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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金融危機帶來的后果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關鍵詞】公允價值;經濟后果;利益博弈
一、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政策的兩難選擇
金融危機爆發后,由于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相關性,使公允價值成了金融危機的元兇之一,成了金融界與會計界在危機拯救中的一個爭議熱點。金融界認為,公允價值計量原則在次貸危機中造成了順周期效應,認為該準則關于金融產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在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發生器與助推器作用。會計界則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與金融危機無關,它只是跟隨市場,并非領導市場。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作證時指出:“如果廢除了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那么將沒有人知道這些公司的資產按市值計價到底是多少”。
面對越來越大的對公允價值質疑聲音,在美國參眾兩院表決通過的救援法案中,賦予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暫停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權利。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投票通過放寬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決定。
金融界和會計界對于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產生的分歧在于二者的會計目標定位不同。金融界的主張立足會計調控論,要求“怎樣是對經濟有利的,會計就應怎樣反映”——會計應選擇“按有利于經濟運行的會計制度”進行反映。會計界的主張屬于會計反映論,要求“現實是怎樣的,會計就應怎樣反映”——會計應選擇“按反映現實的會計制度”進行反映。體現在金融危機拯救行動中,會計界立足會計反映論,選擇捍衛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其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動是優化非活躍市場條件下的公允價值計量。金融界立足會計調控論,將會計作為一項金融調控手段或金融危機拯救工具,選擇終止公允價值計量。兩種觀點的角力體現了公允價值計價會計政策的兩難選擇,其實質是會計政策的選擇產生的經濟后果形成的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
二、會計政策選擇的本質特征
(一)會計政策的選擇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
會計政策選擇也稱會計選擇,是在既定的可選擇域內(一般由各國的會計準則、相關經濟法規等組成的會計規范體系所限定),根據特定主體的經營管理目標,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從而擬定會計政策的過程。至于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即指企業利害集團(包括股東、債權人和企業管理當局等)選擇會計目標和會計準則的行為。會計準則的制訂過程實質上是會計報告的編制者與會計報告相關利益集團合作博弈達到均衡的過程,已出臺的會計準則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與妥協的產物。企業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產生不同的會計信息,導致企業利害關系集團不同的利益分配結果和投資決策行為,進而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結果。所以企業各相關利益集團都很重視和關注會計政策的制訂和選擇問題。從企業會計政策及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定義可以看出,企業會計政策在形式上表現為企業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其本質上卻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制度安排。
(二)經濟后果觀揭示出會計政策的選擇本質是不同利益相關者在會計和政治兩方面達到的微妙平衡
為了形成一致會計政策的契約安排,各利益主體雙方或多方之間存在一個博弈的過程,即通過會計政策選擇來實現對自己有利的經濟后果的過程。威廉姆R.斯科特(WilliamR.Scott)在其《財務會計理論》中對經濟后果產生的根源進行了闡明,提出對經濟后果的定義:不論有效市場的含義如何,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瓦茨和齊默爾曼早期的實證會計研究表明,企業會計政策選擇過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受簿記成本、契約成本、政府管制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因素影響,同時各相關利益集團都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參與會計政策的選擇,企業管理當局往往通過借助于形式多樣的會計政策選擇與博弈實現對于自己有利的經濟后果。由此可見會計準則的制訂過程實質上是會計報告的編制者與會計報告相關利益集團合作博弈達到均衡的過程。不同的會計政策選擇產生不同的會計信息,導致企業利害關系集團不同的利益分配結果和投資決策行為,進而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結果,所以相關各方利益集團都很重視和關注會計政策的制訂和選擇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后果作為會計規則制定中一個實質性問題開始在美國突顯出來。企業各利益相關者通過與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不斷交涉和博弈,以尋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經濟后果。從實現方式上講,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往往借助企業政策選擇最終體現出來。一直以來會計準則制定者假設會計效果是中立,即使不是中性,也不為其后果向公眾負責。經濟后果問題的提出改變了這種看法,認為會計不是絕對中立的,可能會給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帶來不同的經濟后果。由于經濟后果的存在使會計政策選擇備受關注,進而影響會計準則的制定,這使得準則的制定復雜化,因為其要求在會計和政治兩方面達到微妙的平衡。
三、金融危機環境下公允價值計量政策選擇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沖突——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政策選擇的博弈基礎
金融危機爆發的元兇之所以被認定為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是因為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導致了相關利益集團的沖突,即以銀行為代表金融企業管理者的利益集團與銀行的投資者利益集團的利益沖突。二者的沖突源自于兩權分離訂立契約的委托關系,這份契約便形成了以銀行的投資者為委托人,銀行等金融企業的管理者為人的委托關系。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要求投資銀行的所有證券進行公允價值計價,而且對所有的金融資產和負債進行公允市價估價,對由于價值波動所引起的未實現的利得與損失也要包括在報告凈利潤中,公允價值計量將完全消除銀行管理者進行利得交易的能力,執行公允價值計量的經濟后果是提升會計報告的決策有用性,使得銀行的管理者看到的不僅是利得波動會增加,同時管理者操縱利潤的能力將被大大削弱,這樣二者的利益發生沖突也就自然而然了。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目前存在的會計政策選擇的目標偏離,以及會計政策選擇過程中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行為具有必然性。在資本市場下假定所有利益相關者在對會計政策做出選擇或提出建議時,都是為盡可能維護自身利益以達到其預期效用。信息經濟學認為:在商品交易中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信息優勢,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一般認為該經濟機制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顯然,會計政策選擇主體和信息使用者之間的委托關系,決定了兩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即人擁有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觀察的私人信息。以管理者和投資者為例,管理者對企業經營情況及財務狀況比投資者具有信息優勢,此時管理者可能會通過會計政策選擇,扭曲和操縱提供給投資者的信息,將信息優勢轉化成利益。很多研究表明存在管理者利用信息優勢掠奪投資者和債權人財產的現象。與此對應,投資者、債權人由于擔心信息的可靠性而選擇謹慎的投資方式,這將使得資本市場無法正常運行。一方面,管理者的信息優勢及監督成本的存在使其在會計政策選擇上存在自由性,管理者可以通過政策選擇獲得優勢利益,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拒絕政策的實行來保護自己的即得利益。如果存在一項會計政策使得當期報告凈收益降低從而影響管理者的報酬,雖然管理者努力程度不變,由于契約的剛性提高獎金比率的要求一般難以達到。此時盡管會計政策的選擇有助于提高財務報表的決策有用性,管理者往往也會干預會計政策的選擇。公允價值計量政策的選擇對于銀行的管理者而言又何況不是如此呢?
