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背景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增長的背景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引言

2016年，我國GDP增長率達到了6.7%，比2015年的6.9%又繼續下滑了兩個百分點，這是我國經濟增長率連續第二年處于7%的水平以下，與前幾年的8%到10%的增長率相比下滑了不少[1]，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在近幾十年所依靠的投資驅動式經濟增長模式的潛力幾乎已經用盡。我國目前經濟增長中存在著各種問題包括體制問題，結構問題以及收入分配不均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要求我們要轉換思路，打破以往一貫的經濟推動方式，我們要在我國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推動原有的要素投入驅動轉變到全要素生產率驅動上去。本文主要進行了兩個部分的分析，第一部分是先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的現有格局進行分析，第二部分再對我國當下新常態背景下的經濟增長進行探討。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結論。

二、我國經濟增長的現有格局分析

（一）“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勞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拐點”是指勞動力由富裕轉向短缺的轉折點，具體來說就是隨著農村地區的富裕勞動力向城市以及城鄉結合處轉移，農村的勞動力逐漸減少并最終達到了瓶頸狀態。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的勞動力供給一直是非常富裕的，從而為我們國家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可以有非常豐富的富裕的勞動力與資本進行匹配，這導致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的非常緩慢。但是隨著人口年齡的逐漸增加以及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

我國最靜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進行的，通過查詢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可以得知我國目前的勞動人口約在9億人口左右，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勞動人口大約增加了0.75億人。但是在人民網上有專家預測說一直到2020年我國的勞動力人口數量會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而導致我國的勞動力產生短缺，給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帶來負效應。

（二）我國環境資源承載超負荷

自然資源是一國發展的首要前提，沒有了自然資源，一國的經濟增長就無從談起。由于我們國家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采取的是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所以會不可避免的對我國的資源環境造成破壞。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這導致我們的城市不斷擴張，而農村的耕地面積不斷縮減，從而導致了城市土地的價格不斷上揚，這間接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另外，我國對于水資源的污染也是非常嚴重的，在我國城市化和城鎮化的進程當中，由于缺少相關的法律和制度約束，許多地方政府為了扶持當地企業不惜以污染當地居民的生活用水為代價而為這些企業的生產擴張大開綠燈，從而造成了新聞上那一幕幕令人觸目驚心的畫面。

（三）缺乏創新能力

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技術引進和改造費用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我們在購買國內技術上的經費支出。2012年，前兩項的費用之和達到了392.48億元，可是后一項的經費支出卻只有前兩者之和的6%不到，這表明，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與外國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雖然我們可以通過購買外國先進的技術專利以支持我國自身的發展，但是一旦當后發優勢用盡以后，我們還是得發展我們自己的自主創新技術以進一步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提供續航動力。

三、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分析

（一）以新型城鎮化為契機

新型城化的發展會改善各種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不僅在土地城鎮化方面會配置更加合理，同時也會和人口城鎮化相配合共同發展。具體來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主要會帶來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強勢發展。從投資需求的角度來看，由于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必定會帶動當地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也會拉動當地的住房投資需求，從而帶動當地城市的經濟發展。從消費角度來看，由于城市的消費設施配套更加完善，因此勞動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后必定會被城市的消費趨勢所感染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動當地的消費需求，這不僅會拉動當地城市的消費水平，同時也能改善當地的消費結構，使未來的新型城鎮化的居民能享受到更多由消費結構升級所帶來的好處。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城鎮化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其中不僅包括城市本身的規模擴張，同時更要注意到這其中的人擴大規模留到所導致的各種問題，比如城市戶籍問題，城市基礎服務的配套設施更新等等。

（二）提升要素使用效率

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靠著大量的要素投入發展起來的，但是由于我們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城市土地資源吃緊，所以不得不在要素使用效率上下功夫，能否由過去的要素驅動轉向到全要素生產率驅動上來決定著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提升要素使用效率，不僅需要提高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質量，同時也要在各種要素之間進行更合理的搭配。前者要求提高勞動力的素質水平以及資本要素的質量。后者則不僅要求我們更合理的搭配生產要素，還要采用競爭機制，及時淘汰落后的生產要素，使生產要素在各個部門之間進行自由地流動。為此，我國應在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行調整：第一，大力加強我國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不要一味追求學術性人才的培養；擴大師資力量，更加合理的分配教師資源，保證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的子女能享受到更加優質的教學資源。第二，淘汰一批落后的產能企業，尤其是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同時也要提高企業要素利用效率，尤其是要增加技術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避免政府過度的產業政策指導行為，削弱行業進入壁壘；要更加注重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尤其是進城務工勞動力的醫療保險制度需要亟待完善，同時也要加快城市基礎住房建設；第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土地的利用效率，要以保護資源為前提進行開發建設，不能一味地追求增長的數量二不顧質量，要逐步完善我國有關的資源利用制度體系，加快有關方面的政策法規的制定。

（三）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通過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企業可以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同時也可以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通過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我們可以還可以提升資源的使用效率，避免過度依賴進口外國的先進技術。從供給方面來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就是要政府在資金資助方面加大投入，幫助各個行業領域的企業進行技術研發。另外也要在人才培養方面加大培養力度，不僅要包括研究型人才，也要包括各種技能型人才。從需求方面來看，要提升社會自主創新能力，就必須社會公眾對創新產品的消費需求，所以就需要進一步提升公眾的收入水平與刺激公眾的消費意識，而這又要求我們要注重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要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拉近各個階層的收入水平。

（四）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在當前的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產業結構升級與優化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部分，也是我國未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效方式。在順應當前的新常態背景下，我們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節能環保產業等一系列新興產業，充分利用產業集群優勢，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才能保證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具體地說：第一，要優化我國總體產業結構，推動化解各行各業的過剩產能。可以將化解過剩產能與產業重組結合起來，減少化解過程中的資源浪費；第二，要優化我國產業技術結構，淘汰落后產能，我國“十二五”提出了四大支柱行業，分別是節能環保行業，生物制造行業，新型信息技術行業以及高端裝備制造業，這說明我國已經逐步由傳統制造業轉向資源節約型制造業過渡。在淘汰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借鑒標準的指標淘汰高耗能污染的產業，同時也要大力提倡現有企業投入資金進行生產技術改造和自主技術創新，從而保證具有競爭力的企業能在市場上留存下來。

四、結論

總體來看，我國目前的新型城鎮化，工業化進程遠遠沒有結束，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在未來還有很大的經濟增長空間。通過利用新型城鎮化的契機，加強國際多邊合作，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等一系列手段可以在改善我國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的基礎上繼續推動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1]沈坤榮.結構性減速下的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學家，2013（08）：31～32.

[2]張秀生.經濟發展新常態與產業結構優化[J].經濟問題，2015（04）：47～49.

[3]李子聯.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學家，2015（06）：18～19.

篇（2）

歷史上，湖北省在我國地理和經濟上一直都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譽。改革開放以來，“千湖之省”的湖北盡管經濟有所增長，但與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相比，差距卻越來越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全國普遍實行外向型經濟的情況下，湖北省交通地理的優勢不復存在，招商引資政策也不如沿海發達省份有吸引力，而招商引資政策引導下的外資流入正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因此，湖北省必須要選擇行之有效的經濟增長戰略，來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并力爭趕超國內發達省份。

我國經濟增長戰略由政策優惠向產業集群的轉移

經濟增長應該依靠兩方面的合力，一方面是外來資本的流入，包括國外資本的流入以及本地區外的資本流入；另一方面是本地自身產業升級，不斷挖掘內部潛力、形成規模經濟。但二十多年來，招商引資政策作為湖北省的對外開放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展戰略，成效并不顯著。對比1995年和2001年我國各省市利用外資的業績指數來看，湖北在1995年的業績指數為0.404，在全國居于第14位；2001年業績指數為0.522，在全國居于第11位。

一般來說，企業在進行投資時主要考慮以下主要因素：

成本因素。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勞動力成本和交易成本兩個方面。勞動力成本主要是指支付給每個勞動力的工資的絕對數量。交易成本則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擬定和實施契約的成本、界定和控制產權的成本、監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結構變化的成本。一般來說，企業總是傾向于成本較低的地區進行投資生產。

市場因素。市場因素包括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市場化程度和對外開放程度。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能夠體現市場的容量和市場的發展趨勢，而較大的市場容量有助于企業形成規模經濟，降低邊際成本。市場化程度則是指市場機制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影響程度，而且較高的市場化程度有助于減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對外開放水平是指一國與國際市場的關聯程度，有助于生產的國際化發展。所以，企業傾向投資的地區往往都臨近于原材料市場或者消費市場。

制度因素。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對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政策允許程度和對外開放時序，并制定了循序漸進的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這直接決定了不同省份、不同地區所享有的政策優惠是有很大區別的，也直接導致了改革開放實行后很長一段時間內資金的流動方向。

產業集群因素。產業集群因素包括基礎設施、密集的廠商及專業化的生產、勞動力市場和知識技術創新與外溢等。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交通基礎設施和信息基礎設施。密集的廠商及專業化的生產主要是通過專業化的分工來加強集群的整體競爭優勢，來提供更便利的專業化服務，形成產業集群優勢，吸引新的資本流入。勞動力市場對集群的形成和持續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需要的不僅僅是一般的勞動力，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素質較高的技術型和知識型人才的匯聚。而知識技術創新和外溢更加有助于集群內部企業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使得研發活動更加具有針對性和效率。總的來說，產業集群通過經濟活動和相關生產設施的區域集中所產生正外部性和規模經濟，構成資金流入的主要吸引力。

湖北省經濟增長戰略的現實選擇

通過對以上影響投資流向的區位因素分析來看，湖北省相對于東部沿海省份的比較優勢并不明顯，不過同時也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首先，目前興盛的“打工經濟”大大削弱了我國省市之間的勞動力成本的差距，較強的勞動力流動性使得湖北省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大打折扣，經濟差距導致市場的交易成本增加。

其次，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直接導致了東部發達省份的消費能力、市場規模、發展潛力都超過湖北省。湖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我國僅居于中游，因此無論是個人消費還是政府購買能力，湖北省的市場吸引力都還不夠強勁。

再次，長期以來的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傾斜，使得東部沿海省份比湖北省享有更多的政策優惠。按照我國漸次的對外開放戰略，東部沿海省份能夠享受比中西部省份更多的稅收優惠，直接影響了資本流向。就湖北省而言，享受政策優惠的區域包括：武漢（省會城市及沿江開放城市）、黃石（沿江開放城市）、宜昌（沿江開放城市）、四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包括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漢出口加工區、武漢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襄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66個省級開發區。

最后，產業集群是我國工業化的必然階段，而且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的集中使得我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出現了大批有特色的產業集群。湖北省與經濟發達省份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差距，不過結合湖北省自身的部分產業優勢來看，同樣也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尤其是在稅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資和外資企業的稅率將會拉平，政策優惠差距的減小將會給產業集群的未來提供很大的發展空間。

總的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湖北省的經濟發展已經落在了經濟發達省份的后面，因此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發展契機，利用后發優勢，才是湖北省經濟增長戰略的可行之路。通過積極學習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產業集群成功的發展經驗，大力挖掘湖北省潛在優秀的產業集群，創建產業集群品牌優勢，培育市場競爭力。通過競爭力強，產業分布合理的產業集群的迅速發展，來帶動湖北省經濟的持續增長。

湖北省產業集群發展現狀

所謂產業集群，邁克爾?波特是這樣定義的：“產業集群是相關企業和機構在某一特定區域的地理集中現象，由一系列相關聯的企業和其他對競爭有重要影響的實體組成。”結合國內的集群發展現狀來看，謝貞發認為我國目前主要的產業集群分為四類，分別為：浙江專業化產業區（“原生型”產業集群）、廣東外向型產業集群（“嵌入型”產業集群）、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以及國有企業衍生形成的產業集群（“衍生型”產業集群）。

