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條件理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貿易條件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關鍵詞：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風險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內涵、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將外國生產者的壟斷利潤轉移到國內生產者手中來，并得出結論：一國政府總存在出口補貼的單邊干預動機。他們運用“第三國市場”模型，分析了一國政府通過對生產者干預如何提高本國生產者從雙頭壟斷的共同出口市場中所獲得利潤的，在自由貿易和Coumot競爭的情況下，企業間會達成一個Coumot—Nash均衡，該產業最終趨于均衡狀態。但當有一方政府進行干預時，競爭就會演變為Stackelberg競爭，有政府補貼的一方廠商就會處于Stackelberg領導者的地位，而外國競爭企業則處于跟隨者的地位，外國企業會做出向本國企業讓渡市場份額和利潤的反應，此時，即產生利潤轉移效應。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承諾對行業的干預行為，并且外國企業也會認為，即使其拒絕退卻而使得轉移利潤失敗，補貼也會持續下去，此時的政府補貼成為可以置信的威脅。因此，政府最佳反應是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

Krugman(1984，1987，1992)設計了一個模型從保護幼稚產業的角度進行了戰略方面的分析。他通過一個含有一種機會的非正統假定，從根本上改變了分析的焦點，該假定使一個國家通過限制進口的戰略部署來實現另外一種福利。其分析依賴于兩個基本要素：賣方的國際壟斷和規模經濟。對于賣方的國際壟斷，類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兩個企業，一個國內企業和一個外國企業，每個企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企業之間進行Coumot競爭，但有一點的差別是，Brander和Spencer僅分析第三國市場，而Krugman的模型允許產品向多個市場銷售，這樣，國內和國外市場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開來。其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多元市場的Cournot模型。對于規模經濟，他通過給予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擁有特權的地位，這樣，本國生產者可以獲得一種較外國生產者在生產規模上的優勢，這種規模上的優勢即使在沒有保護的市場上也將轉化為較低的邊際成本和較高的市場份額。規模經濟的獲得有靜態的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而當一國政府把外國生產者從開放的市場中擠出的時候，干預行為會在競爭雙方的邊際成本上引起相反的變化，結果是國內生產者產量擴大，邊際成本繼續降低，而外國生產者產量減少，邊際成本增加，這樣就形成了從產量到邊際成本再到產量的循環的因果關系鏈條，而這一循環過程就形成了進口保護和出口促進的機制。

二、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分析

1、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規模經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存在的理論假定，但在一些國家和一些行業卻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當多的國家和行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該行業存在著高效率與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就存在這種大量的情況。盡管目前我國國內市場巨大，規模經濟明顯，但是全國并沒有形成統一有序的國內大市場，這種分割的國內市場嚴重阻礙著一些行業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所需要的規模經濟。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認為，如果該行業是自由進入的，出口補貼給本國企業帶來的利潤會誘使新的企業加入，這將會造成行業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業的平均成本，從而降低利潤轉移效應。對于中國來講，如何設定行業準入機制，既保證行業的一定寡頭壟斷來保證規模經濟的存在，又要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觀基礎的缺乏風險。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途徑來進行。如果一國不存在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于分割的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缺乏國內市場運行傳導機制，政策就缺乏實施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及市場體系等因素發育不全，創新機制還沒有有效建立，在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Cournot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如果廠商進行的是Bertrrad競爭而非Coumot競爭，那么最佳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非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使得本國廠商做出不與外國廠商打價格戰的承諾，這樣，兩家廠商可以維持較高程度的合謀；另外，他們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個本國企業，如果本國企業的數目大于1，在確定政府干預政策時會出現相互矛盾的傾向，這種矛盾會存在于以出口補貼來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傳統的為改善貿易條件而施加出口稅的動機之間，所以，只有當本國的企業數目不太大，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如果寡頭雙方致力于不變的推測變量，而且每一廠商的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4、資源競爭風險。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經濟中只有一個寡頭行業的假定，考慮了存在多個寡占行業的情況。他們研究了與一種固定供給資源相關的幾個壟斷性行業的情況，稱之為“科學家”，其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時，被補貼廠商大量使用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被補貼的行業，從而使得被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s小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其代價往往要高于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在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類似的資源競爭狀況，如何化解不同行業對于同一資源競爭的狀況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及實施能否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卻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經常被誤導。因此，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政府為了履行政策的承諾對廠商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隱含了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被同等對待的假定，政府并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實際生活中，籌集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的成本，這意味著1美元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大于1，另外兩國企業的成本也被認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只有當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時，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預不可避免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補貼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的增加。

7、信息風險。Qiu(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國企業的成本是公共知識，而本國企業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國企業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國企業和本國政府不了解。得出結論，在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進行的是Coumot競爭，那么政府傾向于設計分離政策，分離政策具有信號作用和信息甄別作用，提高社會福利。但如果企業進行的是Bet-trand競爭，政府將選擇一個統一的政策，允許本國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對于信息依賴的重要性。而政府要獲得這些信息卻是幾乎不可能的。

8、國外報復風險。Collie(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性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損，世界總體福利水平并沒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存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條件和可能。具體說，市場化的總體推進程度已達到60％以上，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有獨立的決策能力，信息完備性比較差，但有改進的可能，并且在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業，如汽車等行業(胡昭玲，2002)。但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篇（2）

課題名稱：中國對外貿易條件惡化問題探討

學生姓名：

系別：經濟與管理系

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

指導教師：

2006年3月5日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1）國內外研究動態：

貿易條件惡化論是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普雷維什在一份名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來的。在該報告中，他考察了英國自1870年至1938年間進出口貿易條件的變化，發現初級產品相對于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在70年中下降了35.9%。由此他得出結論：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那些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愈來愈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并提出了改變貿易條件惡化的進口替代戰略。貿易條件惡化論經過辛格、伊曼紐爾等人的發展，其影響愈來愈大。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并沒有帶來普遍的富裕，反而造成馬太效應，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發展中國家要改變這種命運，只有實行工業化，更確切的說是走進口替代戰略之路。經過經濟學家們長期實證分析，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已經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長期以來趨于惡化的論點不再表示懷疑。在傳統的國際貿易格局下，發展中國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進口以制成品為主；而發達國家正好相反，出口以制成品為主，進口以初級產品為主。由于發達國家對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趨于疲軟和發展中國家對來自發達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進口需求持續強勁，發展中國家價格貿易條件也就自然趨于惡化了。由此可以看出，貿易條件惡化論比較正確地揭示了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事實，并得出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實際利益分配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這樣一個正確的結論。

既然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是不斷惡化的，那么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他的貿易條件又如何呢？是否也存在貿易條件惡化的情況呢？為此，國內許多部門和學者進行了研究。商務部的研究表明：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2%。2000年后貿易條件仍有惡化的趨勢。2003年價格貿易指數下降了4.6%。收入貿易條件指數上升了22.7%。目前國內各方人士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事實已經沒有大的爭議，但如何看待這個事實卻有爭論。北京大學宋國清教授認為貿易條件惡化是貨幣匯率扭曲導致的；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教授范良聰指出，我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為主的，而外貿企業在出口時竟相壓價，導致“價格戰”硝煙四起，出口上出現增量不增價的現象；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原油價格飆升和我國對原油進口依存度的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間接提高了國際原材料價格，這些使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應當指出，這些都是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解釋，但缺乏系統全面的分析。

（2）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選題依據：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貿易條件惡化的程度、原因和影響三個方面。我國對外貿易是否已經陷入“比較優勢陷阱”；是否應該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制定對外貿易政策，還是改革進出口產品結構，發展競爭優勢；貿易條件惡化一定帶來貿易利益的損失還是也存在不確定性的一面，這都有待于進一步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爭論，系統全面，地分析我國對外貿易現狀，貿易惡化的原因以及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影響，并研究了改善貿易條件的對策。

研究意義：通過對本課題的研究，本文試圖能夠幫助讀者加深對貿易條件的惡化理論和我國貿易條件現實狀況的認識，完善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研究。另外通過研究我國對外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和對策，能夠給我國外貌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促進制度創新和結構創新提供理論參考，并為改變我國粗放型進出口貿易模式、實現我國乃至世界各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指導作用。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本課題主要研究四個方面的內容：

（1）貿易條件惡化論的發展及影響。通過對此理論的分析，介紹其對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指導作用。

（2）實證分析我國對外貿易條件變化的現狀，列舉近期貿易條件指數數據，并據其列表說明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3）全面分析我國對外貿易條件變化的原因。

（4）根據變化原因擬訂可能的政策措施。

2、擬解決的問題

通過對以上四個方面問題的研究，希望解決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程度、原因、影響的認識偏差問題，以至于能尋找更合理的對策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對外貿易惡化的狀況，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一）研究步驟

