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階段的主要特征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危機階段的主要特征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作為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消費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經濟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都存在很大差異。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消費既是社會生產的目的,也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是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只有消費才是評價和實現產品價值的最終環節。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逐步邁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結構面臨調整升級,這必將對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產生深遠影響。在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換代之際,文化消費逐年增長,成為消費領域一大亮點,其作用和意義也愈加凸顯。

一、文化消費研究的意義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波及我國各個領域,在應對經濟危機帶來的困難和挑戰時,文化消費和文化產業成為業界討論的熱點和焦點問題,文化消費“口紅效應”頻頻見諸于報端。在很多專家看來,文化消費是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歷史趨勢和必然選擇。翻看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歷程,其成績有目共睹,然而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卻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根據國際經驗,一定的GDP發展水平,與一定的恩格爾系數,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費支出有相關性。中國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曉明表示:根據國際算法,2005年我國人均GDP就已超過了1700美元,文化消費總量卻只有4150億元左右,與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億元以上。換句話說,中國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滿足程度僅僅不到1/4。當前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潛力遠未得到釋放,文化消費存在海量發展空間,文化消費將逐步成為我國經濟發展重要引擎之一,加強文化消費研究勢在必行。

文化消費是城鎮居民家庭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內容而言,通常可以把文化消費劃分為文化產品消費和文化服務消費兩種形式,包括: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消費項目。文化消費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消費的水平,也反映了社會發展的程度與速度。研究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可以為國家及地方政府文化教育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及區域文化經濟制度的有效性等問題提供理論支持。作為一種典型的非物質追求活動,文化消費的發展受到諸多元素的影響,同時也要考慮到不同消費者的行為偏好、心理動機、個人收入、地理環境等。文化消費自身的復雜性決定了在進行研究時需要多學科、全方位著手,以拓寬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內容。鑒于文化消費研究涉及數據廣泛龐大,為更為細致微觀研究,我們選取典型城市,以點帶面,深入探討。作為東部沿海城市,杭州經濟發達,文化產業發展迅速,其文化消費發展在東部城市具有代表性,并對中西部城市具有示范意義,因此本文重點調研杭州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現狀。

二、利用恩格爾系數分析杭州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與文化消費比例

根據杭州市統計信息網提供的數據,2000年以來,杭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性支出都有大幅增加,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是2000年的2.24倍,人均消費性支出14895元是2000年1.91倍。下面我們利用恩格爾系數分析杭州城鎮居民家庭消費結構,探討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現狀。通常認為恩格爾系數與居民生活、消費水平的關系如下:恩格爾系數大于60%,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處于絕對貧困狀態;50%到60%之間,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處于溫飽階段;40%到50%之間,居民生活消費實現小康水平;在20%到40%之間,居民生活消費趨向富裕;小于20%,居民生活消費最富裕。根據杭州市統計信息網提供的數據我們可以計算出2000年以來杭州歷年的恩格爾系數以及文化消費所占比例(見表1)。

(根據《2008杭州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

[2] 陳芳、周英峰、郭奔勝:2007:物價持續上揚的背后[EB/OL].news.省略/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8

篇（2）

奧地利學派對于商業周期解釋的第一個主要特征是：貨幣理論。正如馬克盧普總結的那樣：“貨幣因素導致了經濟周期”。在繼承了維克塞爾將利率區分為自然利率和貨幣利率的觀點的基礎上，米塞斯認為：“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并不一定一致”，但是，“貨幣利率遲早必須走向自然利率的水準”。這樣，米塞斯研究了“自然利率與貨幣利率之間發生任何差異的一般影響”。米塞斯在《貨幣與信用理論》（1912）中這樣寫道：“虛假的繁榮由銀行通過信貸擴張和降低利率而到來……，危機和隨之而來的蕭條是由于信貸擴張帶來的不合理的投資期導致的”。換句話說，非貨幣經濟會達到一般均衡狀態的自然利率和市場利率之間的出清。

米塞斯總結了這樣的情形，“情況是這樣的：盡管當前生產并不增加，同時也沒有延長平均生產期間的可能性，但放貸市場中所建立的利率仍以較長的生產期間為基礎；所以，雖然就最后結果言其事并非適當和不切實際，然后生產期間的延長對于當時仍能提供有利的希望。但是此種發展將導致何種結果，無人會對之發生懷疑。最后終將出現一切可用于消費的維持工具均已用完，參加生產的資本品尚未轉變為消費品的情況。”

所以，這種改變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并不是來自家庭儲蓄的增加，而且由于政府導致的信貸擴張。如果不存在信貸擴張的行為，那么企業的投資就只能來自于家庭儲蓄了。當中央銀行注入資金的時候，投資支出就會大于家庭儲蓄的總量。這時候企業家們獲得資金變得更加容易，他們就會投資與更加迂回的生產方式。企業家們的這種大量投資扭曲了生產結構。因此，這種生產結構是不可持續的，并不可避免的崩潰，直到企業家們意識到他們的計劃不能完成而且必須修正或放棄的時候。所以，周期的繁榮階段為蕭條階段創造了條件：擴張內在性的導致了蕭條是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的第三個特征。

“上述情況尚不致表現為消費品的完全缺失而危及人類的生存；其所表現者，僅為可供消費品數量的減少，以及因之出現的消費量的低落而已。于是，消費品的價格上升，而資本品的價格下降。”由于過多的消費品需求將提高它們的價格，資源配置是顛倒的：后期生產的投資優先于早期生產的投資。這種資本的重新配置增加了對于信貸的需求。為了避免這種崩潰，貨幣當局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但是，銀行的儲蓄是有限的，以至于對于信貸的需求最終超過了銀行過多的貨幣供給，這就推動了利率的上升，導致企業家們放棄生產計劃。市場力量導致利率朝著與時間偏好和投資與儲蓄均衡相一致的方向運動。

二、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理論對當前經濟危機的解釋

早在2008年之前，美國就經歷了一次“互聯網泡沫”。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后，美國經濟本應該步入衰退期。但是，為了防止衰退，美國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美聯儲大幅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2000年的6.5%一下子降到了2002年的1%。美聯儲用降息刺激了房地產經濟，經濟慢慢走出衰退。但是，代價也很大，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這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認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信貸的無序擴張。雖然信貸的擴張在短期內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但是，人為的繁榮必然帶來衰退。在危機爆發之前，整體經濟都會經歷一個信貸擴張的階段，而銀行信貸擴張的手段就是通過降低利率來實現的。

我們選取了從1959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月度數據。從圖中我們看出，美國聯邦聯邦基金利率在1981年6月曾經達到19.10%，為二戰?Y束以?淼睦?史最高值。在從1980年9月至1982年9月長達24個月的時間里該利率一直維持在兩位數的水準。在1981年6月達到歷史最高值19.10%后，隨后緩慢出現回落，這與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是一致的。

篇（3）

一、前言

2014年，隨著國家方針政策的大調整，各行各業正式進入改革的深水區。中國宏觀經濟開始朝著“新常態”的軌跡不斷前進，“降增速、調結構”也成為了“新常態”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特征。未來幾年中國將進入深化改革全面推進的關鍵階段，這不僅決定了中國經濟能否從新常態的陣痛中逐漸走出，還決定了“十三五”能否順利開啟，因此做好宏觀經濟數據的統計與分析，對合理制定相關政策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統計與分析

本文通過國家2015年3月給出的2014年全年經濟數據，對其10項最主要的經濟指標進行如下統計，并作具體分析（見表1）。

表中數據表明，除了新增貸款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經濟指標皆呈下降趨勢，宏觀經濟指標很不樂觀。

1、世界經濟環境尚未好轉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著名的國際金融海嘯，并不斷蔓延到世界各個角落，逐漸形成新一輪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也沒能幸免，從2014年進出口數據可以看出，中國全年出口總額同比僅增長3.4%，遠低于經濟危機前的數據。隨著中國工業的持續蕭條，恢復尚待時日，未來仍不樂觀。

2、中國宏觀經濟整體下挫

從10項主要數據來看，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呈現整體下滑的不良態勢，其中GDP更是創下了中國經濟統計以來的最低點，PMI全年處于較低水平（見圖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傳統工業增加值的不斷疲軟所致，雖然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也有所下挫，但是考慮到多項政策的出臺和區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來其增加值、增速應可以保持相對穩定，所以工業領域和建筑業領域的困境是未來“十三五期間”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之一。