(二)金融危機經濟后果條件下的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政策的博弈分析
由于監督成本的存在,管理者作為信息優勢方,具有對經濟后果產生影響是否進行充分披露的選擇權;同樣投資者期望管理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依據威廉姆.R.斯科特在財務會計理論中實證分析:由于管理者應致力于降低未來契約簽訂的成本,避免競爭加劇及吸引潛在投資者等原因,可以將管理者偏好假設為,存在有利經濟后果時管理者偏好于充分披露,存在不利經濟后果時管理者偏好于不充分披露。通過分析發現,只要管理者充分披露時投資者獲得高效用的概率偏大,管理者不充分披露時投資者獲得低效用的概率偏大。
當出現金融危機這種極為不利的經濟后果時,銀行管理者會反對披露這一對己不利的經濟后果,由于公允價值這一會計政策的使用會提升會計決策的有用性,使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后果得以充分披露,投資者則會持贊同態度,贊同充分披露,支持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由于這兩者之間不會就披露問題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所以雙方的沖突可以看作一種非合作博弈。假設在此情形下,管理者選擇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充分披露時,若投資者選擇購買,則投資者能達到的效用比投資者選擇拒絕購買的效用更低,即投資者會認為該銀行金融機構不具有投資價值。所以,當遭遇金融危機時,銀行管理者若選擇公允價值計價進行充分披露,而投資者拒絕購買,此時的銀行管理者獲得的效用也最低。若銀行管理者不采納公允價值計量進行歪曲披露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后果,則投資者選擇購買的損失程度更大。博弈的最終預測結果只能是:銀行管理者反對公允價值計量的不充分披露與銀行投資者的拒絕購買。這個博弈最終走入“囚徒的困境”,這種情況的出現對資本市場具有損害性,會打擊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造成資本市場的低效率運轉,阻礙經濟發展。
然而幸運的是,FASB作為準則制定部門在考量了各方利益的基礎上采納了達成一些妥協的公允價值計量原則,這些妥協是相對于完全公允價值的最初目標而言的。由于計量的難度,負債被排除在外;公允價值只適用于正在交易或是準備交易的證券;為了進一步減少波動性,準備交易證券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不計入凈利潤,而在其他綜合收益中反映。也許,上述的妥協是為了減少管理層的反對,或者是銀行的管理者在這個妥協的結果中能夠獲得滿意的效用。然而當金融危機爆發后,這樣一個博弈之后的妥協結果又會使得銀行的管理者的效用大大降低,因此才出現了文章開始處的關于公允價值計量的爭議。
基于會計與環境的共生互動關系,當經濟環境產生突變經濟危機爆發時,過去各方利益集團通過博弈達成的平衡勢必被打破又重新回到博弈的起點,回到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而這樣的博弈是低效率的。因此,美國政府作為一方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政府的利益和政治形象,減少政治成本,同時為了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在SEC的督使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于2009年4月2日出臺了放寬按公允價值計價(以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給予金融機構在資產計價方面更大的靈活性。此準則的放寬意味著新一輪的博弈達到了暫時的近似均衡。
二、金融危機下企業經營業績的特點
在金融危機沒有來到時，企業的經營目的是為了給企業帶來價值。但是，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企業通過只有通過加大投資力度，或者通過技術的創新等措施才能適應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企業在競爭上處于上風，從而可以不斷謀求發展。但是在金融危機這種大環境下，企業不可能一味的去創造產品。因為在危機下，一件商品的價值將會遠遠低于其價格，那就意味者每銷售出去一件商品企業都會有經濟效益的損失。在金融危機下企業經營業績就不是單純的追求效益了，而是要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如何平穩渡過謀求以后的發展、壯大。只要企業存在就有其社會價值，比如降低就業率，穩定社會秩序等。
三、金融危機下企業經營業績評價的主要內容
金融危機環境下，對企業的經營業績進行評價時，一般都會將企業的經營目標作為評價的依據。隨著市場環境的影響，企業的經營目標應是不斷變化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影響企業的經營目標的因素也會不斷增加，企業能夠獲得經濟效益的能力和正常經營的能力等方面也會受到影響。因此，金融危機影響下的企業應該更加注重其創新能力，這樣才能在復雜多變的金融環境下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社會發展不穩定，比如發生經濟危機這樣的現象，那就意味著對企業經營業績評價的內容會發生變化。
(一)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
在任何金融環境下，資金對企業的發展都是舉足輕重的。一旦企業沒有資金的支持，企業很難生存下去，何談發展壯大。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很多企業由于支持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資金鏈斷裂導致企業不斷減小其規模。甚至一些企業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停止生產、裁員甚至申請破產等措施。因此，在金融危機下，評價企業經營業績時候合格要看企業是否具有融合資金的能力。
(二)提高企業的投資能力
由于金融危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給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挑戰，也有一定的機遇。因此，企業如果可以抓住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就很有可能在為企業贏得豐厚的經濟效益，進而就能使企業平穩地度過金融危機時期。然而，如果企業不能抓住金融危機給企業帶來的機遇，企業將很難承受金融危機的沖擊，甚至出現破產的嚴重后果。
(三)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一個企業如果一直走老路，不思創新、改革，最終都會跟不上發展的步伐，最終被淘汰。企業要想在金融危機下平穩發展就必須增強其創新能力。當然，金融危機下企業經營業績的評價還有很多內容，比如企業儲備人才的能力、企業管理者應變能等都是企業經營業績評價的重要內容。
一、金融危機中的會計準則
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銀行家和國會議員將矛頭指向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是加劇金融市場動蕩的罪魁禍首,強烈要求修改會計準則。雖然會計界斷然否認這一指責,但在巨大的壓力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不得不對會計準則進行修訂。
2008年10月10日,FASB了針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價值計量》的修訂稿,明確說明公允價值應當反映正常交易,當相關市場可觀察數據無法獲得時,可以使用管理層關于未來現金流和折現率風險調整的假設,這意味著金融機構可以對部分流動性較低的資產以高于這些資產當前市價的水平進行定價,減少虧損數額;10月13日,IASB了對《國際會計準則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訂稿,允許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對某些原歸類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類別的非衍生證券進行重分類,并規定這一調整可追溯到2008年7月1日,這代表9月和10月由于市場價格大幅度下跌給銀行機構帶來的巨額虧損可以不在財務報告中體現;2009年3月5日,IASB了《增進金融工具的披露(對IFRS7的修訂)》,要求增強對公允價值計量和流動性風險的披露; 2009年4月9日,FASB正式公布修改后的市價入賬會計準則,新的準則解釋了在市場不活躍時企業如何按市值對金融產品進行計量。
對會計準則的修訂,是多方妥協的結果。IASB和FASB在沒有放棄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前提下,對會計準則做了修訂,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從公允價值之爭到修訂會計準則相關內容,還是可以引起我們一些思考的,如金融危機中的會計準則為何飽受指責?會計準則的修訂過程反映出哪些問題?
