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特點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發展特點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是全民創業氛圍濃厚。目前全鎮共擁有各類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2234家，平均每6戶就有一個小老板，被譽為“安徽的溫州模式”，從事電子等產業的工業企業和加工制造個體工商戶852家，其中產值超500萬元以上的180家，超1000萬元的72家，超5000萬的12家，超億元的11家,超5億元的2家，擁有10家省級集團企業。全鎮有3家企業進入全省私企百強企業，3家企業進入全省私企出口創匯50強，88家企業通過iso9000論證，42家企業通過美國ul和歐盟ce、fcc、vbe認證，67家企業通過rosh環保認證，企業注冊的商標超過300件以上。農民人均收入的80%以上來自個私企業打工收入。

二是產業發展特色鮮明。__的工業主要有電子、光伏、光電、汽車摩托車零配件以及長毛絨玩具等十大門類，但以電子產業發展的規模大、水平高，其產值、稅收、從業人數都占到全鎮工業的85%以上。目前，全鎮高壓包、遙控器組裝企業共有400家，但配套企業就達800多家，使__形成一個大工廠，街道就是流水線，你的車間就是我的倉庫，我的倉庫就是你的車間，相互配套，相互協作，降低了成本，增強了競爭力。目前，高壓包和遙控器年生產量分別達到1.5億和4.5億只以上，正因為如此，省信息產業廳把__的電子產業集群列為全省四大電子產業集群之一。

三是經濟外向水平較高。全鎮有60%以上的規模企業從事對外出口生產經營業務，其中68家企業獲得了進出口自營權，出口產品涉及到5大類8000多個品種，遠銷歐美、中東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20__年出口供貨值達22.4億元。20__年直接出口創匯突破1億美元，成為安徽省首家以鄉鎮為區域出口突破1億美元的鄉鎮，并連續10年出口創匯名列全省鄉鎮第一。其中，電子產品占全部出口額的84%，被省商務廳授予安徽省電子產品出口創匯基地。電子產業馳名海內外，__諺云：“高壓包包攬天下，遙控器遙控東西”，__的遙控器，國內外市場三分天下有其一，高壓包三分天下有其二。

四是科技創新能力較強。近年來，__電子企業針對自身研發能力相對較弱的現狀，紛紛走“產學研”相結合的路子。部分企業已與中國科技大、合肥三十八研究所等30多所國內著名的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建立了穩定的技術合作關系，由他們幫助企業解決在生產、研發和管理中遇到的難題。興業、華宇、天富等企業還興辦了研究所，進行產品研發，先后開發生產出多功能遙控器、燒錄遙控器、可視門鈴、微型變壓器等新產品。目前，__民營企業擁有省級高新技術企業3家，滁州市民營科技企業35家，各類科技人員1000多人，專利38項。20__年以來，電子企業新上和利用原有設備轉產電動自行車充電器、控制器的企業已達34家；有17家企業通過招商引資和內外資合作的形式，聯合投資進入光伏產業，主要涉及多晶硅、單晶硅、破方、電池片和組件等生產環節，產業鏈條已比較完整，20__年，被省發改委授予“安徽天長光伏產業基地”。

在推進全民創業方面，我們主要抓了五個方面工作：

第一，營造氛圍，激發創業熱情。多年來，我們把營造創業氛圍，扶持引導全民創業作為產業興鎮、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點，致力于扶持能人當老板，引導企業上規模，培育產業成氣候。一是利用各種宣傳手段，深入宣傳國家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不斷激活民間投資，引導全民創業；二是正面引導，大張旗鼓地表彰成功創業典型，激發群眾創業的光榮感和積極性，把群眾的注意力和創造力集中到創業致富上來；三是對個體私營業主做到“服務零距離，服務零收費，服務零缺陷”，著力在全社會樹立“自主創業光榮、服務創業為榮”的良好風氣，營造“只要想創業就能做老板，只要是能人就能成老板”的濃厚創業氛圍。近幾年來，__鎮每年新增民營企業數量都保持在200戶以上。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解決了本鎮80%的勞動力就業、提供了農民收入約80%的來源，還吸納了外地農民工2萬余人，每年從__帶走打工收入2.5億元以上，全鎮形成了“人人有事做，家家無閑人，天天能賺錢”的喜人景象。

第二，打造平臺，推進產業集聚。一是建設產業發展平臺。我們搶抓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

范區建設的重大機遇，舉全鎮之力抓好省級__經濟開發區的擴容建設，每年投入的路網、供排水、供電、路燈、綠化等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在5000萬元以上，目前，開發區規模已擴大到5.8平方公里，累計投入基礎設施建設資金2.8億元，申請入園企業已達191家，其中146家建成投產，45家正在建設，企業總投資超30億元。此外，我們今年還在開發區通過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啟動了中小企業創業促進中心建設，建設標準化廠房和服務設施8萬平方米，進一步提升了開發區的承載能力。二是建設人口集聚平臺。產業的集聚需要人口的集聚作支撐，針對__用工緊張的瓶頸，我們一方面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引導農民向城鎮集中；另一方面按照城鎮規劃，加快面積為0.8平方公里的省級農民小康住宅示范村建設，現已基本完成了道路、電力、供排水以及路燈、通訊、綠化等配套工程建設。目前，示范村已入住居民1200戶，并且每年都保持400戶以上的農民洗腳進鎮。示范村建成后可安置農民3千戶，新增集鎮勞動力1萬人。三是建設行業自律平臺。我們在成立__電子商會的基礎上，通過支持商會開展活動，加強同質化企業用工、價格自律來提高商會的影響力，目前已發展會員企業180多家。企業競爭由惡性競爭轉變為合作競爭。四是建設公共服務平臺。我們根據產業發展不同階段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積極爭取和協調相關部門，先后成立了示范區管委會、中介信息服務、法律服務、物流服務、rohs指令檢測中心、融資服務、會計服務等公共服務機構，基本滿足了現階段企業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第三，破除瓶頸，化解創業難題。與其他地方一樣，__在全民創業中，也遇到了融資難、用電難、招工難、人才缺乏等發展瓶頸問題。為打破瓶頸制約，我們在融資方面已連續十年爭取到省農行對__企業直接授信，累計授信額度超過15億元，另外通過擔保公司等平臺，每年為出口企業融資1.5億以上。在電力保障方面，通過爭取，電力部門在__建設兩座35千伏變電所，其中一座今年將升級為110千伏變電所。在人才培養和引進方面，我們每年都聘請專家對企業老板、中層干部分別培訓兩次以上，我們還與南京大學合作舉辦“高級工商管理emba”培訓班，進一步提升了企業家隊伍素質。此外，我們還通過采取政府補貼的方式，幫助成長型以上企業招聘素質相對較高的辦公室主任，建立企業辦公室，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在招工方面，我們支持電子商會成立了“天長市英才勞務輸入服務中心”專門服務企業招工，同時，每年春節前后，我們都專門派人與外地勞動部門接洽，在媒體上做宣傳，介紹__產業發展狀況、工資待遇等方面情況，幫助企業招工。

篇（2）

一、旅游經濟活動的普及性，亦稱大眾性

旅游活動的初始階段只是王公貴族、達官富賈消閑尋樂的行為，后來又有一些文人騷客出于某種目的也加入到外出旅游的行列，但這些都表現為極少數人的個人行為。現代旅游經濟最明顯的特點是參加旅游的人數越來越多，越來越普及，全世界每年出境旅游的人數，2002年已近7.95億人次。旅游已不再是少數富人權貴們的專利，而成為普通大眾人人都可享有的權利。在我國，2002年國內旅游的人數高達8.7782億人次，參加者多是普通勞動群眾。現在，旅游已成為一種時尚，一種較高層次的消費需求，在人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它是人們追求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內容之一。人們通過旅游滿足了求新、求異、求奇、求知等多種心理需求，實現了自主、自樂、自娛、自教為基本內涵的體驗，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和完美。

現代旅游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青睞，還因為它是實現人們社會交往的一種獨特方式。通過旅游，人們可以在有限的時空中不受特定的政治信仰、宗教派別、社團宗旨的制約，接觸不同種族、國家、階層的人們，在自主、自由和輕松的氛圍中，溝通思想、交換認識，享受社交的樂趣。

由于各個旅游目的地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特定的人文歷史環境，形成了互不相同的文化內涵，正是這些特定的文化內涵，成為人們前往該地旅游的吸引力。游人通過與異地人們的接觸和觀賞，飽覽了異地的山水風光，了解了異地的風俗禮儀，接受了異地文化的感染，在交流的過程中得到啟迪和受到教育，其樂無窮。所以，旅游的發展和參與程度的廣泛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二、旅游經濟活動的全球性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交通運輸和通訊條件大為改觀，空間距離縮短，旅游突破了地域和疆域的界限，全球性的旅游經濟活動蓬勃開展。冷戰的結束，國際政治形勢趨于緩和，更加促進了跨國、跨洲旅游活動的開展。全世界每年數以億計出境的游客足跡遍布了地球七大洲四大洋的山山水水。

全球性旅游活動的發展又促使了國際投資中相當比例的投入到旅游服務業。以我國為例，據世界旅游組織（WTO）統計，截止至1998年，已有18個著名的跨國飯店集團涉足我國92家旅游飯店（Hotel）。從70年代末到1996年底，外資投資到我國旅游業資金已超過200億美元，其中旅游飯店150億美元，度假區20億美元，旅游景觀10億美元，度假別墅和公寓20億美元。旅游經濟活動已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資源正在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為全人類服務。

三、旅游經濟的產業化和運行的規范化

（1）旅游經濟產業化的標志有二：一是旅游消費需求的集中化；二是旅游產品供給的專業化。工業化進程不僅使社會物質生產極大的豐富，而且還使社會需求在結構上發生了深刻變化，促使國民經濟體系中的產業結構不斷地進行調整，一些適應現代社會需求的新興產業應運而生。旅游產業即是為適應人們的需求重心由過去保障生存的低層次物質需要，逐步轉向注重個性發展和精神享受的高層次需要變化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人們積極參與旅游不僅達到了愉悅身心，增進健康，陶冶情操，擴大交流之目的，而且也為社會提供了廣泛和集中的市場需求，為旅游經濟產業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為了適應旅游需求日益增大的需要，旅游產品的生產經營部門在效率和利潤的驅動下，必然要使自己的生產經營迅速集中，并從其它行業中分離出來，專門從事旅游產品的生產供給，成為向游客提供食、宿、行、游、娛、購綜合性一條龍服務的新興產業。這一產業的龍頭當屬旅行社，現代旅游經濟在20世紀能有如此大規模的發展，是和20世紀初英國的托馬斯?庫克旅游公司、美國的運通旅游公司和比利時的鐵路臥車公司興起并發展成為世界旅游業務的三大公司，以及為數眾多的旅行社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國涌現分不開的。旅游產業的興起與發展把世界旅游經濟推上了新的階段。

（2）現代旅游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規范運作模式，無論是國際旅游還是國內旅游，多是由旅行社作為主要組織者，將分散的游客組織起來，依托各類旅游企業和景區，按照預定旅游路線、活動內容和時間，通過提供綜合性的一條龍服務，滿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對于旅游服務，通過經驗積累和各國相互學習、借鑒，將游客經常的、重復的、必需的服務需要分別制定成標準，使旅游企業的行為規范有序。這種統一或近似的規范性不僅大大方便了游客的出游，而且又進一步推動了旅游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進程。

篇（3）

雖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距離服務經濟形成還有一定差距,但經濟發展中已經出現一些與服務經濟發展特征一致的發展趨勢,東部地區和一些大型經濟中心城市出現了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勢頭,為我國服務經濟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經濟發展水平與服務經濟形成的起點要求尚有差距

1.經濟發展水平依然滯后服務經濟形成的基本要求。服務經濟形成是以現代經濟充分發展為基礎,是工業化高度發展和經濟發展達到相當水平的產物。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發展階段,工業化進程加快及制造業加速發展仍然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另一方面,按現價美元計算,我國目前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剛剛突破3000美元大關,仍屬于中等偏下水平。根據服務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國際經驗,即進入工業化后期和人均國民收入達到2000~4000美元(1970年美元)的標準,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服務經濟初步形成的起點要求之間,尚有一定的距離。

2.服務業發展尚未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2008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分別為40%和33%,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41%,均低于50%這一服務經濟初步形成的基本水平。說明我國向服務經濟轉型還有相當距離(見圖1)。

(二)向服務經濟轉型發展的勢頭初步顯現

1.服務業持續快速發展趨勢顯現。一是服務業規模持續快速擴大。服務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872.5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73432.9億元,增長了84倍,30年來平均增長速度為10.8%,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年均9.8%的增長速度。

二是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穩步提升,2008年達到40.1%,比1978年的23.7%提高了16.2個百分點,表明30年來我國服務業發展取得長足的進步(見圖2)。

三是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我國服務業增長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從1990年的17.3%提高到2008年的42.9%,提高了25個百分點。盡管低于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但二、三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差距在逐漸縮小(見圖2),這表明長期以來我國僅僅依靠第二產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正在改變,由制造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國民經濟增長的新格局已經形成。