3、進出口業務增長緩慢

2014年全年新增貸款總額9.78萬億元，同比增長13.3%，這主要得益于寬松的貨幣政策（見圖2）。分部門看，住戶貸款增加3.29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06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2.23萬億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增加6.48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40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3.83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9574億元，均略有增長。未來一段時間內，隨著美元的逐漸走強，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國際貨幣供給不斷減少，因此未來幾年穩健的貨幣政策依然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顯成效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多項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斷出臺，2014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現增長趨勢，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遠大于消費價格指數的增幅（見圖3）。在未來的幾年內，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斷完善將有助于我國社會資本更合理的流動，也有助于居民財富的不斷累積，由此將緩解國內需求疲軟的現狀。

5、房地產泡沫依然存在

從經濟數據來看，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在大幅度縮減，這首先要歸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資熱情受到抑制；其次隨著國內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剛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價的主要推手，僅靠社會閑余資本的投資熱情難以維持房價的持續走高，所以目前中國房地產仍然處于泡沫擠出狀態，而且在未來較長時間內這種狀態還會不斷發酵。

三、新常態下中國宏觀經濟發展對策

1、保持適當、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

從統計數據來看，目前中國經濟下滑不僅源自于國內需求的疲軟，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遭到了破壞，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如何有效恢復工業生產，使基本面恢復正常是經濟政策關注的主要環節，同時基于物價的基本穩定，所以適當、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應進一步加強。

2、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總體下降的趨勢不可逆轉，經濟的恢復應保持一種戰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長”或“唯改革”的取向。未來中國政府的目標應當是在堅守底線管理的同時，全力推進各行各業的“大改革”與“大調整”，通過深化改革、改變傳統體制來提升企業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導消化房地產泡沫

中國房地產問題并非個案，早在上個世紀日本和美國都經歷過類似的房地產危機，供過于求的局面在后來的十幾年中逐漸消化。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問題不應該進行過多的政策干預，之前的限購、限價等措施并沒有起到抑制房價的作用嗎，反倒加速了房價的上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來中國政府應該從價格干預向政策指引過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動剛性需求，逐漸去除房產庫存。

四、結束語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持續發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開啟了中國“大改革”和“大調整”的序幕，未來將延續“新常態”的運行邏輯。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體實施，切忌不宜采取強刺激，過度人為干預。

參考文獻

篇（4）

一、緒論

本次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促使學界和坊間認識到：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對于整體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意義。同時基于金融危機觸發的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衰退深化了各國對經濟增長干預程度，綜觀各國的經濟刺激措施，從美國的各級量化寬松政策到歐洲央行的注資再到中國史無前例的4萬億投資，充分證明了依靠注入流動性阻止經濟衰退的主要政策意圖。但是截止到目前，以注入流動為主的刺激政策不僅沒有促使經濟顯著復蘇，反而誘發了資產價格泡沫、地方政府債務失控及金融系統潛在的巨大風險，也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隱患。在此意義上而言，在當前金融擴張和金融系統已占據經濟體系中關鍵地位的條件下，重新厘定流動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聯已成為現實之需。基于此，本文章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關鍵文獻述評，第三部分為研究設計，第四部分為經驗事實，最后即是研究結論和啟示。

二、關鍵文獻述評

已有的經驗研究和實踐揭示，一個經濟體系內的流動性運行特征不僅受到宏觀經濟運行規律客觀制約，同時也受到政府和金融擴張政策的干擾。

（一）流動性：宏觀經濟效應

學界和坊間針對宏觀經濟運行的一個周期四個階段的研究早已形成定論，概括而言經濟周期也可以劃分為繁榮和蕭條兩個主要階段，宏觀經濟運行的每一個階段都具有其獨特特征，其對流動性的影響也獨具一格。

Irving 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縮理論（Debt-Deflation Theory）隱含了宏觀經濟運行環境和流動性之間內在關聯。Fisher（1933）研究指出，在宏觀經濟環境所引致的負向沖擊對微觀企業的資產價值形成侵蝕條件下，企業經營者的理就是折售其持有的資產以滿足當期的債務清償，但是資產的折售行為進一步引致資產價格的下降，從而引起企業資產狀況惡化；同時企業的債務存量也會被通貨緊縮效應放大，進一步引起企業債務負擔加重，這一循環引致的結果就是企業進入了債務—通貨緊縮周期。Bernanke，Gertler（1989）的代表性研究認為，當外部負面沖擊引起企業凈值下降形成既定事實時，企業抵押資產質量就會下降，進而銀行對企業融資行為就會表現出風險厭惡選擇，這一結果就會顯著的侵蝕企業再融資能力，企業的進一步融資限制就會極大削弱企業投資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企業就會面臨流動性緊縮的困境。Kiyotaki，Moore（1997）通過對農耕者的土地出售及去杠桿化所形成的價格螺旋的研究，指出土地價值的縮水直接或間接的引致土地所有者凈值及投資下降。尤其是在經濟危機條件下，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引致資產價格縮水，而相關金融機構的風險預期引致的折現及收緊流動性的行為進一步加劇資產價格縮水。而這一邏輯也得到自2008年以來針對金融機構通過資產負債表收緊流動性的研究文獻支持（Kashyan，Stein（2000））。Holmstrom，Tirole（1998）從預防性流動性需求角度研究認為，基于微觀企業或銀行理性預期行為，二者會形成現金窖藏的行為，而這種現金窖藏行為基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流動性需求，但是這種窖藏現金行為能否起到平滑微觀主體流動性波動的作用還有待進一步驗證。McCandless，Weber （1995）代表性研究證實，長期內經濟發展狀況表明貨幣供給的增加與經濟體系產出水平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隨后Taylor（1998）研究進一步明確指出，貨幣供給的增加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Michael Bordo（2009）基于美國歷史經濟危機演化狀況認為，刺激經濟復蘇的量化寬松政策應當適時退出，并且退出的時機選擇也影響到政策實施的預期效果。Hagen，Jean Pisani-Ferry，Jackob von Weizsacker（2009）的關鍵研究指出，在經濟危機末期階段及復蘇初期階段，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當回到常規渠道，但其退出的力度要配合恰當的政策。間接地反映了以向經濟實體注入流動性的寬松貨幣政策在刺激經濟復蘇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戚自科（2004）研究指出，基于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央行的貨幣政策渠道選擇依賴于信貸和貨幣兩種途徑。但其實質就是通過兩個渠道向經濟體系中注入或收緊流動性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Philippon（2008）的研究通過分析股票收益率與經濟發展狀態之間的關系，其指出微觀企業資金流的凈值預期縮水是引致經濟運行衰退的主要根源。

（二）流動性：金融擴張效應

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支撐，其干預的手段就是通過相機選擇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宏觀經濟運行。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過寬松或緊縮的貨幣政策釋放或收緊流動性，進而引導經濟運行。經驗研究和實踐表明其收緊或釋放流動的主要途徑就是通過銀行等金融系統的擴張或收縮得以實現。Diamond，Dybvig（1983）研究指出，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擔資金期限轉換及經濟體系中的流動性創造，并相應地承擔對應的風險。Kashyan，Stein（2000）指出，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凈值的縮水和資產質量的惡化，直接或間接引致其信貸供給的控制及信貸收縮現象，最終引致通過銀行貸款渠道的流動性緊縮現象。He，Kang，Krishanmurthy（2010）的經驗研究揭示，2009年以來，銀行通過可能的貸款收縮行為大幅度提高現金持有存量（Ivashina，Scharfstein（2010））。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宏觀經濟危機引起經濟體系中流動性緊縮的可能性。Caballero，Simsek（2010）研究認為，其他銀行尤其是銀行交易對手的償付能力的波動也會引致銀行現金窖藏行為。但是這種銀行現金窖藏行為被始發于2008年金融危機所引致的經濟危機放大，Aeharya，Shin，Yorulmazer；Brunnermeier，Salmikov（2010）和Diamond，Rajan（2010）等的研究對宏觀經濟危機與金融機構現金窖藏行為及其引致的流動性問題進行探索。Shleifer，Vishny（2010a）基于行為金融學的角度研究認為，經濟繁榮階段樂觀預期形成的激勵效應對銀行的理形成沖擊，引致銀行的信貸擴張及高度的杠桿化經營行為，而這種行為的后果就是市場流動性充裕，但是經濟危機就會引致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過度理性回歸，其去杠桿化行為和過度收緊流動性的措施造成顯著信貸緊縮，而信貸緊縮和降價折售行為引致市場流動性緊縮出現。

