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1 17: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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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推進階段。在這一階段,以工業為主、重工業占較大比重的產業結構格局不會有大的改變,對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高需求的格局仍將持續。人為改變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壓低工業比重,既不合理,空間也不大。緩解資源環境壓力,主要著力點要放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改進技術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生產布局結構等上來,以此平衡保持平穩較快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壓力加大之間的關系。
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連續40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尚無先例。我國已經連續30年保持9%以上的高增長,這種勢頭不可能長期持續。在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曾一度下降到6%左右,伴隨的狀況是企業利潤急劇減少,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失業問題突出。由于資源價格上升,加上勞動力等其他要素的成本上升,我國經濟將長期面對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如果說現有經濟發展方式在高速增長期尚能維持,一旦轉入中低增長期,其實質性轉變勢在必行。
一、以破解資源環境難題為重點,加快發展方式轉變
當前以破解資源環境難題為重點,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有利條件明顯多于以往。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可以爭取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相平衡、相協調的發展階段。一方面,資源環境壓力依然很大,另一方面,解決資源環境領域的突出問題,已成為社會公眾的內在要求,例如,青山綠水、優美環境、節約型環保型的生活方式等,正在成為居民生活質量提高的重要內容。同樣重要的是,新體制的確立和逐步完善、技術進步、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能夠為解決資源環境問題提供體制機制、物質技術和財力上的必要支持。
新形勢下破解資源環境難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推動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為主線,以深化改革開放、創新體制機制為動力,統籌謀劃、重點突破,盡快形成責任明確、價格有效、法律支撐、政策引導的有利于綠色發展的長效機制;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促進理順內需和外需、儲蓄和消費等重要經濟關系,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在更長一個時期內平穩較快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二、深化改革,正確處理好一系列重要關系
實現上述目標,需要有正確的戰略,需要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尤其是需要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形成有利于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而要在這些方面取得大的進展,則需要正確理解和處理好一系列重要關系。
挑戰與機遇的關系。以破解資源環境難題為重點,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要求因扭曲而偏低的資源價格回到合理水平,要求部分由社會承擔的環境損害成本內部化為企業成本,要求在節約資源、提高效率、環境保護上有更多投入,這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業成本,某些以往由于資源環境價格扭曲和體制漏洞而“占便宜”過多的企業可能出現經營困難,甚至被淘汰。同時應認識到,這些挑戰中包含的機遇更多。首先,資源環境成本的完全化和較大程度的市場化,將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迫使所有企業按照新的尺度調整投入產出結構,實現綠色轉型。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企業,轉向可持續發展模式,都是在遇到某種重大挑戰或危機時被“逼”出來的。
從總體上看,中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多數行業沿用的仍是“高消耗、高產出、高排放”的線型經濟模式。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消耗大量資源,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趨于惡化。在持續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是觸目驚心的高能耗、高物耗和對環境的高損害。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環境和對能源的過度消耗為代價的。2003年以來,各地相繼出現的“電荒”,高耗能的建材行業高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由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走的不是節能型發展模式。目前,國內每創造1美元的GDP,消耗掉的能源約為美國的3倍、日本的6.6倍。
因此發展與環境、資源的矛盾日益突顯,我們必須樹立人與自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走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兼顧的循環經濟道路。循環經濟是一種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核心是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目標,構筑“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閉路循環,有效利用資源和減少廢棄物排放,實現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
二、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因
追求經濟效益,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動力。從發展循環經濟比較成功的企業看,基本上都能夠通過循環利用本企業的副產品或廢棄物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
環境保護政策的實施,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主導推動力。環境保護政策日益嚴格,迫使一批企業不得不考慮減少污染排放,以便減少污染排放費用支出,以降低成本壓力。
資源的短缺和市場相對價格變化,迫使企業為了確保利潤,開始尋求從廢棄物中提取有用物質和循環利用資源,替代原始資源進行生產,以規避企業的環境風險。
規模經濟是實現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實現成本最小化、實現循環利用資源的社會化的前提,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基礎。
發展循環經濟的可能性和經濟效益好壞,往往取決于技術體系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技術創新為企業循環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
政府對企業循環利用資源給予一定的財政或稅收優惠和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對全面發展循環經濟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三、循環經濟是突破高能耗、高污染和企業發展資源環境約束的根本出路