四是服務業逐漸成為我國吸納就業的主渠道。服務業從業人員比重由1978年的12.2%上升至2008年的33%,30年間上升21個百分點。從1994年開始,服務業已超越工業成為國內第二大吸納勞動力就業的產業,同農業從業人數的差距也在逐年縮小。在解決新增勞動力就業方面,服務業優勢更為明顯。1978~2008年間,我國新增勞動力3.73億,其中第一產業就業0.23億,第二產業就業1.42億,而第三產業吸納新增就業人員達到2.08億,占全部新增勞動力的55.8%。這表明服務業在解決就業方面發揮著第一、二產業難以替代的作用。

2.服務業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伴隨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服務業加快發展,且在結構調整升級方面也出現了許多積極的變化。

首先,代表服務經濟發展方向的現代服務業迅速發展。從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服務業增加值上升幅度最大的三個行業是房地產業、郵電通信業和教育文化廣播電影電視業,分別上升了6.7、3.84和2.2個百分點;增加值下降幅度最大的三個行業是批發零售餐飲業、金融保險業和交通運輸倉儲業,分別下降了5.4、5和3.19個百分點,其他行業的變動幅度不大(見表1)。這說明,代表服務經濟發展方向的現代服務業已出現快速發展勢頭,有利地促進了服務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表120世紀90年代以來服務業各行業增加值比重變化單位:%其次,現代服務業成為帶動服務業發展的動力。從服務業內部各行業的增長速度來看,1991~2007年間,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批發零售業及住宿和餐飲業等傳統部門增長較為平緩,增速基本上介于5%~12%之間;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特別是以金融、房地產等為代表的生產業,近年來出現了增速加快的趨勢,尤其是金融業,2004年至2006年的平均增速超過20%,遠高于其他服務行業(見圖3)。

三是新興服務業大量涌現,特別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服務業呈現高速發展態勢。如圖4所示,2007年包括租賃和商務服務、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新興服務業在內的其他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的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一。其中,1992~2007年期間,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產業就業人員年均增長達到19.5%;房地產業達到15.3%;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達到17.4%;科技交流推廣服務業達到19.5%,均保持在兩位數以上的年均增長速度。

四是傳統服務業現代化程度快速提升。隨著信息技術的滲透發展與延伸,大量現代化管理方式、經營組織、服務業態、技術手段被廣泛應用,商貿、餐飲、運輸、倉儲等傳統服務部門逐漸發生更新與產業創新,形成具有新型管理方式和營運業態的服務業。這極大地提升了傳統服務行業的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保證了傳統服務行業的持續性發展。

3.中國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快推進。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服務貿易發展迅速,服務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增加,我國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的步伐也在加快。

一是服務貿易快速增長。我國服務貿易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1982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的進出口總額基本上逐年增加,在1982~2008年26年間增長了68倍,年均增速為17.7%,為同期世界服務貿易平均增速的兩倍左右。

二是服務領域吸引外國資本的能力不斷提高。2008年我國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約為380億美元,是2000年的3.6倍,2001~2008年年均增長達19.3%;占全部利用外資的比例從2001年的21.6%提高到41.1%。

三是服務外包規模迅速擴大。2008年我國服務外包收入已接近80億美元,2001~2008年間年均增長達到20%以上。隨著國際服務外包產業轉移浪潮的來臨,國內和離岸服務外包需求的增加,以及政府對20個試點城市發展進程的進一步推動,未來幾年中國服務外包產業將進入高速增長階段。

四是服務業開放領域和水平接近發達國家開放度。從服務業內部行業開放范圍看,中國的服務業開放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涵蓋了《服務貿易總協定》12個服務大類中的10個,涉及總共160個小類中的100個。2006年底,包括銀行、保險、證券、電信服務、分銷等在內的100個服務貿易部門已全部向外資開放,占服務部門總數的62.5%。

4.大型經濟中心城市出現服務經濟加快發展態勢。首先,大型城市成為我國服務經濟發展的主要承載地。2008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共有287個,人口超過50萬人的大型城市占80%。

全部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的服務業增加值為72658億元,占全國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72.6%,比2006年提高了3.4個百分點,出現了服務業向城市,特別是大型城市聚集發展的趨勢。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型城市和全國性、區域性經濟中心,服務業加速集聚的態勢更為凸顯,出現了高端服務業和創新業蓬勃發展,形成CBD、金融街、物流園區、創意產業園區等服務業高度集聚的發展區域。

其次,大型經濟中心城市出現服務經濟加快發展態勢。200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服務業增加值占地區GDP的平均比重已經達到46.2%,高于全國40%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國共有13個城市的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或超過50%,其中,除張家界和固原之外,其余11個城市均為直轄市和省會城市,涵蓋了我國主要的全國性及區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其中,北京市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已經超過70%,居于全國領先水平。

表22007年全國服務業發展領先城市的產業結構單位:%再次,東部沿海地區大型城市初步具備服務經濟發展條件。東部地區是我國經濟水平領先的區域,服務業發展也居于全國領先水平,2008年東部地區服務業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已經超過62%。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服務業的加快發展,東部地區大型城市已經或接近具備服務經濟形成和加快發展的條件。如表3所示,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大連、廈門等城市,人均GDP已經達到2000~4000美元(1970年美元)水平,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50%左右的水平(除大連外),已經進入服務經濟的初步形成階段。此外,杭州、青島、南京、沈陽等城市的人均GDP和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也已接近服務經濟形成的起點標準。說明,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大型經濟中心城市已進入服務經濟形成或加快發展階段,成為帶動我國加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龍頭和基礎。

表32008年東部地區部分城市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及人均GDP(三)我國向服務經濟轉型發展還面臨多重約束總體來看,我國距離服務經濟的真正形成尚有相當差距,在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發展過程中,還將面臨多種因素的制約。

1.服務業發展總體水平偏低。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偏低,突出反映在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兩大關鍵指標上。目前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僅為40%,而全球經濟中的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平均水平已經達到65%,其中,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已經超過70%,低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則分別為53%和50%。可見,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不僅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落于發展水平相近的中、低收入經濟體。中國與巴西、俄羅斯、印度及南非并稱金磚五國(即金磚四國Brics加上南非)。與其他四國服務業發展水平相比,中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長期處于較低水平,比印度大約低10個百分點,而與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的差距還在持續加大(見圖5)。

(四)我國向服務經濟轉型發展面臨嚴峻的制度障礙

二、影響我國服務經濟發展的主要制度障礙和問題

(一)服務領域多元化市場主體發育和企業制度建設滯后

(二)要素和服務市場發展改革滯后,市場機制作用不強

(三)監管體制和方式亟待改革創新

(四)政府職能轉變滯后

篇（4）

第一點，以增進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公民福祉為核心。因為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而公民福祉又是發展的核心。目前中國人口存量已超過13億，達到13.1448億。近幾年，年出生率12.1‰左右，年死亡率6.8‰左右，年自然增長率5.3‰左右。按此計算，年人口凈增量近700萬，十年凈增人口近7000萬。中國的發展以13億人的價值和13億人的潛力的發揮為中心，旨在滿足13億人的基本需要，并促進每位成員的全面發展。這實在是舉世無雙的事情，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首先應強調這一點。

第二點，充分挖掘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巨大制度潛力。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它有若干質的規定性，這個制度是有潛力的。在所有制問題上，在調節機制問題上，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結合。中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這種新的體制模式，在全世界190多個國家和經濟體中，大致只有三個，中國、越南和老撾。應該說，在探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結合上，中國是最早的國家。這種“內在結合”的巨大制度潛力，正在釋放過程中，并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又一特點。

第三點，努力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市場廣闊和作為后發國家三大優勢。一是勞動力資源豐富。目前，中國16歲以上，60歲以下且已就業的勞動者約有7.6億多人，勞動力隊伍龐大且成本較低，這是很大的優勢。二是擁有廣闊的市場。從商品市場來看，近幾年中國每年的社會商品零售額七八萬億元人民幣，2006年進口貨物8000億美元。從資本市場來看，29年來，中國引進外資7000億美元，相當多的國外企業到中國大陸投資，就是因為看中了中國大陸的市場。三是后發優勢。隨著信息革命和生物技術革命的到來，無論是老的工業化國家，還是新的工業化國家，都處于同一個起點上，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我們正在發揮并利用這種后發優勢。

第四點，著力實行有中國特色的“四輪推動”，即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四大支撐。

第五點，在更大范圍內推進有中國特色的“五位一體”建設，即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經濟建設重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建設重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文化建設重在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建設重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建設重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五位一體”的建設，基本宗旨是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中國自己的貢獻。研究發展模式，應該有此廣闊的學術視野。

緊扣一個核心，整合兩種制度，發揮三大優勢，實行“四輪推動”，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特點。

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的“四輪推動”

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四大支撐力最。

(一)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

目前，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3.1％；制造業的總產值占全社會物質總產值的比重是67.4％。按照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中期工業產值應超過40％、制造業產值應超過60％的經驗，中國現在處于工業化中期，并且加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生產國。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拒絕復制前工業化國家“危機轉嫁”等傳統模式，使中國的工業化必須探索新路。這里所說的“新路”有兩層含義：一是要有別于“傳統的”工業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二是要有別于當今世界別國的工業化，真正走出一條“中國特色”道路。這種“新型工業化”與“有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的交叉結合，即是“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可概括為下列“五個結合”：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與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緊密結合。中國推進新型工業化，著力把工業化建立在科技創新的基礎上，重在提高技術進步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是區別于以要素(主要是資本)大規模投入為特征的舊式工業化的標志之一。同時，鑒于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較低的特點，努力尋求提高科技含量與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的結合點，以此形成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相結合的多層次工業發展格局，進而提高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發展城市工業與發展鄉鎮工業緊密結合。中國有600多個大中小城市，這是中國工業的重要增長地。同時，鑒于全國密集著3.5萬多個鄉鎮，也是中國工業增長的“沃土”之一。20世紀80年代期間，鄉鎮工業的數量、就業人數和總產值分別以年均26.6％、11.2％和29.6％的速度增長。到90年代，中國鄉鎮工業的產出占到工業總產出1/3左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勢。近年來，中國鄉鎮工業的技術、裝備水平迅速升級，從廣東、山東、江蘇、浙江等新興工業化地區的發展來看，新式武裝的鄉鎮工業已成為中國工業化的一支重要生力軍。

第三，推進工業化進程(特別是重化工業發展)與資源節約利用和環境保護緊密結合。傳統工業化在增長方面的所謂“輝煌”，是以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生態的破壞為代價的。不少發達國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相對薄弱的國家。傳統的以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生態破壞為代價的工業化道路不符合中國國情，特別是在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之后，只有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之路。“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單位GDP能耗五年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五年降低10％的目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節能減排已成為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的明顯特征之一。

第四，工業結構轉型與經濟體制轉型緊密結合。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推進過程中，是以基本穩定的體制結構為基礎的，雖然也有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但全面的體制轉型以及社會轉型并不突出。中國是一個不發達且處于轉型中的國家，工業結構轉型與體制轉型這“兩個轉型”扭在一起，無論是微觀領域的工業企業的體制模式，還是宏觀領域的政府管理工業模式，都對工業化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五，工業化過程中利用外資與獨立自主緊密結合。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對外開放中不斷推進的。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給中國的工業發展帶來了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的巨大歷史機會。

中國正是利用全球化和“后發優勢”，有效吸收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在較短的時間內造就了發達國家用很長時間才造就的工業化格局。同時，鑒于中國是一個走獨特道路的大國，頗為注重在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中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存在投資、技術、貿易、環境等壁壘的情況下，中國在堅持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中，尋求利用外資與獨立自主的最佳結合點。

此外，在當今世界新技術革命特別是信息革命迅猛發展的條件下，推進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面臨一個與信息化的關系問題，這是當今世界各個推進工業化國家(以及像英國這樣的工業化發達國家)共同面臨的新挑戰。中國緊緊抓住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化的歷史機遇，將工業化和信息化結合起來：一方面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特別是注重發揮信息化在工業發展中產生的“倍增效應”和“催化效應”；另一方面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為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信息技術的研究開發提業支撐，著力將信息化與工業化融為一體，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

(二)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

城市化在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值得關注：

第一，中國城市化走的是一條“城鎮化”道路。國際上一般稱“城市化”，而中國的城市化是將鎮(指鎮本級)納入其中的，故稱為“城鎮化”。長期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比較緩慢。改革開放后，城鎮化率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6年的43.9％，28年間提高了25.9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加0.93個百分點，特別是1996年-2006年間，城鎮人口比重從30.48％提高到43.9％，年均提高1.34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到2015年前后，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可能達到55％左右。

第二，中國城鎮化走的是“立體網絡型”的協調發展之路。所謂“立體網絡型”，即以大城市為中心、中等城市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鎮為基礎，以大帶小，協調并舉，構筑一個容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立體網絡。這是一條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

第三，中國城鎮化采取的是區域布局“差別化”推進方略。所謂區域布局“差別化”，表現在中國的東部重點是豐富城鎮內涵、提高城鎮化質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鎮帶、都市圈、大城市連綿區；中部重點是大力發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扶持區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則控制小城鎮無序發展，優先發展大城市，有重點發展中等城市，將超出環境承載容量的人口向區內大中城市和東部沿海遷移。

第四，中國城鎮化與體制轉型緊密結合。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入城市或城鎮，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遷，相應地要求進行體制轉型。中國為實現城鎮化目標，應著力打破城鄉分割的格局。一則，打破城鄉人口管理的二元體制，改革戶籍和社會保障制度，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有序轉移；二則，改革城鄉管理體制，為簡政放權、改進政府管理方式創造條件。可見，中國上述的城鎮化戰略，與西方國家的城市化明顯不同。