但是，湖北省與我國已有的長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中關村型的產業集群并不完全相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湖北省在繼續發揮傳統農業經濟優勢，大力培育農漁產品加工業的基礎上，逐漸培育出一大批具有競爭力的制造產業，如汽車及零部件產業、紡織服裝業以及船舶制造業等，同時還有一些擁有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產業，如工業激光業、移動通信系統及設備業等。這些產業通過逐漸的數量積聚和質量提高，已經形成了大量擁有一定規模的產業集群。湖北省的主要產業集群可以主要分為三個層次：一是以武漢城市圈為中心而構成的跨區域產業集群；二是以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地方各個省級開發區為核心的開發區產業集群；三是圍繞各個縣鎮的產業優勢而形成的縣域特色產業集群。

（一）跨區域產業集群

跨區域產業集群在我國已經有著長足的發展，尤其以長三角地區的IT產業集群和珠三角地區的電子電器產業集群為代表，通過城市間的產業分工，以及相關聯產業的橫向和縱向分布為特點。而湖北省跨區域產業集群以支柱性產業為主，如汽車及零部件產業、紡織服裝業等。

汽車及零部件產業。湖北省是全國三大零部件生產基地之一，圍繞著神龍富康、東風本田、東風日產、三江雷諾等中外合資公司而形成了一系列多層次、全方位的零部件配套企業。截止到2005年底，全省汽車行業擁有各類零部件企業共700多家，其中形成一定生產規模的企業共433家，其中整車企業9家，改裝車企業63家，汽車零部件企業361家。其中有4個年銷售收入過100億元的企業（東風有限、神龍富康、東風本田、三環），4個過50億元的企業（東風德納車橋、東風實業、中譽汽車），3個過30億元的企業（東風車輪、東風客車底盤、東風創普）。湖北省主要的汽車及零部件企業都主要分布在兩條汽車及零部件工業地帶，即十堰到武漢沿線和荊州到黃岡沿線。通過兩條汽車工業地帶的建立，帶動湖北省整個汽車行業的迅速發展，同時也能夠對鋼鐵、紡織等相關行業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

紡織服裝業。湖北省一直就是我國紡織品行業的重要生產基地，這些企業分布在武漢、襄樊、仙桃等市。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湖北的紡織服裝業已經初步形成了從原產品生產（棉紡織、毛紡織、麻紡織等）、中間產品生產（絲綢、化纖等）、到制成品生產（服裝、鞋帽等）以及制造機械生產（紡織機械）完整的產業結構。而且隨著“十五”期間的產業技術改造的實施、高技術紡織設備的引進和產業生產流程的改造，紡織服務業正在逐步擴大高檔紡織品的生產，如汽車高檔內飾、醫療紡織用品等，加強對高檔紡織品領域的開發。

（二）開發區產業集群

1988年以來，湖北省為了帶動全省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系列規模不等的經濟開發區（全省最多時曾達到266個）。在2003年國家對各省經濟開發區進行了集中清查之后，湖北省目前共有經濟開發區70個，其中國家級開發區4個，省級開發區66個。這些經濟開發區借助于經濟開發區內的政策優惠，吸引相關行業的企業集中，通過規模經濟和技術外溢來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

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共擁有近20家上市公司，這些上市公司成為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工業激光產業和移動通信系統及設備產業是其中主要的兩個產業集群。其中，工業激光產業集群以楚天激光、華工激光、團結激光和金石凱激光為主體，共有激光制造企業近30家，其市場占有率接近50%，是我國規模最大、產品最全的激光產品生產基地。而以上市公司烽火科技為主，普天北電、虹信通信和凡谷電子等一系列移動通信企業為輔的移動通信產業，已經形成了初步的產業集群，在我國3G移動通信產品的設計、研究和銷售中都占據著一定的市場份額。

除此之外，湖北省設立的主要省級開發區也各自側重于不同的產業領域（見表1），通過開發區內的產業集群的培育，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三）縣域特色產業集群

在制造業產業集群迅速發展的同時，湖北省也出現了具有各地地域特色的縣域特色產業集群。由于湖北省是我國主要的農產品基地，湖北省的產業集群中有較大一部分為資源型產業集群。江漢平原上廣袤的商品糧基地和眾多的湖泊使得湖北省糧食產品和水產品都非常豐富，加上各種礦業資源的開采，由此產生了一系列以農產品生產加工為主的產業集群，如羅田的板栗、潛江和洪湖的水產品、英山茶葉等。

湖北省“一鎮一業”、“一鄉一品”的縣域產業集群也非常具有特色，這類產業的發展類似于浙江“原生型”產業集群，最初通過家庭手工作坊或者是小規模的民營企業的試探經營，然后借助于政府政策有效引導，相關聯企業逐漸增長，形成規模優勢。這其中包括世界無紡布生產基地—仙桃彭場、全國最大的金剛石刀具城—鄂州燕磯、鄂東食品第一城—武穴梅川、中國釘都—武穴花橋等等。

湖北省產業集群發展策略

總體來看，湖北省產業集群有所發展，但是大型產業集群數量仍然較少，絕大部分產業集群內企業間協作和關聯度較低，產業集群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因此，必須通過實施有效的產業集群政策，借助政府的引導來推進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增強產業集群的競爭力，打造產業集群品牌，進而帶動湖北省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但是，湖北省的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以及產業集群的發展現狀，與東部沿海發達省份不同，因此湖北省不可能完全照搬已有的成熟產業集群發展模式，而只能是因地制宜，因勢利導。

（一）加強產業集群縱向一體化發展，融合湖北交通物流優勢

產業集群縱向一體化分工，有利于形成從原材料到制成品的生產流程，能夠有效地減少中間環節的成本，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從湖北省的發展現狀來看，大部分產業集群都是大量生產同類產品的橫向一體化分工為主，不僅產品附加值增值有限，而且容易造成過度競爭。因此，建立以核心產業為中心，積極發展上下游相關企業，打造原材料、中間產品、制成品的一體化產業流程，通過合理有效地分工降低生產成本，是湖北省產業集群發展的必然路徑。

同時，湖北省還應該借助于交通物流優勢，保障產業集群的發展。武漢市是我國主要高速公路干道的交匯地，滬寧和京珠高速公路拉近了湖北企業同東部江浙一帶以及東南部廣東一帶的聯系。湖北江河湖泊眾多，依附于長江的水路交通幾乎可以覆蓋湖北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區。如果加上正在建設中的全國高速鐵路網，湖北省便捷的物流優勢，使得湖北省發展產業集群戰略時，已經變相地擁有了良好的制成品流通網絡。

（二）轉變政府職能，引導產業集群發展

一直以來，湖北省各級政府主要將政策導向集中于積極地招商引資，但是成效不大，所以今后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時應該積極往培育產業集群上傾斜。發展良好的產業集群，不僅能夠帶動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能夠通過示范效應，吸引資金的流入。而政府的主要作用一般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各級政府應該采取針對性的扶持政策，將政策優惠集中于優勢產業集群的培育和引導上，摒棄以往“小而全”的發展觀念；另一方面，各級政府政策應該限于規范市場運行規則，而不應過于干預，影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通過集群內部適度競爭的優勝劣汰來保持強有力的競爭力。

（三）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產業集群技術含量

湖北省支柱型產業集群往往規模龐大，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但是技術水平和產品的技術含量同國內同類產業集群相比，卻并不占有優勢。而企業的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的改造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著手：一方面是結合原有國有企業的改制，剝離不盈利及低盈利資產，集中資源發展優勢產業，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通過企業剝離來建立配套的上下游產業，仍然維持完善的供應鏈。實際上也就是通過將原有企業的細分和專業化，有效提高資產運營效率，完善產業集群內產業鏈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湖北省的大部分產業集群仍然依托自然資源為主，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產業集群的整體技術含量還比較低。這類產業集群主要是初級加工為主要手段，絕大部分產品仍然屬于中間產品，無法與消費市場直接掛鉤，產品增值空間不大，如：圍繞水稻生產進行的糧食加工、圍繞水產品進行的水產品加工以及圍繞礦產資源進行的開采加工等。有必要通過政府適度引導，提高技術水平，形成從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完整產業鏈。

（四）著力培養特色產業集群，打造產業集群品牌

從我國成熟的產業集群發展經驗來看，特色產業集群往往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市場競爭力。目前，湖北省已經初步形成了一批獨具特色的產業集群，這些產業集群的生產往往數量眾多而規模較小，主要通過企業地域上的集中形成合力，借助規模效應來分攤成本。但這些產業集群中往往缺少龍頭企業，或者是龍頭企業的作用不夠顯著，直接導致企業產業結構松散，抗風險能力較弱。因此，特色產業集群的未來發展，必須打破集群內企業平行發展的態勢，重點扶持有競爭能力的企業，帶動整個集群的技術升級和發展，在打造優秀企業的市場品牌的同時，打造整個產業集群競爭力，把特色產業集群培育成在全國乃至世界市場上的優秀品牌。

篇（3）

一、引言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當今世界，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日益取決于其科技與經濟的發展水平。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財政科技投入都是全社會科技投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其中，地方的財政科技支出更是對區域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省屬一級財政科技支出作為一種戰略性舉措，是實現地方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前沿陣地。從北京市的情況來看，作為我國的經濟中心之一，科技創新將扮演重要角色。《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出北京產業發展要走高端、高效、高輻射之路，提出要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適度發展現代制造業，以科技提升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這就需要加大科技投入，發揮高端技術產業的進步優勢，以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研究北京市政府財政科技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明確北京市財政科技投入的貢獻率，對北京市提高財政科技投入，加快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于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國學者近幾年也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單紅梅采用廣義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研究了我國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米傳民對江蘇省1997～2002年的經費支出、科技人員投入和數據，通過灰色相對關聯度分析了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其結論表明經費支出和科技人員投入均與經濟增長有正相關關系，且科技人員投入對經濟增長有著更為顯著的促進作用。王海鵬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我國科技投入和經濟增長受到長期均衡的影響。在研究的樣本期內，發現我國科技投入和GDP具有長期的協整關系。根據協整方程，科技投入變動1%，導致GDP變動1.24%，科技投入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已有文獻研究我國以及各省市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比較多，而研究財政科技投入的文獻還并不多見。由于歷史經濟數據往往是不平穩的，為了避免因對非平穩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分析所帶來的偽回歸問題，本文運用協整理論、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經濟學方法，對北京市財政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二、數據處理與分析方法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

在變量的選取過程中，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因素。最終選擇1994～2006年北京市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被解釋變量，選擇同期的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GS）作為衡量北京市財政科技投入的指標作為解釋變量。其中，北京市GDP數據來源于《北京市統計年鑒》，北京市政府科技撥款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網站所的數據。考慮到價格因素對時間序列的影響，對所有的數據經物價指數P進行調整。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了簡單的處理之后，在進行實證分析的之前，還應對其進行自然對數化處理，這樣處理首先是為了避免數據的劇烈波動，其次可以消除異方差的影響，且這種變換不會影響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在下面的分析中，分別用LGDP、LGS代表自然對數化以后的北京市GDP總量、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總量。

（二）分析方法

在考察變量間的關系時，一般的做法是根據現有的樣本資料建立比較合適的回歸方程，一個常用的計量分析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但OLS方法的有效性是建立在變量的平穩性基礎上的。如果變量是含單位根的非平穩過程，則基于OLS方法做出的常規統計推斷很可能是錯誤的。在進行傳統的回歸分析時，要求所用的時間序列必須是平穩的，否則會產生“偽回歸”問題。然而，現實中的經濟時間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穩的，破壞了平穩性的假定，為了使回歸有意義，可以對其實行平穩化。常用的方法是對水平序列進行差分，然后用差分序列進行回歸，但這樣做的結果忽視了水平序列所包含的有用信息，而這些信息對分析問題來說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20世紀80年代，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是處理非平穩時間序列長期均衡關系的有效方法。為了研究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對GDP的影響。首先，應該明確所研究的對象（時間序列數據）是不是平穩時間序列，如果不是，那就不能用平穩時間序列的一系列理論進行分析；其次，若所研究的對象是非平穩時間序列，且單整階數相同時，更深一步對其進行協整檢驗，若二者協整，那么即使二者不是平穩時間序列，序列間仍然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最后，若經過單位根及協整檢驗后，滿足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的前提，就可以對所研究經濟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找出序列間的因果關系。