循環經濟并非簡單地強化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它首先強調的是資源的節約利用,然后是資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環,延長產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復使用率,使產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內在價值,提高水、礦物等各類緊缺資源的利用效率。國內很多消耗資源的大型或特大型聯合企業,內部的各廠礦、子公司之間,自然地形成生態工業園,其中一個生產單元產生的廢氣、廢熱、廢水、廢渣等在自身循環利用的同時,還可以成為另一個生產單元的能源和原料,實現資源再利用。因此,企業在優化配置,節約資源,互通物料、提高效率等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可做,通過成員間副產物和廢物的交換、能量和水的逐級利用、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的共享來實現整體在經濟和環境上的良好表現。而企業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從而增強競爭力。
同時發展循環經濟為企業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國際經驗表明,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途徑。我國也在積極進行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調整,積極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為核心、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同時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產業的發展,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工藝技術和產品。在上述方針指引下,今后新材料新能源企業、環境保護企業、資源綜合利用企業、資源再生企業等一系列不同類型的企業,將逐漸成長為國民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
1 農業增長空間有限
農業是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有近10億的農業人口,其中農業勞動力至少4億,耕地19億畝。平均每個農業人口不到2畝地,每個農業勞動力不到5畝地。當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一是農村人口數量龐大、農業資源稀缺的條件下,農產品產量增長的空間受到制約。二是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有限,我國10億農民,其中至少80%即8億農民,屬于“多余”人口,應當轉移出來。他們要想在農村就地消化,就地脫貧,永遠不可能。盡快的、大規模地減少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
2 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很低,與現實不相適應
為了實現城市化,必須設法將至少10億農村人口轉入城市。依靠現有的城市是遠遠不能解決問題的。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需要更多、更大的城市。只有這樣,才能把10億多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實現國家的城市化。按照國際通行標準,只有當城市人口占70%-80%的時候,才算實現城市化。減少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
二、改革農村土地制度,維護農民權益
農民擁有的最大宗資產是土地,我國農村經濟的每一次飛躍都是從人手。發展農村經濟必須依靠農民腳下的土地,農村的經濟發展又是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和基礎。由于土地征用制度不合理,使農民財產權益受到很大侵害和剝奪。
農村土地制度安排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土地征用制度和征地補償標準不合理,農村土地產權的不完整。要改變這種狀況,一是必須改革現有土地征用制度,讓集體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允許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同時制約政府濫用征地權力。另外,嚴格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改變征地補償辦法,對被征地土地產權主體實行合理補償。二是賦予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權性質。使農民擁有處分權,賦予農民對土地的轉讓、抵押權。這樣不但有利于維護農民的權益,而且有利于土地的合理流轉,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
三、優化產業結構,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
1 堅持市場化取向改革,調整優化農業結構,不斷提高農產品的吸收力和競爭力,是我國發展現代農業的基本條件。農產品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是農業整體發展水平的最終體現。一般來說,它取決于農產品的結構構成、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農產品的市場體系建設、農產品的科技含量、農產品的質量安全與衛生水平等因素。
【中圖分類號】G710
一、 專業背景分析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促進了廣西北部灣經濟圈城市形態的形成,從而帶動城鄉建設和房地產行業的飛速發展,增加了市場對工程技術和工程管理人員的需求。 而建筑工程管理專業,是順應了建筑市場的需求而衍生的一個專業。提升工程項目的管理質量需要大量工程管理專業人才,但現有的工程管理培養模式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以及行業現狀仍存在一定距離。
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算是較為年輕的專業,目前在我國還處于研究、探索和發展階段,但基本上以工程技術為依托,兼顧管理、造價、經濟,不同的院校雖然側重不同,但都是培養土木工程技術、造價、管理學、經濟學的基本知識,掌握現代工程管理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手段,算是一個建筑“全能”專業。
可是,這樣的“全能”專業真的能讓建筑工程管理的畢業生們全能的勝任建筑行業中各崗位的工作嗎?
二、專業改革現狀分析
現下建筑市場對工程管理專業人才的需求,大致體現在以下幾種類型的用人單位:建設單位、施工單位、房地產開發公司、工程咨詢單位等。這些公司對建筑管理人才的專業性要求越來越高已經是市場的迫切需求了。從目前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的從業人員水平來看,多數的學歷水平較低,但是基層相關的施工技術工作經驗豐富,良好的專業技術是保證其能夠勝任崗位工作的關鍵因素。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出建筑工程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和標準就是要培養具有工程、建筑、施工、生產等相關專業技能,而且具備了相關的計劃、組織、協調、控制等管理能力的高素質人才。
然而通過以下行業現狀與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比較分析看出,行業當下的現實需求和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方向不盡契合,導致了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畢業生就業的尷尬。
而高職院校的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的畢業生,因其專業領域過泛,什么都想抓,什么工作崗位都想能勝任,雖然愿望是好的,但由于知識技能多而不精,反而有“小刀很多把,把把都不利”的無力感。相比本科院校的土木工程專業的學術型畢業生來說,感覺更顯弱勢。如何把高職工程管理專業建設成為建筑類教育中的極強專業,并具有競爭力,已成了呼之躍出必須的改革。
三、已有教學改革基礎和環境
