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的社會治理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科學技術的社會治理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Xue-sai-tong injection on the hemorheology of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lower limb orthopedic operation and the nursing experience.Method：69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lower limb orthopedic oper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February 2014 were injected with Xue-sai-tong injection，and intervened with specific nursing management.Result：No one ha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ccurred in the 69 patients.After treatment，indexes of whole blood viscosity，plasma viscosity，erythrocyte aggregation index and fibrinogen cont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P

【Key words】 Xue-sai-tong injection； Hemorheology；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us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Yiyang City，Yiyang 413002，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21.039

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us，LDVT）是周圍血管疾病中發病率較高的疾病，其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本病發病后會引起程度不同的全身反應，例如體溫升高、脈率增快、白細胞計數增多等。當靜脈血栓不斷滋長、蔓延，累及下肢整個深靜脈、淺靜脈及其分支，甚者可引起強烈的動脈痙攣，若導致股青腫，數小時內整個患肢出現腫脹、發涼、紫癲、皮膚出現水泡、足背動脈搏動減弱或消失，甚至有出現休克、肢端出現壞疽而需要截肢的嚴重后果，后期因血栓形成后綜合征，影響生活和工作能力[1]。LDVT是骨科下肢手術患者圍手術期嚴重的并發癥之一[2]，其中髖關節骨折、髖關節成形術和膝關節成形術達48%、51%、61%[3]。骨科術后形成LDVT的主要原因是血管內壁受損、血液高凝狀態及靜脈血流緩慢[4]，以上原因均能夠不同程度影響血液流變學指標。本文對2013年1月-2014年2月69例骨科下肢手術患者應用血塞通注射液，觀察其對患者血液流變學的影響，以及骨科下肢手術術后預防下肢DVT形成的護理體會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1月-2014年2月下肢骨折手術住院病例69例，男36例，女33例，年齡22～60歲，平均（48.40±16.30）歲，股骨干骨折22例，股骨粗隆部骨折16例，股骨遠端骨折8例，脛腓骨骨折15例，脛骨平臺骨折8例。

1.2 治療方法和檢測指標 患者術后第1天起靜脈滴注血塞通注射液（昆明制藥），400 mg/（次?d），14 d為一療程。常規使用抗生素抗炎。所有患者術前和術后15 d凌晨空腹8 h以上經肘靜脈使用無添加劑真空采血管采取血標本3～5 mL左右，室溫下靜置2 h后，經處理后進行血液流變學檢測，結果數據由醫院檢驗科統一提供。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PEMS 3.1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P

2 結果

69例骨科下肢手術患者均無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發生，手術切口局部無滲血、無感染、無血腫或壞死，修復良好。結果顯示，骨科下肢手術患者治療前各項指標均有不同程度的異常，其中全血黏度低切、紅細胞沉降率和纖維蛋白原值增高最為明顯。治療后各項指標均明顯降低，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護理方案

3.1 心理護理 隨著醫學模式的不斷轉變，心理因素在各類疾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過程中越來越受到臨床醫護人員的重視。骨科下肢手術患者的心理因素同樣也影響著疾病的轉歸，故患者的心理護理在臨床護理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骨科下肢手術患者，常因為遭受意外受傷及手術創傷的雙重打擊不能及時緩解，往往存在恐懼、急躁、抑郁以及焦慮等不良心理，對突發的軀體運動感覺功能障礙不能接受，經常憂慮軀體運動感覺功能障礙會影響到出院后的社會工作和日常生活能力等，而不良心理因素可以加重病情，甚至導致各種并發癥，而疾病又影響著心理狀態，非常容易形成惡性循環，影響著疾病的正常轉歸，因此，臨床護理人員應該根據骨科下肢手術患者的心理狀況，對其術前加強健康宣教及必要的心理疏導，盡可能的消除其不良心理障礙，并介紹本院成功的案例鼓勵患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鼓勵患者積極參與活動，制定健康活動計劃，術后指導并鼓勵患者主動進行早期肢體功能鍛煉[5]。具體為：術前應進行預防宣教，向患者詳細講解下肢DVT發生的原因及后果，術后詳細講解靜脈血栓常見癥狀及術后早期活動的重要性，克服患者的抑郁、急躁、恐懼、焦慮等不良心理，讓患者以健康、向上、愉快的心情主動積極配合治療、護理及康復訓練以預防LDVT的發生。