(三)中國經濟的市場化

中國曾經是一個計劃經濟體制根深蒂固的國家，需緊緊抓住體制轉型這一鏈條，由到核心，逐步“攻堅”。現在，市場調節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已達到95.6％，生產資料達91.9％，農副產品收購達97.7％。從國際上看，中國市場已成為世界競爭激烈的特大市場。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

目前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也遇到了如何繼續深化的難題：國內方面，要素市場市場化程度還較低，企業、政府以及其他相關方面等適應市場化的程度還有距離，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各種體制性機制依然存在，行業壟斷、地區封鎖、行政壁壘等仍在妨礙公平競爭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動。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是實現要素市場的市場化，包括資本、土地、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和職業經理人市場等。國際方面，應破除進入全球市場過程中“國際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實現圍內市場與全球市場的對接。

(四)以全球思維推進國際化，并以獨立自主的大國姿態參與全球化

篇（5）

2006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居主要發達國家之首，為3.3%，主要原因是就業市場強勁，失業率大幅度下降，以及企業獲利增長所支撐。2007年美國經濟增長預計降到2.2%，比IMF以前的預測下降了0.7個百分點，2008年可望回升到2.8%。主要原因是受房地產市場疲軟不振，以及企業投資減緩影響，但隨著時間推移，房地產市場降溫走緩并趨穩后，2008年美國經濟可望重拾增長動力。

近期，對美國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分歧較大，IMF在維持全球今年經濟增長率4.9%不變的基礎上將美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測從2.9%下調至2.2%，其它一些機構也下調了對美國經濟增長的預測。但從整體看，盡管美國的住房市場正在降溫，但尚未擴散到其他經濟領域；油價回落緩解了通脹壓力，令經濟增長進一步減緩的風險降低；出口增長繼續超過進口增長，個人消費支出也在持續增長，但是次級房貸市場問題加劇可能影響經濟復蘇。因此，總體上看，美國經濟目前正以一種“可持續的速度”在增長。

按照IMF預測，歐元區經濟2007年和2008年均將增長2.3%，增速低于2006年的2.6%，其主要原因是貨幣和財政緊縮效應及外部需求下降。盡管德國消費有所降溫，但歐元區經濟到目前為止仍保持良好形勢。2007年英國經濟可望增長2.9%，增速超過去年的2.7%，法國經濟可望保持去年的增速，德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經濟增速則可能有所下降，但降幅均低于美國。

由于私人投資增加、企業盈利強勁和出口貿易回升，日本經濟2007年和2008年將分別增長2.3%和1.9%，而去年增速為2.2%。日本經濟近期的增長前景主要取決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消費開支反彈能否持續。隨著企業繼續擴大生產能力和增加雇工，日本失業率已下降到9年來的最低水平，申請就業成功率則上升到1992年以來的最高點。就業和收入增加有利于消費開支擴大。

篇（6）

提要：

本文根據《中國經濟史·清代經濟卷》，參以師友與時賢的研究，從生產力、生產關系諸方面闡述了清代前期封建經濟發展的特點與水平。作者認為，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在清代前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不僅經濟總量增長，經濟結構、制度形式、經濟運行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特別是其間有新的因素顯現。但從更廣闊的范圍看，當時的生產與交換以家庭勞動為基礎，落后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與交換的經濟，落后于近、，落后于資本主義。

關鍵詞：

清代前期、經濟發展、家庭勞動、雇傭勞動

《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緒論》的開篇中說：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有重大發展，諸如糧食生產、農業和手的商品生產、市場一體化，以及財政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發展變化，均大大超越前代。清代社會經濟是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高峰。筆者在此所關注的，只是它的特點和水平。

這里，筆者根據《中國經濟史·清代經濟卷》，參以師友和時賢們的研究，試行撮要歸納為12條，分別敘述如下：

一、 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總量與家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清代與前代一樣，以農立國，但土地的墾辟有很大成就。康熙二十四年耕地約600萬頃，嘉慶十七年增加到近800萬頃，前夕估計在800萬頃到850萬頃之間。人口也從順治年間的一億多，增加到前夕的四億一千多萬。只此兩項已可見清代前期社會經濟發展的規模。糧食產量，考慮到復種的發展、玉米和番薯的引進，總產和畝產都有增長。據郭松義教授估算，前，全國平均畝產239市斤，糧食總產量274 509百萬市斤，人均占有糧食653市斤。如果把全國劃分為北方旱作區和南方稻作區，則北方平均畝產114市斤，總產量60 123百萬市斤，人均占有464市斤；南方平均畝產344市斤，總產量214 386百萬市斤，人均占有737市斤。南方的農業生產水平，總體上要高于北方。這個估計并不包括糧食而外的商品性農作物，如棉花、蠶桑、苧麻、煙草、甘蔗、茶葉、藍靛、花生等等的種植均有發展，其中棉花、煙草、甘蔗、花生等的種植，發展尤為顯著。據估計，清代前期商品性農作物的播種面積大約占全部耕地面積的1/10左右。至于清代前期的手工業和商業，都有空前的發展，下面有專條論述，這里暫時不提。

這里要說的是全國人口的構成。據郭松義教授估計，前，農業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9/10。其中，大概自耕農占四成到四成五，半自耕農占二成到二成五，佃農占三成五到四成，農業雇工占百分之一、二。這里農業雇工不包括臨時打短工的人數。非農業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1/10。其中，大概手藝工匠、礦工、航運工人等占三成，地主紳衿占二成五，商人和小販接近一成五，各級吏役兵弁占一成，鹽灶人戶占一成，從事牧畜業和游民、下層求食者各占百分之五、六至七、八。此外，在前夕，全國的城鎮人口不超過全國人口總數的6%，人口的城市化比例還是很低的。

僅僅根據以上的兩類數字，我們就可以推論，中國封建經濟到了清代前期，已經發展到了它的高峰。不過，生產和交換的發展是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雇傭勞動雖然已經存在，但數量不大，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還低，作用并不顯著。所以，在勞動生產率時，就不應該采用適應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計量生產和交換的概念和，而應該采用適應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計量生產和交換的概念和方法。因此，李伯重教授提出了農民家庭勞動生產率的概念。他認為，應該按照一個農戶在一年內生產出來的產品總量計算，包括農業產品和手工業產品，自給部分和商品部分，統統在內。他說：農民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其勞動生產率并不等于農夫和農婦二人勞動生產率的簡單總和。這是因為合理的經營規模和合理的勞動分工，能

夠使農夫和農婦的勞動更好地彼此協調，以及使得農民家庭中的輔助勞動力更好地得到動員，從而產生更高的綜合勞動生產率。這里要申明一句，清代前期農業生產工具的變化不大。縱然如此，根據他的估算，清代前期農民家庭勞動生產率還是有所增長的，而不是停滯或者下降的。李伯重教授是根據明清時期經濟發展的先進地區江南的情況估算的。因此，隨著江南地區先進技術和生產結構向四方擴散，受益地區的農民家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應該是更為顯著。

在家庭勞動生產率普遍增長的基礎上，清代前期的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商品性生產、自給性生產總量都分別達到了上的高峰。

二、 土地分配中出現的分散趨勢顯著

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分配情況，始終是人們關注的熱點。清代，大規模實行暴力強制以改變土地分配狀況的現象，只在清初發生過。清初圈占民地為旗地，以及施行更名田政策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現。此后，雖然各地還時有強占、強買的現象發生，暴力因素在土地分配中的作用是越來越不明顯，越來越不普遍了。改變土地分配狀況的機制，一般說來，是通過分家繼承和買賣、典押和轉讓。隨著地權和佃權的分離，佃權像地權一樣進入流通過程的現象日益普遍化，因此，所謂土地分配狀況，就不止包括地權的分配，還包括佃權的分配。這時候，國家，還有宗族，對于地權和佃權買賣、典押和轉讓的干預也大大地減弱了，土地買賣的自由程度是空前地提高了。可以設想，與佃權和地權流通相對應的，是一個相當龐大的貨幣流通量。地權和佃權與商品貨幣關系如此緊密聯系，形成了土地集中與分散，地主、自耕農、佃農新陳代謝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運行機制。這是歷史上土地買賣的重大發展。

土地分配的因素很多，比如官田、旗地的民田化，宗族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發展，地租轉化為高利貸和商業資本，高利貸和商業資本投入土地，等等。這里只談主要的兩個。一個是農業生產中剩余的積累速度。從上說，農業生產剩余分配在地主和農民手中，扣除了地主和農民全家的消費基金以后，剩下來的都可以作為積累基金，用于購買土地。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還是隨著地主制經濟的發展而增強的。但是，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受到了一個使土地分散的因素的制約。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里通行的遺產多子均分制度。一戶人家，不管有多少個兒子，都可以分得其家產的一個部分。所以，通過遺產多子均分制度，一個大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幾個小土地所有者，一個小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幾個窮困人戶。在所說的這兩個因素中，一般說來，積累農業生產剩余、兼并土地的速度是緩慢的，而分家析產則大約30年一次，是比較頻繁的。清代前期，30年內使土地增加一、二倍的家庭是不多見的，而參與分家的兄弟超過一、二人的家庭則是相當普遍的。準此而論，土地的分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實上，由于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清代前期的土地分配，雖然是時有集中，時有分散，此地集中，彼地分散，發展極不平衡，但總體看來，并不像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是十分集中、日益集中的。根據江太新教授的研究，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區是存在的，同樣，土地高度分散的地區也是存在的。這兩者都屬于極端現象，不可以據以概括一般。一般情況是，土地的40%到50%集中在地主手里，土地的50%到60%掌握在農民手里，亦即土地是分散的，至少不像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集中。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分散的趨勢還有所發展。清代前期，人均土地占有量下降，紳衿地主衰落，庶民地主增加，自耕農普遍發展，每戶地主和農民平均土地占有規模日益縮小，都是土地分散化的具體表現。三、 租佃關系的演變與佃農中農化趨勢的

在地主制體制下，地主的土地，除了極少量自己經營外，絕大多數是用來出租以收取地租的，這一點始終沒有變化。但是，具體的租佃形式卻是隨著的發展而變化的。清代的情況是這樣的：嚴格隸屬關系，亦即勞動者作為土地附屬物的佃仆制度，只在部分地區存在，而且日益趨于衰落。明清時代的新型租佃關系，即擺脫了嚴格隸屬關系的分成租制度和定額租制度，在向前發展。而且，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佃農支付代價取得耕作權的永佃制度和押租制度。這三類租佃關系，標志著租佃關系依次發展的三個階段，它們的發展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當然也是不平衡的。

這里要強調的是，通過這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和類型，可以看出：

佃農與生產資料的關系方面：在嚴格隸屬關系下，進入租佃關系的勞動者是一無所有，他們住主屋、佃主田、葬主山之后，就喪失了自身和家人的自由，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依附農。擺脫了嚴格隸屬關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額租制下的佃農，他們多少不等地具有土地而外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分成租制下，他們所有的不多，還要靠地主補足。在定額租制下，他們可能具有全部經營資本，經濟實力，一般而言，較之分成租制下的佃農，要殷實一些。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農，他們不但自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且還有能力支付佃權的代價，他們的經濟實力，與分成租制和一般定額租制下的佃農相比，是更為殷實的。

主佃關系方面：在嚴格隸屬關系下，勞動者處在地主的直接統治之下，沒有人身自由，不得自由離開土地，不得自由出雇，不得自由婚嫁，他們處在低下的等級地位，到封建法庭上不得與地主平等相對。擺脫了嚴格隸屬關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額租制下的佃農就不同了，他們取得了與地主平等的地位，可以自由離開地主的土地，自由出雇，自由婚嫁，他們雖然還要聽從地主的役使，但與佃仆一類相比，是少得多了。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農，由于他們的經濟實力較強，無求于地主，納租而外，兩不相問，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地位，一般而言，比前此是好多了。

分配關系方面：從嚴格隸屬關系到享有佃權的佃農，他們應負擔的勞役地租部分，是隨著租佃關系的發展而減少的，到了享有佃權的佃農，其勞役地租部分，一般而言，都消失了。交納分成租的佃農，隨著分成向定額的轉化，應納的實物地租數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削減。當然，也有分成向更高定額的轉化現象，但大量的是減少而非增加。享有佃權的佃農，由于享有部分所有權，可以保留一部分地租在自己手里，應交納的地租數量，當然會相應地減少。如果考慮到佃農工農結合體生產的發展，則定額地租在佃農家庭總產量中的份額，更可能是下降的。結合這兩個因素來看，隨著租佃關系的發展，一般而言，這個時代的地租剝削率，不應該是上升，而應該是下降的。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的情況，我們可以滿有把握地說，隨著租佃關系的發展變化，佃農中農化的傾向愈來愈明顯，永佃制和發展了的押租制就是佃農中農化的最顯著的標志。