但由于是新興的專業,存在著專業實踐基礎薄弱、師資隊伍結構不完善、理論研究還欠缺、實驗室及設備不完善的缺陷等,在專業實質發展到一定規模的基礎上,如何進行專業定位、形成特色職業發展模式,既需要把握工程管理專業發展的規律,又要從地方經濟社會和學院發展實際出發,明確工程管理專業的定位,系統研究職業化、特色化、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建設問題。
四、改革目標和內容
如何能提升我們高職院校工程管理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是本次主要的研究目標和內容。具體包括:
1、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的定位。
從技術、造價、管理、經濟、這四個核心大方向出發,四手都抓,但可以根據專業的歷年市場調研和需求分析以及畢業生就業情況,做出偏重不同的人才培養模式的調整,在摸索和跟隨市場的腳步中前進,分出不同側重點的培養方向。從現下行業需求情況和我院綜合辦學能力來看,主抓土木施工技術和造價兩個方面,兼顧經濟和管理,既可滿足市場對建筑行業大批量施工技術和造價人員這兩塊的需求,使我們的畢業生在施工和造價兩個方向做到知識結構和技能雖少而精,又能兼顧勝任管理類和經濟類的工作領域,為就業拓寬方向,提高競爭力。
2、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的師資隊伍建設研究。
因工程管理行業的實踐性要求較高,除了內部教師需繼續進修及提高的專業領域的知識和技能外,加強企業工程師來擔任課程教學的模式是我們進行師資隊伍建設的重點。這一方面我們學院可以說較有優勢,利用學院自有建筑產業中的資源,聘請項目中現場施工和預結算經驗豐富的工程人員進行實踐教學,將項目帶進課堂,課堂融入項目,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打破枯燥的理論知識“填鴨式”灌輸模式。
3、建筑工程管理專業教材改革研究。
建筑行業的法律法規及技術要求等領域的知識根據政策要求和市場情況不斷在改進和調整,而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的教材因內容陳舊和更新不及時等原因與實踐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現象,同時對于最新的相關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理論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針對拓寬專業,應把合理應用教育技術,開闊學生知識領域作為首要問題考慮,而不應再死守教材理論。學生在校期間,除了吸收傳統知識外,更多地還要吸收先進的專業知識和人文知識,因此,僅用加法和減法修改教學計劃無法體現教學內容的改革。
4、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研究。根據專業側重方向,完善核心課程,修改不符合市場需求的課程,增加貼近當下建筑工程管理專業人才知識需求的課程,形成完整的專業課程體系。
5、建筑工程管理的教學模式建設研究。把課堂移步至實驗室、企業、工地現場,加大實踐教學環節的課時等。
五、改革的創新之處
1、不盲從部分高校較極端的課程教學體系,偏“土木”,或偏“管理”。根據各類建筑用人單位的反饋信息,調整教學方向,建議按主抓技術、造價,兼顧經濟、管理開辦專業。
2、利用本學院自有產業項目的優勢,加重和加大學生實踐課程,讓學生把課堂搬到工地更為便捷,提前角色帶入,為市場培養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礎。
3、重視和加強實踐技能的培養,讓我們的畢業生能進入就業崗位直接就業,大大提高就業競爭力。
七、結語
總之,廣西北部灣經濟商圈和東盟博覽會永久舉辦地坐落廣西南寧為房地產行業帶來的無限商機,使得建筑等相關行業還在蓬勃發展,建筑工程管理專業所面對的市場需求還有較大的人才空間,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的招生與教學就還將繼續下去。我們高職院校的建筑工程管理專業的的課程設置、教學研究、教學方式探索,都有待于專業教師的進一步完善與豐富,以越來越嫻熟的步伐順應市場和時代的發展,以越來越飽滿的姿態填補市場的空缺,為該專業的人才輸出和提高就業競爭力補充更完善的力量。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F112
從理論上說,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質是對各國經濟發展戰略在現實經濟運行中具體體現的抽象,它一般包含了發展動力、發展機制及發展特征等三方面的內容,核心是經濟的基本增長方式。由此,要對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就必須從經濟發展源泉、經濟發展體制和經濟發展特征等方面對已有典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基準模式”進行分析,并著重歸納和分析其中實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較為成功國家的經驗,通過比較探尋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總體方向和具體路徑,從而為我國經濟選擇健康的發展方式和實現快速增長提供有益的經驗啟示。
對于我國而言,有三類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最有借鑒意義:一是先發國家和地區;二是曾經與我國經歷類似經濟發展過程的后發國家和地區;三是與我國采取不同發展方式的后發國家和地區。其中,第一類包括美國等歐美發達國家;第二類是以東亞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第三類主要包括拉美和印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由此,本文將從經濟發展源泉、經濟發展體制和經濟發展特征等三個方面,根據經濟發展方式本身具有典型特征和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借鑒意義的原則,重點總結東亞、拉美、印度、歐洲和美國等四種基本經濟發展方式。
一、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出口導向模式
主流經濟學界認為,“東亞模式”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主要亞洲國家采取的經濟發展方式。世界銀行(2003)以及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認為,這種模式的開拓者是日本,該國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了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開拓;其后的上世紀80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成功地復制了這一模式;而東盟10國和中國大陸也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踐行了與之類似的經濟發展方式。“東亞模式”是一種典型的經濟趕超模式,其核心是“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
(一)經濟發展源泉
作為趕超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為了解決包括資金、市場和技術在內的“經濟增長約束瓶頸”,“東亞模式”主要依靠外部資本引入和產品出口導向實現工業化,其增長本質是要素投入和市場規模驅動的增長。具體而言,實施“東亞模式”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過度引進資金,普遍走的是一條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業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進步以及由科技進步提高經濟效益的道路。相關研究顯示(World Bank,2003),1970-1990年的20年間,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0%,而同期美國為53%,相去甚遠。從理論上來說,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運用了傳統的“哈羅德一多馬”增長模式,即通過資本快速形成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從外部市場驅動來看,其經濟增長也屬于依靠勞動分工和市場規模擴大所推動的“斯密型增長”,而并非由必要的技術創新所引發的“熊彼特型增長”或“庫茲涅茨型增長”。
(二)經濟發展體制
