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理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的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規制經濟學的起源

規制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并在實證領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門學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或社會公共機構如何依據一定的規則對市場微觀經濟體進行社會或經濟干預管理，具體指規制機構以自然壟斷規制和市場進退規制為主要手段，對企業的進入、退出、產品的價格、服務的質量等方面進行干預。 規制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制俘虜理論、新規制經濟理論、激勵性規制理論等。本文擬就規制理論的演進進行簡要的概述，力圖使人們對規制理論的發展脈絡和前景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為構建根植于中國市場經濟的規制經濟學理論上的準備。

二、公共利益規制理論

公共利益規制理論是規制理論的最初理由，在規制理論領域居于正統地位。該理論認為，規制發生的原因是存在著市場失靈，涉及自然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對市場規制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種作實證理論的規范分析(a normative analysis as a 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納，1974)。該理論把政府對市場的規制看成政府對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應，它包含著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導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規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規制的企業對價格進行壟斷或者對消費者濫用權力，并假定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眾對市場做出無成本的，有效的計算，使市場規制過程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維斯庫斯(1992)提出自然壟斷的永久性理論和短暫性理論，認為應當動態的對待自然壟斷產業的規制。

但是，公共利益規制理論還存在許多缺陷。1、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范分析的前提是對潛在社會凈福利的追求，然而卻沒有說明對社會凈福利的追求是怎樣進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規制并不必然與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的出現或與壟斷市場結構有關(波斯納，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蘭德(1962)的研究表明，規制僅有微小的導致價格下降的效應。

三、規制俘獲理論

該理論認為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規制的供給是應產業對規制的需求(立法者被產業俘獲)，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規制機構逐漸被產業控制(規制者被產業俘獲)。

它是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發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們認為：政府的基礎性資源是強制權，它能使社會福利在不同人之間進行轉移；規制的參與雙方都是理性的，通過選擇行為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規制的供給與利益集團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適應，通過規制，利益集團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經典論文《經濟規制論》首次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規制的產生，將規制看成經濟系統的一個內生變量，由規制的需求和供給聯合決定。

佩爾茲曼(1976)進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論，他證明了最優規制價格處于利潤為零時的競爭性價格與產業利潤最大化的壟斷價格之間。立法者、規制者不會將價格定為使產業利潤最大化得以實現的價格。最有可能被規制的產業是那些或具有相對競爭性或具有相對壟斷性的產業。在競爭性產業中生產者將從規制中大量獲益；而在壟斷產業規制中消費者將從規制中獲益。

利益集團規制理論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的公共利益范式，將經濟人假設引入到對政治家的分析中，將規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貼近現實，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四、新規制經濟理論

麥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對規制經濟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構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規制經濟理論。他認為，規制機構利用規制手段保持規制企業的壟斷地位的目的在于設立一個租金，以便讓規制企業來奪取這個租金，通過這種方式，規制機構希望從企業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報。由此可見，規制為規制機構創造了尋租的場所，其實質就是創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豐、泰若爾以信息不對稱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論作為分析前提，正式將新規制經濟理論融入到主流規制經濟學中，該理論主要有兩點突破，一是引進信息不對稱，建立起規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變了傳統規制理論只注重需求方，而將供給方作為“黑箱”處理的缺陷。他們認為，對規制收買的正確分析必須考慮信息的不對稱，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受規制企業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沒有影響規制的激勵。在拉豐，泰勒爾看來規制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不應批判是否存在規制俘獲的威脅，而是如何針對規制俘獲設計一套相應的規制機制，以減少或避免規制機構被規制俘獲的可能。

五、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

在litterchfld(1983)等經濟學家的努力下，20世紀80年代激勵性規制實踐在英國開始產生，90年代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得到廣泛應用。80年代中期開始，Baron和Myerson(1982)將微觀經濟學理論中的新理論，新方法引入規制理論，規制經濟學在委托一一理論，機制設計理論(mechanism design theory)和引入信息經濟學(information 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將激勵理論和博弈論應用于激勵規制理論分析后，規制經濟學達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峰。

篇（2）

1 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 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 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 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 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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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主權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主權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 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 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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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歷史溯源

在歐美國家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研究者一些相關的、少量的體育經濟學研究成果，特別是勞動經濟學（主要關注球員工資、轉會）、城市經濟學（主要關注體育場館）、產業經濟學（主要關注職業體育市場競爭）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國學者羅滕伯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棒球運動員的勞務市場》，被當今學者認為是開創體育經濟學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學者認為羅滕伯格在此篇論文中勾畫了職業體育聯盟的11個經濟特征，其中“不變性原理和消費者偏好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假設”，被后人視為職業體育經濟學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國學者斯隆發表的《職業足球的經濟學：足球俱樂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認為是開創歐洲和北美職業體育管理模式比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國足球實踐指出，歐洲職業足球俱樂部以獲勝最大化為發展目標，而不是美國學者主張的利潤最大化”［2］6。德國早期有關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論文集中于體育觀賞活動的分析，經濟學中常用的概念被應用到體育觀賞活動的研究中。在德國，體育由體育協會和體育聯合會管理，但這一組織類型長期沒有受到經濟學界的認可與重視。加之經濟學家在當時的體育學研究領域未獲得認可，體育學長期受到非經濟學科的影響，一些其他學科的研究者趁機進入該研究領域。多曼認為，非經濟學研究者極少使用經濟學中已建立的規范標準來對這一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理論之間搖擺不定和不重視核心的經濟學概念而飽受詬病。從經濟學視角來看，體育經濟學在概念生成中缺少準確性。我國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體育經濟學》標志著體育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我國啟蒙與發展。1991年，在我國體育經濟學被正式列為一門學科，當時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經濟學范疇，缺乏西方經濟學和現代產業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支撐和指導［1］。在對體育經濟現象進一步研究的過程中，既與經濟學發展有明顯的銜接，也存在斷層。針對企業管理問題的學術討論促進了一種管理學視角的建立，這一視角超越純經濟學領域而為行為學相關學科的運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經濟學為導向的企業經濟學向系統的管理學發展的過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問題：管理學到底是一種用科學方法進行解釋的科學，還是一種純藝術性科學。企業經濟學是一種能夠引導不同學科進行融合的學科。體育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受經濟學傳統路線的影響，它將體育經濟學定位于“經濟學下的純子集”，其中經驗目標僅限于體育中真實存在的行為體。另一方面，體育經濟學并沒有明顯參照經濟學進行構建，同時也不是一種與管理學相同的學術體系。布羅伊爾和蒂爾將體育管理學稱為一種由體育經濟學、體育心理學、體育法學和體育社會學構建的科學。紐弗與比勒的研究雖然沒有將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區分開來，卻突出強調了體育社會學、體育心理學與體育法學是體育管理學重要的相關學科，且與體育經濟學有藕斷絲連的關系。“體育經濟學與管理學作為學科的獨立性是顯然的，但是作為應用研究性的學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種趨勢”［1］。綜上，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路線可分為經濟學與非經濟學2條傳統路線。經濟學傳統路線明顯局限于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構建學科理論，而非經濟學傳統路線則運用不同交叉學科的觀點來研究體育中出現的經濟問題。這種非經濟學研究方法能夠實現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類理論數量和性質的限制，進而生成一系列學術理論性問題。