綜觀已有的研究，雖然代表性文獻對于流動性與經濟運行及銀行的金融機構的行為之間關系進行直接或間接分析，但已有的研究不足以支撐以下2個問題：問題（1）在金融擴張條件下，流動性存在周期性嗎？如果存在周期性，那么其與經濟周期關系如何？問題（2）在以上問題的基礎上，金融擴張與經濟增長能有效地解釋流動性周期性波動嗎？針對以上問題，現有文獻研究的不足也正是本文研究現實意義所在。

三、研究設計

（一）周期性測度及模型設定的經濟學解釋

結合本文研究核心和已有的相關研究文獻（饒為民，孫劍，2010），我們采用頻譜濾波分析框架中的帶通濾波（BP—BK）對我國流動性及經濟增長進行分解，并在分解出趨勢成分和周期成分的基礎上給出二者頻率響應函數（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進而分析二者運行的實際狀態與理想狀態的分布狀況，也即是針對上文問題（1）進行分析。

結合頻譜分析的數理原理，我們假定流動性序列與經濟增長序列近似于隨機過程{bt}，其線性變換形式為：

ht=■■a■*b■ （1）{1}

針對（1）式，利用BP線性濾波延遲多項式中內生的延遲算子進行線性變換為：ht=G（L）*b2t{2}。在此基礎上結合譜分析有關知識，的譜功率可以表示為：

fh（c）=|G（e-jc）|2*fb（c） （2）

其中我們定義（2）式中的G（e-jc）為e-jc=cos（c）-j*sin（c）的指數函數，其被定義為：

a（c）=G（e-jc）=■■a■*e-ijc （3）{3}

結合譜分析有關知識中的隨機過程迭代計算原理，我們給出帶通固定長度對稱濾波（BP-BK）的頻率響應函數：

aBP-BK（c）=aL2（c）-aL1（c） （4）

則通過頻譜濾波分解的數理過程可以看出，結合經濟時間序列的隨機過程特征，時間序列在頻率域中的結構表現為不同諧波之間的疊加，而不同諧波的組成體現了近似不相關的周期（頻率）分量的疊加，因此可以利用頻譜濾波分解原理對具有隨機過程的變量序列進行周期（頻率）分解，進而剝離出隨機過程波動特征。

基于頻譜濾波分解的優點從周期（頻率）的角度而言，固定長度對稱濾波（BP-BK）中則帶通濾波可以近似的定義為：

BPn（D，H）=LPn（D）-LPn（H） （5）

其中頻率循環周期是測算公式為：CC=■。

在給出周期性測度數理基礎的條件下針對問題（2），結合已有的針對流動性、金融擴張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及相互作用機制的研究，{4}我們在檢驗三者波動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的基礎上，對三者之間關系和相互作用機制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框架進行經驗驗證，并在此基礎上經濟增長波動因素和金融擴張波動因素對流動性的沖擊的脈沖響應分析。

（二）變量設定及樣本數據選取的經驗解釋

結合已有文獻和研究思路，相對于已有的對流動性廣義界定（魯政委，（2006）；任碧云，王越鳳，（2007）；曾康霖，（2007）等），本文對于流動性界定是基于實體經濟對貨幣量的需求標準，如果貨幣供應規模高于實體經濟需求規模，則是流動性過剩；反之則為流動性緊縮。基于此，本文利用廣義貨幣余額（M2）的增長率（Mg）與經濟增長率（g）之間相對差率（（Mg-g）/g）表征我國流動性運行狀態（LIQ）。其次，結合我國銀行機構信貸創造的特征及相關的貨幣銀行學理論，本文選取廣義貨幣余額（M2）和狹義基礎流動性規模（M1）之差表征我國信貸規模存量，進而利用信貸規模存量的增長率捕捉我國金融擴張取向（EOF），相對于傳統的利用M2與GDP比率而表征金融深化變量而言，文章基于以下兩個因素選取（EOF），其一就是本文綜合分析經濟增長與金融擴張對流動性之間內在關聯，因此如果選取M2/GDP會引致可能變量高度相關進而引起擬合回歸偏誤；其二就是M2與M1差額能更好的映射出金融機構創造信貸的能力和金融在實體經濟中擴張規模；最后本文承接既有的研究選取經濟增長率（g）捕捉經濟運行狀況。

結合數據可獲得性和經驗研究的需要，本文選取改革開放以來的1992～2013年度中的季度數據作為樣本數據。數據來自于中經網產業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同時為了提出價格因素的干擾，我們選取對應時期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對GDP進行微調，借以反映我國真是GDP運行狀況。

四、經驗分析

（一）周期性測度

依據前文周期性測度經濟學原理，本節我們對流動性和經濟增長周期進行分解。首先，由于變量特征具有時間序列特征，有必要針對變量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饒為民，孫劍，2010），其檢驗結果如下表1。{5}

則由檢驗結果來看，變量序列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原假設，也即是在計量意義上變臉序列統計分布具有平穩性特征。

在數據平穩檢驗的基礎上，我們對流動性變量（LIQ）和經濟增長率（g）進行頻譜濾波分解，依據前文分析的濾波分解的經濟數理過程及構建頻率響應函數過程，我們對流動性及經濟增長1992～2013期間季度運行狀況進行頻譜濾波分解，結果如圖1所示。

則從BP-BK濾波分解結果可以看出，在1992～2013期間經濟增長存在1995～1998、1998～2001、2001～2005、2005～2009四階段的短周期波動；同時存在1995～2009的長周期波動現象；樣本期內，針對流動性而言存在1996～2000、2000～2003、2003～2005、2005～2008和2008～2011五階段短周期波動現象，同時存在2000～2010長周期波動現象{6}。從分解結果看，無論是長周期還是短周期運行，整體上流動性周期運行均滯后于經濟增長運行，雖然無法精確判定是否是經濟運行周期引致了流動性周期性波動，但至少可以肯定經濟增長周期性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流動性周期波動。進一步從二者的頻率響應函數看，二者實際運行均偏離了其理想水平，并且二者偏離趨向和幅度近似。

（二）脈沖響應分析

在周期性測度基礎上，結合問題（2）我們利用向量自回歸方法對三者之間關系進行進一步分析。首先對流動性、經濟增長率及金融擴張三者之間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下表2。

從Granger檢驗結果看，經濟增長可以Granger引起流動性和金融擴張，同時金融擴張可以Granger引起流動性。則結合VAR相關原理，有必要進行進一步Johansen協整檢驗，其檢驗結果摘錄如下表3。

則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不能拒絕至少存在2個協整向量的原假設，表明流動性、經濟增長與金融擴張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在以上分析基礎上，基于問題（2）和周期性分析結果，進一步進行基于VAR模型分析框架的脈沖響應分析，分析結果如下圖表2。

則從脈沖響應分析結果看，當期給予金融擴張一個單位沖擊，流動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并在第四期達到其穩態；同樣若當期給予經濟增長一個單位沖擊，流動性呈現出先下降在第2期達到底部后開始上升的趨勢，同樣在第4期達到原均衡路徑。與此對應，若當期給予流動性一個單位的沖擊，經濟增長表現出上升并在第3期達到峰值后略微下降的趨勢，基本在第4期回到均衡路徑；而金融擴張呈現出先下降并在第3期達到底部后上升趨勢，也基本在第5期回到其原均衡路徑。綜合分析可知，經濟增長與金融擴張對流動性初始影響互為補充，其影響效應持續時間均為4期，而流動性對經濟增長與金融擴張二者初始影響呈現互補效應，但效應持續5期左右。但從流動性和經濟增長相互沖擊影響效應來看，二者影響效應相反，但流動性對經濟增長沖擊影響持續效應高于經濟增長對流動性影響的持續效應，同時流動性與金融擴張之間相互影響與此類似。

五、研究啟示

雖然諸多的代表性研究對于經濟增長與金融擴張之間關系基本形成共識，同時實踐也驗證了金融擴張、流動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但針對三者之間關系的系統性量化分析并沒有取得一致。本文通過測度流動性和經濟增長之間周期性特征及在其基礎上對于經濟增長、流動性及金融擴張三者之間相互關系進行初步系統性量化研究，經驗分析揭示，首先，樣本期內流動性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周期性波動特征，其中流動性的短周期波動和長周期波動均滯后于經濟增長短周期波動和長周期波動，同時經濟增長可以Granger引起流動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是流動性周期性波動的根源，同時金融擴張也是流動性產生的Granger原因。其次，金融擴張和經濟增長均形成對流動性短期沖擊效應，但二者對流動性的沖擊效應相反；與此對應的就是流動性對金融擴張和經濟增長沖擊效應分別與二者對流動性沖擊效應形成對偶性狀，并且流動性對二者沖擊效應持續時間高于二者對流動性的沖擊效應持續時間。基于此，結合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而言，我們不僅要關注經濟活動和金融擴張所產生的流動性規模，同時也更應當注意流動性的產生對經濟增長波動和金融擴張的影響。這也正是未來研究所要關注的命題。