三、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與經濟增長的協整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進行協整分析以前，必須先檢驗變量是否是平穩的。需先對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LGS）和北京市GDP總量（LGDP）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的方法為ADF檢驗。先對原序列進行ADF回歸，得到ADF統計量，如果ADF的值小于給定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則原序列為平穩序列，否則原序列為非平穩的，我們進而對原序列的一階差分，二階差分或高階差分進行ADF檢驗，最終確定其單整階數。本文使用Eviews4.1軟件對時間序列LGDP和LGS進行ADF檢驗，判斷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

在表1中，DLGDP和DLGS分別表示LGDP和LGS的一階差分，D（DLGDP）和D（DLGS）分別表示LGDP和LGS的二階差分形式，（C，T，K）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其中C＝0表示不含常數項，T=0表示表示不含時間趨勢項。從表1的檢驗結果來看，LGDP和LGS均未通過5%水平的單位根檢驗，說明北京市GDP與財政科技撥款都是非平穩數據。同時可以看到，北京市GDP序列的一階差分DLGDP也沒有通過顯著性5%水平下的單位根檢驗，說明DLGDP依舊為非平穩序列，雖然財政科技撥款的一階差分DLGS通過了顯著性水平5%的ADF檢驗，但其并不能通過顯著水平1%下的單位根檢驗，所以其仍為非平穩序列。而通過表1最后兩行結果我們可以得知，序列LGDP與LGS的二階差分D（DLGDP）和D（DLGS）都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下的ADF檢驗，由此可知LGDP與LGS均為二階單整序列，得到LGDP－I（2），LGS-I（2）。

（二）協整檢驗

由上部分可知，平穩性檢驗的結果是LGDP，LGS都是二階單整序列，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可以對LGDP和LGS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的目的是看LGDP和LGS是否存在長期的，穩定的關系。按照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兩步檢驗法，在只有兩個時間序列時，只可能存在一個線性的協整關系。這種情況下，E-G兩步法顯得非常有效。首先用OLS方法對LGDP和LGS進行協整回歸，估計兩序列的長期線性均衡關系。如果回歸參差et是平穩的，那么LGDP和LGS是協整的，也就是說，兩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通過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到回歸方程：

LGDPt=6.825846271+0.615806951×LGSt

（32.20831）

R2=0.9895，D?W?=1.714

由回歸方程各參數可知，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且無序列自相關。

由于協整回歸中已含有截距項，則模型中無須再用截距項：

對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由于檢驗統計量值-4.265015小于置信水平1％的臨界值-2.847250，說明該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證明LGDP和LGS之間是協整的，二者存在長期的動態均衡關系。

（三）因果關系檢驗

上文得到的協整檢驗結果告訴我們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協整關系檢驗并不能確定二者是否具備統計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只能說LGDP與LGS之間具備了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的可能性。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即是由財政科技撥款的增加帶來經濟的增長，還是經濟增長帶來財政科技撥款的增加需要進一步驗證。

通過Eviews軟件對1994~2006年的北京市GDP和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得出表2：

從表2可以發現，當滯后期為1的時候，LGS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的可能性僅在1.587%，可以拒絕LGS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得出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構成北京市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LGDP不是LGS的格蘭杰原因的可能性為7.147%，不能拒絕5%顯著水平下的原假設，說明北京市經濟增長對財政科技撥款的投入促進作用不顯著。所以，通過分析可以得出北京市政府科技投入對北京市經濟增長構成單向因果關系。

四、結論

本文利用1994～2006年的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與北京市GDP樣本數據，對北京市政府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與北京市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它們之間存在著較強的相關關系，盡管各自的增長是非穩定的。但通過協整檢驗，從長期而言，它們之間卻構成了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通過北京市財政科技投入與GDP建立的長期均衡模型中的系數可知，0.615806951是北京市GDP關于北京市財政科技撥款額（GS）的長期彈性，即財政科技撥款每增加1個百分點，GDP相應增加約0.65個百分點，表明北京市財政科技投入對于北京市經濟增長有較為積極的拉動作用，但是可能由于科技投入轉化為GDP的增長是個復雜的過程，政府科技投入對GDP的拉動作用也有待進一步提高。相反，北京市經濟增長對北京市政府科技投入的拉動作用并不明顯。

（一）積極調整科技政策，強化財政科技投入

針對北京市地方財政科技投入的現狀，積極調整科技政策，強化財政科技投入已毋庸置疑，要充分發揮政府財政帶頭增加科技投入的作用。政府作為政治主體和社會管理主體，對重大科技發展方向和公共性項目的選擇上具有一定優勢。任何時期都不可以忽視政府財政科技投入的主導地位，即便是在全社會科技投入體系形成后，也不能放松政府財政科技經費投入的重要作用。即使非政府自籌資金的增加，也并不意味著可以減少財政科技經費投入的力度。

（二）完善科技投入的政策法規，優化財政科技投入的結構

要建立、健全科技政策法規體系，把財政科技投入納入到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上來。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關鍵就是對公益性科研活動和公益性的科研機構加大支持力度，合理配置財政科技經費，明確各類經費的功能，實行分類管理，避免重復交叉。

（三）建立一套完整的地方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價體系

所謂政府科技投入績效評價體系就是指采用科學、規范的績效評價方一法，對照統一制定的評價標準，按照績效的內在原則，對科技投入的實施過程及其效果進行科學、客觀、公正的衡量比較和綜合評判。通過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政府科技投入績效評價體系，可以準確評價北京市政府科技投入的績效，是提高政府投入效率、規避政府投入風險的需要，通過定期的評價，可有效地發揮政府資源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進而發揮其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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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海鵬.中國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的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J].系統工程,2003(7).

篇（4）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存在明顯失衡的情況，即凈出口強，投資強，消費弱，這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結構性因素。

在凈出口方面，自改革開發以來，我國凈出口一直是促進GDP增長的重要動力。1980年，中國凈出口總額570億元，占當年GDP的12.6%。之后的三十年里，凈出口發展速度很快，到2006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7606.9億元，占GDP比重超過67.3%。

在投資方面，中國經濟增長在過去數十年表現出很強的投資驅動型特征，從1980年到200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911億元增加到93472億元，年均增長超過20%，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20.2%上升到44.6%。

在消費方面，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2005年下降到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與居民消費率存在此消彼長關系的居民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中國經濟陷入“高投資-低消費-高儲蓄-再次提高投資率”的循環過程，導致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粗放式經濟增長難以轉變，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緩慢，進一步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意愿。

2.中國擴內需促消費政策下的城鄉規劃策略

在中國經濟增長失衡的背景下，為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以適應新的發展約束條件，政府明確提出了“擴內需促消費”的政策轉向，即從原有注重擴大投資需求，轉變為重視消費需求拉動。

城鄉規劃是以空間為載體的公共政策，其核心功能在于通過土地和空間資源的配置，來達到其綜合目標。既然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線是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其中擴大消費需求是擴大內需的重點，那么城鄉規劃作為公共政策，就需以“擴內需促消費”為主線，采取相應的對策。

2.1調整投資比重的城鄉規劃

城鄉規劃以空間為載體，因此固定資產投資與其有直接聯系的。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基本建設、更新改造、房地產開發投資和其他投資。城鄉規劃可以通過土地利用、空間布局和各項建設安排，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速度、各部分的比例關系進行直接調控。

（1）科學預測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快增長

預測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是城市總體規劃的基本任務之一。由于傳統觀念、分稅與土地收入、政績考核制度、土地利用規劃與城鄉規劃脫節、缺乏環境承載力評價等，城市總體規劃的人口和用地預測通常淪為地方換取用地指標、爭取城市更大發展空間的工具。

為了合理控制投資規模，使經濟增長與城市社會、環境發展相協調，必須科學合理的預測城市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目前常用的人口預測方法通常為平均增長率法和回歸法，這兩種方法都是以過去人口變化的規律為基礎進行預測，是增長型的預測，而忽略了未來城市經濟發展提供的就業門檻和資源與環境承載力決定的制約門檻。因此，有必要引入城市勞動力需求法和資源與環境承載力評價作為制約因素，確保城市的人口、用地預測的科學合理。

（2）合理配置各類用地的比例――優化固定資產投資結構

固定資產投資的內部組成與城鄉空間密切相關，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商住房地產開發建設，工業區企業建設等。城鄉規劃編制的時候，需要充分考慮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對固定資產投資內部比例的需求：要以人口預測為基礎，確定居住用地的規模和比例，滿足近、中、遠期人口的居住需求；根據城市等級、性質和地方發展特點，合理配置公共服務設施用地的規模和比例；根據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確定工業用地的規模和比例。

（3）提高土地使用的綜合效益――提高固定資產投資使用效益

在中國土地規模不斷增長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的現象屢見不鮮，這在工業用地的使用效益方面尤為突出。中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大批的開發區建設。而與此伴隨的現象也包括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使用效率低下、已批租土地閑置多年。因此，有必要通過各種手段，提高土地使用的綜合效益，以確保已有投資能夠有效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2.2調整消費比重的城鄉規劃

要增加居民消費，可以包括以下途徑：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這與就業密切相關；加強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制度，壯大中等收入階層規模，確保社會公平；健全社會福利和住房政策，以減少居民儲蓄率等。

（1）繼續推行城市化國家發展戰略――擴大消費總規模

城市化是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之一。快速城市化將帶來更多的消費積聚效應，因此，城市化本身就可以被視作擴大國內消費規模的直接途徑。非農人口的增加可以通過勞動力供給效應推動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擴大城鎮消費市場的規模，而城市化能夠降低農民比例，從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消費能力。因此，城市化戰略將在相當長時間內，發揮擴大中國消費總規模的重要作用。

（2）加強產業發展分析，合理搭配就業結構――以保障就業增加居民收入

三大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各不相同，產業門類內部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也差異較大。目前，作為空間政策的城鄉規劃與城市相關的產業政策常有脫離現象。這一方面源于規劃部門與產業部門的橫向職能分工，另一方面也與城鄉規劃編制時忽視社會經濟因素有關。因此，城鄉規劃的編制需要結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以及相關的政策目標，加強產業發展分析。不僅僅考慮城市產業用地的布局問題，同時將三大產業門類、產業內部結構一并考慮，從合理搭配就業結構的角度安排公共服務設施用地、工業用地的規模與比例，保持就業彈性保持在合理范圍內。

（3）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會福利――降低居民儲蓄率，增加居民消費率

要想增加居民消費率，需要降低中國民眾長期以來很高的儲蓄率，只有通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會福利來實現。通過政府財政的再分配效應以及各類政策的引導作用，對居民養老、失業、醫療保健、教育等社會福利進行傾斜。

這對城鄉規劃的意義在于需要更加關注公共物品的提供，這其中既包括基礎市政設施、交通設施，也包括公益設施的規劃與建設，涉及到文化設施、體育設施、教育設施、社會福利性設施等國家用地分類標準中的設施，也包括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菜場、社區活動中心、健身場地、醫療點等小區級服務設施。需要對地方發展需求，特別是當地居民的社會空間屬性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選取恰當的標準，制定該類公益設施的專項規劃，并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確保設施的有效使用。

（4）加強農村基礎設施與人居環境建設――鼓勵農民消費

中國長期以來處于城鄉二元制的格局。與城市的高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1995年～2007年，我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在全社會中的比重由21.9%下降到14.4%，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在全社會中的比重由40%下降到32.3%。在農村人口仍占全國人口總數約60%的情況下，縣及縣以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只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3左右，而其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則長期在20%以下徘徊。從這些數據不難看出，城鄉二元化的格局造成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人居環境較差，抑制了農民的消費需求。

篇（5）

作為“中部崛起”戰略的領頭羊，湖北省經濟相較沿海地區，其經濟增長受到的影響出現明顯的滯后性。本文基于此，以2008-2009年湖北省與典型沿海地區主要經濟指標為依據，分析在次貸危機背景下湖北省經濟增長呈現出的滯后特征。

二、次貸危機背景下湖北省經濟增長呈現明顯的滯后性

次貸危機的播散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了一定影響，對我國不同區域的經濟影響亦呈現明顯的不同。通過與東南沿海地區相關數據進行類比發現，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相比存在明顯的時滯特點。本文以經濟體受影響時間及復蘇速度為出發點，研究次貸危機影響湖北經濟增長的滯后性特征。