作為后發國家,亞洲國家普遍存在市場結構殘缺、市場主體發育不全、生產要素缺乏流動、經濟發展滯后等特點。與西方自發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機制不同,亞洲國家從經濟起飛的一開始就特別重視國家的職能,同時尊重市場規律,通過政府干預提高市場的效率。“東亞模式”經濟發展體制的核心是“政府主導”。政府主導作用的涵義即政府以較高的“政府強度”及政府能力,實現有利于推動經濟增長和緩解隨之而產生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壓力的制度創新、制度供給,并且以較高的“政府質量”,有效地確保了各種制度安排的順利實施,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與此同時,東亞經濟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不僅來自政府主導機制下實現的資金和人力資源的高速積累,而且還得益于市場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預。“東亞奇跡”的形成和發展,2/3的功勞應歸于投資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要素投入,另外1/3應歸功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此,“東亞模式”的經濟發展機制是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有機結合,也可稱為“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
(三)經濟發展特征
“東亞模式”的經濟發展路徑主要有三條:一是秉承“哈羅德一多馬”增長模式,通過加快資本形成和增加資本投入促進經濟增長;二是通過加快工業化進程,提升現代經濟部門的總體水平;三是利用國外市場助推國內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程。
由此,踐行“東亞模式”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呈現出以下幾個特征。首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出口增長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帶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95年,韓國的儲蓄率為36%,臺灣地區27%,香港地區32%,新加坡高達50.8%。在上世紀80年代,亞洲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曾經出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其儲蓄率也相當高,如,在1992年,泰國36.2%,馬來西亞37.2%(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其次,通過外部資源和市場推進國內工業化進程是“東亞模式”的一個核心戰略,這導致各國內部產業部門的結構轉換具有跨越性特點。具體表現為,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產業中的新興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產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產業超前性跨越性發展,并向國際化、信息化迅速邁進。與此同時,東亞國家由于共同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戰略,踐行“東亞模式”的國家長期保持了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展、較大的貿易順差和較為充足的外匯儲備。上世紀60年代末以來,“亞洲四小龍”出口急劇擴張,臺灣1970年出口總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為1970年的13倍;韓國1980年出口總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總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出口擴張導致了各國順差規模不斷擴大,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的貿易順差較之上世紀7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提高。與此同時,在順差擴張的影響下,各國的外匯儲備也普遍增加,如臺灣的外匯儲備由上世紀70年代初的22億美元增至1990年的784億美元,增加了近35倍。
二、拉美經濟發展模式:進口替代模式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30年代,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基本遵循了“出口導向型”的模式,但與“東亞模式”不同,拉美國家的“出口導向”的顯著特征是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然而,上世紀30年代的
世界經濟危機讓以出口初級產品為增長動力的拉美國家陷入了經濟困境,同時在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下,拉美國家開始長期實行“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說,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拉美模式”其戰略核心是進口替代。
(一)經濟發展源泉
“進口替代”仍然是一種以“趕超”為目的的經濟發展方式,而后發國家普遍存在資本短缺的困境。在這種情形下,拉美國家依靠政府力量,在資金配置的過程中有意傾向于制造業部門,并以此推動工業化進程,從而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過程。由此,從經濟發展源泉的角度分析,“拉美模式”的實質是通過要素積累和要素投入的擴展實現工業化進程,并以此推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拉美模式”仍然具有比較典型的“要素投入驅動型”的特點,依靠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而不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來實現經濟的擴張。
霍夫曼對拉美8個主要國家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對整個GDP增長的貢獻情況分析發現,上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三者各占比例為22%、38%和40%;上世紀80年代分別為34%、31%和35%;上世紀90年代又變為30%、31%和39%。也就是說,上世紀40年代以后拉美的技術進步基本上是停滯不前的;甚至在“進口替代戰略”實施的過程中,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正在逐步減弱。而與之相對的,是同期發達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在GDP中所占的貢獻為60%左右。要素投入的增長是“拉美模式”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經濟粗放發展的特征比較明顯。
(二)經濟發展體制
拉美國家實施以“進口替代”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其主要路徑是加強對“幼稚工業”的保護,以在最短時間內建立起國內完整的工業體系。這種跨越式發展的實現必須有市場以外的制度因素引導資源要素向工業體系和“幼稚工業”集中,這就決定了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拉美國家政府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因此,“拉美模式”經濟發展機制的主要特征是國家對市場的深度干預和嚴格控制。
具體來說,拉美國家政府深度干預經濟的發展機制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的政策來理解。第一,大部分拉美國家實施了比較明顯的貿易保護政策;第二,拉美國家忽視私人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效用,強調國家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第三,拉美國家政府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希望通過借助本地區周邊國家的市場來擴大本國制成品的出口;第四,拉美國家政府直接為“幼稚工業”發展提供了刺激性的優惠政策;第五,各國通過政府力量努力引進外資,以外部資金彌補國內資金不足的“短板”;第六,政府加快改善基礎設施,為國家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力的基礎條件。