注釋

{1}其中ai表征測度的權重序列，在本文中為{bt}移動平均權重。

{2}其中G（L）=■■a■*Li。

{3}式中i滿足i2=-1為虛數，G（e-jc）被定義為G（L）中的Li利用e-ijc置換所得到的結論。

{4}已有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間存在可能的內生關系，而文獻針對三者之間關系的研究并沒有形成權威共識，因此文章承接已有研究，假定三者之間存在內生關聯。

{5}限于篇幅，摘錄關鍵檢驗結果，如有需要請向作者索要，以下同。

{6}本文借鑒已有研究（（饒為民，孫劍，2010））以波谷為標準判斷周期性運行，波谷更具穩健性，以下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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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饒為民，孫劍.中國股市的周期性波動與價值投資的應用[J].金融教學與研究，2010（04）：55-58.

篇（5）

2世界經濟危機的蔓延

2.1國際金融危機

由美國次貸危機的發展而演化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一般認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為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后，投資者開始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流動性危機，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許多大中型金融機構以此來挽救金融業的衰敗，振興投資者對銀行業的信心.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實體經濟危機.2008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實體經濟卻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高開放度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而美國則是我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發達國家，全球金融危機直接導致外貿出口的減少，中國內地企業投資額也間接受到影響，消費額有所下降，市場受到外部波動[2].中國是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進口的減少與出口增長速度的大幅度降幅嚴重影響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與穩定，企業規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國債務危機

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終于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美元上限.金融危機使美國的財政赤字額大幅度增長，國債記錄不斷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余額為13.58萬億美元，GDP占比約為94%，同年年底一舉突破14萬億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發債余額僅剩2180億美元的時候，美國國會未就提高上限達成一致.終于，在2011年5月，美國國債觸頂，開創了14.2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來固若金湯的美國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場動搖后，引發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價格連續走低，美元匯率大幅波動.美債危機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動搖世界對美國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場變得更加不明朗與不確定.它將對當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擊，甚至有引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3].美國債務危機將給國際市場增加不確定性及風險，將沖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對外投資決策與現有經濟政策.因為美國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可能導致美歐經濟出現第二次衰退[4].為應對這種不確定性，我國可能不得不重新評估國際經濟形勢，相應地調整政策.美債危機是一個時間特征點，標志著西方社會經濟復蘇的努力再次失敗.

2.3歐洲債務危機及歐元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最先開始于希臘的債務危機，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于2009年下調希臘評級，希臘債務危機嚴重，政府面臨破產，歐盟是經濟一體化的組織，經濟關聯度高，自2010年起歐盟各成員國在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整個歐盟都受到此次債務危機的影響，出現經濟衰退，失業人數增加的現狀.以德國為主的歐元區的各大國已經感受到債務危機的嚴重性，歐元不僅大幅下跌，直接導致歐洲股市跌停，歐盟在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面臨著“體系的崩潰與聯盟的解體”.希臘財政部長稱，鑒于此次危機的嚴重性，希臘需要約90億歐元資金才能勉強度過危機[5].但是歐洲各國在援助希臘問題遲遲達不成一致意見，4月27日標普將希臘評級降至“垃圾級”，危機進一步升級.歐洲是世界高端設備制造業大區，歐債危機引發的經濟動蕩降低了歐洲對于大宗資源商品的需求，導致資源品價格下跌.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本土與資源品需求下降導致資源品價格下跌有利于緩解中國的輸入型通脹壓力與降低海外熱錢推高中國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歐債危機導致歐元持續貶值，直接降低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為了緩解債務危機，歐洲各國不得不收縮其財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縮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減少對于中國產品的需求.

2.4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及地位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家（美國、中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美國、歐盟、中國），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美國和歐盟都存在經濟危機的隱患時中國的經濟運行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中國能否成為一個好的全球“經濟消防員”，不僅是應對外部局勢，還是如何保持國內經濟的良性運轉，作為一個開放經濟大國，國內經濟運行形勢會通過一系列的對外經濟交往，經過傳導效應傳輸給世界.

3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與斯旺政策搭配理論

3.1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

蒙代爾（1962）在《適當運用財政貨幣政策以實現內外穩定》報告中，提出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時實現內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學說.他強調：“政策工具應該指派給其最具直接影響力的政策目標，如把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目標，把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目標[6]”，這就是蒙代爾的“政策指派法則”.在固定匯率制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假定條件下，蒙代爾的“政策指派法則”.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的具體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論

4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

4.1中國目前的經濟政策選擇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于國際需求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的國際收支，美國債務危機主要影響在中國的國際收支方面，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以及由此應引致的貿易問題，具體在于美國對中國的需求[7].歐債危機直接影響在中國的國際收支和由此導致的中國國際需求減少問題.雖然中國受到諸多金融危機的威脅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使得國的產品在世界市場競爭力非常強勁，中國即使在并2008年危機時依然保持者雙順差，2009年，中國進出口總額22072.2億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總額12016.6億美元，下降16.0%；進口總額10055.6億美元，下降11.2%，貿易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資本項目順差1,808億美元，比上年（463億美元）增加1345億美元，貿易無論是從相對量還是絕對量在危機的時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國目前還是處在蒙代爾指派中的第III區間斯旺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第IV區間（如圖中A點），那么中國的政策選擇是：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但是實際情況還要復雜的多，所以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適合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

4.2中國實施寬松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從國內均衡來看

從需求角度上來看：中國目前國內通脹壓力比較大，國內的通貨膨脹主要類型是結構型通貨膨脹，結構型通脹的主要特征是：在沒有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的情況下，只是由于經濟結構因素的變動，也會出現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上漲，而物價上漲是在總需求并不過多的情況下，而對某些部門的產品需求過多，造成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的現象,如鋼鐵，豬肉，樓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國的通貨膨脹并不是中國國內投資過熱導致的，所以緊縮的財政政策會加重國內的投資不足問題，致使國內的供給進一步減少，需求的不到滿足，反而會使通貨膨脹會更加嚴重.

4.2.2從供給的角度來講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支出增減政策上會減少國家對經濟建設的支出，抑制經濟投資，社會總供應不足，繼續會影響以后額經濟增速.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有穩定的經濟環境，緊縮的財長政策會使得中國國內經濟形勢急轉而下，打擊國內外的投資熱情，外資抽逃或者選擇其他的更為理想投資地，中國的物資短缺進一步嚴重，經濟增長緩慢，也不符合國家長期發展計劃.

4.2.3從國際的角度來考慮

緊縮的財政政策會使得國內通貨膨脹變得越來越嚴重，在支出轉換政策上本幣繼續貶值，外匯匯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國內的投資比較少，國外的需求會導致新的通脹壓力，并且，通過外匯的貶值來促進貿易的增加會惡化貿易條件，有可能產生貧困化增長效應.外匯的貶值也會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非人為地增加，國際收支逆差繼續增加，肯能會導致貿易相關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

4.3中國需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篇（6）

一、引言

在經濟周期性波動中，經濟高漲期的金融風險與經濟低迷期的金融風險相比具有隱蔽性的特征。經濟高漲期的風險容易為宏觀調控部門和微觀市場主體所忽視，這是因為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資產價格上升對市場主體的投機行為具有刺激性，并對貨幣供給具有吸納效果。這些風險在經濟低迷期間表現為金融機構龐大的不良資產的積聚，企業大面積的資不抵債，國民財富明顯縮水，甚至誘發金融危機。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在經濟低迷期容易形成共識，從政府到企業普遍采取收縮性的措施。由于這此措施是滯后的，加之宏觀調控部門和微觀市場主體存在過度反應，化解風險所付出的成本是巨額的，超過了任何一家機構投資者所能承擔的限度。為此，央行或政府采取最后貸款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救市(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或降息)，以及建立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資產等多種方式，以維護經濟社會的穩定。這種事后的處置風險方法讓央行和政府陷入兩難境地；動用公共資源會誘發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弱化了市場的約束力，并向市場提供了一個錯誤的信號；不動用公共資源會誘發大面積的企業破產、金融機構倒閉、失業率提高，甚至引發社會問題。

