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投資的可能性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保險投資的可能性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F84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7）01-0089-09

一、引 言

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眾創新創業是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熊彼特（1912）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創新理論。熊彼特認為，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到生產體系中去。包括采用一種新的產品；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開辟一個新的市場；獲得一種新的原材料供應來源；實現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還可“以創業帶動就業”，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指導意見》全方位支持創業者創業。

創業投資是一項高風險的投資行為。 Johnson（1991）通過美國小企業管理局的數據顯示，23.7%的創業項目在兩年后失敗，超過一半的項目在四年內失敗，而超過63%的項目在六年后失敗。因為創業的高風險特征，和金融資產類似，家庭的創業決策要考慮家庭的背景風險。在金融資產配置過程中，居民投資者要承受除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外的其他風險，如健康風險、支出風險、收入風險、長壽風險、住房價格風險等，這些風險被稱為背景風險。 Cardak et al.（2009）發現居民的背景風險會影響他的風險態度，影響他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判斷，進而影響當期的消費、投資決策。醫療支出風險是家庭主要的背景風險之一，醫療保險能有效分擔家庭的醫療支出風險，進而對家庭風險性投資產生影響。Goldman et al.（2013）研究發現，居民如果參與了單位的職工醫療保險計劃，則持有風險資產的比例比那些沒有醫療保險的居民更高。據此我們預計醫療保險對家庭的創業決策可能存在正向影響。

中國目前的社會醫療保險主要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2005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規定，城鎮所有用人單位的職工必須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因此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并不是個人的自主決策。目前，絕大部分農村居民也都參加了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參加主體是沒有被正規單位聘用的城鎮居民，有些人參保，有些人沒有參保，樣本分布具有可比價值；這部分人員正是失業人口或潛在失業人員，是自主創業的主力軍，研究這部分人員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與狀況對家庭創業決策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本文根據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研究發現，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決策有正向的影響；在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是否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樣本選擇問題后，估計結果仍然穩健。文章還發現，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通過緩解健康風險和風險厭惡對家庭創業的制約作用，從而激勵了家庭創業。

二、文獻綜述

醫療保險可以降低醫療支出的不確定性帶來的經濟上的沖擊，從而影響家庭的儲蓄和消費決策。醫療支出風險增加家庭支出的不確定性，風險厭惡者會以增加預防性儲蓄的方式應對醫療支出風險。Arrow（1963）指出，醫療保險能分擔健康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Chou et al.（2004） 將未來醫療支出的不確定性引入居民預算約束，得出居民最優的消費路徑受醫療支出不確定性的影響。Atella et al.（2006）對意大利的數據研究得出，家庭會增加預防性儲蓄以應對醫療服務消費的不確定性。臧文斌等 （2012）利用入戶調查九個城市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和未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相比，參加中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年非醫療消費支出約高13%。醫療保險除了對消費產生影響，也對家庭投資組合產生影響。由于醫療保險減小了家庭未來的不確定性，家庭更愿意從事風險較大的投資。 Goldman et al.（2013）研究發現，居民如果參與了單位的職工醫療保險計劃，持有風險資產的比例比那些沒有參與的居民高出6% 。何興強等（2009）研究發現，中國居民若享有社會醫療保險或者購買了商業健康保險，進行有風險的金融資產投資的可能性更高。

國內外研究醫療保險對創業決策影響的文獻比較少。美國主要的醫療保險是企業職工醫療保險，企業職工醫療保險增加了職工離職的成本，減小了職工放棄現有工作的意愿，從而導致勞動力流動性減弱，即出現“工作鎖定（job-lock）”的現象，從這一方面來看，職工醫療保險減小了創業的可能性（Buchmueller et al.，1996；Gruber et al.，2002）。Wellington （2001）研究發現，配偶享有醫療保險的個人更有可能選擇自由職業。美國在1986年實施了一項名為“TRA86”的稅收改革法案，法案大大降低了創業者的稅后健康醫療保險價格，這一稅收政策對進入創業者群體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利用1999～2004年的面板數據，Gulcin et al.（2014）發現這項政策使個人進入創業者隊伍的可能性上升1.5%，使個人離開創業者隊伍的可能性減少2.8%。Malathi（2012）從女性的角度研究這項政策的影響，對于沒有被配偶醫療保險覆蓋的女性，在該法案實施后，創業的可能性上升10%。Philip （2010）研究1993年8月新澤西州一項專門針對創業者的個人健康醫療保險覆蓋計劃的政策對創業的影響，該政策降低了創業者購買醫療保險的價格，與沒有實施相同政策的州相比較，該政策對創業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由于沒有結婚、年老的、健康水平較差的個人對醫療保險的依賴更高，這項政策對這些群體創業的正向影響更大。

國內的保險制度和國外有很大區別，針對沒有被正規用人單位雇傭的居民，國內有專門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國內還沒有文獻研究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創業決策的影響，這正是本文要做的工作。

三、數據

本文的數據來自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的數據。2011年的調查覆蓋了全國除、新疆、內蒙古和港澳臺地區外的25省80個縣320個村（居）委會，樣本規模多達8 438個家庭。CHFS數據包含社會基本醫療保險數據，即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等，本文只考察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由于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個人是受雇于正規企事業單位的，很小可能是創業者，戶主及其配偶都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基本上可以排除創業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排除戶主及其配偶都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樣本。在其他樣本中，如果家庭有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則urbmi=1，否則，urbmi=0。關于創業的數據，CHFS調查了家庭是否從事工商業生產經營項目，參照甘犁（2012）、李鳳等（2014）的做法，將家庭從事工商業生產經營視為創業，家庭創業即entrepr=1；否則，entrepr=0。

考慮到家庭規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風險厭惡程度、戶主年齡、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庭健康狀況、所在區域等因素對家庭的創業決策都有影響，我們控制了這些變量，變量的定義請見表1。

2011年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總共有8 438個樣本家庭，刪除樣本缺失值，得到6 565個樣本家庭，再排除320個戶主及其配偶都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樣本家庭，得到6 245個有效樣本家庭。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請見表2，在有效的 6 245個樣本中，有683個家庭（占11%）有創業項目，有633個家庭（占10.1%）有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創業資產中位數為45 000元，90%的家庭創業最大項目的資產不超過100萬元，這說明創業項目大多是規模小的企業或個體戶，資產較小，抗風險能力較低。根據對家庭上個月醫藥費支出項目的統計，上個月醫藥費用支出最大的家庭這項支出達到15 000元，超過5%的家庭上個月醫藥費用支出超過3 000元，由此看來，醫療支出確實對家庭構成比較大的支出風險，可能制約家庭進行有風險的創業投資活動。

表3給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與創業統計。所有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633個家庭中，有創業項目的家庭為101戶，創業占比為15.96%，沒有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 5 621個家庭中，有創業項目的家庭為586戶，創業占比為10.44%。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創業占比更高。部分農村戶籍的家庭有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他們的創業占比為28.04%，農村戶籍的家庭有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且居住在城市，這部分人創業的可能性較大，因為這些農村家庭有成員在城鎮從業，有更多的信息、經濟實力、便利從事創業活動，創業占比明顯高于沒有家庭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村戶籍家庭，后者的創業占比為12.34%。農村戶籍樣本家庭的創業占比均高于城市戶籍的家庭，可能的原因是城鎮戶籍家庭大部分至少有一方有工作并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他們創業的動力較低。

四、估計結果及分析

（一）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的影響

家庭是否創業是二元因變量，我們首先用Pobit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請見表4。全樣本的估計結果表明，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虛擬變量系數為正，并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說明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有正向影響。針對農村戶籍的家庭樣本和城市戶籍的家庭樣本分別回歸，結果都顯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呈正向影響。

從其他控制變量來看，風險厭惡程度（risk）的系數顯著為負，越厭惡風險，家庭創業的可能性更小。不健康程度（unhealthy）的系數顯著為負，家庭平均健康狀況越差，家庭創業可能性越小。家庭人均收入的系數顯著為負，越是富有的家庭，創業的可能性越小。教育水平的系數成倒U形，教育程度中等的人創業可能性最高。結婚有利于創業，先成家后立業的傳統經驗在這里得到驗證。另外，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家庭創業要高于西部地區。

為什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有正向影響呢？我們考慮到家庭的健康因素，健康水平差的家庭醫療支出風險更大，家庭出于未來不確定性的考慮，會減少風險性投資。Rosen et al.（2004）使用美國退休與健康調查（HRS）的數據研究發現，健康狀況對居民風險資產投資的可能性及其比例存在負向影響。Cardak et al.（2009）用澳大利亞的數據研究發現，健康狀況不良的人因為風險提高，會更少持有風險資產。醫療保險能夠減小健康風險帶來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預期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能夠緩解家庭健康對家庭創業的制約作用。為了驗證這一點，我們加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虛擬變量和家庭健康水平的交叉項，結果請見表5。健康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健康水平確實制約了家庭創業；交叉項的系數顯著為正，意味著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緩解了家庭健康水平對家庭創業的制約作用。針對農村和城鎮戶籍樣本的估計結果也大同小異，農村樣本回歸的交叉項系數和顯著性水平均高于城鎮樣本。

針對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于家庭創業的正向影響的原因，我們認為這可能與風險態度有關。風險厭惡程度會制約家庭創業，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能減小家庭醫療支出風險，因此，我們預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能減小風險厭惡程度對家庭創業的制約作用。為了驗證這一點，我們加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虛擬變量和戶主風險厭惡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結果請見表6。表6第（1）列為全樣本的估計結果，第（2）（3）列分別為農村樣本和城鎮子樣本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無論在全樣本中，還是在農村和城鎮家庭的子樣本中，風險厭惡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意味著風險厭惡程度制約家庭創業；交叉項的系數顯著為正，意味著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緩解了風險厭惡程度對家庭創業的負向影響。

（二）傾向得分匹配的結果

由于家庭是否有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樣本并不是隨機分配的，可能存在樣本選擇問題。假設研究吸煙對大眾健康的影響，研究人員常常得到的數據是觀察數據，既一部分樣本是吸煙者，另一部分樣本是不吸煙者，這是很容易觀察到的，但不是隨機對照實驗的數據，隨即對照實驗要求招收大量被試隨機分配到吸煙組和不吸煙組，這種實驗不符合科研倫理，很難實現這樣的實驗，針對觀察數據，如果不加調整，很容易獲得錯誤的結論，比如拿吸煙組健康狀況最好的人和不吸煙組健康狀況最不好的人作對比，得出吸煙對健康并無負面影響的結論。傾向評分匹配就是用來解決樣本選擇問題，Rosenbaum et al.（1983）提出“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其基本思想在于，在評估某項政策或行為的效果時，若能找到與一類型樣本組盡可能相似的另一類型樣本組，那么樣本選擇偏誤就可以有效降低。PSM將多個維度的信息濃縮成一個得分因子，可以根據多個維度將有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和與其特征相似的沒有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進行匹配，從而得出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的凈影響。在操作上，首先，我們盡可能多的考察會影響家庭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因素，估計影響家庭是否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Probit方程。其次，根據Pr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可計算出每個樣本家庭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傾向性得分（propensity score），并根據該得分按照一定匹配方法對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和沒有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進行匹配。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鄰匹配（nearest neighbors matching）、半徑匹配（radius matching）與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傾向得分匹配方法要求用于匹配的各個變量要滿足平衡性檢驗，即通常所有變量在匹配后的標準偏誤要小于20%，或者匹配后各個變量的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均值不再顯著異于0。

為了提高配對的精確性，我們分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兩個子樣本分別配對。先分析城鎮戶籍的樣本。由于樣本比較多，可以匹配的樣本也比較多，我們按照1：3的比例對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匹配沒有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首先，估計影響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probit方程，除了前文的自變量外，考慮到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受周圍居民風險意識以及社區宣傳力度的影響，我們加入社區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rate）作為自變量，根據臧文斌等 （2012）發現本地戶籍參加社會醫療保險的可能性大于非本地戶籍，我們還加入戶主是否為本地戶籍（local）作為自變量，估計probit模型得到最優方程，鑒于篇幅，估計結果不再報告。根據Pr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可計算每個樣本家庭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傾向性得分，并根據該得分對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和沒有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進行匹配，本文主要使用最近鄰匹配，并做平衡性檢驗，結果見表7，所有匹配的變量在匹配后的標準偏誤都小于20%，而匹配后的t檢驗表明，所有變量均不能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匹配后處理組與控制組無顯著性差異的原假設，匹配結果滿足匹配平衡性要求，說明我們的匹配是合理的。