2體育經濟學概念爭議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認為，體育經濟學就是對那些用經濟學方法研究體育的恰當歸納。之后，蒂姆建議將體育經濟學用來指代人們所參與體育行為中的經濟學，體育管理學則指特殊的企業經濟學原理。霍希一方面區分了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另一方面又將其與體育經濟進行區別。霍希認為，體育經濟學指的是擴展的、與問題相關的概念，它與一種有限的、與學科相關的概念相對立；將經濟學原理運用到體育領域，也就是體育經濟；關于體育乃至所有體育中的經濟學問題，它首先依賴經濟學理論，也需要社會學或心理學、組織學原理來解釋，因此，這類科學在國際上稱之為體育管理學。與霍希的“體育經濟”概念意義相同，多曼使用的是“體育經濟學”這一概念，他認為體育經濟學是將企業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理論機制應用到體育的各個領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張使用“體育經濟學”名稱來表示“經濟學中的子學科”。我國學者蘇義民認為：“從國民經濟的基本構成來看，體育部門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門，體育經濟學也可稱作一門部門經濟學；體育已成為一個產業，體育經濟學同時也是一門以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產業經濟學。”［3］叢湖平、鄭芳則指出：“體育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研究體育領域的經濟現象、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和規律的學科。體育經濟學不是簡單地研究體育或經濟，也不是某個運動項目的經濟學研究，而是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體育資源實現價值的各種規律的學科”［2］9。此外，哈格將體育經濟學看作為經濟學中的應用型子學科和體育學中的理論場域，用來研究體育與經濟的關系。格魯普認為體育經濟學是體育學的分支領域；體育商業化的加強，體育市場和體育經濟體的出現促進了體育經濟學的發展。普廷格爾將體育經濟學看作體育學新出現的分支學科，以及連接體育理論和經濟學理論的紐帶，如今他強調經濟學原理對體育的適用性，并將體育經濟學定位于體育學新的分支領域。按照尼區關于體育經濟學的建議，體育經濟學是體育中的經濟學和體育的經濟學。前者關注體育研究領域之外的普遍性現象，同時這些現象具有經濟學意義，而后者是對體育進行經濟學解釋，以全面重建一個獨有的領域。

3體育經濟學的科學理論思考

科學理論是一種元理論框架，用以解釋那些規范性理論是如何形成的。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庫恩的范式理論和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是最具影響力的3大科學理論概念框架。依此對體育經濟學進行科學理論思考。

3.1歸入證偽主義的思考

證偽主義是由英國哲學家波普爾創立的理論。他從反對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科學理論來自對經驗歸納的觀點出發，把科學理論看作是普遍命題［4］24。波普爾認為科學理論的本質在于猜測，而最終無一幸免地要被證偽，科學理論不斷通過有限的，個別的經驗事實而被證實，但個別的經驗事實都能證偽普遍命題［4］25。在證偽主義中，由于錯誤的結論能夠回溯到至少一個前提中，而且通過不斷證偽來一系列錯誤，這樣可以實現科學理論對事實和假設的要求［5］。盡管將研究的不同傳統路線歸入科學理論，并不能對目標研究領域進行命名，但卻能提出一些符合事實和假設要求的陳述。當前經濟學傳統路線也描述體育領域內的獨特現象，基于已有的經濟學理論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此，在證偽過程中，確定了體育現象中經濟學陳述的適用范圍，同時這些陳述也經歷了證偽的過程。借助體育這一客體對經濟學陳述進行證偽將會驗證或否定這些陳述。如果人們不去討論到底何時進行證偽，所進行證偽的到底是哪些組成部分，那么，這種通過體育現象對經濟學陳述的證偽只不過意味著，一種證實的經濟學陳述的使用范圍并不能對某一種體育現象起作用。某些不經意的修改調整能夠針對這種體育現象生成新的陳述，而這類陳述必須重新進行證偽，并在證實的情況下延伸到其他研究領域進行驗證。用體育領域的現象對經濟學陳述進行證偽，對其進行特別調整時，可能存在與目前陳述系統的不協調。這些矛盾至少限制了適用范圍，并最終拋棄原有的理論而選擇另一種替論。如果某種被證實的經濟學陳述無法在體育研究領域中得到實證驗證，人們可以將這種相關現象稱作研究領域的特殊性。針對體育領域進行的學科性科學證偽被歸到“體育經濟學”或“體育管理學”，它重點對內容進行說明，但仍停留在上位學科的認知層面。對于體育經濟學來說，若將每一學科陳述相關聯（其中某一學科陳述必須源自經濟學陳述系統）并能夠被證偽的話，之后體育經濟學就能形成一種知識增長。證偽主義并不能判斷一種學科性或者超學科性的方法是否能夠更好地符合研究目標。其僅能夠在陳述的復雜性上進行對比。那些著重論述經驗事實的陳述體系，揭示了很大一部分實證性內容，卻很少能避免被證偽的結局。基本陳述的復雜性隨著其關聯性的增加而強化，因此，一種學科基本陳述H1與另一種基本陳述H2（它與H1具有關聯性且由來自其他學科陳述H3組成，即H2=H1+H3）相比顯得更簡化。從學科認識興趣（H3的來源）的基本立場來看，H1也不具有復雜性，因為它無法對H3進行證偽，同時H3也不能對認知對象進行補充性描述。與H1、H3其中之一或兩者相加比較來看，H2更有可能進行實證性解釋和預測。基礎陳述的關聯性是一種研究策略的定量問題。對極其復雜陳述的驗證會縮小陳述體系的適用范圍，而這些陳述體系能夠非常準確地描述它們所研究的現實狀況；然而，對簡單陳述的驗證會形成普適性陳述，這類陳述經常會有很大的適用范圍，因此，體育經濟學及體育中經濟學的科學傳統路線存在一定風險，總結的陳述并不能生成可供相關專家使用的知識，由于自身的非學科導向能更明顯地促進不同描述體系的延伸，最終形成帶有具體適用范圍的理論體系。在證偽主義的前提下對體育經濟學進行學科定位具有重要的意義：那些被證實的，但在體育研究領域無法進行實證檢驗的經濟學觀點可以充當體育的特殊性；作為決定性組成部分，體育經濟學體現了學科陳述的理論融合程度，并如同作為整體的體育學一樣在進一步提升融合度時面臨難題。