可見,政府在拉美經濟發展中占據了絕對強勢地位,這雖然在短期內刺激了拉美工業的大發展,但從長期來看,它使得拉美的市場體系扭曲嚴重,市場機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
(三)經濟發展特征
作為“趕超型”經濟發展方式,拉美國家采用的“進口替代”戰略經濟發展特征與大部分后發經濟體具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其獨特的經濟現象。總體來看,“拉美模式”的經濟發展特征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第一,拉美國家儲蓄率高于發達國家,卻低于一般“后發國家”。其原因在于,在“進口替代”戰略下,資本價格、勞動力價格和商品價格等諸多價格的扭曲,阻礙了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196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各國國內儲蓄率為19.0%,1980年略有增長,達20.4%;而投資率也從1950年的16%上升到了1980年的24.3%。第二,大部分國家工業制造產業發展極為迅速,制造業出口大幅增長。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國家制造業的年增長率達到6.5%,明顯高于世界制造業的年均增長率(5.5%),拉美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額從1955年的0_8%提高到了1975年的1.3%。第三,利用外部儲蓄來彌補國內儲蓄不足是拉美國家實行的一大戰略,因此拉美各國對外負債率普遍較高。1982年,拉美償債率(債務償付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41%,負債率(債務總額與同期出口總額的比率)高達331%。第四,由于“拉美模式”使用大量的政府補貼扶持工業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該區域內多數國家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54年以前,拉美國家平均通脹率保持在1位數之內;1955~1974年在10%~30%之間波動;1975―1979年從37%曲折上升到51%。而在1980年以后更是急劇飚升,全地區平均通脹率從1980年的54.8%上升到1990年的四位數。
三、印度經濟發展模式:非平衡模式
從1980年開始,印度實施了“親企業政策”(Pro business);而之后的1990年,印度開始了“親市場”(Pro-market)的自有化改革。這兩個“分水嶺”結束了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的計劃經濟與“許可證”經濟的基本模式,確定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發展模式的基調。“印度模式”的本質是主要依靠市場力量,依靠市場機制和私人部門的“自然選擇”把資源配置到高生產率部門,促進經濟發展,使得社會呈現出“非平衡發展”的結果。
(一)經濟發展源泉
從要素投入層面分析,“印度模式”仍然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數量增加來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1990年之后,印度進入了高速增長的階段,年均增長達到了5%以上,在2000年之后甚至超過了8%的水平。但是,在同時期,印度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卻一直維持在2%左右的水平,低于同時期的主要發達國家,也低于中國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
從結構上來看,“印度模式”所呈現出的“數量擴張型”發展方式與其他趕超國家相比,具有一些獨特的特征。首先,雖然印度整體全要素生產率處于偏低水平,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服務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穩定在3.5%左右,大大超過了同時期新興市場國家1%左右的水平(其中,中國服務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為0.9%)。其次,從服務業部門增長的結構分析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度達到了近50%,人力資本投資是該部門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從需求結構上看,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大于投資的拉動。上世紀80年代初到2006年,居民消費對印度GDP增長影響較大,邊際產出為1.1699,即居民消費每增加1個單位,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1.1699個單位。
由此可見,“印度模式”的增長源泉在于服務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這一過程中,大量的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內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與此同時,從增長的結構上來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說明印度的國內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其經濟不同于過分依賴國外市場需求的其他趕超國家,而是內外需結合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二)經濟發展體制
20世紀之前,印度的基本經濟發展體制基本上是以計劃體制為主。在這一時期,政府通過對市場的干預,為印度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但1980年之后,為了尋找新的經濟發展動力,印度開始了長達30年的“漸進式改革”,其目標是建立起以市場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機制。
從總體上看,印度經濟發展機制的特征是市場主導資源配置,其核心是分權經濟模式,本質是給予微觀企業更多的自,減少政府對市場行為的過度干預。具體來說,印度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印度政府積極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其次,印度政府秉承自由市場貿易的原則,實行自由對外開放的政策;最后,印度提倡資金由市場機制進行配置,并由此不斷完善國內金融體系和法律制度。
印度的改革實踐表明,其漸進的改革進程既是政府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基礎的過程,也是政府淡出市場、減少干預、培育真正市場主體的過程。印度正是通過自由化經濟改革,極大地消除了經濟發展瓶頸,刺激了市場主體活力,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和企業競爭力。印度經驗表明,適當和漸進的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引導市場主體行為,并有助于培育自由競爭的市場。
(三)經濟發展特征
與許多后發國家一樣,印度的“非平衡”發展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將資源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門,提高經濟的實際產出,從而實現國內的經濟現代化進程,最終實現經濟總量的擴張。
在這一過程中,印度經濟呈現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由于政府對服務業的積極引導和大力扶持,印度的服務產業發展最為迅速。1981年,印度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8.22%,1991年為32.34%,2001年為40.92%,2007年度達到54.74%。從勞動力的部門構成來看,第三產業在印度經濟中的比重從1951年的17.2%上升到1991年的20.5%;1997年之后,這一比例上升為23%以上,2002年之后上升為25%以上;近年來,這一比例維持在30%以上。
其次,由于印度擁有較為完善的金融體系,其資金使用效率相對較高,加之國內經濟需求結構中消費比重較大,因而呈現出投資和儲蓄率較低、消費率較高的特征。上世紀90年代之前,印度儲蓄率基本上長期保持在20%以下;此后,印度儲蓄率雖然有所上升,但最高也僅約為25%。與此相對,印度的消費率一直比較高。1980年,印度的消費率達70%以上,雖然之后由于國內投資的增加,消費率有所下降,但穩定維持在65%的水平,與大多數發達國家持平,大大高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
