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匯總十篇
時間：2023-07-18 17:07:00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TU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工程成本控制概述
1.1對成本控制認識上存在誤區
在很多人眼中，成本控制屬于財務人員的工作，與工程的使用沒有直接性的聯系。在過去，企業在制定施工方案時，往往只重視工程建筑的質量和建設的速度，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財力，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費。
1.2施工階段成本控制體系不完善
在一般情況下，建筑工程項目都是實施項目經理負責制，在施工項目建設之前，項目負責人將工程的建設情況匯報給企業，其中蘊含的權力關系、責任關系并沒有進行明確地劃分。工程項目成本控制中出現的質量問題歸屬于施工單位負責，而工程項目成本控制所創造出的利益則是歸屬于企業，很多項目經理都忽視工程項目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將成本方面的內容都直接交由企業的財務部負責，缺乏一定的重視。
1.3缺乏相應的獎勵機制
企業不僅僅要將項目經理的責任和權力進行明確的規定，還應該建立完善的成本控制獎勵機制。將懲罰和獎勵進行明確的制定，這樣才能調動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讓工作人員加大對成本控制的重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企業就能用最低的收入獲取最高的利潤。企業在對員工考核時，缺失對成本控制的考核，導致工作人員忽視成本控制的重要性。獎勵機制的缺陷不僅僅對員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造成了影響，也阻礙了成本控制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
1.4對施工過程缺乏有效的管理
在工程建設中，成本占有很重的比例，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在施工過程中，因為企業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缺陷，不能對施工過程中所需的工料和材料進行有效的監管與控制，需要的材料與購買的材料出入過大，致使很多材料都處于儲存積壓的狀態，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費，增加了工程項目的成本費用。
2成本控制的方法
2.1加強成本控制管理體系
在施工項目管理水平中，施工項目的成本管理是一種綜合體現。第一，施工企業應該將工程項目的質量控制和成本控制的責任與懲罰予以明確的規定，調動項目部門的工作積極性。第二，對于建筑工程項目而言，項目經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項目經理應該加強對項目小組的領導，對成本控制的措施進行分析和制定。在必要的情況之下，項目經理應該組織項目小組進行成本控制的培訓，加強項目小組員工的成本控制理念。另外企業還應該根據工程項目的成本核算建立科學合理的責任制崗位，并將小組成員在其中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進行明確的定位，在固定的時間內，對工程成本控制的情況進行詳細具體的檢查，并將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將工作中的不足和經驗進行總結，將項目小組人員的工作情況和績效相結合，調動工作人員的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2明確工程成本控制的內容
在對工程項目成本進行控制時，不能因為成本的縮減降低工程的質量。在工程項目中，需要對合同、材料、質量以及費用進行控制。
2.2.1合同控制
施工項目中的各個經濟活動，都要建立在合同的基礎之上，若在合同的制定中出現了一些不合理的條款，就會給一些工作人員創造一些鉆空子的機會，給企業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并廢除一些條款的有效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就要加強對合同條款的制定和管理，在制定合同條款之前，應該讓施工企業的工程部門、技術部門、合同部門、財務部門以及成本部門進行合同條款的初次定制，將條款內容的清晰性和完整性予以保證；在合同要求之下，對工程項目的質量指標、工程項目的進度指標進行明確的制定，根據制定的指標進行成本計劃、施工預算的編制，再將上述的數據進行對比和校正，之后再與現在市場的人工價、材料價、機械價相結合，進行工程總實際成本的測算。在測算之后，公司和項目部進行承包合同的簽訂，在制定的承包合同中，對項目的成本、項目的成本降低率、項目的質量、項目的工期、項目的安全、項目的文明施工進行明確的規定。合同的簽訂能將公司總部和項目部的責任、權力和利益進行合理的劃分，當工程項目出現問題時，按照合同的內容進行責任的承擔，對工程項目的順利開展提供有效的保證。
2.2.2材料控制
2.2.2.1進場建筑施工材料的控制
在建筑施工材料進場之前對其進行檢驗，只有檢驗合格后的建筑材料才能投入使用，對于出現質量不合格的材料絕不允許使用。在進行建筑施工材料檢驗的時候，首先應該對建筑施工材料的外表予以檢驗，主要是觀察建筑材料的外表是否存在顯著的裂縫、劃傷或者麻面等情況，然后對合格的建筑材料的內部進行檢驗。對于有相關合格證的建筑材料可以選擇抽樣檢驗的方式，而對于其中不合格的建筑材料要嚴格要求其返廠，或者對其進行封存。
2.2.2.2建筑材料進場后的質量控制
當建筑材料經過嚴格檢驗允許進場后，還應該將建筑材料與施工設計進行比對，然后對其進行審批，最后這些建筑材料才能夠進入建筑施工現場。在實際施工階段，質量控制人員應該對建筑材料進行復檢，復檢的內容為：建筑材料的規格、品種、型號以及編號，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看其是否與施工要求相一致，與此同時還要對材料進場的復檢報告以及施工記錄進行核對，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發現是否存在先使用后檢驗的情況。在施工現場。對于不同廠家、不同型號、不同種類以及不同品種的建筑材料，應該進行分別堆放，并且還要派專人對其進行管理。對于其中出現問題的建筑材料，管理人員應該及時上報領導，這樣能夠方便進行工程質量的追蹤。
2.3質量控制
很多企業為了片面的控制成本，追求利潤，將工程項目的建筑質量予以降低，同時在建設過程中，為了達到建筑質量標準會進行一些措施進行補救，這樣不僅僅增加了企業的成本，還對企業的名譽和形象造成重大的影響。有的項目經理為了避免承擔質量責任，就加強對工程質量的管理和控制，減少對工程項目成本的控制，致使企業經濟效益的降低，對企業的長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在施工過程中不僅僅要重視工程項目的成本，同時還要重視工程項目的質量控制，防止返工不合格現象的出現，避免人力物力財力的不必要浪費。此外，在施工的過程中，還應加強對新技術和新材料的使用，在保證工程項目質量的前提之下進行工程項目成本的降低。
2.4費用控制
在施工的過程中，費用控制人員要根據工程項目的實際工作量進行費用的計算，并將施工中支出的費用與預算支出的費用進行對比，將對比的結果進行分析和記錄。對于一些作用性較弱的管理機構，可以進行適當的減少，降低費用的支出，對于一些價值較低的必要消耗品應該進行明確的記錄，并按照制定的計劃進行支出。在施工的過程中，盡可能的應聘技術能力和技術水平較高的工作人員，合理的減少人工費用。此外，還應該加強施工環節之間的銜接，提高勞動生產率。
結束語
總之，建筑工程項目成本控制管理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盈利，做好工程項目成
本控制，能夠積累資金、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對工程項目成本控制管理的主要方法認真研究，以達到實現項目管理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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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課程標準“課程的基本理念”中就要求培養學生探究歷史問題的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提高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在江蘇版考試說明中四大類十二小項考查目標基本涵蓋了歷史研究的能力要求。就江蘇歷年高考卷來看，歷史研究考查的專業性越來越強：2008年第21題第4問考查了歷史研究的范疇，分值2分；2009年第25題C第1問考查了史料的分類，分值3分；2010年第23題第2問考查了史料的價值，分值2分，第24題第4問考查了史學研究的原則，分值1分；2011年第22題第3問，考查了如何論證歷史結論，分值6分；2012年第22題第2問考查了歷史研究的綜合內容，分值9分。一系列的數據變化說明，對歷史研究考查的分值在不斷加大，考查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斷提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懂得一點歷史研究無論對于解答高考試題，還是彰顯歷史課程的魅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高考一直是高中教學的指揮棒，在高考試題中怎樣體現歷史研究的呢？我們以2012年高考江蘇卷第22題為例。
第22題，以蕭公權的康有為研究為例，以“時代、史家與歷史認識的修正”為主題進行論證。要求：觀點明確，史論結合，邏輯嚴密，表述清楚，字數250字左右。讀罷題目確實難以下手，不過仔細閱讀三段材料我們發現，蕭公權對康有為認識經歷了從假民權、假維新到真民權、真維新。引起這一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有關康有為材料的掌握，二是學者自身認識的深入以及蕭公權遵循了“過則勿憚改”的古訓。也就是說歷史認識的變化是在掌握歷史史料的多寡之后逐漸變化的，當然也與治史者自身的史德有關。另外，材料三恩格斯的論述給我們提示了要從哲學層面即歷史唯
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角度來認識歷史。為此，我們可以把這道題目進行一個轉化，即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尊重歷史的客觀性，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不斷修正對歷史的認識，從而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
如何開展高中歷史研究的教學呢？
一、學點史學史，了解歷史研究的價值取向
在教師的指導下閱讀一些古代史學理論的著作或者名篇，例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了解古人撰史的目的，“述往事，思來者”。學習劉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長”和章學誠增補的“史才四長”，明白史家對自己的修養要求，學習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提倡實錄，編寫信使。了解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將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了解陳寅恪注意史料真中有偽、偽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于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了解顧頡剛的歷史地理，拓展歷史研究的視野和范圍。總之，通過學習讓學生明白歷史研究的價值取向：一是求真，即說話或亮出觀點，需要根據，即需要史實支撐，需要邏輯判斷，否則只能是猜測。二是對歷史上的人和事進行科學的價值判斷，這也需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之上，不能是戲說、胡說。
二、懂點史料學，初步掌握史學研究的方法
明白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知識，能夠簡單運用數學、系統學、語言學、邏輯學、心理學、調查法、考古學等方法。能夠對史料進行搜集、整理與簡單鑒別，例如，史料的分類：口頭的（民間傳說、民歌、回憶錄、口述史）、實物的（遺跡、遺址、遺物）、文字的（碑刻銘文、檔案、文獻著述、圖片）、影像的（照片、影視、錄像）。史料的搜集：利用各種檢索工具（字典、辭典、表譜、索引、年鑒等）搜集史料，通過平時讀書和閱報積累資料，利用訪談、調查等搜集資料。能夠對鑒別的史料進行分析和解釋，從中提取出各種有用的信息。
三、嘗試研究性學習，感受歷史研究
歷史研究光靠理論學習是不夠的，還必須勤于實踐。在實踐中鞏固已學的知識，完善和拓展新的知識。一方面，教師要更新教學理念，轉變教學方式，為學生的主動學習創造必要的條件。在課堂上以材料、問題等帶動教學的開展，堅決杜絕以教師的講來代替學生的學；在課后以多樣化的作業方式鞏固課堂成果，如，布置歷史習作、歷史制作，開展歷史調查等等。另一方面，要經常性地開展研究性學習，從課題選擇到材料收集再到得出結論、成果展示，在教師的指導下，在活動中，感受歷史研究，鍛煉、提升學生歷史研究的
篇（3）
(一)需求牽引不突出，開發動力不足
影響檔案信息為歷史研究服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檔案信息意識不強所致。由于對現階段檔案信息服務于歷史研究工作認識上的偏差，平時在檔案工作中某些檔案又比較強調保密，檢索利用不方便，加上庫藏檔案信息結構不合理等多種原因，造成歷史研究對檔案信息的需求牽引不突出，反過來又導致檔案部門主動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動力不足，難以實現檔案信息資源的價值。
(二)目標不夠明確，缺乏主動參與意識
歷史研究中的檔案信息服務開發利用必須有明確的、切實可行的目標，且每一項檔案收集活動的總目標與各個檔案收集活動的分目標必須構成一個目標體系。沒有目標的檔案信息開發利用，必然不會有太好的利用效果。由于長期以來檔案編研比較強調檔案的史料價值，使大多數檔案人員眼睛只盯著過去，而不太關心歷史研究當前的發展情況，對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缺乏主動參與意識，往往只是在領導要求后才被動的提供一些背景資料，更缺少對如何策應提出明確的建議，或者提出的分析判斷與歷史研究工作需求的實際情況相距甚遠，這樣在歷史研究工作者眼中，檔案信息層次不高，輔助研究的價值不大。
(三)編研力量薄弱，信息內容深度不夠
檔案信息為歷史研究提供的信息服務，應以深層次開發歷史檔案信息為重點，大力開發具有高度準確性、真實性和具有較高科學價值以及具有長遠效益的檔案信息，以此為歷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保障。但目前的現狀是一些檔案館(室）重館(室）藏，輕開發，表現在投入開發的人力資源和設備均不足，開發工作似有似無，更談不上有一定的深度。加工信息不多，主要的還是專題介紹、聯合目錄等粗加工信息，并且其中粗加工信息尚未形成以數據庫開發為主要項目，缺少建有各個歷史研究項目的提升數據庫。從編制力量來看也很薄弱，大部分局限于編些檢索工具，全宗介紹等二次文獻，對于深層次的三次文獻編研很少，影響到信息資源的深層開發，不能更好的服務于歷史研究之中。
(四)信息提供方式陳舊，館(室）藏資源不足
目前大多數檔案部門雖以裝備了計算機等設備，但是由于工作人員素質能力問題，他們仍愿意用傳統手工操作方式進行工作，大量的檔案信息資源囿于傳統的操作方式而沒有開發出來。多數檔案信息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了現實利用的價值，客觀上造成檔案信息資源實效性差的現狀。同時館(室）藏檔案不足，收集不夠齊全，有些價值的材料沒有很好收集起來。
二、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為歷史研究服務的建議
檔案信息資源系統是由現代信息技術諸要素構成的綜合性開發系統，系統各構成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統一體，他們在系統整體中，服從、服務于系統整體，從而形成一種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總體動態平衡。因而要做好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為歷史研究服務的工作，必須運用科學管理的原理與方法，從技術、設備、人員管理等多種角度，對檔案信息資源進行全面的規劃、協調與控制，以滿足歷史研究對檔案信息多方面的需求。
(一)增強信息資源意識，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素質
1.增強信息資源意識。檔案管理人員作為專業的信息資源管理者，對信息應要具有全面深刻的認識，并要有專業的敏感性。在管理檔案信息時，要以資源運作的觀念來指導工作，將檔案信息視作一種寶貴的資源，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變知識備查為信息傳送，促使檔案資源向信息化的轉化。不要將檔案信息的存儲和保管當做檔案館(室）的主要功能，而提供信息服務也是檔案管理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把檔案信息資源開發當做為歷史研究提供必要支持的前導性活動，將檔案信息服務歷史研究作為與檔案存儲、保管同等重要的資源加以管理，在宏觀上要加強對信息資源的規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要擺脫重收藏保管，輕開發利用的傳統觀念的束縛，積極主動開發檔案信息資源，使檔案變成活信息。要經常走出檔案館(室），了解和研究歷史研究對檔案信息的需求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然后通過選材與整理形成能夠滿足歷史研究的檔案信息產品。
2.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素質。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素質是有效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的關鍵。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是一種高級的復雜勞動，為歷史研究提供檔案信息服務的人員必須具備如下素質：一是全面掌握檔案專業知識；二是具有一定的信息科學知識和高等教育管理學知識，掌握檔案管理現代化技術，學會運用信息工具和手段，能進行檔案信息的分析與研究；三是具有敏銳的信息意識、創新意識和開拓意識，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要對檔案信息存在狀況及其相對價值有充分的了解，并對信息需求具有敏感性，必須要熟悉檔案的收藏情況，了解收藏檔案蘊含的信息內容，并能在總體上評估不同背景的檔案所具有的價值，正確解讀歷史研究對檔案信息服務的需求規律，從而為滿足這種需求提供高效服務。
(二)利用多種媒介，拓展檔案信息服務渠道