風險管理的關口前移比風險的事后處置更為有效。在經濟高漲期要揭示風險，并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化解風險。為此，要深入研究經濟高漲期間的風險特征，研究風險隱藏內在原因，在此基礎上采取制度性的措施，加快改革，建立起讓投資者承擔風險的金融體系。要密切關注投資者的風險承擔能力，對負債率上升的市場主體和高杠桿化的金融產品要加強風險提示和制度約束。本研究試就經濟高位運行期間風險特征，風險隱藏的原因以及治理對策作一探討。

二、經濟高位運行期間的風險特征

(一)資產價格加速上漲，且與投資品、消費品價格指數呈現“共振”現象

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是伴隨這一輪經濟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突出表現為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上證綜合指數在短短2年內上升了接近3倍，滬深兩市股票總市值在2007年11月5日達到33.62萬億元，比2002年底增長了7.77倍，“股票總市值/GDP”這一比例在140％左右。這對于主要由銀行體系承擔融資功能的經濟體來說，非常值得關注。同時，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較快，近幾個月來更呈現加速上漲態勢。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07年4月份以來，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漲幅分別為5.4％、6.4％、7.1％、7.5％、8.2％、8.5％、9.5％，環比漲幅呈逐月擴大趨勢。

資產價格與投資品、消費品指數的“共振”，是當前經濟運行所處周期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按照“波谷一波谷”的經濟周期劃分方法，1980年代以來我國已經完成了三次經濟周期，現在正處于第四個經濟周期階段。在以往的經濟周期中，資產價格與實體經濟的運行同步性往往較小，甚至出現背離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價格同步波動對于經濟體系的損害。而在這一輪經濟增長中，在資產價格上漲的同時出現了實體經濟的過熱跡象，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生產資料價格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漲。

(二)銀行信貸擴張行為約束乏力，期限錯配風險上升

銀行的經營行為往往具有“順經濟周期”傾向。當經濟運行呈上升態勢時，企業的投資需求增強，社會資金需求加大，貨幣供應量增加，銀行相對放松信貸準入條件，信貸投放速度加快；而當經濟運行開始逆轉時，銀行的信貸投放速度也開始放緩，此時企業對外負債水平較高、經營收益減少，向銀行再融資出現困難，按期償債能力減弱，不良貸款開始逐步暴露，并產生通貨緊縮趨勢，加劇不良貸款惡化的預期，進一步導致經濟發展步入低迷。據央行測算，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過熱時發放的貸款所形成的壞賬占我國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的三分之一。

(三)市場主體風險偏好增強，經濟行為出現高杠桿化傾向

居民的消費和投資行為主要決定于收入狀況以及對收入狀況的預期。在經濟上升期間，未來收入預期向好，居民往往在當期消費決策中考慮了未來收入因素，甚至不惜用信貸行為支撐當前消費。

企業預期整體經濟向好，市場需求旺盛，為了加大供給，傾向于增加投入以擴大生產規模，在自身資本補充渠道有限的情況下，因為預期投資回報率會高于市場利率，不惜舉債經營，使企業資產負債率呈上升趨勢。

金融業本身便是一個高負債經營的行業，而各地金融機構近年來存貸比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營中的高杠桿化傾向。

高杠桿化的出現，與資產價格的形成機制有關，也與市場主體本身的行為特征有關。以金融資產為例，它的價格形成機制與一般商品有所不同。一般商品的定價，通常采用成本加成的定價方式，價格機制運行的基本特征是邊際收益遞減。而金融資產是以資本化定價方式為基礎的，其價格是預期收益貼現到當前時點而形成的，受投資者預期的影響比較大。根據行為經濟學理論，市場主體的行為存在“機會主義”和“有限理性”的特征。在現實中，由于“繁華預期”的存在，居民和企業等主體存在“樂觀心理”與“過度自信”，隨著經濟的高漲，對未來的期望也不斷上升，從而愿意選擇性地忽視風險，而對投資對象給予更高的風險溢價。

三、經濟高位運行期間風險隱藏的原因分析

經濟高漲期的金融風險是極易被隱藏和忽視的。歷史經驗多次證明，金融危機發生具有突然性，非常關鍵的原因是金融風險很具有隱蔽性。而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的非對稱影響，資產價格上漲時期對企業投機的刺激，以及資產市場吸收流動性造成通脹效應不明顯等原因，導致風險被隱藏和忽視。

(一)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的非對稱影響

消費和投資是影響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資產價格的變化通過影響消費和投資來影響實體經濟的產出，但是這種影響具有不對稱性。

1、資產價格變動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分析。

F.Modigliani(1986)等人的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消費者是以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實現消費的最佳配置，其消費函數的基本形式是：

C=a·WR+b·YL0＜a，b＜1

(1)式中wR為財產收入或稱非勞動收入，a為財產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YL為勞動收入，b為勞動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根據該理論，一個人的消費計劃并非取決于當前收入，而且取決于終身財富，包括工資收入YL，家庭財富WR。于是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或下跌)，導致金融資產持有人財富的增長(或減少)，促進(或抑制)消費增長；同時由于人們的預期作用，影響短期邊際消費傾向，進而促進(或抑制)經濟增長的效應。其中，促進消費增長的效應稱之為正的財富效應，抑制消費增長的效應稱為負的財富效應，且這種財富效應是不對稱的。以美國為例，股市財富每增長1美元，會使相應的消費支出增長0.04美元，即正財富效應約為0.04；而股市下跌造成的財富萎縮促使消費萎縮的幅度遠大于上漲的效應，負財富效應達0.07(劉建江，2002)。

資產價格通過托賓Q值效應影響企業投資。托賓Q值表示企業的市場價值與企業的重置成本之比。資產價格的上升會提高企業的托賓Q值，使得投資新的工廠成本低于在資產市場上購并的價格，因此企業就會增加投資。反之企業則會更愿意通過在資產市場上購并的形式擴張規模，從而減少投資。

資產價格的變化通過資產負債表效應影響企業投資。企業投資資金的來源除了自身積累和證券市場融資外，很重要一部分是來自于銀行貸款。而貸款規模的大小取決于銀行對企業凈資產的評估以及銀行自身的狀況。若資產價格不斷上升，企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會得到改善，促使銀行加大放貸規模，刺激投資。若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企業凈資產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增加，那么一方面企業還貸困難，另一方面銀行擔心貸款風險增大，雙方都會趨于謹慎，于是信用收縮，投資減少。

2、資產價格對消費和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

我們借用上證綜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來分別代替資產價格、消費和投資來進行實證分析。我們以1998年為界分兩個階段來討論。1991年至1998年，股市總體處于下降階段，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也處于下降階段；1999年至2007年9月，股市總體處于上升階段，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也處于上升階段。這說明我國資產市場價格對消費和投資有一定的影響性，同時消費和投資下降的速度快于上升的速度。

進一步，我們分別對兩個階段的上證綜指與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證綜指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做相關性分析。在資產價格總體下降階段，兩者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18、0.822；而在資產價格總體上漲階段，兩者相關系數分別僅為0.312、0.626。這更進一步說明資產價格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也是非對稱的，消費和投資對資產價格下降時的敏感度遠大于資產價格上漲時的敏感度。

消費和投資對資產價格變化的非對稱反應，必然導致社會總產出對資產價格變化的非對稱反應。以1998年分界分為兩個階段。同時，上證綜指與GDP的相關性分析反映，1990年至1998年上證綜指與GDP的相關系數為0.805；而1999年至2007年9月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4，兩個階段表現出高度的不對稱性。

(二)資產價格上漲對企業投機行為的刺激

在資產價格不斷上升過程中投機性和龐茲性(ponzi－financing)企業的增多容易積聚和隱藏金融風險。Minsky(1982)將借款企業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抵補性的借款企業，這類企業的預期收入不僅在總量上大于債務額，而且在每一時期內，預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的債務本息。第二類是投機性的借款企業，這類企業雖然預期的總收人大于債務額，但是在借款的前一段時間內，預期收入是小于到期償還的債務本息的，這類企業需要通過變賣資產或借新債務來償還舊債務。第三類是龐茲性的借款企業，這類企業將借款用于投資回收期很長的項目，而在短期內是沒有足夠的現金流來支付債務本息的，而且償還債務的能力也是建立在未來較遠的某個日期有高利潤收入的基礎上的。