二、會計準則為何飽受指責
縱觀歷史,似乎每次危機的到來都使會計準則成為眾矢之的,引起會計準則的變化。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 ,證明了放任自流的會計實務是不可行的,要求建立一套規范或標準來約束自由放任的會計實務;20世紀80年代美國爆發的銀行及儲蓄機構和貸款危機中,暴露出歷史成本會計的局限性,各方強烈要求采用公允價值會計對金融工具進行計量,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52號、80號和107號應運而生。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會計實務的發展令會計理論落后于實踐,理論的缺陷在危機中得以充分暴露,客觀上要求對理論進行改革或完善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如何在非有效市場中對衍生金融工具進行計量是擺在會計學界面前的一個新問題。基于此,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于2008年9月30日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價值計量》了指導意見,允許在非活躍與非理性市場情況下,企業可以通過內部定價,包括合理的主觀判斷來確定金融資產公允價值。2009年6月10日,法國財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IASB將在2009年底前對《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執行情況進行審查。而對執行情況的審查結論必然會影響會計準則的發展方向。可見,會計準則是隨著社會實踐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發展和完善的。
(二)危機中的會計準則常扮演“替罪羊”角色
從根本上說,這次金融危機并不是由公允價值會計所引起的,金融界制造了房地產泡沫,并通過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手法放大金融資產泡沫,導致了金融危機。2008年11月召開的G20華盛頓峰會對金融危機的根源做出下列表述:“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資本流動性日益增長并且此前10年保持著長期穩定性,市場參與者過度追逐高收益,缺乏風險評估和未能履行相應責任。同時,脆弱的保險業標準、不健全的風險管理行為、日益復雜和不透明的金融產品以及由此引發的過度影響,最終產生了體系的脆弱性。”而隨后召開的G20倫敦峰會重申了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金融業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監管措施的重大失誤。可見,無論是華盛頓峰會還是倫敦峰會都沒有將公允價值列為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從某種程度上說,國會議員和銀行家掀起的公允價值之爭意在將公眾的視線轉向會計領域,轉嫁自身責任。另一方面,會計準則本身亦具備扮演“替罪羊”角色的條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所有權與經營權進一步分離,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范圍越來越廣,他們對會計信息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強,會計信息已經成為判斷企業經營狀況的重要依據。由于現實中經濟業務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會計人員大量運用主觀判斷選擇會計方法,而任何一種會計方法都會存在某種程度的缺陷,會計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對經濟業務進行真實和客觀的反映值得商榷。當危機來臨,大量企業倒閉,信息使用者最先想到的是會計信息為什么沒有及時預告企業存在的風險,而規范會計信息的會計準則對此又難以拿出充分的證據解除自身責任。因此,在外部環境和自身特點的雙重作用下,會計準則難免成為“替罪羊”。
三、會計準則修改體現的意義
(一)準則制定者在“技術規范觀”和“經濟后果觀”之間的權衡
理論界對會計準則的性質一般有“技術規范觀”和“經濟后果觀”兩種觀點。“技術規范觀”強調會計準則是一種技術規范,其必須是“有序、系統、內在一致,應能與可觀察的客觀現實相吻合;它們應該是不受個人所左右的、無偏見的。”(Paton and Littleton ,1940)“經濟后果觀”是指在不同的會計準則約束下會產生不同的會計信息,不同的會計信息將導致利益相關者利益分配和社會資源配置的不同。作為一種純粹的技術規范,理論上會計準則能夠達到“有序、系統、內在一致”的境地,但因經濟后果的存在,利益相關者為了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要對準則的制定過程加以干涉,因此,在現實生活中被采納的往往不是最具公允經濟后果的會計準則。只考慮會計準則技術層面,忽視經濟后果,準則的制定機構必須要承受來自各利益群體的壓力,在實施效果上也會大打折扣;而過分考慮經濟后果,忽略對準則本身的質量要求,由此生成的會計信息能否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將遭受質疑。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必然是準則制定者在技術規范和經濟后果之間進行的艱難權衡。這可以從2008年12月30日美國證監會向國會提交的一份關于公允價值的報告中窺見端倪。該報告明確反對廢除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但是提出了一些調整建議。一方面,從技術層面上說公允價值仍然是對金融工具計量最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會計準則沒有對非活躍市場中公允價值計量作出相關規定,金融機構在市場價格已不能反映資產真實價值的情況下依然采用“逐市計價”原則,導致財務報表上資產大幅度減計,產生巨額虧損,致使諸如貝爾斯登、美林證券和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相繼倒閉,金融市場劇烈動蕩。此外,從發展趨勢看,準則制定者為了權衡兩者關系,傾向于由表內反映改為表外披露,改變表內反映的程度,加大披露力度,使所披露的會計信息能夠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決策需要,但是會計信息本身仍以反映經濟業務實質為目標。如IASB的《增進金融工具的披露(對IFRS7的修訂)》,要求增強對公允價值計量和流動性風險的披露,以及在此基礎上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ASB)的《對財務報告準則第29號――〈改善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訂》,均反映了這一趨勢。
(二)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一個政治過程
“經濟后果直接導致了準則制定的最后一個標準,即政治色彩。”如前所述,由于經濟后果的存在,利益相關者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要對準則的制定過程進行干涉,準則的制定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各利益群體博弈的過程。因此,討價還價、偏向于強勢集團,這些都對最終的準則形成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葛家澍,1996)。從制定者的角度看,準則的制定就是協調各方利益沖突的過程。由于各利益相關方在經濟利益上存在著固有矛盾,如何在這些關系中達到微妙的平衡,是擺在準則制定者面前一個棘手的問題。在這次金融海嘯中,從公允價值之爭到準則制定機構對會計準則進行修訂,都體現出了政治色彩。2008年10月1日,60多名議員聯名致信SEC,強烈要求立即停止公允價值計量。2008年10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通過修改后的7 000億美元金融救援計劃,該法案卻對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設置了特殊條款――要求SEC在2009年1月20日前提交相關的調查報告,此后國會有權根據調查報告投票決定是否中止該會計準則。2008年12月30日,SEC向國會提交的關于公允價值的報告明確表示公允價值不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但是提出了一些調整建議。此后,作為銀行界和會計界代表的美國獨立銀行家協會(IBA)和FASB均未作出表態,公允價值之爭暫告一段落。2009年4月2日召開的G20倫敦峰會提出加強金融監管,呼吁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盡快與監管機構進行合作,改進資產估計和準備金標準。在此之后,歐盟委員會(EC)、法國及德國紛紛向IASB施壓,要求對《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中有關資產減值的內容進行“松綁”。對此,IASB迫于各方壓力,宣稱要在2009年晚些時候修改會計準則。至于政治壓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會計準則的制定,這可以從金融危機咨詢小組主席暨SEC前任委員Harvey Goldschmid的話語中窺見一斑,他說:“兩大會計準則制定者所承受的政治壓力遠大于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壓力,尤其是對IASB而言,這關乎國際會計準則的生死存亡。”
總之,會計準則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依然沒有逃脫被指責的命運。面對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準則的制定者最終選擇了折衷退讓,給予金融機構更多的自由來選擇計價方法。然而會計界人士對修改準則后的前景依然擔憂,正如更換溫度計無法改變溫度(低或高)一樣,迫于壓力修改的會計準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緩和華爾街危機,問題的答案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窺見端倪。2009年4月上旬,FASB宣布了三項對市價入賬會計準則的修改決定,以完善公允價值使用指引和信息披露要求。該修改決定最早可于2009年3月15日的季報中執行。之后公布的2009年一季度業績顯示,美國核心金融機構大部分扭轉虧損局面,開始盈利,但其股價不升反跌,核心資產質量下降已成定局。這表明會計準則并不是導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因此,修改會計準則自然也不是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會計改革的效果還須拭目以待。
主要參考文獻:
[1]葛家澍,劉峰.從會計準則的性質看會計準則的制定[J].會計研究,1996年第2期.