再次,由于印度重視經濟發展中國內市場的作用,因此相對于其他后發國家而言,其對外依存度較低。1951--1991年,出口總額在印度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從10%下降到6%。目前,這一數值也僅略高于10%,大大低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印度對外資金依存度也較低。1980年之后,外援在印度公營部門計劃支出中的比例保持在10%以下。
此外,由于印度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分強調市場的配置功能,忽視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實現“公平”的重要作用,印度經濟呈現出典型“非均衡”發展的特征,其具體表現便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最窮的邦和最富的邦人均收入的差距從1980年的2倍左右上升至近年的4倍以上。從城鄉二元化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公營部門的工資年均增長為5%,而農業部門工資年均增長僅為2.5%。至今,印度國內還有將近2.7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
四、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創新型模式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經濟成為世界發展主題以及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出現,美國進入了“新經濟”時代。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經濟連年實現高速增長,失業率下降,通貨膨脹在大多數年份比較溫和,經濟達到了二戰之后的最好水平。從經濟發展機制上來說,美國的“新經濟”是在市場全球化的基礎上,通過提升知識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來消除長期資本邊際收益遞增,同時培育基于創新的競爭優勢和網絡化的企業組織結構,并通過刺激國內消費引導技術和金融創新的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一)經濟發展源泉
美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在于創新,通過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科技創新,快速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同時,通過強大的創新和生產能力以及美元的國際權威地位,充分挖掘國內居民消費,啟動國內的有效需求,其經濟增長具有“信貸消費驅動型”的特點,消費在其經濟增長需求結構中占有主導地位。
首先,要素投入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強勁增長,1995--2008年全要素生產率拉動經濟1.4個百分點,其對經濟增長貢獻達45%以上,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研發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1994~2000年的5年是美國研發投入經費增長最快的5年,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平均真實年增長率高達6%,大大超出同期真實GDP增長率。與此同時,美國的人力資本對經濟的拉動也十分有效。1990年以來,美國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大致保持在占國民收入總值的17%~25%的水平。1973~1995年,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的增長率僅為1.4%,而1997~2008年提高到了3.1%。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加不僅推動了GDP的增長、創造了更多的工作崗位、提高了居民的真實收入、抑制了通貨膨脹,而且對政府平衡預算和股市的不斷上漲起到了正面的推動作用。
同時,從經濟需求結構上來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較強。1990年以來,美國的消費率從60%左右上升到70%以上,不論從上升速度還是從絕對值來看,在世界所有國家中都排名第一。美國居民消費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60%以上。可以看到,消費在美國經濟增長中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依靠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通過提供多樣化消費產品以及消費融資模式促使消費需求高漲,是美國經濟發展模式中較有代表性的一個特征。由此,消費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大源泉。
(二)經濟發展體制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實行了“加強競爭和開放市場”的新經濟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基本上確定了美國“創新型”發展模式的基本經濟體制。美國經濟發展體制的特征在于’放松對產品和勞務價格、企業經營范圍和企業進出口的限制,以打破壟斷,促進生產要素流動,鼓勵企業競爭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實行自由企業制度。美國實行的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企業制度。與西方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其經濟自由的特點尤為突出,自由企業制度成為美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和核心。美國所謂的經濟自由,實際上就是經濟資源私有,企業自由生產,消費者自由選擇購買,每個經濟行為
主體的利己之心,構成了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每個行為主體的決策是高度分散的,它們依靠市場價格信號進行協調。
其次,遵循平等競爭原則。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總結美國市場競爭機制,可以發現它既有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共性,又有美國市場競爭的個性。共性表現在它具備市場競爭的三大基本內容,即爭奪內部資源、合理配置資源和跨國競爭。就市場競爭的個性而言,美國市場競爭的突出特點就是政府的干預程度很低,市場競爭的自由化程度較高。
再次,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關于美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闡述:一是分散決策的市場經濟;二是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與管理。這兩個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成為美國市場經濟模式中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最后,政府干預程度相對較低。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的作用歸根結底表現在如何充分刺激和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上。美國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對大公司和中小企業區別不同的情況實行不同的激勵機制。在壟斷產生以前,政府主要是不斷創造并完善企業自由競爭機制。當壟斷產生以后,政府則對它們加以控制,只允許它們獲得“合理的”利潤,限制它們牟取暴利。
(三)經濟發展特征
美國“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創新驅動、自由市場和對外開放的特點,這些特征決定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的發展路徑。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美國“創新型”經濟的內在經濟特征:
經過不斷的歷史實踐證明,在許多經濟危機中科技創新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隨著我國新興產業的發展,科學技術就是發展的動力,它為產品的創新以及功能提供了技術動力。從此可以看出,科技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一體化的新境界,國家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國應當不斷發展新科技,提高國家的競爭優勢,同時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一、科技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一)科技創新從根本上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當今我國人口數量越來越大,雖然我國國土遼闊,資源豐富,但是面對不斷上升的人口數量,在一些地區已經出現資源短缺的情況,因此我們需要加強資源的利用效率,保證每一個人都可以充分利用資源,促進當代人的幸福生活。面對這樣的一個目標,科學技術就是我們的武器,對于資源短缺的情況,科學技術可以提高我們利用資源的效率,以最大的可能完全利用每一份資源。同時利用科學技術可以讓原先報廢的資源成為新資源的材料,完成資源的循環利用,這樣也是對環境的一種保護。科學技術與創新讓同分量的資源能夠得到雙倍的利用,從某種角度而言,我國的資源將成為原先的兩倍。這給資源短缺的地區帶來了希望,同時也促進了我國生產力以及經濟的快速增長,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二)科技進步是提高經濟效益的動力源泉。科技進步主要表現于當代生產設備技術進步、生產效率高、耗能低,同時增加了原材料的利用率。科學技術的創新與進步為現代生產水平提供了動力源泉,目前在許多生產工廠車間中已經使用了新一代的機器設備。由于新一代的機器設備利用了當代先進技術,對原先的機器設備進行了改革,使設備能夠在低成本下生產出原先的產量以及更加優質的產品,從根本上緩解了資源短缺的情況,同時又促進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減少了勞動人民的生活壓力,減輕了工作負擔,同時也改善著他們的生活,同時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在一定情況下提高勞動人民的智慧以及專業技術。因為由于機器設備的創新和發展,勞動人民就需要學習新的技術,以便能夠在正確使用機器設備的同時提高自身的專業技術水平,從而生產出質量更高的產品,提高社會的經濟效益。
二、科技促進經濟發展對高中生的啟示
(一)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為科技創新提供一份力量。為了將來能夠為科技創新與發展提供一份力量,作為現代高中生就應當學習好科學文化知識。從理性化角度而言,科學文化知識是科技創新的基礎,只有擁有豐富的知識和智慧才能夠創造出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先進設備。科技可以促進我國社會的經濟發展,但是在科技的背后都有著優秀的創造人才和團隊,通過他們的不斷努力和研究以及不斷的試驗和測試,才能夠創造出一臺臺先進的新型設備。目前對于國加經濟的發展而言,最稀缺的就是優秀的人才,如果沒有優秀的人才以及創新的思維和想法,就很難進一步改變現代技術,很難提高我國在國際之間的競爭優勢。因此作為當代高中生應當在學校中認真學習,同時我們還要在學習中培養自我創新精神和能力,以便未來我們步入社會后能夠為當代科技的發展提供一份力量,利用我們的智慧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二)培養自身技術能力以及創新思維。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于學習,但是我們卻忽視了對自我技術能力以及創新思維的培養,這對于我們未來的發展并沒有多大的作用。當我們學習好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還需要提高動手能力以及創新思維。擁有良好的動手能力以及創新思維使我們能夠在未來利用智慧創造出有利于社會和人們的產品,讓我國的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促進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利用空閑時間參觀一些先進工廠,了解到目前我國的先進技術,同時我們可以在商場中購買一些考驗動手能力的小玩具,既是在學習之余的自我放松又可以提高自身的動手能力。此外,在做課后練習時我們可以對題目進行多角度思考,可以利用空閑時間思考題目的其他解題方式。這不僅提高了我們的創新思維能力,同時也是對知識的一種鞏固。
三、結束語
科技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科技創新讓我們獲得更加先進的技術和能力,充分利用資源,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同時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強我國的競爭優勢。作為當代高中生,應當不斷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提高自我創新思維和能力,以便在未來能夠為國家經濟的發展提供一份力量。
如何利用工業設計更好的促進現代產品經濟的發展
(1)重新定位產品功能與形式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強調適度設計
在工業設計的發展過程中,有關于功能的形式兩者“誰決定誰”的問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從“現代主義”提倡的:形式追隨功能,到“后現代主義”所提倡的:形式解放和裝飾推崇,再到現階段提倡的:形式追隨情感、多元化的設計風格和人性化的設計等等。我們要準確的定位當前經濟模式下功能與形式之間的關系。首先,“功能”規定產品的“屬性”,而“形式”決定著產品以何種方式存在。也就是說“形式”是“功能”的載體,“功能”則是“形式”的價值存在方式。在這一點上來說,功能與形式兩者缺一不可。他們屬于設計的兩個方面,就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沒有“誰決定誰”的這個問題。但是,還要認識到功能與形式之間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一種功能或許對應著多種功能,工業設計就是很好的創造和探究他們之間的較為準確的恰當的關系。其次,功能與形式之間的關系,除了要準確把握“質”的層面,還要在“量”的層面上進行把握。進一步分析產品的性質與功能,用最直接的形式來實現最根本的目標。一定要適度的進行把握。
(2)在全新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中尋找設計的機會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漸的發生變化。比如說,人們的“家庭觀念”強了,從之前的“小家庭”回歸到現在的“大家庭”,人們的生活變得比較規律、經濟負擔也相對減輕。長期發展下去,就會向著良性循環發展。而且,現在人們的消費觀念由崇尚奢侈逐漸的轉向崇尚節儉,消費水平也更加的合理,量力而行。所以說,為了促進產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工業設計也應該變得更具有親和性和平民化。拼團、拼車、拼卡、合租、無人售賣、自助式消費成為新的消費熱點,人們對于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更加的節儉和環保。面對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的變化,工業設計人員應該敏銳的捕捉和開發新的產品設計機會。
《方案》把降低物流成本作為降低企業成本的重要內容,抓住了降成本的重點。降低物流成本既具有微觀經濟實體降本增效的現實意義,更具有推動社會經濟實現轉型升級的戰略意義。真正體現了《方案》提出的“堅持全面系統推進和抓住關鍵環節相結合,堅持解決當前問題與著眼長遠發展相結合”的原則。
首先,降低物流成本是降本增效的重要源泉。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以轉型升級為主線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正在由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企業和社會經濟的效益源泉只有通過提高效率來形成新的利潤空間,而通過物流模式創新是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動力,特別是在勞動力成本、能源資源成本剛性上漲的背景下,降低物流成本是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的重要源泉。
統計數據顯示,一方面,我國物流效率總體偏低,物流成本水平仍然偏高;另一方面更要認識到現階段降低物流成本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巨大的空間。不僅如此,通過物流效率提高,最根本的是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和社會經濟整體運行成本。