在經濟繁榮期，經濟參與者的預期收益上升，市場融資條件因為對經濟個體的良好預期以及貸款人之間的競爭壓力而放寬，大量資金就流向了投機性的企業和龐茲性的企業。在未來預期良好，資產抵押物價格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企業不斷地借新債還舊債，于是這兩類企業的貸款風險會被隱藏和疏忽，從而使得風險被隱藏。

我們用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額和固定資產折舊來代表企業的現金流，我們發現現金流與中長期貸款的比率總體呈不斷下降趨勢，這說明投機性和龐茲性企業不斷增多，且現金流中長期貸款比的波動基本與上證綜指增長率波動一致。進一步，比較現金流與中長期貸款比增長率與上證綜指增長率，兩者呈現高度的一致性。這說明資產價格的上漲，刺激了投機性和龐茲性企業的增加。

(三)資產市場對流入實體經濟的貨幣供給具有吸納效果

貨幣具有執行資產的職能。貨幣數量理論表明，當貨幣的流動性高于經濟的需要時，會抬高物價水平。在資產價格上漲時，則物價指數往往會保持穩定(B0rioandLowe，2002)，美國歷史上最大兩次資產市場泡沫破滅前期間(1923－1929年，1993－2000年)都存在著物價穩定和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的現象，而這個期間也正是風險被隱藏和不斷積聚的時期。賈玉革(2007)研究說明，居民持有貨幣不僅是用來執行貨幣交易媒介職能，也用來執行資產職能，研究發現涵蓋交易媒介與資產雙重職能的貨幣需求在1997年開始更擬合我國M2的年度實際增長率，這說明我國的貨幣需求中執行資產職能的部分正越來越明顯。

資產價格上漲吸納流動性，導致低通貨膨脹。我們用修正的費雪等式來表示貨幣的資產職能為：

MV=PT+S(2)

即貨幣需求不僅滿足實體經濟PT的需求，也要滿足資產對貨幣的需求S。對式(2)求導數，在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的情況下，可得：貨幣增長率=經濟增長率+物價增長率+資產價格增長率。在貨幣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在短期內未發生明顯改變的情況下，資產價格的快速增長會吸收流動性，而造成低通貨膨脹的現象。我國的CPI增長率與上證綜指增長率也基本呈此消彼漲的關系，并且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15，表明兩者是負相關的。

四、經濟高位運行期間治理金融風險的對策措施

(一)構建信貸市場與資產市場的防火墻，防止虛擬經濟風險向實體經濟擴散

“以資產價格泡沫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經濟危機的主要特征。比如，日本的經濟危機、亞洲經濟危機，包括以納斯達克大幅下跌開始的美國的“新經濟”調整帶來的幾年的經濟低迷等。國際經驗證明，在流動性過剩的大環境中，過剩的貨幣資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資產市場，會在短期內不斷推高資產價格，積累泡沫風險，甚至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線(左小蕾，2007)。我國近期股市、房市和其他資產類市場價格的持續膨脹，已引起各界的高度關注。

由于金融本質上是一種風險傳遞機制，只要這種傳遞是市場化的、公平的、自由的。因此，對我國當前的金融市場來說，建立一個良性的、互動的、有防火墻的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資金互動關系至關重要。在理論上，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各個子市場存在著有效的流通渠道。我們一方面要不斷創新金融產品，引導資金在金融市場各子市場之間的自由流動，實現金融市場各子市場的協同發展，提高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分散金融風險。另一方面要設立風險過濾機制，建立風險的防火墻，用法律手段確保市場交易的正常進行和資金的合理流動，防范資本市場的風險無約束地傳遞給信貸市場。因為大量信貸市場資金違規無序地進入資本市場，會出現股價的放大機制和信貸投放的自強化現象。一旦股價暴跌或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信用的“鏈條”會斷裂，容易形成信用危機，影響金融體系穩定。而且金融風險很容易在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之間傳播，當這種金融風險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涉及到實體經濟。所以，要建立風險能足夠地被過濾，使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泡沫帶來的負面影響有足夠的、有效的事后糾錯機制，將虛擬經濟泡沫危機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降至最小。

(二)向經濟主體提供更多的可供選擇的金融產品，增加風險管理工具

從世界金融結構變遷的歷史、類型、功能看，不管是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結構還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均呈現出機構多元化、市場多層次、工具多樣化等特點，經濟金融化、證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資產證券化已成為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資產證券化是間接融資的直接化。它能打通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的通道，構建金融結構中銀行信用與市場信用之間的轉化機制，合理分散信用風險；改善銀行信貸期限結構，提高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并促進銀行轉變盈利模式，提高資本充足率；拓寬社會融資渠道，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增加投資者的選擇，推動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的優化。因此，推行資產證券化是一項銀行、投資人、政府和資本市場共贏的金融創新。

從我國金融市場情況看，在當前經濟高漲期間，資產證券化發展很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率環境的變化使其所產生的收益無法滿足投資人的需要，特別是對銀行來說，缺乏生產、出售和購買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內在動機。因為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現金流全部從貸款收益中產生，目前，我國貸款利率受到管制，而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是完全市場化的過程，投資人會根據當前市場環境對其提出收益率回報要求。在市場普遍存在升息預期的情況下，投資人對收益率要求的增長幅度明顯高于資產池產生現金流的實際增長幅度，因此，對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需求明顯不足。所以，當前的關鍵是要為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與運作提供一個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使銀行有發展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內在動機，使機構投資人有購買產品的利益吸引。

(三)培育更多的貨幣持有者為機構投資人，給市場主體更多的自主選擇權

沒有市場主體對金融工具的自主選擇權，就沒有資金的優化組合，沒有風險分散的有效渠道(吳曉靈，2006)。財富的增值需要市場提供更多的金融產品，風險的管理需要市場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可以說，隨著財富的增加，中國沉淀著龐大的貨幣資金持有者，金融體系應為廣泛的貨幣資金持有者搭建一個能夠提供多種選擇的平臺和機制，使其在實現自我財產收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資金的配置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也得到大大的提高。特別是要推動非銀行貨幣持有者進入貨幣市場去認購優質的金融資產，比如國債、央行票據、貸款證券化資產等。因為，購買貨幣市場的產品對銀行與非銀行投資者來說是不一樣的，對貨幣持有者來說投資貨幣市場比銀行存款更有盈利空間，而且風險更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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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環境可以說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的壓力和機遇把握的難度都可能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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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危機的影響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出現明顯下滑,進而使發達國家幾乎整體陷入衰退。日本、歐洲一些國家都出現了經濟衰退,世界經濟增速放緩,悲觀的情緒在市場上蔓延,國際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使中國經濟正經受著嚴峻的挑戰和重大考驗,全球經濟步入寒冬。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由于我國經濟長期依賴的出口需求的萎縮,我國經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2)國內影響。金融危機引起世界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產生較大影響。我國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對外依存度高,我國出口占GDP比率約為40%,外貿依存度約為70%,世界經濟衰退會降低世界市場需求,使得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嚴重沖擊,經濟增長面臨下行的風險。危機從外部增大了我國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壓力,顯示了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中國經濟涉足美國經濟程度畢竟不很深,中國金融體系相對獨立和穩定,中國工農業生產形勢穩定,內需強勁,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日益提高。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內部困難不少,經濟持續增長外部因素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畢竟美國是巨大的經濟體,對華爾街危機的影響還要繼續觀察,現在,華爾街危機對我國影響有向實體經濟蔓延的勢頭。所以,要辦好自己的事,強身健體,提高警惕,謹慎應對,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穩定社會經濟發展預期。

2我國應對金融危機出臺的財政政策

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環境下,我國經濟正面臨一個短期經濟快速下滑的風險,長期面臨經濟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非均衡發展向協調可持續發展轉型的巨大壓力。為了防范經濟景氣指數持續下滑,也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創造有利的條件,最近政府各部門高強度、高密度地出臺了大量的宏觀調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外貿政策、價格政策、農村政策、就業政策、區域政策、經濟改革政策。其中動作最為明顯的可以簡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財政政策及時掉頭。眾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觀調控基調是“從緊”,不僅財政從緊,貨幣政策也從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為拉動內需,當機立斷改行積極(擴張)財政政策。