課題主要從資料收集、撰寫開題報告、草擬提綱、論文初稿反復修改、論文定稿及答辯幾個步驟去完成。

（二）研究方法及措施：

研究方法：案頭文獻資料研究、案例比較研究、分析歸納法、數據模擬分析法、實證分析法，調查研究法等。（根據文章研究的需要，選用合適的研究方法）

研究措施：社會調查、文獻查閱、老師指導等

（三）研究進度安排

2009年10月;確定選題收集資料寫開題報告

2009年11月—2010年2月通過對資料進行進一步研究撰寫論文初稿

2010年2月交初稿接受指導老師審查

2010年3月—4月上旬通過指導老師對初稿的意見對論文進行修改

2010年4月接受指導老師再次審查對論文再次修改

2010年5月交論文終稿準備進行論文答辯

四、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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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井士鋅，現代企業的薪酬激勵煤礦現代化20043

[3]樊錢濤，如何運用薪酬激勵員工企業人力資源管理2003327—28

[4]王少東，張國霞建立自助式整體薪酬體系人力資源200435—36

[5]徐曉明，公司管理中的薪酬激勵機制河南化工2003645—46

[6]張濤，如何發揮薪酬激勵的持久性中國人力資源開發72—74

[7]程甌，將員工激勵進行到底人力資源39—40

[8]胡盈，交換中的刺激人力資源53—54

[9]董玉森，當前部分國企薪酬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和對策研究中國人力資源開發

[10]劉穎，走出薪酬激勵的困境通信企業管理2003956—57

[11]林新奇，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復旦大學出版社

[12]企業員工管理方法研究組企業員工激勵方法中國經濟出版社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篇（3）

中圖分類號：F75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5－0157－03

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新的全球化大背景的出現，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成為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一員，國際貿易成為世界性的行為。然而參與國際貿易的各國所獲得的貿易利益卻具有不對稱性，先發國家如美國、英國等憑借雄厚的資本與先進的技術享用著貿易帶來的無限好處，而廣大的后發國家由于資本、技術及國內發展水平的限制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常常處于被動地位，作為衡量一國貿易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標之一――貿易條件都有長期惡化的趨勢。中國――后發國家的典型代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快速發展,經濟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拉動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也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對外貿易總額由1978年的僅206.4億美元飛躍至2006年的17 604億美元?？梢哉f，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于開放條件下自貿易的利益。然而，現實生活中貿易規模的擴大伴隨的卻是貿易條件呈現不斷惡化的趨勢，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應的卻是貿易條件難以回升的局面，這不禁讓人懷疑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準確性。本文就中國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的實際情況，對后發國家如何在新形勢下維護自己的利益作一簡單說明。

一、新的開放格局下貿易利益內涵的確定

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經典定義，貿易利益通常是指一國通過國際貿易而獲得的可供消費的商品數量要比一國實行自給自足辦法時多。這種定義更多強調的是開放前后商品數量上的對比，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則是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它認為每個國家只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就會帶來整個世界產量的增加、消費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的節約。這種貿易比較利益是貿易的靜態利益，也叫狹義的貿易利益，它的獲取途徑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從交換中獲得的利益,表現在通過貿易獲得本國不能生產或生產成本太高的產品；二是從專業化生產中獲得的利益,即通過專業化生產提高生產效率；三是通過出口剩余產品獲得利益。可見，狹義的貿易利益是每個國家在開放條件下參與國際貿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國際貿易的內涵和外延都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貿易的靜態利益難以繼續說明一國的貿易所得。這就要求對于貿易利益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量的方面。而發展經濟學中的貿易利益更傾向于貿易的發展利益，即一國通過貿易帶動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利益。這種定義不僅包括貿易的靜態利益，更重要的是涵蓋了貿易的動態利益，即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促進競爭，加快技術進步，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增加勞動就業，引進先進的觀念、制度等。應該說, 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即廣義的貿易利益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利益所在。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加強的今天，動態利益的地位還將不斷提升,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下它將成為各國特別是后發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主要著眼點。

因此，貿易利益不是單純的指貿易的靜態利益還是貿易的動態利益，它是一個既包括量，又涵蓋質；既涉及直接利益，又側重間接利益的綜合性的概念。

二、中國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矛盾性分析

一直以來，國際經濟學界對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關系就存在廣泛的討論。在對二者關系的討論中逐漸形成了兩大陣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西方激進的經濟學者支持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和新古典自由主義者對“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否定。我國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二者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主要的觀點還是集中在貿易條件惡化會減少本國貿易利益的方面。本文認為，貿易條件并不能準確衡量一國的貿易利益，后發國家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貿易利益的變化需要更加動態的去考慮。

（一）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局限性

1.多樣的貿易條件難以全面有效反映貿易利益的內涵

貿易條件不僅包括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還包括要素貿易條件，但每種貿易條件的概念都存在不足之處。價格貿易條件衡量的是一國交換能力的強弱，屬于效率范疇，它的改善不一定伴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所以很難反映出由于貿易規模擴大帶來的動態利益的產生；收入貿易條件在價格貿易條件的基礎上，考察了出口商品數量的變化對一國貿易利益的影響，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的不足。但隨著世界經濟的迅猛發展，收入貿易條件并不能很好的說明一國相對利益的變化，它忽視了單位商品的獲利情況，有可能出現收入貿易條件改善、國民福利卻持續惡化的情況；單要素貿易條件把價格變化與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考察了勞動生產率對貿易利益的影響，認為只要一國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幅度超過價格下降或上升的幅度，則該國貿易利益增加；雙要素貿易條件綜合考慮了價格、本國出口部門與外國出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因素，更能全面的反映了貿易利益變化的原因，但美中不足的是要素貿易條件很難量化。

2.分工模式變化引致的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不協調

以往對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關系的爭論是以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為時代背景前提的?，F如今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增強，國際分工得到進一步深化，要素分工成為國際分工新的主導模式。貿易條件研究的基礎是一國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它是相對某一國的產品而言的，是屬地的概念；而貿易條件理論最終是要反映的是利益歸屬問題，是相對一國居民而言的，是屬人的概念。在古典情況下二者是統一的，但在國家間存在要素流動的情況下，用屬地概念反映屬人概念就會出現不協調，有可能一國貿易條件惡化，國民福利卻改善。而且在新的分工模式下，貿易利益不全歸貿易國所有，其中一部分將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傳統的以國家為單位通過進出口來計算東道國的貿易利益已不準確。

（二）中國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變化的實證分析

1.對貿易條件的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但貿易條件總體卻呈現不斷下降趨勢，據統計1993―2000年，中國整體貿易條件下降13%。分類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明顯看出，中國在考察期內出現了價格貿易條件日趨惡化，而收入貿易條件卻大幅上升的狀況。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出口數量的大幅增加。但從整體上而言，中國的貿易條件是趨于惡化的。

2.對貿易利益變化的考察

在開放條件下，一國參與國際貿易最直接的利益就是獲取貿易的靜態利益。根據金德爾伯格于1956年提出的價格貿易條件變動對貿易利益影響的公式，并將收入貿易條件作為衡量靜態貿易利益變動的指標，中國靜態貿易利益的變動如下表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國靜態貿易利益的獲取效率是不斷下降的。雖然中國的靜態貿易利益獲取效率變低，但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貿易動態利益的經濟效應遠遠大于靜態利益的經濟效應。隨著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深入，中國利用的外資數量逐步增加，動態貿易利益獲取的渠道更加寬闊。主要的動態利益是：

中國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FDI進入中國不僅給中國帶來了本國稀缺的管理知識、資本等要素，而且還促進了國內市場的競爭，通過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關聯效應、滲透效應以及示范效應，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1990年以來中國的出口貿易結構中初級產品比重逐年下降,工業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工業制成品已占出口總額的94.54%，在出口結構中占據絕對優勢。中國的產業結構已逐漸從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到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階段。

對國內就業人員的吸納效應。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就業問題一直是有待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貿易、投資的蓬勃發展使得中國一部分就業人員被順利吸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的統計，2006年外商投資單位就業人員大約為747萬人，占注冊登記就業人員總數的6.69%。

跨國公司戰略性資源的外溢效應?？鐕咀钪饕膽鹇孕再Y源優勢來源于壟斷性的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中國國內的技術進步一部分就是由跨國公司的技術擴散來實現的。

因此，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傳統的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作用被弱化，相對于改善貿易條件而言，后發國家更應注重動態貿易利益的獲取。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面的分析表明，貿易條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國的貿易利益得失，但在實際應用和反映國際貿易長期的動態利益時存在較大的缺陷。對于廣大的后發國家而言，大多數都會面臨著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這是因為：后發國家大都工業基礎薄弱，出口產品以價格低廉、附加值低的農產品和初級產品為主；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被動地位；起點低引致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先發國家快等。但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不完全意味著后發國家貿易利益的損失。由國際貿易帶來的對國內經濟的拉動，如技術進步、結構升級、制度優化等，貿易條件指數無法一一準確衡量。因此，后發國家貿易利益的獲得與維持須從多個方面客觀考慮，處理好短期損失和長期利益的關系。中國作為轉型中的大國，必須對貿易條件惡化引起的貿易利益的得失做出正確的判斷，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出不同但最終有利于國家發展壯大的政策。就現階段而言，我國堅持并不斷努力的方向是：