3.2歸入范式理論的思考

范式最早由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提出，它指的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的集合［6］。范式是庫恩科學方法論的核心。“這一概念一方面對社會成員的思想、價值觀、方法論等進行總的概括，另一方面也表示總體中的某一成分對具體問題的解決，而這一過程作為模范典型能夠替代常規科學對一般性問題的解釋規則”。在解決一些學術圈內專家共同面對的問題時，這種科學方法論的各種范式更加有效。科學的進步依賴于專家所達成的一致，即將一種范式作為他們研究工作的基礎，而非通過證實或證偽。相互競爭的范式借助它們的預言、知識、地位和聲譽來獲取科學界的擁護，然而這些范式原則上是不能進行相互比較的。范式并不是以某種理論存在為先導。經濟學的核心范式在于“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以及“由此產生的用來解釋宏觀經濟學現象的結論”。弗里克在討論體育經濟學中體制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協議成本、交易成本理論、貿易和博弈論的意義時，運用了核心經濟學范式的內容。同樣，多曼在定位體育經濟學中經驗和認知目標時，也使用了相同方法。到目前為止，還無法斷定體育經濟學的經濟學傳統路線是否采用了與經濟學常規理論相對的其他范式；因此，經濟學傳統路線也被理解為經濟學常規科學的組成部分，而且常規科學的認知界限也無法確定。但針對國民經濟學理論展開的方法論之爭，以及對金融市場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進行的抨擊，表明了常規科學的局限性。目前，還無法確定體育經濟學的經濟傳統路線是否也存在同樣的情況。然而，對于體育經濟學中的非經濟學傳統路線來說，還無法確定一種可以用來確立學科身份的范式。通過研究，對于是否已經形成一種與其他學科范式相獨立的范式仍值得質疑。目前，體育經濟學的非經濟傳統路線仍處于前范式理論時期，也就是還沒有獲得一種范式，因此仍無法進行常規科學的研究。另外，也無法確定是否能夠在非經濟學傳統路線中生成一種或多種范式。內在原因可能是體育學中缺乏主導范式或管理學的學科融合度不高。另外，常規科學擁有一種較高的吸引力，它能夠引導科學家做出有利于范式的規范化選擇。體育經濟學中2種傳統路線的不同范式的發展程度，導致了學科內與學科間不同理論或理論成分通約性的差異。雖然庫恩和費耶拉本德認為經濟學傳統路線中，常規科學的擴展不存在不可通約的問題，但無法避免非經濟學傳統路線內部，以及2種傳統路線之間的通約性問題。理論對比需要一種中間語言，這樣就可以將那些需要進行對比的理論毫無保留地翻譯成這種語言，然而并不存在這種中間語言。如果各種范式及其機制化的可能性不存在吸引力，那么也就不存在不對稱的范式發展（此處存在經濟學傳統路線下的常規體育經濟學，而那里融合了存在各種通約性問題的前范式嘗試）。初生的非經濟學范式也許通過與學科母體（由象征性概括、模式、價值和范例式解題構成）保持一致來渡過前范式理論時期，這樣在與其他范式競爭時可以爭取剩余的吸引價值。總之，集中將核心經濟學范式應用到體育研究領域，同時缺乏替代范式使得體育經濟學中的常規科學帶有認知理論的優點和局限性，非經濟傳統路線由于沒有統一的范式而限制了各個理論解釋問題的能力，但可以使用其他理論成分進行解釋。

3.3歸入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思考

英國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這一概念。他認為人們對科學的評價往往不是針對單獨的理論，而是一個具有相同硬核、可變的保護帶和正反啟發法的理論系列，這一理論系列就是科學研究綱領［7］。拉卡托斯用一系列理論組群來替代證偽原則和范式的規范性原則。根據他的方法論，絕大部分科學都是一些可以通過問題轉換來進行評價的研究綱領。科學革命源于一種研究綱領推動另一種研究綱領的過程。各個研究綱領具有連續性，它們是相互聯系的理論，這些理論雖然并不能反映整個科學，但是與某一特殊問題對象相關。這種連續性通過研究綱領的硬核而產生，而這一硬核作為反面啟發法擺脫了檢驗。當一種研究綱領能夠揭示更高層次的真理時，也就是說它能夠毫無矛盾地解釋其他研究綱領也能描述的現象，另外，也能至少解釋一種其他現象或能提出一些新的可證偽的預言時，這種研究綱領將會優先受到重視。研究綱領是由具有連貫性理論T1、T2、...Tn組成的理論系列。一種針對體育領域（T1;S）中一個或多個現象的理論系列出發點，可以成為另一種理論系列的組成部分，后者描述的是體育領域以外的其他現象（T1;S=TX;nonS）。如果TX;nonS后續理論的應用范圍被證實與假設一致，或者范圍更大的話，對體育領域內和領域外現象的解釋就會存在一定的相關性（Tn;S=TX;nonS）。若通過實證發現應有范圍受到限制的話，這種限制也會影響到體育領域或其他研究領域。當涉及體育之外的研究領域時，這種應用在更多研究領域的理論將會發展成用來研究體育領域內一種或多種現象的理論。當這類范圍限制影響到體育的研究領域時，那么這種體育研究綱領的作用將會降低。然而，一種理論系列的出發點也可以是單個的理論，這一理論可以是對其他理論系列中不尋常現象的反映，也可以作為對意想不到檢測結果的反映，最終它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研究綱領。體育經濟學的2種傳統路線中，可以重建一種評價性的研究綱領。作為早期體育經濟學論文關注的焦點，體育中的單個現象（比如體育成績的均衡性與觀眾需求的關系、體育比賽中高額的固定成本開支）可以借助完美的經濟學研究綱領進行研究。柯西蓋塞僅從經濟學的一種研究綱領出發，認為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就是經濟學行為模式。而對這種行為模式的有限性利用形成了硬核的保護帶，比如在無限理性、信息、利己和易變的偏好性方面，與研究綱領的硬核相反，這種有限性最終被證偽。在非經濟傳統路線中重建研究綱領，并不能形成一種像經濟學傳統路線那樣具有更廣維度的研究綱領。有限的非經濟傳統路線研究綱領既能夠展示有關體育團體的理論發展狀況，這類理論通常與體育金融分析、結構分析及之后體育發展報道相關。對于這2種研究綱領來說，經濟學和社會學行為觀點是它們的硬核，將經濟學研究綱領保護帶中出現的內容成分納入它們的保護帶中；然而，可以發現2種體育經濟學傳統路線科學綱領之間的重合點，也許可以通過體育這一形式化對象中為數不多的理論或通過對不同現象的關注得到解釋。隨著非經濟學傳統研究綱領的擴展，以及經濟學研究綱領更多地在體育現象中應用，上述現象也可能發生改變。當這類歸為體育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更加關注一些科學訓練或取得體育成績等問題后，它們也會與其他體育研究綱領相競爭。由此，2種傳統路線下的體育經濟學研究綱領在研究相關現象時就會變成未成熟的研究綱領。起初這些研究綱領缺乏解釋力。同時，缺少證偽的現象描述，由于自身的簡化性而在中期會使研究綱領整體陷入質疑之中；因此，要么盡快克服這種簡化性，要么通過忽視相關現象來其合理性，從而避免這種簡化性。拉卡托斯認為，“如果一種研究綱領能夠在沒有競爭性綱領的情況下進行進步的問題轉換，那么我們就不應該拋棄它”［7］。由于只有在極少情況下才能明確解釋一般意義下的科學理論狀況，以及那些研究綱領的基本特征，特別是它們的硬核與保護帶；因此，確定進步的問題轉換或發現體育經濟學或管理學研究綱領的退化現象變得尤其困難。概言之，體育經濟學的研究綱領與經濟學研究綱領齊頭并進，或者禁錮于自身有限的適用范圍內。體育領域內的現象只有在極少情況下才能通過各種體育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得到研究，這些研究綱領首先要與其他強勁的體育學或其上位科學的研究綱領相競爭。

4結束語

在體育經濟現象的研究歷程中存在2種研究路線，這2種傳統路線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來解釋研究現象。在證偽主義、范式理論及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分析框架下，發現它們產生了不同科學理論及其難題。對經濟學和非經濟學傳統路線進行二分法區分，使得科學理論的蘊涵更加明顯。有時對體育經濟學提出雙重標準，要求它們與經濟學和體育學都要建立起關聯，這似乎沒有注意到研究綱領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范式問題和方法論問題。這類問題盡管能在個別論述層面上得到解決，但無法在學科發展層面上得到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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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60-63.