按照同樣的方法，我們針對農村戶籍的子樣本對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匹配沒有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各個用于匹配的自變量的平衡性檢驗結果見表8，結果顯示，各個變量滿足平衡性，說明匹配合理。

分別計算城鎮戶籍樣本和農村戶籍樣本家庭創業可能性的平均效應值（即ATT值），即匹配后的創業可能性組間差，結果見表9。結果顯示，城鎮家庭最近鄰匹配的ATT值為0.0532，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半徑匹配（半徑為0.02）和核匹配的結果基本上和最近鄰匹配的結果接近，三者的均值在0.048左右，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可見，對城鎮家庭樣本，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比沒有參加的家庭創業可能性大4.8%左右。農村戶籍家庭最近鄰匹配的ATT值為0.134，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半徑匹配（半徑為0.02）和核匹配的結果基本上和最近鄰匹配的結果一致，三者的均值約為0.128，說明有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村戶籍家庭比沒有成員參加的農村戶籍家庭創業的可能性高于約12.8%。

按照最近鄰匹配方法得到的樣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計。城鎮戶籍樣本的估計結果見表10，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樣本選擇問題后，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城鎮家庭的創業仍然有正向影響，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在分別加入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虛擬變量和健康水平、風險厭惡程度的交叉項后，交叉項的系數都顯著為正，意味著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緩解健康水平和風險厭惡程度對家庭創業的制約作用這一結論是穩健的。

同樣，將農村戶籍按照最近鄰匹配方法得到的樣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計。估計結果見表11。結果顯示，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樣本選擇問題后，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農村家庭的創業仍然有正向影響。交叉項的系數都顯著為正，意味著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緩解健康水平和風險厭惡程度對農村家庭創業的制約作用這一結論也是穩健的。

五、結 論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角已經吹響，同時也需要相關的體制機制來促進創新和創業。創新和創業都是風險比較高的經濟活動，人們還需要應對健康因素帶來的風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可以緩解健康因素造成的醫療支出風險，進而促進創業活動。本文運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證實了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有正向作用。至于這一結論的原因，本文發現，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緩解了健康水平和風險厭惡水平對家庭創業的制約作用，從而達到激勵家庭創業的效果。對于戶主和配偶不是全都受雇于正規單位的家庭，只要沒有加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政府應該鼓勵他們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這不但可以分散健康因素帶來的醫療支出風險，也可以促進創業活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作為社會保障的一部分，不但促進家庭消費，也能促進家庭創業，無疑對穩增長和調結構也具有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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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業保險與信用擔保的相同點

現代商業保險是保險雙方當事人以等價有償且平等互利為前提條件，以損害賠付及風險轉嫁為保險合同內容的一種貨幣交易行為。信用擔保的基本含義是企業在向銀行融通資金時，按照合同約定，由依法設立的合法的擔保機構以保證的方式為借款企業提供擔保，如其不能履約償付債務時，由擔保機構承擔償還責任，從而保障商業銀行債權能夠實現的一種金融支持方式。實質屬于屬于第三方擔保。

現代商業保險與信用擔保具有以下相同點：第一，二者均需要簽訂合同約定相關事項，只是合同主體不同而已。商業保險是企業與保險公司簽訂合同，信用擔保是企業與擔保機構簽訂合同。第二，二者均具有融資功能。保險的融通資金職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保險公司通過開展承保業務，將社會的閑散資金匯集起來。形成規模龐大的保險基金；另一方面，保險公司通過投資將積累的保險資金投放出去，以滿足未來支付和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保險基金的資金來源穩定、期限較長、規模龐大，通過持股或者相互參股的形式，成為資本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和資金供應方，是金融市場中最為活躍的成員之一。同時由于其要考慮到未來對被保險人的償付，因此投機程度不強，也是資本市場重要的穩定力量。在保險經營過程中，保險人必須提存與承擔風險相一致的責任保險金以備未來賠付，而尚未賠付出去的資金就為其資金運用提供了可能。保險基金中暫時閑置部分以有償返還方式重新投入社會再生產過程。第三，同樣面臨風險。風險發生損失的可能性。擔保機構在擔保業務運作過程中，可能面臨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有來自中小企業的風險。有來自政府部門的風險，這方面的風險主要表現為政府不適當干預風險和政策的不穩定性風險。有來自擔保企業自身的風險。還有來自擔保體系的風險，包括社會中介服務體系缺乏以及擔保法律體系不健全的風險。對于商業保險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種轉移風險的手段，在經營風險的過程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主要有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可保風險以及道德風險等。

二、商業保險與信用擔保的不同點

（一）信用擔保與商業保險的功能不同。信用擔保最重要是促進資金和商品流通，保證實現債權，所以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保障功能，其次是補償功能，如果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擔保人按照約定承擔相應責任。保險的基本功能是分攤損失和經濟補償。派生功能保險的派生功能是投融資功能和防災防損功能。

（二）信用擔保與商業保險的運營原則不同。一般情況下，擔保承擔的責任載體是擔保人自身的財產。而商業保險根據互助共濟的原則，其承擔的責任載體主要是投保人所交納的保費。保險基金具有開放性，而擔保基金具有封閉性的特點。對擔保機構來說，提供擔保的前提一般是確認沒有損失的可能性，而商業保險的前提則是肯定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從責任確定來看，商業保險遵循近因原則，對于那些對風險的發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損失，商業保險不予賠償。而對于信用擔保來講，一般只要發生了約定的損失后果，不論損失是出于何種原因，一般都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三）信用擔保與商業保險處理的風險不同。擔保處理的風險是合同中載明的債權債務相關的一切風險，而商業保險處理的風險一般為客觀風險。擔保處理的風險既包括主觀因素產生的風險，又客觀因素產生的風險。但是商業保險是一種相對比較單純的經濟關系，其只承擔保險合同中所載明的責任風險。

三、商業保險的功能作用在信用擔保方面的優勢

（一）降低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可以避免金融風險的發

生，降低金融機構發生大量壞賬而引發金融危機的概率。當中小企業不能如約按時還款時，由商業保險公司承擔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大大地減輕信用擔保機構的負擔。雖然， 信用擔保公司也會承擔其中的一部分損失，但是，在三方共同承擔各自損失的前提下， 風險會被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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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幾年來我國保險行業的投資收益率情況

表中2010年的收益率為前八個月份的，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保險資金投資收益率的高低與我國資本市場的表現有關。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不穩定，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率也不穩定。我國保險平均投資收益率5%左右，而國外投資收益率一般在10%以上，我們與之相比較低，保險公司經盡量防范風險，做好各項投資，提高保險資金的投資回報率。

二、我國保險資金運用中的主要風險

（一）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是指因市場利率的不尋常波動而給保險公司的資產和負債價值造成損失的可能性。保險公司投資的資產中有相當比例的利率敏感型資產，利率的變動會對資產的價格造成影響，從而影響收益率。保險資金的來源大多是負債，尤其是壽險，在定價時有一個預定利率。利率下調時，保險公司投資回報率可能低于預定利率，出現償付能力危機，屬于“利差損”。而當利率上升，保險投資收益率高于預定利率，一些投資性的保險產品可能會出現高的退保率。

我國近幾年的利率不斷調整，而預定利率上限卻保持2.5%不變，這對保險公司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尤其對中小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有時就不得不通過調整保險產品的價格來避免利率風險。

（二）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是指保險公司持有資產的變現能力。如果保險公司持有資產的流動性較差，在面臨賠付時不得不以低價變賣一部分資產，如未到期債券或到市場上臨時籌集高成本的資金以應付給付之需，那將會給保險公司的穩定經營帶來嚴重影響。不同險種對于資產流動性的要求是不同的，非壽險對于資產的流動性要求大于壽險。

（三）其他風險

保險公司在進行資金投資運作是還會面臨其他的風險，例如，信用風險，是指因交易對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約承諾而給保險公司造成損失的可能性，銀行或發債企業的信用風險；操作風險，是保險公司在資金運用過程中由于信息系統或內控機制失靈而造成意外損失的風險；其他的一些市場風險，匯率風險、商品價格風險等等。

三、保險公司應積極應對保險投資風險

（一）適時調整保單預定利率

保險公司應該根據利率的變動對保單預定利率進行調整。我國壽險保單預定利率上限為2.5%，根據我國保險市場發展現狀，此時完全開放預定利率并不適合，若完全開放，可能出現有的保險公司為獲得更多的保單，將預定利率指定的過高，加大風險，并且會加劇惡性競爭，市場混亂。

（二）進行資產負債管理

資產負債管理要求保險公司根據其所管理的資金的不同性質、期限長短、成本高低、對現金流的要求、可能承受的風險大小等因素，制定相應的投資策略，使資產與負債在數額、期限、結構上對應和匹配，并根據情況不斷調整資產負債結構，構建科學的投資組合，以保持動態相對平衡來有效降低風險，謀求最大的收益。

一般說，保險資產期限不同，對資產配置的需求就不同。財產險公司投資資金的負債期限較短，目前在管理上還不存在太多的資產負債不匹配問題。但壽險公司，大部分壽險產品的負債期限都超過10年，有的長達20年、30年，所以就需要積極為這部分資產配置相應期長的投資品種。而我國市場缺乏長期可以長期投資的產品，造成保險資產的長期配置很難實現100%匹配。

（三）進行投資組合以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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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既定的財務目標可能是養老或支付子女教育費用，這些都要求投保行為必須安全可靠，投保資金不能承擔過多投資風險，又可以實現保值增值。分紅保險使投保人可以通過紅利分配分享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果，即便在產品經營不善時，對投保人的影響至多不過是無紅利可分，客戶根本無需分擔更多的經營風險。

    穩定的收入使客戶投保后可以按照傳統的交費方式即定期定額交費，獲得相應的保險保障。應該說，抗拒通貨膨脹及利率變動帶來的資產貶值風險是分紅保險紅利收益的最實際的意義所在。

    紅利不能當養老金，但可以使您為養老購買的保險到您開始養老時還物有所值；紅利不能以一當十，但可以使您為子女出國留學準備的資金到時還一樣夠用。

    收益當先——須投連擔綱

    已有一部分較為穩妥的資金安排，收入較為豐厚或有一定積蓄，具備承擔風險能力，較適宜投保投資連結產品。

    投資連結產品的突出特征是沒有保單預定利率的概念，保單的價值完全通過投資收益核算后的單位計價來體現，并可以設立風險程度不同的投資組合賬戶。投資風險亦由客戶承擔，賬戶資金運作成功，有可能獲得極高的回報；若投資不利，投保人也要承擔相應的損失。因此，在選擇投連產品前要充分作好承擔風險的心理準備。當然，若既看中投連產品的投資收益性，又不愿承擔過高的投資風險，亦可根據自身風險承受能力選擇風險程度較低的投資組合。

    以目前保險資金的運作渠道而言，投連產品賬戶基本上還是由低風險組合構成。近期，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了平安、新華、中宏三家壽險公司的投連產品可以將投資于證券投資基金的比例提升至賬戶資金的100％。從1999年保險公司獲準投資于證券投資基金后的投資表現看，證券投資基金應該屬于收益較高、風險較低的投資品種，此番投資比例變化無疑提高了投連產品獲取更高收益的可能性。但證券投資基金與變化起伏的股市聯系十分密切，從幾家公司的賬戶單位價格的漲跌亦能發現這一規律，投保此類產品必須保持長線投資的心態。

    靈活投入——顯萬能優勢

篇（5）

中圖分類號：F23965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2-11-13

作者簡介：章雁（1975-），男，上海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生導師，會計學博士，研究方向：財務與管理會計、技術經濟與管理；黃美玉（1988-），女，福建南安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財務與審計。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0YJC630397。