[2]崔學剛,岳虹.會計政策經濟后果:產生路徑與應對策略――基于“華泰財險”興衰案的分析[J].會計研究,2006年第2期.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3-0-01
現代經濟的核心是金融，銀行作為重要的金融主體，是金融危機發生時負面影響最大的機構，陰陽體系的脆弱性根植于自身，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會發生危機，嚴重影響金融經濟的健康。虛擬性是現代金融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市場價值超越自身實體價值的這種屬性和獨立于實體經濟的獨立自我運動特征決定了其一旦發生危害，將會金融主體銀行帶來嚴重損害，所以，分析金融虛擬性對銀行脆弱性的影響有助于防范和控制危機的發生和作用。
一、銀行體系脆弱性與金融虛擬性介紹
最早提出并研究銀行脆弱性問題的是馬克思，他通過分析貨幣性質與特征提出了這個理論，他通過研究貨幣的三大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分析了虛擬資本對于銀行的影響。貨幣本身購買力的波動變化、商品價格與價值的背離、支付手段可能導致的債務鏈斷裂等三大性質決定了虛擬資本對銀行信用可能產生的崩潰影響。金融體系得以存在和維持的重要前提是人們對商品內在精神和貨幣價值的信仰，這決定了它無法脫離實體經濟而存在，金融資本家天生的極端趨利性會導致虛擬資本運動的相對獨立性，從而為銀行信用體系崩潰埋下隱患[1]。在馬克思之后，有很多學者從多個角度分析了銀行的脆弱性，比如貨幣供應量變化帶來的影響、股市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等，總結了虛擬競技隊銀行脆弱性的影響。比如股市波動，波動過大產生泡沫，致使股市資產價格失衡，信貸急劇擴張引發信貸泡沫，泡沫破滅之后股市資產價格進一步萎縮，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致使其價值縮水，造成價格大幅度下跌、通貨緊縮和銀行危機。資產價格波動與銀行之間的密切關系決定了其脆弱性，比如日本銀行危機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銀行危機的發生都與此有關，均由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開始，引發了銀行危機。這些年發生的數次金融危機都表明，銀行危機的發生均有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導致。金融虛擬性理論的提出較晚，于2004年由國內金融學家白欽提出，時間較短，所以相對研究理論和結果還不完善[2]。
二、銀行脆弱性與金融虛擬性的衡量與實證
銀行脆弱性與風險的上升呈正相關，眾多來自內部或外部的風險因素發生劇烈波動沖擊銀行信用體系時，就可能會造成體系的崩潰和職能的癱瘓，從而引發金融危機，所以，銀行危機的發生是脆弱性風險因素積累到一定階段沖破承受極限時發生的劇烈能量釋放，銀行危機也是銀行脆弱性的一種典型性表現，是量變到質變引發的嚴重后果。對于銀行體系而言，行業危機可能會拓展到整個領域，銀行本身清償能力不足，會被迫倒閉或者迫使政府出手干預提供債務援助。二十世紀初關于銀行危機發生的評判指標理論認為只要有以下一條，銀行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分別是不良資產比例超過總資產的10%、就業問題導致銀行大規模國有化、發生大范圍的銀行擠兌以致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拯救成本過高等，比如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都有以上表現，且帶來的嚴重后果[3]。金融虛擬性的衡量指標研究目前還有待完善，以白欽和徐愛田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理論中將股票指數與GDP增長率之間的背離關系、M2指數等作為重要指標衡量金融虛擬程度，考慮到其所關注的眾多影響因素，貨幣和準貨幣增長率、金融相關比率、銀行信貸占GDP百分比和股票交易總額占百分比等可作為直觀分析因素。
比如2007年從美國拓展到全球的次貸危機，這是世界范圍內的嚴重金融危機，有大量銀行出現問題如破產、接受政府援助和被政府接管等，以英美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出現了一大批問題銀行。我們結合金融虛擬衡量指標來看，表1中眾多異常數據無疑都顯示銀行危機的嚴重性。
表1 2007-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英美銀行危機數據
金融虛擬性的衡量目前還需要持續深入以提供更多的理論、實踐結果輔助研究，但是從美國次貸危機中英美的幾項關鍵性指標來看，金融虛擬化的程度都較高，其獨立于實體經濟運行的情況和資產的巨大波動為銀行業埋下隱患，加劇了脆弱性，從而導致其超越界限最終集中爆發造就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所以，通過分析研究銀行脆弱性識別、衡量金融危機的危害有一定意義。整體來看，金融危機發生時金融虛擬性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可作為初步判斷依據，即銀行脆弱性會隨著金融虛擬性程度的提升而不斷增加，金融虛擬性研究可為銀行脆弱性研究提供依據，預測銀行危機的爆發。至于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和金融虛擬性對銀行危機的影響大小，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入分析與研究。金融虛擬性雙刃劍的正向和負向功能決定了它對經濟的巨大影響，只有深入分析這些影響的嚴重性，加強有關金融虛擬性的研究和監管，才能夠控制器負面作用，保證金融體系和銀行體系的持續健康發展[4]。
總之，銀行脆弱性和金融虛擬性之間的密切聯系決定了銀行危機的發生與金融虛擬性脫不開關系，加強金融虛擬形成程度的分析研究來預測銀行脆弱性程度有助于加強控制，保障金融體系和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與運行。
參考文獻：
[1]哀德磊，趙定濤.試論行業競爭對銀行脆弱性的影響[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1（15）.