篇（5）

一、法律經濟學的產生背景

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學的研究涉及很多社會制度的問題，所以經濟學研究也一直做著法律的研究。從早期古典經濟學一直到美國制度學派，都在經濟學研究當研究者法律制度的作用［1］。但是，在20世紀20－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導，社會制度被作為資源配置的前提，所以對法律問題的研究開始減弱。但是，經濟學當中仍然在研究反壟斷法律和公共事業管制的問題，因為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對當時社會的沖擊很大。進入20世紀70年代，是法律經濟學的成長期，這個階段多數的經濟學家并沒有直接參與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波斯納等法學家最開始進入了法律經濟學這個領域，主要是以經濟學的視角對法律進行評估。波斯納使用經濟學的方法，對所有法律可能涉及的領域進行了分析，完成了對法律經濟學的初步構建，從而讓法律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學派［2］。雖然波斯納的最初目的使用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法律的研究，以及使用經濟學概念來研究法律，但是很多經濟學家看到這種方式表明了經濟學在法律當中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開始，法律經濟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隨著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逐漸完善，法律經濟學也有了全新的面貌，這也使得法律經濟學作為一種思潮，開始進入歐美意外的國家，并且受到了國際的認同。很多政府機構和公共團體都接受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在美國，很多政府規章都會經過成本－收益的評價才能被確立。很多經濟學家都參與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還有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合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律經濟學開始進行模型化地對法律規則進行研究，使用數學分析理論分析對法律法規進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和數量在不斷增加。而且，為了適應教學的需要，《法和經濟學》等教材相繼出版，更推動了法律經濟學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法律經濟學的逐漸被確立，也開始逐漸分化。法律經濟學是多個流派并存的，在個時代，開始向權利、正義、效率等方面有更多的研究，讓法學、經濟學和哲學相結合，建立了全新的經濟法哲學觀點，拓展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并改善了研究方法。其中麥樂怡就努力突破波斯納的框架，并且將意識形態的內容也納入到了法律經濟學的領域當中。

二、法律經濟學的研究現狀

(一)芝加哥學派

法律經濟學的產生主要來自于芝加哥法學院，芝加哥法學院可以認為是法律經濟學的源頭［3］。目前芝加哥學派在法律經濟學處于主流地位，并且無人能撼動，科斯和波斯納都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學派堅持芝加哥大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傳統，對法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財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并且堅持市場觀念。以新古典主義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作為主要的分析方法。芝加哥學派的理論主要來自于三個基本命題:1．波斯納定理:市場的交易成本如果過高就會一直交易，財產權利要賦予珍視財產的人2．斯密定理:自愿交換對個人是互利的3．科斯定理:交易費用為零和產權界定充分的情況下，外部因素并不會影響到自愿的配置，此時消費者或者生產者受到市場里互惠互利的思想引導交易談判。芝加哥學派主張法律需要具有可行性、公開性、程序性、效益目標性，并且法律條文之間也要有合理的結構，尤其是法的效益，需要處于整個結構的核心。在進行法律的效益的評估中，波斯納不再使用帕累托優勢標準，遵循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標準，用效率取代了正義這個在法律當中并不明確的而內容［4］。但是這種方式也受到了主流的哲學家和法學家的反對。

(二)公共選擇學派

法律從指定到實施，都和政治決策密切相關，所以需要有關于政府的時政經濟理論，以便能夠研究政府政策的偏好，對于國家和社會種不同的利益團隊所產生的影響。公共選擇學派所研究的就是這類問題，以布坎南、尼斯坎南、圖洛克、羅爾斯為代表，研究當中對先發的選擇和改革、法律程序、公證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法律經濟學家施密德也將公共選擇理論引進了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完善了法律經濟學的市場本位。在布坎南的研究當中，對科斯定理進行了主觀契約注意的重構，用主觀契約注意中的一致同意去檢驗波斯納和科斯所研究的效率。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學者認為憲法是所有規則中最高層次的規則，不僅直接對經濟產生作用，也會影響到其他的法律制定和執行，并且能夠對政府的權力作出限制，保護社會中的各種規則。政治哲學家和公共選擇學派學者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下作出選擇的才能是足夠公正并且是富有效率的。同時，公共選擇人學派還認為，利益集團的游說、賄賂也會影響立法和司法制度的變遷，這會導致法律制度的中性和無偏性在外界利益的影響下難以保證。公共選擇理論最大的貢獻在于打破了過去對政治、司法、立法過于理想化的分析，更看重法律在運行過程中的成本，使得法律經濟學的研究不再只是在產權－市場－效率這個循環中進行循環論證，而是能夠更對規范意義上的政策進行研究。

(三)制度分析學派

制度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高闊塞繆爾斯、施密德和威廉姆森，在研究當中，制度分析學派不再像芝加哥學派過于強調效益最大化，也不會進行極端分權市場進行討論。法律在制度分析學派看來是一個可供選擇的過程，通過對法律經濟學的現象進行制度分析，并且會研究其中的交易費用，從而在多種制度方案當中，研究出費用最低的制度。產權理論的德姆塞茨、巴爾澤也是制度分析學派的學者，是雖然這些人并沒有對法律制度進行經濟分析，但是法律經濟學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得到了全新的分析視角，或者使用了不同的理論技術進行分析。一定程度上來說，這種現象反映了法律經濟學正在和制度經濟學相融合，而且也說明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在尋找法律制度和經濟系統之間的關聯。

三、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變得比較平緩，無論是全新的領軍人物還是新的是論著都沒有出現。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一直在擴大，并且展現出了兩種不同的學術傾向。

(一)對法律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突破

為了能夠尋求研究上的突破，學者開始反思法律經濟學的定位。麥樂怡認為，“法與經濟學”、“法律的經濟分析”雖然有聯系，但是仍然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所以二者應該是有所區分的。同時，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還需要尋找全新的思維和方法，于是批判主義法學、自由主義法學、自由意志法學、新的研究都收到了法律經濟學研究者的重視。

(二)系統反思和綜合性的研究

一些學者認為，發個經濟學雖然有著結合，但是并不是一致的，這就導致一些研究雖然能夠互補，卻也有一些研究存在著競爭性。這也導致了制度主義、公共選擇學派等學派的成立。為此，需要將法律經濟學的理念記性綜合，辨別出哪些才是法律經濟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篇（6）

根據考察對象的不同特征，可以把區域分為多種類型，常見的有三種類型:(1)自然區域。地表自然界存在著地區差異，其空間分布具有由量變到質變的性質。由此可將其劃分為不同的系統，并按從屬關系得出一定的區域等級系統。區域自然環境是有內在聯系的統一整體，一個要素的區域變化往往引起其他要素的變化。任何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特征是各自然地理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2)行政區域。行政區域是指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圍。行政區域劃分具有一定的主觀性，與自然區域相比，具有可變性和不穩定性。(3)經濟區域。經濟區域是指以大中城市為核心，以交通運輸為紐帶，以地區專門化部門為特征的經濟地域。經濟區是客觀的，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一般說來，構成現代經濟區域的要素，包括經濟中心(指各級城市)、經濟網絡(指交通網、流通網和通訊網等)和經濟腹地(指中心和網絡的吸引范圍)。經濟區域內的各要素相互聯系、彼此制約。經濟區域的特征是由區內各要素共同綜合作用形成的，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會引起其他要素的相應變化，從而影響區域經濟的特征。

區域經濟學中的“區域”不是單指某一種區域類型。依據研究的需要，既可以是行政區域，也可以是經濟區域，還可以是自然區域(如流域區域等)。從科學的角度看，區域經濟學中的“區域”應該是經濟區域，因為這樣才能有利于探討區域運行的經濟學規律。從實踐角度看，按行政區域(地方)來探討經濟運行的邏輯，有利于提高區域經濟學的社會實踐功能。在現實生活中，許多跨行政區域的研究成果，由于無法進行卓有成效的行政協調，所以大大削弱了區域研究成果的社會價值。可見，從經濟區角度探討區域經濟運行規律應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從行政區角度探討區域經濟運行規律應是現實的最佳選擇。