一、引言

審計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為滿足社會的特定需求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審計出現的動因及審計的本質是什么，理論界至今沒有形成共識，不同學者的觀點有所不同，比較認可的是審計需求理論、審計需求信息假說以及審計需求信號理論。隨著審計師民事責任的不斷擴大，自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審計理論界開始出現另一種審計需求理論，即審計需求保險假說。它認為審計事實上是一種風險轉移機制，注冊會計師所出具的審計報告實質上是財務報告所附帶的一份“保單”，如果財務報告存在虛假陳述，而審計師又沒有依據執業準則做出合理的判斷，投資者依據經注冊會計師審計過的財務報告進行決策，并因此造成了損失，則會計師事務所應作為共同被告，依法賠償投資者損失，即為投資者提供了審計的保險價值。審計需求保險假說是基于審計的保險機制探索審計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本質功效，認為審計是財務報表風險的一個轉移機制。Doogar（2003）認為審計的價值在于保證（Assurance）與保險（Insurance）。

Menon & Williams（1994）針對原美國第七大會計師事務所Laventhol & Horwath事務所破產對審計客戶股票的影響，其研究結果都表明由于事務所的倒閉使得被審計客戶的股價呈現了負的超額回報率。Baber（1995）認為股票價格的下降不但可以用保險價值消失來解釋，也可以用鑒證價值下降來解釋。Simunic & Stein（1996）的研究表明，由于六大會計師事務所實力雄厚，承擔了更多的風險，充當了投資者的深口袋。Chaney and Philipich（2002）針對審計的“鑒證價值”的研究間接證明了“保險價值”的存在。2005年6月，KPMG因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和非法銷售避稅產品導致美國司法部對其展開調查，并可能面臨刑事訴訟的危險，2005年8月23日，美國司法部與KPMG達成訴辯交易，停止對其進一步調查，Darryl Brown等（2008）認為這個事件并沒有威脅到市場投資者對于KPMG的審計質量（Assurance）的懷疑，很好地排除了審計“鑒證價值”的影響，他們比較直接地對審計的保險假說進行了研究。伍利娜、鄭曉博和岳衡（2010）以我國最高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的頒布為事件窗口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上市公司股票在短時間窗口內的累計超額回報率與公司的審計特征和其他訴訟因素顯著相關，說明中國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認識到審計師的損害賠償責任制度，使得審計具有了一定的保險功能。

可見，審計需求保險假說創造性地指出審計是投資者進行風險管理、進而提高企業價值的一種形式，它為審計需求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另一重要視角，對該假說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深化對審計的認識，拓寬認識獨立審計制度的視野，在理論上也可以搭建起一個更加宏觀的理論體系，為進一步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提供全新的思維模式，這在審計制度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變化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

二、研究假設與模型設計

（一）研究假設

注冊會計師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制度是審計需求保險假說的制度基礎，是審計保險需求的動因。它實際是依侵權行為法的邏輯，貫徹了民法的公平原則，在被審計單位――事務所――第三人（即財務信息提供人――財務信息鑒證人――財務信息使用人）之間公平分配因被審計單位經營失敗或舞弊、事務所審計失敗而導致的利害關系人損失。雖然《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正式拉開了我國證券市場中虛假陳述民事賠償的序幕，但它是一條針對證券市場中虛假陳述民事訴訟的總體規定，對于追究注冊會計師欺詐和過失的民事責任這一專業性強的復雜問題并未做專門、詳細的規定。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出臺的《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更加具體規定了注冊會計師與會計師事務所的責任，與審計需求的保險假說關系更為密切，因此本文以2007年6月11日司法解釋的頒布為研究事件。事件日定義為2007年6月11日，事件窗口取事件日以及之后的10個交易日。法律的變更使得審計的保險功能從無到有，為股價中注入了“審計保單”的價值。因此，司法解釋出臺后一個很短的時間內，證券市場會出現顯著為正的投資回報率。而且，“審計保單”對不同公司股票的價值應該不同，正如一份相同理賠條件健康保險對老年人和對青年人的價值不同一樣，由此我們可以預期哪些公司的股票回報率會更高，哪些會較低。如果事實與預期相符，就得到可支持審計保險假說的證據。從而，提出如下假設：

H1：盈余管理幅度較大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比盈余幅度較小的公司獲得更高的累計超額收益率。

大量的研究表明，有配股、扭虧為盈動機的公司或是附屬于企業集團且控股股東處于絕對控股地位的公司更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雖然說盈余管理并不構成違法，投資者不能以此來對上市公司進行訴訟，但盈余管理與違法有一定的相關性。高雷、宋順林（2008）對關聯交易、線下項目與盈余管理的研究表明，由于監管政策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公司在進行盈余管理時開始將目標從線下項目轉移到線上項目，手段越來越隱蔽，但其仍為“不良動機”。當一個公司耗盡其盈余管理的空間時，為了維持其股價或是避免投資者失去對其公司的信心，往往會選擇進行財務欺詐，或是做出虛假陳述。因此，往往盈余管理幅度較大的公司，對于審計師來說風險越大，在事件窗口內，盈余管理幅度較大的公司更能夠獲得比盈余管理幅度較小的公司更高的累計超額收益率。

H2：在事件窗口內，受資本市場系統風險影響較大的公司會比受系統風險影響較小的公司獲得更小的累計超額收益率。

在計算投資者的實際損失過程中，司法解釋雖然并未明確規定系統風險的扣除問題，但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考慮利害關系人的損失時，會將由系統風險所造成的損失部分扣除。這就意味著，在投資人向虛假陳述行為人索賠時，如果損失是全部或者部分由系統風險造成的，那么投資者所獲得的賠償將要扣除系統風險部分。因此，投資者將會從那些承受系統風險較大的公司獲得相對于承受系統風險較小的公司更少的損失賠償。

H3：在事件窗口內，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公司會比由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公司獲得更高的累計超額收益率。

審計師對投資者損失的補償是以審計師本身擁有的財富為基礎的，如果審計師自身的財富不足以補償投資者的損失，則審計的保險價值只是一紙空文，并無實際意義。“四大”作為目前規模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資金最為雄厚，對于投資者最有保障，一旦被法院判定需要為其提供的虛假陳述報告對投資者進行賠償，在投資者看來，“四大”完全有能力來執行此項賠償，而對于一些規模較小的會計師事務所，如果上市公司為了購買審計意見等原因而聘請他們，往往對于投資者來說越沒有保障。投資者不但懷疑他們所提供的審計質量，而且還擔心審計失敗時，即便那些事務所應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再大，也沒有足夠的賠償能力，自然而然，他們對于投資者的審計保險價值也就越低。

H4：收到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所獲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會高于收到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

如果注冊會計師所出具的是標準審計報告，那么它所傳達的信息是，審計師以專家的身份鑒定這個公司的財務報表是可靠公允的，是值得投資者相信的。此時，這份審計報告代表了審計師對于投資者的最高承諾，審計師的責任重大。如果未來審計單位出了什么狀況，事務所承擔民事責任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注冊會計師所出具的是非標準審計報告，那么我們可以認為審計師已經向市場投資者傳達了被審計單位財務報告非公允可靠的信息，未來投資者的決策失敗與審計師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則審計師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的風險也就越小，審計的“保單”價值也就越低。更極端的是，收到對持續經營能力發表意見的審計報告的公司，其在事件窗口內的累計超額收益率會最低。

H5：對于那些在事件窗口內雙重審計的公司會比那些非雙重審計的公司獲得更大的累計超額收益率。

在2007年正式實施的新企業會計準則、審計準則與國際會計、審計準則達成實質性趨同之前，中國證監會了關于A股公司實行補充審計（雙重審計）的暫行規定。所謂的雙重審計（補充審計）是指上市公司應聘請具有執行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資格的國內會計師事務所，按中國獨立審計準則對其依據中國會計準則、會計制度和信息披露規范編制的法定財務報告進行審計。此外，應聘請獲證監會和財政部特別許可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按國際通行的審計準則，對其按國際通行的會計和信息披露準則編制的補充財務報告進行補充審計，也就是雙重審計。但是事實上該雙重審計的暫時性規定在2006年之前已廢除，或者說至少在2006年之后是否實行雙重審計取決于上市公司本身，這就為判斷審計保險價值提供了另一個視角。那些在2006年仍然實行雙重審計的公司比不實行雙重審計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會獲得更大的累計超額收益率，因為這些雙重審計的公司財務報告的真實度較高，對于投資者來說更有保障。

H6：更換會計師事務所較為頻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所獲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會高于一直聘用同一家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的公司。

大量的研究表明，上年度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報告與處于財務困境的公司更傾向于變更會計師事務所，即購買審計意見。往往在變更會計師事務所后，這些公司能夠獲得一份較為美觀標準的審計報告。我們當然不能排除有些公司更換會計師事務所是因為要獲得更高的審計質量、降低審計費用或是由于管理層的偏好，但更常見的原因往往是“購買”審計意見。通常，這類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具有很強的動機修飾財務報表進行財務欺詐或是做出虛假陳述，由此被揭發的可能性也越高，審計師承擔民事責任的可能性也越大。這樣，更換會計師事務所更為頻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日會獲得相對更大的累計超額收益率。

H7：在2006年和2007年受到證監會、上交所或深交所處罰的有違規記錄的上市公司在事件窗口內的累計超額回報率高于沒有違規記錄的公司。

最高法院規定，投資人對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民事賠償的訴訟時效期間，適用兩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所以本文用了2006年與2007年的記錄。朱春艷、伍利娜（2009）在《上市公司違規問題的審計后果研究――基于證券監管部門處罰公告的分析》中指出，有2523%的公司在2001-2007年間至少在兩年里被處罰，因此相對于沒有發生舞弊行為的公司，不但被“一會兩所”處罰過的公司再次發生舞弊行為的可能性較大，且這類公司再次被監管部門審查的可能性也會更大，給審計師審計帶來的風險也會更大。由于有違規記錄的公司被的可能較大，因此，在事件窗口內，它的累計超額收益率會相對較高。

H8：在事件窗口內，ST公司比非ST公司會獲得更高的累計超額收益率。

為了摘掉ST的帽子，ST公司在出具財務報表的時候比非ST公司有更強烈的掩蓋真實數據的動機，為了追求“ ROE>0”，其可能利用各種手段操縱、粉飾數據。因此，在對ST公司進行審計的時候，審計師面臨的風險很大（受到的可能性也很大），審計的保險價值相應地也越大。

（二）盈余管理幅度――非正常性應計利潤的計算

所謂的應計利潤，是指不直接形成當期現金流入或流出，但按照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應計入當期損益的那些收入或費用（或者是凈資產的增加或減少部分），比如折舊費用、攤銷費用、應收賬款增加額等。根據應計利潤的縱程度，可以將應計利潤區分為正常性應計利潤和非正常性應計利潤。夏立軍（2003）在《盈余管理計量模型在中國股票市場的應用研究》中針對中國股票市場，通過尋找主導上市公司應計利潤項目的變量控制公司正常的業務活動對應計利潤項目的影響，對各種計量盈余管理幅度的模型進行檢驗，認為基本JONES模型或調整的KS模型比較適合中國股票市場，因而本文采用基本的JONES模型來計量非正常性利潤。JONES模型主要是選取固定資產以及主營業務收入作為主導變量控制公司正常業務活動對應計利潤的影響。基于該模型，將所有上市公司采用證監會的標準分成十三個行業，分別是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業；信息技術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傳播與文化產業；綜合類；由于金融保險業資產負債以及業務經營活動的特殊性，未將金融保險業納入研究范圍。

四、樣本的選擇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國泰安實證研究數據庫以及萬得資訊金融終端，采用的是在2005年與2006年均上市的所有公司樣本，總計1 351家公司，不包括期間上市或退市的滬深兩市A股，由于金融保險行業營業活動的特殊性，所以剔除了金融保險行業（22個樣本），以及一些數據缺失的公司（89家），最終取得的有效樣本總計1 240個。其中，由“四大”審計的公司為85家，占比685%；得到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為1 154家，占比9299%；雙重審計的公司為108家，占比870%；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包括由非“四大”轉向“四大”、由“四大”改為非“四大”、非“四大”間的轉換以及“四大”間的轉換四種情況，我們假定由非“四大”審計轉向由“四大”審計的公司是為了獲得更高的審計質量，而排除了“購買審計意見”的風險，因此不在此研究范圍。在樣本中，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司總計139家，包括由非“四大”轉向“四大”的公司5家，不在研究范圍內，所以最終所獲得的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司為134家，占比1080%；在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6月11日之間有過違規記錄的公司總共59家，占比475%；此外，在樣本中，總共有93家ST公司，占比749%。

