中的運用使遠程管理可以成為一種現實，但是，在這些通訊技術支持下的投資管理畢竟有著相應的時滯問題。相對而言，國際互聯網則是一種更為先進的通訊技術，這一先進通訊技術運用于企業管理之中可以使遠程實時監控成為可能，這無疑為縮短監控時滯、提高監控效率提供了技術上的保障。這種技術上的保障，一方面可以提高企業跨地區和跨國投資項目的管理質量，另一方面，由于在這一先進技術的支持下，企業為管理同一投資項目所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都相應減少。因此，它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考慮其他投資項目，這對于增加企業的對外投資量也有著潛在的促進作用。

2產權投資形式、投資要素和投資方式均應適應網絡經濟的發展作相應的改變

網絡經濟時代，企業的產權投資應注意以下變化：

2.1更多地以組建虛擬企業的形式進行產權投資

在傳統的經濟環境下，企業一般采取縱向一體化的方式來保證企業與其存貨供應商及分銷商之間的穩定關系。這種縱向一體化是通過企業采取投資自建、投資控股或兼并的方式來實現對為其提供原材料、半成品或零部件的企業及分銷商的控制，也即以產權為紐帶來實現核心企業與其供應商和分銷商之間的穩定關系。應當說，在市場環境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這種縱向一體化的模式有助于加強核心企業對原材料供應、產品制造、分銷和銷售的全過程的控制，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主動地位。但是，進入網絡經濟時代之后，企業的經營環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種變化突出表現在企業所面對的是一個變化迅速的買方市場，在這一環境下，企業對未來的預測顯得越來越難把握，相應地，企業要保持在市場競爭中的主動地位的話，就必須能夠對市場中出現的各種機會具有快速反應的能力，而以往的縱向一體化模式顯然難以實現這一要求。因為在以產權為紐帶的縱向一體化模式下，企業與其供應商與分銷商之間是一種非常穩固的關系，這種穩固關系是為把握以往的某種市場機會而建立的。當以往的市場機會已經不存在的時候，或者企業需要把握更好的新的市場機會的時候，這種關系的解除對企業來說絕非易事。基于這一認識，組建虛擬企業成為企業的必然選擇，即企業放棄過去那種從設計到制造甚至一直到銷售都由自己來實現的經營模式，轉而在全球范圍內去尋找適當的供應商及分銷商，通過與它們之間建立伙伴關系而結成利益共同體，形成一個策略聯盟，而當相應的市場機會已經消失的時候，這種伙伴關系的解除不管是從時間上還是從成本上都比縱向一體化要少得多。而國際互聯網又為企業在尋找合作伙伴上提供了更加廣闊的選擇空間。因此，組建虛擬企業代表著網絡經濟時代企業產權投資的發展方向。

2.2產權投資要素中無形資產的比重提高

這是由網絡經濟自身特有的性質所決定的。如前所述，網絡經濟也是一種知識經濟，知識已轉化成一種資本，成為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企業的產權投資中，運用知識這種無形資產進行資本運營將越來越普遍，從而使得在整個產權投資的要素總量中，無形資產的比重呈上升趨勢。

2.3產權投資方式多表現為企業間相互持股

現代經濟是一種以分工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在這一模式下，企業與個人均在其相對擅長的領域中高效地開展活動，從而取得較好的成果。在網絡環境下，這種模式將由于企業相互之間的聯系與溝通的便捷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即在網絡經濟環境下，尋找企業及個人核心能力成為一個關于企業或個人能否有良好生存狀態的核心問題。針對某一特定企業來說，在尋求到其核心能力之后，就應當圍繞其核心能力去開展相應的活動，至于其余問題則應該交由其他企業去解決。在這種思路下，企業的分工協作關系被進一步賦予新的內涵。在這種新型的分工協作關系的指導下，企業之間的戰略聯盟及戰略伙伴關系將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企業的產權投資活動即圍繞這一中心問題展開。要實現這種戰略聯盟及戰略伙伴關系，書面協議的簽訂當然是手段之一，而相互之間的持股既是一種傳統的模式，也是一種非常自然的選擇。因此，在網絡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產權投資更多地選擇相互持股的方式。

3采用網上證券交易方式進行證券投資

3.1證券投資的品種大大豐富

網絡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副產品之一就是整個經濟發展中的風險程度提高。基于此，金融市場中必然產生許多防范風險類的金融衍生商品，加之競爭加劇所產生的多種金融創新商品，必然使得金融投資品的種類趨于極大豐富。企業可能采納的證券投資品種由于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而大大豐富起來。投資品種的豐富一方面可以使企業通過多種證券投資組合降低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收益率，另一方面也使企業的投資活動趨于復雜化。

3.2證券投資的地理范圍擴大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浪潮的大背景下，為企業籌資及投資者服務的證券市場也呈現出國際化的特征。目前，世界各國主要的證券交易所基本上都已經發展成為國際性證券交易所，同時，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國外證券市場作為籌集資金的渠道，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參與國外證券的投資。在網絡經濟環境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步伐將進一步加快。一方面，國際互聯網使投資者了解世界各地證券發行企業的財務狀況及經營狀況更加便利，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及其他影響證券市場發展變化因素的了解也更加全面而迅捷；另一方面，互聯網的產生與發展使網上證券交易成為可能，這也在極大程度上方便了投資者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證券進行投資。