（一）比較優勢仍是基礎，不斷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

我國貿易條件之所以不斷惡化，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由于我國勞動力幾乎處于無限供給的狀態，廉價勞動力成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在現行的多種分工模式并存的分工格局下，究竟是堅持還是摒棄比較優勢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本文認為，在要素分工為主導的新的分工格局下，比較優勢仍然是我國獲取貿易利益的基礎，這是由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及投入要素組合的最佳比例共同決定的。我們不僅要考慮本身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我國的現實比較優勢――勞動力優勢，獲取貿易利益，又要注重進行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維護和擴大貿易利益。具體來說，要從以初級產品和附加值低的工業品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以高附加值工業品生產為主的產業結構, 加快發展服務業，尤其是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務行業；初級產品和低端工業制成品的生產也不能忽視，應加快其與先進技術與要素的有效結合，實現比較優勢的高級轉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的貿易條件也會起到改善的積極作用。

（二）適時培育稀缺要素，并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質量

當今的國際分工格局是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生產要素的國際差異成為國際分工的基礎與核心。雖然經濟全球化的基礎特征是要素的全球流動，但不同要素的流動性強弱是不同的。我國勞動力大部分屬于一般加工型的勞動力。流動性極低，這就決定了在全球貿易的利益分配中，我國處于不利地位。從參與國際分工的長遠目標和我國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們不僅要考慮對國外要素的合理利用,而且重點要考慮對稀缺要素的培育，這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必然選擇。

在稀缺要素培育中,最重要的是要確立制度競爭的基本理念。要創造一個有效的體制環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長環境。除此之外，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質量也是改善貿易條件、維護和擴大貿易利益的重要手段。我國的勞動力要素的素質從整體上來看還明顯較低，為此政府應加大教育經費的投入, 普及義務教育、發展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儲備各種人才資源，尤其是高技術人才與先進管理人才的培養，從而改變我國在國際上的要素弱勢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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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任志成，馬志娟.論當代國際分工格局中發展中國家的分工利益[J].國際貿易問題，2004，（6）.

篇（4）

（一）出口貧困增長前提條件。貧困化增長理論認為，處于分工低階梯的發展中國家所生產的初級產品，需求缺乏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大量增加出口必然造成價格大幅下跌，這樣產量提高的收益將由于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而完全喪失，從而造成本國的實際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都比增長前絕對下降，出現福利惡化的“貧困化增長”。1991年彼特?林德在《國際經濟學》中歸納了貧困化增長前提條件：第一，國家貿易的增長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增加該國的出口品供給(增加其貿易意愿度)，而且出口品供給的增加必須足夠大，以至能夠對國際價格發生影響；第二，國家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際貿易；第三，國外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須是無價格彈性的；第四，該國必須是貿易大國，因為只有貿易大國的進出口數量變化才會影響世界商品價格。

（二）出口貧困增長條件存在的判定

1、價格貿易條件與收入貿易條件。在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框架中，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即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是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乘以出口數量指數。由于貿易大國的出口需求曲線是一條向下傾斜的曲線，這就意味著如果貿易大國要增加某種產品的出口量，就必然導致該產品價格下跌，如果出口產品的價格彈性小，貿易大國要增加某種產品的出口量，就導致該產品價格下跌的幅度超過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即價格貿易條件惡化。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貧困化增長，貿易的擴大反而導致了社會福利水平的降低。

2、價格貿易條件與進出口部門要素生產率的關系。產品貿易本質上是各國要素間的貿易，產品的貿易條件實質上反映了要素的貿易條件。如本國技術先進，要素生產率較高，用來換取一定數量進口產品的出口產品消耗的生產要素越少，表明本國要素貿易能力越強，要素貿易條件對本國就越有利。因此，如果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下降超過出口部門的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尤其是出口產品缺乏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本國出口部門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出口供給量大量增加，可能使得價格貿易條件下降的比例超過出口部門要素生產率上升的比例，最終結果是要素貿易條件惡化：雖然貿易量增加了，但本國福利水平卻下降了。

二、我國貿易條件分析

（一）我國貿易貧困增長前提條件

1、我國對外貿易保持高速增長。進出口總額由1980年的381.4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4221.2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平均增幅遠遠高于實際GDP8%的平均增幅，達到17.0%，從而反映我國國民經濟增長是偏向于出口的。

2、我國對外貿易增長速度高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導致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上升。尤其是戰略資源產品的對外依存度將可能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2003年我國鋼材、氧化鋁、鐵礦沙及其精礦的進口分別增長51.8%、22.6%、32.9%。目前，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接近50%。據專家估算，到2020年我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0%。

3、我國絕大多數中小企業出口的現實選擇是在短期內不會改變以大宗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結構。這些產品的共同特點是都屬于非耐用消費品、進入門檻低、需求價格彈性小，而供給彈性大、容易引起投資過剩，進而引致供給過剩和無序競爭。比如紡織品，東亞、南亞、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都是我國輕紡產品的強大競爭對手，在他們產品的替代壓力下，我國出口的急劇擴張必將導致出口價格的下降，即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

4、我國商品進出口總額已由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4221.2億美元，年均增長17.0%。其中，“十五”期間年均增長率高達24.6%。2004年我國商品出口達到了5934億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6.5%，在世界上的位次上升到第三位；進口5614億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5.9%，在世界上排名第三。2005年我國對外貿易額穩居世界第三，對外依存度上升到64.0%左右，比2004年上升4.2個百分點。

（二）出口貧困增長條件存在的判定分析

1、價格貿易條件與收入貿易條件。“貧困化增長”判定的最重要依據是貿易條件的惡化，貿易大國出口量的變化可以改變產品的世界價格，使價格貿易條件下降，導致社會福利水平降低，這就是“貧困化增長”。1995年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為1.05，出口數量指數為0.83，收入貿易條件指數為0.87；2005年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為0.81，出口數量指數為1.43，收入貿易條件指數為1.43?？梢钥闯觯?0年間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但是，出口量上升的幅度明顯超過了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下降的幅度，我國出口貿易量的迅速擴張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所帶來的損失，因而收入貿易條件在這個時期呈增長態勢。

2、價格貿易條件與進出口部門要素生產率的關系。相對而言，將價格貿易條件和中國的要素生產率變動結合起來，分析中國的要素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可能更能明確說明中國外貿是否存在福利惡化的貧困化增長。

以中、美要素貿易條件為例，以1994年為基期，到2002年中美價格貿易條件為0.63，生產率指數之比為1.30，兩國要素貿易條件為0.82，即要素貿易條件是下降的。任若恩通過對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與日本、韓國的勞動生產率差距有所擴大，考慮到美國、韓國、日本都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可以認為中國的出口部門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對我國出口部門的要素生產率指數之比在這期間是下降的。而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一直在下降。這樣，要素貿易條件是下降的。

可見，盡管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迅猛，但外貿產業競爭力并未得到實質性的改變。中國目前以低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結構，出口部門生產率提高后，出口量增加極可能使出口產品價格下降的比例超過貿易增長，仍然可能是福利惡化型的。我國出口貿易極可能是福利惡化的貧困化增長。

三、我國對外貿易規避“貧困化增長”的戰略選擇

從以上對貧困化增長前提條件和貧困化增長存在的判定條件分析可以看出，要避免對外貿易貧困化增長，須做好以下工作：

（一）堅持擴大內需，激活國內市場降低外貿依存度。從長遠角度來說，堅持內需為主是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根本。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處于快速增長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適當調低外貿依存度，調整我國需求結構和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重，要使內需具有長期的良性自我循環和擴張機制，開發國內市場，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要素生產率。我國經濟發展必須實現從資源依賴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從對國外技術依賴型向自主創新型轉變。首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讓企業真正成為研究開發投入的主體、技術創新活動的主體和創新成果應用的主體，全面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其次，建立健全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優化創新環境。特別是要建立知識產權制度，完善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在保護創新者利益和積極性的同時，促進技術合理、有償地擴散；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創造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政策環境，發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客觀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觀架構，實現政府、企業、金融體系在市場資源配置基礎機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協調配合；加強創業風險投資市場體系建設，使創新者能夠及時得到與其風險和收益相對應的資金支持，加強技術咨詢、技術轉讓等中介服務，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篇（5）

在當今貿易投資一體化條件下，國際投資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重要的歷史角色。FDI具有促進東道國貿易數量的增長、生產要素比例的變化、生產率提高等一系列東道國效應，而這些效應又能對東道國貿易條件和貿易福利產生影響。以往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都是在傳統的框架內研究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的，例如穆勒、馬歇爾等側重于從消費角度研究貿易條件，認為一國只要面對相對占優勢的世界需求曲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會有相對有利的貿易條件，從而就會在貿易利益分配中獲得更多的好處；?？怂埂透裢叩俚热俗⒅厣a對貿易條件的影響，認為一國生產狀況的變化會改變該國的貿易條件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他們都只考慮到了影響供給的國內因素和影響相對需求的國際因素，而沒有考慮到FDI的影響。本文將研究FDI流入并參與貿易商品的生產后對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和機理。