四、 農民經濟向商品性生產和手生產傾斜以及農民小商品生產者化

明清時代，佃農和自耕農是農民經濟的主體。在地主制經濟體制下，農民經濟是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結合，又是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結合，可以說是一種兼業化的二元經濟(二元經濟是馬克NFEB3教授用語）。農民經濟的這一雙重結合，在清代的顯著變化，是向商品性生產和手工業生產的傾斜加強。農民經濟的這一雙重結合又是以自有或佃入的土地作為基礎的，從而，清代前期土地占有的分散化又促進了傾斜的加強。通過上升運動和輻射運動，農民經濟的商品性生產和手工業生產日益普遍，農戶的農業和手工業產品的商品率有明顯提高。因此，在農民經濟中形成了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方行教授指出，它包括：自給型生產、半自給型生產、為溫飽的交換型生產、為利潤的交換型生產四種。他說：從清代前期的情況看，第一種類型的生產還占有一定的比重，特別是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方更是這樣。第四種類型的生產雖有增加，但為數仍然很少。只有第二種類型的生產有比較普遍和大量的增加。第三種類型生產也有明顯增加，但它在整個農民生產中的比重卻仍然不是很大。這就是說，清代前期農民生產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自給性生產為主，商品性生產為輔的農戶有大量增加，自給性生產為輔，商品性生產為主的農戶也有一定增加，但為數并不很多。李文治先生根據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不同類型，對農戶產品的商品率分別作了估計。他認為，以中等戶計，買布而衣的種糧戶，產品的商品率約為30%到35%，以種糧為主兼營植棉紡織的農戶，黃河流域20%到40%，長江流域23%以上，以植棉及蠶桑為主兼事紡織的農戶，60%到80%，棉蠶以外其他經濟作物同糧食作物混合生產的農戶，一般在30%以上，50%到60%者占大多數，高者可達80%。商品率是相當高的。有的學者因而強調此時小農已轉化為小商品生產者。我認為這種說法，以之說明少數地區的情況，或有可能是正確的，以之概括全局，就有點太夸張了，應該說此時小農正在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正在小商品生產者化。

這里需要回答一個：此時，這樣的農民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嗎？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這時的農民還沒有擺脫農民地主相互循環依存的圈子。地主由于分家繼承和遺產多子均分制度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大地主變為小地主，小地主變為自耕農，而自耕農又可以通過勤奮勞動，積累財富，購買土地，轉化成為地主；或者，經營不善，抵御不住天災人禍，喪失了自己原有的土地，不得不佃種地主的土地，轉化成為佃農；或者變成一無所有，不得不受雇于地主的雇農。由此可以看出，地主經濟的發展是以小農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為其基礎和條件的，而小農經濟的發展和分化必然導致地主經濟的發展與繁榮，這要算是一條。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它所從屬的地主經濟的性質，從而小農經濟構成了地主制經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地主制經濟下，農民和地主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所以，農民經濟和地主經濟組成的單位經濟實體，并不是穩定的、恒常不變的，而是處在經常變動和新陳代謝之中。地主制經濟的生命力就是依靠這一變動不居的新陳代謝來維持的。五、官營手工業衰落，以兼營為主要經營形式的家庭手工業普遍發展，少量手工業工場出現在整個明清社會生產中，農業而外，還有次于農業的手工業。農業和手工業構成當時國民經濟的兩大生產部門。明清時代，手工業經歷了一個從官營手工業占統治地位到民營手工業占統治地位的發展過程，此乃前此所無的變化。

明代官營手工業占統治地位。官營手工業是依靠強制手工業者勞役來經營的。明初，國家把手工業者編人匠籍，稱為匠戶。隸匠籍者按例不準分戶，世代相承，永充不變。匠戶必須向封建政府提供一定的徭役，然后才有為自己的作活時間。勞役形式分為住坐、輪班和存留三種。凡籍隸京師就近當班的工匠為住坐，籍隸各行省赴京應役的為輪班，留存本省地方官局服役的則為存留匠。成化二十一年明政府改變征發輪班服役制為出銀代班制，嘉靖四十一年規定輪班工匠每名每年征銀四錢五分，由勞役改為以銀代役，叫匠班銀。至于住坐工匠以及存留工匠，則沒有什么變化。在這一制度下，明代官營手工業，如礦業、瓷器業和造船業等獲得了突出的發展。

清代順治二年，清政府廢除了匠籍制度。此后，官營手工業規模縮小。官營手工業和公共工程中使用的匠役，改為一種計工給值的雇募制。對民間絲染織手工業者，則用承領機帖、輪值等方式加以控制和利用。又，隨著匠籍制度的廢除，清政府從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間改變了礦業政策，特別是對于供鼓鑄制錢原料的銅礦、鉛礦和作為銀貨的銀礦，準許各省任民采取。對鐵礦、煤礦也采取了比較放任的政策。因此，清代礦業手工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從采礦冶金業看，尤為明顯。銅礦乾隆盛時大約年產銅1 500萬斤左右，貴州鉛年產最高達1 574萬斤，前全國年產鐵5 000萬斤以上。礦業中間，使用雇傭勞動不少，但個體戶仍然很多。據董孟雄教授，云南銅礦業中，正是在個體專業戶中，發展出了爐、石曹、炭、馬專業戶組成的聯合經營。

銅礦業中的現象并不是唯一的。據徐建青教授研究，在發達的江南絲織業中，許多工序都獨立為社會分工的一個行業。在景德鎮陶瓷業中，瓷土、制坯、繪彩、燒窯形成幾大行業，每一行中又分為一系列專門工作。井鹽業中，有井戶、汲戶、筧戶、灶戶，還有牛戶，專為使用者提供牛力。佛山鐵器業中分為土針、鐵鑊、鐵磚、鐵線、鐵釘等行業。甚至造船業和造紙業等行業中，也有類似情況。這都表明工礦業中，行業內分工發展。但的內部分工，除少數行業外，并未有相應的發展。

清代前期，構成城市手工業主體的仍然是獨立的個體手工業者。除兩京外，還形成了某些手工業的重要產區。如蘇杭的紡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景德鎮的制瓷業等等。全國各大城市和市鎮中差不多都存在著磨坊、油坊、機房、紙坊、醬坊、銅作、漆作、鐵作等大大小小的手工業作坊。鄉村中，有手藝人走鄉串戶，在那些不便的偏遠地區，他們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此外，隨著鄉村手工業的普遍發展，有一些手工業者集中到城市和市鎮中來，雖然他們未必都同農業割斷了聯系，但畢竟具體地表明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趨勢。一些不適宜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行業中還出現了少數的手工工場。

清代前期，發展得最為普遍的是農民的家庭手工業。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從事手工業，不但增加收入，還可以充分利用農閑時間和農業閑置勞動力，是最合理的經濟結構。這種結構這時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突出的表現是，棉紡織業由江南擴散到華北、華中、華南，桑蠶業也在江南、廣東、四川普遍興起。全國各地，許多農家根據各自的資源優勢，選擇有利的副業進行經營。農民家庭經營手工業的越來越多，并逐漸形成了以家庭手工業為基礎的地區性分工。不過，以農民家庭為基礎的專業化分工，如棉紡織業中紡與織的分工，并不脫離農業，仍然與農業相結合。這是在分工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兼業化，是與專業化并行的發展趨勢，它們結合起來，與上面提到的行業內分工發展、企業內分工欠發展一起，構成了清代前期手工業發展的時代特點。

概括地說，清代前期手工業的發展，雖有生產技術、生產結構上的變化，但生產工具方面的改進有限，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的數量增多。除少數行業外，手工業行業內的社會分工雖有發展，但還有限。手工業與農業和商業的結合密切，并從屬于農業和商業，手工業成為主業的情況不多。雖然如此，地看，清代前期手工業發展到了它的鼎盛時期，是毫無疑問的。

當時出產的棉布、絲綢、茶葉、食糖、瓷器、鐵器、白銅、鋅和船舶，在國外所到之處，都可說是搶手貨。前夕，英國需要購買中國的手工業品，無以抵償，就運來鴉片和白銀以平衡貿易。但是，手工業產品的廣大市場還是在國內。

六、市場的形成，市場上物流的增長，市場一體化與封建的繁榮

明清，中華大地上一個覆蓋全國的市場網絡正在形成。它通過新的陸路線的開辟，內河水路交通延伸到偏遠的上游地區和沿海航線的聯結，把東北、塞外、西北、西南、沿海以及周邊地區同內地緊密聯系起來。它也把基層市場、集散市場、中轉市場緊密地聯系了起來。事實上，基層市場、集散市場、中轉市場是相互聯結的，根據聯結的構成不同，大體上可以區分為集市、市鎮和城市。

農村集市，包括市、集、場、墟，是小農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小農的農產品、手品的出售，生產資料、手工業原料乃至口糧的購買，隨著小農經濟向手工業和商品性生產的傾斜，越來越離不開集市。小農經濟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對市場的依賴程度也就越強，農村集市的也就越來越突出了。據許檀教授估計，明代農村集市在10 000左右，清代中期發展到至少22 000到25 000個，清末超過30 000個。集市密度和開市頻率都超過以前。農村集市是商品物流的起點和終點。在此基礎上，起著集散市場和中轉市場作用的市鎮隨之而發展起來了，大市鎮也隨著中、小市鎮的發展而發展起來了。市鎮中最多的是地方供需型市鎮和商業轉運型市鎮。此外還有手工業者集中的產品產銷型市鎮，以及三者兼備的綜合型市鎮。市鎮與市、集、場、墟不同，有基礎設施，商鋪林立，人口眾多，有經常性的集市。清代前期，在集市和市鎮空前增長的基礎上，城市也有顯著的發展。特別是沿江、沿海交通樞紐型城市，如廣州、上海、天津，重慶、漢口最為突出。也有例外，比

如隨著沿海、沿江航運的發展，運河航運衰落，沿運河的交通樞紐型城市如臨清、淮安就式微了。此外，還有由于生產發展而形成的城市，如南京、蘇州、杭州、廣東的佛山鎮、江西的景德鎮、山東的博山鎮，但為數不多。上述農村集市、市鎮和城市由四通八達的商路聯結起來，組成了一個覆蓋全國的市場網絡，是清代前期封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

在這個市場網絡中流通的主要商品是糧食、棉花、棉布、竹本、鹽、鐵器、茶、絲綢等。其中長途販運的糧食，據鄧亦兵教授估計，每年可達8 000萬石，布疋據徐新吾先生估計，每年超過3億匹。《的資本主義萌芽》估計，前全國年產鹽約32億多斤。流通中的商品數量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更應該注意的，也是更重要的是，據晚近學者們，在不同城市中糧價變動的同步性相當高。這表明市場一體化在向廣度和深度發展。與此同時，還出現了為商品流通服務的機構——錢莊和票號。在這個市場網絡中活動的商人群體也空前龐大，形成了晉商、徽商、陜西商、寧波商、山東商、廣東商、福建商、洞庭商、江右商和龍游商等十大商幫。在許多城市中都新設了商人會館。

根據以上說明，清代前期，商品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是，上述商品糧不過占糧食總產量的11%，布匹也不過是總產量的一半稍多一點。許多商品仍然是自給有余的剩余產品。自給自足的經濟部分不但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總量也有不小增加。自給產品和上市商品基本上都是包括佃農和自耕農在內的小農和小手工業者的產品。因此，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重復一句，清代前期的生產和交換是以個體家庭勞動為基礎的，雇傭勞動不占重要地位。所以，不論是自然經濟的增長，還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反映的都是小農經濟的繁榮，地主制經濟的繁榮，和封建經濟的繁榮。這里，是從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與封建經濟有著本質聯系的角度來審視封建經濟的發展的，這樣看也許更加符合的實際。

七、工商業經營中出現了近代化或化的因素

明清時代工商業中，除了獨家獨資經營、自購自造自運自銷的工商單位外，合伙經營的現象，愈來愈為普遍，而且，隨著工商業規模的擴大，合伙的形式和經營方式也隨之而有所發展。

據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合伙的初級形式是勞動合伙。合伙人身份平等，多半自帶工具，共同經營，不置備共同的財產，收益按人頭或勞動分配。進一步的是勞動與資本兼有的合伙。合伙人既出資金又親身參加勞動，置備有共同使用的工具和財產，收益分別按投資數量與勞動數量分配。再進一步的是資本的合伙。合伙人只投入資本，并不都親身參加勞動。有的親身參與管理，有的并不參與。這后一種情況下，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就分離開來了。不論合伙人是否參與管理，合伙人都共負盈虧。收益依投資數量按比例分配，一般稱為“股”或“分”。這后一種合伙形式，只是資本的合伙，已經擺脫了與勞動合伙的聯系，可以稱之為股分制合伙。合伙開始時多發生在同姓宗族親戚之間，后來才出現在異姓之間。在股分制合伙形式

下，出現了土地入股、人力入股乃至字號招牌入股的現象。這需要作些說明。

先說土地入股。在冶鐵、采煤、銅礦、制鹽業中，合伙出資人租佃礦山土地，將收益的一部分分給礦山地主。這一部分，在京西煤礦，一般是收益的1/6，在云南銅礦，一般也是這樣。這大概是傳統的慣例。1/6并不是土地的價格占總股本的比例。這實質上是以土地入股，所取得的礦山地租。當然，如果礦山地主另外又以資本入股，其分配所得就兼有礦山地租和投資收益雙重性質了。