五、實證結果及其分析

（一）均值T檢驗

在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的前后，資本市場整體出現正的回報率，而且有接近70%的個股在事件窗口內出現正的累計超額收益率。接下來，我們分別就事務所類型、審計意見類型、是否雙重審計、更換會計師事務所、是否違規以及是否為ST公司對累計超額收益率進行均值T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以big4作為分類變量來對累計超額回報率進行均值T檢驗時，結果表明兩者的差異并不顯著，也就是說，在事件窗口內，由“四大”審計的公司與非“四大”審計的公司所獲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并沒有顯著的差異；以standard作為分類變量對累計超額收益率進行考察時，發現兩者的差異具有顯著的統計意義，得到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所獲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顯著高于得到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以double作為分類變量對累計超額收益率進行均值T檢驗時，結果顯示兩者沒有顯著的差異，即實行雙重審計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所獲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與未實行雙重審計的公司并沒有顯著的差別；而在分別考察change、brch以及ST與累計超額收益率的關系時，發現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即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所獲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顯著高于未更換會計師事務的公司；近兩年有違規記錄的公司所獲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與沒有違規記錄的公司有著顯著的差異；在事件窗口內，ST公司獲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顯著高于非ST公司。

（二）多元回歸分析

為進行審計需求保險假說的多變量分析，本文擬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首先對各自變量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根據表3的共線性檢驗結果，我們認為：（1）系統風險SYSTEM與是否得到標準審計意見STANDARD在00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這可能是由于承受較大系統風險的公司，公司的經營風險較大，越有可能操縱報表，此時，審計師可能越加謹慎，公司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因此較大。（2）更換會計師事務所CHANGE與是否獲得標準審計意見STANDARD在00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正如假設所述，上市公司往往是為了獲得更加美觀的審計意見才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因此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獲得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大。（3）違規記錄BRCH與是否獲得標準審計意見STANDARD在00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更換會計師事務所CHANGE在00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是因為：審計師在對那些有過違規記錄的公司進行審計時，面臨的審計風險較大，因此越加謹慎，而且這些公司再次違規的可能性很大，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也越大；為了獲得美觀的審計意見類型，這些有過違規記錄的公司更加有可能通過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來購買審計意見。（4）被ST的公司與盈余管理幅度DA在00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是否獲得標準審計意見STANDARD在001的水平顯著負相關，與更換會計師事務的CHANGE在00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是否有過違規記錄BRCH在00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與之前的假設相一致，說明那些盈余管理幅度越大的公司往往耗盡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間，為了達到某一財務目的，更有可能進行財務欺詐，被ST的可能性越大，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也越大，繼而更輕易地更換會計師事務所。

但是，上述相關性可能對多元回歸的結果并沒有太大的負面影響，可以作為多元回歸分析的基礎。本文以事件窗口內的累計超額收益率作為因變量，以影響審計需求保險價值的一些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見，投資者認為那些盈余管理幅度較大的公司越有可能進行財務欺詐，審計提供的保險價值越大，因此H1得到驗證；而那些受資本市場整體風險影響較大即承受較大系統風險的公司，即便受到，由于投資者所獲得的賠償額中要扣除很大一部分由系統風險影響的金額，保險價值相對于那些承受較小系統風險或承受較大特有風險的公司較小，因此在事件窗口內，累計超額收益率較小，H2得到驗證；由“四大”進行審計的公司及那些得到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會獲得較高的累計超額收益率，這正驗證了之前所提出的假設，“四大”作為“深口袋”實質上為投資者提供了充分的審計保險價值，因此H3、H4得到驗證；此外，被ST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內獲得了顯著高于其他非ST公司的累計超額收益率，說明ST公司的經營風險很大，經營失敗導致審計失敗進而被的可能性相對較大，保險價值較大，因此H8得到驗證。

然而，進行雙重審計（DOUBLE）、更換會計師事務所（CHANGE），以及有過違規記錄（BRCH）這三個變量與累計超額收益率（CAR）正相關，但在統計上不顯著，即H5、H6和H7沒有得到實證的支持。也就是說，在投資者看來，那些進行雙重審計的公司，在近兩年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以及那些有過違規記錄的公司，都不是影響審計保險價值的主要因素。進行雙重審計對于審計的保險價值沒有顯著的影響，可能是由于證券會取消A股雙重審計的暫時規定并沒有像后來2007年9月以及2009年取消B股和H股雙重審計那樣有個明確的表態，在投資者看來，2006年某些公司進行雙重審計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證監會的強制性規定，因此并沒有將它作為加強審計承諾的舉措。更換會計師事務所（CHANGE）在回歸分析中不顯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近年來隨著我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壯大，在投資者看來，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樣純粹只是“購買審計意見”，他們可能更關心的是更換的會計師事務所能否像以前事務所一樣起到有效的監督機制。此時，投資者在更換會計師事務所方面對審計“鑒證價值”的關注遠甚于審計“保險價值”。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數據收集過程中，對于會計師事務所變更情況可能會存在數據不充分的情況，根據張偉、張小利（2011）在對會計師事務所變更的披露情況的實證研究，在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的情況下，只有一半的公司愿意在年報中披露，而在披露的這些公司中，只有一半的公司在當年年報披露，其他公司則選擇在當年年報報出后再披露。所以在收集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司中，可能有些公司變更了卻沒有披露出來，這也很可能會影響到該變量對于因變量的解釋力度。而有過違規記錄與累計超額收益率之間的正相關性并不顯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正如對那些有過違規記錄的公司進行審計的事務所已經預期到這些公司存在的審計風險一樣，投資者也預期到審計師對于這些公司的謹慎性，以及隨著近年來證監會對于那些違規公司懲罰力度的加強，這些公司再次違規并受到的可能性逐年降低，因此對于投資者來說，是否違規可能并不像以前年度一樣可以作為“保險價值”的一個主要風向標。

上述研究表明，審計客戶股票的十日累計超額收益率與審計單位的一些審計特征及其他一些公司相關的因素顯著相關（如是否由“四大”進行審計、是否獲得“標準”審計意見、所承受的系統風險等因素），說明中國資本市場上審計需求保險假說已大致成立，審計已能為投資者提供一種保險的功能，有利于對投資者的利益保護。但由于事件窗口內其他事件的干擾或者其他原因，使得一些假設（如H5、H6與H7）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有待于以后重新收集更有效的數據或者是重新設置變量來檢驗，使得該實證研究更加具有說服力。

六、結論

本文在對傳統的審計需求理論（審計需求理論、審計需求信息假說以及審計需求信號理論）進行探討回顧的基礎上，指出傳統的審計需求理論在于強調審計的鑒證機制而忽略審計的風險轉移機制，而審計需求保險假說創造性地提出了審計的作用，不僅僅在于審計的鑒證機制，還在于審計的風險轉移機制，它為審計需求理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拓寬了審計的外延。審計的根本目標是降低信息使用者的財務信息風險。審計除了在實質上通過實施審計程序、發揮審計的鑒證機制降低了信息使用者的財務信息風險外，還將審計師的一部分利益作為抵押品與信息使用者捆綁在一起，以進一步轉移財務信息風險，而這種風險的轉移機制取決于風險轉移系數，即“抵押品是多少”的問題，或者是投資者在依賴審計報告導致決策失敗時，是否可以從審計師獲得賠償以及賠償金額多少的問題，這就將審計師的民事賠償責任制度納入審計需求保險假說的研究體系中。通過實證檢驗，表明審計需求保險假說在中國資本市場是大致成立的，在審計師民事賠償責任制度存在的前提下，投資者可以進一步轉移其財務信息風險，其利益可以得到進一步的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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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劉開崧.審計的二重價值：鑒證價值和保險價值[J].財會通訊（學術版），2008（6）.

[9] 高雷，宋順林.關聯交易、線下項目與盈余管理――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中國會計評論，2008（1）.

篇（6）

正增長已“超乎預期”

從1月份保費收入來看，保險業表現功過相抵。平安證券保險研究員童成墩說：“1月業績并沒有全行業負增長，這樣的成績其實已經超乎大部分研究人員的預期。但‘開門紅’是由保險行業節奏性特點所決定的，跟經濟環境沒太大關系，故而這種趨勢不會延續到后三個季度。”

他指出，如果剔除國壽、平安的壽險兩位數的保費收入，整個壽險行業保費同比增速幾乎為零，這意味著接下來今年整個行業的表現還是要仰仗“三巨頭”：“國壽有可能實現正增長，但是有難度；平安兩位數正增長是可能的；太保相較之下負增長的可能比較大。如果說三巨頭能帶動全行業實現正增長的話，那么我認為整體實現個位數增長可能性較大。”

第一創業黃秋菡則表示：“保險公司主要是搞一些類似促銷活動來做好他們新年前一兩個月的事情，所以保費收入會增長較快，但從全年來看這種增長能否持續，應該從整個國民收入的預期來分析，2009年經濟危機并不會很快結束，收入預期本來就有所降低，有的人甚至會失業，而保費增長和居民收入掛鉤比較緊，由此可見增長一定不如2008年快。”數據顯示，1月滬上壽險公司保費增幅僅為7.01%，而去年同期，滬上壽險公司保費收入同比增長62.46%。

光大證券研究報告中將保費增長回升的主要原因歸結為銀保渠道銷售能力的恢復，同時在個險方面，人銷售情況也有良好的表現，同時造就了保費增長的回升。

轉型增員初見成效

中國人壽日前公告，1月份單月原保險保費收入366億元，同比增長19.4%。平安人壽本周也公布，旗下四個子公司1月份共實現保費收入172.81億元，較去年的145.47億元增長19%，其中平安人壽1月份實現保費收入133.11億元，比去年同期的108.20億元的上漲23%。中國太保的公告顯示，太保壽險1月保費收入70億元，雖然同比下降14.20％，但環比增長了100％；太保財險1月保費收入42億元，同比增長15.39％。

“國壽保費收入好于預期，是源于公司采取了相對溫和的調整產品策略，既調整了銀保渠道的投資型產品，又兼顧了分紅等保障型產品的銷售”，中金公司研究員周光在他的研究報告上寫道。

平安的保費大增也離不開轉型因素。平安人壽副總經理張振堂表示，“從去年四季度開始，我們突出高價值的核心產品，關注產品的內涵價值，在堅持‘分紅、萬能’并重的前提下，進一步突出分紅保險的銷售，適當收縮萬能保險。”

據了解，各家保險公司都在今年提出了明確的增員計劃，并希望利用人力資源市場的特殊階段，提高人整體素質。人壽計劃3內個人人數量增至100萬，平安計劃增至40萬，太保人壽也撥付了專項費用來鼓勵分支機構進行增員。

能否持續尚待觀察

“說實話，對于這樣的開門紅我也覺得很意外。”一家外資壽險公司的負責人坦言，他所在的公司1月份保費收入并沒有同比大幅增長，“外資壽險公司一般要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才會迎來全年的銷售高峰，而中資壽險公司的銷售高峰卻在第一季度。”

知情人士透露，這可能跟中資保險公司的考核機制有關。保費的考核通常是基于上年的數據，如果當年保費增長率大幅高于上年，該年的保費考核指標就可以完成。2008年底，一些被考核的分公司可能有動機將部分業務轉移至2009年：一方面可以降低今年的考核基數，另一方面可以將部分業務計入今年的考核指標中，因此造成了年初的保費“井噴”行情。

不過，這樣的增速能否持續依然尚待觀察。“單單1個月取得這樣的好成績并不難，但全年保持這樣的增速比較困難。”前述外資壽險公司的負責人分析表示，畢竟今年的經濟形勢依然嚴峻，公司20的銷售目標制定得比較保守，力求保持平穩發展。

興業證券的研究報告也對國內壽險業全年保費增長持保守態度。報告指出，由于收入下降趨勢更加明顯，就業形勢也不樂觀，保險需求將會受到影響。

保費影響正面為主

盡管業內普遍不看好2009年的業績，但東方證券分析師王小罡對經濟危機對保險業的影響還是比較樂觀的。他表示，2009年宏觀經濟的下滑難以避免，居民的風險意識和避險情緒必然增強，從這一點來說，危機時期也正是壽險展業的好時期。