3.2 飲食護理 科學合理的飲食護理是滿足患者最基本生理需要的重要護理措施之一，是實施整體護理重要環節。護士應該在全面評估患者營養與飲食狀況的基礎上，確定存在的健康問題，制定護理計劃，并采取相應的護理措施，幫助維持或恢復患者良好的身體。具體飲食護理原則為：（1）低脂、低膽固醇膳食：術后早期適當限制葷食攝入，控制血脂在適當水平，是預防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的有效措施之一。飲食中少吃富含膽固醇的食物，脂肪占總熱量20%為宜，并且以含多鏈不飽和脂肪酸的植物油為主，動物脂肪不應超過總脂量的1/3。（2）高纖維膳食：膳食中纖維可與膽汁酸結合，增加糞便中膽鹽的排泄，有減少血栓形成的作用。膳食纖維含量豐富的食物主要是粗雜糧、米糠、麥麩、干豆類、海帶、蔬菜、水果等，每日攝入纖維量35～45 g為宜[6]。

3.3 觀察護理 骨科下肢手術術后臨床護理人員應該嚴密觀察患肢末梢血液循環情況，包括患肢遠端皮膚溫度、顏色、足背動脈搏動、血氧飽和度以及毛細血管充盈情況等；定期測量患肢周徑的變化，并同健側肢體比較，做好記錄。同時觀察患者生命體征，如血壓、呼吸、心率、血氧飽和度等，應高度警惕肺栓塞發生。

3.4 功能鍛煉護理 （1）腓腸肌擠壓：康復訓練師左手將患者患肢抬高并固定患肢踝部，右手貼附于患肢腓腸肌做從下往上、有節律的擠壓，以不引起疼痛為度，擠壓與放開交替進行，頻率為20次/min左右，每次持續3～5 min，約4～6 h/次。（2）足踝的被動運動：康復訓練師左手固定患肢踝部，右手握住患肢前足做踝部關節屈伸運動、足內外翻、外伸運動和內屈、內翻、外翻、外伸組合而成的環轉運動，頻率為10次/min左右。如患者神志清醒，應指導患者行踝關節主動運動，用力背伸、趾屈，配合做深呼吸鍛煉，可加速下肢靜脈回流[7]。

3.5 機械護理 （1）高危患者可運用循序減壓彈力長襪，通過彈力作用刺激小腿肌肉加速靜脈回流，預防DVT形成；（2）盡早使用間歇充氣壓力泵，通過有節律的進行充氣膨脹擠壓、放氣，形成對肢體組織的循環壓力，達到促進靜脈回流、加強動脈灌注、改善血液循環和淋巴循環（包括微循環）、防止凝血因子的聚集及對血管內膜的黏附，增加纖溶系統的活性，預防深靜脈血栓（DVT）、消除水腫，促進愈合，防止肌肉萎縮，改善周圍血管功能的療效；（3）足底靜脈泵的及時使用，根據個體差異，每天2次或3次，每次12 h，療程10 d，動靜脈脈沖系統能在瞬間產生高速血流，消除靜脈淤滯，促進血液回流，形成血液湍流對靜脈瓣膜后方進行沖刷，防止血栓在這里形成[8]。