1.加快信息加工處理現代化步伐。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現代化信息技術在檔案信息資源開發上的應用，就談不上科學的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現代信息技術在檔案信息資源開發中的應用，是實現科學地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關鍵性技術條件。檔案館(室）傳播信息的媒介包括語言、文字、電子三大類，目前有相當一部分信息資源的開發工作還處于手工操作的落后狀態，這就必然制約著對檔案信息資源的科學開發，因此必須加快實現電子化，重視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在信息資源開發中的應用。檔案館(室）應當通過多種渠道，使用多種媒介傳播檔案信息，以滿足歷史研究過程中不同層次、不同目標的研究需要。
2.與其它信息服務有機結合。可以將檔案信息服務與辦公系統、圖書情報功能等其他信息服務有機結合起來，建立信息交流情況通報制度，形成信息資源管理的新領域。做到在外延上發掘檔案信息資源，開拓檔案信息服務渠道；在內涵上不斷重組和加工檔案信息庫，為歷史研究提供廣泛的信息支持。檔案館(室）與其他機構合作，既可開發利用館(室）內自身的信息資源，又可實現信息效益，還可以節約人力和物力，將自身靜態檔案信息與其它部門的動態信息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形成生動活潑的檔案信息資源利用于、服務于歷史研究的新格局。
(三)加強信息導航，構建檔案信息網絡
擴大利用以實現更多的檔案信息資源為歷史研究服務，這是對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在數量上的要求。檔案信息可以重復利用，它的價值不因利用而損耗，相反，檔案信息的價值需要在利用中才能體現。它要求檔案館(室）能夠找到更多的機會，使歷史研究工作者得到更多的檔案信息。當然在檔案信息的傳播中，為維護信息所有者的利益，要考慮信息的控制權問題，應該對信息的傳播進行有效的控制。檔案信息資源的利用要有明確的目標導航，不同的信息對不同歷史研究層次有不同的價值，為此要求要有效地、有針對性地傳遞檔案信息。檔案管理的角色也要從檔案保管者轉變為檔案信息導航者。建議在檔案館(室）設置相當于CIO(信息主管)的崗位，負責對檔案館(室）的信息資源管理、利用與開發進行控制，制定有關檔案信息管理標準，并參與歷史研究中的信息服務流程，參與規范檔案信息服務歷史研究的基礎標準，為歷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檔案信息支持服務。
(四)做好需求預測，開展定題服務
對檔案信息管理者而言，由于檔案信息主要的目的是滿足歷史研究者課題研究的需求，我們不能滿足所有歷史研究的需求類型，這就需要我們做好新近歷史研究熱點課題的需求動向與趨勢預測，并及時采取相應措施，使信息提供更具有準確的預見性，以實現最大限度提高檔案信息是使用價值，就顯得十分重要。所謂定題服務，就是檔案館(室）要根據當前歷史研究中的熱點課題，了解歷史研究者對檔案的信息需求，主動向歷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檔案信息，使其工作得以更好開展。對保管的檔案信息進行有序的組織與橫向、縱向深度加工是檔案信息開發的核心內容，其側重點應是對檔案信息內容進行情報性，預測性分析，可以通過向歷史研究工作者公布可提供服務的專題目錄，有針對性地傳遞信息，充分實現檔案信息資源的自身價值。
要圍繞戰略性，方向性課題組織開發檔案信息。著重抓住與熱點歷史研究活動相關的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工作，是檔案館(室）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重點。歷史研究工作千頭萬緒，任務繁重，歷史研究工作者考慮問題不一定全面、完備，檔案信息服務的任務就是要抓住他們研究方向關注、對研究課題全局有重大影響的課題，把信息的焦點對準研究課題的全局性工作的重點、熱點、難點、疑點，抓住帶有全局性，方向性、研究性的重大課題，組織相應的檔案信息，超前提供參謀服務，幫助歷史研究工作者拓寬視野，調整思路，做出科學研究。
(五)增強時效性，強調快速反應和主動參與
時效性是信息的特征之一，盡管檔案信息有一定的滯后性，但也應要求檔案館(室）盡可能注重檔案信息的時效性和所傳播信息的新穎性，做到收集和加工信息要及時、迅速，利用信息更要及時、迅速。要強調快速反應和主動參與，提供的歷史研究檔案信息要做分析篩選，確保信息“適銷對路”。與此同時，還要做好利用檔案信息的反饋工作。檔案信息輸出利用后，檔案館(室）應及時收集利用效果、并經過匯總分析，掌握歷史研究工作者所需的檔案信息在某個時期的重點及其需求趨勢，采取相應措施，加強和改進信息服務工作。
(六)注重檔案業務基礎建設，確保檔案信息質量
檔案信息服務歷史研究是建立在檔案信息積累基礎上的，沒有基礎工作，就談不上有效地開發利用。因此加強檔案信息資源的建設工作，有必要從檔案業務的基礎建設入手，重點抓好以下三項工作。
篇（4）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理論學科建設是從史學概論教材編寫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間，出版并被相關高校確定為歷史學本科生甚至延伸為研究生教學指定參考書的“史學概論”，計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學概論》作者陳光前所預見的那樣：“十億人口的大國，才出版兩三種史學概論教材，很難適應不同的情況和需要，應當多有幾種不同風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開放。在科學的春天里，史學概論這一品類的鮮花，一定會爭相開放。”從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史學發展的歷史眼光看，應該承認，這10年是史學概論繁榮的10年，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的一大亮點。經過研究，我們將11種史學概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依次概括為綜合模式、理論與方法模式、認識論模式、史學理論模式和史學學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說略去），并由此建立一個學術坐標予以比較。應該看到，11本史學概論著作出自眾人之手，由于史家對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任務、學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們有不同的人生經歷、職業習慣和教學研究體會，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歷程，這些都在他們各自的史學概論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現為不同的學術風格，各有各的邏輯體系。還要看到，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研究，不僅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時髦話題，而且也是史學概論學術史上的永恒話題。立足于當下，必須借鑒和反思歷史經驗。因此，比較他們在史學概論建構中邏輯體系的差異，既有利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起步階段的時代特點、時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學總結處于學術繁榮時期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經驗，規避其時代性、主體性失誤，繼續把中國特色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工作推向前進。
一、綜合模式
還是在當時，就有學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學概論體系表現出突出的綜合模式特征。因此，這里所說的史學概論體系綜合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借用的概念，即史學概論=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學家所構建的史學概論體系中，有很多學者立足于教學或歷史研究的實際需要，采用了這種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的結構體系，但同時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綜合模式并不等于說就是一個“拼盤”，因為史學家在構建其結構時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體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采用這種綜合模式來建構其史學概論的著作有葛懋春、謝本書主編的《歷史科學概論》（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和田昌五、居建文編著的《歷史學概論》。應該說，這3本教材，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首批公開出版的史學概論類著作，因此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謝本書主編《歷史科學概論》（簡稱葛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葛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料和史學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學史=歷史科學概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緒論（修訂時增寫），總論該書的主旨問題，共7頁，占全書（477頁）比例為1.47%。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第1章），主要解決什么是歷史科學這一問題，共55頁，占全書比例為11.53%，主要包括：歷史、歷史學、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辨析，歷史科學在認識對象、認識過程、認識經驗上的主要特點，歷史科學的作用，歷史科學的革命性與科學性，歷史科學工作者的基本素養等。
第三，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共217頁，占全書比例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科學分析社會基本矛盾，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辯證考察人類歷史的運動過程，民族和民族關系問題，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史論結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與處理的知識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說明如何搜集和處理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的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0.48%，主要包括：中國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簡介及其搜集、鑒別、校勘的方法，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學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論述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以及歐美史學的發展情況，共11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7%，主要包括：中國史學史概述，歐美史學史概述等。
第六，當代國外幾種史學方法述評（第14章，修訂時增寫），主要介紹國外流行的幾種史學方法，共37頁，占全書比例為7.76%，主要包括：歷史比較研究法，歷史數量研究法，歷史系統研究法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葛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重溫并強調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并強調在史學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即史學研究的理論指導問題。
（二）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簡稱白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白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史學的內部問題（歷史觀+歷史文獻+歷史編纂）+史學的外部聯系（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史學概論。
第一，敘論（第1章），總論該書涉及到的歷史學基本問題及其編寫大意，共30頁，占全書（426頁）比例為7.04%，包括：歷史、史料、史學基本概念辨析，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該書的編寫大意等。
第二。史學的內部問題（第2章至第6章），主要論述歷史觀、歷史文獻、史書的編著、史書的體例、歷史文學等屬于史學內部結構的問題，共199頁，占全書比例為46.71%，主要包括：歷史觀――史學的靈魂，主要以歷史觀中的重要問題來貫穿論述歷史上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點；歷史文獻――史學的基礎，回顧了中國歷史文獻的發展歷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論述中滲透了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歷史編纂――史學的成果表達，包括：史書的體裁及編和著、史書的體例、歷史寫作文字方面的問題。
第三，史學的外部聯系，即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著重論述了史學與科學、哲學、考古學、民族學、藝術、天文學、地質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1.74%。
第四，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顧和評述了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展情況和重要問題，共103頁，占全書比例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學，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等。
第五，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第10章），在前文的基礎上，探討了當前史學工作面臨的主要任務.指明史學發展方向，共44頁，占全書比例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進行歷史教育，開闊視野，治史修史，不斷提高史學水平；強大史學隊伍，培養史學人才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白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概述，及對中國史學史脈絡的把握。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時期史學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關注和研究，應該說起自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現在看來，其初始倡導之功，殊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編著《歷史學概論》（簡稱田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的來說，田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學史+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概論。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第1章），重點論述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共21頁，占全書（245頁）比例為8.57%，主要包括：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歷史學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等。
第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即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論述唯物史觀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162頁，占全書比例為66.12%，主要包括：歷史觀的基本問題，這里分為兩個問題：首先是兩種歷史觀，主要論述了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區別與聯系問題及史論關系問題、黨性與科學性的問題。其次是歷史諸因素的相互關系，主要從唯物史觀的角度重新闡述經濟與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關系；階級斗爭的相關原理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其中在論述階級分析方法時，特別提到了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辯證的方法、比較的方法）；個人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辯證地看待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等。
第三，史學史即歷史學的過去與現狀（第6章），回顧和評述了中外史學發展的基本情況，共46頁，占全書比例為18.78%，主要包括：中國的封建史學，著重論述了中國古代的歷史哲學和史書的體裁問題；近代資產階級史學，著重介紹了近代中國新史料的發現和梁啟超與王國維的史學成就：現代史學，主要論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學成就；歷史學的現狀和當前的任務，包括西方史學的發展情況和中國史學的現狀與教訓。