他認為，經濟危機對壽險和財險業務都具有雙重影響：“對于壽險業務來說，一方面，由于客戶風險厭惡的轉向以及收入預期的下滑，投資型產品保費收入有下降趨勢；另一方面，由于疲弱的經濟前景提高了居民的風險意識和投保意識，儲蓄類保險產品的保費收入反而有上漲的動力。”

財險業務方面，“由于新車銷量和航運市場的低迷，車險和水險業務都將受到明顯的負面影響，但由于出口信用風險提高，貿易摩擦加劇，客戶對出口信用保險和出口產品責任險的需求增長比較顯著。”王小罡表示。

對于經濟危機的影響，童成墩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支付能力和保障意識的雙向影響都左右著今后保費收入的表現：“支付能力下降是負面影響，保障意識提升則是正面作用。個險渠道增長的可能性較大。”

不僅如此，兩人還認為，經濟危機將可能從以下幾方面使保險業中有能力的公司獲益：首先，經濟衰退導致失業人數增多，這使得個險人增員更為容易；保費收入“零現金”制度的通行杜絕了人挪用保費的可能性，同時保障了保險公司和投保人的利益；人管理逐步強化、活動日趨活躍等因素對經營業績的影響都是正面的。

投資影響負面居多

中國保監會披露，截至2009年1月底，保險業投資總額22363.6億元，比2008年底投資總額減少101億元。對于“是否減倉101億元”的質疑，保監會回應稱，保險機構1月份是增倉而不是減倉。對此，王小罡估計101億元損失可能發生在債券市場上。

對于2009年投資收益的預期，童成墩指出，保險資金權益類投資13.9%的比重不算低，如果經濟持續低迷，股市、債市都表現不好、利率維持在低位徘徊的話，對保險公司的投資是非常不利的。黃秋菡則認為，去年險資的權益類投資虧損已到低點，很多股票市值已經很低了，2009年即使投資環境仍然惡劣，程度應該好過去年，“國家的一些政策對于市場的支持是支持這一預期的因素之一。”

同時她也認為，債市投資將是今年險資投資的不利之處，因為債券收益率是呈緩慢下降趨勢，“目前險企投資的債券多為期限在1年以內的短期債，長期債業內普遍不看好，因為考慮到未來的通貨膨脹率因素，長期債的利率可能為負。保險公司如果投資一些固定利率的債券，在短期內受的沖擊會相對小一些。”

業務轉型需匹配成本

不少個險渠道的人感覺到，前兩年熱衷于權益類投資的人在經濟疲弱的背景下，對壽險產品的接受度正在提高，保險意識也逐漸回歸理性。事實上，新年以來保障型保險和養老保險等產品再度受到市場關注，而略帶“投資回報”性質的保障型分紅險成為投保人“新寵”，在一些公司中正逐漸取資型保險的地位，成為保費收入的主要來源。

篇（7）

一、加強建設項目投資風險管理的必要性

對現代建設工程項目迫切需求加強風險管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風險管理方法的不斷改進及其在西方工業國家的成功應用吸引了許多項目組進行自身風險管理。一方面，風險管理以對風險的預測、識別、評估和科學分析為基礎，為管理人員運用各種對策的最佳組合對風險進行全面、合理地處置提供了可能性，是現代管理風險的一種科學而直接的方法；另一方面，風險管理克服了那種傳統的以保險為單一手段處置風險的局限性，綜合利用各種控制風險的措施，并使處于冒風險的方法日益完善，這些都使得越來越多的項目組自覺地爭相采用風險管理方法。第二，保險的局限性要求各項目組合加強自身風險管理。首先，保險業只承辦純粹的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致損失的保險，而且只承辦其責任項下的業務，其他損失不屬于理賠范圍，保險人均不賠償；其次，保險業務的擴展不能與生產的發展完全同步，保險條款難以全面反映新的風險存在和發生的可能性；再次，各項目組合負責保險的管理人員更了解本行業的內外環境，可能比保險人制定和實施更有效的處理方案；最后，保險單中的許多條款都給項目帶來不利的條件。因此，各項目不能完全依靠保險解決風險問題，必須實行自身內部的風險管理。第三，風險管理是各項目組合的內在要求。由于科技的飛速發展及其在社會生產各方面的廣泛應用，從而使各種風險因素及風險發生的可能大大增加，并且擴大了風險事件造成的損失規模，這就對各項目組合所負擔的責任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使風險管理的各種手段倍受青睞。

二、建設項目投資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

在財務學上，將投資風險定義為：“投資風險是指投資決策必須考慮的一種特種風險，即由于投資活動受到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共同影響，而使得實際投資出現不同結果的可能性。”而導致投資風險產生的原因主要可概括成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整個投資期內投資費用的不確定性；二是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三是投資收益期間金融市場變化所導致的購買力風險和利率風險，對投資項目的收益結果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四是政治風險和自然災害等也會影響投資項目的收益；五是人為因素造成投資決策失誤。當前，建設項目投資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經營風險

經營風險是指由于經營上的事物造成的實際經營結果偏離期望值的可能性。在建設項目投資或者說是在房地產投資風險中包括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由于建筑市場的不充分，使投資者可能因為得不到充分而準確的市場信息而造成經營決策失誤；二是由于投資者不熟悉建設項目所涉及的眾多的法律、規章、城市規劃條例、稅收規定等造成投資的失敗；三是由于投資者的管理水平低、工作效率差而造成的損失或失敗；四是由于周圍環境因素發生變化而致使原來的計劃與設計落空而造成投資失敗。

2、財務風險

財務風險是指由于企業借入資金而導致經營收益產生不確定性而形成的風險。財務風險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融資中的財務風險，投資者通常以其自有的一部分資金和借貸的一部分資金來進行投資，借入的貸款比例一般都比較高，有的甚至達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當利率上升時，經營者的資金成本會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欲望隨之降低。因此，一方面生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市場需求降低。這無疑會給投資者經營者帶來損失。財務風險的第二種情況是拖欠風險，如果甲方不能按照約定的時期支付工程款，這樣，投資者的資金周轉就會發生困難，從而造成收益下降；或者購房者的公司破產，清算時該公司按照法律費用、職工工資、所欠稅款等順序支付，致使投資者收益無法全部收回，甚至出現虧損局面。

3、政策風險

項目投資的政策風險是指由于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政策變化而給投資者可能帶來的損失。項目投資是一項政策性非常強的業務，它受多種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投資政策、金融政策和房地產管理政策。投資政策主要是政府對投資活動的管理。投資政策主要是政府對投資活動的管理、制約和導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房地產投資的對象、規模和獲利情況；金融政策的變化，會影響導項目投資者籌集資金的難度，也會影響導各種金融性抵押活動、貸款行為等，更會直接影響到需求狀況，從而引起市場價格的波動。這些政策性因素的變化，會使投資者的投資收益充滿不確定性。

4、意外風險

意外風險是指除了以上介紹的各大自然因素造成的以外，還包括一些人為因素所產生的后果，它既有人們的過失行為，也有一些是人為有意造成的。如建設項目在建設過程中遭遇的暴雨、颶風等使房屋倒塌或延誤工期，使房屋受到損害，或者由于壞人縱火燒毀建筑等，這些意外事件都會給投資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失。以上這些都是人們在生產生活過程中無法預知的，對于這種具有未預知性的風險，人們除了主觀上做好隨時的防范根本就無法避免。

三、建設項目投資風險處置的對策建議

通過對項目風險的評估和分析，把項目風險發生的概率、損失嚴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綜合起來考慮，就可得出項目發生各種風險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再與公認的安全指標相比較，就可確定項目的危險等級，從而決定應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以及控制措施應采取到什么程度。對項目進行風險處置就是制訂并實施風險處置計劃。風險處置的方法包括風險回避、風險控制、風險自留和風險轉嫁。對不同的風險可采用不同的處置方法，對一個項目所面臨的各種風險，應綜合運用各種方法進行處理。

1、風險回避

風險回避是在考慮到某項目的風險及其所致損失都很大時，主動放棄或終止該項目以避免與該項目相聯系的風險及其所致損失的一種處置風險的方式，它是一種最徹底的風險處置技術。它在風險事件發生之前將風險因素完全消除，從而完全消除了這些風險可能造成的各種損失，而其他風險處置技術，則只能減少風險發生的概率和損失的嚴重程度。在對某項目進行風險預測、識別、評估和分析后，如發現實施此項目將面臨巨大風險，一旦發生事故，將造成項目組無法承受的重大損失，而且風險經理又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減少其風險和損失大小，保險公司也認為該項目風險太大而拒絕承保，這時就應放棄或終止該項目的實施，以避免今后可能發生的更大損失。風險回避雖可徹底消除實施該項目可能造成的損失和可能產生的恐懼心理，但它是一種消極的風險處置方法，因為同時也失去了實施項目可能帶來的收益。

2、風險控制

風險控制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事故發生的概率和減小損失幅度而采取的風險處置技術。為了控制工程項目的風險，美國學者認為可采取以下措施：根據風險因素的特性，采取一定措施使其發生的概率降至接近于零，從而預防風險因素的產生；減少已存在的風險因素；防止已存在的風險因素釋放能量；改善風險因素的空間分布從而限制其釋放能量的速度；在時間和空間上把風險因素與可能遭受損害的人、財、物隔離；借助人為設置的物質障礙將風險因素與人、財、物隔離；改變風險因素的基本性質；加強風險部門的防護能力；做好救護受損人、物的準備。這些措施有的可用先進的材料和技術達到，此外，還應有針對性地對實施項目的人員進行風險教育以增強其風險意識，還應制訂嚴格的操作規程以控制因疏忽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風險控制是實施任何項目都應采用的風險處置方法，應認真研究。

3、風險自留

風險自留是由項目組自行準備基金以承擔風險損失的風險處置方法，在實踐過程中有主動自留和被動自留之分。主動自留是指在對項目風險進行預測、識別、評估和分析的基礎上，明確風險的性質及其后果，風險管理者認為主動承擔某些風險比其它處置方式更好，于是籌措資金將這些風險自留。被動自留則是指未能準確識別和評估風險及損失后果的情況下，被迫采取自身承擔后果的風險處置方式。被動自留是一種被動的、無意識的處置方式，往往造成嚴重的后果，使項目組遭受重大損失。有選擇地對部分風險采取自留方式，有利于項目組獲利更多，但自留哪些風險，是風險管理者應認真研究的問題，如自留風險不當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失。

4、風險轉嫁

風險轉嫁是指項目組將風險有意識地轉給與其有相互經濟利益關系的另一方承擔的風險處置方式。保險是最重要的風險轉嫁方式，保險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在風險管理發展的早期就已經得到了充分發展，可以參考有關論著。非保險型轉嫁方式是指項目組將風險可能導致的損失通過合同的形式轉嫁給另一方，其主要形式有租賃合同、保證合同、委托合同、分包合同等。通過轉嫁方式處置風險，風險本身并沒有減少，只是風險承擔者發生了變化。在工業發達國家和地區，風險轉嫁是建設工程風險管理對策中采用最多的措施，工程保險和工程擔保是風險轉移的兩種常用方法。

篇（8）

一.人的非理性拒絕保險

讓我們來做這樣兩個實驗。一是有兩個選擇，A是肯定贏1000(1000，1) ，B是50％可能性贏2000 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會選擇哪一個呢？超過80%的人都選擇A，這說明人是風險規避的。二是這樣兩個選擇，A是你肯定損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損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損失（-2000，0.5）。結果，超過70%的人選擇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

可是，仔細一下上面兩個，你會發現他們是完全一樣的。假定你現在先贏了2000元，那么肯定贏1000元，也就是從贏來的2000元錢中肯定損失1000 元；50％贏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損失錢；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當于50％的可能性損失2000元。

由此不難得出結論：人在面臨獲得時，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風險；而在面對損失時，人人都成了冒險家了。這就是卡尼曼“前景”的兩大“定律”。

人在面臨獲得的時候，喜歡躲避風險，而在面臨損失時，卻又傾向于冒險了。這是卡尼曼[2]（Kahneman）與特沃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論”[3]的重要觀點。理性使我們規避風險，非理性又讓我們有風險偏好。