（一）時間層面滯后特征分析

2007-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對湖北省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33.8%，而規模以上工業對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等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分別為49.12%、41.33%、37.57%。因此，該指標對經濟增長變化有顯著的反映。鑒于數據原因,本文以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為指標，分析次貸危機對湖北省經濟增長在影響時間層面上與沿海地區的差異。

次貸危機爆發后，湖北省經濟變化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較呈現出明顯不同（如圖1）。次貸危機對江蘇省影響始于2008年10月，對浙江、廣東兩省始于2008年12月，而后東南沿海地區經濟出現大幅下滑，至2009年2月逐步緩慢回升。受次貸危機影響，湖北省經濟增長同沿海地區相比首次下滑的時間出現明顯滯后性，其同類指標于2009年1月左右開始出現持續性下滑，下滑速度相對較慢，宏觀經濟受次貸危機影響不顯著。

根據鄂、浙、蘇、粵四省統計局的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加值季度數據顯示，在受調查的沿海地區中，廣東省受次貸危機影響最大，下滑速度最快，而江蘇省受影響時間則最早。2008年10月江蘇省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加值開始下滑，下滑速度為6.32%；2008年12月浙江省、廣東省同類指標開始下滑，下滑速度分別為6.54%與37.11%。相比沿海地區，2008年12月份湖北省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加值增長速度為3.93%，未出現明顯下滑；次貸危機對湖北省規模以上工業利潤的影響始于2009年1月份，其下滑速度為10.82%。相比東南沿海地區，次貸危機對湖北省經濟增長呈現明顯滯后性，相對江蘇省滯后3個月，相對浙江省滯后1個月。

（二）地區生產總值回升速度不同

根據2008-2009年各省地區生產總值季度數據，從回升速度角度分析，湖北省總體經濟恢復快于東南沿海地區。2008年第四季度，廣東省、浙江省以及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出現大幅下滑，至2009年第二季度，江蘇省、浙江省地區生產總值逐步回升，廣東省則在第四季度回升至下跌前水平。相比東南沿海地區，2009年第三季度湖北省地區生產總值止跌回升，且回升速度快于東南沿海地區。

根據各地區統計局公布數據，從下滑速度層面分析，受次貸危機影響。沿海大部分地區生產總值自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下跌，2009年第一季度后逐步回升。2008年第四季度廣東省GDP為10396.78 億元，2009年第一季度下滑至7687.73億元，下滑速度為26.06%；浙江省2008年第四季度GDP為6185.00億元，2009年第一季度為4632.10億元，下滑25.11%。江蘇省GDP則由2008年第四季度的8472.01億元下跌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653.17億元，下跌速度為21.47%。從回升速度來看，粵、浙、蘇三省2009年各季度GDP同期平均增長9.48%、6.26%與8.04%，2008年同期水平為16.37%、15.29%與13.03%，東南沿海地區區域經濟增長趨于停滯。

與沿海地區相比，湖北省2008年第四季度地區生產總值為3416.89億元，2009年第一季度為2423.15億元，絕對量下降993.74億元，下滑速度為29.08%。2009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地區生產總值回升至3278.79億元。廣東省2009年第三季度地區生產總值回升至下跌前水平，GDP回升至9879.99億元；浙江省2009年則在2009年第四季度GDP回升至 7004.30億元；江蘇省2009年第二季度止跌回升，GDP回升8877.33億元。2009年湖北省以20.08%季平均增速增長回升，高于粵、浙、蘇三省9.48%、6.26%與8.04%的回升速度。

三、次貸危機對湖北經濟增長影響產生滯后性的原因

次貸危機對國內各區域經濟沖擊主要始于對外貿易行業。沿海地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對外貿易拉動，對外貿易受沖擊之后，省內經濟增長受波及程度大，時效性強。湖北省產業構成與沿海地區存在明顯不同，以內需經濟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經濟發展模式來看，湖北省與沿海地區相比其對外貿易依存度較低，且在對外貿易路徑與出口產品結構上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次貸危機對湖北省經濟增長影響出現明顯的不同。

（一）對外貿易依存度低

次貸危機對各經濟區域的影響，主要基于對外貿易傳導機制。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地區，國際貿易對區域經濟貢獻率高，地區經濟增長受次貸危機影響更顯著。根據圖2對湖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測算，自2004年起，湖北對外貿易依存度線性增長，2009年受次貸危機影響小幅下降。2004-2008年，湖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平均增長率為2%，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14.37%，2009年下跌至11.11%。

從橫向比較來看，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要遠高于湖北地區。廣東省達到128.52%以上，江蘇達到86.76%以上，浙江的對外貿易程度也達到了60%以上，全國平均水平超過50%，湖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不但低于浙江、江蘇兩省，而且處于全國水平之下。對外貿易對湖北省內經濟貢獻率低，對經濟增長影響較小。在次貸危機影響下，區域經濟受進出口額下降影響不顯著。

（二）對外貿易的區域分布不同

次貸危機對各進口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不同，因而對出口國經濟增長影響不同。從貿易路徑層面來看，湖北省與沿海地區主要貿易方向不同，主要集中在受危機影響較小地區。江蘇、浙江、廣東三省主要出口對象以歐美為主。湖北省則主要集中于亞洲及澳大利亞等地區。相對亞太地區，歐美國家受次貸危機沖擊早，受影響程度更大。

2008-2009年，浙江省對美國進出口額占貿易總額的14.61%與14.43%；2008年江蘇省對美國進出口額則占貿易總量的14.99%，2009年為16.01%；廣東省則分別為13.27%與13.23%。相反，湖北省對美國貿易依賴度較低，2008-2009年湖北省對美國進出口總額所占比例分別占8.85%與9.41%，對歐盟的進出口總額分別為22.51%與23.16%；2009年湖北對日本進出口額占總量的10.07%，對韓國與澳大利亞的進出口額占總量的7.07%與5.13%。

與歐美地區等經濟體相比，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為代表的亞太地區國內經濟受次貸危機波及較晚、程度較小，其國內對市場進口需求萎縮不顯著，經濟復蘇較快，因此，對湖北省對外貿易沖擊較小。與沿海地區對外貿易主要依賴歐美等地區不同，湖北省對外貿易對象受沖擊程度明顯弱于東南沿海地區。

（三）出口產品結構不同

中國海關統計，在次貸危機爆發過程中，海外市場需求明顯萎縮，對一些低附加值，高能耗的資源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沖擊較大；而對于一些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和一些品牌產品的影響相對較小。湖北省商務廳統計分析，2009年湖北省機電產品逆市而上，同期增加4183.6萬美元，增長0.3%，占全省外貿出口額的50.5%。這與湖北省機電產品行業主要以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同行業技術優勢明顯，具有顯著相關性。

東南沿海地區主要是以外包貿易為主要生產模式，在國際分工位于低端價值鏈上。根據各省市對外貿易出口商品統計數據顯示，東南沿海地區主要出口產品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額中所占份額較少。2008-2009年，浙江省以輕工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出口商品總額的42.31%，以船舶、醫藥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品只占到出口總額的11.19%；江蘇省出口結構分布同樣出現嚴重失衡，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總額22.56%，而高新技術產品則只占到7.27%；廣東省高新技術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分布則相對平均，所占比例分別為22.45%、26.07%。

湖北省產業結構以資源及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參考2008年湖北出口百強企業主營業務分類排名，湖北省優勢產業主要集中在汽車及零配件制造業、光電子信息產業、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產業為代表的技術知識密集型行業。其中，技術及資源密集型企業占總量的72%，勞動密集型企業僅占到28%。

同時，高新技術行業快速增長對湖北省對外貿易結構升級起到關鍵作用。2000-2008年，湖北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平均增速達24.52%，2008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品出貨值達到279億元，同比增長40%。以武鋼、長航、冠捷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企業均為2008年中國對外貿易出口200強企業，在對外技術型密集產品中具有較高國際競爭力。出口產品產業結構與東南沿海地區的不同導致湖北省進出口行業在對外貿易傳導機制下受次貸危機沖擊較小，時間滯后特性顯著。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次貸危機對湖北省沖擊程度較小，呈現出現明顯的滯后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湖北省貿易的方向不同、出口的產品結構具有顯著差異、對外貿易依存度偏低。

而歐美地區作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短期沖擊難以撼動其主體經濟地位。在世界經濟探底回穩之后，歐美地區仍然將主導世界貿易。湖北省應抓住時機，拓寬貿易口徑，特別是發展與歐美地區的貿易關系，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優化配置資源，促進湖北快速發展。

（一）提升省內經濟外向水平

從湖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來看，湖北省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拉動。對外貿易對省內經濟增長貢獻率不足。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逐步深化，國與國之間的影響日益深遠。隨著世界經濟逐步復蘇，借助發展省內國際貿易可以幫助湖北經濟改變原有內需經濟發展模式，提升對外貿易依存度，并利用國際市場優化省內剩余產品資源分配，高效、合理地提升省內經濟。同時，通過鼓勵省內優勢企業積極參與國際間競爭，可以促使企業擴大規模，提高生產效率，提升自身比較優勢。為此，湖北省應依托現有的資源、技術研發和區位優勢，積極探索發展省內對外貿易行業的方式方法。

鑒于湖北省對外貿易企業數量少，涉足的經營范圍有限。湖北省應首先著眼于發展如武鋼、長航、冠捷、美爾雅等優勢品牌行業。利用大企業品牌優勢，科學、合理地整合省內產業，形成從原材料到生產到配送產銷一體的產業集聚模式，從而帶動省內中小型生產上下游企業發展。同時，湖北省應出臺更多優惠政策，為省內對外貿易行業發展提供稅收優惠與資金補貼，提升研發實力與產品核心競爭力。

（二）拓寬對外貿易路徑

湖北省對歐盟、美國等主要進口大國出口份額較小，貿易往來不足。近段時間，以美國為代表的幾大世界經濟體恢復勢頭良好。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美國經濟線性上升，2010年第四季度GDP為14,8610億美元，平均增長速度為1.04%。作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短期經濟沖擊難以對歐美地區經濟實力造成嚴重影響。

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受阻之后，國外進出口商轉而向中西部地區需求新的合作伙伴。作為中部地區的經濟領頭羊，湖北省應借此機會，拓寬出口路徑，與歐美等地區建立廣泛多邊貿易關系，為湖北省對外貿易產品擴寬出口市場。同時，歐美地區較高生產標準對企業核心競爭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對高利潤的追求驅使企業投入更多資源提高生產效率以及科研創新能力，進而在短時間內提升產品比較優勢。

（三）“兩條腿走路”，加強在內需經濟方面的比較優勢

隨著國家刺激內需計劃的逐步實施，國內市場需求逐步上升。作為資源大省，內需消費一直是推動湖北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企業積聚資金與研發、銷售經驗，從而為推動外向型經濟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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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830.572文獻類型：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5-0077-08

1998年以來，我國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增長時期，作為引領經濟周期的產業，房地產業也經歷了空前的繁榮和過熱而成為政府和百姓時下關注的焦點。國際金融危機的案例表明，房地產發展與金融存在緊密聯系，金融支持在促進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同時也為自身的不穩定埋下了伏筆。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這些問題對金融穩定產生怎樣的影響？本文在總結房地產市場與金融穩定間關系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首先建立一個分析經濟增長背景下房地產市場供求特性、價格決定及其對金融穩定影響的綜合理論框架。接著，文章重點分析新一輪經濟增長背景下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狀況及其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最后，文章提出了防范房地產風險，保持金融穩定的政策建議。

一、為何房地產市場會造成金融不穩定：文獻綜述

房地產業向來被視作獨立的行業，因而成了一個被忽略的領域。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影響微觀財務績效和宏觀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房地產市場對金融風險和金融穩定影響的相關研究多了起來。目前，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已為眾多學者和金融管理者所深諳，即房價上漲通過財富預期效應促進信貸擴張，信貸擴張通過金融加速器效應助長房價攀升（Bernanke，et al，1996）。有關房地產對金融穩定的影響，相關文獻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論述。