第四，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紹歷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關知識。共16頁，占全書比例為6.53%。主要包括：古文獻資料及其相關的知識和史學與考古學（實物史料方面）。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田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闡述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及研究方法，強調遵循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重點強調了階級斗爭理論與方法。應該注意的是，田本與前述葛本的邏輯主色調雖同為唯物史觀，但重點和導向卻是不一樣的：白本重史觀，從歷史學的基本問題人手強調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田本重方法，強調運用唯物史觀，就是要運用唯物辯證法。
綜上，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綜合模式的內在邏輯雖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結構”，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內容及各部分內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體的認識差異，在用筆量上表現出很大不同；當然，在具體實踐中，也因為操作性的問題難免存在各自無法克服的缺陷。對于這些問題，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學者毫不諱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蔣大椿在《建設歷史科學概論的有益探索――評介〈歷史科學概論〉和〈史學概論〉》一文中就指出，雖然“從著手建設歷史科學概論這門學科來看，兩書（筆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應當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兩書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努力解決，其中“歷史科學概論的研究對象及其范圍”是亟待明確的首要問題，因為“歷史科學概論應是一門有自己特定研究對象和范圍的專門學問”。又如，1985年，姜義華在《從（史學要論）到〈史學概論〉》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書“最主要的問題看來就在于這幾部著作內容稍嫌龐雜。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想集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編纂學、史學史于一身，結果，反而使史學概論自身所要專門考察的問題被排擠或淹沒了”。[q除了蔣大椿、姜義華指出的問題外，這種綜合模式各部分之間的聯系還顯得不夠緊密，尤其是缺乏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對于謀求使“史學概論”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學教學概要和普及歷史學學科知識的作用。
二、理論和方法模式
從理論和方法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體系，我們將它簡稱為理論和方法模式。趙吉惠是這種模式的首倡者，趙著《歷史學概論》（簡稱趙本）是該模式的實踐成果。總體看，趙氏“歷史學概論”意在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概述歷史學及其發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問題，因此，其邏輯結構就是：歷史學基本問題+理論部分+方法部分=歷史學概論。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引言），總論歷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與內容，共19頁，占全書（347頁）比例為5.48%，主要包括：歷史、歷史記錄、歷史學、歷史學理論、歷史學概論等基本概念辨析及《歷史學概論》一書的主旨論述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意義及史學工作者的必備品質。
第二，理論部分（第1章至第8章），著重從理論角度來梳理史學發展歷程和歷史觀方面的一些理論問題，共152頁，占全書比例為43.80%，主要包括：一是從理論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學的發展歷程，分為三個小部分：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中國歷史科學的產生與初步發展；二是歷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關系；三是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主要論述了四個問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遺產的繼承與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論述史學研究和編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學方法論的根本指導原則；二是搜集、整理、運用史料的方法，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論述了6種.分為5章：三是階級分析方法、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歷史系統研究方法、歷史計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體例與編纂方法（其中還特別提到了撰寫史學論文的要求與方法）。
應當看到，趙本從理論與方法角度建構史學概論體系，以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為論述重心，這就抓住了史學概論的核心問題，使全書各部分之間有了更為緊密的內在邏輯聯系。相對于葛本、白本而言，趙本的邏輯體系更為嚴密，所囊括內容的比例也更為合理。對此，時人何振東在《從幾本（史學概論）看本學科的主要內容》一文中有過論述。他認為，與葛本、白本相比，趙本“將有關歷史文獻、史書的體例，以及中外史學的基本知識，均歸納到《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和《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這兩章中”，“敘述時進行縱橫交叉，有機結合，這樣就顯得概而不雜，豐而有序”，這樣處理就顯得很好。當時對此持肯定性意見的還有徐萬發，他在《史學主體與（史學概論）研究對象》一文中指出，“趙本的處理是一種大膽的探索，‘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出發，對歷史學的整體做比較概括地論述。’它自然而然地調正了‘史料與文獻學、編纂學’等學科在史學概論中的位置，又從與理論、方法相關的世界觀出發，處理了史學概論與史學史的關系”，全書“自成體系，有另辟蹊徑之功”。
三、認識論模式
認識論模式，即以歷史研究的主體認識活動為中心來建構史學概論體系，簡稱認識論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從認識論角度來思考史學概論體系問題并付諸實踐的，主要有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雖然如此，但還要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無論是在體系建構，還是在所囊括的內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吳澤主編《史學概論》（簡稱吳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根據吳本“前言”和第1章“緒論”可知，作者試圖以歷史研究中的主體和客體（史家主體與史學客體）關系為主線來展開論述，從而確立史學概論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因而作者將由此貫穿起來的內容歸納為：基礎理論、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識三大部分。簡單地表述吳本的邏輯結構是：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從表面上看，吳本的結構與上面論述的綜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內在邏輯則是不同的。具體地說，其內在邏輯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根據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一規定性來說，回答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什么？人類歷史的變化發展是由什么決定的？人類社會是怎樣變化發展的？其基本規律和特點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涉及到歷史觀這個根本問題，是歷史研究的靈魂。只有唯物史觀，才第一次真正科學地解答了這些問題。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史學概論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作者看來，歷史研究的基礎理論主要是闡述唯物史觀及其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歷史研究過程，不僅包括研究者根據史料來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中引出科學結論的過程，而且還包括研究者把科學結論寫成史學著作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存在著分散、訛誤的問題；科學結論的得出，存在著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的問題；史學著作作為最終成果，存在著史學觀點如何表述的問題。為此，研究者必須掌握搜集、鑒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具體與抽象、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以及編寫史學論著的方法，正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學概論研究的重點。
再次，在歷史研究中，史學家不僅要用天文學、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輔助歷史研究，而且還要通過史學評論來了解現實對于史學的要求，通過研究史學的歷史與現狀來不斷豐富史學概論，因此，這些史學與其他有關科學之間的關系、史學評論、史學的產生以及當今世界上各種史學流派等問題，都可看作是歷史研究所必備的基本知識，以此來幫助研究者解決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
吳本的史學認識論模式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緒論（第1章），總論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18頁，占全書（398頁）比例為4.52%。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礎理論（第3章），著重論述唯物史觀的理論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36頁，占全書比例為9.04%，主要包括：生產勞動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和基礎，歷史上人類的共同體，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人類歷史的辯證運動（歷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歷史的現象和本質、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歷史發展的漸變和突變、人類歷史的螺旋式發展）。
第三，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論述了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共40頁，占全書比例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綜合研究法（將階級分析法囊括其中），歷史比較法，歷史歸納法（演繹法），歷史研究中的具體和抽象，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歷史主義原則）；二是史料和史料學，著重論述了史料學的相關問題，并介紹了處理史料的相關方法；三是歷史編纂學，論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表達等史學成果表達的方法問題。
第四，歷史研究的基本知識（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中外史學的發展情況，主要包括：對史學的偉大變革（第2章），重點論述了唯物史觀的產生與發展.以及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國內外近現代史學流派述評（第9章），主要述評了梁啟超、顧頡剛等中國近現代史學家的史學成就和美國計量歷史學派、法國年鑒學派等國外近現代史學流派；二是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主要論述了史學和哲學、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文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三是史學評論（第8章），主要論述了史學評論的性質、標準、作用問題。
第五，史學發展和史學工作者的修養（第10章），立足現實變化對史學發展的新要求，論述了史學工作者的修養問題，共14頁，占全書比例為3.52%。
從總體上看，吳本建構史學概論體系是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思考的，他們看到了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但是從其邏輯進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內容來看，他們并沒有緊緊抓住歷史認識論這一重大問題展開論述，只能說是初步體現了作者試圖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與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吳本從史學認識論角度所構建的“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的邏輯體系還是很有特點的。對此，研究者肖馬曾經有比較中肯的評價，他說，吳本的“第一個特點是系統性、邏輯性強。全書共分十章，無論橫觀、縱觀，在內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機聯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和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簡稱姜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其實，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義華就對史學概論體系進行了思考，并撰文論述了他對于史學概論體系的設想。他的這一設想，后來大體上體現在他與瞿林東等學者合著的《史學導論》之中。
姜義華在《用現代思維科學武裝歷史研究工作――論史學概論的核心與時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現代思維科學與現代科學方法論的豐碩成果，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構建史學概論體系。他結合現代思維科學的成就，認為“歷史研究活動，是一種三級思維活動”，即“歷史研究活動乃是認識主體（歷史學家）經由中介質（歷史資料）與認識客體（歷史實際）在實踐基礎上能動的統一”；“一個正確的歷史認識的獲得，大體上得經歷‘感性’、‘知性’、‘理性’這樣幾個必要的階段”，同時，歷史認識活動的這些特性，還決定了歷史著作的編纂不可能直接反映歷史實際及歷史認識無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必須在的指導下建立科學的歷史認識論。這些觀點，在《史學導論》一書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結合這篇文章，有利于我們理解姜本的邏輯結構。
第一，史學導論研究的對象與任務（引言），論述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3頁，占全書（349頁）比例為0.86%。
第二，歷史學的發展歷程及其社會功能與科學地位（緒論），共8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1%，主要包括：歷史意識的產生和歷史學的形成，意在論述中外史學由傳說到科學史學的發展歷程；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論述了歷史學在人類認識活動和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作用；歷史學在科學發展中的地位，鑒于一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歷史學的科學功能就表現為對其他學科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第三，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從歷史認識論的高度對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過程進行總體分析，共63頁，占全書比例為18.05%，主要包括：歷史認識活動的結構與過程，即主要論述了歷史認識的三級能動統一結構和歷史認識的感性、知性與理性認知過程的問題；歷史思維的方式與范同，即主要論述了歷史思維中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直覺思維和微觀、中觀、宏觀的歷史考察的問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及其檢驗，即主要論述歷史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學認識總體及社會實踐三個層面上的檢驗問題。