貿易條件的變化與進出口價格、出口數量、勞動生產率等因素有關。我們可以用函數表示為：

TOT=f（PX，PM，QX，ZX，ZM）

其中PX為出口價格指數，PM為進口價格指數，QX為出口數量指數，ZX出口商品勞動生產率指數，ZM為進口商品勞動生產率指數。而FDI的流入可以改變東道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出口數量及勞動生產率，這些變化又與FDI的動機類型、流入量、產業投向、技術外溢情況有關。故可給出一個FDI影響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函數關系式：

TOT=f（QFDI，MT，ID，ST）

其中QFDI為FDI流入量，MT為FDI動機類型，ID為FDI產業投向，ST為FDI技術外溢。

一、FDI影響價格貿易條件的機理

（一）FDI流入數量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

從國際資本流量的角度分析東道國貿易福利變化的文獻比較多。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俄林在《地區間貿易與國際貿易》的修訂版中曾簡要地分析過貨幣資本流動對東道國貿易福利的影響。澳大利亞經濟學家麥克道格爾（Macdougall）在其資本流動效應模型中，得出東道國福利的增長完全是從外資利潤中轉移而來的結論。但他的模型假定外來投資的多少對貿易條件不產生影響。

本文認為，FDI通過國際收支變動效應間接地影響東道國的貿易條件。首先，外資的流入在短期內會造成國際收支盈余。如果外資不完全轉化為額外進口，外資的流入會使東道國貿易條件好轉。但從長期看，外資終究代表一種債權或利潤索取權，利息、利潤、管理費等的流出，要求國際收支的其他項目特別是經常項目處于盈余狀態。因此，東道國必須擴大出口，造成出口價格下降，會對一國的貿易條件產生不利影響。

但是，外資的流入會提高東道國的產出，也有可能會降低母國的產出，因為母國的投資由于資本的流出而萎縮。而一國的進口需求是與其國民收入密切相關的，與進口數量密切相關的貿易條件就與FDI流動產生了間接的聯系，資本流動通過這條傳導途徑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其結果主要取決于進出口商品的國內外供求狀況和不同國家國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根據俄林的觀點，在只有東道國和母國兩個國家的條件下，東道國的貿易條件的變化方向取決于兩國對母國出口品的邊際消費傾向。如果東道國對母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大于母國對該產品的需求彈性，東道國的貿易條件將會惡化。反之，東道國的貿易條件將會好轉。這里考慮的FDI流量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主要是指價格貿易條件。如果FDI促進東道國的出口增長，收入貿易條件有可能改善。

（二）FDI的工資效應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

在東道國，跨國公司的工資水平普遍高于當地企業，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也存在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普遍支付比東道國當地企業高的工資有很多原因。其一，東道國的勞動者在擇業時一般都有“本地偏好”，為吸引這些人服務于自己，跨國公司傾向于支付高工資；其二，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通常會帶來一些專有技術，為了防止這些技術因雇員離職而泄露、外傳，跨國公司往往力求用高薪留住員工，減少雇員離職現象；其三，由于對東道國當地市場的熟悉程度有限，為了將優秀人才不斷納入自身運作體系，跨國公司一般都選擇支付高工資；另外，東道國的各種政策或來自母國的壓力等其他原因，也有可能迫使跨國公司支付高工資。在一般意義上，跨國公司相對較高的工資水平會對東道國產生“工資外溢”（Wage Spillovers）效應，即推動東道國當地企業的工資提高，并使東道國的總體工資水平提高。但是如果整個經濟像阿瑟?劉易斯所說的那樣可以從“農村勞動力儲備”或城市失業人口組成的大量“勞動力后備軍”獲得勞動力供給，即在勞動力供給無限的情況下，即使跨國公司保持較高工資，東道國當地企業的工資水平也不會受其影響而趨高。在此我們只考慮一般意義上存在的“工資外溢”。

那么，工資在一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中起什么作用呢？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在《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一書中認為生產要素的貿易條件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商品的價格貿易條件，這里的生產要素專指勞動力。在劉易斯看來，工資水平的差異決定了熱帶農產品和溫帶農產品的價格差異，而物價水平差異又決定了價格貿易條件差異。對此，伊曼紐爾（A. Emmanuel）持相同看法，即“不是相對價格決定要素的報酬，而是要素的報酬決定價格”。伊曼紐爾甚至認為，“在所有其他情況相等的情況下，工資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換的唯一原因。”上述“要素報酬決定價格”的論點反映了產品價格形成的事實，工資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勞動的報酬，是生產成本的組成部分，在產品價格形成過程中，工資自然具有一定的決定作用。

由于工資差異能夠決定物價水平差異進而決定價格貿易條件差異，故從理論上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工資水平提高會使相應產品的價格提高，如果該產品是出口品，工資水平提高會引起該國出口品價格（PX）上升，由此導致價格貿易條件（NBTT=PX/PM）改善。以此推論，FDI提高東道國工資水平這一效應，將導致東道國出口品的價格上升，價格貿易條件改善。從供給角度看，工資提高意味著勞動力成本提高，如果需求等條件不變，勞動力成本提高將導致一國出口品的供給減少，由此也會帶來該國出口品價格提高，價格貿易條件改善。

（三）FDI的產業流向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化

根據雷布津斯基定理，如果商品和要素價格不變，在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中，其中一種的數量增加了，而另一種的數量保持不變，那么密集使用前一種生產要素的商品的絕對產量將會增加，而密集使用后一種要素的產品的絕對量會減少。

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兩種要素模型（2×2×2模型）框架中，假定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不變，技術水平不變，就意味著兩種產品要素投入比例K/L不變，要保持兩個行業的要素投入比例不變，就必須在兩個行業間調整資本和勞動的存量。

當資本K增加時，假定所有新增加的K全部投入資本密集行業，為了保持該行業原有的K/L，就必須從勞動密集行業轉移一定量的勞動來配合新增資本K。只要資本K繼續增加，就會不斷地把生產要素由勞動密集行業轉移到資本密集行業。生產要素存量調整的結果必然是擴大了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生產，縮小了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生產，進一步提高了專業化的程度。由于資本的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絕對量就會增加。如果資本密集型產品是該國的優勢出口產品，隨著資本K的增加，產品的相對優勢也會隨著增加，出口量會隨之擴大，而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下降，進口增加，因此資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價格會下降，而勞動密集型商品的進口價格會上升，在這種出口擴張型增長的情況下東道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如果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商品，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商品，那么資本K的增加會減少資本密集型商品的進口，進口價格下降，在這種進口替代型增長的情況下該國價格貿易條件改善。我們由此得出以下推論：

推論1：如果要素投入比率K/L不變，以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FDI的流入將改善價格貿易條件；如果東道國的原有出口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FDI的流入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如果FDI的流入使東道國的K/L發生變化，那么上述結論將不能成立。

上述推論在現實中是存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利用外資過程中，過度擴張其比較優勢行業，出口擴張，改變了國際市場的供求狀態，造成出口價格下降，引起貿易條件惡化。

推論2：如果FDI大量投入各國的相同產業，將會引起同類行業出口產品的惡性競爭，出口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惡化，還會引起貿易戰和保護主義泛濫。

從世界范圍看，如果FDI流入的產業所生產出口的產品與其他國家的產品處于競爭關系，那么這種出口導向型的FDI流入越多，同類產品出口增長越快，與國外產品的競爭就越激烈。尤其在價格競爭導向戰略下，更容易引起貿易戰，使得貿易福利下降。

（四）FDI的進口需求、跨國公司的轉移價格與東道國貿易條件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國進口品的需求增加，會使進口品價格（PM）相對提高，從而使本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FDI在東道國的新建投資往往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機器設備等資本品和中間品，形成超額需求。以我國為例，外商投資企業促進我國出口增長的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迅速增長，其進口占我國總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此外FDI企業進口的產品多為資本與技術密集型中間產品，價格較高，又受發達國家壟斷，價格往往不易下降。大量進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勢必不利于我國貿易條件的改善。黃平、索瓦羅（2003）在考察我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時將FDI形成的超額需求作為導致貿易條件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復合一體化戰略下，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體系內一體化的國際生產日益結合，跨國公司以“適地生產”為原則在全球范圍內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并通過公司體系內的網絡為這些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服務，從而建立起內部市場，使以內部交易形式而產生的不改變所有權屬性的新型國際貿易方式――企業內貿易（Intra-firm Trade）迅速發展?？鐕具M行企業內貿易主要是為了利用轉移價格減少稅負、轉移資金與利潤、逃避風險與管制，為了達到上述目的，跨國公司往往采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進口品的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品的價格?！稗D移價格”一方面造成價格信號失真，另一方面會導致價格貿易條件惡化。