其次,適度放松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調控宏觀經濟最重要的兩大政策工具,在宏觀經濟面臨不利的外部環境和較大滑坡風險情況下,國家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內涵而言,實際上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來促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最后,穩定人民幣匯率。上次亞洲金融危機后,周邊國家貨幣一邊倒,紛紛貶值。而中國政府一諾千金：人民幣不貶值。當年朱總理說,人民幣不貶值,一是中國要擔負大國責任；二是中國的出口結構不同于周邊國家,出口會受影響,但無大礙；三是可迫使國內企業實行產業調整與升級。現在看,朱總理做得好,完全對。設想一下,要是當時不穩住匯率,讓人民幣貶20%,那么現在就得升50%,大量投機熱錢涌入,局面恐怕更難應付。

3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沒有及時減稅。經濟學說,刺激投資應有兩個重點：一是政府采購訂貨；二是為企業減稅。財政發債增加政府采購,無疑可減少企業壓庫,但中國的企業多,而政府采購有限,鞭長莫及,政府不可能關照到所有企業。所以對多數企業來說,減稅更管用。可遺憾的是,國家雖允許出口退稅,但主體稅率卻未作調減。其次,把物價問題看得太重。物價事關民生,不論東西方,政府都重視物價,沒有錯。但如果把物價看得過重,則勢必會影響政府的大政決策。想當年,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終不敢放開物價。不料后來物價負增長,通貨緊縮,令原本疲軟的消費市場雪上加霜。其實,消費者有個心理,買漲不買跌。商品漲價就搶購；降價則持幣觀望。最后,沒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論,朱總理當年是有意加薪的。記得2000年秋天朱總理來中央黨校演講,正好我在場,那天朱總理說,三年內要給公務員漲工資,漲三倍。可結果呢？還是雷聲大雨點小,不了了之。我想過,之所以會如此,是政府沒法給職工漲工資。官漲民不漲,必引發社會矛盾。另一層原因,政府未減稅而加工資,會加大企業成本，抑制投資。

(2)改良措施。第一,義無反顧地減稅,刺激民間投資。實際上,只有民間投資才能顯現出中國經濟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潤好轉的情況下,應把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的重點放在民企投資上,全面減稅。只有減輕企業負擔,才能釋放企業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時,這也是鼓勵民企投資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貸與利率管制。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應當是降低對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賴,逐步引入市場化的調控措施,鞏固前一階段主要通過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調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曾說過多次,相對10%的GDP增長率,消費物價漲5%不算高,關鍵是工資增長要跟上物價。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還對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倒逼企業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要漸進地、不斷地進行；要綜合考慮物價、經濟增長等各方面情況；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監管,保證落到實處。

4迎難而上——抓住危機中的最佳機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GDP的6%增速,雖然與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離,但在全球經濟負增長的環境下,中國經濟的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奮的。雖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來中國將是新的救世主,中國也毫不掩飾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然而此時,中國卻是“有心無力”。中國現在緊要的問題是面對“樓市寒冰難融”、“港口業將遇十年低谷”、“中國外匯儲備面臨雙重風險”、“嚴峻就業形勢”、“外貿出口壓力增大”等種種經濟難題,也急需尋找醫治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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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聯網企業營銷特征

互聯網營銷的主要特征分為以下三點：第一，互聯網為虛擬市場營銷，突破了傳統營銷的空間概念。21世紀互聯網徹底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據調查顯示截至2016年末我國的網民數量已經達到7.31億人，而其中大部分為互聯網企業的消費者，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只需要注冊虛擬的身份進行網絡化消費，足不出戶就可以購買到心儀的產品，省時省力且快捷方便，同時，未知的身份會讓產品賣方一視同仁，消費者可以享受到相對公平公正的待遇。另一方面，互聯網企業商品的價格、商品的來源、售后服務流程都是公開透明的，消費者可以通過對不同企業的橫向比較選擇性價比最高的商品或企業進行消費，增強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性。從互聯網企業自身來說，現階段其營銷宣傳以及推廣不再依托于實體門店一對一且單一方式，更多的是全領域乃至全世界互聯網企業進行的互動式營銷，市場廣闊且虛擬無形。總的來說，現階段網絡經濟大環境下，互聯網企業為滿足消費者和自身發展的需要，使得虛擬市場成為互聯網企業營銷的主要特征。第二，互聯網企業營銷成本低，產品周期短。互聯網企業營銷的成本大體上分為生產成本和銷售成本，現階段互聯網企業生產技術先進，產業鏈分工明確，生產效率高，產品呈多樣化趨勢，這大大降低了產品的生產成本，而降低的這一部分資金可以用來提供更好的服務，創造更好的產品口碑，促進互聯網企業營銷管理的良性循環。其次，互聯網企業多為線上銷售，無需高檔的實體門店，節省了大量銷售成本，更重要的是，傳統營銷的大部分資金首先會用于周期性的廣告投放，而網絡是互聯網企業銷售和宣傳的主體，無論是手機網頁還是應用軟件宣傳，消費者都可以在連續的時間內獲得商品的完整信息且完成購買活動，企業成本降低的同時帶給消費者的是更加完美購物體驗，正是互聯網企業高科技低成本的營銷方式，使得互聯網企業產品周轉期短也就是產品在市場上停留的時間少，更新換代的速度快，新型的產品依托快速的資金流通還在不斷地研發上市。簡單來說，互聯網企業的營銷是消費者，企業，乃至經濟主體三方的同時受益的營銷模式，但同時一方利益受損可能會產生極強的連帶效應。第三，互聯網營銷呈現國際化趨勢，不受時空限制的全球擴展性是互聯網的本質特征，當互聯網和企業營銷結合的同時也就加強了國際間貿易的溝通協作，互利共贏。我國一向奉行經濟開放政策，加上互聯網營銷方式的多維性和整合性，使得互聯網企業的信息、技術、商品和服務的在國際間快速流動，大大促進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二、互聯網企業的營銷策略

1.互聯網企業營銷應注重品牌策略。互聯網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就必須秉承質量第一，服務高效，宣傳到位的品牌營銷策略，無論是傳統營銷還是互聯網營銷，卓越的產品質量都會帶來極高的品牌忠誠度，而互聯網企業更加公開化的生產方式使產品得到了社會和有關部門更多的監督，產品質量逐步提升。與此同時互聯網企業在各個地區建立了售后網點，互聯網企業售后服務可以線上反饋，且在第一時間進行線下服務。當互聯網企業擁有了一流的品質和服務，就可以運用多樣化的網絡宣傳渠道，如網頁，微博為代表的社交網絡等，提高品牌知名度，使企業的品牌效應深入人心。2.互聯網營銷更加注重客戶需求。傳統的企業營銷方式多以商或者銷售者推銷為主，客戶只是被動的接受，自主選擇的余地較小，而互聯網營銷更加注重顧客的消費需求，更想要維護與客戶的良好關系，通過了解客戶的喜好和消費理念，讓顧客享受到卓越的產品和服務，相比之下，互聯網營銷更加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3.互聯網企業饑餓營銷策略。何為饑餓營銷？在經濟學中我們理解為通過調整產品的供求狀況，造成供不應求的假象，同時運用消費者心理保持產品較高的售價，互聯網企業也正是運用網絡的開放性密切控制市場的動向，目前我國國內很多銷售平臺如京東，阿里巴巴，聚美優品等正是采用饑餓營銷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饑餓營銷的前提仍然是優質的產品質量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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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經濟發展態勢和格局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一系列金融、經濟危機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重大挑戰，全球經濟進入擺脫危機、脆弱復蘇與結構調整時期。當前，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歐元區部分國家債務負擔偏重、日本私人消費疲弱、新興經濟體結構性問題突出等依然是全球經濟運行的主要風險。世界經濟論壇預計，未來5至10年全球經濟將緩慢增長，增速不會恢復到經濟危機前的水平。在此影響下，全球工業正處在深刻調整時期，有望形成新的工業分工格局。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制造業在促進經濟增長、拉動就業和提高競爭力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英國、美國、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以及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都將制造業作為本國發展的重點，并紛紛制定旨在促進本國制造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或戰略規劃。在歐美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引導下，已經有部分制造業由新興發展中國家向經濟發達國家轉移，出現了制造業“回流”的現象。以美國為例，為改變“美國制造業領導地位一直被蠶食”的被動局面，美國重新制定了制造業發展戰略規劃。波士頓咨詢集團（BCG）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總部設在美國的制造業企業有超過1/3計劃將生產從中國轉回美國。