第四，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論述了一些研究歷史的具體方法，共57頁，占全書比例為16.33%，主要包括：歷史事實還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與抉擇的方法和史實編次與排列的方法：歷史過程分析與解釋的方法，主要論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歷史分析和邏輯分析、結構分析和階級分析、整體研究（系統分析）和跨學科研究及歷史心理研究方法；歷史的比較研究。
第五。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顧古今中外史學家對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即歷史本質追尋的基礎上，著重論述對歷史本質的認識，共45頁，占全書比例為12.90%。
第六.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第4章），意在論述歷史學著作及其內容、形式和要求的問題.共52頁，占全書比例為14.90%，主要包括：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性與多樣性，主要論述歷史撰述和歷史編撰構架的多樣性與多層次性問題；歷史撰述的根本原則與不同要求，主要論述歷史撰述中的客觀主義、先驗主義傾向與信史原則的問題、歷史主義與當代意識的問題和語言表述的美學要求的問題。
第七，歷史學家的素養與時代使命（第5章），意在論述歷史學家的相關問題，共48頁，占全書比例為13.7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優良傳統與現代素養，主要論述歷史學家的知識結構與研究能力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與獻身精神方面的問題；歷史學家的個體與群體研究；歷史科學的時代使命。
綜上，雖然姜本與姜義華最初在論文中表露的設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體現的史學概論體系的主旨與姜義華早先的設想還是一致的。這不僅體現了著者對歷史認識論問題的重視，力圖以歷史認識論為主線來建構自己的邏輯體系，而且還通過這一邏輯關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內容之間有了較強的邏輯聯系，使全書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還要指出的是，后來姜本分別于2003年和2010年進行了修訂，但是，對比三個版本來看，全書的史學概論體系框架并沒有發生很大變化。正如趙梅春在評論2003年的修訂本時所指出的，“全書各章以歷史認識活動為主線，將歷史認識、史學方法、對歷史本體及其發展規律的探索、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及歷史認識主體自身的素質作為歷史認識活動的幾個必要環節并將其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進行論述，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應該說，趙文的評論比較如實地勾勒出姜本的亮點和特色。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國史學界堅持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是一條原則和常識，因此，姜著同類似著作的明顯差異是，不再在唯物史觀問題上大費筆墨。
四、史學理論體系模式
所謂歷史學理論體系模式，是指部分學者從歷史學理論體系建構角度出發，把史學概論作為建構歷史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有歷史學者提出了許多相關設想，但在當時將其付諸實踐的卻只有李振宏所著《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這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史學理論探索勇氣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發表的《關于史學理論與史學概論的初步意見》一文基礎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中進一步提出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三者構成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觀點，即史學理論=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歷史學的理論體系。在他看來，“史學本體論，是對史學研究活動進行本體論反思的理論產物，它把人們的史學研究實踐作為一種‘存在’去研究，弄清這一人類認識活動的目的、性質及其意義，從本體論的角度回答‘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規定整個史學認識活動的方向和任務，對整個歷史學科的發展起指導作用；歷史認識論，是對史學研究成果作知識性反思的理論產物，它集中回答歷史知識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問題，即要研究歷史知識的性質。……史學方法論，是對史學研究的經驗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徑進行反思的理論產物，是對史學研究的思維活動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對固定化的研究，它解決歷史認識手段、方法、途徑的合理性、科學性問題，為如何獲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指導”。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構成的結構體系，安排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一書的邏輯體系。
第一，緒論，總論該書的寫作主旨，共8頁，占全書（447頁）比例為1.79%。
第二，史學本體論（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意在對史學本體進行整體性和理論性認識，共144頁，占全書比例為32.21%，主要包括：歷史是什么，主要論述了歷史的定義、人類歷史活動的特征、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及其爭議等問題；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歷史科學內部的學科結構，主要介紹了通史、專門史、史學理論、歷史編纂學、史料學、史學評論等等歷史學內部各學科的情況，并進一步論述了諸學科間的相互關系；歷史科學與一般社會科學，著重論述了史學和政治經濟學、文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目錄學的關系問題，意在加以借鑒；歷史科學的現實性品格，即史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歷史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基礎，即唯物史觀的相關問題，主要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創立與完善及其原理指導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原則。
第三，歷史認識論（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論述了歷史認識的相關問題，意在加強史學界對歷史研究主體問題的重視，共116頁，占全書比例為25.9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主要論述了主體意識的結構、主體意識在歷史認識中的滲透、主體意識的社會性、增強歷史認識中的主體意識等問題；歷史認識中的客體范疇，主要從歷史認識角度論述了歷史存在、歷史客體、史料客體的相關問題及后二者對主體的影響；歷史認識的一般形式，著重論述了考實性認識、抽象性認識、價值性認識及其相互關系；歷史再認識及其推動因素；歷史認識的檢驗。
篇（5）
[中圖分類號]KO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7―6241(2011)24―0003―03
自20世紀中葉以來，歷史學的領域一直在擴大，歷史研究的題材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細，不僅是家庭、婚姻、婦女、兒童、老人等社會群體和社會生活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而且像感覺、身體、儀式、象征、記憶等非傳統的歷史題材也紛紛進入史學研究者的視界。
史學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從好的方面講，將史學的領地擴展到囊括每個人和所有種類的人類活動，極大地豐富了歷史學，對歷史社會的認識更加全面和細致，這說明，史學在發展；但從另一方面看，人們也發現，這種發展是有一定的代價的，這就是史學的碎片化。史學的碎片化不僅使歷史知識變得支離破碎，在某些情形下，由于歷史研究者專心于奇聞趣事，注意力集中于社會邊緣的人和事，史學正在失去關懷的重心。正像《年鑒》雜志所指出的那樣，“歷史學的研究領域加速擴張，有待探索的領域層出不窮，這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危險，即產生新的隔絕。這不再是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隔絕，而是以新的專業化的方式在歷史學科內部造成的相互隔絕”。英國史學家彼得•伯克在一次訪談中也曾講到，“我很遺憾地意識到了歷史研究之日益碎片化，就像人類知識總體的碎片化一樣。從集體來看，人們知道得越來越多。從個別來看，要看到一個人自己的‘領地’與其他領域的關聯，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毫不奇怪可以同時聽到兩種不同的聲音，一些人憂慮史學的前景，認為歷史研究不應碎片化，并希圖防止史學碎化，如伯克認為，務之急是“要停止碎片化和專門化。或者，至少要將事物看作一個整體、在不同學科之間展開合作的有意識的努力，來抵消和抗衡專門化和碎片化的趨勢”翻㈣。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史學碎化得還不夠，支持歷史研究進一步碎片化的趨勢②。
歷史研究中存在的碎化問題似乎在微觀史研究中得到比較典型的體現。
微觀史學雖然不以規模較小的研究對象為限，但它的確以歷史上的個案或微小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見長。人們熟知的微觀史代表作金茲堡的《奶酪和蠕蟲》、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敘述的就是關于某個普通人的經歷和故事；達恩頓的《屠貓記》敘述的也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講述的是一個較小的地方小區里的人與事。在德國，微觀史學以研究“日常生活史”聞名，僅這個名稱就足以說明德國微觀史學家所關心的主要是社會地位微末的人和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日常生活中的人與事成為歷史學家關注的對象，大量地進入史學領域以后，歷史研究的題材便極大地豐富起來。
不過，微觀史研究本身并非必然會引起史學的碎化。在依托某個具有總體性的宏大歷史架構的情況下，微觀史研究不會游離于宏大歷史主題，反而與宏觀歷史形成一種互補的關系，比如微觀研究可以揭示以往的歷史研究中不易發現的現象，這種研究結果或者可以用來充實宏大歷史架構，給歷史的大結構和大進程增添具體內容。或者可以用來糾正以前的某些觀點或思路。在經過若干例個案研究以后，倘若人們發現了存在于其中的某些共性，而這些共性與以前的某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不相符合，那么，新的結論甚至可以取代舊的概括。總之，與宏觀歷史主題相聯系的微觀史研究完全可以成為總體史的組成部分，或者成為觀察總體歷史的一個很好的視角和途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們也喜歡將微觀史學比喻為“顯微鏡”。
的確，個案值得研究，重要的原因在于個案中包含著可以反映某個時代、某個社會的大量信息，研究者把它們置于顯微鏡下進行細致的觀察，可以捕獲到與該個案有關的那個社會的細節，該微觀研究從而成為人們認識個案所發生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一扇窗戶。由此，該個案及研究的結果就有了獨特的歷史價值和意義。在《馬丁•蓋爾歸來》②這個故事里，馬丁•蓋爾的經歷絕對離奇和獨一無二。但是，隨著故事的展開，人們可以發現馬丁•蓋爾的經歷完全是在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的情景中發生的，他的經歷沒有超越那個時代的鄉村社會對愛情、婚姻、性關系的習慣和一般性看法，也受到時的財產繼承、司法方面的制度性約束。可見，馬丁•蓋爾的故事不管如何奇特，它也需要被放在16世紀法國鄉村生活和法律的價值和習慣之中來理解。該個案的研究者戴維斯說過，“就馬丁•蓋爾而論，沒有了早期現代法國國家的司法體系和人們對于社會流動性的廣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沒有了意義。歷史學家必須在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廣泛的研究之間保持不間斷的對話，并將對話所可能具有的意蘊充分發揮出來”。法國歷史學家拉杜里的《蒙塔尤》則是“以小見大”的歷史研究的典型，拉杜里通過《蒙塔尤》來反映13世紀晚期到14世紀早期法國鄉村社會的生存狀況和農民的意識，他用一滴水與顯微鏡的關系來比喻教區與宗教裁判所，并且用“一團泥”來說明個案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通過一團泥，人們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只有泥是真實的，變化的只是名稱而已。
大體上講，目前人們所了解的、有重要學術影響的微觀史學作品總是與宏大的歷史結構和進程聯系在一起的。一旦建立了這樣的聯系，相關歷史細節的研究不會發生離散的傾向。
然，微觀研究脫離了歷史的整體背景，史學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支離破碎的情形。個案成為一個孤立的觀察對象，不僅這一研究對象在整個歷史架構或進程中找不到合適的位置，而且，這種研究的學術價值也會隨之降低。研究者專心于這種案例，只能是發一發思古之幽情而已。有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經批評西德的歷史研究正在離開歷史學的宏大主題而“走向了微小的生活世界，走向了日常生活的昏暗領域與邊緣角落”。這一批評或許有些過頭，但只研究“昏暗區域”和“角落”，那一定是荒唐之舉。此外，我們應該注意到，微觀史研究者普遍重視文化人類學的敘述方法，就是對研究對象做極為細密的描述④。假如用“密描法”去敘述一個游離于宏大歷史主題之外的微觀對象，不免令人感到小題大做。這然也會遭人批評，有人指出，這種做法就好比是研究者圍著一個偏離中心的鼴鼠窩，堆砌一座文字山。
所以，對歷史做細微的研究與歷史學的碎化還不是一回事。細微的研究是對總體歷史中的局部的細化，不以粉碎歷史全局為追求。而碎片化則是不顧、甚至否定宏大的歷史結構和進程，具有與中心離散的傾向。在史學失去中心和重點、缺乏可
以包容微觀歷史內容的大結構的情況下，歷史研究的對象越來越細微、選題越來越怪偏，碎化的趨勢就不可避免。
這樣一來，微觀史研究會不會引起史學碎化的問題，就轉化為歷史學者是否信任和依賴總體歷史的問題。史學發生碎化，根子就在于人們對有關的宏大敘事失去信心。在這個過程中，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在史學中不斷擴大，助推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根據后現代史學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弗蘭克林?安克斯密特的說法，“后現代主義首要地是表達了這樣一種認識：今天的一切東西都在走向碎片化、解體和喪失中心的方向”。史學的碎化體現了后現代思想在歷史研究中的回應。所以，后現代主義與史學的碎化有直接的關系。
后現代主義助推史學碎化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動搖和否定宏大敘事。從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歷史學中逐漸彌漫著對宏大敘事的懷疑氣氛，很多人不再相信進步的觀念，否認歷史有規律性，反對就歷史過程做因果關系的分析，不承認經濟和社會因素在歷史進程的基礎性作用。后現代思想從理論上否定了六七十年代的歷史學家孜孜以求總體歷史或“社會的歷史”的雄心，為史學的碎化做好了理論準備。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微觀史是整個學科在那一特定時刻所需要的東西。也就是說，它的出現，源于對于宏觀歷史性質的某些主導性解釋模式的不滿。到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我們當中的很多人看到了結構史的缺陷。因此，微觀史就抓住了這一專業性的層面”。
二是在微觀史研究中找到寄托。在后現代思想的影響下，人類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漂浮。這種迷失方向的狀態反映在歷史學的實踐中就是宣稱微小的、偶然的事件可以產生巨大的、不可控制的后果。這樣，微觀史研究領域很自然地成了踐行后現代史學思想的理想場所。事實上，微觀史研究與后現代歷史思想確有一些共性，使它們易于接近，比如微觀史所研究的是眾多的、具有個性特征的微小對象，這與后現代主義者追求差異性、多樣性、偶然性是相吻合的；微觀研究中的人與事往往是處于社會邊緣的人或生活中的瑣碎小事，這又與后現代主義所擅長的從邊緣出發去解構中心的路徑相一致；微觀史學關注人的經歷，重視文化因素，傾向于采用文化人類學家的描述法來敘述歷史，這符合后現代史學認為歷史表述就是講故事的主張，如此等等共性，使得后現代主義很容易在微觀史研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由此看來，如若微觀史研究的發展對于史學的碎化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那么，這主要不是因為微觀史學的研究對象過于微小和眾多，實在是因為后現代主義在解構宏大敘事的同時，把微觀史研究領域當作落實后現代史學思想的載體和場所。而這正是歷史學之所以碎片化的要害之所在。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提出了為了防止史學的碎化，我們是否需要更加合適的宏大敘事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史學的碎化最終也不利于微觀史的發展，因為微觀史的前途同樣系于這樣的大敘事，正如彼得?伯克所說，微觀歷史研究若想規避回報遞減法則，那么其實踐者需要展示小社區和大歷史趨勢之間的關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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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8454（2016）04-0020-04