據美國獨立社區銀行家協會(ICBA)的研究報告《金融危機對美國社區銀行的影響:困難時期的新機會》稱,絕大數社區銀行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優于大銀行,其在新增存款、開拓新客戶、市場定位和保持財務穩健等方面的能力,在危機中不降反升。一些社區銀行甚至認為,金融危機帶來了過去幾十年都沒有的發展機會。在泰國,因自制貨幣而被地方政府以分離反叛罪送上法庭的Santi Suk村的村民們重新開始使用“merit”。在日本東京,一些街角商店的小老板認為“在自己的社區創造自己的小型價值流通循環”是一個應對經濟衰退帶來的部分不良后果的好辦法。他們提倡商品價格的10%可以用購物獎勵的“代用券”支付。社會福利組織在此基礎上設計了一個方案,即通過社區組織與街區內的商業點簽約,完善社區“代用券”,使它成為真正可以合法流動的“貨幣”,來促進社區救助。
無論是社區銀行,還是社區貨幣都是社區金融的具體表現形式。上述種種現象無疑是在說明,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運行良好的社區金融都是人類面對金融危機時的選擇反應,它在隔離危機影響和緩解危機后果兩方面的優良表現,使不少人將其視為深陷金融危機泥沼時的“逃生扶梯”。
社區金融作用分析
作為集合概念的社區金融,既包含了各種各樣的金融活動,又包括與之相匹配的金融機構,同時具有其獨特性――立足于明顯的地域范圍。總之,社區金融是指以社區為基礎的各類成員(居民個人、社區企業等)所產生的一切金融(對銀行、證券、保險等)需求和社區內部各種金融機構滿足其需求而開展的一切金融活動。社區金融之所以能夠成為“逃生扶梯”,源于其在抵御金融危機的侵襲和修復金融危機帶來的創傷兩方面都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社區金融是金融危機的“隔離墻”
社區金融鼓勵社區成員互相換取所需,以促進內部消費,將生活水準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活躍的內部消費意味著對外界貨品依賴的減少,這極大地加強了社區經濟的自力更生能力,提高其對抗經濟依賴的可能性。同時,成員之間的聯系和社區的凝聚力也得到了增強,可以為社區成員提供將個體背負的“麻煩”通過面對面交流,找到可以共同承擔問題、分享利益的盟友的機會。這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社區資本的內部循環,為良好的社區經濟自主性奠定了基礎。
扎根于明確地域的社區金融具有立足熟人社會的特點,這為金融活動的風險控制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一方面,社區金融機構與社區有著密切的關系,其工作人員往往也是社區的成員,能收集到需要金融服務者的信用、社區關系、家庭、性格、可自由支配的個人開支等軟信息。這種軟信息的獲取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它可以幫助社區金融機構在整個金融服務期中能夠很好地減少信息外部性成本,同時熟悉抵押品,避免逆向選擇,更有效地了解和控制信貸風險。另一方面,鑒于自身的資金規模,為了避免高風險業務失敗可能引起的巨大道德風險,社區金融機構在自身的業務選擇上,往往秉持穩健保守的經營理念,進行高敏感的風險管理。例如,社區銀行的主要業務是普通的信貸、結算等業務,較少涉及投資銀行、對沖基金業務和金融衍生產品交易。
有活力的社區金融能夠給予所在社區良好的經濟自主性和敏感負責的風險監控意識,這恰恰是抵御金融危機的優良武器,使社區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隔離金融危機的影響。
社區金融是金融危機的“鎮痛劑”
金融危機常常遺留下大規模的失業、貧困和社區衰落等后果,化解這些嚴重問題同樣也是社區金融存在的重要意義。
首先,作為社區金融重要部分的社區銀行可以說是面向小型企業信貸的領先供應商。信貸可得性促進了小型企業的發展,使其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因金融危機而失業或就業不充分的社區成員。此外,失業人員可以參與社區貨幣計劃,通過進行社區公益勞動或是為他人服務換取社區貨幣,進而獲得所需生活用品,實現自身的“收支平衡”和靈活就業。
其次,社區金融所提供的信貸可得性不僅僅關注小型企業,個人和家庭也是重要對象。它通過解決長期束縛社區發展的資金不足的問題,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在許多方面改變了社區的生活:幫助成員提高獲取金融機構幫助的能力,幫助成員掌握相關金融知識等,實現改善低收入個人和社區經濟狀況的目的。因而社區金融能夠協助社區在扶貧和防止衰退上實現重大進步,盡可能修復金融危機帶來的創傷。
實踐經驗剖析
美國社區銀行實例――伯克-赫伯特銀行
伯克-赫伯特銀行(Burke & Herbert Bank)成立于1852年,是弗吉尼亞州最古老的銀行之一,擁有約20個位于北部,包括華盛頓大都市區的分行,迄今為止資產規模達到16億美元。該銀行擁有穩健的、多年來保持一致的經營理念,例如:堅持客戶在申請貸款時,必須能夠滿足最低20%保證金的標準;信貸經理需要實地走訪客戶的住處,確保抵押物的估價與現實相符等要求。其業務重點是針對社區成員的個性化服務,提供諸如支票和儲蓄賬戶、貨幣市場賬戶、貸款違約保險、個人退休賬戶和借記卡、財務策劃等服務。其房地產貸款(包括住宅和商業房產組成的幾乎所有的抵押貸款)、商業和消費貸款也豐富了銀行的借貸活動。
伯克-赫伯特銀行具有鮮明的特色:一是業務范圍位于特定的社區,擁有地緣和人緣上的優勢。二是卓越的風險控制能力。這主要是源于較高的自有資本比率降低了銀行的信貸風險偏好,使其業務傳統,較少涉及高風險業務;扎根現場帶來的人緣、地緣優勢利于其客戶選擇和風險監控。三是組織結構簡單,減少了信貸決策環節和軟信息的扭曲、流失。四是注重參與社區活動。加入了市民團體和其所在地的地方商會,為當地的學校提供各種形式的支持,對當地的救濟行動給予了支援并對社區中的低收入人群奉獻了特別幫助。五是注重自身的親民形象。自2007年次貸危機開始顯現以來,以“信用與信任”為主打宣傳,重點突出“安全性”和“親民”色彩,強調“社區銀行,自己的銀行”這一定位和有別于大銀行硬的“人性化服務”。銀行的網站除了展示金融業務外,甚至成為該社區的“門戶網站”,社區幾乎所有的信息均可從銀行網站得到。銀行熱線除了提供一般的金融咨詢和電話銀行服務外,還是社區非金融業務的“百事通”。這使得伯克-赫伯特銀行不僅被美國廣播公司等評為2008年度“美國最安全銀行”,還被著名財經網站The 等媒體評為“最貼心銀行”和“服務最佳銀行”等。
伯克-赫伯特銀行堅持穩健的經營理念和高敏感的風險管理意識,同時專注于服務有限地理區域內的小型企業、家庭和個人,從社區吸納資金又將其運用于社區。在幫助社區增強經濟自主性和活力的同時,自身也在金融危機中獲得了大踏步的發展。
美國社區貨幣實例――伯克夏爾
伯克夏爾(BerkShares)于2006年9月29日誕生在馬薩諸塞州,由5家銀行的12個分支機構發行,是美國目前較有活力的十幾種社區貨幣中規模最大的一種。在伯克夏爾貨幣體系中,已有近400個商家簽署同意接受伯克夏爾的協議、超過70個區域的非營利機構接受伯克夏爾用作捐款。伯克夏爾共發行了5種面額的紙幣:分別為1、5、10、20和50,與美元的兌換比例是100:95,即100伯克夏爾可兌換95美元。在流通過程中,只有在兌換時才以100:95的比例進行,其余在任何消費場所,伯克夏爾都可以全額使用,這意味著消費者擁有5%的優惠折扣。使用伯克夏爾能夠在商家處購買商品和服務,也可以找零、支付員工薪水或者捐款給本地的非營利機構。
伯克夏爾貨幣體系旨在強化社區成員對社區經濟重要性的認識,選擇使用社區貨幣的成員意味著承諾首先購買本社區商品。這能夠確保由本社區創造出來的價值可以在最大比例上留在內部循環流通,從而使得社區的資本得到充實,為社區內各種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加廣泛的機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伯克夏爾的使用使社區成員能夠通過建立一個真正充滿活力、繁榮的社區經濟來實現維持社區健康和福利的個人責任。有活力、內部循環流暢的社區經濟具有較強的自主性,因而可以減少該社區對全球經濟的一個不可預測的依賴,促使其具備在金融危機中屹立不倒的資本。
阿根廷社區貨幣實例――信用券
“信用券”(credit)是主要用于在社區市場進行交易的一種紙幣,其發行面額有0.5、1、2、5、10、20,約30單位等值1個阿根廷官方貨幣比索,券面上印有:“Value of Human Energy”,可以譯為人的動力價值。可以用該信用券交易的一個社區市場對每個交易攤位只收取0.2個比索加2個單位的信用券。其對入場交易者的要求是必須經過注冊登記,且接受過培訓的會員,同時必須能夠理解和遵守會員權利、義務,在場內只能使用信用券,不得使用正規貨幣。這個社區市場交易的商品名目繁多,凡是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都可以在市場中找到。
與美國社區貨幣相比,阿根廷社區貨幣更加傾向于個體與個體之間進行交易,人們主要是通過社區市場換取自己需要的物品,缺乏了與企業的互動。而且交易活動不夠封閉,外部人員,例如志愿者的影響明顯,以上因素可能導致擁有社區貨幣的阿根廷社區的經濟自主性沒有美國社區那么強。不過,阿根廷社區貨幣的運行目標更加集中一些,主要是側重于解決失業和貧困問題,這與阿根廷經濟衰退之后,大量人口進入貧困和失業狀態有關。從這一層面上講,阿根廷社區貨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解決了部分成員的就業問題,節約了政府的救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危機的嚴峻后果。
金融危機是金融市場的非線性擾動、紊亂、崩潰，其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變的越來越嚴重，以至于金融市場無法有效地將資金配置到最有利的投資機會中。