二、FDI、出口數量與收入貿易條件

FDI有利于促進東道國出口。早在1990年，Rhee和Belot就綜述了外資對一系列低收入國家出口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如在印度尼西亞，韓資公司和中國臺資公司促進了當地膠合板制造業的發展及產品出口；在牙買加，與韓國的合資公司使該國服裝得以向美國出口。繼之，Aitken、Hanson和Harrison（1997）對墨西哥制造業的調查發現，當某公司與出口型跨國公司相鄰時，該公司的獲利水平就會提高，但與該國出口商相鄰則沒有這種效應。Lipsey（2000）考察了東亞國家和地區，他認為在東亞電子行業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美國跨國公司分支機構起到了重大作用。早期數據顯示，東亞電子行業出口的四分之三應歸功于美資企業出口；外資進入還改變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出口結構，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減少，化學、機械等行業的出口大幅增加。同樣的效應在發達國家也存在，Ruane和Gorg（1999）指出，愛爾蘭加入歐盟后，隨著FDI大量進入，該國有了很大轉變，在制造業，該國三分之二的凈產出和近一半的就業依靠外資，而高科技行業的出口則幾乎全靠外資。Sousa、Greenway和Wakelin（2000）指出外資企業會提高內資企業的出口傾向。浦田秀次郎（2003）運用重力模型對相關經濟體FDI流入和對外貿易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總體而言，FDI對貿易的影響為正。

FDI促進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具體途徑包括：一是FDI流入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部門；二是在跨國公司全球定位的生產經營戰略中，東道國處于上游供貨商地位；三是東道國的出口企業與跨國公司形成產業內分工關系，或以產業內水平分工為基礎，生產國外市場所需的差異產品，或以產業內垂直分工為基礎，成為跨國公司整個生產鏈中的一環；四是跨國公司采用縱向一體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東道國。

從理論上講，FDI對東道國收入貿易條件變動的影響是通過上述幾個途徑，以增加東道國出口數量的方式實現的。但是在價格貿易條件不變、改善和惡化三種情況下，FDI的收入貿易條件效應會產生不同結果。如果價格貿易條件不變，FDI通過上述途徑使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必然帶來東道國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如果價格貿易條件改善，FDI促進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結果，也同樣導致收入貿易條件改善；但在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前提下，FDI的收入貿易條件效應就會不確定，只有FDI引致的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幅度大于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幅度，東道國的收入貿易條件才會改善。

同理可以推知，如果FDI不是促進東道國的出口數量增加，而是使其減少，那么除了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的幅度大于出口數量減少的幅度這一種情況外，FDI減少東道國出口數量，貿易條件隨之惡化。

三、FDI、技術外溢、生產率變動與要素貿易條件

在促進東道國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方面，FDI除了直接進行技術轉讓外，還可以通過兩個途徑發揮積極作用：一是示范效應，即跨國公司進入后，會對東道國當地企業產生一種示范作用，當地企業通過效仿跨國公司所使用的先進技術，學習其先進管理經驗，能夠帶動技術進步，從而提高生產效率；二是競爭效應，即跨國公司的進入能夠打破東道國當地市場的原有格局和均衡，對東道國當地企業形成競爭壓力，迫使當地企業采取行動保護市場份額和利潤，由此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在實踐中，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往往相互交織，綜合體現為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溢出效應”。

麥克道格爾（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應時，第一次把技術的擴散效應視為FDI的一個重要現象。Richard Caves（1974）明確提出了FDI的技術外溢問題，被認為是開創了FDI技術外溢效應研究的先河。Hufbauer和Nunns（1975）指出，跨過公司的特定優勢往往是擁有先進技術，所以跨國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的技術轉讓及其對東道國當地廠商的“技術滲漏”，都會加快東道國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Findlay（1978）認為，通過外資企業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傳染”效應，FDI可以提高東道國的技術進步率；東道國當地企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越大，后者對前者的技術傳遞就越快。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增長理論明確提出，FDI可以產生外溢效應，加速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發展中國家通過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培育并養成自己的內生技術創新能力。這些結論被《1992年世界投資報告》吸收。綜觀近年來的相關文獻普遍認為，東道國可以從以下渠道獲得FDI的技術外溢效應：第一，通過FDI帶來的新技術、新設備獲得技術外溢；第二，通過子公司對當地雇員的培訓獲得技術外溢；第三，通過跨國公司參與東道國競爭而產生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第四，通過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所進行的大量研發活動增強技術外溢效應；第五，從FDI企業與本地企業的技術聯系獲得。

盡管FDI對東道國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取決于多種因素，但在多數情況下，FDI都趨向于提高東道國的生產率和技術水平。要素貿易條件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FTT=[PX/PM]?ZX）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FTT=[PX/PM]?[ZX/ZM]）。在價格貿易條件不變、改善和惡化三種情況下，出口商品勞動生產率（ZX）的提高會導致單要素貿易條件出現不同變化，但總的來說，只有在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幅度超過出口品勞動生產率提高幅度的情況下，單要素貿易條件才會惡化。這意味著，一般情況下，FDI都能通過促進東道國提高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而改善單要素貿易條件。在雙要素貿易條件中，如果假設進口商品勞動生產率（ZM）不變，那么FDI影響其變動的理論途徑和作用機制與FDI影響單要素貿易條件變動的相應途徑和機制類似。

四、結論

根據上文的理論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如果FDI的流入能適度增強東道國原有比較優勢，則有助于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如果FDI的流入過度擴張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導致出口數量激增，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價格貿易條件有可能惡化。

第二，如果FDI的流入能夠及時使東道國貿易結構發生新的變革，有助于增強進口替代品的生產能力，有助于貿易條件改善。

第三，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大小影響東道國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化。生產要素導向型FDI的技術轉移和擴散次數要高于市場導向型FDI。如果FDI沒有帶來技術進步效應，對東道國的貿易利益的影響則是不確定的。

第四，東道國利用外資的主要目標應該放在外資的技術含量和外溢以及產業結構調整上，僅僅盯住FDI促進出口增長、放縱外資重復建設和對原有比較優勢的肆意損耗，將會導致貿易摩擦加劇以及社會福利的損失。所以，東道國應該對成本導向型的FDI應予以高度關注，給予必要的政策引導。

參考文獻

王新奎:《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篇（6）

中圖分類號:F7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162-03

貿易條件指數是國際經濟關系中衡量相對貿易利益變動趨勢的一個重要指標。近年來,部分學者認為,貿易條件指標只適用于供給約束型經濟,而不適用于需求約束型經濟,而當前的世界經濟總體上是屬于需求約束型的[1]。但我們認為,價格貿易條件作為靜態指標,或許存在缺陷而不能衡量貿易利益的分配;但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作為時間序列性的動態指標,則不失為最簡單客觀的衡量比較利益變動趨勢的測量方法。為了敘述方便,如沒特別說明,本文中的貿易條件均指價格貿易條件。

一、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變動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2007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與貿易額的顯著增長和貿易地位的快速上升相比,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的貿易條件則呈現出相反的態勢,長期以來中國的出口價格水平下降,進口價格水平上升,這是典型的貿易條件惡化表現。根據中國海關統計,19世紀80年代,中國出口商品平均售價下降9.7%而同期世界平均出口售價卻上升16.6%[2]。商務部國際貿易研究院研究員趙玉敏、郭培興和王婷(2002)通過編制和計算各項貿易條件指數得出:1993―2000年間中國整體價格貿易條件下降13%,其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下降14%,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下降2%,所以制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下降是導致中國整體價格貿易條件下降的主要原因[3]。張海波、劉洪鐘(2008)通過對1981―2007年中國貿易條件的測算發現:中國總體貿易條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和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都呈下降趨勢,每年下降速度分別為4.6%、2.6%和5.1%[4]。世界銀行統計資料則顯示,從1981―2007年,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呈波動性下降,總體下降了34.2%,最近幾年持續下降。另外,李志弘(2002)、黃滿盈(2006)對近十多年的中國貿易條件變化趨勢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分別對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各類價格貿易條件進行了分析,也得出中國貿易條件處于不斷惡化趨勢的結論[5～6]。

二、中國價格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

從貿易條件的定義看,直接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當然就是進出口商品價格,所以任何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因素也就是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F實中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因素很多,所以貿易條件的變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是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主要因素呢?我們認為,以下因素是影響中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的主要因素: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商品結構、匯率和關稅稅率。下面分別予以說明。

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一國在一定時期內運用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的市場價值。對于貿易小國來說,其經濟增長會改變進出口商品結構,但是它們仍只是國際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所以其經濟增長不會對其貿易條件產生影響。但對于貿易大國來說,它們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其經濟的增長會推動產品供求結構的變化,進而影響貿易結構和規模,進出口商品價格也因此變化,從而貿易條件發生改變。當一國經濟增長時,會產生兩方面的效應: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前者表示隨著經濟的增長,國內對進口品的需求特別是高檔品的需求會增加;后者表示隨著經濟的增長,生產能力擴張國內進口品的供應數量也會增加。對貿易條件的影響要看這兩方面效應的大小。經濟增長的源泉有兩個,一是要素稟賦的增加,包括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增加;二是技術進步。一般來說,前者會使貿易條件下降,而后者會促進生產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