一、引言
對歷史的研究通常能幫助我們尋找規律以更好地預知未來，科學研究同樣如此，要把握任何學科的未來，最好途徑就是先了解其歷史。因此學科歷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學術方法。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學科歷史研究和反思的重要性甚至不亞于學科基礎理論的研究，這種反思的深度廣度，對該學科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學科史研究服務于該學科的需要，通常關注本學科領域里主要理論問題的來源、解決情況以及解決方法等。通過研究學科的起源及發展歷程，梳理出學科發展的清晰脈絡，確保該學科的理論體系的自主性和基本價值，是所有學科發展的重要前提，對于教育技術學這一年輕學科來說同樣如此。通過對教育技術/教育技術學發展歷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重要思想體系產生過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分析領會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的形成及其發展演變過程。這種歷史研究的方法和分析角度對我們梳理教育技術學科，尋找學科自身發展演變規律，準確預測其未來發展趨勢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科學史主要研究方法對比分析
目前，科學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種方法，分別是以科學史學科創始人薩頓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編年史方法，以柯瓦雷為代表的思想史編史方法以及以默頓和貝爾納為代表的社會學方法。
以科學史學科的主要創始人喬治?薩頓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科學是實證知識，而科學史則是實證知識的積累史，其研究方法通常采用以大事年表的方法記錄歷史上出現的所有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由法國科學史家柯瓦雷開創的思想史編史家們則認為：科學本質上是觀念，科學觀念的發展是內在的和自主的，科學史是觀念內在更替的思想史。與編年史研究方法相比，思想史研究方法既能從某個特定學術領域中尋找和選擇能夠代表其不同發展階段的代表性科學事實和關鍵技術，又能深入分析這些科學事實和技術之間的內在關系和演變規律，在科學研究的系統性上面有了一定的進步。以默頓和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史家們則認為：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因而科學史可以而且應該寫成科學與其它社會文化因素的互動史。科學社會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點在于其主張在研究科學發展的同時結合對應時代的社會背景。
實證主義編年史研究有助于人們快速而清晰地了解某一科學領域發展歷程中的關鍵節點和主要脈絡，但對重大科學事件背后隱藏的科學演變規律卻未作過多探究。科學思想史和科學社會史的研究者們在對科學人物、科學事件和科學成果進行記錄和總結的同時，還試圖通過歷史解釋的方式來尋找其產生的根本原因以及發展規律。在學科史研究過程中，如果想找出蘊含于其中的歷史規律，最好的方法是對上述幾種方法取長補短，結合學科自身特點加以綜合運用，我們在進行教育技術和教育技術學的歷史研究時同樣需要如此。
三、教育技術學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充分借鑒了科學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后，教育技術學歷史研究者們最終形成了關鍵事件編年史研究、范式研究和學術人物思想研究等三種不同方法，由此也分別形成了不同視角下的教育技術/教育技術學發展史。
1. 教育技術學的編年史研究
與其他科學編年史相同，教育技術編年史研究也是對教育技術領域曾經發生的各類事件進行整理，通過分析其對本領域的影響程度來進行選擇，最終形成不同時間點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技術重大事件列表。
目前已有很多各具特點的教育技術/教育技術學大事年表，如美國佐治亞大學Julie Moore 主講的《教育技術學導論》課程中，學生Saeid Roushanzamir和 Emily Giles 創建并維護了一個教育技術學大事年表（表1），該表的時間段基本上是從1920年代前后一直到2000年前后。針對每個時段里的重要事件都有較詳細的說明和分析，其中列出每個年代出現的重要理論，如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理論，20世紀60年代的系統方法，20世紀70年代行為主義理論開始向認知主義理論轉化，20世紀80年代微型計算機的普及所帶來的對教學設計的巨大影響以及績效技術的出現，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理論的出現等。從這個大事年表中，我們可以通過那些對教育技術學科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來把握教育技術基礎理論的發展歷程。
2. 教育技術學的范式研究
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首次提出了范式的概念，為當代科學思想研究建立了一個重要討論基礎。范式實際上就是在某個科學領域內，研究者們遵循的相關標準理論、思想觀念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的總和，也就是研究者們對于特定對象所使用的各種研究工具和方法構成的體系。
在教育技術學研究領域，以庫恩范式理論為指導來解讀和詮釋教育技術學發展歷史成為一種重要思路。不少學者根據自己的思考，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技術范式體系，其中比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范式體系如賽特勒的教學技術四范式理論，即：媒體范式、傳播與系統范式、行為科學范式、認知科學范式，蒂莫西?克詩曼提出的包括計算機輔助教學（CAI）范式、智能導師系統（ITS）范式、（Logo-as-Latin）范式以及計算機支持的合作學習（CSCL）范式等。運用科學范式理論研究教育技術學既有積極的推動意義也有消極影響，因為范式理論所倡導的多元化既能有助于從不同研究角度推進教育技術學發展，也可能影響教育技術學統一規范的理論體系的形成。
3.教育技術學的學術人物思想研究
學科基礎理論的最終形成通常可以看作該學術領域大師們的理論思想與實踐研究的積累和沉淀。運用思想史研究方法，研讀和分析教育技術學科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學術論著及其包含的觀念和思想，既能從中梳理出引導學科發展方向的線索，研究成果最終也可以構成學科基礎理論體系的基石。
雖然教育技術學的歷史比較短暫，但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本學科和相關領域內無數學識卓越的大師通過智慧和努力，為學科的誕生與發展壯大提供了寶貴的思想。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系統的教育學理論巨著――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給出了很多教育基本理論的界定，成為教育學及其分支學科教育技術學的理論基石。心理學家桑代克、斯金納將行為反射理論應用于教育心理學；此外，皮亞杰的認知理論，香農的信息理論和拉斯韋爾、施拉姆對信息傳播模式的定義對教育傳播學后續發展的影響。皮亞杰、布魯納、維果斯基、格拉斯菲爾德等人對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體系形成和發展的影響等。這些例子都說明不同歷史階段代表性人物的學術思想對教育技術學科的巨大推動作用。
對教育技術學界重要人物的學術思想史進行追溯與解讀，系統介紹、分析研究和評價大師們的學術思想，是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問題研究以及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有助于理清教育技術重要理論的發展及沿革規律。
四、不同視角結合的教育技術學發展線索
教育技術學歷史研究的上述三種方法各有優點和不足。例如僅關注教育技術學的歷史事件，往往容易迷失于其中，難以從中發現規律。同樣，如果脫離歷史事件進行范式研究或是學術人物思想研究同樣無法真正把握教育技術學的歷史脈絡，我們必須融匯和綜合運用各種歷史研究方法，結合教育技術歷史研究三種方法的優缺點，分別通過關鍵事件年表、研究主題和范式的演變以及主要學術人物思想演變的過程梳理出多視角下的教育技術歷史發展脈絡。
1.理論與技術視角下教育技術學歷史發展演化線索
各種理論與技術隨時間逐漸引入教育，使得教育技術學研究的主題與研究對象也經歷了不斷的演變，如果以各類技術發展對教育技術學及其研究主題的影響作為分析線索，可以清晰地看出歷史演進線索，如圖1所示。
針對上述教育技術學理論基礎、技術及研究主題的歷史演變，可以借鑒塞特勒范式概念來解讀和綜合研究其發展線索，可以綜合應用媒體范式和傳播與系統范式來研究直觀教學到視聽傳播這條線索，綜合應用行為主義范式和認知科學范式來研究個別化學習演化這條線索，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理論基礎與技術進步影響下的教育技術學演進規律。
2.基礎理論與學術思想視角下的教育技術學發展線索
教育技術學發展歷程的關鍵階段，往往都是隨著技術進步的影響及其他相關基礎學科理論的發展，對本學科重要學術人物產生了較大影響，令其深入思考后提出帶有突破性的觀點和理論而推動的。如美國教育技術學發展過程中，以戴爾、芬恩為代表的早期媒體派教學專家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傳播學的影響和行為主義心理學發起的程序教學和教學機器運動帶來的從媒體研究向整體教學過程研究的發展，使系統科學研究方法逐漸開始成為教育技術學科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此后學習心理學發展推動學習科學逐漸成為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使系統化的教學設計和教學開發成為教育技術學研究的主戰場。相關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不斷開拓著教育技術學研究視野，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學科研究的理論基礎。因此，不同學術人物之間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的溝通交流與融合貫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科理論體系的不斷充實和完善。
五、多視角結合的教育技術學歷史發展脈絡
結合上面所說的教育技術歷史關鍵事件、研究范式的演變以及學術人物思想的碰撞與交互過程，我們可以嘗試著綜合運用這些方法來梳理出一條清晰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術學發展脈絡。例如，可以應用賽特勒四范式結合歷史事件、理論發展及代表學術人物思想影響來梳理出20世紀30年代至目前的教育技術學發展脈絡和演進關系。
從上圖中不難看出，在教育技術的演變過程中，在不同歷史時期，所產生的關鍵事件，能夠帶來教育技術研究視野和角度的變化，對于相應時期的學術人物的學術觀念會帶來很大的影響，由此推動其學術思想的變化和豐富完善，這種多因素的共同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構成了推動教育技術學科發展的全部動力。
六、結語
教育技術學作為真正意義的學科的出現和發展實際上都與現代教育技術自身的出現和發展息息相關、相輔相承，而教育技術的發展是科學技術的進步與教育實踐的需求相結合的產物。不同階段的教育技術發展都受到社會發展的影響，從不同角度的教育技術學發展史中，都能明顯的看出這一點。
在教育技術與教育技術學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教育技術學的研究對象在不斷發展開拓，從主要注重視覺媒體及其教育應用，到視聽媒體、再到視聽傳播、教育制度，從只關注學校教育本身到關注學校以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隱性因素，從注重借鑒發達國家的教育經驗到注重國際教育和發展教育等，教育技術學的研究對象在不斷向縱橫方向深入發展，這種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斷推動教育技術學的學科體系自身的不斷深入和完善。
在教育技術研究中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能夠幫助我們克服單一視角和單一研究方法所帶來的局限性，有助于梳理出更加清晰、完整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術學發展脈絡。在研究中應堅持歷史與邏輯的同一原則，既注重對事實的敘述，也注重對事實背后影響因素的邏輯分析，應將教育技術學的發展過程置身于科學、技術以及教育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進行考察，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間進行比較研究，同時要結合我國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狀況來做研究和分析。
作為比較年輕的學科，現代教育技術誕生和發展還不到一百年，在基礎理論建設上還很不成熟。對于這樣發展迅速的新興交叉學科，對其歷史和理論的總結、研究和反思就顯得更加重要。為解決學科高速發展同時帶來的一系列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所有教育技術理論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冷靜總結學科發展歷史，尋找客觀規律，分析和預測變化趨勢，探尋保證本學科可持續性發展的正確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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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值得倡導與落實。然而現實中，當前仍有不少人認為沒有必要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為此，在具體論述如何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這一前提性問題。盤點起來，當前認為沒有必要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之觀點主要有“不合時宜說”和“替代說”兩種。
（一）目前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不合時宜嗎？
現實中有不少人都認為，當前幼兒教育需要關注與研究的問題很多，如幼兒教育公平問題、幼兒教育制度建設問題……這些才是目前幼兒教育亟待研究的問題，而幼兒教育史研究雖然必要，但現階段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時宜。初看起來，“不合時宜”說似乎很有道理，畢竟現階段幼兒教育還有很多根本性、關鍵性問題亟待研究，而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時宜。其實，進行史學研究常常會遭遇是否合時宜這一困惑，就連科學史之父的薩頓都曾質疑過自己對科學進行史學研究是否合時宜，其在《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一書中曾如此這般問自己：“為什么要考察過去？為什么不讓過去的事過去算了？為了前進，甚至只是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實際問題需要立刻得到解決。”［1］是啊，現在有那么多問題亟待研究解決，為何要追溯過去呢？對此，或許有人會說：“未來模糊不清，現在沉重不堪；只有毫無生氣的、完結了的過去才適合于思考。那些觀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長久——他們是它的產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們對歷史的關注不足為奇。渴望了解過去發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歷史的進程，這些是人類共同的特征。”［2］然而，“關注過去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特性，這或許是真實的，但是這并沒有解決問題”［3］。那么我們為何要關注那些離我們如此悠遠的過去呢？事實上，“不管進入歷史的事實多么悠遠，實際上它總是涉及現今需求和形勢的歷史，那些事實在當前形勢下不斷震顫”［4］。“只有借助現在，我們才能理解過去，也只有借助過去，我們才能充分地理解現在。使人們理解過去的社會，使人們增加掌握現在社會的能力，這就是歷史的雙重作用。”［5］具體來說，“歷史雖然已經過去，但卻不會完全消逝，它還以潛在的形式存在于我們周圍；如果了解了中國教育史，再看當今的教育問題，就會意識到在現實社會中隨處都能看到歷史的影子，而且有些還在起作用。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我們具有現實意義，這并不是說歷史經驗可以簡單地移植或套用到現在，但認識到有些問題并非今日所獨有，當有助于觀察和理解現實問題”［6］。“通過對過去教育問題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決當代教育問題；有助于為現實教育改革的決策提供服務；有助于闡明現在和將來教育發展的可能趨勢；有助于認識現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點和相互影響的重要性。”［7］這也就是為什么人們常說：“教育史是教育理論的源泉，這是無可爭議的。”［8］由此可見，幼兒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對當前幼兒教育的理論建構還是現實踐行都是十分重要、寶貴的，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時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歷史研究和學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嗎？