再說人身股。在較大規模的工商業中，需要有專門人才進行經營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人員，稱為經理等等。這類人不出資本，不出土地，而是以自己的專業知識進行經營管理獲取一份報酬。這份報酬以股分所得的形式出現，不像后來的工資。這種股分稱為人力股、身股。接受這種股分的人，一般說來，并不意味著對擁有所有權，在企業虧損時也不承擔責任，一旦違約或退出企業，所接受的股分也就隨之而被勾消了。由于這類人出現，出資人不再參加經營管理，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就分離開來了。在晉商經營的企業中，人身股，或稱股俸制，首先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里，出資人稱為財東，財東將資本、人事全權委托經理負責，一切經營活動并不干涉，日常盈虧也不過問，靜候期終決算報告。經理的人身股由財東確定，各職能部門的職工的股分則由經理確定。這種人身股的總和在分紅中的比

例可以相當的高。說不清在什么時候，形成了股息、紅利、花紅三者組成的分配制度。股息是股分的應得利潤，也稱股利，后來按固定利率分配，形成所謂官利。股東提取股息后始能分配紅利和花紅。紅利是股東所得超過股息部分的利潤。花紅是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分給董事、監事和以額外報酬的形式分給職工的部分。

在合伙制下，也有以字號招牌作為資本參加合伙的，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原有獨資店鋪無法繼續經營，招集資金，改為合伙經營之時，這時，商業信譽已經被視為無形資產了。

此外，股分合伙制的集資方式還是相當靈活的。在四川井鹽業中，投資者事先并無投資數量的限額，而是隨著工程進展的需要陸續投入的。如果原有的投資集團無力繼續投資，還可讓第二集團繼續投資。前者只提留不再出工本的股分歸己，讓出若干股分歸第二集團，由第二集團承擔繼續投資的責任。這樣，每股的投資量并不是相等的，但最終卻是按股平均分配。

總而言之，不同的合伙形式是適應經濟發展、資本集中對企業形式、企業管理的要求提高而出現的，從小到大，從低到高的多層次發展。它們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在空間上又可以是并存的。在這中間，集資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的發展，實開近代企業之先河。不過，發展緩慢，到前，股分合伙制也不曾發展到近代股分制企業。

八、賦役征課制度的完善化與封建國家對勞動者控制的松弛化

明代的賦役征課制度繁瑣復雜，流弊日益突出，明政府不得不進行改革，實行一條鞭法，即將賦、役、丁口銀等等征課項目，折銀、歸并、簡化。明代的一條鞭法，實際上是將各個征課項目簡化，而非總歸為一。名為一條鞭，實為多條鞭。但是，改革并沒有成功，只能說是試行。清代一開始就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行一條鞭法，并且有所。具體地說，清政府陸續將四差銀全部攤入地畝，實現了賦役合一、役歸于賦。又將絲、絹、麻、棉、紅花、馬草全部折銀和攤入地畝，將土貢物料的絕大部分也折銀攤入地畝，城市中廢除商役等，只征商稅。此外，又將力役之征，治河、修城、修倉等等工程，以及臨時夫差，實行官購物料，對民夫實行官為雇役。通過這些措施，基本上完成了賦役歸并，形成了賦役征課時的地賦和丁銀兩大項目。這就為攤丁入地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決定：“嗣后編審人丁，據康熙五十年征糧丁冊定為常額，其新增者，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首先把丁銀數額固定了下來。接著，雍正初年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攤丁入地，將丁銀均攤于地糧之內，造冊征收。此后，賦稅正項出自田賦，完全改變了田賦、差役、丁銀和土貢物料分征的格局。這就是攤丁入地、地丁合一。由于地畝增長變動不大，地丁合一實際上使得清代賦稅正項的總額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的水平。這樣一來，稅制統一、簡化、貨幣化和定額化的鮮明特點就完全顯露出來了。地丁合一取消了丁銀，最終使編審人丁制度失去必要而被廢止了，從而，清政府放松了對人口的控制。

這一賦役征課制度改革的效應是有重大意義的。袁良義教授指出：賦役制度的改革，免除了貧苦農民和手者、商人、作坊主的無償勞役，削弱和消除了他們對封建地主和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把佃戶、雇工人和小自耕農從類似農奴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成為自由遷徙的農民和雇工；使手工業者、商人、作坊主獲得較前此廣闊的發展天地。

九、依附關系的松弛化與勞動的自由化

明清，在封建等級制度下，對勞動者人身的束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封建國家，地主和雇主。

清初，封建國家廢除了匠籍制度，解除了手工業者的勞役負擔，手工業者獲得了解放。清前期，實現了賦役征課制度的改革，使手工業者、商人、作坊主、自耕農、佃戶、雇工人獲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這些，上面都提到了，這里不再重復。

這里要說的是地主、雇主對佃戶、雇工的束縛也松弛了。這也是重大的變化，需要作些說明。

關于地主佃戶之間的關系。根據經君健教授的，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把宋元兩代所有關于佃戶身分低于佃主的全部廢除，從而置佃戶于凡人等級之中。佃戶擺脫了比地主低下的法律地位，甚至出現了禁止地主役使佃戶抬轎的法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佃戶的利益。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明代主佃之間完全平等了。佃戶見佃主需行以少事長之禮，佃戶不得編入鄉約等規定，都表明他們身分仍然低下。清政府繼承了明朝的政策，承認佃戶為凡人而非賤民，并將其作為清代法制的出發點之一。在這項政策的貫徹上，清政府較為徹底，它多次指出社會上將佃戶視同奴仆的非法性。從順治到雍正初，陸續頒布禁令例案，禁止地主不準佃戶遷移、隨田買賣佃戶、霸占佃戶妻女、勒令佃戶服役、反對佃戶子孫參加以及私刑佃戶等等。清代在保甲制度中也不象明代鄉約規定那樣歧視佃戶。雍正五年頒

布條例，承認民田佃戶具有凡人等級身分而非地主個人的私屬。與此同時，國家也保護地主的土地私有權，并助其實現收租權。清政府在保護地主土地私有權和收租權的同時，要求在上體恤佃戶。乾隆五年將報災時不賑濟佃戶改為賑濟佃戶。上述雍正五年的條例，從法治方面，完成了佃戶對地主個人之間人身隸屬關系、依附關系的解放過程，開始了確定主佃之間以納租為主要表現的經濟關系的時代。但在實際生活中，主佃之間并不是完全平等的，這就是清末法律學家所說的主佃之間與平人不同。

關于雇主與雇工之間的關系。明清法典中都有關于雇工人等級地位的明確規定。雇工人指的是編制在雇主家長制統治下的一個低下的社會等級，終明清之世，都無改變。但雇傭勞動者與雇工人等級之間的關系，在各個時期是并不相同的，不是一貫制。粗略地說，從明王朝建立到萬歷十六年，所有的雇傭勞動者，包括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在內，都被視為雇工人。從萬歷十六年開始，短工取得了同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從雇工人等級中解放了，大概在同一時期，手工業和商業雇工也不再被視為雇工人。但農業長工顯然還被視為雇工人。從雍正年間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業長工不再作為雇工人對待，開始從雇工人等級中解放。乾隆五十三年頒行雇工人律新條例以后，以有無主仆名分作為區別是否屬于雇工人范疇的標準，不再考慮長短工的區別，實際上，多數長工也不再作為雇工人對待了。這個條例可說是長工解放的重要標志。不過，從萬歷十六年起，從雇工人等級解放出來的長工和短工，仍被視為雇主一家，處在雇主的家長制統治之下。一直到光緒初年，沒有主仆名分的雇工才不再被視為雇主一家，從雇主家長制統治下解放了出來。如果把屬于雇工人等級的雇傭勞動者稱為等級雇工，那末，擺脫了雇工人等級而仍屬雇主一家的勞動者，是由等級向非等級過渡的雇傭勞動者。萬歷十六年以后，這兩類勞動者一直并存著，才結束了這一并存的。

總起來看，明清時代，特別是清代，封建國家和地主、雇主加在勞動者身上的束縛在日益松弛化，亦即勞動在日益自由化，是無可懷疑的。

十、資本主義萌芽與由傳統社會向近代或社會過渡的諸種因素

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熱潮過后，再來審視資本主義萌芽，也許可以客觀一些。我們肯定明清時代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估計不高。

根據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在手工業中，商人支配生產的形式有：一種是商人以借貸或預買方式控制小生產者，在農產品加工業中最為常見；再一種是包買商形式，即商人向小生產者提供原料，收購產品；第三種是商人直接投資開辦工場，雇工經營，即商人雇主制。在清代前期的手工業中，無論從范圍上，還是形式上，商人支配生產的程度還不高。在前，在十幾個手工行業中真正稱得上是工場手工業的只有四川井鹽業。不過，一些商人開設的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也可稱作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生產關系。絲織業、鐵器業、鹽業中的包買商制也是資本主義萌芽的一種形式。此外，在云南銅礦業中，有政府放銅本支持生產，產品由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購，可稱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前，這些萌芽性質的生產關系都還處于微弱發生的階段，在各行業中均未占統治地位。

在農業中，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形式有：1自耕農、佃農雇工經營商品性生產；2地主雇工經營商品性生產；3商人租地雇工經營農業。不論什么人經營，這些都是雇工經營。這時的農業雇工還處在由等級性雇傭勞動向非等級勞動過渡之中。至于雇工多少才算是資本主義萌芽，沒有一個標準。雇用一、二個勞動者的經營，恐怕算不上是脫離了家長制經營范圍的、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萌芽形式。不管標準定在那里，都還要考慮超過地租的余額，亦即利潤的有無和多少。上述三類雇工經營方式，以及把雇傭和租佃結合起來的過渡性的分益雇役制經營方式，都視這個余額的有無和多少為進退。在清代前期，這個余額還沒有擺脫地租的限制，所以上述各種經營方式雖有發展，但并沒有普遍開來；有時候，雇工經營不利，還往往退回到租佃經營或家長制經營，反映了這些過渡性的經營方式的優越性并不穩定。

如果把資本主義萌芽看作是傳統社會向近代或現代社會過渡的因素之一，那么，要提到的因素就不止上述生產領域里出現的萌芽。在流通領域里出現的市場的形成，市場一體化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在工商業經營中的股份合伙制、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以及官利分紅制度的發展；商人集團的崛起；財政管理體系中的賦役征課制度的完善化；租佃制度中的佃權與地權分離與佃農的中農化；小農經濟向手工業與商品性生產傾斜，亦即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化；在封建等級制中勞動的自由化，如此等等，上面都提到了，這里只不過是把它們歸總起來，一并考慮。這樣一來，就把資本主義萌芽考慮的范圍擴大了。我認為，資本主義萌芽與傳統社會的近代化、現代化，本來就是同一個范圍的問題，只是觀察的角度不同罷了。

十一、家庭勞動與雇傭勞動以及家庭勞動優越性的正面作用與負面作用

上面說過，清代前期生產與交換的是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雇傭勞動不占重要地位，這是清代前期封建的一個根本特點，那末，家庭勞動優越性的正面作用與負面作用就是事關全局的一個重大了。

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小農和小手者，十之八、九經營的是兼業化的二元經濟，亦即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經濟。這里，小農兼營手工業，小手工業者也不脫離土地，他們的區別只在兼業中的主業不同。在這類經濟中，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勞動成本是難以分別的，而且，其商品性生產部分又可以自給性生產部分作為底墊，所以，生產者只要能在扣除貨幣支出的成本以后，還可以得到多少一點收入，那怕最低的價格，他也可以接受。出售的產品的價格可以低于其價值，而且經常低于其價值。無論是農產品，或者是手工業產品，都是這樣。對此，馬克思曾提到過，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使市場價格提高到同他的產品的價值或生產價格相等的水平。這就是兼業化的二元經濟產品價格的一個特點。使用雇傭勞動的專業化經營就不同了。這類經營可能具有大生產和分工

專業化的優勢，但在勞動成本上同家庭勞動兼業化經營有很大的區別。粗略地說，當時，雇工應得報酬包括工錢和工食兩個部分，工錢部分占整個雇工應得報酬的30%到50%；或者，更多一點。家庭勞動的經營，只支出工食，不支付工錢，而雇工經營不但要支出工食，還要支付工食以外的工錢，兩者勞動成本的差別是不小的。如果雇工專業化經營所帶來的優勢，不能抵銷其勞動成本的增加，則雇工專業化經營產品的價格就難以同家庭兼業化經營產品的價格相競爭。這就意味著，在同樣生產力水平上，家庭產品在價格上是有競爭力的，它體現了兼業化二元經濟的優越性。也因此，雇工經營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這就說明了，生產同類產品的專業戶，以及雇工經營的同類專業戶，難以大量地、普遍地出現的原因；這也說明了地區性分工有所發展，而專業性分工難以同步發展的原因；當然，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雖然出現了，但未曾發展起來，原因也在于此。這就是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兼業化的二元經濟的優越性的負面作用。至此，家庭勞動優越性的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都說到了。

但是，從更廣闊的范圍看，雇傭勞動給生產力發展開辟的廣闊空間及其優越性是不能忽視的。此時的英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發展階段，大量使用雇傭勞動，農業中的雇工已占人口的1/4到1/3。英國的雇傭勞動比的自由。這些都是清代前期所遠遠不及的。籠統地說，從家庭勞動與雇傭勞動，傳統與近、社會，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從多個角度兩相比較之下，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經濟是落后的。落后于資本主義，落后于近、現代社會，落后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與交換的經濟。如果拿上述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劍橋歐洲經濟史和方坦納歐洲經濟史所敘述的同時期的西歐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相比較，這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客觀事實。