出口商品結構(RMP)表示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與初級產品出口總額的比值。多年來,中國都在努力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優化和提升出口商品結構,也取得了顯著成果,從1985―2007年,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已發生巨大的變化,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從1985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95%;初級產品的出口比例則從1985年的51%下降到2007年的5%。然而中國工業制成品的技術含量仍然比較低,產品附加值低,又缺乏核心品牌,所以出口商品還是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由于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已經相當龐大,其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會影響國際市場的供求平衡從而影響到中國的貿易條件。匯率(R)是一國貨幣與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則是用本國貨幣或外國貨幣表示的進出口商品價格的比價,所以匯率必然與貿易條件存在緊密聯系。國內學者對匯率與貿易條件關系的研究也很多,從表面上來看,本幣升值會抬高出口價格降低進口價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但事實并非如此。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程度、方向及作用機理是比較復雜的。謝朝陽(2008)通過研究發現本幣升值能夠改善貿易條件其實是一種錯覺,能否改善貿易條件取決于許多因素,短期要看貿易條件計價結算時選擇哪種貨幣,只有當出口時用本幣而進口用外幣時才改善貿易條件,長期則取決于進出口供求彈性大小[7]。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最常被使用的是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彈性分析方法。即,一國貨幣貶值能否改善一國貿易收支狀況,取決于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和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如果兩者之和的絕對值大于1,則一國貨幣貶值會改善其貿易收支從而改善其貿易條件。羅賓遜夫人曾論證過進出口商品供求彈性之間的數學關系,其結論是:當SmSx>DxDm時,本幣貶值導致本國貿易條件的惡化;當SmSx=DxDm時,本幣貶值不會影響本國的貿易條件;當SmSx

關稅(T)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護國內市場和本國幼稚產業,關稅也可以通過調節進出口商品價格從而改變一國的貿易條件。在別國不存在關稅報復的前提下,如果是貿易大國征收出口關稅,則會提高出口商品的價格從而有利于其貿易條件改善。同樣如果貿易大國征收進口關稅的話,會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減少其進口量,因為貿易大國能夠影響國際市場價格所以其進口量的減少會降低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從而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一般來講,在別國不存在關稅報復的情況下,只要征收關稅的是貿易大國,不管其征收的是進口關稅還是出口關稅都會有利于該國的貿易條件改善。

三、中國價格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擬構造的經濟計量模型如下:

LnNBTTt =Ct+αLnGDPt+βLnRMPt+γLnRt+δLnTt+εt

其中,NBTT是被解釋量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GDP、RMP、R、T分別表示解釋變量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出口商品結構、匯率和實際關稅率,α、β、γ、δ為待估參數,分別表示GDP、RMP、R、T對貿易條件的影響程度,模型中對各變量取對數是為了更容易得到平穩的數據且不改變時間序列的性質和相互關系。

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的貿易條件指數NBTT的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以2000年為基期,該年的貿易條件指數為100。國民收入因素的GDP指數,數據來源于2008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為了與貿易條件指數相匹配,本文將GDP指數也重新換算成以2000年為基期。出口商品結構RMP其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各相關年份和本文的計算,計算方法是出口商品中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值與初級產品的出口值(億美元)之比。匯率R采用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中間價),單位為人民幣元,其數據直接取自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實際關稅率T,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本文的計算,計算方法是進口關稅實際征收總額與進口總額之比。

1.變量的單位根檢驗。在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對時間序列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我們對經過處理的中國對外貿易條件指數、國民收入指數、出口商品結構、匯率、實際關稅稅率的對數形式進行單位根形式的平穩性檢驗。

2.協整檢驗。首先,主要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或施瓦茨準則(SC)確定滯后階數k,根據取得AIC的值或SC的值最小的k值的原則確定滯后階數為2,ADF檢驗已顯示,變量的一階差分均是平穩的,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

依據上文分析關于各因素對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的貿易條件的影響,通過計量軟件Eviews5.0對經濟模型進行AR(1)形式回歸,并剔除t檢驗值不顯著的變量,最終回歸結果如下:

LnNBTTt=0.455509LnGDPt- 0.558364LnRMPt+ 0.528482Ln

(2.557543)(-3.270488) (7.481551)

Rt+ 0.169945LnTt+ 0.504087LnNBTTt-1

(2.410579) (4.459245)

R2=0.757284 R2=0.700175 DW=2.104994

回歸結果中,R2的結果表明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程度達75.7%,擬合較好;DW檢驗值為2.10,基本排除了模型的自相關問題。查t分布,可以看出上式中LnGDPt、LnRMPt、 LnRt、LnTt的系數在0.05的顯著水平下,都通過t檢驗,都是顯著的。為了避免偽回歸,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項εt進行ADF檢驗以確定其是否平穩,結果為殘差項的ADF檢驗值(-4.57)小于1%顯著水平的臨界值(-4.46),即回歸方程的殘差項εt在1%的顯著水平下是平穩的,則該方程不是偽回歸。因此,LnNBTTt與LnGDPt、LnRMPt、LnRt、LnTt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協整檢驗只是證明了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行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下面分別對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商品結構、匯率、關稅與價格貿易條件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由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滯后的階數非常敏感,此處采用AIC和SC來確定最佳的滯后階數,經過篩選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為2。檢驗結果(見下表)。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從上表的檢驗結果的概率值可以看出,在滯后2期時,在5%顯著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也即 LnGDP、LnRMP、LnR、LnT是LnNBTT的格蘭杰原因。

四、模型結論和政策建議

1.模型結論。從回歸方程的結果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實際關稅率、匯率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都是正的,只有出口商品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負的。

(1)國內生產總值與貿易條件。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貿易條件存在正相關關系,主要是因為這些年來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明顯。前面理論分析部分已經闡明:由于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能力的提高進而產出的增加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孫旭蕾(2007)通過對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研究也表明經濟增長與中國貿易條件成正相關關系[8]。(2)出口商品結構與貿易條件。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貿易條件成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日漸上漲,而制成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不斷降低。而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品中制成品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現已占據主導地位,所以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貿易條件呈負相關關系。時琳(2007)通過對中國貿易條件的相關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結論[9]。(3)匯率與貿易條件。匯率對中國貿易條件的影響為正。表明中國貨幣的貶值有利于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依據羅賓遜夫人的結論,其原因可能是中國與外國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小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李平、辛佳(2008)研究也表明,中國貨幣貶值將有利于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10]。(4)實際關稅率與貿易條件。實際關稅率的系數為正,表示實際關稅率對中國貿易條件有正的影響。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相符合,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的貿易大國,不管其征收進口關稅還是出口關稅都有利于其貿易條件的改善。

2.政策建議。雖然貿易條件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著一國貿易利益的總體下降,但是理想的狀態還是應該追求貿易條件趨于改善。如何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呢?本文提出以下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對策。

第一,解決突出問題,保持經濟合理穩定的增長。盡管這些年來中國經濟保持著高速增長的態勢,但經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很多不合理的現象。我們應大力發展科技,提高產品質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向,實現從偏向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增長向偏向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部門增長的轉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大力開發新能源,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第二,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這些年雖然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但是由于中國制成品中很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其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所以中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處于低價位。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提高中國傳統優勢出口商品的質量、技術水平,實現增長方式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實現主要出口粗加工、淺加工、低附加值產品向出口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產品的轉變,提高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是實現中國傳統優勢出口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第三,改革匯率體制。我們不能片面看待升值問題及其對經濟的影響,處理匯率問題關鍵要在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同時,不喪失經濟競爭力和保持經濟的均衡發展。長期來看,匯率變動的內在趨勢不應該被人為扭曲,人民幣必須改變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即中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了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向更加完善的匯率制度改革。第四,合理運用關稅。我們應在WTO的框架下結合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關稅水平改善中國關稅水平和調整關稅結構。首先,在調整關稅總水平的基礎上,處理好進口關稅的梯形結構和降低關稅總水平之間的關系。其次,盡可能減少關稅造成的扭曲,可以對進口需求彈性高的產品征收較低的關稅,對進口需求彈性較低的產品征收較高的關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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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玉敏,郭培興,王婷.總體趨于惡化――中國貿易條件變化趨勢分析[J].國際貿易,2002,(7):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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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謝朝陽.升值是否改善貿易條件――本幣升值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理論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8,(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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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靜，梧州學院經濟系講師，碩士，廣西梧州543001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6－0086－03

作為桂東南唯一出口口岸，廣西梧州地理條件良好，對外貿易歷史悠久。據史籍記載，早在漢朝時期該地區就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交叉點之一。1897年梧州開埠后，以梧州為中心的對外貿易格局迅速形成，頻繁的經濟文化交往，加速了人口的頻繁互動和民族融合，其輻射對桂東南地區乃至全廣西經濟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近代梧州對外貿易作為當時最為活躍的經濟因素之一，在經濟的深層次上影響著當時及當今梧州外向型經濟發展的走向。

一、貿易條件的理論說明

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又稱交換比價或貿易比價，通常指一國在對外貿易中出口商品與進口商品的交換比率。它用進出口價格指數來計算，即出口商品價格指數與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比率。