一、金融危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結構的優化及經濟質量的有效提高，中國加入世貿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同時，它也會帶來新的風險，其中最嚴重的很可能關系到中國金融行業的穩定和發展。國際經驗表明，金融不穩定和金融危機會對社會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性的危害，在經濟方面尤為明顯。
近來的金融不穩定帶來的經濟損害有多種形式，比如銀行倒閉、企業破產、職工失業、為處置銀行壞賬所負擔的財政支出、外匯儲備的損失、GDP下降等等。計算發現，日本在1992—1998年間和韓國在1997—2000年間為處置銀行壞賬所負擔的財政支出分別達到各國年GDP的21.5％和14.7％。北歐國家自1990年以來的三四年里因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達到其年GDP的10％—30％。這樣的事實向我們深刻的說明了金融危機帶給經濟發展的巨大危害，甚至是經濟倒退。
從經濟發展來看，一個國家的金融領域出現混亂動蕩，對銀行信用體系、貨幣金融市場、對外貿易、國際收支及至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可稱之為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和金融安全是對立的，靠的是國家金融競爭力、國家的金融系統抵御能力、國家金融得以存在并不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面對這樣一個不穩定的金融環境，如何使經濟的發展減少影響或者拉升經濟發展就成為了我們所面對的必然問題。
二、經濟發展的機遇
危機，從經濟上我們也可以這樣去解釋：危機是危險和機遇并存的一種特殊現象。經濟結構的進步完善中，尋找機遇并抓住機遇就是經濟發展的目標。在金融危機下，本文從經濟的幾個方面進行了探究。
1.經濟結構的調整，金融危機下銀行、企業等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這時這些行業也嚴重的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我們不妨可以提升對其他行業的投入比例，如農業、小商品、輕工業等。根據金融危機的危機空白時段拉升這些行業，存儲資金等待金融的回升。
2.利用人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金融危機常常帶來的負面效果就是失業問題。這也是大部分人所擔心的事情，然而這時也正是我們促進人力資源素質提升的機遇，人力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但往往人力資源的素質也是一大問題。在金融危機時，面對這方面的壓力人們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以便保障生存，這樣也就給危機時的人才質量帶來了很大的保證，當金融危機度過后，優秀的人力資源帶給經濟發展的貢獻將是非常巨大的。
3.技術發展，經濟發展中技術進步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變化。現代化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都能深刻的認識到技術的重要性。技術進步不斷改變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技術進步可以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在金融危機時，一切和金融有關的行業都可能崩潰，但技術卻是一個例外，任何時刻先進的技術都會給經濟發展的提升產生很大影響，促進經濟的提高。
4.發展區域經濟，區域經濟的發展中注定是要先以農業為主要部門轉為以工業為主，進而轉為以貿易及服務等產業部門為主。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同樣需要一定的時間，金融危機下的過渡時期不妨把視線轉入區域經濟，投入區域經濟，帶動區域的發展從而促進整體經濟的進步。
三、金融經濟的發展
在我國的金融市場，融合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部分資金，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將是十分嚴重的。
例：2003年，爆發了SARS疫情，其具有突發性、預知性很低、求援依賴性高、后果嚴重等特征。在SARS疫情中，全國人民度過了“五一”長假，然而因為SARS，銀行閉門休假、企業調整等給金融經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因為SARS人們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假期消費、旅游一系列活動，國民經濟同比去年降低了近10個百分點。
評析：上述例中SARS的爆發，把人類逼到了危機的面前。這里的危機就是指具有嚴重威脅，并具有不確定性和有緊迫感的情緒。危機是幾乎來不及反應的，在這次SARS疫情中，對我國的金融也有很大影響，銀行的閉門休假每天將產生的不便、人們出行的不便、社會各行業的結構等紊亂同樣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從SARS看金融危機，當信息混亂、事態擴大、特別是用來彌補和恢復危機的資源供不應求時，只有當人們有了明確、真實的信息，看到解決危機的資源供應充足，才會感到危機的規模在縮小，個人和社會的危機恢復力就會增強。金融經濟危機也是一樣，當金融危機來臨時，人們往往會有消極的心理，經濟發展就需要從不同位置全面的解決這一問題。
國際銀行不良資產重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證券化及金融并購都會對金融危機的解決起到一定作用。信息公開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都可以很好的促進公司企業的發展，危險和機遇并存的金融危機同樣也可以帶給我們發展的契機。經濟發展中會遇到許許多多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時，就需要我們不斷的提升自己，在金融經濟中靈敏的把握住機遇，那么即便是金融危機也同樣會帶給我們經濟發展的機遇。
參考文獻
一、引言
當前，美國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被《紐約時報》稱為“末日博士”(Dr.Doom)的紐約大學教授羅比尼(Nouriel Roubini)早在2006年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上，就預言房市將拖垮經濟，重創不動產抵押的金融業，并隨之引發慘重骨牌效應。當時極具爭議的觀點如今已成不爭的事實，昔日“居者有其屋”的美夢現在卻成為美國經濟噩夢的“溫床”。羅比尼稱，產生災難性金融和經濟后果的可能日益加大，即惡性循環。經濟衰退導致金融虧損更為嚴重，反過來，不斷加劇的大規模金融虧損和金融危機更令經濟衰退雪上加霜。三個原因可以說明這次經濟衰退的嚴重性：其一，美國遭遇有史以來最慘重的房地產價格下跌，跌幅最終可達20％到30％；其二，因為信貸泡沫已從房貸擴散到其他領域，再加以不計后果的金融創新和證券化，目前持續的信貸危機最終將演變成信貸緊縮；其三，美國家庭消費數額已經超過GDP的70％以上，如果將其所有債務包括抵押貸款以及其他形式的債務累加，其實際數量遠遠超出他們應該消費數量；由于房價跌落以及嚴重的信貸緊縮，一段時期內個人消費將會出現大幅萎縮。羅比尼預測，2008年經濟衰退將持續12至18個月。
二、當前美國政府采取的應對措施
美國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上世紀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盡管美國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但短期內仍無法逆轉目前危急的金融局面，美國經濟終將步入下行期。2008年11月25日的報告顯示，美國經濟在第三季度緊縮了0.5％，超過之前預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美國銀行損失可能高達10,000億美元，更有一些專家稱該數字會高達20,000億美元。隨著金融危機如滾雪球般不斷擴大，金融問題也在不斷升級，美國政府動用準備金及其他手段保護著處在風暴中心的金融體系。從去年3月11日美聯儲宣布一攬子援救計劃向銀行和投資公司提供2，000億美元貸款，11月23日向花旗集團(Citigroup Inc.)再次注入200億美元的資金，美國政府為遏制金融危機所投入的資金數額一路飆升，目前已經達60,000億美元。這些數據反映出美國政府在應對持續擴大的金融危機漩渦所承擔的巨大負債。
西北大學金融學教授、摩根大通銀行前執行董事斯道維爾(David Stowell)認為，鑒于拯救資金的有限性，應該將資金主要投入到金融行業。美國總統布什說，美國經濟會從目前的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經濟恢復的第一步就是要保護美國的金融系統。11月25日，聯儲委和財政部宣布金額為8,000億美元的貸款計劃用以解凍信貸市場。其中，2,000億美元用于汽車貸款、學生貸款、信用卡欠款以及其他小型企業貸款，6,000億美元用于購買房貸相關機構發行或擔保的債務。同時，聯儲官員稱，將要根據需要印刷美元以恢復處于癱瘓中的美國金融體系，減緩由于次貸損失引起的波及到經濟方方面面的震動。美聯儲已經進入到支撐經濟的一個新的激進的階段，分為兩個目標，即降低金融市場的恐慌和騷動以及支撐因信貸枯竭遭受重創的經濟。針對第一個目標，美聯儲向銀行以及華爾街的公司擴大貸款計劃，組織援救面臨倒閉的公司。針對第二個目標，則主要依賴于傳統工具，即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即金融機構間隔夜貸款的利率)，降低銀行間拆借利率。