4 討論

血液流變學（hemorheology）是研究血液宏觀流動性質，人和動物體內血液流動和細胞變形，以及血液與血管、心臟之間相互作用，血細胞流動性質及生物化學成分的一門科學。血液流變學主要包括微觀血液流變學和宏觀血液流變學兩個重要方面。前者研究血液有形成分的流變學特性，如紅細胞的變形、聚集、表面電荷，血小板聚集性、血小板黏附性等，又稱為細胞流變學（cellular hemorheology）；后者有血液黏度、血漿黏度、血沉、血液及管壁應力分布。隨著生物技術的高速發展，后者發展到從分子水平研究血液成分的流變特性，如紅細胞膜中骨架蛋白、膜磷脂對紅細胞流變性的影響，血漿分子成分對血漿黏度的影響等，故稱為分子血液流變學（molecullar hemorheology）。血液流變學在臨床中的應用廣泛，從疾病的預測預防到疾病的診斷、治療乃至預后判斷；從相對集中于心腦血管性疾病的研究，拓展到對臨床各科疾病的探討；從宏觀逐步深入到細胞乃至分子水平[9]。

作為臨床上常見的血管外科疾病，深靜脈血栓形成，又稱血栓性深靜脈炎，是指血液在深靜脈內不正常地凝結，屬靜脈回流障礙性疾病。深靜脈血栓形成是骨科手術后的主要并發癥之一，臨床上輕者無癥狀，嚴重者可導致死亡[10]。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在臨床上常常可以分為兩類：近端深靜脈血栓形成和遠端深靜脈血栓形成，其中，近端深靜脈血栓形成部位位于N靜脈或以上，遠端深靜脈血栓形成部位位于N靜脈以下。而下肢近端深靜脈血栓形成，是急慢性肺栓塞栓子的主要來源[11]。骨科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血液流變學機制主要有：下肢靜脈血管內皮受損，全身血液高凝狀態和下肢靜脈血流緩慢。具體為：首先，血管內皮細胞在生理狀態下具有防治血栓形成的作用，而當其損傷時引起血小板的聚集激活凝血系統，在下肢骨折病例中骨折可引起鄰近血管的直接損傷除此之外，手術牽拉對血管的刺激也能造成間接損傷；其次骨折術后機體處于高凝狀態可能是DVT形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之一，術后靜脈血D-二聚體增高是血液高凝狀態的反映；再次，靜脈血流緩慢在DVT形成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患者術后因為疼痛或肢體活動受限導致臥床和不敢活動肢體血液失去肌肉泵的泵血作用或肌肉泵的泵血作用減弱動靜脈血流變慢甚至瘀滯，成為血栓形成的基礎之一[12]。

血塞通注射液主要成分為我國傳統名貴中藥三七的提取物――三七總皂苷，具有活血祛瘀，通脈活絡之功效。血塞通注射液廣泛應用于臨床，目前主要用于腦梗死，視網膜中央靜脈阻塞，創傷性腦損傷，支氣管肺炎[13-16]。現代醫學研究顯示其能夠顯著抑制血小板凝聚、降低血液黏稠度、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臨床用于氣滯血瘀、絡脈瘀阻證[14]。曹洪等[17]采用股靜脈結扎法形成下肢深靜脈血栓模型日本大耳白兔研究血塞通注射液在預防深靜脈血栓形成的作用及其機制，結果顯示血塞通注射液可能能夠通過減輕機體內脂質過氧化（MDA）及提高機體抗氧化能力（SOD），以達到保護靜脈血管內皮細胞、抑制其損傷的作用，從而起到預防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作用。黃有榮等[18]通過探討靜脈注射三七總皂甙注射液對左后肢體股骨近端骨折石膏外固定模型新西蘭大耳兔創傷性深靜脈血栓形成的影響，發現三七總皂甙能夠較好的降低血液黏度及改善血液流變學指標的作用，說明三七總皂甙具有減少創傷性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作用。但是血塞通注射液應用于骨科下肢手術患者預防DVT的臨床研究尚未見報道。