3.3網上證券業務優于傳統的證券業務模式

網上證券業務相對于傳統的證券業務模式，其優勢在于：

（1）成本優勢。在傳統證券業務模式下，作為交易中介的證券商在經營證券業務的過程中有許多費用必須發生，如人工成本、場地成本、水電費等費用，這些費用在網上證券業務模式下都將大大下降。當然，在證券商的傳統費用項目發生變化的過程中，也有一些新的費用項目將會出現，如互聯網相關費用上升。但從費用總量來看是削減的趨勢。

（2）便利程度高。國際互聯網使得證券投資者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只要能通過計算機終端聯上國際互聯網，就可以非常便利地通過互聯網獲得相關信息，進行證券買賣，其便利程度的提高也是網上證券業務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3）證券投資相關資訊服務全面快捷。對于證券投資者來說，進行科學合理的證券投資的前提即是掌握充分的投資決策相關信息。網上證券業務的開展可以使證券投資者通過自主地選擇瀏覽等方式，從網絡證券經紀商以及證券資訊類網站上獲得即時更新的以及經過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證券投資相關信息，這些信息的獲取可以在極大程度上支持投資者的投資決策。與傳統證券業務模式相比，網上證券業務的這一內容對證券投資者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也是網上證券業務的重要優勢之一。

（4）個性化的證券投資咨詢與指導。在互聯網環境下，網絡證券經紀商及其他相關機構可以在其建立的網站中設立證券投資咨詢與指導業務，通過這一業務，可以針對特定投資者對待風險的態度、期望的投資回報要求的基礎上，結合其資金量，為其量身度制證券投資組合，幫助證券投資者實現增值目標，或者通過網上實時互動的溝通方式，在網上為證券投資者提供投資指導。這也是網上證券業務超越傳統業務模式的重要方面。

網上證券業務的上述優勢，對網絡經濟時代的企業證券投資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隨著網上證券經紀商的服務內容的增加和服務質量的提高，及網絡安全性程度的提高，網上證券交易方式應該成為許多企業證券投資的重要選擇方式之一。

參考文獻

1鄒志波.網絡理財學[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

2夏樂書.資本運營理論與實務[M].沈陽：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3王淑英.知識經濟與財務管理創新[J].經濟經緯，2002(6)

篇（10）

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問題的研究，需要以對證券市場的一般性研究為前提與基礎。此過程當中，主要涉及證券市場有效性、證券市場風險要素、證券投資方法等相關問題。在對以上問題進行充分評估的基礎之上，以保險企業的特殊性作為切入點，實現對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的深入分析。對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的控制過程中，需要以資產組合理論、期權漂移理論、博弈論、以及套利理論作為支持與保障，在對風險因素進行有效的轉移與控制的基礎之上，還需要通過完善內部管理的方式，使整個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能夠以有效的機制作為支持，從而提高其控制水平與穩定性。本文針對以上相關問題進行分析。

一、我國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分析

1、利差損問題

我國保險企業的產品大多是在前幾年經濟過熱階段，產品預定利率相對較高，產品結構較為單一的環境下推出的。在此環境下，實現資金的增值才能夠保證相關資金的給付。然而，保險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資金的增值途徑主要是通過國債利息收入以及銀行存款利率來實現。一旦利率持續性下調，則導致保險企業的投資盈利能力大打折扣，由此所帶來的利差損問題可能會使保險企業面臨償付能力不足的風險。

2、資產負債匹配

我國現階段市場經濟條件作用之下的保險企業屬于長期負債的行業。保險資金，特別是壽險資金具有突出的穩定性及長期性特征。這要求對這部分資金實現在資產與負債方面的可靠匹配。然而我國絕大部分保險企業，無論是從資金來源、資金期限、還是從資金長短的角度上來說，多將其應用在短期投資行為當中，具有極大的風險性和投機性。從這一角度看，短期資產與長期負債之間的差異性匹配問題會使整個保險行業的資金良性循環大打折扣，導致資金使用效率無法得到可靠保障，造成保險企業潛在償付能力的不足。

3、承保利潤率下降

隨著我國保險市場全面對外開放，企業為了提高自身市場占有率而展開價格戰，這使得承保利潤不斷下降甚至出現虧損，產生償付能力不足的風險。

二、我國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的控制措施分析

對于我國而言，保險企業證券投資資金的來源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本金；第二公積金；第三，責任準備金；第四，未分配盈余。在以上各類資金來源當中，責任準備金所占比重最大，其主要是指保險企業相對于被保險方的負債水平。從這一角度上來說，在我國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控制的過程當中，需要以投資資金的負債特點作為首要考量因素，密切投資管理方與產品精算方的聯系，確保對保單支付特點有充分的認識，在評估保險償付能力的基礎之上，形成合理且可靠的指導性原則。在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的控制工作當中，現階段比較常見的控制策略包括對風險因素的分散、以及對風險因素的轉嫁，這兩個方面。本文即針對相關的控制策略及其實施要點展開詳細分析與闡述。