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表示，美國目前的經濟已經陷入了惡性循環，生產和消費的減少使美國金融市場問題更趨嚴重。美國金融風暴重創華爾街，意味著對華爾街上的家庭和企業而言要“勒緊褲帶過日子”。他認為，經濟的全面恢復不會立刻發生，在經濟出現好轉之前，經濟情況還可能會繼續惡化。在11月24日芝加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面對處于危機中的經濟，我們不能猶豫、不能耽擱。”他提出“代價高昂”的經濟刺激方案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同時希望能夠為美國經濟今后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該計劃也反映出經濟下行壓力可能會持續幾年的時間。在這個經濟刺激方案中，他將優先考慮創造250萬就業機會，投資道路、橋梁、學校以及潔凈能源項目。
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美國前財政部長、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已由奧巴馬正式提名出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提出了應對目前金融危機的建議。他指出，既往金融危機中總結出許多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當應對重大金融危機時，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府可以在反應過度方面犯錯。他的主要觀點是：
第一，市場過度反應就意味著政府應對政策和措施也應過度反應，過度反應導致的錯誤要比反應不足導致的錯誤容易糾正。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提醒我們，既然市場表現出過度反應，政策措施也要過度反應，而且還要采取堅決果斷的行動。
第二，可信度至關重要。抵制住做出樂觀的預測的行為而不是依靠采取措施行動。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為了樹立信心，總會有不斷的誘惑，試圖通過言辭而非行動注入信心，忽略了人民最為關心的問題。
第三，結束危機歸根到底就是恢復公眾信任和公眾信心。
第四，信任的恢復需要時日，切忌期望立竿見影。
第五，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密不可分。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管理手段受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如果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chainreaction)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如果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如果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管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允許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允許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如果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管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準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準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準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管理手段受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如果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chainreaction)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如果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如果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管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允許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允許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如果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管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準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準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準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一、問題的提出
國際會計界對公允價值的研究由來已久，討論的焦點已由早期的“是否采用公允價值”轉變為如今的“如何用好公允價值”。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產生以及隨之而來的金融風險使得公允價值成為唯一能夠被認可的計量屬性。大量應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和報告，已成為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會計及其他許多計量性經濟學科領域發展的重要特征。但公允價值因與經濟環境聯系緊密，涉及諸多假設和不確定性等原因，在理論研究和實務應用中難度極大。而這一不確定性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被空前放大，最終引發了全球對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的質疑。
2008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加劇，觸發了全球信貸及資本市場上危機的空前蔓延，并開始影響實體經濟。針對此，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執行減稅、刺激消費；實施銀行間的兼并和銀行國有化等等。這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救市”方案是美國總統布什簽署的7 000億美元購買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該方案在10月2日經國會參、眾議員通過后將救助資金升至8 500億美元。在該救市方案中，第132部分重申了美國證監會（SEC）如果認定是符合公眾利益以及能保護投資者的話，有權停止執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157號公告――公允價值計量（SFASNo.157）以市值計價（mark-to-market）或以公平價值入賬的會計方式。這一特殊條款的設置，掀起了各國放寬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浪潮。
2008年9月30日，SEC聯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表了一份聲明。聲明中稱SEC允許公司管理層在市場不存在或資產以不正常價格出售的情況下，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和判斷計量資產的公允價值。10月3日，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征求意見稿，修訂意見中除了肯定原有SFASNo.157準則的所有內容外，增加了一項案例，即對某一非活躍市場的資產，用現金流的折現方法確認其公允價值并用于財務報告中。10月7日，SEC再次發表聲明，稱其將根據救市法案的要求，聯同聯儲局和財政部就“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進行研究，報告已于2009年1月2日前完成。10月13日，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投票通過放寬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決定。聲明中稱：“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登賬的企業，將可依據新準則重新歸類資產，避免必須按市值計價（mark-to-market）的結果”。10月15日，歐洲議會和歐盟成員國政府決定銀行等金融機構不必再按當前市值記錄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價值，允許金融機構將違約風險考慮在內對其資產進行估值，從而避免它們的資產價值在市場動蕩中被過于低估。