其基本表達式通常為：N=Px／Pm

當式中P=所有出口商品的綜合價格指數，Pm=所有進口商品的綜合價格指數，則N為所有出口商品對所有進口商品的貿易條件指數，即綜合貿易條件指數。如N的數值比基期數值增大。表示該時期的貿易條件與基期比更好；反之，如N的數值比基期減少，則表示這一時期的貿易條件與基期相比有所惡化。

基于這一理論，在近代梧州貿易條件究竟是改善或是惡化，筆者試圖通過對其綜合貿易條件變化趨勢的分析進行初步的探討。

二、梧州與廣西和中國各階段貿易條件的比較分析

由于某些資料的欠缺，筆者分四個階段對中國、廣西與梧州貿易條件作比較。第一階段(1897～1911)，除1898年和1901年貿易條件線相交外，梧州貿易條件曲線均在中國貿易條件曲線之上(圖1)。波峰出現在1902年和1910年，指數分別是274.21和129.85。梧州貿易條件波峰是中國的2倍多，說明此階段中國和梧州的貿易條件都是逐漸改善的，而總體上梧州貿易條件比中國貿易條件要好得多。為什么梧州會出現這種局面?這是因為開關后，由于經梧州征收稅費的進口貨物可免納內地子口各項厘金雜稅，還得流通全國，商人獲利更高，于是，貿易趨勢扶搖直上，對外貿易迅速發展，進出口貿易貨值占全省3／4，出現了開關盛世局面。

第二階段(1912～1930)，除1922年廣西出現貿易條件指數最高點1445.70外，中國、廣西、梧州貿易條件三曲線幾乎成一直線，沒有明顯的波峰及波谷出現(圖2)。以1923年為界，之前三曲線幾乎是相交的，之后梧州貿易條件指數曲線還是處于其他兩線之上。這說明1923年之后，梧州貿易條件相對于廣西和中國貿易條件來說，要稍微好一點，在200點左右徘徊，梧州貿易條件比上一時期上升，也說明中國、廣西和梧州的貿易條件情況基本上一致，是相吻合的。

第三階段(1931～1945)，以1939年為界，中國、廣西和梧州貿易條件三曲線幾乎重疊(圖3)，在0～45點左右低位徘徊。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之前梧州貿易條件曲線出現兩個波峰：1932年和1938年，指數分別為3359.46、1228.00，前者幾乎是后者的3倍。兩波谷出現在1942年和1945年，指數都為0。兩波峰巨大差額和兩波底均為0，正說明了梧州貿易條件在迅速嚴重惡化，甚至到了停滯的狀況。從趨勢線來看，梧州貿易條件曲線總體呈下降趨勢，甚至低于x軸，這也說明此間的梧州貿易條件惡化嚴重的情況，與近代中國貿易條件惡化論吻合。為什么1931～1945年間中國、廣西和梧州貿易條件嚴重惡化?這是因為期間日軍封鎖中國海上交通，對各口岸大肆洗劫。而梧州解放前夕，由于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國民經濟全面崩潰，因而口岸在這期間的進出口貿易急劇下降。

第四階段(1946～1947)，中國貿易條件呈持平發展趨勢而梧州貿易條件與此相反，呈急劇上升趨勢(圖4)，說明這期間梧州貿易條件迅速好轉，由1945年0指數上升到1947年近代梧州貿易條件史上的最高點1686465。為什么梧州貿易條件會出現與中國貿易條件完全不相符的情況呢?按理來說，抗戰結束后，經濟應該很蕭條，但為何梧州的貿易條件反而好轉了呢?那是因為在1946年由于抗戰結束后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和進口驟然大減，是年世界市場急需錫及純銻，而是年梧州出口錫13889公擔，占全國89％；出口純銻37829公擔，占全國79.9％。當年梧州出口貨值猛增至1532844萬國幣元，排全國第4位(次于上海、天津、廣州)，而進口值也不低于3861萬國幣元，出口額是進口額的397倍多，因而1946～1948年間是梧州近代對外貿易中出超巨額最大的階段。這樣來看，出現梧州貿易條件突然迅速地好轉而與整個中國貿易條件不相符的情況也就不足為怪了。

另外，貿易條件波峰和波谷點差額有明顯差異。中國貿易條件的波峰最高點為184.8，波谷最低點為46.16，兩者相差138點多。廣西貿易條件的波峰最高點為1445.7，波谷最低點為5.44，兩者相差1440點多。相對于中國和廣西的情況而言，近代梧州貿易條件明顯大起大落，波峰與波谷相差3000多倍，最高可達3000多點，波谷最低達0，出口基本絕跡，波峰與波谷相差3000多點，為以上三者之最，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近代梧州對外貿易不平衡發展之嚴重性。從波峰出現時間上看，中國為1919年，廣西為1922年，梧州為1947年；從波谷出現的時間來看，中國為1937年，廣西為1942年，梧州為1942年和1945年。

綜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的分析和判斷：

(1)從總趨勢上看，1916年以后，廣西與中國貿易條件均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這與中國貿易條件情況完全吻合。相反地，近代梧州貿易條件從1897年開關以來，則是在波動中呈逐漸走高趨勢。

中國貿易條件指數的變動也反映了這一趨勢。近代中國貿易條件經歷了四個波峰：1910年、1919年、1927年和1936年；三個波谷：1905年、1932年和1937～1947年。從指數上看，四個波峰的指數分別是：129.85、184.8、139.23、115.94。四個波峰的貿易條件指數是20世紀10年代依次走高，20年代后依次走低。三個波谷的貿易條件指數分別是64.72、85.39和46.16，基本上是在低位徘徊。

廣西貿易條件指數的變動也反映了這一趨勢。近代廣西貿易條件經歷了三個波峰：1922年、1934年和1937年；三個波谷：1926年、1932年和1942年。從指數上看，三個波峰的指數分別是：1445.70、158.93和189.54。三個波峰的貿易條件指數是突然下降后在150指數間徘徊，其中1922年達到近代廣西貿易條件指數最高點。三個波谷的貿易條件指數是76.75、66.3和5.44，依次走低。

梧州貿易條件的變化比較明顯：1897年開關以來，一直呈逐漸升高趨勢，1946～1947年達到近代梧州貿易條件指數最高點，這與中國和廣西近代貿易條件趨勢相反。三個谷點出現在1939年、1942年和1945年，指數為0.03、0、0。1942年和1945年梧州近代貿易條件指數跌至最低點谷底0。與廣西貿易條件波峰相比，1909年前梧州貿易條件指數的幾個波峰遠遠高于廣西；但幾個波谷皆低于廣西。由此可見，梧州貿易條件在1909年前及1946～1947年間相對是較好的。

(2)近代梧州對外貿易中的不等價交換(貿易條件)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問題。如果進口物價指數的上升幅度大于出口物價指數，或下降幅度小于出口物價指數，這個比率的指數呈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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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運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價格貿易條件的變化予以說明：

模型引自趙偉主編《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

如圖1，橫軸代表A產品的產量，縱軸代表B產品的產量，其中X國家在A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是A產品的出口國，而且在世界市場占據極大的份額。直線P代表A國未擴大出口之前的貿易條件（Pa/Pb），其與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為C，在直線P上的一點D作為A國的消費均衡點。與D點相切的曲線I為社會無差異曲線。出口擴大之后，貿易條件迅速惡化，變為P'，A國消費點因此移至C'點，此時的社會無差異曲線II，明顯低于社會無差異曲線I，意味著國民福利水平下降。

一、貧困化增長的發生是需要前提條件的

經過國內外專家的實證分析，主要有四點，這里我就簡略介紹：

1、該國生產能力的增長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出口部門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使出口擴大，由于此國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很大份額，將導致世界市場上此類商品供大于求，均衡價格下降。

2、國際市場對某國生產的此類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由微觀經濟的需求價格理論彈性，我們可知，世界市場均衡價格的下降率大于均衡數量的增長率，即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所造成的損失大于擴大出口帶來的利益，致使該國的總收益下降，國家變貧困。

3、該國此類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很大一部分份額。此類產品的世界市場供給量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該國，所以該國的出口量的大幅擴增足以影響一個市場的供求關系。

4、該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對外經濟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貿易條件的惡化更能引起一國國內福利水平的惡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往往制定以出口導向為主的貿易政策來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GDP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出口增長所引起的。

分析我國貿易條件（1994年―2003年）

判斷一國是否出現貧困化增長的最主要的指標就是貿易條件（也成交換比價、貿易比價），在數值上等于出口產品相對于進口產品的價值，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實際應用中具有四種類型：價格貿易條件（NBTT）、收入貿易條件（ITT）、單要素貿易條件(SFTT)以及雙要素貿易條件(DFTT)。

這里僅介紹價格貿易條件。價格貿易條件在數值上等于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的比例。若兩者的比例增長，說明本國可以一般為出口產品對進口產品更加具有價值，貿易條件變好；若兩者比例降低，則貿易條件惡化，可能會導致貧困化增長。