具體來說，關于歷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這一問題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歷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學視角來審視幼兒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對于前一個問題很好回答，我們都知道歷史學是很少關注幼兒教育這些“小問題”的。實際上，不僅不關注似乎還有些不屑關注。縱使有極為少數的歷史學家在其言談著作中涉及那么一點點幼兒教育的問題與思考，那也僅僅只是基于個人經驗或感覺的隨意之談，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統的，故企圖用歷史研究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歷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學視角來審視幼兒教育能否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呢？對此，我們說這是不合適的，同時也是存在很大隱患的。幼兒教育與歷史的聯姻并非一種“1+1=2”的機械湊合，更不是把現行占統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學理論看作是一種“既成的”、先于幼兒教育活動的存在，一種具有普遍性、絕對性的原則應用于幼兒教育活動的結果。倘若訴諸史學視角審視幼兒教育，則史學是以外在于幼兒教育的狀態進駐幼兒教育的，史學不是作為“幼兒教育問題”而出場，而是“為了”幼兒教育而被邀的，史學前來是為了“啟蒙”幼兒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學是高居于幼兒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誘導者。這種高姿態割裂了與幼兒教育的血脈相連，史學的立場是空置的，導致人們容易采用一種“理論-應用”的思維模式來看這個問題，將歷史視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論，而幼兒教育僅僅只是歷史學的應用之域。幼兒教育史研究其實是幼兒教育和歷史研究的有機組合，而不僅僅是基于歷史來審視、考量幼兒教育的，歷史高高在上，幼兒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兒教育史研究將喪失其教育學立場，這是很糟糕的，不僅異化了幼兒教育史研究，同時亦異化了幼兒教育。綜上可見，歷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那么，學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嗎？對此我們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雖然目前學前教育史體系較為完善，但當前學前教育史大多關注的是學前教育制度、學前教育思想這些較為宏大的話語體系，雖然其間已有關涉幼兒的，但畢竟還是很少、很不系統的，可以說幼兒教育史僅僅只是個腳注而已，故學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兒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工作？
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不僅必要而且必須，那么我們該如何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呢？這既是務實之舉又是當務之急。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是個系統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將不系統闡述，僅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初步展開。
（一）明確幼兒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對象
明確研究對象是開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倘若沒有正確且明確的研究對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勞無益，甚至非但無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對于一項研究來說，生死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明確自己的研究對象。那么幼兒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對象是什么呢？關于幼兒教育史研究對象這一問題，似乎無須多問，甚至有些明知故問，幼兒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顧名思義肯定是研究歷史上的幼兒教育問題了。這固然沒錯，但倘若就這么將幼兒教育史研究對象界定為歷史上的幼兒教育，則不免簡單、抽象。問題是研究的對象，但還僅僅只是一個抽象的結論而已。為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追問幼兒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歷史上幼兒教育的哪些問題。唯有如此具體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結論具體化，從而較為精準地回答幼兒教育史研究對象這一問題。一般來說，幼兒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歷史上幼兒教育的事實性問題和價值性問題。具體來說，所謂歷史上幼兒教育的事實性問題主要是指歷史上幼兒教育的緣起、發展、演變以及性質樣態等客觀性問題，如幼兒教育是如何緣起的，其又是如何發展演變的，每個時期階段的幼兒教育又有什么性質等等。而歷史上幼兒教育的價值性問題主要關涉歷史上諸種幼兒教育價值主張的競爭、排序問題，通過對歷史上幼兒教育價值問題的關照，人們將能更為透徹地了解和把握歷史上對幼兒教育所秉持的價值觀。在此有必要強調的是，上述兩類問題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常常糾纏著共存于幼兒教育問題中的，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常常將其區分開來介紹而已。
（二）澄明幼兒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價值
事物的價值是實然存在的，但價值的發掘與發揮卻仰賴于人們主觀上對其的了解與認識。并且，對于事物價值的描述，既是對其客觀存在的一種事實性揭示與顯露，同時亦是對現實中該價值彰顯的一種可能性敞開與導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價值是教育史學科的關鍵問題。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為一個專門學術領域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同時也關系到對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務的認識，關系到對具體的研究方向和問題的確定、選擇，關系到教育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具有一種‘求價意志’（WilltoValue），是一種‘價值’動物。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打上了價值的烙印。從理論上說，人類不會去從事那些自己認為沒有價值的事情。這也就意味著，人類對自己所從事活動的價值認識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夠克服種種困難，追求并最終實現活動的目的。“追求價值作為人們活動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規定和影響著活動的性質和方向。”［10］“價值對于活動的意義和力量還在于它使人產生一種強烈的意志、情感，即強烈的活動意識。正確的和正義的價值目標反映在人的意識中，便產生了人們對價值目標的信念和渴求，強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們在活動中表現出極大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是人們進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動都不可缺少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動力。這種動力的保持與喪失，不僅對活動的持續進行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關鍵時刻決定著活動的成敗。”［11］教育史研究價值歷來存在求真與致用之爭，實質上，求真與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可以統一且必須統一的。幼兒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與基礎，但求真往往以致用為旨歸。所以在幼兒教育史研究中，我們要樹立求真達于致用的幼兒教育史研究價值觀。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過中外幼兒生活，地位和價值認識的變遷，幼兒教育發展過程的展示和幼兒生活場景的再現，幼兒教育規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兒教育思想的演進，揭示出中外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幼兒教育的特殊規律和一般規律，為現實中國幼兒教育理論建構和實踐提供歷史資料和啟示。
（三）在堅守敘事研究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幼兒教育問題研究
任何一門科學要想成為真正的科學，除了必須十分明確并堅持它的研究對象外，還必須采取科學的研究方法，兩方面缺一不可。只講方法而不講對象，就可能南轅北轍，相去愈遠；只講對象而不講究方法，就無異于海市蜃樓，望洋興嘆！那么我們該采取什么研究方法來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呢？“敘事原是歷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烏斯、李維、塔西佗的著作）。”［12］“敘事乃歷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歷史都有不可化約的敘事元素”［14］。敘事研究是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長期以來，受史學傳統的影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敘事研究。敘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開展敘事研究的呢？所謂的敘事研究主要強調教育史研究要如實地描述過去的教育實踐，盡可能全面、客觀、詳盡地將教育史敘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緣起、發展的，又是如何結束的。可以說敘事研究是比較重視教育事件的分期、時段以及發展演變的。公允地說，敘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價值也主要源于敘事研究。但這種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時無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進一步豐富與創新，恰如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張斌賢教授強調的那樣：“教育史學科要不斷地發揮它的固有的社會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應當不斷改革和創新，與時代共同發展”［16］。為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積極訴諸問題研究來開展教育史研究。這里提出通過問題研究來開展教育史研究絕非隨意，其也有學理上的考量與因循。比如在歷史學研究中，法國年鑒派學者（主要以費弗爾和布洛克為代表）就提出：“傳統史學只是敘述歷史上發生的事情，這種史學毫無益處。‘歷史只有從敘述的變為解釋的，它才能成為一種科學’”。因此，他們認為“歷史學家必須提出問題，必須用對問題的分析來取代對事實的平鋪直敘”。［17］當然，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積極開展問題研究并不是說不要先前的敘事研究了，對敘事研究簡單否定、揚棄了，而是說我們要在堅守敘事研究的基礎上，積極開展教育史的問題研究，以期對彰顯教育史研究的致用價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兒教育史研究中，我們要在堅守敘事研究這一傳統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幼兒教育史問題研究。
篇（8）
有的學者認為，歷史研究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的理論指導，自覺抵制“指導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傾思想影響下的簡單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條主義等錯誤傾向．唯物史觀傳人中國之后，中國歷史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唯物史觀面臨著來自諸多方面的挑戰。首先，由于歷史的原因，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被誤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較嚴重的混亂，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許多艱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國際上出現了否定的社會思潮。并在國內思想界有所反映，歷史研究領域也出現了否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錯誤傾向；其三，外國歷史學理論思潮大量涌人國內，但由于缺乏的科學分析，致使一些人誤認為這些理論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論”；其四，20世紀80年代以后，社會發展和科技革命都發生了許多新變化，提出了諸如“現時代的本質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論問題．唯物史觀需要面對現實，在社會生活和科學研究的實踐中，不斷豐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論范疇，關注新的增長點，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時地回應社會的呼喚，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為了應對唯物史觀面臨的嚴峻挑戰，第一，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確認識包括史學在內的所謂學術研究“與國際接軌”；第三，高度重視史學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僅要重現20世紀50年代、80年代史學理論研究的輝煌，而且要在此基礎上深刻理解當代中國和世界，把當代中國的歷史科學、史學理論不斷推向前進．
有的學者認為，堅持唯物史觀，是指堅持基本原理．近一個世紀歷史研究的實踐證明，只有這種理論才提供給了人們認識歷史問題的最銳利的武器，而那種賦予唯物史觀的過多含義．把本來不屬于它們的范疇的東西也當作其基本原理去宜傳的教條主義，反倒有礙于史學的健康發展。今天，我們還必須通過歷史研究的實踐，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去豐富和發展的唯物史觀。
有的學者認為，新的歷史時期，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學中運用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同時也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挑戰：第一，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條化甚至是情緒化看待唯物史觀；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學理論，對唯物史觀作所謂的“修正”與否定；第三，打著學術創新的旗號．對唯物史觀做剪裁與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過各種形式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宣揚與唯物史觀相左的歷史觀念．所以，必須正確認識唯物史觀在運用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與發展唯物史觀應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對唯物史觀及其指導下的史學研究進行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加強對唯物史觀產生背景、時代意義、根本內涵等基本問題的研究，準確理解和把握其靈魂與精髓，澄清當前史學界的一些模糊認識；其二，根據新的歷史形勢，將對唯物史觀的堅持與發展辯證統一起來；其三，從學術發展的規律來看，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史學要在新世紀獲得更大的發展，關鍵還在于要有一大批經得起實踐和時間檢驗的優秀學術成果；其四，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唯物史觀的學術根基廣布于哲學、歷史等各相關學科的理論與具體研究工作中，而作為學術與普通大眾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藝作品能否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則是唯物史觀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學者認為，目前研究中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是在運用唯物史觀之理論上的公式化與教條化；另一則是沿襲唯心史觀的“從思想到思想”的詮釋模式．實際上，唯物史觀的思想源于“現實生活過程”的原理，為我們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按照唯物史觀的要求，我們應在三個層面上展開研究，即從廣大民眾、統治階級或日益崛起的新興階級與思想家本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出發，去分析相應的思想文化形態、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張，唯有如此方能正確地闡明各種思想文化現象的本質，進而揭示其發展演進的歷史規律。