首先，從銀行自身的角度看。抵押物價值評估方式、風險控制模式、經濟景氣預期和公司治理結構等都是影響房地產金融風險和宏觀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從支持貸款的抵押物價值評估方式來看，盡管所有銀行均采取了以所購房屋為抵押和較高抵借比（Loan To Value，LTV）的方式保障貸款的安全，但是對市場價值非常敏感的抵押物價值評估方法會在房價上漲時期產生信貸供給增長或繁榮，在房價下跌時導致信貸緊縮或惡化（Borio，et al，2001）。在實證方面，Tsatsaronis 等（2004）將1970年至2003年期間經歷房地產周期的17個國家分為3個組，分析國家間抵押物評估方法和LTV比率大小的差異對銀行房地產風險暴露的影響后發現，在經濟上升時期，考慮房價周期波動的評估方法和采用較低LTV比率的國家，銀行風險暴露增長較慢，而采取對市場價值敏感的評估方法和較高LTV比率的國家，銀行風險暴露增長較快，從而導致了經濟下行階段損失大量涌現。從貸款風險控制看，由于房地產價值決定于租金、貼現率、未來現金流、折舊和空置率等因素，而銀行并不掌握這些因素的信息，難以測算長期內房地產的均衡價值或合理價值。銀行對房地產市場的評估只能依賴于過去和目前的信息（稱為近視或指拇指規則），當未來經濟形勢逆轉時，銀行不得不承擔大量損失（Paul，et al，2001）。從銀行對房地產市場的景氣預期來看，在景氣循環上行階段，房地產市場的粘性供給與剛性需求（住房需求與投資需求）促使價格上升趨勢明顯。銀行對市場前景一致看好，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所有的銀行會增加風險暴露。景氣循環由盛轉衰時，房地產市場供給存量增加和需求下降促使價格下降趨勢明顯。為控制損失，銀行隨之會減少風險暴露（Allen，et al，2000）。從公司治理的結構來看，銀行管理者面對股東對業績要求的壓力、職位競爭的壓力和同業競爭的壓力，很難在經濟繁榮階段減少房地產信貸規模，這是銀行信貸和利潤波動的重要原因（Kanaya，et al，2000）。

其次，從金融監管來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在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時并沒有相應地轉變金融監管的方式，如實施風險加權為基礎的資本要求、可變費率和部分保護的存款保險體系及銀行風險集中度限制等。金融自由化與監管的不同步惡化了銀行收益內化和損失外化的道德風險（Bernanke，et al，1989）。因此，銀行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增加高風險的房地產信貸。另外，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評估方法多樣化以及市場走勢的不可預測性，監管者也難以設計一套有效的針對銀行房地產信貸擴張的早期監測和控制指標。在實證方面，Krugman（1998）通過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實證考察后發現，不適當的金融安全網是導致這些國家盲目增加房地產風險暴露，進而引起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再次，從銀行經營的環境來看。一是房地產信貸供給周期波動與房地產市場周期波動共同受經濟增長因素的影響，這是影響房地產金融風險暴露波動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經濟增長階段，房地產市場領先于房地產金融走出衰退，實現增長。隨后，房價上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推動了房地產資金供給的增長。經濟由盛轉衰時，房地產市場也領先于房地產金融市場出現緊縮（房價回落和空置率上升）。隨后，房地產金融市場出現緊縮。在實證方面，Paul 等（2001）通過對11個國家銀行業危機和房地產泡沫案例的總結，發現房價下跌與銀行危機存在2～3年的時間間隔。二是金融產品創新也是影響房地產金融風險的重要因素。金融資產證券化和信托等金融資產形式的出現形成了多渠道分散金融風險的機制，避免了風險向銀行集中。因此，銀行在發放房地產貸款時的謹慎程度下降了。Tsatsaronis 等（2004）的實證分析顯示，抵押貸款證券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美國、澳大利亞等）具有較多的風險轉移渠道，銀行房地產貸款的增長速度較快。三是外來資金對本地房地產價格的推高以及國家間房地產市場的相互傳導也導致了過度繁榮與過度衰退以及銀行信貸資金的過度需求和過度緊縮的交替（Bond，et al,2005)。

二、房地產市場影響金融穩定的一般理論分析

近年來，由于房地產業在各國經濟中越來越彰顯其地位之重要，國內外經濟學家們開始從經濟增長的角度探究房價攀升的原因，認為經濟增長是推動房價上漲的重要因素（Collyns，et al，2002），或者，經濟長期增長對房價上漲具有決定性影響（林毅夫 等，2003）。事實上，盡管房地產周期與經濟周期并不一定同步，但是，當經濟周期步入上行階段后，消費和投資的同步擴張將必然使房地產市場進入繁榮階段（IMF，2002）。因此，經濟增長是房地產價格上升的基本決定因素。房地產市場的繁榮離不開金融支持，而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繁榮也會對金融穩定產生很大影響。要搞明白這一邏輯關系是如何產生的，需要深入研究房地產的特性、市場供求關系和所牽涉經濟主體的行為。

從產品特性來講，房地產是具有長期耐用消費品和投資品雙重屬性的特殊產品；從行業特性來講，房地產具有建設周期較長、與其它產業關聯性較強、牽涉的經濟主體較多、對金融支持的依賴性較大等特殊性質；從市場行為來看，房地產市場是典型的信息不對稱市場，牽涉主體（開發商、投資者、消費者和銀行等）的行為時常具有非理性。因此，經濟增長階段房地產價格的決定及其對金融穩定的影響較為復雜，需要在考慮上述因素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綜合分析的理論框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房地產價格決定的基本原理，找到房地產市場出現非理性繁榮（或風險累積）的基本原因，也才能提出解決癥結的政策建議。

房地產市場的特性決定了房地產短期供給剛性，即受自身行業性質以及技術、制度等因素的影響，房屋（特別是土地）的供給往往具有短期剛性或粘性，它無法隨著價格、收入等變量的變化而發生較明顯的變化，相關文獻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已經非常詳盡（Davis，et al，2004）。短期供給約束下的房地產價格決定取決于市場結構和市場需求。在經濟周期的上行階段，如果市場結構越具有不完全競爭性，而市場需求增長卻很迅速，房地產價格上漲趨勢越明顯和上漲幅度也越大。如果壟斷型的市場結構與有效需求的突然釋放相結合必然產生市場的非均衡性、價格上升預期的必然性和投資主體（包括金融機構）的過度進入，從而使房地產易于成為泡沫的載體和金融風險的導體。

通過抵押貸款提升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購房能力，金融機構的支持將房地產市場的有效需求由潛在轉化為現實，從而推動了房價上漲(注：《股市》(Garbade，1982) 、《企業資產出售》(Shleifer, etal,1982) 、《土地市場》( Kashyap,et al,1990) 以及《住宅市場》(Stein，1995) ,這些相關文章所用的一個共同機理是:借款能力與住宅價格直接相關,并對住宅需求進度產生上翹推動(Lamont,et al,2000)。)。由于經濟增長階段的房地產價格具有上漲的長期性，金融機構適度的資金支持是平抑供求非均衡的重要手段和保持房地產價格正常上漲的重要手段。如果以控制資金供給來追求房價的平穩甚至下降，結果只會扭曲房地產市場的正常調節機制，加劇房價波動，損害政府聲譽（盛松成,2007）。但是，金融支持過度會產生泡沫、金融風險甚至金融危機。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地產價格上升成為顯性信息（或共同知識），而市場結構具有非完全競爭性，甚至具有壟斷性時，逐利性必然驅使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所有投資主體趨之若鶩，甚至通過違規手段進入市場。很多學者也從災難短視、羊群效應和制度性記憶假說等理論視角分析金融機構這種非理產生的必然性（Berger，et al，2003）。同時，在經濟上升階段，由于信息不對稱、對價格上升的預期和對房地產合理定價的困難性，投資者和消費者的行為也可能出現盲目樂觀而具有非理性（Carey，1990）(注：Winston 等（2004）指出，只有當經濟由盛轉衰、大量違約出現時，房地產的真實價格才顯露出來（Carey,1990）。)。

綜上所述，在經濟上升階段，由于房地產價格上漲掩蓋了潛在的風險，而經濟主體的行為又具有非理性特點。因此，房地產市場易于出現失靈而需要政府的干預，政府的適當干預也是保持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和金融體系平穩運行的關鍵，這已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歐、日本、美國、東南亞金融危機和當前的“次貸”風波所證實。

三、對我國當前房地產市場與金融穩定關系的評析

對于本輪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態勢，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驅動市場繁榮和過熱的因素是什么，市場態勢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怎樣。既有的研究往往就某一個方面展開，忽略了上述綜合分析框架的運用，給人以就事論事、不夠深入之感(注：如很多學者從房價收入比、空置率等指標來反映我國房地產市場的風險。由于這些指標在定義上和統計方法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以此來考量市場問題往往會給人以就事論事的感覺（徐滇慶，2006）。還有學者單單從房地產貸款增速過快或占比過高來分析房地產市場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沒有考慮指標的合理內涵和影響機制，從而也就無法提出可行的建議，給人以不夠深入之感。)。下面本文首先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供求關系和價格形成。在此基礎上，著重分析房地產市場對金融穩定的影響。

（一）我國的房地產市場：供求結構與價格形成

從本質上來講，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繁榮甚至走向過熱是市場供求關系演變的結果。從需求來看，經濟發展進入新一輪上升期和住房管理體制改革是此輪房地產周期的主要影響因素。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經濟發展進入新一輪上升期。在經濟快速增長背景下，投資擴張、城市化加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推動了本輪房地產市場的迅速發展和繁榮（張曉晶，2006）(注：影響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其他因素如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大量外資流入、貿易順差和房地產投機等也與此輪經濟增長密不可分。)。1998年住房體制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集資建房，實施市場化、貨幣化的住房供應體制。改革在將居民住房需求完全推向市場時意味著市場住房存量需求突然和巨量釋放。如果供給不存在約束，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房地產價格會隨著供給的增加而下降。問題是目前的市場供給存在著諸多問題而無法去滿足瞬時釋放的存量需求。一方面，我國政府對房地產企業的管理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市場的進入壁壘相當高。市場的不完全決定了房地產企業所提供的房產數量無法滿足廣大居民的實際需求。同時，在開發商具有區域壟斷勢力的情況下，任何成本的上升都可以通過提高房價來消化（李宏謹 等，2006）。另一方面，國家在實施住房市場化改革時過分地強調了經濟發展和提高居住質量，忽視了收入差距較大形勢下對多層次住房供給的需求。住房供應趨向于針對中高收入階層的大面積商品房為主，而滿足大多數人需求的、具有平抑房價上漲的中小戶型住房和政策性或保障性住房（如限價房、租賃住房、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等）的供給極度匱乏（王誠慶，2003）。盡管2006年以來國家加大了住房結構調整的力度，但調控市場供給的政策效應具有滯后性，目前中小戶型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供給存量仍然偏少，而高檔住宅還有反彈跡象（表1）。因此，國內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并不是建立在有效需求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應增長的基礎上。

（二）我國房地產市場對金融穩定的影響

我國房地產市場嚴重失衡的供需狀況決定了銀行貸款是提升居民購房能力的首要前提，而嚴重失衡的供求關系導致房價上漲的必然性驅動銀行貸款意愿不斷膨脹。這是近年來我國銀行業房地產信貸發展迅猛的主要原因（表2）。值得關注的是，房價長期居高不下迫使居民住房有效需求被迫通過節衣縮食和代際轉移（相當數量的年輕人購房的首付款由父母來提供）的貨幣積累和銀行貸款來滿足，從而創造出一群高負債族，這是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影響金融穩定的邏輯前提(注：受“安居樂業”傳統觀念的影響，部分居民存在著“租不如買”、“一步到位”的住房消費觀念，一味追求“買新房”、“買大房”，既給自身造成巨大的經濟壓力，成為名副其實的“房奴”，又影響了政策性或保障性住房的推出、住房租賃市場與“二手房”市場的健康發展，加劇了新房市場的供需矛盾。）。

分析房地產市場對金融風險（特別是對宏觀金融穩定）的影響，首先要看銀行對這一市場的風險暴露。依據建筑業的周期特征和對國外房地產金融業的調查，在經濟上升時期，房地產信貸在銀行貸款中一般要占到20%以上（Collyns,et al,2002)。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表2），我國目前銀行業在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暴露比較小。實際上，如果加上房地產企業自籌資金中來自銀行貸款部分、拖欠施工單位和供貨商款項中來自銀行貸款部分（中國銀監會專題分析組，2005），以及定金及預付款中的個人按揭貸款部分和囤地資金中銀行貸款被低估的部分（鐘偉，2007），目前這一比例至少達到50%。如果將銀行給從事房地產投資的金融公司的貸款、給以房地產作抵押的公司的貸款也算作在內，這一比例會更高。由于數據統計上的困難，我們無法對銀行業房地產風險暴露做準確的估算。表3給出了國內一些專家、學者或機構對房地產資金來源中銀行貸款部分的重新估計。