其次,以降低物流成本為契機,創新現代物流模式是企業和社會經濟實現轉型升級的有效途徑。物流涉及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涉及到各個產業和社會經濟各個領域。在經濟新常態下,物流成本降低不可能通過粗放式規模擴張均攤消化掉,必須通過創新來實現。降低物流成本,必將推動物流技術、管理方法、組織方式、運營模式等一系列創新發展,在整合資源,優化流程的基礎上,使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更加協同,產業和行業之間發展更加協同,各地區之間發展更加協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實現企業轉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體現了《方案》提出的“堅持降低企業成本與提高供給質量相結合”的原則。
二、降低物流成本需內外結合,雙管齊下
《方案》提出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五個結合”的原則中,明確指出要“堅持降低外部成本與企業內部挖潛相結合”,要遵循內外結合、雙管齊下,切實降低企業物流成本,切實提高供給質量。
《方案》強調改善物流發展環境,降低物流成本的意見非常具有針對性,具有可操作性,也能夠落地實施。一是強調創新發展。大力發展運輸新業態。重點是創新兩個體系和三種模式。其中兩個體系是:創新與健全物流標準體系,其創新點在于提高標準體系流程化水平,推動物流與制造,生產與流通的融合發展。創新與完善城市物流配送體系,從提高物流便利化水平入手,整合資源、優化流程、提高效率。三種模式創新分別是多式聯運、甩掛運輸和無車承運模式。這在發達國家已經是比較成熟的物流模式。關鍵是要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完善標準規范,提高互聯網技術應用水平,做好政策協調,深化改革創新,更大范圍內推廣實施。二是要規范執法,減輕企業負擔。包括合理確定公路運輸收費標準,規范公路收費管理和監督執法,規范機場鐵路港口收費項目,清理不合理服務收費。重點是要完善法律法規,清理不合理收費項目,杜絕亂罰款,以罰代管的現象,關鍵是要加強監督管理。三是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的物流成本。《方案》明確提出“著力降低制度易成本”。這一條也同樣適用于降低物流中的制度性成本。從物流費用構成看,我國物流中的管理費用明顯偏高,其中相當一部分在于制度性成本造成的。所以,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物流成本是降低物流成本的重點之一。
《方案》也明確提出,企業要挖掘內部潛力降低成本。企業從物流的角度降低成本,最根本的途徑就在于創新物流模式,加快向供應鏈管理模式轉型升級。在供應鏈平臺基礎上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在更大范圍內充分整合資源,在資源整合的基礎上,實現資源共享;二是提高供應鏈全流程的優化水平,提升物流效率;三是加強供應鏈各個環節、各企業的協同能力,提升物流便利化水平。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目標科學合理現實可行
《方案》明確提出經過1―2年的努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其中物流成本較大幅度降低。社會物流總費用占社會物流總額的比重由目前的4.9%降低0.5個百分點左右,工商業企業物流費用率由8.3%降低1個百分點左右。這個目標是科學合理的,也是經過努力能夠實現的。
黨的十七大使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成為時代最強音,提高文化實力、建設生態文明等成為新亮點。本文就科學發展中的文化內涵作一次粗淺的探討。
1科學發展重視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在經濟發展中,文化含量越來越成為經濟要素的高附加值。文化的滲入使產品成為負載了文化意義的產品,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特別是科學發展重視精神文化需求對發展的支撐意義。
1.1提高產品的文化含量,增加文化附加值
文化附加值的存在,加快了生產力發展的步伐。產品的文化附加值越高,其產品的品質就越高,其經濟價值就越大。近年來,人們逐漸認識到產品價值取決于產品的文化品味。產品中注入的文化內涵越多,品牌的文化含量越大,產品附加值就越高。說明只有具有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文化個性的產品,才能在競爭中勝出。因此,科學發展必須大力提高經濟組織的文化品位,使產品成為文化的結晶和載體。
1.2提高科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是能直接提高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力;二是能影響經濟增長周期和階段;三是能直接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因此,科學發展必須重視提高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用先進科技改造和提高國民經濟,進而實現生產力的跨越。
2科學發展重視對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文化是一種可以反復使用且使用頻率越高、時間越久、價值越大的資源。通過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形成的文化產業,與其他主要依靠自然資源求得發展的產業相比,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文化產業已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為“朝陽產業”,特別是當今世界以知識、技術、智能為特征的智力密集型文化產業,已成為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許多發達國家成了支柱產業。要實現科學發展,必須要重視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使其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在實行中國實體經濟的回歸和轉型中,對實業經營的困難和作用也更加關注。發達穩健的實體經濟,是增加社會財富、增強綜合國力的基礎,也是改善人民生活、應對外部沖擊的保障。實體經濟增長是穩增長的突破點,加快發展實體經濟,對提供就業崗位、改善人民生活、實現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壟斷性產業存在準入壁壘,實體企業發展空間受限,要鼓勵企業創新,政府必須要打破行業壁壘,進一步優化市場秩序,理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范圍,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逐漸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為民間實體經濟營造更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政策措施要更加有助于發展實體經濟,切實減輕實體經濟負擔,不斷改善和健全政府服務。要深化重點領域改革,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拓寬投資空間,為實體經濟創造良好的運營環境。要更加注重發展實體經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證就業總量規模的穩定。
金融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撐,實體經濟是金融繁榮的重要基礎。要始終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加大信貸投放總量,加快信貸投放節奏,確保社會融資量服務于實體經濟,多措并舉增強資金保障能力,實現銀企對接常態化和制度化,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對接。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金融創新,增加金融業核心競爭力和服務能力,提高金融監管水平,使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
資本要逐步從金融市場,逐漸滲透到實體經濟,要把稅收降下來鼓勵創業鼓勵生產。要加強投資環境建設,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抵扣、貸款貼息、加速折舊等多種優惠形式,優化投資結構,提升實體經濟利潤回報率,鼓勵其擴大就業、技術創新、優化結構和節能減排。要給企業轉型升級壓力,提升企業轉型升級的能力,提高企業捕捉新技術、整合人才和市場等資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