有的學者認為，唯物史觀也是要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的．雖然時下沒有人會對應該豐富和發展持有異議。但是一旦涉及原創性的經典結論，人們便很難有所突破，往往使豐富發展流于一句空話。而新的文化哲學是對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展，因為新文化觀具有它的理論生命力，對社會歷史現實問題具有容納解釋能力，不像其他哲學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確闡述自身與唯物史觀的關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擱置。
有的學者認為，唯物史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即這一理論系統不間斷地且廣泛、深入地與外界進行物質與信息的交換，之所以這樣在于其具備下列特點：第一，這一理論體系是實踐的理論體系，即理論之沖破象牙塔、學院的禁錮。擺脫純意識之形式轉化為社會物質力量，是通過實踐實現的，而社會實踐本身就具有廣泛聯系，從而構成開放系統；第二，這一理論體系具有廣泛的、長時間的社會適應性，從而既具長時間合理性又具有解讀和發展的空間，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學人、思想家薪火傳承，宜傳詮釋，發展創新．開放的系統較之封閉的系統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終結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自我更新、自我豐富、自我完善、自我發展。
篇（9）
【 正 文】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長河中，民俗研究的歷史和傳統可謂由來已久。眾所周知，民俗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鏡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個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從廣義上講，民俗是指人民大眾在社會生活中世世代代沿習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與一個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換言之，我們可將此四項條件視為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現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學和“總體史學”新浪潮的影響之下，當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興和崛起，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俗學(Folklore)也稱得上是一門“新型”學科。早在本世紀上半葉，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L.費弗爾就撰寫了《民俗學與民俗學家》一文，對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論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國學者M.布洛赫也認為，歷史學研究必須拓寬研究領域，運用跨學科的新方法，在社會史、文化史、種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樹。他進一步指出：“民俗在社會活動中從表面上看沒有什么意義，但在它的下面卻掩蓋和保留著重要意義。”布洛赫的后繼者、歷史學家比爾吉埃爾將生理習俗、行為習俗、飲食習俗、感情習俗和心態習俗等等統統視為歷史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他完全贊同布洛赫的觀點，也認為歷史學研究必須面對下層民眾，民俗研究的意義非同尋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與民俗學研究擁有共同的文化傳統，這是它們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英國著名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認為，口述史學(Oral History，亦稱口述歷史學)的出現和發展，與其說是“發現”，不如說是“振興”。由此可見，口述史學的某些傳統同樣是由來已久的。例如，口頭傳說（亦即民間傳說）可以說是歷史學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學的歷史淵源，同時也是民俗學永恒的研究課題。口述史學是二戰后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在其為數眾多的學科領域當中，許多研究對象往往與民俗學的研究內容相互交叉和重合，這種雙方共有的交叉性質集中體現了當今社會科學整合分化的歷史發展潮流。因此，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口述史學家和民俗學家往往會最終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學與民俗學之間的界線也是顯而易見的，盡管這種界線有時會因種種原因變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們誤入歧途。依筆者之見，除了學科性質各具特點之處，口述史學與民俗學最顯著的區別在于，前者注重歷史研究，后者則強調文化的延續性。換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歷史，也不忽略現實，但從總的方面來看，其研究范圍與口述史學的研究領域是無法比擬的。關于這個問題，下文還將提及。
一
前文提到，歷史與文化的交叉點是口述史學和民俗學最為明顯的相異之處，那么反過來講，敘述性則是二者最為顯著的相同之點。毫無疑問，在民俗學眾多的研究領域，敘述性是一種人們公認的傳統因素。之所以稱其為“傳統”，就在于這一特點隨民俗研究的產生而產生，并且在人類社會內部延續了數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學家S.湯普森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俗學主要是指“沒有文字的人們的文化傳統”（《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縱觀民俗學的各個研究領域，如史詩、敘事詩、民謠、民間故事、神話、民間戲劇、傳說、諺語、俗話、宗教儀式、習俗和風格等等，幾乎都是通過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傳下來。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人們往往采用民間藝術的形式來保留和發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發達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從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極少數的文獻史料之外，這是保證文化延續性的最為有效的方式。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種種眾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歷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層民眾，因此，占人類大多數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沒有留下自己過去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有關文字記載，而林林總總的民間藝術形式則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見，敘述性是民俗學研究的一大優點。
不容置疑的是，敘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點已成為口述史學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它同時也是口述史學當中最為活躍的促動因素。長期以來，國際史學界流行著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歷史研究只能依據文獻史料，人們只能閱讀歷史，“而永遠無法聽到它們”。口述史學則向這一傳統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口述史研究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點是以語言形式對歷史現象進行調查研究，這不僅能夠彌補文獻史料的不足，而且還能夠主動地接近和研究歷史。口述史學的這些優點和長處是其他歷史學科所不具備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語言的獨特功能，在保留傳統的基礎上不斷有所創新，不斷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因而能夠在學科林立的國際史學界獨樹一幟。
二
筆者曾多次強調，口述史學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對于民俗學（尤其是民俗史）來說，其客觀性能否經得起人們的檢驗，這的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口述史學的客觀性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闡釋。其一，當代口述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現代化的手段向提供歷史見證的有關人員進行口頭調查。從當事人來說，由于他們是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有著親身的經歷和感受，因此，其敘述的歷史事實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其二，就口述史學家而言，由于他們是以觀察者的身份參加取證工作的，因此，他們在訪談和取證時自然地保持觀察者的客觀立場，同時也不會提出新的憑證。這樣，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其三，歷史研究僅僅依靠文字史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為補充，兩者必須相互印證，才能真正地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只有這樣，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學的客觀性才能夠得到保證。
由于歷史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學（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對象多以民間藝術的形式出現，因而其內容的可信性往往會受到人們的質疑。例如，許多神話、民間故事和傳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長而又復雜的人類歷史，這在古希臘、印度、愛爾蘭和中國等國家尤其是如此。然而，這些神話和故事都是從極其遙遠的古代流傳下來的，由來已久的宗教傳統、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動及其他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假設我們拋開藝術，只談理論，那么，即便是一些與之相關的理論問題，其客觀性和科學性也是人們經常爭論的話題。芬蘭學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發表的《地域意識論與民俗學》一文中這樣寫道：“從民俗學文化研究的觀點看，心態屬于歷史研究的范疇。民俗學者并不受下列事實的困擾：在許多方面的歷史研討中，心態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學的。其實，在人文科學的文化研究領域，任何關鍵性的概念本身也無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個時常眾說紛紜的題目。民俗學者一直被迫考慮心態的綜合性質及其與精神的復雜性、多變性和獨特性的相互關系。”
這段語錄似乎給了我們一個啟示：這其中也許存在著一個誤區。如前所述，口述史學注重歷史研究，而民俗學則偏重于文化研究。這是兩個各不相同的范疇，然而，也是兩個相互重合的圓。
轉貼于
三
從某種意義上說，口述史學和民俗學是新史學和總體史學影響下的產物，其鮮明的社會性是廣為人知的。總體史學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當地說：“唯一的真正歷史，乃是總體的歷史。”“總體歷史”意味著對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全面認識。布洛赫認為，歷史研究必須從實證主義史學和經驗主義史學的封閉模式中解脫出來，走向下層民眾，走向社會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紀法國農村史的獨特性》一書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為傳統史學所忽視的問題，在總體上揭示了法國農村的歷史特征，從而進一步拓寬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廣大的民眾，這也是當代國際史學界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們不妨以美國為例。美國是口述史研究開展得較為活躍的國家之一，其研究范圍從社會史、婦女史、家族史、礦工史到社區史、人口史和種族史等等，幾乎將各個階層的民眾都納入到歷史研究的范圍。口述史學家毫無隱諱地宣稱，證言也可以來自下層的非特權階級，這樣，口述史學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論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英國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指出，口述史學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并使歷史與現實密切相聯”。總之，口述史學鮮明的社會性給當代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與此同時，民俗學研究也將目光投向了來自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這也是當代民俗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為數眾多的民間故事、民謠、諺語和俗話等等均取材于民間的現實生活，而這些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內容又掌握在廣大民眾的手中，并且通過口述的形式（還應包括文字資料）世世代代地相傳下去。真可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傳之于民”。風俗和習俗自然也不會例外，它們是各階層的民眾在數千年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體現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文化慣性。從歷史學的角度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走向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就能夠真實地再現歷史。毋寧說，失去了社會性這一特點，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這一點已為史學研究的實踐所證實。
四
較之于現代歷史科學的其他分支學科，口述史學無疑是一門典型的具有獨立性質的交叉學科，其研究范圍相當廣泛，幾乎涉及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在經濟史、科學史、政治史、社會史、勞工史、文學史、家族史、婦女史、企業史、部落史、宗教史、種族史、城市史、社區史、音樂史、繪畫史、戲劇史、電影史、電視史、軍事史、系譜學等史學研究領域，口述研究開展得較為活躍。
口述研究的綜合性質是由其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不言而喻，其敘述性和社會性的特點決定了它的廣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為現實服務，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依據，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層次的問題；另一方面，口述史學家搜集史料的方法與眾不同，相對而言（較之于文獻史料），史料的獲取也較為容易。毋庸置疑，這也為口述研究的廣泛性提供了條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圍也是相當寬泛的。民歌、民謠、民間戲劇、民間故事、寓言、傳奇和傳說、諺語、謎語、俗話、史詩、敘事詩及敘事活動、民間舞蹈、民間繪畫和工藝、民間音樂、系譜、家史、傳記、神話、宗教儀式、各種風俗和習俗等等均屬民俗學的研究范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圍（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學顯然不及口述史學。然而，出于種種原由，民俗學的許多研究課題卻難以成為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如傳奇、傳說、神話、寓言、史詩、諺語和部分民間故事，這也許是民俗學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傳統所致。
五
民間藝術的形式多種多樣，其特點是生動、活潑，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易于在民間廣泛流傳。但是，由于這些藝術形式涉及面較廣，因此，其內容顯得十分龐雜，難以形成獨立的體系，這一點與口述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西方許多著名的民俗學家著重指出，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這給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難度。例如，民間創作的隨意性很大，有些藝術形式往往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僅僅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模糊印象。從另一方面來說，許多經過千錘百煉而得以保存下來的藝術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個別形式甚至能夠繁衍出上百種變體，其演變過程同樣是相當復雜的。