在臨床醫學研究中，血液流變學常用的檢測指標主要有全血黏度、血漿黏度、血清黏度、紅細胞比壓積、血沉、紅細胞變形能力（剛性/變形性）、血漿纖維蛋白原含量等7項，而臨床上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指標主要有4項：全血黏度、血漿黏度、紅細胞壓積和血漿纖維蛋白原含量[19]，而全血黏度、血漿黏度、紅細胞壓積等作為血液流變學的重要客觀指標，可以作為監測病程、判斷預后、指導用藥的重要指標之一[20]。本研究中，筆者擬通過觀察血塞通注射液對全血黏度、血漿黏度、紅細胞壓積和血漿纖維蛋白原含量4項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指標，研究其對骨科下肢手術術后患者血液流變學的影響，以及預防下肢DVT形成的作用。結果發現血塞通注射液能夠有效地改善骨科下肢手術患者術后的血液流變學指標，包括全血黏度、血漿黏度、紅細胞壓積和血漿纖維蛋白原含量，緩解骨科下肢手術術后患者血液的“高凝”狀態，有效地預防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發生。同時中藥三七具有止血之功效，不會引起血液凝固學異常，導致出血危險性增加。

國內對深靜脈血栓的形成及其可能所致的危害，大部分臨床醫護人員和高危患者均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因此，應加強對術后深靜脈血栓形成研究并積極大力開展相關知識的宣傳工作，同時針對DVT發病原因，筆者對骨科術后患者早期實施護理干預，從心理調護、飲食指導、功能鍛煉和動態監測評估等不同角度最大程度地干預DVT形成的因素，達到預防DVT形成的目的，從而有利于患者肢體功能迅速的康復，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達到較為理想的治療效果。這就要求臨床護士在骨科術后患者的日常護理工作中，能夠通過不斷加強自身的業務水平，對患者的病情進行綜合全面且專業性的評估，切實了解專科疾病的并發癥的危險因素及其可能的危害，并能夠提供正確有效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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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環境監測的重要性

1、在治理環境污染中的重要性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的提高，相應的出現不少的環境污染問題，環境保護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過程之一。環境監測是決定環境質量各因素的測定，因此，當出現環境污染時，就需要環境監測對造成影響污染的各因素進行全面、持久的監測。比如當某一地區出現環境污染問題時，我們可以利用環境監測測定影響環境污染的各因素，如大氣、土壤、森林、水資源等等，通過對測定結果的分析研究.及時地制定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方案，科學有效地治理環境污染。在還沒出現環境污染問題的地區進行必要的預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2、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新時期，科學技術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時代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環境監測是一種以高科技為手段的監測，自然，環境監測離不開科學技術，但同時環境監測又反過來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環境監測在對決定環境質最各因素進行測定的時候，收集到比較全面的、科學的數據，這些科學數據為人們研究科學技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加快人們研究科學技術的步伐，促進社會的不斷發展。比如，在對環境進行監測時，可以為地質學家提供相應的地質信息。在監測生物資源時，可以為微生物提供重要的數據信息。

3、在城市環境規化中的重要性

經濟與環境是緊密相連的一對，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環境基礎，而環境也必然反過來影響和制約著經濟的發展，經濟與環境的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相互促進的。因此，我們必須搞好經濟和環境的關系。在城市經濟建設中，我們有必要制定相關的環境規劃。城市環境規劃的制定離不開環境監測。通過環境監測，城市可以收集到更多的城市環境信息，這些環境信息對城市環境規劃有著重要的指導和監督的作用，它能使政府在制定城市環境規劃時少走點彎路，提高城市的整個環境質量。

二、環境監測在環境保護中的重要作用

1、環境監測在環境污染問題中的作用

環境監測可以對污染問題嚴重的環境要素進行持續的、穩定的監測，例如可以對土壤、大氣、水資源等環境要素進行監測，對發生污染的環境要素進行及時的治理，對將要發生環境污染問題的要素進行維護，對還沒有發生環境污染問題的要素進行預防等，在環境監測的監控范圍內，利用各種先進的科學方法去治理、維護和預防各種污染問題的發生，從而制止環境污染源的進一步擴散，扼殺引起環境污染問題的源頭，將環境污染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進而一步步的去治理，最終建立一個良好的、和諧的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2、環境監測在城市環境規劃中的作用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和環境是一體兩面、相互促進的，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國家在堅持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提出了將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來執行。在發展經濟建設和環境建設時要齊頭并進，“兩手都要硬”，即實現“三同步”與“三同時”。“三同步”即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三同時”即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因而，環境監測在城市環境規劃中可以起到監督、指導的作用，為城市環境規劃提供合理的、正確的發展策略。