由表3可知，投入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資金絕大部分來自于銀行信貸。增加對房地產行業的風險暴露是經濟上升時期各國銀行業調整信貸供給結構的必然結果，也是銀行管理層為追求自身盈利、滿足股東對業績的要求和應對同業競爭的必然結果。增加對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暴露并不必然會導致金融風險的累積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例如，(注：香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銀行業房地產貸款也出現了風險，許多購房者承受負資產的壓力，但銀行卻沒有出現違約率大幅上升的問題。因為，香港銀行業自身有較強的抗風險的能力，對個人住房貸款有嚴格資格審查標準。而且，監管當局對銀行業資本充足率、貸款損失準備金等方面有較嚴格的規定。)。問題的關鍵在于銀行能否嚴肅金融紀律以降低借款人未來違約的概率，銀行能否建立良好的風險分散和轉移機制以控制貸款集中度風險以及針對房地產潛在風險的預警機制建設。而目前的問題恰恰在于我國銀行業在嚴肅房地產信貸金融紀律、建立風險分散和轉移機制以及前瞻性的風險預警等方面存在不足。

1．銀行放松信貸標準，盲目依賴抵押物的作用

根據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理論，銀行貸款要堅持“三C”的原則，即對借款人基本特征（character）、還貸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collateral）進行風險評估。我國商業銀行在發放住房抵押貸款時，不考慮居民的收入狀況、未來償還能力和抵押物價值的波動情況，而只以借款人能否提供首付款為標準(注：根據2006年有關部門對16個城市的住房貸款抽樣調查發現，平均22.31%的借款人辦理貸款時未曾與銀行直接見面。引自劉仕余：“2008銀行違規放貸加劇房市股市泡沫”,《北京商報》，2008年1月8日。)。事實上，銀行放松信貸標準忽略了未來宏觀經濟波動、借款人收入波動給銀行帶來的風險。這與“次貸”風波前美國銀行業住房抵押貸款風險管理中降低貸款標準是相似的。我國銀行業降低貸款標準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目前面臨著向“零售銀行”轉型的壓力，各商業銀行在住房抵押貸款領域的競爭非常激烈。因此，在發放過程中銀行往往審批把關不嚴，使得一些不符合條件且風險承受能力和信用水平較低的借款人也獲得了信貸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寬松的貸款條件也使得“假房貸”、“假按揭”案件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我國銀行業沒有經歷房地產周期變化，一直把住房抵押貸款當作風險最低、收益最穩定的資產而不遺余力地開拓（易憲容，2005）。

如果說“次貸”危機前美國貸款公司降低房貸門檻的原因在于認為可以將風險轉移出去的話，我國銀行業放松信貸標準的原因則在于認為以住房為抵押品能夠保障銀行貸款本息的安全。事實上，抵押住房可能會因各種自然災害、人為災害和經濟或交通環境的變化而導致抵押住房價值滅失或下降。即使住房完好無損，價值沒變，一旦借款人違約，在處分抵押房產時，因產權糾紛、律師費上升等原因而需花費高昂的處分費用，商業銀行同樣會遭受損失。在我國，由于個人信用制度、法律制度建設的滯后，我國銀行業處理抵押物的成本更高。例如，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實施的《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中第六條關于“對被執行人及其家屬生活中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賣、變賣或抵債”的規定，撤除了房貸最重要的抵押保障，降低了抵押物對借款人違約的威脅，會引發住房按揭業務的道德風險。

2．貸款二級市場缺失，風險高度集中于銀行

增加對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暴露是經濟增長時期各國銀行業的普遍現象，能否實現貸款收益和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另一個關鍵之處在于金融市場是否具有多渠道的風險分散和轉移機制。美國按揭貸款市場是高度證券化的市場，資本市場轉移和分擔了銀行房貸70%的風險。到“次貸”危機爆發時，銀行實際只持有其所發放貸款的很少一部分（汪利娜，2007）。由于當前我國國內資產證券化等金融產品缺乏，房地產融資方式尚未形成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絕大部分風險集中在銀行體系。這就意味著未來房地產市場的任何不利變化都會引起銀行信貸質量的惡化和信貸緊縮，從而引起房地產市場進一步逆轉和銀行信貸進一步緊縮的“放大效應”。房地產市場與銀行的這一聯動特性將造成宏觀金融和經濟的不穩定。

3．銀行缺乏前瞻性的風險管理理念，潛在損失威脅很大

在經濟增長、房價持續上揚的環境中，房地產信貸的不良率比較小，銀行容易放松對風險的監測。由于貸款的期限長、對經濟周期比較敏感、受政策調控影響大，房地產信貸呈現出當前風險小而潛在損失大的特性。因此，銀行房地產信貸風險管理要具有前瞻性，即對影響借款人違約的各個要素評估都要考慮未來的不確定性。例如，銀行要預測借款人當前收入的可持續性、抵押物價值的波動性和宏觀調控政策的可變性等對未來銀行貸款本息安全收回的影響。

從目前我國房地產信貸風險管理來看，一方面，銀行在貸前風險管理中過分注重借款人當前的信用狀況、償債能力和抵押物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銀行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以應對貸款預期損失時過分強調對當前損失的緩沖。此外，由于銀行和監管當局均將房地產信貸作為優質資產，房地產貸款（住房抵押貸款）的資本要求較低。因此，盡管目前銀行業房地產信貸的不良率較低（表4），房地產金融風險管理和預防機制的滯后增加了未來宏觀經濟波動對金融體系的沖擊和系統性風險發生的概率。

我國房地產市場失衡的供求結構和房地產信貸業務中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宏觀金融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供求結構的失衡導致房價長期上漲和市場壟斷利潤的存在，這是誘使銀行增加房地產風險暴露的主要原因。經濟增長時期較低的不良貸款率和放松貸款標準而盲目依賴抵押物的貸款模式在實現銀行增加貸款投放目的的同時也意味著潛在風險在不斷地累積。在貸款風險分散機制和銀行業前瞻性的風險管理理念缺失的條件下，房地產資金來源高度集中于銀行是判斷未來我國房地產金融風險釋放和威脅我國金融穩定的主要依據。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經濟周期的上行階段，房地產價格長期上漲的態勢和對利潤的追求驅使金融機構增加對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暴露，這在各國銀行業是一個普遍現象。金融機構對房地產市場的支持是否對金融穩定產生影響需要將房地產市場運行狀況、金融機構能否嚴肅金融紀律和建立良好的風險管理體系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目前，在我國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時期的背景下，房地產市場也出現了繁榮甚至過熱的跡象。由于失衡的供求關系導致了壟斷利潤的存在，這是誘使銀行業過度介入房地產市場的主要原因。金融紀律弱化以及風險分擔機制和前瞻性的風險管理理念的缺失則導致了銀行業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支持。這是我國房地產市場威脅金融穩定的主要原因。經濟上升階段的房地產市場掩蓋了潛在的風險，而市場主體的行為可能出現非理性，因此，房地產市場易于出現失靈而需要政府干預。政府首先需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制定干預政策。從供給政策角度看，短期剛性的供給特性和壟斷型的市場結構需要政府鼓勵更多的生產商（開發商）進入市場。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和市場需求的急劇增加需要政府多渠道供應市場產品（如增加小戶型房、限價房、經濟適用型住房和廉租房等）。從需求政策角度看，在經濟上升階段，由于房地產領域的消費和投資過度是必然現象，政府需求政策的重點應是增加融資渠道和嚴格融資條件、嚴肅金融紀律。更為重要的是，微觀主體的趨利性往往產生巨大的宏觀負外部性效應，而這一點在房地產市場體現得更為明顯。因此，金融監管當局建立早期的風險預警機制（壓力測試、風險模擬等）或監測指標是非常必要的(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房地產信貸風險暴露指標（住房貸款/總貸款、商用房貸款/總貸款）作為監測金融機構財務健康性和金融體系穩健性的指標納入2003年3月公布的《金融穩健性指標匯編指南》草案中（Heath,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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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2-0005-03

引言

中國的外匯儲備自2001年以來持續快速增長，截至到2013年9月末，外匯儲備余額已達到3.66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表明，我國的對外經濟實力日益增強，對外支付能力不斷提高，為我國降低金融風險、防范金融危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為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奠定了物質基礎。但是，外匯儲備規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因為持有外匯儲備也會產生一些成本。過多的外匯儲備影響了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本幣升值的壓力，使本國經濟更容易受到儲備貨幣匯率變動的影響。理論上，存在一個最優的外匯儲備規模，使其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但在實踐中，由于難以計算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而且各國的情況也各有不同，外匯儲備最優規模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標準。因此，本文的研究重點不在于探討外匯儲備最優規模，而是探討如何在既定的外匯儲備規模水平下，以更加有效的方式管理外匯，使其服務于我國經濟增長轉型的需要。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規模超出合理水平已經成為廣泛共識，因此，中國的外匯管理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要利用好外匯儲備存量，二是要控制外匯儲備增量。無論是外匯儲備利用效率的提高，還是外匯儲備增量的控制，都能夠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轉型產生積極的效應。本文嘗試從我國外匯儲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入手，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對經濟增長轉型產生的不利影響，進而提出提高外匯儲備管理水平的建議，并分析了這些建議對加快經濟增長轉型產生的積極意義。

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外匯儲備增長過快

以后，我國開始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對外貿易迅速發展起來，外匯儲備逐年增加。總的來看，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78—1993年，這一階段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偏低，而且外匯儲備增長緩慢并伴隨小幅波動。這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滯后，并且人民幣存在著幣值高估的現象，因此商品缺乏國際競爭力，經常賬戶常年赤字，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依靠資本賬戶的順差。

第二階段為1994—2000年，這一階段我國的外匯儲備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這主要是由于1994年，中國政府對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改革的內容包括：（1）實行匯率并軌，把調劑外匯市場價與官方牌價合二為一，只保留一個匯價。（2）取消外匯留成，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3）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改進匯率的形成機制。這些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開放，同時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逐步增強，經常賬戶出現持續的順差。與此同時，我國引進外資的政策進一步放開，引進外資的規模也不斷擴大，資本賬戶也出現了持續的順差。盡管這個階段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很快，但是由于之前的基數較小，因此這一階段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是適度的。

第三階段為2001年至今，外匯儲備出現了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儲備規模不斷擴大并超出了最優規模。2001—2011年間，外匯儲備的年均增長率高達40%。圖1為這段時間內中國外匯儲備、世界外匯儲備、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率的比較。從圖中可以看出，世界外匯儲備和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率的波動較大，有的年份增長率為負。而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率則相對穩定且都為正值，在圖中所示的9個年份中，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率高于世界和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率的年份占7個。這說明，這一時期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

（二） 外匯儲備利用效率低

到2013年9月末，中國擁有的外匯儲備余額達到了3.66萬億美元，這些巨額的外匯儲備都用來做什么了？長期以來，我國的外匯儲備遵循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相結合的原則，并偏重安全性和流動性。基于上述原則，我國的外匯儲備長期以謹慎利用方式為主，因此，外匯儲備長期投資于各國的政府債券，尤其集中投資于美國長期債券，這種投資方式具有風險低但卻相對集中、收益低的特點。美國財政部2011年3月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在2010年6月突破萬億，截至2010年末達到1.16萬億美元，占外匯儲備的40.74%。在美國持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下，國債的收益率也將隨之走低，且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累計已經超過23%，這大大降低了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收益水平。外匯儲備收益性整體偏低反映出我國外匯儲備資產并沒有得到合理的利用。

二、成因及影響

（一）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成因及影響

從直接原因來看，我國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來源于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持續的雙順差，一般而言，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是不合理的，也難以長期維系。雙順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這又影響到了經濟增長轉型，從雙順差產生的原因中可以反映出這種影響。