在人壽保險行為中人們有同樣的非理性行為。純粹保障型產品沒有儲蓄型產品受歡迎。保險是一種損失性風險，這是由保險基本原理——損失補償——決定的。用“前景理論”的實驗描述人壽保險就是兩種選擇保險A有50%[4]可能死亡損失生命和1000元（保費）獲得2000元（保險金），50%生存但損失1000元（保費），不保險B有50%可能死亡損失生命，50%生存而沒有損失。如果把保險金當成對生命損失的補償，那么A是（-1000，1），B是（-2000，0.5）。大部分人選擇不保險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所以人們的非理性拒絕保險——風險規避——而尋求風險。

二.非理性人壽保險產品

顯然，保險公司不會有上述的損失概率達到50%的產品。保險人經營的風險發生的概率一般不高。這是保險產品的經濟可行性要求。理性上講，保險的目的是風險轉移與損失分擔。只有純保障性產品才是被保險人最理性的保險選擇。由于人們面對損失的非理性，純保障性保險產品往往不被市場接受。人壽保險市場主要是具有儲蓄[5]功能的產品。長期死亡險和短期意外險占總保費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加上健康險也不到五分之一。

2002年全國人身保險保費2275億，其中人身意外傷害險保費79億，健康險保費122億，壽險保費2074億[6]。占人身險保費91%以上的壽險保費中屬于純保障責任的保費不到10%。大量的還本性的兩全險和養老金險，客戶可以反還保費同時又得到了保險保障。其實是用客戶保費的利息充當了保險保障的保費。這種利息收入對客戶不敏感。這就是芝加哥大學薩勒（Thaler）教授所提出的“心理賬戶”的概念。

錢就是錢。同樣是100元，是工資掙來的，還是彩票贏來的，或者路上揀來的，對于消費者來說，應該是一樣的。可是事實卻不然。一般來說，你會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存起來舍不得花，而如果是一筆意外之財，可能很快就花掉了。

這證明了人是有限理性的另一個方面：錢并不具備完全的替代性，雖說同樣是100 元，但在消費者的腦袋里，分別為不同來路的錢建立了兩個不同的賬戶，掙來的錢和意外之財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今天晚上你打算去聽一場會。票價是200元，在你馬上要出發的時候，你發現你把最近買的價值200元的電話卡弄丟了。你是否還會去聽這場音樂會？實驗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舊會去聽。可是如果情況變一下，假設你昨天花了200元錢買了一張今天晚上的音樂會票子。在你馬上要出發的時候，突然發現你把票子弄丟了。如果你想要聽音樂會，就必須再花200元錢買張票，你是否還會去聽？結果卻是，大部分人回答說不去了。

可仔細想一想，上面這兩個回答其實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丟掉的是電話卡還是音樂會票，總之是丟失了價值200元的東西，從損失的金錢上看，并沒有區別，沒有道理丟了電話卡后仍舊去聽音樂會，而丟失了票子之后就不去聽了。原因就在于，在人們的腦海中，把電話卡和音樂會票歸到了不同的賬戶中，所以丟失了電話卡不會音樂會所在賬戶的預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舊選擇去聽音樂會。但是丟了的音樂會票和后來需要再買的票子都被歸入同一個賬戶，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聽一場音樂會了。人們當然覺得這樣不劃算了。

同樣的，保險客戶對所交保費與保費的利息建立了不同的帳戶，保費是自己付出的而利息是獲得的“意外”之財。顯然，保險客戶更看重保費。

這種保險市場的選擇正好映證了“前景理論”的結論。面對客戶的非理性選擇，保險人要有針對性的非理性產品。

三.非理性壽險營銷

面對人們的非理性決策，在壽險營銷中必須抓住客戶心理，理性地進行非理性營銷。

1 讓計劃書看起來很美

卡尼曼在做諾貝爾演講時，特地談到了一位華人學者的成果，他就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行為中心主任奚愷元教授[7]。

來看一個奚教授于1998年發表的冰淇淋實驗。現在有兩杯哈根達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裝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來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裝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還沒裝滿。你愿意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錢呢？

如果人們喜歡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們喜歡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實驗結果表明，在分別判斷的情況下（評點：也就是不能把這兩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較，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決策所依據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人們反而愿意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錢。實驗表明：平均來講，人們愿意花2.26美元買7盎司的冰淇淋，卻只愿意用1.66美元買8盎司的冰淇淋。

這契合了卡尼曼等心理學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在做決策時，并不是去一個物品的真正價值，而是用某種比較容易評價的線索來判斷。比如在冰淇淋實驗中，人們其實是根據冰淇淋到底滿不滿來決定給不同的冰淇淋支付多少錢的。

在為客戶設計保險計劃時，可以附加風險很低的保障責任。客戶花相對主險保費很少錢獲得很高保障（保額）。這讓客戶看起來很美的計劃書必容易讓客戶滿意。

2 突出客戶獲得

“前景理論”的另一重要“定律”是：人們對損失和獲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損失的痛苦要遠遠大于獲得的快樂。在壽險營銷中通過適當的話術突出客戶獲得的快樂，弱化損失的痛苦。

先讓我們來看一個薩勒曾提出的問題：假設你得了一種病，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低于美國年均車禍的死亡率）會突然死亡，現在有一種藥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到零，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錢來買這種藥呢？那么現在請你再想一下，假定你身體很健康，如果說現在醫藥公司想找一些人測試他們新研制的一種藥品，這種藥服用后會使你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突然死亡，那么你要求醫藥公司花多少錢來補償你呢？在實驗中，很多人會說愿意出幾百塊錢來買藥，但是即使醫藥公司花幾萬塊錢，他們也不愿參加試藥實驗。這其實就是損失規避心理在作怪。得病后治好病是一種相對不敏感的獲得，而本身健康的情況下增加死亡的概率對人們來說卻是難以接受的損失，顯然，人們對損失要求的補償，要遠遠高于他們愿意為治病所支付的錢。

健康險中有一種住院津貼的責任，相對補償性的醫療報銷責任，住院津貼是很受歡迎的產品[8]。被保人覺得報銷性責任沒有給他帶來額外“收獲”，而津貼卻有“收獲”。

再來看一個卡尼曼與特沃斯基的著名實驗：假定美國正在為預防一種罕見疾病的爆發做準備，預計這種疾病會使600人死亡。現在有兩種方案，采用A方案，可以救200 人；采用B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一個也救不了。顯然，救人是一種獲得，所以人們不愿冒風險，更愿意選擇A方案。

現在來看另外一種描述，有兩種方案，A方案會使400人死亡，而B方案有1/3 的可能性無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種失去，因此人們更傾向于冒風險，選擇方案B。

而事實上，兩種情況的結果是完全一樣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1/3可能救活600人等于1/3可能一個也沒有死亡。可見，不同的表述方式改變的僅僅參照點——是拿死亡，還是救活作參照點，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表述方式上將得與失參照點平移以“獲得”為中心。例如損失20元保費，獲得200020元保額（保額加反還保費[9]），表述成（凈）獲得200000元。

3 改變客戶的參照系

不過，損失和獲得并不是絕對的。人們在面臨獲得的時候規避風險，而在面臨損失的時候偏愛風險，而損失和獲得又是相對于參照點而言的，改變人們在評價事物時所使用的參照點，可以改變人們對風險的態度。

比如有一家公司面臨兩個投資決策，投資方案A肯定盈利200萬，投資方案B有50％的可能性盈利300萬，50％的可能盈利100萬。這時候，如果公司的盈利目標定得比較低，比方說是100萬，那么方案A看起來好像多賺了100萬，而B則是要么剛好達到目標，要么多盈利200萬。A和B看起來都是獲得，這時候員工大多不愿冒風險，傾向于選擇方案A；而反之，如果公司的目標定得比較高，比如說300萬，那么方案A就像是少賺了100萬，而B要么剛好達到目標，要么少賺200萬，這時候兩個方案都是損失，所以員工反而會抱著冒冒風險說不定可以達到目標的心理，選擇有風險的投資方案B。可見，老板完全可以通過改變盈利目標來改變員工對待風險的態度。

在制訂保險計劃時，有兩種可以改變參照系。一種是將保費損失隱含必要消費中或相對必要消費不明顯。例如，航空意外險保費相對機票價格不是損失。同樣，可以有列車旅客意外險、汽車旅客意外險等，只要保費不超過車票價格的5%，人們是不敏感的。另一種是提高客戶對現有生活的優越感，進而產生保持這種生活持久下去的愿望，從而厭惡風險增加保險需求。

4 幫助客戶完美

再來看一個奚教授做的餐具的實驗。比方說現在有一家家具店正在清倉大甩賣，你看到一套餐具，有8個菜碟、8個湯碗和8個點心碟，共24件，每件都是完好無損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錢買這套餐具呢？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套餐具有40件，其中24件和剛剛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完好無損，另外這套餐具中還有8個杯子和8個茶托，其中2個杯子和7個茶托都已經破損了。你又愿意為這套餐具付多少錢呢？結果表明，在只知道其中一套餐具的情況下，人們愿意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卻只愿意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

這里顯示了人們追求完美的心理。“完整性”本身是一種美。一套餐具件數再多，破了幾個就不美了。如果客戶已經買保險了或是老客戶，我們可以指出他保險計劃存在“缺陷”，需要新的保險保障來完善。象補充醫療是對社保醫療的完善，補充養老是對社保養老的完善。人的生、老、病、死都需要保險保障。“完整性”是我們拓展保險市場的金鑰匙。

5 調整客戶“心理帳戶”

人們分別為不同來路的錢建立了兩個不同的賬戶，掙來的錢和意外之財是不一樣的。同樣，也為不同的消費建立“心理帳戶”。有些消費帳戶預算總是會比較充裕而穩定，有些帳戶波動性大而成為臨時和備用帳戶。如果說服客戶動用臨時帳戶進行保險計劃相對比較容易。在客戶收入帳戶與消費帳戶之間有些關系緊密幾乎是同一個帳戶，有些比較隨意，有一個分配過程。往往固定收入用于固定消費聯系非常緊密，只有有盈余時才分配到非固定消費和投資帳戶。

我們不要將保險計劃固定到消費帳戶。針對客戶的財務狀況，讓投資帳戶貧乏的客戶把保險列入消費帳戶，讓投資帳戶充足的客戶把保險列入投資帳戶。有些收入帳戶的“意外”收入需要時間分配到消費和投資帳戶。在這個過程中，引導客戶參與保險計劃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6 小數法則

現實生活中，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判斷，往往會以偏概全、以小見大。概率論中貝葉斯定理的大數法則告訴我們，一個理性推斷行為不僅會使用大樣本的所有信息，也會利用所有的先驗信息。但實際上人們往往只是重視了條件概率，而忽視了先驗概率。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提出了他們稱之為“小數法則”的許多例子，即人們通常會根據自己已知的少數例子來作推測。我們都知道，概率論中存在“大數定理”，指的是當樣本接近于總體時，樣本中某事件發生的概率將接近于總體概率。而“小數法則偏差”是指人們將小樣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總體分布。人們在根據現有信息對不確定事件進行判斷時似乎不關心樣本的大小，也就是與“樣本無關”。例如，投擲6次硬幣如果出現4次正面2次背面，人們會將這個結果“推論”到投擲1000次的情況，因而高估出現正面的概率。這也說明人們往往會過于簡單地將對不確定事件條件下的判斷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礎上。有句古話，“亡羊補牢”。如果發現鄰居被人偷盜，會加強自己家的防盜系統，安裝防盜門和防盜網等。其實，從總體上看，入屋盜竊發生的概率與鄰居家被盜沒有直接關系。人們往往從身邊發生的小數有時是偶然事件去推理，判斷。這正是與大數法則相對的小數法則。如果保險人從大數法則出發判斷損失概率是理性的，那么個人從個別事件推理出的損失風險是非理性的。

保險人可以通過各種媒體，用專題節目、專欄[10]形式廣泛報道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意外事故、災難事件，加深讀者對各種危險的印象，觸發客戶非理性聯想，提高公眾投保意識。