十二、從更廣闊的范圍看問題

篇（7）

民營經濟的發展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了示范效應與外部壓力。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的發展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示范效應，其內部的制度安排和經營機制，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參照體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基礎，所有的企業，不論所有制成份如何，都必須面向市場，在同一個市場條件中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所以，民營經濟的發展也對國有經濟形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外部壓力，推動著國有企業不斷深化改革。

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市場經濟的發展首先要有完全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從民營經濟的性質和定義可以看出，民營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構造了新的主體，誘發并促進了市場主體的發育，民營企業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其次，要使市場經濟能有效地配置資源，必須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民營經濟的發展和擴大，不僅要求進一步開放商品市場（包括其派生形式：技術市場、信息市場、房地產市場、產權市場等）也要求開放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因此，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開放統一的市場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需要。民營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形態，它的發展要求實現人才自由，資金自由、貨物自由和服務自由，這對政府職能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對現行各種進入規制進行放松、調整、撤消和廢除；要求其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許可認可項目和環節，由許可制向申報制轉變，批準和處理的時間要盡可能縮短。為了適應這種需要，政府機構改革要實現全面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一致的政府管理體制的目標，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

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社會充分就業的需要。民營經濟不需政府投資，涉及的領域廣，覆蓋的行業范圍寬，就業的容量和潛力大。民營企業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從企業規模來看，民營企業多是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是增加就業崗位的源泉。同時，民營經濟的發展有效地改變了人們的就業觀念，使下崗職工從過去長期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國有職工”“鐵飯碗”的禁錮中徹底解脫出來，真正樹立就業的新觀念。

二、民營經濟在縣域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縣民營經濟不斷壯大，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2005年，全縣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總數達7792戶，比2004年增長11.3%。其中私營企業84戶，增長7.7%。原創：民營企業在自身不斷發展的同時，民營經濟正逐步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經濟支柱，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

（一）民營經濟是縣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2005年，民營經濟實現增加值45294萬元（第一產業根據上級業務部門要求不計算），增長11.2%，占二、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56.9%提高到57.8%，上升0.9個百分點，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明顯上升，成為縣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

（二）民營經濟是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在農業發展中發揮了主導作用。2005年底，全縣以民營經濟為主的農產品加工企業及個體戶已達852個，廣泛涉及飼料、飲料、紡織、皮革、造紙、中藥材、竹木加工等10多個行業，實現工業總產值20260萬元，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43.6%。縣農副產品加工龍頭民營企業湖北大派食品有限責任公司，生產加工鮮冷藏凍肉2213噸，實現總產值2180萬元，增長32.0%，并投入資金800萬元完成了技術改造，預計今年可完成產值5000萬元，加快了農業產業化步伐。

民營經濟是加快工業化進程的重要動力。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為全縣工業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5年，全縣民營工業增加值（包括全部規模以下工業及規模以上工業中民營企業創造的增加值）為16088萬元，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86.0%，比2004年提高6.7個百分點，超過國有工業對全縣工業增長的貢獻。

從規模以上工業看，截止2005年底，在全縣規模14個以上工業中，民營企業12個，比上年末凈增3個，占全部規模工業企業總數的85.7%。民營規模工業實現增加值7768萬元，增長24.6%，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在全縣規模工業中所占比重為83.4%。

（三）民營經濟增強了縣域經濟自主增長的內在動力。近年來，××縣民營經濟投資快速發展，打破了國有經濟壟斷投資領域的局面，投資領域呈現出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格局。2005年，全縣民間投資總額已超過國有經濟投資總量，民營經濟投資完成60112萬元，增長33.7%，占全社會投資的份額為81.6%，比2004年上升7.1個百分點。

在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民營經濟投資領域不斷拓寬，逐步由非生產性投資向生產性投資轉變。經過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所從事的行業由比較單一的第三產業向第一、二產業發展，經營范圍由傳統的餐飲業、生活服務業等領域向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大型種植業和養殖業等方向拓展。一些個體私營業主主動上山下鄉，利用當地農業資源開發綠色產業，農業開發成為新的投資熱點。一批企業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初露頭角，如湖北大派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嘉龍貢果有限責任公司、金鷹公司、西部食品有限責任公司、重慶綜藝公司××縣分公司等，正向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挺進。在服務業領域，也由一般業向經紀人、廣告業、信息咨詢等高層次發展。經營形式向多元化發展。經營范圍的逐步放開，民營經濟由單一買賣小本經營、小規模投入資金向承包、兼并、購買國有、集體企業等形式發展。一批優勢企業開始跨地區、跨所有制走聯合發展的道路。如山力建材有限責任公司成功購買恩施州蓮珠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四）民營經濟促進了市場體系的完善。到2005年底，全縣以個體從業人員為主的各種農貿產品市場和工業品交易市場26個，其中專業市場5個。各種交易市場的建立與發展，促進了市場體系的完善。2005年，包括個體私營貿易企業在內的民營經濟商貿流通企業零售額達到37930萬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90.9%。

（五）民營經濟促進了社會的穩定。民營經濟是社會就業的重要渠道，緩解了城鎮就業的巨大壓力，促進了社會的穩定。2005年，全社會從業人員為18.1萬人，其中，民營經濟從業人員為2.7萬人，占14.9%，比2004年提高5.6個百分點。從業人員進一步優化，一批民營企業家初步涌現。民營經濟發展初期，從業人員多為社會待業人員，閑散人員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近幾年來，市場經濟大潮迅速蕩滌著人們陳舊擇業觀念，民營經濟已由一種生存選擇發展到職業選擇，成為許多人士追求事業成功，實現自身價值的舞臺。一些國有集體企業的廠長、經理、工程技術人員，機關干部，企事業單位富余人員，部分高中等院校畢業生，部隊退役人員紛紛加入民營經濟隊伍，大大優化了民營經濟從業人員結構。同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一批優秀民營企業家脫穎而出，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領頭雁”，并有一定社會知名度，有的是州、縣人大代表，有的是州、縣政協委員，有的多次受到省、州黨政主要領導的親切接見。

三、民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盡管全縣民營經濟發展較快，但發展中也還存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制約著民營經濟的快速增長。

（一）自身素質不高，制約了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一是民營經濟企業主整體素質不夠。有相當數量的個體工商戶、企業主文化水平和個人素質偏低，不懂現代傳媒與管理，法律知識匱乏，大多數企業主，整天忙事務，沒深入鉆研企業經營管理方法、企業法律法規、市場經濟規則等,與市場經濟環境不相適應。二是企業制度滯后。民營企業在實際運作中，大部分是實行的家族化管理模式，行政后勤管理人員中以家庭成員居多，以致形不成管理優勢，導致管理效率低下，影響了民營經濟的創業發展。三是統籌安排差。一些企業主受農業文明的影響，熱衷于對與土地的本質特征相近的固定資產等有形資產的追求，對公司設立缺乏科學、穩健的財務安排，辦廠伊始不問產品生命周期，一上馬就跑馬圈地、蓋廠房、買機器，結果固定資產投入很多，流動資產難以為繼，生產不能正常進行。四是企業主存在依賴心理。一些在爭取財政、計劃的無償支持項目上投入精力過多，而用于研究市場、加強營銷和內部管理上投入精力較少，影響了企業的發展。五是人文環境不優。全縣民營企業普遍缺乏人才，沒有形成人才優勢。參加勞動和醫療保險是每個企業員工的一項基本權利，但來××民營企業職工參保情況卻不能令人滿意，大多數民營業主沒有為員工保險，使得一些人才對民營企業感到無安全感，企業員工缺乏事業目標與成就感，走人現象頗多，影響了企業的長遠發展及產品開發創新能力。全縣民營企業目前最需要的是高級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人才欠缺成了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最大阻礙之一。

（二）服務與政策不到位。××縣雖然出臺了許多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但具體落實情況不能令人滿意,如：一是一些部門仍然存在“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最大化”的現象，實際工作中沒能很好地為民營企業做好服務，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困難。亂收費、亂罰款等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現象依然存在。二是工作效率不高，管理不規范，沒有形成公平的經營環境。三是部分執法、執收部門，部門利益、個人利益至上，不執行甚至抵制縣里的政策，四是社會信用缺失，部門、單位、個人拖欠甚至惡意逃廢民營企業應收賬款，影響了民營企業的發展。

（三）民營經濟規模小。盡管近年來××縣民營企業規模正在逐步壯大，但相比較而言規模偏小。私營企業的原始積累較少，使用的設備陳舊，技術落后，產品單一，技術開發和創新能力非常有限，市場競爭力差，企業發展能力不強，易于解體，不太穩定。

（四）融資難制約企業的發展。目前，各級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尤其是對民營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十分有限，民營經濟融資步履艱難，原因有：一是一些個體私營企業人格信用差；二是無可用以抵押的資產；三是金融界對民營企業貸款有認識誤區，認為貸款市場風險及個人前途風險與所有制密切，傾向國有企業。四是融資渠道單一，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與農村信用合作社，它們在風險與收益的權衡中更多關注風險防范，很難滿足中小民營企業擴大再生產以及技術開發對資金的需求；五是銀行及農村信用合作社的貸款擔保手續繁、周期長，綜合借貸成本較高；六是中小企業擔保、融資與風險投資體系不健全。私營企業也不能享受各級政府提供的技術改造貼息貸款等財政優惠政策。由于中長期發展資金的匱乏，以致一些企業的產品市場前景雖然看好，卻苦于資金不足而難以擴大再生產，資金短缺已成為制約民營企業上規模、上檔次、上水平的重要因素。

（五）傳統行業比重大。近年來，民營經濟不斷向新領域拓展，逐步涉入房地產、科技與信息開發、生物醫藥等行業，在商業貿易、餐飲娛樂、運輸修理、簡單加工等傳統產業仍相對集中，科技含量較低、市場占有率低，產品壽命和市場份額的預期風險較高。而從事產品開發、高新技術、出口創匯的很少。

（六）知名企業缺乏。隨著民營企業的發展，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不僅表現在總量上，更大程度反映到“叫得響”企業的擁有量上，××縣民營經濟缺乏像鶴峰八峰藥業總公司、長友食品公司、華龍集團等在全州叫得響的企業，更缺乏像紅桃k集團、娃哈哈集團等在全國叫得響的企業。與知名企業缺乏相伴而行的是名牌產品的缺乏。名牌產品的創建要借助產品自身的科含量，更須借助現代工具系列運作。

四、民營經濟發展的對策及建議

民營經濟的發展，需要從民營企業自身建設和政府扶持兩方面努力。

（一）加強民營企業的能力建設，從整體上推進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民營經濟具有經營機制靈活，產權明晰，市場機制鮮明等特點。在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調整思路下，進一步拓寬民營經濟的發展領域和空間，加快民營經濟的發展步伐，是大勢所趨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民營經濟的優勢進一步凸顯，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越來越突出。因此，當前加強民營企業在科學管理、科學決策、市場競爭和創新等方面的能力建設，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制約發展的問題，突破阻礙發展的“瓶頸”，促使民營企業“強身健體”，是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基礎性工作，是實現民營經濟與本區域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結合點，重點著力四個能力的提高。

一是著力提高科學管理能力。在現代企業里，企業管理制度、企業治理結構和企業產權制度一樣，都是企業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好的企業治理結構和企業產權制度依托好的企業管理制度發揮作用。然而，不重視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管理簡單粗放，是××民營企業的通病。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下，民營企業要實現進一步發展，必須認真建立企業管理制度，在提高企業的科學管理能力上下功夫。一要建立起好的企業管理模式。民營企業的管理模式，大多數是采用親情化、友情化管理模式，自覺地采用制度化管理模式的企業還比較少。這在企業初創階段是必要的，適合企業當時的發展要求。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和企業的發展，必須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模式，或者以制度化為基礎，適當地吸收其他管理模式的優點，構建一種以制度化管理模式為基本框架的混合式管理模式，為企業實施科學管理打好基礎。二要切實加強企業的基礎管理，包括企業的財務管理、生產管理、質量管理、營銷管理等等。這些基礎管理工作，是企業能否正常運作的關鍵，財務、生產、質量、營銷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會對企業帶來不良影響。在做好這幾方面基礎性的管理工作的同時，要善于學習發達地區的先進經驗，積極探索開展物流管理。三要切實抓好企業的戰略管理。戰略管理是民營企業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為使企業長期、穩定發展，實現既定戰略目標而展開的一系列事關全局的戰略性謀劃與活動。民營企業家要著眼于企業未來的生存發展，從本縣生產力的基礎和企業自身的實際出發，切實把握好戰略指導思想、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策略等要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企業戰略規劃的研究、制定和實施上。四要認真抓好人力資源管理。人是生產力諸要素中的第一因素，人才興、則事業興。辦企業需要建立管理人才、營銷人才、技術人才和財會人才四支隊伍。在選拔人才、借用人才、引進人才、培養人才等方面有新的舉措，取得新的突破，按照“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不拘一格，選賢任能，以優質的人力資源推動企業發展。還要加強人才培養，這是改變民營企業人才緊缺狀況的根本途徑。