缺乏第一手資料是民俗學家普遍面臨的十分棘手的問題。民俗學家S.湯普森認為，民俗研究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原始資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內容的龐雜直接導致了研究人員的龐雜，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盡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資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學資料必然顯得雜亂無章，既缺少條理性，也缺乏系統性。最近，筆者有幸參加了一次大型國際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主題僅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內容。與會的專家和學者分別來自各個研究領域，其中包括歷史學家、文學家、民俗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藝術家、畫家、攝影家、工藝美術家等等。這些來自方方面面的專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幟下“最終走到了一起”，這種現象確實值得人們深思。總而言之，劃定學科范圍，選擇研究方法，確保第一手資料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所有這一切是民俗學界的當務之急。
口述史研究與民俗學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現在資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學家往往要制定出較為詳盡和目的明確的訪談計劃，計劃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資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顯得較為完整和系統。總之，口述憑證的獲取是以資料翔實為基礎的。除此之外，如果訪談取證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口述史學家還可以擴大范圍，圍繞同一個主題進行多次調研，直到獲得滿意的結果為止。這樣一來，口述史學家便能夠主動地接近和研究歷史，而不是僅僅依靠有限的文獻和其他文字資料，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傳統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紀初，英國的人類學家便提出了“文化遺留物”的理論，在他們看來，現存的民俗可以被視為遠古文化的遺留物。今天看來，這種觀點顯然失之于偏頗。眾所周知，民俗乃歷史的積淀，一個民俗學家必然是文化學家，因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間的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發展是極為緩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慣性，因此，文化的延續性是不容置疑的。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民俗學家關注的是整個文化的發展進程，即注重歷史，也不忽略現實。巴西民俗學家埃絲特·巴羅尼斯·卡爾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間文化的定義、觀念和研究領域，依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圍也可大可小。……無論理論定義如何，民間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來面目。”顯然，這一論點與上述觀點不謀而合。民間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盡管它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它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
口述史研究是歷史科學研究多元化的產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與文獻史料相互印證，從而真實地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口述史學本身的客觀性所決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又是口述研究最為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眾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見諸于文字的歷史記載，而現存的文字資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因此，其客觀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見，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領域，許多案例研究主要取決于有關口述憑證的搜集和整理，換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質量主要取決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質量。然而，在同一個研究領域，民俗學則側重于研究民間流傳下來的家族史。肯尼亞學者米維卡利·基埃蒂認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書面的形式，在所有講匈牙利語的地區都可以發現家史。家族成員通過講故事的形式將家史傳給下一代，這些故事往往能夠刻畫人物的完整個性，塑造人物的傳奇人生。朱莉安娜·奧爾西博士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家史記錄也是一種藝術形式。總之，這類家族史一般都具有傳奇色彩。
七
方法論研究是科學研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依筆者之見，理論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學科構建的重要環節。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個研究領域，為數眾多的分支學科才能夠最終確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學（現代意義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學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經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實地研究法（亦稱“田野作業法”）、民俗調查法、口頭咨詢法、“采風”等等，并伴之以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術）。當然，這些研究方法多為“舶來物”。值得一提的是，人們萬萬不可忽視對文獻資料的分析和利用，這一點已為民俗研究的實踐所證實。如果不借助文獻，而僅僅通過口述資料，人們自然無法知道民間藝術形式的原型，無法了解這些原型的變化規律，無法知曉風俗、習俗乃至藝術形式的發展趨向。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民俗研究也就無從談起。
口述史學的研究方法較為獨特，簡而言之，它采用和綜合了多種方法。除了綜合分析方法和比較方法之外，人類學、社會學和信息學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們廣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憑證的搜集是整個研究工作的基礎，訪談則是口述史學家和其他歷史學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還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法。歷史學家可以從現存的各種各樣的文獻資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這種方法常常能夠使歷史學家輕而易舉地獲取他們所需要的有關歷史資料。另外，利用報紙專欄開展征詢調查，也是一種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國歷史學家H.梅休認為，這種方法既能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還可以擴大社會調查的范圍。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憑證的整理和利用對整個研究工作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為有關的歷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據。對于研究人員來說，這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同時也必須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搜集工作還是整理工作，先進的音像技術和現代化的通訊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業發達的西方國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實踐表明，現代民俗研究不僅繼承了古代研究的傳統，而且為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不斷創新和改進，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時至今日，國外的民俗學組織已遍布世界各地，相關的學術成果也屢見不鮮。民間文化集中體現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知識，這種文化必須長期保持和發揚光大，因此，民俗學研究的意義非同尋常。
口述史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創建到今天屈指數來不過半個世紀，但其影響卻是巨大和深遠的。口述史學的問世表明，史學領域出現了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概括。首先，絕大多數歷史學家長期以來都將目光投向文獻史料，而口述史學的出現則打破了這種舊有模式，向幾千年的傳統史學觀念提出了挑戰；其次，口述史學是現代歷史科學長期發展的必然產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研究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具有頗為濃厚的“后現代”色彩；再者，以往的歷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層民眾，正所謂“英雄創造歷史”。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呼喚著史學研究出現新的變革。從另一個角度講，人民大眾是歷史的主體，因此，那種無視普通民眾的史學研究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從這些意義上說，口述史學的影響無異于一場革命。毋寧說，這一革命還在繼續。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場革命的結果。
主要參考資料
1.陸象淦：《現代歷史科學》，重慶出版社，1988年。
2.Peter Dale:Ideology and Atmospher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No.3，Vol.13。
3.D.Paul Schafer:Towards a New World 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 ， 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識論與民俗學》，載《國際民間敘事文學研究會北京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絲特·卡爾文斯基：《民間文化的流派和它們的理論涵義》，1996年，同上。
篇（10）
(一)劇目
劇目即劇本。現有桂劇、彩調、邕劇等劇種的傳統劇目匯編書籍中,如1963年的《廣西戲曲傳統劇目匯編》(共64集),包含了彩調、桂劇、邕劇三個劇種上千個劇目。這些劇目劇本,描述故事并有簡單提示演員的動作、走位。其他劇種的劇本,主要在《中國戲曲志?廣西卷》中,如苗劇、仫佬劇等建國才產生的劇種。現刊行的劇目,基本為故事講述的戲劇臺本,少見曲譜隨附。在廣西上世紀50-80年代的期刊,如《廣西藝術》、《廣西文藝》、《廣西戲劇通訊》、《漓江》,這些期刊選登有粵劇(當時分為小型粵劇、新粵曲)、彩調(當時1955年前稱調子戲)、桂劇、采茶劇的劇目劇本。《廣西文藝》僅在1954-1956兩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個劇目劇本。另外還有專門刊登某一劇種劇目的刊物,如《彩調叢刊》(1-6)《桂劇叢刊》(1-4)。這些刊載或有重復,但劇目的數量也是巨大的,還有大量的單個劇目成冊出版。
(二)唱腔收錄及曲譜匯編
現有唱腔曲譜以彩調、桂劇最多,其次有采茶戲、壯劇;其他劇種較少。主要集中于《彩調常用曲調集》(1964)《桂劇音樂》(1961)等書中,有一小部分則見于《廣西文藝》等期刊中。《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廣西卷》《中國戲曲志?廣西卷》兩部大型集成,收錄了上述彩調、桂劇等廣西可見的,相對成熟①的所有劇種。戲曲唱腔因流派風格有異,演員傳譜有異,常見同一唱段有多個版本記譜,體現不同藝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記譜。不同版本記譜,會有旋律片段、唱詞上的差別。這是中國傳統音樂的一大特點,也可給研究帶來困難,但也是比較研究的寬廣空間。地方性劇種,如桂南采茶戲的曲目曲譜,則曲譜比較多且集中。在廣西藝術研究所編寫的《桂南采茶音樂》(1985年)一書中,就有廣西各地區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調)、曲牌、鑼鼓音樂的曲譜,此輯曲譜的學術性較強,記譜者不僅盡量再現音樂及歌詞原貌,甚至顧及到方言的差異,體現地方戲音樂的核心特色:地方語言與音樂的結合。
(三)記載演劇、戲俗的志書
在《廣西戲劇史料集》(下文稱《史料集》)和《廣西戲劇史料散論集》(下文稱《散論集》)中,《史料集》收錄私人著作中相關廣西戲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廣西戲劇活動的各項文件和啟示、藝人墓碑碑文、各地區歷代縣志中描述戲劇的片段摘錄。《散論集》有編者對一些文字史料及口述史料的對照論述以及部分桂劇科班史料。志書、筆記、游記中所錄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劇,這類文字如遠觀異事,一言帶過。唐宋時期,此地多見為傀儡、儺等屬于民間歌舞戲形態階段的戲曲雛形、多附在祭祀巫卜這樣功能性較強的行為中,其藝術形態較為簡單,與現今可見的儀式音樂較接近,音樂性不強。而且史料中所述景況,更多可明確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備了戲曲的必須特性尚不明確。這樣的史料記載為今日的地方戲曲研究帶來一些爭議性的問題,有些藝術種類,如文場,應歸其為戲曲還是曲藝②,在一些后人所編文獻的分類中,有將文場歸置于戲曲類,也有歸置于曲藝類,雖然今天將其視為曲藝的居多,但既有不統一的現象存在,可見學術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還不夠充分。在布告所錄文字這類史料中,“劇”之針對性就比較強,如《宣傳部函知南寧市各戲院聽候派員審查戲劇文》,《廣西省戲劇審查會為改良禁演桂劇先行試演征求社會公評啟事》這樣的篇目,前例應還包含了話劇等劇類,而后例就比較明確是針對桂劇所發。此類史料,描述事由、條例等較為周詳,甚至還能涉及劇目羅列,但音樂風格、藝術形式等,就不得所見。各地方的縣志所錄文字中,有各種民間演劇風俗,體現了民間崇拜、節慶、文化聯誼等不同層面的演劇模式,大都簡單明了的,信息相對齊全。
(四)科班、藝人傳略
專門將此單獨呈現,因這類內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較大,且關于科班的記載,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藝人兼地方文化部門工作者執筆而作,即現今所指“口述史”。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區戲劇研究室或市戲劇研究室研究員,采集于上世紀50~60年代。藝人傳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藝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資料為主。如《廣西地方戲曲史料匯編》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劇、彩調、粵劇和壯劇的科班與藝人史料相對要多,主要呈現科班開辦時間地點、科班教師、教學情況以及各行當演員。口述史料一般作為佐證而用,也有些專題,只見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須多有佐證,下結論便更為強調“客觀”以衡定。
(五)《中國戲曲志?廣西卷》中所呈戲曲“所有事”
作為編撰針對性較強的志書,《中國戲曲志?廣西卷》(下文稱《戲曲志》)史料呈分類式輯錄。《戲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劇種表、廣西地方劇種分布圖、志略、劇種、劇目、音樂(聲腔與腔調、劇種音樂)、表演(腳色行當體制與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臺美術(化妝與臉譜、服裝、裝扮選例、砌末道具、舞臺陳設與布景、舞臺布景選例、舞臺燈光與效果)、機構(科班、學校及訓練班;班社、劇團;業余劇團;作坊與工廠;群眾團體、研究機構;演出公司)、演出場所、演出習俗、文物古跡、報刊專著、軼聞傳說、諺語?口訣?行話、詩詞?楹聯、傳記等18個類項,以及附錄中有戲曲會演、調演、攝制電影、錄音唱片、磁帶名錄等。該分類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完備的戲曲研究學術構架,附錄的學術參考價值也非常高。《戲曲志》所錄史料,雖不盡然齊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義是非凡的。
二、立足于文字史料與曲譜現狀的廣西戲曲音樂歷史研究構想
從上述史料內容來看,廣西戲曲音樂史料雖然不多,但也還未能獲得充分利用。如要采用歷史研究的方法來構建廣西戲曲音樂理論,則需要再提煉出更多的角度。
(一)戲曲音樂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