7 悲劇的感染力

假設這個小島上有1000戶居民，90％居民的房屋都被臺風摧毀了。如果你是聯合國的官員，你以為聯合國應該支援多少錢呢？但假如這個島上有18000戶居民，其中有10％居民的房子被摧毀了（你不知道前面一種情況），你又認為聯合國應該支援多少錢呢？從客觀的角度來講，后面一種情況下的損失顯然更大。可實驗的結果顯示，人們覺得在前面一種情況下，聯合國需要支援1500萬美元，但在后面一種情況下，人們覺得聯合國只需要支援1000萬美元。

90%的破壞性產生的悲劇色彩給人們以震撼。這正是航空意外險在沒有推銷的情況下購買比例超過80%的原因之一。因為航空事故的死亡率幾乎是100%。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加深了人們對航空事故印象，提高了對航空危險的厭惡程度。同樣的原因，保險人通過各種媒體廣泛報道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意外事故、災難事件時，要選擇更慘烈、悲劇色彩更濃的事件進行更深入的跟蹤報道。

四.最大化人們的幸福

人們最終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金錢。這是學新的方向。人們在追求金錢時，往往異化了。金錢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傳統經濟學認為增加人們的財富是提高人們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教授認為，財富僅僅是能夠帶來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們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很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舉個例子，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的人均 GDP 翻了幾番，但是許多發現，人們的幸福程度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壓力反而增加了。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我們耗費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資源，增加了整個社會的財富，但是人們的幸福程度卻沒有什么變化。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歸根究底，人們最終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錢。因為，從“效用最大化”出發，對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財富，而是幸福本身。

我們不能一味地用金錢來衡量客戶的得失。安全感的滿足、愛心與責任心的體現、的追求等是一份保險計劃給人們心理上幸福感。所以在引導客戶的享受保險的諸多幸福與快樂前提是保險的交費計劃要確實可行，不至于成為生活的負擔。只有這樣客戶才能體驗純粹的幸福與滿足。

通過完善的客戶服務，保險人與客戶建立緊密聯系，使客戶產生歸屬感。

五.

結語

大多數人的行為作為個體不是非理性的，人們不會斷然地去冒險、也不會不加考慮地去買保險。我們總是會遵循某種可以使我們有預見地或系統考慮問題的方式來進行決策，只不過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傳統的理性決策模型。絕對的理性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必須占有足夠信息，二是具有完備邏輯。這兩個條件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都是無法真正滿足，何況在比較緊急時還有一個時效性問題，即運用邏輯盡可能快。所以人們非理性是絕對的。保險產品的特點和人們需求隱性化決定了人們非理性地拒絕保險。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要針對人們的非理性進行產品設計和保險營銷。 [1] 創立博弈論的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教授用個人收入的效用曲線解釋了理性人也有風險偏好的情況。

[2] 卡尼曼因為對非理性經濟行為的，建立了“前景”而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3] 概括來說，前景理論有以下三個基本原理：（a）大多數人在面臨獲得的時候是風險規避的；（b）大多數人在面臨損失的時候是風險偏愛的；（c）人們對損失比對獲得更敏感。

[4] 生命表顯示60歲的人在20年間的死亡率超過50%。

[5] 這里不指因平準保費必然產生的儲蓄。

[6] 保險監督委員會統計資料。

[7] 奚教授用心來研究經濟學、市場學、決策學等學科的，是這個領域的主要學者之一。

篇（9）

保險公司的風險管理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保險公司圍繞總體經營目標，通過在企業管理的各個環節和經營過程中執行風險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風險管理文化，建立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風險、保護資產的安全與完整、保證經營活動合法合規和企業經營戰略有效實施等重要作用，因此，是否實施全面的風險管理是衡量保險企業經營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

(一)保險國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險國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一方面表現為客戶保險需求的全球化，跨國公司基于其全球經營業務在世界范圍內安排其風險管理與保險計劃；另一方面表現為保險人通過國際間的保險資本運作、對沖機制、戰略聯盟等多種形式，滿足巨災保險、金融風險管理等迅速增長的需求，在國際范圍內尋求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真正意義下的自保公司，70年代由荷蘭人首創并迅速風靡全球的銀行保險，80年代人壽保險業出現的以萬能壽險和變額壽險為代表的產品創新，90年代出現的保險風險證券化以及大量新型風險轉移工具，特別是近年來，處于前鋒地位的保險人、保險經紀人、政府保險機構及民間保險組織，如安聯保險等，已經在綜合風險管理(IntegrateRiskManagement)、非傳統風險轉移工具(AlternativeRiskTransfers)等新型保險產品和技術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創新，保險保障的范圍已經大大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可保風險范疇，從而預示著未來保險業的革命性變化。

(二)保險資金面臨的投資風險越來越大

隨著金融市場的創新與融合，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的逐步拓寬，可投資品種逐步增加，從普通的債券投資發展到權益類投資、從國內市場拓展到境外市場，保險資金特別是壽險業資金面對的各種風險也越來越復雜。例如，壽險保單存續期一般都長達20至30年，相應的在資金運用中要考慮20-30年存續期的投資與之相匹配。投資于固定收益資產的壽險資金，對利率的變動非常敏感，市場利率的微小波動會導致資產價值的較大變動。據統計，到2006年8月，債券已經成為保險資產配置的最主要工具，投資規模已經達到8777億元，其中，持有國債和金融債余額分別達到3674億元和2416億元，債券資產占保險資產運用的比重由2001年的28.4%上升到2006年的55.2%，保險公司持有的企業債、銀行次級債、國債和金融債的余額分別占總余額的69.6%、45.5%、12.1%和11.6%。在央行上調利率、國債等債券收益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保險公司投資風險顯然還在加大。投資效益低下直接影響到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和經營的穩定性。據測算，1999年以前的保單會導致我國壽險業利差損每年增加約20億元，到2004年底壽險業利差損總額超過720億元，占到行業總資產的9%左右，即便各壽險公司將全部業務盈余都用于彌補利差損，也需要10年的化解時間。而權益類投資，包括金融衍生物投資風險巨大，給許多公司帶來幾億、以至幾十億金額的損失，如德國哥達保險公司、克羅尼亞保險公司、漢諾威再保險股份公司、倫敦巴林銀行等。因此加強資金運用風險管理，提高風險管理水平對資金運用是非常重要的。

(三)全面風險管理成為現代保險企業管理的基礎和核心

隨著金融保險市場的日趨深化和擴大，各保險機構之間的競爭也從原來的規模擴張逐漸轉變為內部管理、業務創新等方面的競爭，從而導致了保險企業的經營理念的深刻變化，使全面風險管理成為現代保險企業管理的基礎和核心。從世界范圍來看，風險管理正在從傳統的“點對點”式的管理走向全面的、一體化的管理。國際上比較有名的內控和風險管理模式有英國的Cadbury、美國的COSO和加拿大的COCO，特別是美國的COSO模式從理論到操作方法上闡述了一整套完整的全面企業風險管理框架。WilliamJ.Mc·Donoush所稱，“內部控制將對投資者起到重要的保護作用，因為穩固的內部控制是抵御不當行為的頭道防護線，是最為有效地威懾舞弊的防范措施”。2005年，保監會制定《壽險公司內部控制評價辦法(試行)》。2006年，國資委制定了《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這對于推動保險企業的全面風險管理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我國保險業在風險管理方面存在許多不足之處

近幾年來，國內保險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在防范和化解經營風險和加強公司內部風險管理方面有了一些進展，但還是存在不少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全面風險管理的認識不到位，存在著嚴重的“豎井效應”。二是沒有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框架。大多數保險公司的風險管理沒有貫徹到公司的各項業務過程和各個操作環節，許多關鍵控制點形成所謂的控制盲點，還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多維、多視角、跨時點的風險監控體系。三是風險管理效果不盡如人意，出現了許多違紀違法的現象。因此，只有從我國保險公司的實際出發，引進、消化和吸收國際上先進的企業風險管理模式和風險管理技術，特別是應該使CO—SO框架成為保險公司完善公司內部控制的標準，構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縮小我們在風險管理方面與國際上的差距，才能夠增強保險業抵御風險的能力，使保險業穩定健康發展。

二、COSO企業風險管理框架的內涵

目前，國際風險管理領域存在諸多的企業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標準，但都與COSO框架緊密相關，COSO框架已成為企業全面風險管理的標準。因此，要完善保險公司的內部控制，加強風險管理，需要準確理解COSO界定的企業風險管理框架的內涵，以COSO框架為依據，建立保險公司風險管理框架和機制，取信于投資者，提高保險公司在公眾中的美譽度。

早在1958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將“內部控制”區分為兩類：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1992年，COSO提出了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并在1994年進行了增補，指出：內控是為了實現經營的效果和效率；財會報告的可靠性；對現行法規的遵守三大目標的過程。2004年10月，COSO正式企業風險管理框架(以下簡稱ERM框架)。ERM框架在1992年報告的基礎上吸收了各方面風險管理研究成果，并進行了擴展研究，提出了內部控制框架與企業的風險管理相結合的風險管理思路。

COSO對ERM框架的定義是，“企業風險管理是一個過程，它由一個主體的董事會、管理當局和其他人員實施，應用于戰略制定并貫穿于企業之中，旨在識別可能會影響主體的潛在事項，管理風險以使其在該主體的風險容量之內，并為主體目標的實現提供合理的保證”。COSO的風險管理框架擴展了其內部控制框架，強調企業風險管理有三個維度，分別是目標、風險管理要素和管理層級。目標由內部控制框架的3個擴展為4個，即戰略、經營、報告和合規。風險管理要素由內部控制框架的5個(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擴展為8個，即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項識別、風險評估、風險應對、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管理層級包括整個企業、職能部門、業務單位和分支機構4層。各管理層級是風險管理主體，風險管理要素是必備條件，目標是企業努力實現的對象，企業的各個管理層級都要按照風險管理的8個要素為4個目標服務。

COSO于2001年起開始進行企業風險管理研究，強調風險管理框架必須和內部控制框架相一致，把內部控制目標和要素整合到企業全面風險管理過程中。因此，ERM框架是對內部控制框架的擴展和延伸，它涵蓋了內部控制，并且比內部控制更完整、有效。首先，該框架擴展了內部控制框架，強調風險管理與企業戰略目標相協調，并最終融人企業文化之中；其次，該框架更強調風險管理貫穿于企業運行過程的各個方面，涉及到企業的治理、管理和操作等所有層級，擴展了單純的內部控制職能；最后，引入了風險組合、風險和機會的區分、風險應對、風險偏好、風險容量等風險管理理論新的研究成果。ERM框架是對傳統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的重要發展，是一個具有清晰的文化理念、完整的架構體系、科學的控制流程、有效的技術和方法，能夠覆蓋企業各類風險，對企業風險進行全面管理。因此，應用該框架對于我國保險企業有效實施風險管理、遵循監管機構的風險控制和監管要求有著重要意義。

三、ERM框架在保險企業風險管理中的應用

全面風險管理是一種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我國保險業必須盡快轉換長期以來固化的觀念和思維定式，努力構建全面風險管理的新體系和新機制。ERM框架強調，認定一個主體的企業風險管理是否“有效”，是在對八個構成要素是否存在和有效運行進行評估的基礎上所作的判斷，如果構成要素存在并且正常運行，那么就可能沒有重大缺陷，而風險則可能已經被控制在主體的風險容量范圍之內。

(一)內部環境

保險企業的內部環境是整個風險控制框架的基礎，包括主體的風險管理理念、風險容量、董事會的監督、主體中人的誠信、道德價值觀和勝任能力，以及管理當局分配權利和職責、組織和開發其員工的方式。這其中包含了組織的基調，它影響組織中人員的風險意識，為主體的人員如何認識和對待風險設定了基礎。