由于區域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發展歷史短，理論體系尚不成熟，所以對其研究對象的表述差異很大，代表性的觀點包括:(1)諾斯(H. O. Nourse)認為:區域經濟學是“研究為人們所忽視的經濟空間秩序，研究稀有資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學”。(2)程必定(1989)認為:“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地域組織規律。”(3)周業、劉再興等(1989)認為:“區域經濟學也叫區域科學。它是研究如何建立國家經濟區域系統，并按照地域分工與合作的原則來組織系統內各區域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與布局，使之形成一個既能順乎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又能最大限度發揮地區優勢的產業結構;形成一個大、中、小企業相結合，以多層城市為結點，由運輸網、信息網、服務點分布網等網絡系統將全區城鄉連成一氣的經濟有機體的科。”(4)艾薩德(Walter Isard)認為:區域經濟學是研究“確定可在某一區域有效地從事生產并獲取利潤的單個或集團產業;改善區域內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區域內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區域內產業的分散，獲得區域內資源的最有效的利用……等等”。(5)杜貝(V. Dubey)認為:“區域經濟學是以經濟的觀點，研究在資源不均勻分配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世界中，各個地區的差異以及各地區間的關系的科學”。(6)陳棟生(1993)認為:區域經濟學是“從宏觀角度研究國內不同區域經濟發展及其相互關系的決策性科學”。(7)郝壽義、安虎森(1999)認為:“區域經濟學是研究區域經濟活動的自組織和區際經濟聯系，以及與此有關的區域決策的科學。”

通過對上述論述的比較，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第一，(1)和(2)的觀點與區域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的表述大同小異。區域經濟地理學是研究產業分布和經濟地域系統的學科，而(1)和(2)強調的也是地理分布、經濟空間秩序或地域組織規律。實際上，區域經濟學研究對象與區域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還是應該有所區別的。第二，(4)的觀點主要強調某一區域的經濟發展效率，即只重視區內經濟的發展，未涉及區際關系問題。第三，(5)的觀點與(4)的觀點正好相反，它只強調地區差異和區際關系的研究，對區內經濟發展問題未予注意。但是，得指出的是，這一提法沒有把區際關系限制在國內，既可以是國內的區際關系，也可以是跨國界的區際關系。第四，(3)、(6)和(7)的觀點既強調區內經濟發展規律的研究，也強調區際關系的研究。但是在表述上也還是有所差別的，如(6)和(7)都認為區域經濟學是一門決策的科學;(3)和(6)都認為區域經濟學是研究國家內部的區域經濟發展問題，而(7)則未明確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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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魅力所在——支付體系中性

新貨幣經濟學者認為在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里，不會再有因貨幣供求失衡引起的宏觀經濟波動，這正如薩伊所說的“供給創造對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說，支付體系是中性的，銀行和個人的支付與交易清算活動不影響作為記賬單位的任何資產或資產組合的購買力，不影響一般價格水平。

法馬(Fama，1980)認為在這種支付體系里，莫迪利安尼—米勒的純財務決策無關性定理同樣適用于銀行：“銀行代表存款人持有資產組合，因為它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支付體系。……但銀行只是存款的被動供給者，銀行體系在價格決定及實際經濟活動中至多只是被動的影響因素。”我們下面把新貨幣經濟學的支付體系與傳統的金本位制度相對照，以理解法馬所描述的這種支付中性。

在金本位制下，記賬單位是金，法律規定1個貨幣單位(如1美元)的含金量，一般價格水平的決定可簡單表示為：P=$／CPI消費品組合：($／單位量黃金)X(單位量黃金／CPI消費品組合)。其中，CPI消費品組合表示計算消費物價指數的消費品組合；($／單位量黃金)表示單位量黃金(如一盎司)是多少美元，它是法律規定的；(單位量黃金／CPI消費品組合)表示黃金與構成消費物價指數的商品組合之間的相對價格，即一個消費物價指數商品組合相當于多少黃金。在金本位制下黃金既是記賬單位，又充當一般等價物。也就是說，黃金作為基礎貨幣，充當銀行同業清算手段，它同時也直接用作交換媒介(金幣可以直接流通)。銀行為了保證其票據兌現，必須自己持有一部分黃金儲備。這樣，銀行的儲備選擇行為會影響作為記賬單位的黃金的需求，會影響黃金與其他商品的價格(單位量黃金／CPI消費物價組合)，從而也會影響名義價格水平。

法馬認為作為記賬單位的物品可以是任意的，如石油或鋼鐵都可直接用作記賬單位，即一般價格水平也可以由一個CPI消費品組合等于多少升石油或多少公斤鋼鐵(P=石油單位數／CPI消費品組合)來定義。格林菲爾德和伊格爾(Greenfield&Yeager，1983)更設想創造一個特別的新記賬單位，使得它與實際用于交換媒介的任何商品分離。他們把這種抽象的記賬單位稱為“Valun”，為了使一般價格水平具有穩定性，Valun被定義為由大量標準商品的特定數量組成。一般價格水平由Valun與CPI消費品組合的相對價格決定，即P=Valun單位數／CPI消費品組合。雖然只有在Valun的組成與CPI消費品組合完全一致時，一般價格水平才會完全穩定(為1)，但格林菲爾德和伊格爾注意到，由于大數定律，以商品組合(Valun)為單位的價格水平比以任何單個商品如金為單位的價格水平更為穩定。格林菲爾德和伊格爾設想作為記賬單位的Valun并不充當交換媒介。銀行可以用它或交易對手認為的最合適的任何資產，作為兌現其存款賬戶或銀行票據、支付同業債務的工具，如土豆或金等。1單位的銀行票據代表對1單位Valun的求償權，但銀行可以用任何資產兌現其發行的銀行票據。用這些資產兌現銀行票據時的兌換率(如1單位銀行票據兌換多少單位的土豆)是隨時變化的，以補償該資產(土豆)與Valun商品組合間相對價格(土豆單位／Valun商品組合)的變化，從而使銀行票據的價值(單位銀行票據／Valun組合)不變，即(單位銀行票據／土豆單位)?(土豆單位／Valun組合)：(單位銀行票據／Valun組合)不變。因此，在新貨幣經濟學的世界里，即使在金被用作交換媒介的情況下，也與金本位制存在本質的區別：1單位銀行票據兌換的金是變化的，它反映著金與記賬單位Valun組合中商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而金本位制下，由于金同時又是記賬單位(一般等價物)，1單位銀行票據兌換的金是固定的。

可見，在新貨幣經濟學設想的這種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中，銀行的儲備行為并不會影響一般價格水平(銀行票據的價值，即購買1單位CPI消費品組合需要多少單位銀行票據，亦即CPI消費品組合與記賬單位Valun商品組合的相對價格)。如果銀行以土豆作為儲備資產，它對土豆需求的變化影響土豆的價值(即土豆與Valun商品組合間相對價格)，從而會引起土豆兌換率的變化，但如上所述，銀行的這種儲備調整行為并不影響銀行票據的價值(即單位銀行票據／Valun組合)。這就是上面法馬所說的銀行體系“在決定價格和真實經濟活動中至多只是被動的影響因素”的含義。