一直以來作為防范金融風險利器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迫于金融危機的壓力被一步一步放寬。各國采取措施修改公允價值的背后是對該準則的質疑，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嚴重金融危機下的公允價值的經濟后果：各種指數愈下降，公允價值愈低，減值計提愈多，虧損愈大。以華盛頓互助銀行為例，在2008年9月15日過去一周時間里，其市值縮水超過三分之一，與去年同期相比，市值下降92%。這種經濟后果，特別是它的極度擴散，在令華爾街的政客們膽戰心驚的同時，也將會計準則中的公允價值計量基礎推向“被告席”，從而將宏觀經濟與會計準則制定糾結在一起，將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推向了爭論的焦點。
二、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
人們在會計準則發展的早期就已認識到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但學術界對它進行充分研究，達成對會計準則的性質――經濟后果觀這一共識是在20世紀70年代。1977年美國學者Rappport在《會計準則的經濟影響》一文中提出：對規范公司必須報告什么和如何描述其經濟活動的準則制定過程來說，需要以一個更寬的眼界，而不是從傳統的技術會計角度來重新認識，即會計準則的制定需洞察會計在經濟環境中的作用及會計決策對經濟環境的影響。隨后，1978年，Zeff在《“經濟后果”學說的興起》一文中認為，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是指各社會經濟主體通過利用會計信息在他們中間進行財富的非公平轉移而帶來的社會性后果。這種財富的轉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重新分割，而這種“社會后果”的表現是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人、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更具體的表現就是一個公司政策的選擇對其市場價值產生的影響。換言之，經濟后果指的是會計報告會影響管理者和其他人的決策，而不僅是反映這些決策的結果。
另外，從會計準則的歷史進程中也可以看出其經濟后果的痕跡。從巴其阿勒的《簿記論》中關于物品計價“寧高勿低”的論述（以保證獲得較高的利潤），到英國《公司法》中規定資產負債表必須“真實與公允”的揭示思想（以保證會計信息不偏袒某一方的利益而損害另一方的利益），再到美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對經濟后果的直接感受（一些有權力的機構和團體，出于不同的利益出發，往往直接干預準則的制定，以期達到有利于自己的經濟后果，如投資減免稅的處理、石油天然氣勘探成本的處理等），都無一例外地表明會計準則具有鮮明的經濟后果性。而近期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引起的關于對“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質疑讓人們再次體會了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
三、公允價值計量面臨的挑戰
2006年7月6日，FASB和IASC聯合了《財務報告概念框架：財務報告目標與決策有用的財務報告的信息質量》（初步意見）。該框架指出，財務報告的目標是決策有用觀，會計信息基本質量特征是：相關性、如實反映、可比性、可理解性。在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中，相關性仍然是第一位的，這與決策有用觀這一目標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該框架用“如實反映”取代了早期FASB和IASC都使用的“可靠性”這一信息質量特征。如實反映，是指會計信息應當與其所要表達的現象或狀況保持一致或吻合，會計信息若不能真實反映所計量的經濟事項，就不具有可靠性。
“如實反映”應當說更強調經濟交易的實質而非形式。而在當前金融危機中，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并沒有恰當地表達經濟活動的真實情況，陷入了交易價格下降――提取減值――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繼續加大核減權益的惡性循環。根據FASB和IASC聯合框架中信息質量的“如實反映”這一要求，當前所謂的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實際上已無法客觀如實地反映企業資產或負債。因此，FASB、IASC和歐盟成員國均放寬了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決定。公允價值計量在金融風暴中所產生的這一經濟后果，也許對會計準則制定者而言是始料未及的。“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準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首先，放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等于否定現實。當前，一些銀行家、金融業人士和國會議員堅持認為：“如果銀行不必按市值給其資產定價的話，金融危機就會消退”。也就是說，如果銀行能夠假裝沒有問題，或許真的就不會出事。因此，他們強烈要求取消按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他們認為公允價值計價使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遭受不公正的打擊，一個特別原因是，失靈的市場常常意味著沒有什么價格可以讓銀行作為基準來“盯住”。如果SEC和FASB真照做的話，金融危機或許就不會來得這么迅猛，人們也或許不會這樣恐慌。但是這樣做的結果便是，問題只會被掩蓋而絕不會自動消失，而長此這樣下去，病入膏肓時更為可怕。正如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Young LLP）全球副總裁貝斯布魯克（Beth Brooke）所言那樣：“這對投資者來說再糟糕不過，廢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實際上就等于否定現實”。
其次，改革“公允價值計量”壓力與日俱增。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是把“雙刃劍”：在金融市場處于泡沫時期，“公允價值計量”令金融機構的資產以遠高于其基本面的高昂估值入賬，進而使相關金融機構在錄得超額賬面利潤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借貸和投資，從而進一步推高杠桿比率和催生泡沫；而在全球金融危機這一極端的市況下，“公允價值計量”一方面增大金融機構交易風險；另一方面引發機構間互不信任，并由此導致信貸緊縮，牽連一連串金融機構陷入破產。會計準則的最終目的是增加披露的透明度，令投資者掌握更多的信息以作出投資決定，而“公允價值計量”在市場存在泡沫時會給投資者傳達過于樂觀的信息，在市場存在危機時又傳達過于悲觀的信息。因此，“公允價值計量”準則面臨改革的壓力越來越大。
結 語
公允價值計量雖然體現了決策有用觀這一財務報告的目標，但當前公允價值計量在實務操作上卻是有難度的。公允價值的有效實施有賴于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活躍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中主體易于識別市場參與者并獲得可觀察市場參數，能保證計量結果的相關性和可靠性。但當前的實際情況是，許多資產和負債項目可能不具備這樣的市場條件。今后對公允價值計量改革的重點是否應當放在如何對非活躍市場中的資產進行計價提供更多的指南上，以更好地反映經濟活動的實質，為信息使用者提供對其決策有用的信息，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陳美華.公允價值計量基礎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2] 林鐘高，徐虹.會計準則研究：性質、制定與執行.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
[3]Stephen A. Zeef.會計準則制定：理論與實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
[4] 陳國輝.會計理論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5] 于永生.IASB與FASB公允價值計量項目研究.立信會計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