風險管理的順利實施必須得到一個良好的組織體系的支持，ERM框架建議了基本的組織結構以及各結構層的職能和責任，同時框架也強調，主體的組織結構的適當性部分取決于它的規模和所從事活動的性質，因此保險企業要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運用企業風險管理的思想，設計一個適合自身的組織框架。ERM框架關于組織結構的基本思路為：董事會通過選擇管理當局在確定期望的誠信和道德價值觀起著主要作用，同時，董事會在特定關鍵決策上的保留權力使其在制定戰略、規劃高層次目標以及廣義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作用；管理當局直接負責對風險管理進行全面整合、統一協調；各部門責任明確、各司其職，如財務部進行財務計劃與控制，精算部設計合理的費率以及充足準備金的提存，投資部控制投資損失風險和流動性風險，核賠部控制賠付率和維護公司信譽等等；設立專門的風險管理官員，跨子公司、業務、部門、職能機構來分析和評價公司的風險，研究潛在的風險因素和防范措施，為董事會和各部門提供風險報告及風險管理建議。ERM框架還強調每個人在企業風險管理中的作用，明確指出：在企業中，不僅僅是董事會或者風險管理官員，其他人員，如內部審計師、財務官員以及組織中的每一個人都對企業風險管理負有一定的責任，都能夠對其過程施加一定的影響，因而所有員工的職能與責任都應該被很好地界定和溝通。這有利于督促企業的所有員工重視企業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問題，把維護及改善企業的風險管控當作自己的事，而不是站在與管理階層對立的角度，被動地執行各自的任務。

(二)目標設定

必須先有目標，管理當局才能識別影響目標實現的潛在事項。企業風險管理框架要求管理當局采取適當的程序去設定目標，確保所選定的目標切合、支持該主體的使命，并且與它的風險容量相協調。

不同的企業由于戰略不同而有不同的風險管理目標。對保險企業而言，如果其總目標是收益一定條件下的風險最小化，則保費收入、賠付支出、投資收益、公司收益等下一層的子目標就會與總目標有所不同，子目標的具體劃分必須依據保險公司的戰略進行。例如某保險公司的戰略目標是，在未來經過10-15年的努力，建成“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知識型、現代化非壽險公眾公司”。這樣的企業總目標對企業風險管理的要求會更高，因為它對風險管理水平與國際接軌的要求比較高。另一保險公司具體戰略目標是：對市場具有明確的判斷，能使企業在復雜的競爭環境中保持競爭力與盈利能力；降低運行風險；與國際接軌，將公司的管理標準化，國際化；進一步提高企業運行效率。這樣的戰略目標則偏向純粹風險的管理。

(三)風險識別與風險評估

ERM框架中不僅僅把風險定義為損失的可能性，也把風險看作盈利的機會，其目的在于強調現代風險管理的主動精神和積極態度，這完全符合保險企業以風險換取收益的業務本質，也有利于提高保險公司的競爭力。因此，風險的識別更需要區分風險和機會，對風險予以評估和應對，將機會反饋到戰略和目標制定過程中，平衡風險與收益。

風險評估是對識別出來的風險事件進行風險影響分析。一般從兩個方面來評估：一是估計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或概率，另一方面是估計如果風險發生所產生的后果。風險評估是企業制定和實施風險管理戰略的依據。風險評估的方法有很多，并一直有新的方法被開發出來應用于風險管理實踐。通常采用的是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定性的方法主要有風險評級，即采取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程度進行分級，如依據風險發生可能性和重要性程度劃分為若干檔次，并分別擬定相關的指標作為判斷可能性和影響程度的依據。定量的方法有概率工具和非概率模型等，比較成熟的方法有VaR方法，歷史模擬法、MonteCarlo模擬法、情景分析、RiskMetrics方法、GARCH模型等等。風險地圖也是最常用而最有效的風險分析工具，在一個一維代表風險發生可能性，一維代表風險的影響程度的二維坐標中，根據在風險分析中得出的結果，即各種風險不同的可能性和影響程度，在該坐標系中標出其所在位置，這將直觀顯示出某一風險或多個風險的重要性程度，并以此決定進行風險控制的先后順序及投放資源的大小。

(四)風險應對

風險應對是指管理當局采取回避、承受、降低或者分擔風險等一系列行動，以便把風險控制在主體的風險容限(RiskTolerance)和風險容量以內。

1.傳統風險管理方法。該方法主要側重于企業自身資產負債管理。對于保險企業具體來講，主要能采取的措施包括：(1)選擇性承保。主要包括控制保單質量(主要從可保風險的審核和加強保險核保入乎)和控制保單過分集中的風險。(2)內部風險抑制。一是通過資產負債的組合配置來實現風險分散和風險對沖的目的；二是通過加強企業內部控制來有效控制風險，確保穩定經營，實現價值最大化。(3)自留風險及提存準備金。保險公司根據自身的風險水準(主要參考其自身資本實力、風險控制能力及風險偏好等因素)和經營方向的定位，確定一個企業自留風險限額并將其逐級分配到各具體業務部門。自留風險后，企業要做好補償風險損失的財務安排，包括提存各種準備金和安排表外資本等。(4)再保險安排。

2.非傳統風險轉移方法方式(AlternativeRiskTransfer，簡稱ART方法)。該方法在傳統風險管理的基礎上，引入了資本市場進行風險轉移。主要包括：(1)多險種多年期產品。該產品將幾種不同的風險捆綁在一起，可以節省管理成本并通過時間分散成本。(2)有限風險再保險。有限風險再保險是一種風險轉移和風險融資相結合的產物，主要特點是再保險承保人僅承擔有限風險、保險合同多年期、再保險承保人與分出人共同分擔損失和分享收益等。(3)保險風險證券化。可以通過創設并發行保險衍生產品，比如巨災期貨、巨災期權、氣候衍生品等，將保險企業承保的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利用資本市場的強大融資能力來消化承保風險。(4)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保險公司通過購入特定類型的保險期貨、期權來分散、對沖風險。例如芝加哥交易所(CBOT)的巨災風險損失指數的期貨和期權交易。

在風險應對的過程中，管理當局還應該考慮一些事項。一是潛在應對的成本和收益。二是除了應付具體的風險之外，企業所面臨的新的機會。企業在風險應對時不應該僅僅只是考慮降低已經識別出來的風險，同時還應該考慮給主體帶來的新的機會。如保險風險證券化除了能分散保險企業的風險，同時也有給企業帶來收益的可能性。

(五)控制活動

控制活動是幫助確保管理當局的風險應對得以實施的政策和程序，即在選定了風險應對后，確定用來幫助風險應對恰當、及時地實施的措施。控制活動貫穿于整個企業主體，包括了批準、授權、驗證、調節、資產安全以及職責分離等一系列不同的活動。

(六)信息溝通

有效的溝通包括信息在主體中的向下、平行和向上的流動。公司不同部門風險管理職責不同，各部門職責也有交叉，任何一個部門不可能單獨完成某一風險的管理。因此，保險公司在風險管理中，需要建立包括投資、精算、財務等各部門緊密合作的體系結構，同時要有完善的信息系統和信息溝通規則。溝通方式可以采取備忘錄、電子郵件、公告板、網絡等等，在溝通過程中還應該注重信息的即時性以及信息的質量。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與公司外部也應該建立起有效的溝通，例如與客戶之間，與同類公司之間。

(七)監控

監控指對企業風險管理進行監督，必要時加以修正，可以通過持續的管理活動、個別評價或兩者結合來完成。

持續的管理活動主要來自經常性的管理活動，例如部門管理人員定期的經營報告、內部審計等，當然也包括監管機構的外部監管。

篇（10）

根據不同的標準，國際投資風險可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加拿大銀行家納吉根據六類標準將對外投資風險劃分為不同的類型：（1）按地理位置和國別劃分，以特定典型國家給國際投資風險命名，如美國投資風險、英國投資風險、泰國投資風險、印度投資風險等。國際投資風險首先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而存在。（2）按籌資主體的性質來劃分國際投資風險為風險（政府或國家風險）、私營部門風險、企業風險、個人風險等。（3）按風險的觸發因素將國際投資風險劃分為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和經濟風險等。（4）按資金用途將國際投資風險劃分為貸款風險、出口融資風險、項目風險、國際收支風險和開發投資風險等。（5）按風險嚴重程度劃分國際投資風險有高風險、低風險、一般風險等。（6）按風險發生的原因分類，國際投資風險包括拒付風險、否認債務風險、債務重議風險等。

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分類的細化和完善過程是隨著人們對國際投資風險的認識而逐步加深的。目前通常根據風險的重要性將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劃分為以下幾類：

1．國家風險。國家風險也叫政治風險，是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由于東道國政府在政權、政策法律等政治環境方面的異常變化，導致投資環境的惡化，進而給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活動造成經濟損失的可能性。國家風險是國際投資者面臨的最具威脅性的風險，因其發生一般都比較突然，難以識別和預測，單個投資者更難以控制其發展。往往給投資者造成巨大的損失。從理論上講，國家風險對外國投資者的影響是雙重的，既可能產生有利影響，也可能產生不利影響，現實中以不利影響居多。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風險較大，發達國家的政治風險較小。

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東道國的國家風險主要包括：國有化風險；戰爭風險；政策變動風險；轉移風險；制裁風險等。

2．金融風險。金融風險是指在國際投資中，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變化，導致國際金融市場上各國匯率、利率的變動，或國際信用的變動而引起國際投資者資產價值變化的可能性。金融風險主要包括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兩類。

1）匯率風險又稱外匯風險，是指在國際投資活動中，因匯率的波動而導致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的資產或負債價值發生變化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既可能給投資者造成損失，也可能帶來收益。企業在跨國經營中遇到的匯率風險主要有交易匯率風險、折算匯率風險和經濟匯率風險三種。

2）利率風險是指國際投資所涉及的國家由于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變化導致利率變化，直接或間接引起外國投資者資產發生變化的可能性。

3．經營風險。經營風險是指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整個過程中，由于市場條件的變化或生產、管理、決策的原因導致企業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經營風險的類型較多，主要包括：價格風險、營銷風險、信用風險、財務風險、組織風險和技術風險。

以上這些風險始終貫穿于跨國投資的整個過程，而且彼此之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20世紀80年代，一些跨國公司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國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當時這些國家相繼發生了金融危機，國內市場發生了長達近10 年的蕭條，使跨國公司遭受了金融風險、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等一系列打擊。

在跨國投資的各種風險中，政治風險和金融風險是由外部不確定因素導致的，可控性差。經營風險是由于內部不確定因素導致的，其管理融于對外投資者日常經營活動的各個環節之中，可控性較好一些。

二、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防范

1、針對國家風險的防范：在投資前期辦理海外投資保險，與東道國政府談判，并達成協議，以盡量減少政治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在投資中投資者通過生產和經營方面的戰略安排，如控制原材料及零配件的供應；控制產品的出口市場及產品出口和分銷機構，使得東道國政府實施征用、國有化或沒收政策后，無法維持原公司的正常運轉，從而避免被征用的政治風險。同時，投資者通過對企業融資渠道的有效管理，積極爭取在東道國金融市場上融資，達到降低國家風險的目的。

2、針對金融風險的防范：1） 交易匯率風險與折算匯率風險的防范對策有，利用遠期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套期保值。在對匯率變動進行正確預測的基礎上，采取提前或推遲支付手段，合理選擇軟、硬幣，盡量使用對投資企業有利的幣種結算，以規避外匯風險。2） 防范經濟匯率風險的最佳管理模式是通過調整銷售收入和投入品的幣種結合，使得未來銷售收入的變化與投入品成本變化兩者可以相互抵消。主要的規避風險技術有分散化經營策略，跨國公司將經營業務深入到各個不同國家和不相聯的各個行業中，通過分散化經營降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使整個公司業務現金流的波動較小。生產管理營銷戰略是指當跨國公司子公司所在地貨幣貶值時，母公司應安排子公司用國內投入品替代成本上漲的進口投入品，從而維持其生產成本的原有水平；或通過擴大銷售額及提高產品定價來增加銷售收入，來降低經濟匯率風險。

3、針對經營風險的防范：應采取風險規避、抑制、自留、轉移的策略。跨國企業在投資過程中應事先預測風險產生的可能性程度，判斷導致其產生的條件及因素，對風險進行正確的評估，避免風險或改變風險的流向。如改變生產流程或產品、改變生產經營地點、放棄對較大風險項目的投資等。風險規避是控制風險最徹底的方法。

風險抑制是指采取各種措施減少風險實現的概率及經濟損失的程度。對外直接投資者在分析風險的基礎上，力圖維持原有決策，減少風險所造成的損失而采取的積極措施。

風險自留是跨國投資者對一些無法避免和轉移的風險采取現實的態度，在不影響投資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承擔起來。應注意企業需要定期提取一筆資金作為專向基金，以供將來發生意外災害或事故時抵償損失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