在金本位或法定貨幣本位下，一個封閉經濟里如果發生對基礎貨幣(本位貨幣)的需求或供給發生變化，一般價格水平(貨幣的購買力)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經過一般商品和勞務名義價格的較長時間調整過程才能實現。為此，費雪爾(Fisher，1926)曾設想通過調整政府規定的單位貨幣(1美元)的含金量，從而免除一般商品勞務名義價格的長期調整過程。而在新貨幣經濟學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相分離的支付體系里，對用作交換媒介的某種資產的過量需求或供給，可以隨時通過市場上這種資產與記賬單位Valun的各組成商品間的均衡價格的調整而消除，它并不影響一般價格水平。隨著用于交換媒介的資產的市場迅速出清，對其他資產(商品)的過量供給同時趨于零。因此，這種支付體系對于實質經濟活動來說是中性的，不會出現對交換媒介的過量需求引起總供給過剩、并最終導致實質經濟活動收縮的情形，而這種狀況可以說是存在基本貨幣(本位貨幣)的貨幣經濟里宏觀經濟波動的基本原因之一。換句話說，由于“貨幣”市場連續地趨于出清(即對任何用于交換媒介的資產的供給與需求連續地趨于均衡)，“薩伊定律”趨于成立。

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另一個優點：由于用作交換媒介的資產的價格(用Valun表示)具有靈活性，這消除了傳統部分準備金制下的銀行體系所面臨的擠兌風險。任何對用作交換媒介的資產需求的增加都不會導致銀行儲備的枯竭，而只是提高這種資產用Valun表示的價格，銀行可以用更少的該種資產來清償用Valun表示的負債。

二、實現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前提——一般均衡

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商品、金融資產和交換媒介的價格如何決定?商品的價格應以Valun為單位；銀行票據應以Valun計價，它們可能以低于或高于面值的價格交易；同樣，類似于共同基金的交易賬戶的余額也必須連續地用Valun定價。問題在于，現實中在根本不存在Valun(某種商品組合)的市場交易的情況下，如何以Valun為單位對商品、勞務、金融資產及交換媒介進行標價呢?現實中存在的是各種具體商品的市場，即各種商品(包括Valun組合中的各商品)、金融資產間的交易，為了得到各種商品和金融資產以Valun表示的價格，我們只能在所有單個市場都均衡，形成均衡價格后，才能計算出單個商品以Valun表示的價格。這就需要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中的拍賣機制，然而這種瓦爾拉斯拍賣者在現實世界中一般是不存在的。正如懷特(White，1984)指出的，在現實世界里，人們將用占主導地位(即交易最頻繁)的資產作為交換媒介，并以此作為記賬單位(價值尺度)對其他資產標價，以使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是否可以用特定品牌的銀行票據對一般商品進行標價呢?這時Valun商品組合的市場價格之和(以銀行票據表示)可能與定義銀行票據的Valun的價值發生偏離，即構成Valun組合的各商品的價格之和可能大于或小于1單位銀行票據(設1單位銀行票據定義為對1單位Valun的求償權)。當然套利可以使兩者最終趨于一致。然而，正如舒納德和威特克爾(Schnadt&Whittaker，1993)指出的，這一解決方案也會帶來另一問題：當1單位Valun的市場價格偏離于1時，銀行通過連續地調節兌換率以兌現其發行的銀行票據可能是“不可操作的”(inoperable)。

這種“不可操作性”的原因如下：為了維持確定適當的兌現率，銀行必須連續地觀察Valun與某種交換媒介(如土豆)的當前相對價格。但是，市場上各種資產都用銀行票據標價，并不直接存在土豆與Valun各組成商品的相對價格。因此，銀行必須連續地觀測所有組成Valun的資產(商品)的市場價格(以某種銀行票據標價)，以及用于兌現的某種資產(如土豆)的市場價格(同樣以這種銀行票據標價)，并據此連續地推算出這種交換媒介(土豆)與Valun組合的相對價格。假設經濟體系中最初出現如下需求狀態：對Valun組合中的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從而使得加總的Valun的市場價格(以銀行票據標價)高于1，但這種需求變化并沒有影響到某種用作交換媒介的資產的市場價格(如土豆，同樣以這種銀行票據標價)。土豆與Valun商品組合的相對價格下降了。這樣，為了用土豆清償其票據(代表對一定量Valun的求償權)，銀行現在必須付出更多盎司的土豆。在這一過程中存在兩種套利機會。第一種套利機會利用Valun商品組合的價格之和與1的背離。如果Valun商品組合的價格之和高于1，套利戰略是將銀行票據以1從其他銀行(如用Valun商品兌現的銀行)提存，然后以市場價格賣出，這樣增加了市場上對Valun組合中商品的供給，從而使其市場價格有向下調整的壓力。這一種套利行為的結果是消除Valun商品組合的價格之和與1的背離。第二種套利機會是這樣一種動態調整過程：在第一期，根據對初始需求狀態的假設，市場上土豆的初始交易價格(以某種銀行票據標價)不變，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銀行已經調整了土豆作為交換媒介的兌換率，即單位銀行票據可以兌現更多的土豆，這樣產生了第二種套利機會。套利戰略是在市場上用土豆換取銀行票據，然后到銀行用票據換取更多的土豆。這種套利將增加市場上土豆的供給(減少土飯的需求)，從而使得市場上土豆價格下降。第二期，假定第一種套利速度比第二種套利速度慢，即在第二期Valun商品組合的市場價格變化不大。由于土豆市場價格的下降，銀行根據上述機制會進一步下調土豆作為交換媒介的兌換率，即進一步增加單位票據兌現土豆的數量。這又產生了新的第二種套利機會。第三期以后的套利機制與第二期一樣。這一動態過程的結果，在第二種套利速度大于第一種套利速度的前提下，銀行將連續地向下調整土豆的兌換率，用于兌現單位銀行票據的土豆數量將無限地上升，土豆的市場價格會無限地下降。因此銀行遲早會停止用土豆兌現其票據。這就是說，在以銀行票據對一般商品進行標價的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中，銀行可能入不敷出，因此不存在一個穩定的均衡點。

可見，“新貨幣經濟學”的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設想必須建立在完善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基礎之上，需要存在一個類似于瓦爾拉斯拍賣者的定價機制使所有市場同時達到均衡。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新貨幣經濟學的理論構想是很難實現的，但不可否認，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正不斷縮短一般均衡的理論世界與現實的距離。

三、電子貨幣和證券化的發展不斷增強新貨幣經濟學理論構想的可行性

新貨幣經濟學設想交易通過同時借記和貸記某種形式的財富賬戶進行。法馬(1983)就曾以證券交易為例說明在一種“精密的記賬系統”中，可以避免“需求的雙重耦合”的矛盾。然而，懷特(1984)指出從以貨幣為交易媒介體系中自發產生“新貨幣經濟學”的支付體系必需滿足三個條件：(1)可贖型的內生貨幣(redeemableinsidemoney)的消失，即債權型支付工具(如支票存款)消失；(2)外生貨幣的消失；(3)用資產或資產組合而非外生貨幣對記賬單位進行再定義。

隨著貨幣市場基金型支付工具的發展，第一個條件是完全可以滿足的。貨幣市場基金是一種主要投資于流動性和安全性高的短期資產的共同基金，它建立在股權型合約基礎之上，這與傳統的銀行活期存款存在本質的區別。貨幣市場基金代表其投資者持有證券化的資產，并連續地進行盯市(markedtomarket)，能夠隨時按資產的市場價值調整其客戶賬戶的價值。近十多年來，美國貨幣市場基金發展迅猛，在1980年末，貨幣市場基金的資產只有764億美元，到了1998年末，它持有的資產達到3380億美元。在1996年8月，其資產總額曾經達到過8581億美元。由于貨幣市場基金的資產質量高、流動性強，客戶可據此簽發支票，其支付功能迅速發展起來。皮洛夫(hlloff，1999)曾系統地比較了可以簽發支票的貨幣市場基金賬戶與銀行傳統的支票賬戶，發現貨幣市場基金提供支付服務時在安全性、便利性方面毫不遜色，而且客戶還能獲得一定的收益。可見，以股權合約為基礎的支付工具完全有能力取代傳統的以債務合約為基礎的支票存款賬戶。