二、我國是否符合貧困化增長的條件

1、“增加出口”被譽為帶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套馬車”之一。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的中國來說，應該以出口導向政策為指導，增加出口以帶動經濟。其實這種政策很像晚期重商主義，政府大力鼓勵出口甚于進口。通過對我國在近些年的GDP增長率和進出口增長對對比,可以發現，絕大多數年份，我國出口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和進口增長率。由此我們不難推斷我國的經濟增長多半發生在出口競爭產業。

2、由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很多企業出口的產品基本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玩具等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由于這種產品的的勞動密集的特殊性，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可以生產此類產品出口，在世界市場上形成競爭。這將導致市場上此類商品的價格地下，而且由于競爭激烈，這也將使我國的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小。這符合國際市場對某國生產的此類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的條件。

3、關于我國經濟發展是否依賴于出口部門我們可以看出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就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直接表現為外貿依存度不斷攀升，經濟越來越依賴于外貿的增長。

三、應對我國貧困化增長的策略

1、改變出口導向型政策，扶持進口產品替代企業。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大力發展進口替代型企業。通過降低銀行貸款門檻、政府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一系列措施來扶持進口替代型企業，促進其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的替代企業，政府應該推廣其技術，利用知識外溢和學習效應，是其他企業學習技術，從而促進整個產業的外部規模經濟的實現。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則應該給予技術上的支持，促進其生產模式的轉型。

2、提高產品的含金量、質量和多樣化性，盡最大可能滿足國際消費者需求。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使其獲得盡可能多的滿足感，這樣有利于消費者對我國出口產品產生依賴，即所謂的“品牌效應”。這樣可以使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從而相對提高了消費者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有利于此產品富有需求價格彈性。

3、改變出口增長方式，以技術密集型和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代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通過對近年來世界貿易總額的分析，可以發現發達國家所出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占據相當大部分，而且這兩類產品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和壟斷力。我國要想在國際市場上長久占據份額，必須也得進行產業結構的轉變。

參考資料：

[1]趙偉主編《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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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和諧發展與其采用的匯率水平是否恰當有著重要關系。匯率失調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同時可能導致國際摩擦。就我國而言，許多學者和專家都曾探討：究竟怎樣的匯率適合中國？但不管怎樣應遵循基本的原則就是創匯和用匯均衡是用于貿易雙方的最佳匯率，也就是說不能偏離了均衡匯率。愛德華茲等人證明，均衡匯率方法比較適合于對發展中國家匯率的評估和評價。

由于現階段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過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鑒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它們之間存在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和評價人民幣匯率。均衡匯率理論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他們之間存在著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均衡匯率。關鍵是如何選擇能夠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特點且對人民幣匯率有顯著影響的基本經濟因素，這也是本文的重要視覺所在，事實上，斯坦為代表的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把反映中國國民經濟綜合增長力這一指標在模型中加以體現比較適合轉型中的中國。因此，本文試圖綜合以上特別是實際匯率理論和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成果，淺究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和基本經濟因素。

1. 基本經濟因素變動與均衡匯率

愛德華茲、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得出了重要結論，我們在借鑒的同時，結合中國實際從理論上分析貿易條件、外資流入、關稅、出口補貼、技術進步等基本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

1.1貿易條件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貿易條件改善會產生收入和替代兩種效應。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貿易條件改善首先會增加實際收入，從而不僅會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也會增加對非貿易品的需求，非貿易品相對價格因此會上升，這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同時，貿易條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進口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原先的國內需求將有部分轉移到貿易品上，這會減少對非貿易品的需求，從而導致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又要求均衡匯率貶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替代效應。一般情況下，由于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所以貿易條件改善的結果是導致均衡匯率升值。相反，如貿易條件惡化，即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當然，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受特定的經濟條件制約，在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也可能會產生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現象。這時，貿易條件改善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貿易條件惡化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2關稅與均衡匯率。關稅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影響進口品的價格來達到調節進口量的目的。假設其它條件不變，那么降低關稅就意味著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這時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就會相應地增加，如果馬歇爾---納勒條件成立，將會打破原來的經常項目平衡，這時就會產生均衡匯率貶值的壓力。另一方面，關稅降低還會產生進口品對非貿易品的替代，消費者會因為進口品價格下降而增加對它的消費，導致非貿易品均衡價格下跌，這也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

1.3外資流入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外資流入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因為流入外資的一部分，會通過結售匯或銀行間外匯調劑市場，而直接或間接地增加外匯市場的外匯供給。在外匯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在短期內就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從長期看，如果外資是以借債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還本付息的問題，所以這些流入的外資，如果全部進入消費部門而不創造任何生產力，最終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如果是進入投資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如果外資是以產業投資的形式流入的，特別是投資于外向型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4出口補貼與均衡匯率。出口補貼實際上是一種負關稅，歲調節出口有較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減少出口補貼會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潤減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減少會使結售匯需求不變，則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這是減少出口補貼所產生的供給短缺效應。另一方面，出口補貼減少同時會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政府的這部分購買力若最終被用于非貿易品支出，則會增加非貿易品需求，從而促使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升，這又會產生均衡匯率升值的壓力。在現實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結構比較多樣同時其作用有滯后性，即前者的效應大于后者，所以減少出口補貼一般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會導致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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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作為價格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影響一國和地區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固定匯率制度走向了終結。轉而開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在改革開放之前，由于我國貿易量較小，匯率波動對我國的貿易影響不是十分明顯。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在與日俱增。

一、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分析

匯率波動受多種因素影響，既有政治、經濟，也有心理、投機等因素。一般而言影響匯率波動的本質因素是該種貨幣供給需求情況，但是預測供需并不簡單。因為通常有很多因素影響貨幣的凈供需額，如資本流動和貿易流動投機的需要以及避險的需要等。資本流動和貿易流動構成了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量化地表現了在一段時期內對一國貨幣的需求流量。資本流動包括實物流動和證券流動。FDI就屬于實物流動，具體到我國，由于近些年吸引了大量的FDI，從外匯角度看為了到中國投資，外國公司必須賣出本國貨幣和買入人民幣，這增加了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從而促使人民幣升值。同理在證券流動方面，若一國股票市場上漲，在理論上其貨幣也會上漲。從貿易流動角度看，一個凈出口國如中國，其貨幣可能會由于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而被迫升值，原因是從國際貿易角度看，它的貨幣被買入多于被賣出。如果進口規模很大會使本國貨幣下跌。在經濟增長與實際匯率調整的研究中，最有影響力的理論是“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影響的實證分析

目前國內外學者在一國匯率對貿易影響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上，彈性分析法認為，匯率貶值可影響一國出口產品相對價格，從而使出口量增加，進口量減少，進而改善國際收支，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取決于本國產品的進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即馬歇爾一勒納條件一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之和絕對值大于1。幾乎所有的分析僅考察貿易收支，基本上不涉及出口額、進口額對匯率的彈性，下面用數理模型，從理論上對匯率變化對出口額、進口額的影響進行分析。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條件影響的實證分析

由于我國沒有公布對外貿易中的進口、出口價格指數，因此無法直接計算我國的貿易條件數據，這里的貿易條件數據借鑒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所整理取得的數據見表

在現實中，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很多，首先是匯率變動的影響，匯率變動影響進出口的相對價格，將直接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其次，貿易條件的變動反映了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體現了一國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速度上，一般來說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體現了一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以經濟增長率也對我國貿易條件產生影響。另外，貿易條件的變動還與進出口供給和需求的彈性有關，受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條件變動的影響。

此外我們可以看出，我國GDP增長和美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系數都是負數，表明當我國GDP每增長1個單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將惡化0.000248個單位，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將帶來進口價格的較大上漲，而出口價格卻不能同幅度上漲；而美國價格貿易條件每改善一個百分點，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將惡化2.332904個百分點，反映了我國和美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人民幣的升值造成了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從2005年1月到11月，中國的貿易條件降低了15%；而且，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后，貿易條件下降的趨勢并未緩解。我國大多出口商品和石油存在比價關系，但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不斷上升，我國出口商品價格卻不斷下跌，近些年，我國出口與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14.2%。我國每出臺一項出口鼓勵政策，之后都伴隨著外國企業對中國出口商的壓價，而我國企業為了保住國外市場份額，不得不屈從采取降價措施，使我國政府給予本國企業的優惠轉手讓渡給了國外，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再者，很多企業在國內競爭加劇、產出過剩的大環境下，被迫在海外市場廉價銷售，這種情況在汽車、手機和鋼鐵等行業尤為明顯。正是這種廉價銷售，造成了我國在人民幣溫和升值的環境下貿易條件卻顯著惡化。

從以上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已獲得巨大發展，成為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之一。然而，從表面上看，我國外貿形勢喜人，特別是在出口商品結構實現轉換升級，工業制成品占絕對比重的情況下，給人們造成我國貿易條件大幅改善了的假象。事實上，我國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了一種先降后升再下降的情況，總體趨于惡化。這意味著我國交換國外單位產品時需要付出更多的實際資源，除非這些資源都是完全可再生的，否則可能造成我國資源浪費，不利于我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吳念魯，陳全庚. 人民幣匯率研究(修訂本).第2版[M]. 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