（二）新一輪產業變革引發搶占發展先機的激烈競爭

當前，無論是后金融危機時期的強烈需求，還是科學技術內部所積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一場以新能源技術和生命科學技術等重大突破為標志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促使各國開始謹慎地思考并探尋新的經濟增長點，構筑未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研發能夠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產品創新的新技術。目前，各國普遍加大了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的力度，以搶占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的制高點。美國提出制造業復興框架和國家創新戰略，把發展的重點放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電動汽車等方面，日本的國家戰略是發展低碳、新能源等產業，歐盟則提出“2020智慧、可持續、包容增長”戰略，其他如韓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也都提出了新興產業發展的重點，并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在技術創新力量的推動下，移動互聯網與云計算、人工智能與先進機器人、3D打印、新材料、合成生物學與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新興領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并且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

（三）先進制造模式的推廣和應用呈現不斷加快之勢

全球制造業正從以機器化、標準化、規模化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制造時代向以智能化、信息化、柔性化為主要特征的先進制造時代邁進，工業機器人、數字制造、增材制造、納米制造、柔性電子制造、生物制造、先進材料等成為最活躍的前沿領域。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報告，2013年全球工業機器人銷售量約16.8萬臺，應用領域從最初的汽車制造擴展到機械制造、電子、食品飲料、日化、煙草、制藥等各個行業。工業機器人使用密度最高的韓國、日本和德國，其每萬名工人擁有機器人數量分別為396臺、339臺和267臺。在增材制造領域，美國能源部估計，增材制造工藝（即3D打印）與“減法”制造工藝相比，可節省超過50%的能源。根據Wohlers Associates報告，2013年全球3D打印產品和服務市場增長34.9%，達到30.7億美元。目前，3D打印技術主要用于制作原型部件和產品以供測試，但是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將應用范圍從設計領域延伸到工廠制造領域，如通用電氣、BAE Systems和西門子公司等。目前，發達國家已經涌現了幾十種先進制造系統和先進制造生產模式，并在積極開發下一代制造和生產模式，如并行工程和協同制造、虛擬制造、敏捷制造、遠程網絡制造和下一代制造系統、極端制造模式等。這些新的制造模式在產品設計方面提供個性化服務并能快速響應，在生產方面根據顧客需要任意批量地制造產品和提供服務，在組織結構方面由垂直型的科層組織向扁平的網絡型組織轉變，給傳統的生產、組織和消費模式帶來極大挑戰。

（四）綠色發展模式成為全球工業發展的重要趨勢

近20年來，全球工業快速發展，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量增加，地球生態系統遭到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和健康安全受到威脅，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發展綠色工業成為順應全球經濟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目前，世界各國在氣候變化、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上不斷形成共識，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綠色工業發展戰略正在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倡導新興產業和新型能源，將發展綠色經濟作為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重新崛起的重要引擎。綠色經濟發展的核心是綠色制造，強調通過資源綜合利用、循環使用、節能降耗等措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同時減少廢料和污染物的生成及排放，提高生產、消費過程與環境的相容程度，最終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最優化。目前，產品設計綠色化、工藝材料綠色化、制造工藝綠色化、產品包裝綠色化、處理回收綠色化都已經成為實現綠色制造的有效方式。此外，一些國家為了促進經濟綠色發展還設置了新的綠色貿易壁壘，對產品的能效、碳足跡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在研究采取征收碳關稅等政策。

二、國內工業發展趨勢與變化

（一）工業發展呈現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的新常態

“十二五”期間，我國工業進入增長速度理性回落的新階段，由之前的高速增長狀態向中高速增長狀態轉變。增長狀態的變化主要是由于我國工業發展的內外部條件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導致工業的潛在增長率出現趨勢性下降。這種下降不僅是周期性的變化，而是具有發展階段轉換帶來的趨勢性減速特征。相比“十五”、“十一五”期間我國工業增加值10.90%和11.70%的平均增速，“十二五”前三年的平均增速只有8.55%，從2011年的10.38%下降至2014年的7.0%。按照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來看，隨著經濟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2011年以來工業增長進入增速下滑較為明顯的階段，雖然2011年四個季度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但是總體上低于2010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增速進一步下降，多個季度增速在10%甚至9%以下。

（二）工業發展的要素支撐條件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

從要素條件來看，作為我國工業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撐條件，低成本要素的保障程度不斷下降，工業增長面臨著全方位的高成本約束，原有的“低成本投入、低水平擴張、低價格競爭”的增長模式面臨重大挑戰。近年來，我國東部地區大面積出現的“用工荒”、工資薪酬快速上漲現象就是說明。以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例，“十二五”前兩年的增速分別達到18.60%和13.60%，2012年平均工資額分別為2006年和2010年的2.29倍和1.35倍。勞動力成本條件的變化給紡織服裝、箱包鞋帽、電子組裝等典型的勞動密集產業發展帶來挑戰，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優勢難以固守。此外，有助于低成本競爭的其他因素也在發生變化。例如，嚴格的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和基本農田保護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掛等供應方式改革，使得土地資源不再無限制的低成本供給，土地交易價格迅速上升；原油、鐵礦石等重要資源的進口需求持續增加，國內能源保障不足，資源價格持續上漲；人民幣升值削弱出口部門的競爭力等等。

另外，我國技術創新能力有所增強，在部分產業領域取得突破。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指引下，我國產業技術創新體系已經初步形成，技術創新環境得到改善，技術創新意識和技術創新能力得到增強。按照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我國技術發展已經處于世界中等水平，平均技術水平在發展中國家居于前列。近年來，通過實施“973”計劃、“863”計劃、科技攻關計劃、知識創新工程等一系列科技計劃和政策措施，我國創新研發能力迅速提升。目前，在新一代移動通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網絡、基礎芯片、無線寬帶、高速鐵路、高溫氣冷堆、電動汽車等許多技術和產業領域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積累，有些技術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接近產業化突破的“臨界點”。以通信技術為例，2000年大唐集團代表我國提出的TD-SCDMA技術方案被采納為國際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標準，一舉打破了由歐美廠商主導移動通信技術標準的壟斷格局。由此國內企業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3G標準TD-SCDMA，以及TD標準、系統設備、儀表、芯片、終端等核心技術，成為占中國3G市場1/3份額的技術標準。

（三）產能過剩普遍存在導致很多行業面臨嚴峻的市場挑戰

在外部需求低迷、國內經濟增速回落的雙重影響下，我國一些行業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情況，并且從潛在的階段性過剩轉變為實際的長期性過剩，從低端的局部過剩向高端的更大范圍過剩轉變。截至2012年底，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2%、73.7%、71.9%、73.1%和75%，明顯低于國際通常水平。在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政策利好刺激下，新興產業如多晶硅、風電設備、新材料等重復建設和無序布局問題也值得關注。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并沒有徹底完成，要素市場運行中存在很多障礙，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稅收等政策優惠，引導投資者過度進入一些投資領域，導致產能過度無序擴張。產能過剩長期持續不僅導致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阻礙企業技術進步，不利于行業健康發展，還可能造成大面積虧損破產、失業人數增加、金融風險加大、資源大量浪費等問題。例如，由于光伏產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企業之間相互壓價、惡性競爭，導致賽維LDK、無錫尚德等光伏領軍企業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無錫尚德甚至進入破產重組程序。再如風電產業，在產能大幅提升、下游需求疲軟、風電并網困難等問題存在的情況下，每年超過六成的新增裝機容量無法實現并網發電，華銳風電、金風科技等龍頭企業均出現業績大幅度縮水，整合壓力較大。

（四）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大給工業集約綠色發展提出要求

首先，我國資源對外依賴程度不斷提高，產業發展的資源成本越來越高。目前，我國煤炭、鐵礦石和鋁土礦等資源消費量已經分別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資源性產品的進口量持續增加，原油、鋁土礦對外依存度超過50%，鐵礦石、銅精礦超過60%。資源消耗量和進口量大量增加導致資源產品價格不斷推高，進而致使產業發展成本持續上升。其次，我國長期積累的生態環境矛盾正在集中顯現。在國際上，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接近美國和歐盟排放的總和，人均排放量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國際社會要求我國承擔強制性減排目標的壓力加大。在國內，大面積嚴重霧霾現象日益常態化，70%左右的城市空氣質量不達標；地表水環境質量總體惡化，10%左右的國控斷面水質為劣Ⅴ類，1.7億農村人口存在飲水不安全問題；工業生產、礦山開發等導致土壤污染加劇、質量退化。此外，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還導致越來越多的健康和社會問題，成為人民群眾的普遍關切。在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形勢下，工業發展亟待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的傳統增長模式向更多地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的精益增長模式轉變，在資源利用方式上由粗放型向集約節約型轉變，逐步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

三、發展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