篇（8）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決定了馬克思經濟學必然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基礎――市場經濟進行研究，從而與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驗總結的西方經濟學有著某種相通之處。但由于二者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存在著分歧，它們的區別則是根本的。

一、兩者在市場一般層面存在相通之處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關于生產一般和生產特殊的論述同樣適用于市場經濟。依據《導言》的思想，市場一般反映的是市場經濟的共同特點、共同規定，是在思維層面上反映出來的、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體制性特征；市場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場經濟與一定生產關系的結合，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場一般的層面上，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經濟基礎理論存在相通之處。

（一）兩者對市場機制的總體描述相似

西方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淪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而這一原理正是對市場機制的一種描述：每個個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每個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標的同時，卻自然而然地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微觀經濟學即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合乎邏輯的表達形式。在微觀經濟學中，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以利己為動機從事經濟活動，也即理性的經濟人：消費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通過分析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證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地配置資源。

宏觀經濟學雖然承認“市場失靈”，承認市場機制未必能使全部資源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但卻認為通過宏觀調控或宏觀經濟政策的執行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從而得出市場機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資源的結論。

馬克思經濟學也從資本的利己本性出發來描述市場機制。資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樣盡可能地吸取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促使資本家采用新技術、提高本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從而縮減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使自己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但這只是暫時現象，在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的競爭中，資本家會競相采用新技術。一旦新技術被普遍采用，整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會得到提高，原來先進的生產條件就成為一般的生產條件，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超額剩余價值也就不復存在。

（二）兩者對某些具體市場機制的描述相似

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同意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都是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等的綜合作用來實現的。如，在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的均衡價格表現為市場需求和供給這兩種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當市場出現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狀態時，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的綜合作用會使這種非均衡狀態逐步消失，實際市場價格將回到均衡價格水平。

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價值規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表現形式。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從而價格與價值的偏離雖然經常發生，但由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的綜合作用，這種偏離不會長時間持續下去。在這里，“價值表現為價格運動的規律”，使得市場價格在動態中趨于平衡。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認為市場運行是有規律的，平衡即意味著規律的存在。

二、兩者在市場特殊層面存在根本區別

（一）二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不同

不論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事實上都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但二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有著根本的不同。

篇（9）

(一)內涵上

傳統經濟學是指以“經濟人”為理論的前提假設來研究人類社會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科學。其中,“經濟人”內涵包含兩個方面:第一,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個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計。

循環經濟學又叫做物質循環流動型經濟。是指以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環境保護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發展的環境下,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以及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過程中,將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來增長經濟價值的方式,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傳統經濟是一種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是由資源—產品—消費—排放幾部分構成的。人們通常通過生產和消費,最大限度上的將地球上的資源開采出來,并將產品生產和消費之后的空氣污染物排放到空氣、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環經濟是從將資源環境保護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以實現人類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為目標,在可持續發展觀的指導下,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開采和利用資源。實現清潔生產、廢棄物、開采資源的綜合利用,并將可持續和可重復利用的資源進行循環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資源—產品—消費—再生資源的反饋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是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環經濟的基本特征是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減量化能夠減少生產和消費中物質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夠延長產品和服務的時間強度,再循環能夠將產品使用后的產生的垃圾資源轉變成再生資源。

二、循環經濟在傳統經濟理論上的發展

循環經濟較之傳統經濟,其倡導的是一種和環境和諧發展的經濟模式,其最終發展目的是實現資源的最優生產、減少浪費和廢棄物的排放。相比傳統經濟而言,循環經濟主要在理論上實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發展觀

傳統經濟將經濟發展和進步等同于經濟增長,將社會發展僅僅歸結于國民經濟增長,這種片面、落后的經濟增長方式嚴重危害了人們生存和發展,造成了一系列資源環境問題。而循環經濟擺脫了傳統經濟增長的虛假性觀念,實現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形成了新的發展觀。新發展觀認為,生態環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資源的可開采率都是有限的,社會的經濟發展不能進行超越自然環境承受力的開采,要實現資源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要能夠為了自然環境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放棄局部的經濟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絕急功近利的追求經濟效益。

(二)新的價值觀

循環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新的價值觀,主要體現在:第一,自然環境本身具有價值,主要表現在自然環境和人類勞動實踐開采的關系上,人類勞動能夠提高資源環境的價值,反之,也能夠降低資源環境的價值。第二,通過資源開采所獲取的經濟價值要與其所造成的社會價值和環境價值相協調。打破傳統經濟學中將三者孤立的局勢,禁止由于過度追求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對環境價值造成的損害。新的價值觀指導循環經濟的實踐中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循環經濟的新的價值觀在考慮自然時,不能將其視為材料的垃圾場,要在利用資源的基礎上維持其循環系統;第二,循環經濟的新的價值觀在考慮科技時,要考慮到科技力量對自然環境的修復能力,發展和應用有益于環境的科學技術;第三,循環經濟的新的價值觀在考慮人自身發展時,不能只考慮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還要積極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發展。

(三)新的資源觀

傳統經濟中,人們為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獲取,對自然資源進行無限制開發,最后導致大量資源的枯竭。同時,傳統經濟沒有考慮到資源利用帶來的負面效應,導致了全球生態環境的極度惡化。而循環經濟在實踐和認識、認識和實踐的發展中形成了新的資源觀,提出人們對資源開發要尊重人和自然資源和諧的規律,要實現經濟、環境、社會的共同發展。因此,循環經濟要最大程度上實現減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環,從資源開采到資源利用、生產、處理等各個環節全方位地實現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戰略。

(四)新的生產觀

篇（10）

戴毓高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北京市100731  ）

 

 

 

摘要：在我國的區域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要能夠不斷深入地了解經濟學理論研究方法，并能夠有效地運用于生活的各個方面，從一定的程度上看，區域經濟學理論是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種挑戰。區域經濟學理論研究是可以從直觀上指導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性指導。而區域性經濟并不是單一的經濟類型區域，它可以是包括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同樣的可以是研究經濟領域或者是自然地域方面的。本文就從區域經濟學理論研究方法和發展現狀看當前的區域經濟學體系的構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議和看法，希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區域經濟；經濟學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三十年多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不斷深入，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一些問題也不斷地暴露出來。從我國實際的國情出發，對區域經濟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構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議題。廣義的區域經濟學包括區域經濟學和區內經濟學兩種經濟學理論，這種理論區分方法涵蓋范圍更廣，間于運用性經濟學和經濟地理學兩個學科之間，從這個角度和定位進行研究分析，有利于區域經濟學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有利于不斷提升區域經濟學研究的社會功能。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平衡性，以及時間上的階級性和動力上的人地互動性的規律，從另一個角度上看，新區域經濟學是由全球性的技術革命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推動所直接產生的結果，這也是傳統區域經濟學創新的成果，是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種創新實踐。