1、對風險因素的分散措施分析

有關研究人員于1952年首次提出了基于現代證券投資的組合理論。該理論主要以證券投資收益率作為標準，在衡量其方差素數值的基礎上，將其納入對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計量的指標范疇當中。筆者認為：現代證券投資理論的核心思路在于，以投資分散的方式實現對證券投資風險的有效控制。再者，通過對風險因素的分散也能夠達到分散收益的目的。而在組合模式下對風險進行的抵消、以及對沖處理也能夠有助于整個收益水平的均衡化發展。由此可以認識到：現代證券投資組合理論在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控制工作中的應用，其最終目的在于實現收益要素與風險要素的均衡。

在現階段的技術條件支持下，保險企業引入了合理的投資組合管理模式，以一定的風險水平為前提條件，實現投資回報率的最大化。但需注意：投資組合理論應用水平的可靠與穩定還取決于市場容量的規模性和投資品種的共存性。結合相關研究成果來看，資產的組合風險主要有兩方面：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兩者皆與資產收益有明確的相關性關系。綜合以上分析可知，在保險企業證券投資行為的實施過程當中，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控制風險，要求投資者綜合各方因素，選取最合理且科學的投資組合。一般來說為了控制資產投資組合的風險水平，要求兩者之間的負相關性關系表現突出。通過對資產元素的構建，形成有效的資產投資組合，并通過投資結構的多樣化發展，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

2、對風險因素的轉嫁措施分析

在有關風險轉嫁的控制策略落實過程當中，保險企業可以通過對保單的合理應用實現風險元素的轉嫁，也可以通過開發投資連結型產品的方式，以投保方作為對象，實現對風險要素的轉嫁。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兩方面：

（1） 以保單進行風險的轉嫁

對投資風險進行控制的最有效方法即通過保單實現對風險的轉嫁。在我國現階段壽險市場發展過程中，變額壽險是最為常見的險種之一，它實質是終身壽險的一種形式，主要特點是：保額能伴隨著保費分離賬戶所對應的投資收益變化而產生相應變動。此類變額壽險，其保額會伴隨投資收益水平產生變動，但保險企業往往給此類保單規定最低限制，其保單現金價值與市場變化趨勢下，保費投資市場的實際價值有著正相關關系。從這一角度說，此類保單所對應的投資風險基本轉嫁至了保單持有人方面，保險企業的投資風險得到了較好的控制。

（2） 以金融衍生工具進行風險的轉嫁

相對于不確定性的金融風險而言，衍生金融工具以其確定性為特色，保留有利的不確定性，消除不利的不確定性，從而實現對風險的有效控制與規避。現階段以衍生金融工具為載體，消除不利金融風險不確定性的主要工具形式包括：金融期貨、遠期以及互換期這三種類型。而以衍生金融工具為載體，保留有利金融風險不確定性的主要工具形式為金融期權。總之，對投資方而言，通過衍生金融工具的應用積極對風險進行控制，在套期保值基礎上，避免金融風險的不良影響。關鍵的是：投資方還能夠建立在對金融資產價格預期以及經濟形勢預測的基礎上，以金融衍生工具為載體，對整個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進行合理的調整優化，達到規避風險，提高經濟收益及效益水平的目的。

3、完善內部工作機制

除從技術角度上對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進行有效控制，完善投資水平以及風險管理能力以外，還需要通過對內部機制的完善，使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控制有一個良好的環境作為支持。首先，需要保險企業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科學的證券投資資金比例。隨著資金與股票市場的連接，保險業的閑置資金更多地投入了股票市場中，但伴隨著高收益，也產生了高風險。因此，保險企業必須結合自身的資產水平以及保險產品特征，制定投資于不同金融資產的比例限額，這是保險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一項關鍵措施，避免因投資領域或投資品種過于單一造成的高風險聚集問題；其次，需要構建科學合理的投資管理工作模式。綜合考慮預期收益、風險偏好、資本實力等因素，做出整體風險承擔決策，然后按照一定的原則、程序，將風險總量在不同的證券投資領域內配置，并分別對其限額執行情況進行監督。同時，根據不同領域的風險限額執行情況及時調險總額在各領域的風險分配，從而，使風險暴露處于管理層的授權和風險承受能力內。

三、結束語

對于保險企業而言，應當如何把握這樣時代所賦予其的發展契機，對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加以拓展，促使保險資金的運用水平及質量得到提升，提高保險資金的風險管理及控制水平，以上均是相關工作人員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所在。總而言之，本文主要針對我國保險企業證券投資風險研究過程當中所涉及到的相關問題做出了簡要的分析與說明，希望能夠為后續相關研究與實踐工作的開展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幫助。

參考文獻：

[1] 田金蘭，張素琴，黃剛等.用關聯規則方法挖掘保險業務數據中的投資風險規則[J].清華大學學報，2001，41（1）：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