二是著力提高科學決策能力。決策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企業的興衰。面對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民營企業必須實現由個人經驗型決策向民主科學決策轉變，才能在未來的競爭中掌握發展的主動權。提高民營企業的科學決策能力，要把握好兩方面：一是企業決策者要自覺加強學習，提高決策水平和能力。決策者的水平和能力是科學決策的關鍵。從整體上說，民營企業家隊伍中，由于很多人學歷不高、文化水平低，致使個人綜合素質偏低。要提高科學決策能力，首先必須提高企業決策者的綜合素質。作為企業決策者，要自覺提高政策水平，努力掌握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要掌握黨和國家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有關政策法規，保證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善用政策，用好政策，充分運用政策賦予的權力促進企業發展。二是要積極構筑企業科學決策機制。著力點要放在決策結構和功能的優化上。要優化組織功能，在企業班子結構上，要實現優勢互補，重視發揮領導班子的作用，運用領導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實現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要優化反饋功能，在企業的某項決策目標確定后，在實施過程中要嚴密組織，明確分工，科學指導，加強檢查督促，切實抓好決策反饋；要優化計劃功能，善于運用綜合計劃，制定科學決策，對每項決策，要結合企業現有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綜合分析，超越企業承受能力的決策項目要堅決取消。

三是著力提高創新能力。創新是知識經濟的靈魂，是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參與國內外競爭成敗的關鍵。提高創新能力，一是要進行體制創新。目前，民營經濟資本主要集中在家族式企業，實行家長式管理和封閉式管理，難以擴大規模，創出名牌。因此，民營企業要適應發展的要求，主動從家族式管理向合作制、有限責任公司等管理模式轉變，有條件的企業，要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優化產權關系，逐步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爭取早日上規模、上水平，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龍頭企業。二是要進行科技創新。勞動密集型產業是適應民營經濟現有生產力狀況的。民營企業要在積極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按照“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要求，主動開展科技創新，使企業逐步向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相結合轉變，提高企業的科技含量，提升產品質量、檔次，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三是要進行組織創新。民營經濟組織結構不科學、不合理，企業分散、管理粗放，低水平重復生產成為普遍行為，極大地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要通過實施組織創新，積極推行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生產，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通過市場引導、政府扶持，在有條件的地方形成有特色、有規模的民營企業群，發展規模民營經濟。一些有條件的民營企業要主動通過資本聯合上規模、上檔次、上水平、上效益。

四是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的強弱，決定企業的生存發展。民營經濟發展中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就是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擴大和滿足市場需求乏力。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是提高民營企業市場競爭力、推動民營經濟發展、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重要環節。要根據地域特點、資源優勢和原有基礎，因地制宜，制定結構優化、優勢升級的產業結構調整方略。要在繼續興辦投資少、見效快、直接為生產、生活服務的運輸、中介、修理、飲食、服務等行業的同時，結合實際，合理布局，逐步構建以城市為依托的容量大、吞吐大、集散大的民營經濟大市場框架，避免產業結構的單一化、趨同化。要拓寬經營領域，做到一、二、三產業齊頭并進，共同發展，切實增強民營企業經濟實力，提高市場競爭能力。

（二）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營造發展民營經濟的良好環境。加快發展民營經濟，既需要民營企業不斷改革、創新，提高素質，增強內在發展動力，同時，還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從配置資源的角色轉變到為經濟發展服務上來，努力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干事創業、壯大發展的良好環境。

一是加強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為核心內容的宣傳教育，為發展民營經濟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推進民營經濟的發展，首先必須充分發揮宣傳工作凝聚人心、激勵斗志、激濁揚清、鞭策促進的積極作用，在全社會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為民營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首先，要堅持開展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教育，進一步深化對發展民營經濟重要意義的認識。通過教育，使大家充分認識到，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既是發達地區超前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縮小比較差距的希望所在。必須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從戰略的高度、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和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其次，要積極宣傳民營經濟對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突出貢獻，使全社會充分認識到，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有利于加快實現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進程，提高生產力水平，這完全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體現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通過正確的輿論引導，在全社會形成愛護、關心、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良好社會輿論圍。

篇（8）

有觀點認為，在以往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經濟周期波動過程中，浙江經濟在收縮期回落較早，下降幅度較大；經濟回升也較早較快。但是，我們認為，2005年的經濟運行軌跡不是以往這種情勢的再現。首先，從本輪宏觀調控和經濟周期看，并未進入由回落轉向上升的階段，浙江經濟2005年3季度所呈現的固定資產投資、工業生產和效益“三回升”，主要是省委、省政府相繼推出一系列抓重點、抓保障舉措，對工業和投資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其次，從全國經濟環境看，已與上世紀80、90年代的情況不同，那時全國經濟體制內成分較大，浙江的“體制外經濟”在“短缺經濟”環境中，憑借市場機制的作用，較易獲得發展的先機。再次，浙江自身的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結合浙江目前發展階段和演進趨勢，2005年的經濟運行軌跡，呈現以下幾個新的特點和趨勢：

1.“三重約束”同時并存。一是資源約束。2006年、2007年電力供應將有所緩解，但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和其他一些初級產品的供需矛盾突出。土地資源稀缺，建設用地供給將長期嚴格控制；雖然建設用地存量目前還有一定潛力，但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機制和物質技術條件有待改善。二是環境約束。由于目前單位產出的排污量較大，經濟增長中污染排放總量還在增加，加上居民的環境訴求越來越高，使環境約束日益加大。三是市場需求約束。全國和省內投資增幅有所下降，擴大消費需求雖有潛力，但增長速度受居民收入及其他多種因素制約，外貿出口的高增長趨勢趨緩，部分制造業產能過剩的情況相當嚴重，表明今后幾年工業經濟的市場需求約束將有所加大。當然，就一個區域來說，市場的大小主要取決于產品的競爭能力，因此，市場需求約束問題的實質是技術約束，是創新能力強弱的問題。

2.經濟增長進入成本上升期。全國從2002年開始的新一輪經濟增長中，高消耗、低成本競爭的增長模式已經受到沖擊，浙江受到的沖擊更大一些。這表明，浙江經濟進入了成本上升期。從趨勢看，可以說是開始進入“高成本時期”。一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浙江進入人均GDP“3000美元門檻”，比全國超過“千美元關口”更意味著勞動工資和社會保障成本的上升。二是土地、能源、礦產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主要原因有：（1）國際價格上升；（2）我國工業化中期正是資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階段，需求拉動資源價格上漲；（3）資源價格過低已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障礙，加快資源性產品價格調整和改革，提高資源稅征收標準，已是勢所必然。浙江土地、能源、礦產資源貧乏，省外國外輸入量大，供需矛盾特別突出，因而資源性產品和運輸價格水平相對較高。三是經濟增長的社會成本上升。主要是不同群體利益協調成本、生態補償和環境保護成本等跟隨發展階段的推移而不斷上升。四是涉外經濟的成本上升。特別是貿易摩擦、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導致出口成本上升。成本上升的現實問題是壓縮利潤空間，影響投資機遇，而出路則在于創新、轉型，把成本上升的壓力轉化為集約經營、循環經濟、提高效率的動力。

3.產業結構進入轉型升級階段。我省2004年三次產業結構為7.2∶53.8∶39，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為26.1∶43.6∶30.3，比全國平均水平超前10年以上，已開始步入產業結構高度化轉型階段。目前，農產品主要面向城市和出口需求，這一需求結構要求農業加快向生態、高效方向調整結構。工業在市場需求、資源供給、環境容量和成本上升的多重約束下，必將出現劇烈的結構調整。在這一結構變動過程中，企業可以選擇的途徑是：（1）通過原有產業的技術改造和產業鏈延伸，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方向發展；（2）進入新的產業領域；（3）向具有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比較優勢、成本較低的地區轉移或淘汰無利可圖的生產經營項目。就政府而言，關鍵在于推動創新，促進成長性好的產業加快發展，平穩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

4.發展的協調性、公平性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必然要求。隨著我省進入人均GDP“3000美元門檻”，前一階段發展中居民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拉大的負面影響進一步顯現，人與自然和諧方面的矛盾也將進一步加大。顯然，這類矛盾和問題還會持續一個相當長時期，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和問題，增進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公平性，已越來越提上重要議事日程。這就要求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加強統籌協調，提高公共服務水平；要求企業作為社會的“企業公民”，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在企業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環境保護以及社會救助等方面履行社會責任，而這對我省經濟增長和涉外經濟等，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2004年下半年以來浙江經濟的運行軌跡和面臨的新情況表明，浙江經濟增長不能再主要依靠廉價資源和勞動力的粗放型投入，而必須轉向集約發展；不能再主要依靠提高投資率來拉動經濟增長，而必須轉向技術創新；不能再主要依靠外貿出口的數量擴張來擴大外需，而必須轉向以質的提高來開拓國外市場和增加外匯收入。總之，必須加快增長模式轉型。

二、2006年經濟發展趨勢分析

展望2006年，全省經濟仍將在10%以上高位穩定運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大致與2005年增長幅度持平或略高一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與上年持平，外貿出口增幅將有所下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繼續保持穩定。政府經濟調節的政策取向在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和促進社會和諧，大力推進結構調整，加快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和經濟增長質量。

1.國內外經濟環境仍較有利。從國際環境看，2006年世界經濟仍將保持穩定增長。據國際權威機構預測，2006年世界經濟增長率與2005年4.3%大體持平，低于2004年的5.1%；2006年世界貿易增長率將略高于2005年預計的7%，上升至7.4%，但低于2004年的9%。由于國際貿易摩擦增多、國際油價居高不下等制約因素繼續存在，對我省經濟將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總體上看，2006年國際環境仍然較好。

從國內環境看，據有關機構和經濟學家研判，2006年全國經濟增長率在8.5%～9.2%之間，較大可能在8.8%～9%之間，比2005年下行幅度不會超過1個百分點。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將在保持“雙穩健”的前提下適時進行微調，政策取向上更加注重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推進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國內經濟環境中，值得關注的是：（1）支持經濟增長的供給能力主要是能源緊張狀況難以明顯改善；（2）部分加工工業產能過剩狀況加劇將帶來更多矛盾和問題；（3）國際石油和其他一些初級產品價格在高位運行或繼續上漲將推動我省生產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小幅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有待消化，企業盈利空間進一步縮小。

2.本輪經濟周期趨向平穩增長。全國本輪經濟景氣周期，2002年進入上行期，到2004年3月至4月份國家針對局部過熱采取調控措施，當年下半年開始逐步見效。無論全國還是浙江，經濟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在2004年上半年達到峰值，GDP全國增長9.7%，浙江增長15.5%，城鎮以上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全國增長31%，浙江33.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3季度達到最高點，全國和浙江均上漲5.3%。2005年全國經濟呈現穩定增長態勢，前3季度GDP增長9.4%，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6.1%，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2%；這三項指標浙江分別增長12.1%、14.4%和1.2%。對于本輪經濟周期的變化趨勢，主流的看法是從上行期進入了平穩增長期（平臺期），速度小幅放緩。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2006年應防止經濟下滑和通貨緊縮。

從浙江看，影響周期變化的市場信號比較復雜。支持2006年經濟走強的因素，主要是：投資和消費增幅將有所上升；進口增長率反彈（2005年1季度增長8.8%，上半年11.8%，前3季度13.3%）；規模以上企業在技術改造、產品研發、資本運作、品牌經營等方面有所進步，市場競爭能力有所提高。支持2006年經濟放緩的因素也較多，主要是：部分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外貿出口增勢放緩；企業存貨增加，銷售成本高企（2004年前3季度工業企業銷售成本已高達87%）；居民消費價格走低因素多于上漲因素；部分初級產品國際價格上升不利于浙江經濟增長；銀行業市場約束有所增加，現金收支主要項目增幅均明顯回落，這是經濟景氣降溫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的經營活動降溫的反映。與此相關，規模以下工業的增長速度低于規模以上工業，差距較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限額以下投資規模收縮，占全社會投資比率下降。而這也是浙江經濟運行軌跡不再像以往那樣，在周期低谷后快速反彈的原因之一。綜合來看，支持經濟放緩的因素略多于支持經濟景氣上升的因素。

3.三大需求對浙江經濟的拉動作用主要取決于產品的市場份額。2006年省內消費、投資、出口三大需求增長比較平穩。三大需求對本省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主要取決于浙江產品的市場占有份額。這是因為，一個區域的三大需求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與全國有較大差異，一方面，省內需求相當一部分被外省產品占有；另一方面，本省產品可以通過開拓市場占有省外需求。

第一，2006年消費需求繼續平穩增長。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市場銷售走勢和城鄉居民收支狀況看，2006年增長幅度大體與2005年持平。鑒于浙江零售市場省外產品所占比重較高，零售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變化不大。

第二，2006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初步估計在15%或略高一些。支持2006年投資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以“五大百億”工程為主體的重大建設項目仍將是支撐投資穩定增長的主要因素；“十一五”規劃中的重大項目將陸續啟動；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循環經濟、現代服務業、社會建設等方面將出現新的投資增長點。制約投資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建設用地依然偏緊；銀行信貸政策仍不寬松，直接融資渠道狹窄，建設資金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房地產投資增長趨穩；而且浙江投資品供給，特別是技術設備供給主要依靠省外國外；浙江建筑隊伍大量占領省外市場，而省內重大建設工程大多由省外建筑隊伍承擔。因此，投資對省內經濟拉動作用的相關性較低。投資對于浙江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在于提高生產能力和改善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和科技、教育等基礎結構。