一、區域經濟學的具體內涵

在區域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根據考察的對象特征不同，我們可以將地域可以劃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常見的地域類型有三種；一是自然地域。在我國眾多的地理版圖上，地表自然上存在著不同的差異，在空間上分布著不同的區域環境和地理氣候，這就從本質上決定了我國地表自然環境狀況分布上是有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所以，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不同的地理生態系統，并能夠從所屬的關系中規劃處一定的區域等級系統。對于區域自然環境而言，這是一個完整的、有著內在聯系的統一整體，在這個完整的區域自然環境中一個要素的區域變化都會引起區域內其他要素的變化。所以，任何區域地理環境特征都是有每一個區域地理要素綜合作用形成的結果。二是行政因素。行政區位因素是一種人為性的劃分方法，行政區域是指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圍。行政管理上的劃分具有一定的主觀性，所以，與自然環境區域相比，這是具有極大的可變性和不穩定性。三是在經濟區域方面，經濟區域在能夠依托大中小城市為基礎，以交通運輸為紐帶，以地區專門化部門為經濟特征的經濟地域。經濟上劃分區域地理是客觀的，并且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也就是說，地域自然環境經濟區是構成當代經濟區域的重要因素，其中當然也包括是經濟城市、經濟網絡和中心和網絡的吸引力。經濟區域內的各個要素是相互聯系和彼此制約的。經濟區域的特征上是由區域之間各個要素所共同的形成的結果，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會影響其他因素的變化，從而影響區域經濟的特征。

   區域經濟學中的“區域”并不是單一指某一種區域類型。如果是從科學的角度上看，區域經濟學應該是屬于經濟區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為有效地實現對我國區域經濟學探討規律。從實踐上看，從行政區域上來深入探討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從而可以有效提高區域經濟學的各方面的社會功能。在我國實踐的生活中，有許多的行政區域的研究成果，就是由于沒有與行政管理方面進行有效協調，最后都失敗了，削減了區域經濟研究成果的社會價值。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從經濟區角度上來探討我國區域經濟運行的各種規律，這已經是當前區域經濟的發展趨勢，從行政管理方面來探討區域經濟發展的可行性應該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二、區域經濟學理論研究對象的表述

在目前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區域經濟學的內涵外延存在著兩種學說，一種是廣義的區域經濟學（區際經濟學），另外一種是狹義的區域經濟學（區內經濟學）。它們兩種之間的區分是以地域分工的理論為基礎的，兩者的主要特點就是探討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之間的聯系，前者是通過深入分析區際要素的活動，進一步揭示區際經濟分異的各種過程和動力上的機制創新，從而能夠為制定科學合理的區域經濟協調服務，而后者是通過側重于研究區內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組合，以及區內經濟的各項運行規律。這樣才能將區情分析看作是研究分析的重點內容，從而可以把戰略規劃和計劃的編制作為研究的對象和主體，從而可以把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區域經濟管理的實施方法作為研究對象的最終目的，并把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和規劃管理看作是建立在對區域自然環境的情況研究上的基礎之上。

所以說，這種區分方式可以有效地促進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健康發展和體系的盡快形成。在當代的很多經濟學理論著作當中，對于廣義的區域經濟學理論并沒有一個完整清晰的定義，而在區分之又在研究內容上卻又是含糊不清，這就造成在觀念上的認識不清，導致很多的區域經濟學理論沒有形成完整的科學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的來說，區域經濟學是對區域經濟發展資源進行科學合理地配置，能夠將區域經濟發展利益空間逐漸拉大，這種區域經濟運行的規律中可以說明這是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之間的學科。

三、區域經濟發展的資源優化配置和規律性探究

在某種程度上說，區域經濟學就是要求在區域經濟發展時能夠謀求區域資源之間的優化配置，并能夠依據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好區域經濟的主導型產業群、協作配套產業群和基礎性的產業群，這樣才能不斷提升我國的產業競爭力。區域經濟在不同的發展時期，都有不一樣的發展需求和發展機遇，這就需要我們能夠充分發揮區域經濟發展的各種優勢，其中也包括區域比較優勢和區域競爭優勢，從而能夠形成具有競爭實力的產業群，并取得最好地綜合效益。所以說，區域經濟能實現產業集群優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益處。另一方面，要處理好區域資源的各種空間配置，就要能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提出不一樣的發展要求，對于區域資源的空間配置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從一般的區域經濟發展歷程來看，對處于工業化初期的發展初期階段，應該要采取“據點式”的工業布局模式，而對于處于工業化后期的發展階段的區域，應該采取“點軸式”的工業布局模式，處于工業化后期的發展階段，就應該采取“網格式”的工業布局模式。從中可以發現，區域資源的配置和經濟發展具有以下幾個規律：

（一）、區域發展經濟空間規律的不平衡性

由于我國自然、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這種平衡是一種短暫的。不平衡也是一種絕對的狀態。但是從全球的視角上看，這是由于自然環境的影響作用，區域資源的空間和區域經濟的空間上分布不平衡是具有持久性的。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上看，區域經濟發展是由于自然、社會和經濟條件這三者相互影響的綜合結果，而區域資源空間配置和經濟空間分布上同時也是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不同的區位因素和勞動力因素和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性，從而導致了區域資源空間配置和經濟發展空間不平衡的普遍性，這是一種不以實際情況出發，盲目地追求所謂的區域資源平衡發展的結果，這樣不僅不能達到相關的預期目的，嚴重時還會導致宏觀經濟上的效益下降和生態環境的破壞。

（二）、時間規律上具有階段性

在區域經濟資源配置上，區域經濟發展歷程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由于各個時期不同的區域經濟條件不斷變化，因此表現出不同的階段性規律。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區域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經濟發展可以超越現階段的生產水平，深圳發展就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所以，要能夠不斷突破常規的跳躍性發展階段，實現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

（三）、在動力機制上要求實現人地互動性

在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想要實現階段性的區域經濟和諧發展，就必須要在動力機制上的人地互動性得到有效實現，階段性是區域資源分配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動力機制。在區域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想實現人地的互動性，就必須要能夠在充分發揮好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人作用于環境，同時，環境也是反作用于人，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能夠尋求人地關系之間的和諧和平衡，從而實現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四、新區位因素的研究

在對于傳統的區域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主要關注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以及生產技術等方面，研究過程中對于其他領域不太重視，例如，只是注重自然資源、勞動力成本和運費等一些因素，忽視了社會經濟條件的各種狀態。

而新區位經濟學理論可以繼承傳統的經濟學的基礎上融入到新的內容，更加注重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市場、外資以及國家的相關政策的研究，并且這些新區位經濟學理論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而得到發展，將區域經濟學理論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全球化的區位因素研究。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的便利，一些跨國公司也改變了不少公司的經營戰略，公司紛紛以全球為市場，開始注重發揮不同區域生產的優勢因素，并將這些不同區域之間的優勢因素不斷對其進行重新組合和包裝，從而建立起全球化的生產基地。在不斷調整投資布局，實現全球化生產經營的過程中，許多跨國公司與在國外的子公司之間形成了很大的差別，而且導致了公司在經營理念和生產方式上的巨大變革，從某種程度上發生了質的變化，新的區位因素正在影響著跨國公司對投資區位的選擇需求上，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已經完全不能符合時展的要求。而新的區位因素正好符合這一趨勢的發展需要。

結語：經濟全球化對區域經濟學理論的沖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從本質上改變了區域經濟學理論的根據。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資本的流動性，這就加大了不同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空間上的平衡性也將會不斷加劇。

參考文獻：

[1] 白永秀,任保平.  區域經濟理論的演化及其發展趨勢[J]. 經濟評論. 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