1.儲蓄投資缺口。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儲蓄率一直高于投資率，形成了儲蓄投資缺口（見圖2）。

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看，任何一個國家經常項目失衡，必然表現為國內的儲蓄和投資不平衡。當總供給（國內生產總值）大于總需求（個人和政府消費、個人、企業和政府投資），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國內剩余的生產能力必然要尋求外部需求以保持平衡，出現經常項目順差；反之出現逆差。盡管我國的投資率居高不下，但儲蓄率更高，龐大的儲蓄一部分轉化成投資，剩余部分轉為經常項目順差。過高的投資率表明我國經濟增長過度倚重投資，而由儲蓄投資缺口所形成的經常賬戶順差表明我國經濟增長過度倚重出口，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卻相對較弱。這種增長方式不僅缺乏內生的動力，而且容易產生投資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增長轉型。

2.出口鼓勵政策。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很小，政府為了防范可能發生的國際支付危機，實施了包括出口退稅在內的一系列出口鼓勵政策，旨在提高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在這一政策的鼓勵下，中國的出口貿易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出口市場中的巨人。

但是出口數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出口質量的提高。我國的出口結構明顯不夠優化，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主要的表現有：在出口的商品中，中低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所占比重偏高，而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產品所占比重偏低；服務貿易的規模較小且提供的服務相對落后，集中在運輸、旅游和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輸出3方面，而在新型領域，如商貿、電信、金融、保險等的出口則較少；加工貿易出口所占比重過高，并且大多是勞動密集型加工。一國的貿易結構與一國的產業結構密切相關，落后的貿易結構影響了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從而不利于一國的經濟增長轉型。

3.FDI的流入。FDI的快速增長是造成資本賬戶順差的主要原因。中國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的FDI，原因有很多：第一，實施FDI的鼓勵政策，這些政策包含的內容有較低的稅率、免稅期長、隱形的補貼、免費的基礎設施、環保方面監管寬松以及優惠的用地政策。第二，中國的財政體制和機構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吸引FDI的動力很強。因為FDI可以大大提高地方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吸引FDI是衡量政績的一條重要標準，各級政府的各級官員都被分配了吸引FDI的指標，這一做法十分普遍，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一切代價盡可能多地吸引FDI。第三，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FDI的吸引力。

可以看出，盡管FDI促進了經濟增長，但這種增長也只是數量型增長而非質量型增長。有關FDI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表明，由于當前我國在吸引FDI的過程中存在著“重數量，輕質量”的傾向，并且對FDI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優惠政策，使得我國利用FDI的方式更加粗放，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并不顯著，而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負效應卻很顯著，這與我國經濟增長轉型的目標是相悖的。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超額外匯儲備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國長期以來持續的雙順差，進一步分析雙順差產生的原因則可以看到，中國的雙順差本質上是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并影響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轉型。因此，必須通過制定合理的產業結構政策，抑制這種雙順差的持續擴大，促進我國經濟增長轉型。

（二） 外匯儲備利用效率低的成因及影響

我國外匯儲備利用效率低主要是指，外匯儲備作為國家的資產，沒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從而無法實現較高的收益。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外匯儲備幣種結構不合理以及投資渠道單一造成的。從幣種結構看，美元資產占比超過70%，其他儲備貨幣資產的總和占比不到30%；從外匯儲備投資的資產品種以及投資組合來看，我國仍以投資美國國債等低風險、低收益的資產為主，收益不穩定和投資渠道單一成為我國外匯儲備投資不容忽視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的外匯儲備資產并沒有得到合理的配置，造成了國家整體資源的浪費，這與經濟增長轉型的目標是相悖的，經濟增長轉型要求資源的合理配置，資源要從低效部門流向高效部門。因此，外匯儲備的利用效率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優化，實現低效向高效的轉變。

三、提高我國外匯儲備管理水平的建議及其意義

提高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水平，既要控制好外匯儲備的增量，也要利用好當前的外匯儲備存量，兩方面結合，才能化解當前存在的各種問題，實現對經濟增長轉型的促進作用。

（一）控制外匯儲備增長的建議及意義

第一，改變長期以來“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的對外貿易戰略。（1）有效控制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擴大對資源性商品出口的征稅，這將有利于減少資源性商品的出口，從而降低我國的資源損耗。（2）取消對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的出口退稅和各種隱性補貼，由于成本增加，這部分企業的出口規模將縮小，有利于控制外匯儲備的增量。一些企業為了達到出口退稅的標準，還將努力提高自身的生產效率，采取低耗能、低污染的生產方式，從而促進我國經濟增長轉型。

第二，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吸收外資考核評價體系，引入技術含量、資源消耗、環境保護、新增就業等綜合指標，對FDI的引入應該逐漸由“重數量，輕質量”向“重質量，輕數量”轉變，取消對FDI的各種優惠政策，并引導FDI投向通訊設備、計算機等高新技術領域或是金融、保險和證券等金融服務業領域，增加其進入傳統領域的限制。FDI進入中國的門檻提高，一方面有助于緩解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壓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中國的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轉型。

第三，轉變對出口的過度依賴，積極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我國現階段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明顯。但一國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本國居民的福利水平，只有提高本國居民的消費，才能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我國居民的消費率長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還有巨大的消費潛力沒有釋放。如果能將這些潛力轉化成實際的購買力，則中國經濟仍然能夠保持持續快速的增長，并推動經濟增長轉型。

第四，改變官方儲備和民間儲備結構，真正實現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轉變。這種轉變有利于緩解由于外匯儲備過快增長導致的本國通貨膨脹壓力，為經濟增長轉型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二）提高外匯儲備利用效率的建議及意義

第一，科學安排進口。在人民幣不斷升值的背景下，對于國際市場上以美元計價的產品，人民幣的購買力增強。因此，我國可以利用超額的外匯儲備積極增加能源、技術的進口，可以考慮放開我國緊缺資源的物資進口配額，降低進口稅率，鼓勵大量進口緊缺物資；擴大進口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免稅范圍，鼓勵企業大量進行技術改造；加大石油和礦產等戰略物資進口，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加快經濟增長轉型。

第二，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繼續放開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管制，資金流動管理理念應由“寬進嚴出”向“均衡管理”轉變。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可以用來為“走出去”戰略服務。隨著我國經濟實力日漸雄厚，建立起一些優質的本土企業，這些本土優質企業應該積極尋求到海外投資，在國際市場上建立起我們的民族品牌。企業進行海外投資需要用人民幣購買外匯，這樣，一方面有助于貨幣的回籠，緩解我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外匯儲備的利用效率，使優質企業的規模不斷壯大，帶動我國經濟增長轉型。

參考文獻：

[1] 劉冬雨.中國外匯儲備的最優規模：理論與實證[D].濟南：山東大學經濟學院，2011.

[2] 李永剛.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影響及中國對策[J].財經科學，2011，（4）.

[3] 甘小芳，許少強.中國儲投缺口結構對經常項目順差的影響[J].世界經濟研究，2011，（1）.

[4] 余永定.中國的雙順差：根源及對策[J].中國金融，2006，（19）.

篇（8）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20

1理論和文獻分析

目前，學者們對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內涵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對其基本含義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筆者根據實證分析的需要采用了劉建國、李國平和張軍濤（2011）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定義：“全要素生產率是總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用來衡量單位總投入的總產量的生產率指標”[1]。

衡量經濟增長方式是否發生集約化轉型，學者們一般采用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來表示，即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除以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孫輝、支大林和李宏瑾（2010）使用生產函數法對中國各省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估算，得出中國各省資本產出彈性與國外相比是非常高的，證明了中國各省目前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資本投入而不是勞動和技術[2]。盧萬青（2013）使用索羅殘差法來估算多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通過國別對比研究發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3]。

通過對上文的理論分析，可以看到使用生產函數法，使用索羅殘差法從全要素生產率角度來研究經濟增長方式的范式是比較成熟的。因此，本文決定采取這種方法。

2模型建立和數據擇取

21實證模型建立

索羅（1957）是最早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理論分析和定量化研究的，提出了基于技術進步中性、規模報酬不變等假設條件下的總量生產函數，并對其進行一系列的數學推導和經濟學意義上的論證，總結出可以用于測算技術進步對總產量增長的貢獻大小，其方法思路是在總產量增長中減去勞動和資本對總量增長的貢獻，剩下的余值就是技術進步對總產量增長的貢獻，即所謂的索羅余值法[4]。本文采用這種方法和公式來建立的實證模型如下：

基于希克斯（Hicks）中性技術進步等假設條件，設立C-D生產函數：

Yt=AtKαtLβt（1）

其中，Yt表示實際產出，At表示全要素生產率，Lt表示勞動要素投入量，Kt表示資本要素投入量，α表示資本要素產出彈性，β表示勞動要素產出彈性。

22數據擇取

221實際產出Yt

本文采用河北省地區支出法生產總值和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指數（1978年=100）的數據，根據每年實際支出法生產總值（以1991年不變價格折算）=1991年名義支出法生產總值×對應年份生產總值指數（1978年=100）/1991年地區總值指數（1978年=100）這一公式，折算出實際產出Yt。

222勞動要素投入量Lt

勞動要素投入量是指就業人員在經濟活動中投入的勞動量。我國要素市場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價格調節機制，勞動要素缺乏市場化的價格定價。因此，國內學者們一般使用就業人數來表示勞動要素投入量，本文也將采取該方法，利用河北經濟年鑒中的就業人數數據。

223資本要素投入量Kt

大多數學者經常使用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要素投入量，這一方法能夠簡單、比較準確地估算出資本要素投入量，因此本文也將采取該方法，其計算公式：

Kt=It+（1-δ）Kt-1（2）

本文使用Ulrich RKohli方法來估算基年資本存量（1991年），方法是：K1991=I1991 /（δ+r）。其中：K1991為1991年河北省的資本存量；I1991為1991年河北省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δ為資本折舊率，比較常見的是將δ直接取值為5%；r為1991―2014年河北實際固定資產完成額的平均增長率。

根據上述方法整理出數據，如下表所示。

23模型檢驗

根據LnYt（即圖中LNY）和lnKt（即圖中LNK）、LnLt（即圖中LNL）兩個序列數據通過Eviews60軟件做散點圖，如圖1所示。

從圖1中可以看到，LNPY與LNPK之間的關系可以擬合為一條直線，證明本文所構建的線性模型Ln（Yt/Lt）=ln（At）+αln（Kt/Lt）是合理的。

3實證結果和分析

分別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結果如圖2、圖3所示。

從圖2中可以看出，河北省1992―2013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波動幅度比較大，其均值僅為001%，這反映了河北省經濟集約型成分增長緩慢。在1996―2000年間和2008―2013年間呈現出負增長的情況，期間分別有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后者對河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影響，不論是在持續時間還是波動幅度來說，都是遠超過前者，這既反映了河北省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也說明了其應付外部性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的脆弱性。一般地，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型特征越多，該經濟體應付外部性經濟危機的能力就越強，從這一點來看，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型特征是比較少的。

從圖3中可以看出，河北省1992―2013年間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波動幅度比較大，其均值為-217%，這反映出在這段時間內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在下降，結合圖2的結論來說，就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提升的作用雖然在緩慢增長，但其相對作用在不斷下降，特別是從2008年開始，這表明了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型成分不斷增多。

4研究結論

從實證研究的結果來看：目前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是一種粗放型特征為主導的以及其不斷增多的情況；該經濟體應付外部金融危機或是經濟危機的能力比較差，這進一步證明了其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型特征過多的現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是互相促進彼此增長的關系，很有可能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

從全要素生產率角度來看，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具有其特殊的地方，這表現在其產業結構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其失衡狀況比較嚴重，特別是產業之間勞動力轉移問題，僅憑河北省地方政府是無法徹底解決的，這涉及全國層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河北省本身經濟發展落后于大多數東部省份，這些比較發達省份大多也沒有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這說明了河北省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型還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河北省地區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瓶頸、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和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直接或間接與經濟增長方式集約化相聯系。面對這種困境，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應走上同時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二元策略[5]。