第三，2006年外貿出口增幅將有所降低。增幅可能會在25%以下。從一省區域來說，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高度相關的，出口增長率下降，可能成為影響2006年浙江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基于三大需求對浙江經濟的拉動作用主要取決于浙江產品的市場份額，因此，爭取2006年浙江經濟既好又快發展的途徑，在合理引導消費、投資和促進出口的同時，著力點在于調整結構、提高效率、增強競爭能力、擴大浙江產品和服務的市場份額。

三、幾點意見和建議

1.正確把握開局之年的發展要求，全面分析評價地區發展指數排位

2006年作為“十一五”的第一年，必須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開好局，按照省委“十一五”規劃《建議》確定的七項任務開好局，特別是在深化體制改革、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上開好局。就深化體制改革而言，就是要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出發，發揮浙江原有體制機制優勢，力求在若干重點方面有新的突破。可供選擇的優先項目是：土地資源、水資源、環境保護中的排污權的市場化和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地方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改革，激活民間投資的投融資體制改革，農村公共服務體制改革等，這些改革都涉及到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掌握公共資源如何合理配置，需要適應新的形勢，適應科學發展和社會穩定的要求，深入細致研究，制定方案，積極有序推進。就經濟增長而言，就是要在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前提下，在優化結構、提高質量、降低消耗的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發展，既要克服追求數量上“開門紅”的老觀念，又要防止短期內過大的波動。“十一五”的開局之年，特別是在投資規模方面，必然會有一批重大建設項目新建和續建，但要把握好持續協調的投資強度和建設規模，把投資效益、促進可持續發展放在第一位，防止片面追求數量，更不要搞干預企業自主決策的“排項目”，切忌不切實際的“形象工程”。

與此同時，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要全面分析評價地區之間發展指標的位次排序。地區生產總值、投資、利潤、科技、教育等發展指數的地區排位，無疑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激勵作用，但往往忽視了地區之間的不同情況和相互之間的不可比因素，并帶來盲目攀比，不重視科學發展等負面影響。對于地區之間發展指數排位，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增長區位在地區之間是移動的。增長率高的地區會隨著內外部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如珠江三角洲曾是增長率最高的地區；上海隨著浦東開發開放，經濟增長率由低于全國平均值改變為高出3~4個百分點，目前又有略微放緩趨勢；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有的地區近年來已在振興和崛起。浙江過去多年經濟增長率高于全國平均值2～3個百分點，2003年、2004年高出5個百分點左右，目前可能進入了合理回歸的過程。

第二，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性的動態變化是不同步的。例如，近幾年浙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地區生產總值52%～53%，可以說已經達到最高限度，而有些地方這一比率不到45%，甚至40%以下，投資增長率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再從地區生產總值的構成看，一個地區的生產總值包括勞動報酬、剩余（稅收和利潤）、折舊，這三個部分之間呈消長關系，既要增加農居民收入和職工工資福利，又要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以大幅度高于GDP的增幅持續增長，事實上是難以做到的。

第三，有些指標的地區差異，是由各地資源稟賦和結構特點決定的，因而在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例如，浙江科技研發經費（R&D）占GDP的比重2004年為0.84%，低于全國1.44%的平均水平，與北京（7.88%）、上海（2.29%）、陜西（2003年2.83%）等省市更是無法相比。這主要是因為：（1）浙江省國家級研究機構和研究型大學較少，相應擁有高端科技資源也較少；（2）浙江具有研發實力的大型企業較少，大批中小企業以購買技術進行成果轉化或直接應用為主，這部分購買技術支出不列入本省研發投入統計（與此相關，浙江全社會科技活動經費相對較多，占GDP的1.97%，R＆D經費只占全社會科技活動經費的42.8%）；（3）浙江不少企業參與產學研結合的研發投入，使用于省外高校和研究機構，有些企業的研發機構建在省外，利用省外科技力量進行研發。從這些情況看，浙江研發投入占GDP比率及在全國排位的提高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為正確對待地區之間發展指標的位次排序，除了全面客觀地分析評價之外，實質問題，首先是要全面深刻地認識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其次是要根據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情況，分類指導，建立并實施更加合理的政績考核制度。

2.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正確處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程中素質和數量的關系

浙江經濟發展現階段的特點和近兩年來“粗放型發展、低成本競爭”增長模式受到很大沖擊的事實表明，創新發展模式，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勢在必行，而且比別的省份更為緊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的問題”，也是實現創新、跨越的新機遇。基于這一認識，我們認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涵義和要求，一是要把粗放、低效轉變為集約、高效，也就是節減消耗、降低成本、減少排放、提高效率；二是要把原來依靠廉價資源、低成本競爭的比較優勢轉變為建立在創新基礎上的動態比較優勢，就是通過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以提升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為重點，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三是要把原來開放層次比較低的增長模式轉變為適應更加開放的國際環境的增長模式，就是要把浙江民營經濟的產業升級轉型與擴大開放結合起來，形成能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更加開放更具活力的經濟增長模式。按照這三方面涵義和要求推進增長方式轉變，既是當務之急，又是長遠發展之計。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妥善處理素質提高與數量擴張的關系，對于經濟增長速度，一是要正確估計2002年開始的新一輪景氣周期中，經濟快速上升后的理性回歸；二是要立足于長期持續協調發展，正確估計浙江經濟增長的潛力；三是要按省委“十一五”規劃“建議”中確定的經濟增長率年均9%的預期目標，及其所包含的優化結構、提高質量、集約節約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立足科學發展的豐富的內在要求，正確分析預測年度增長水平，正確引導經濟社會發展。對于投資項目，特別是招商引資項目，要把資源、效益、環境評價放在首位，合理選擇，以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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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2）-10-0255-1

1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法從1995年即“九五”計劃時就正式提出，到現在已有15年時間。“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三個“新”：新的高度，“規劃建議”提出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提高到了整個“十二五”期間發展主線的高度；新的廣度，“規劃建議”把轉變發展方式主線統攬包括結構調整、資源環境、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的內容；新的深度，“規劃建議”提出發展方式轉變不但有明確的方向，而且有明確的路徑、明確的措施，更深入，更系統，更完善。這三個“新”，著力點就是堅持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2 吉林省經濟發展的策略

準確認識吉林省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和發展階段性特征，在發展中積累，在調整中發展，乃是當前吉林省的首選戰略。要著眼于長遠發展，全面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全面增強經濟社會的整體素質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調整內需外需結構，不斷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把深化改革開放作為根本動力，更加注重構建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發展社會事業。實際工作中，應正確處理四個關系，防止四種傾向。

一是正確處理發展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系，防止思想松懈傾向。沒有量的積累，就不可能有質的變化。沒有發展的積累，就沒有調整發展方式的動能。當前吉林省不能放松加快發展的步伐，要把發展作為主題，以“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心無旁騖地、專心致志地、殫精竭慮地去籌發展之策、謀發展之計、踐發展之行、干發展之事，按照近年來吉林省發展的好勢頭，再持續快速發展三五年。

二是正確處理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系，防止等靠要的傾向。發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積累財富才能為改善民生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才能富民，才能實現社會和諧。民生是第一目的，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實現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動，堅持以擴大內需為突破口，在確保發展質量、優化發展結構、加快發展速度的基礎上，努力積累更多的社會財富，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發展成果，使推動發展成為永恒的主題，使改善民生成為工作常態，使發展的過程成為民生狀況持續改善的過程。要大力發展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事業，著力解決好城鄉困難群體的生活保障問題，通過辦好民生實事進一步擴大內需，讓人民群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得到實惠、不斷提高幸福指數。

改善民生不簡單等同于漲工資、增福利，它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要防止等靠要的思想，既要眼睛向上，用好用足國家政策，又要眼睛向下，靠發展、靠調整支出結構，更要眼睛向內，牢記宗旨，心系群眾，同時，量財施政、量力而行、傾力而為，切不能一轟而上盲目攀比，等政策、靠財政、要資金。要統籌政策措施，實現各方面利益兼顧；要統籌資源要素，集中力量辦大事；要統籌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堅持培育新的消費熱點，促進消費升級，把居民的消費潛力釋放出來，全民創業、重商富民，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持久的拉動力量，進而實現加快發展與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動。

三是正確處理傳承和創新的關系，防止轉彎過急的傾向。為實現既保持短期經濟較快增長、又使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的雙重目標，必須審時度勢、科學判斷，充分利用經濟調整期帶來的轉型契機，把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作為動力，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鞏固和發展當前經濟回升的好形勢，著力夯實支撐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的穩固基礎，著力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強化整體競爭優勢，形成以內需拉動為主導、以自主創新為動力、以結構優化升級為主線、以集約內涵發展為特征、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的發展新引擎，促進吉林省經濟進入新一輪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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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今世界經濟金融發展的特點分析

1、經濟金融進入復蘇和緩慢調整階段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持續進步，世界經濟也處于逐步深化調整發展階段，不同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成冊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美國經濟復蘇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工業生產水平恢復較為緩慢，產能利用率依舊較低，私人消費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十分有限，失業率依舊較高。而歐元區受到債務危機的影響，其復蘇的力度十分有限。新興市場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普遍遭受了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2、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明確

由于國際市場發展的不確定性風險，全球股市產生了相應的分化。世界經濟處于復蘇階段，然而其復蘇是不平衡的。而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趨向明顯分化發展。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失業率持續居高發展，市場發展缺乏支撐，在短時期內依舊需要寬松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支撐。然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國內經濟的刺激作用十分有限，新頒布的貨幣供應向新興市場國家流向。而主要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增長速度趨于緩慢，然而受到通貨膨脹壓力，較多國家需要頒布貨幣緊縮政策。全球流動性增長較快的發展中國家聚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通貨膨脹管理的難度。貨幣升值壓力增加，同時資產泡沫也有所增加。

3、經濟再平衡難度較大

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要實現再平衡具有較大的難度。全球治理模式的變革處于長期的發展階段，要緩解世界經濟失衡現象，需要主要經濟體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的推動以及調整。其關鍵以及核心在于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的超前消費以及透支消費結構體系的調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世界經濟不平衡的強制性調整，然而隨著經濟的復蘇，世界經濟要實現再平衡發展具有一定的難度。

4、寬松貨幣政策負溢出效益影響加大

主要經濟體國家例如美國、日本、歐盟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當中，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從而給金融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太高資產價格，從而幫助政府、金融機構以及家庭資產負債表，降低利率以刺激國內投資以及消費，壓低匯率以及拉動出口，然而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國際上具有十分明顯的負溢出效益。一方面，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以及新興經濟體的利益競爭，提升了資產泡沫；另一方面，流動性泛濫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最后，若是資產泡沫以及通貨膨脹壓力持續增加，為了應對經濟發展的滯脹局面，則被迫進入加息通道，從而將逆轉流動性過剩現象，充分暴露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最終對實體經濟復蘇產生影響，并對金融體系造成沖擊。

4、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對經濟不平衡調整的沖擊

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世界經濟不平衡的發展現象受到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的發展影響。這種經濟不平衡，在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都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可歸結于跨國公司在全球擴張以及追逐利益的結果，也是全球產業轉移以及重新分工當中，國際資本以及發展中國家廉價要素的結合發展。在全球化趨勢無法逆轉的背景下，資本、要素的不對稱分布，難以扭轉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同時，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之下，將要求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增加較快以及明確的成本優勢，則能在很大程度上對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進一步的強化。世界經濟的在平衡發展需要調整各國的發展方式以及治理結構。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發展，實現推動消費并且逐步擺脫過度依靠投資以及出口拉動經濟發展模式，從而實現對經濟利益的重要調整，需要大量的投入。若是不改變當前以美元為主的國家貨幣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的調整依舊也需要一個長期的調整發展階段。

二、當前世界經濟金融發展的形勢

1、發達國家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大幅度波動，世界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為了有效應對債務危機而實施的財政緊縮政策使經濟復蘇進程緩慢，為了有效推動經濟的復蘇發展，主要的發達國家將持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

2、增強對國際資本流動性的監督管理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報告可了解到，持續大規模的資本流動擴大是引發世界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國際資本流動利弊并存，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性的監督和管理，各國政府也應加速監督管理以及改革的發展進程，逐步完善金融框架體系，提高對資金流動性監督管理的有效性。

三、我國的應對策略

當前形勢下，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較為嚴峻，宏觀緊急面臨調整。世界經濟的內生動力依舊不足，發到經濟體的私人需求乏力，美國依舊面臨失業率增加困擾，并且歐元面臨財政緊縮壓力，日本則持續面臨通貨緊縮壓力，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持續增加。

要在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中趨利避害，則應抓住經濟發展方式變化的機遇，首先，通過擴大內需，保證投資的合力增長，同時優化經濟發展結構，尤其是擴大內需，增加消費需求，在推動城鎮化以及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過程當中建立消費需求增長的長效發展機制。同時，還應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對外發展戰略，培養我國商品以及服務國際競爭的新優勢，尤其是通過體制改革以及政策的配套發展，持續形成我國的開放型經濟發展優勢。

參考文獻：

[1] 丁斗. 全球貨幣流動性泛濫與國際金融危機的防范[J]. 國際政治研究. 2010（02） .

[2] 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衰退 共克時艱推動經濟復蘇[J]. 中國統計. 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