參考文獻：

[1]劉建國，李國平，張軍濤經濟效率與全要生產率研究進展[J].地理科學進展，2011，30（10）：1263-1275

[2]孫輝，支大林，李宏瑾基于生產函數法的省際全要素生產率估算：1990―2008[J].南方金融，2010（5）：10-13

篇（9）

一、 引言

北京市是全國政治和經濟中心，有兩股力量推動了北京市經濟不斷增長和結構不斷演進：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自發流動對北京市城鄉人口結構形成了沖擊；第二，全球化競爭和技術進步帶來的世界范圍內的分工和貿易改變導致的北京市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之所以強調城鎮發展的“協調性”問題，是因為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之后，北京市經濟正處于經濟增長的回落階段，資源環境約束強、各區縣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不協調、大量進城打工人員等待“城鎮化”等深層次問題的解決，如果經濟政策應對不當，諸多問題將因“協調性”而凸顯。文章在此背景下，排除掉其它差異性因素，首次提出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并采用跨度為三十五年（1989-2012）的北京統計年鑒數據，構建VAR模型，實證分析北京市城鎮化發展協調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演化關系。

二、 數據來源與指標選擇

結合指標選取的合理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以城鎮人口與常住人口之比U作為衡量北京市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指標變量，單位為百分比；以第二產業就業人數與總就業人數之比I作為衡量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指標變量，單位為百分比；以I與U的比值IU作為衡量北京市城鎮化發展協調性的指標變量，單位為百分比；以北京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逐年增長速度IS作為衡量北京市經濟增長的指標變量，單位為百分比。本文研究的時間跨度為35年（1978年～2012年），數據來源于對應年份《北京統計年鑒》和《北京區域統計年鑒》。

三、 北京市城鎮化發展協調性與經濟增長互動機制的實證分析

1. 單位根（ADF）檢驗。首先對變量IS和IU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

如表1所示，序列IS和IU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具有時間趨勢。取一階差分之后，D（IS）為平穩的時間序列，D（IU）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取二階差分后，D（IS，2）在10%顯著性水平下為平穩的時間序列，是二階單整序列；D（IU，2）為平穩的時間序列，是二階單整序列。根據時間序列分析方法，非平穩序列之間并不存在長期關系，因此在10%顯著性水平下分析北京市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機制。

2. VAR模型滯后期的確定。在進行檢驗前，必須確定VAR模型的滯后期，滯后期檢驗結果見表2。

如表2所示，滯后期為1時，4個評價指標FPE、AIC、SC、HQ都斷定是最優的，應建立VAR（1）模型。

3. Johansen檢驗。VAR模型Johansen檢驗采用CE中含有截矩項不含確定性趨勢項的方法，結果見表3。

從檢驗水平判斷，IS和IU的跡統計量在10%顯著性水平上有14.251 81>13.428 78和0.446 22212.296 52和0.446 222

4.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VAR系統Granger因果檢驗采用CE中含有截矩項但不含確定性趨勢項的方法的形式，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中看出，在0.1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原假設IU不是IS的格蘭杰原因，拒絕原假設IS不是IU的格蘭杰原因，檢驗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在短期內是城鎮化發展協調性的格蘭杰原因，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在短期內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

5.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為保障脈沖響應分析的有效性，需對模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模型的特征根都位于單位圓內，表明VAR（1）模型是穩定的。

脈沖響應如圖2所示，其中，橫軸表示信息作用的期間數，縱軸表示因變量對解釋變量的響應程度，兩側的虛線是脈沖響應函數沖擊響應的可能范圍，四條函數曲線依次為城鎮化發展協調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沖擊的反映。

從脈沖反應函數圖可以看出，系統對沖擊的反應是不穩定的。在樣本觀察期內，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對自身的沖擊隨著作用期間數增加而穩定增加，沖擊效應逐漸增強，增幅不大；經濟增長在短期內對自身具有沖擊效應，但隨著作用期間數的增加，沖擊效應逐漸減弱；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沖擊效應較小，隨著作用期數的增加，沖擊效應開始出現，沖擊力較弱，并逐漸收斂于某一穩定沖擊效應；經濟增長對城鎮化發展協調性的沖擊效應隨著作用期數的增加，由負向效應轉變為正向效應，并逐漸收斂于某一穩定沖擊效應。這一現象說明，在短期內，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對自身及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沖擊力度，能夠促進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和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對自身和城鎮化發展協調性也有一定沖擊力度，呈減弱趨勢，響應程度保持在相對較低水平。

6.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將VAR模型系統內一個變量的方差分解到各個隨機擾動項上，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進一步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相對重要性。本文運用方差分解法分析城鎮化發展協調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沖擊的貢獻度和相對重要性，方差分解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1）短期內，城鎮化發展協調性沖擊對其自身的貢獻最大，維持在在99.61%以上，且逐年遞減，遞減速度緩慢；經濟增長對城鎮化發展協調性的沖擊在短期中維持在在0.39%以下，而且逐年遞增，遞增速度緩慢。（2）短期內，經濟增長沖擊對其自身的貢獻最大，維持在92.75%以上，且逐年遞減，遞減速度緩慢。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的沖擊較小，維持在7.25%以下，雖然逐年遞增，但遞增速度緩慢。結合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與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在短期內，城鎮化發展協調性與經濟增長的相互沖擊較小，但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

四、 結論

本文基于北京市1978年～2012年的數據，利用VAR（1）模型中的Johansen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差分析，實證研究了北京市城鎮化發展協調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1）城鎮化發展協調性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關系，在短期內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明顯；（2）從脈沖響應函數看，在短期內，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對自身和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沖擊力度，能夠促進北京市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性發展和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對城鎮化發展協調性和自身的沖擊力呈減弱趨勢，響應程度保持在較低水平；（3）從方差分解看，城鎮化發展協調性的沖擊對其自身的貢獻最大，短期內承擔了全部99%以上的沖擊效應，且逐年遞減，遞減速度緩慢；經濟增長的沖擊對其自身的貢獻最大，短期內包攬90%以上的沖擊效應，且逐年遞減，遞減速度緩慢。

城鎮化發展協調性與經濟增長在長期明顯存在著均衡關系，在短期內兩者之間的沖擊效應雖然較小，但相互作用明顯。由此可以得到三個方面的政策啟示：第一，在城鎮化、工業化、經濟發展過程中，不能只注重眼前的發展，應該采取一種可持續的、著眼于未來的發展模式。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與新型工業化，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強大的物質保障和動力支撐；第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協調區域和城鄉發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促進第三產業發展、積極面對國際產業轉移、加大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增加進城打工人員收入，進一步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第三，統籌經濟結構和城鎮布局，降低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的摩擦成本和協調成本，促進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充分發揮出北京市具有的地區優勢及活力，使得資源獲得更好配置，技術得到更好改進，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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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引言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生產總值的大幅提升和較高水準的增長率，科技進步在這其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北京市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無論是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相對傾斜，還是地方所擁有的大量科技創新人才，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科技創新和進步的未來走勢。但我們的發展仍然主要依靠資本和人力的投入。是否在近幾年了經濟增長重點和方式的轉變？我們的經濟發展對科技進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

科技進步是包括有技術改進、技術效率提高、資源分配效率提高等的一定數量的資源投入以生產出更多產品的所有因素共同發生作用的過程。廣義的科技進步也可以理解為產出增長中扣除了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的貢獻份額，其他所有生產要素貢獻的份額之和。Ricardo很早認識到科技進步相對于勞動投入和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越發重要。Cobb Douglas提出的C-D生產函數成為了測算科技進步的基礎。Solow又將科學技術進步要素從其中抽離，用“剩余值法”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國內學者對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另一方面運用相關理論進行實證檢驗。在全社會研究方面，殷林森對我國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做了關聯研究。在區域研究方面，安寧對廣東省的科技進步、資金和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實證分析。劉勇則用灰色關聯度分析對廣東和全國的科技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進行了比較。國內學者在測算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樣本的局限性，各地區間的數據結論并沒有可替代性。北京作為科技發展極具代表性的城市，不僅掌握大量資源，更有精英人才助力，這些年來科技投入和進步是否真的對經濟產生影響。本文將結合1996—2011年的經濟指標和數據，運用生產函數對北京市經濟增長路徑進行實證分析。

二、理論模型假設

（一）模型假設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應用較為廣泛的生產函數，滿足索洛模型的全部假設。因此我們可將C-D生產函數和索洛余值法作為計量模型構建的基礎。主要是為了將經濟增長分解為來自各要入投入的貢獻。其基本函數形式為：

（二）指標選取

首先對數據進行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口徑的統一性原則的收集，選取1996～2011年為樣本區間，所有原始數據來自北京市統計年鑒。

1.總產出數據

選取北京市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我國經濟產出量的指標，用Y表示。為排除價格影響，將1996年作為基期進行調整。

2.勞動投入指標數據

標準勞動強度的勞動時間和從業人口數量均可以衡量勞動投入。基于我國數據的可得性，采用年末北京市全社會從業人數作為各年的勞動投入指標，用L表示。

3.資本投入數據

作為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存量，有涉及直接和間接生產以提供商品和勞務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數據無法精確統計，本文采取歷年北京市固定資產存量數據作為資本投入指標，以1996年為基期按不變價格進行了換算，用K表示。

三、模型估計與檢驗

引入C-D生產函數模型，通過Eviews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運用廣義差分法對模型進行估計可得：

對模型進行自相關檢驗，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α=0.05下不存在自相關，通過計量經濟學檢驗。另從統計回歸分析結果來看，變量間呈高度正相關。可得到：

四、科技進步貢獻率測算

對科技進步的貢獻率測算采用索洛余值法。其增長速度方程為：

變形得到

該模型中，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作的貢獻為扣除資本、勞動投入增長意外的其他因素之和。a為索洛余值，三者的平均增長速度采用幾何平均法。對科技進步貢獻率的測算根據北京市1996—2011年的相關數據，相應的資本、勞動和科技進步貢獻率分別為：

其中EA表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百分比，Ek表示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百分比，為勞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百分比。

據此計算北京市1996～2011年各要素的貢獻率，結果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科技進步對北京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平均值為43%。較前幾年的不穩定，近年來科技進步的貢獻作用呈整體上升趨勢。個別年份表現出來的貢獻率負值并不意味著這一因素對經濟增長起到了負作用，而是在測量期間某些因素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從整體來看，勞動投入對北京市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小，說明講求高效率的現代社會，更依賴于怎樣增加個人產出，大部分的經濟增長還是來源于資本投入。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并且離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實際上，科技、勞動力和資本之間都是相互影響和滲透的。如若沒有先進的科技進步作為支撐，有限的資源則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也會表現為經濟增長的質量不高。北京市作為政治經濟中心，國家給予的優先投入權、廣闊的發展平臺和充足的科技人才都給科技進步和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上表中所呈現的科技進步和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本持平的態勢也體現了北京市的增長轉型。要繼續保持并推動這一增長態勢，還須更好地發揮科技進步的作用，也可以提高資金的產出彈性。

五、結論和建議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北京市經濟主要依靠資本投入，科技進步的貢獻程度有待提高。首先，人力資本的正向作用呈下降趨勢，勞動力的投入也逐漸需要向高水平科技人才方面發展。一方面，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和資源在人才教育上，以達到人才資源優勢的積累；另一方面，通過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廣闊平臺吸引國內外人才，以人才的溢出效應帶動競爭，人力資本和科技進步的貢獻便可相輔相成。其次，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增加，與資本投入同時發揮主力作用。而隨著經濟發展，資本投入難以單獨發揮引領經濟增長的作用，只有在資本投入的同時注重技術創新活動，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增加資源的有效配置，才能更大程度地確保經濟增長的質量。

在以上結論的基礎上，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成為改革重點。（1）增加科技投入的全面性。科技進步和資本、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本來就是相互滲透和促進的關系。科技投入更要建立多元投入機制，爭取國家和地方政府的科技財政撥款，激勵企業成為新的創新主體，為市場注入活力。（2）優化資源配置。北京地區擁有其它地區無法企及的資源和優勢條件，這樣的條件更需要構建合理的動力機制和分配機制，根據投入的不同影響合理優化，逐步實現資源的有效合理利用。（3）科技活動常態化。政府需要引導企業通過資本和人力投入手段來加大研發活動力度，并與市場需求相結合，更多地解決民生問題，使科技活動更直接和持續地推動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張磊.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的互動性[J].科技管理研究，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