3、環境監測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

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緊密的聯系，環境監測作為高科技的監測手段，與科技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同時環境監測對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當進行環境監測時，可以將所得到的各種科學數據（自然資源、自然環境）作為科學考察的重要依據。因此，必須做好各種環境的監測工作，這樣可以為科學的研究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從而推動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提高環境監測質量的措施

1、提高環境監測的技術水平

新時期背景下，我國的科學技術得到不斷地發展，在環境監測技術上，雖然我們擁有一些先進的技術，也取得一些令人欣慰的效果。但總體來說，我國的環境監測技術水平還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與國外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對此，我們應該努力提高我國環境監測的技術水平，在已有的技術水平基礎上，不斷研制出新的、先進的技術，尋找適合我國環境監測技術的最佳路線，完善環境監測技術的體制，提升我國環境監測的整體質量，促進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順利進行。

2、改進環境監測的方法

目前，我國環境監測的方法相對的落后，其先進程度與國外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環境監測工作中，我們必須改進落后的監測方法，建立自動監測的體系，提高其在噪聲、空氣以及地表水、地下水等方面監測的準確率，提升整個環境監測系統的自動化能力，促進環境監測質量的提高，使我國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污染治理工作更好地進展。

3、培養環境監測人才

環境監測是一項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工作，只有專業的技術人才才能實施。在新時期，我國缺少專業的環境監測人才。因此，我們有必要培養一批專業的環境監測人才。這些環境監測人才不僅要具備專業的理論知識，而且要具備過硬的監測技能，并且具有國家持證上崗證件，在實踐操作過程中能夠做到正確的使用監測儀器，認真分析監測的結果，并且根據監測的結果制定出高效的防治方案。

結束語：

總之，環境監測在環境保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不斷加強環境監測質量的管理，確保環境監測質量管理體系的有效運行，提高環境監測的水平，從而可以有效提高環境的質量。

篇（3）

Abstract:TheissueofScienceandGovernancehasattractedthecommunityofpolicyandacademicresearchduringrecentyearsandisgrowingasafronttopic,whichisdrivenby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relationshipofscienceandsociety.Thispaperexaminedthedynamicsofscienceandgovernance,anddescribedthemainfactorsasadvice,precautionaryprinciple,publicparticipationandresearchcontrol.Thepaperhighlightedthemeaningofscienceandgovernance.

Keywords:scienceandgovernance,scienceandsociety,scienceadvice,publicparticipation,precautionaryprinciple.

近年來，“科學與治理”（ScienceandGovernance）成為歐盟及其成員國科技發展戰略與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受到國際政策界的廣泛關注，并成為日益吸引學術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課題。2000年7月，歐洲委員會提出“面向歐洲的研究區”（TowardsaEuropeanresearcharea）的發展戰略，并提出建立歐洲科學技術參照體系（thesystemofscienceandtechnicalreference）作為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支持系統。2000年10月16~17日，歐盟在布魯塞爾召開名為“知識社會中的科學與治理：歐洲的挑戰”（Science&GovernanceinaKnowledgeSociety:TheChallengeforEurope），主題是“走向科學、公民和社會之間的新聯盟”，來自歐洲各國的450名代表參加了會議。2001年，歐洲委員會發表題為《歐洲治理》的白皮書，把科學治理作為歐洲治理一個重要的部分[1]。2002年歐洲委員會發表《科學與社會行動計劃》[2]，作為實施白皮書的行動計劃。同樣，“科學與治理”議題在美國也受到很高的重視。近幾年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AAS）科技政策年會上，都有包括國務卿在內的政府高級官員就科學與治理議題（集中在科技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發表演說，這也是對美國國內正在進行的關于科學與治理高層次討論的一個反映[3]。同時，科學與治理議題也受到社會團體和學術界的普遍地重視，一些國家的權威機構和國際組織紛紛發表有關的研究報告，如英國文化委員會（TheBritishCouncil）于2001年3月發表了《科學與社會：走向民主化的科學》[4]。一些有影響的國際學術會議也開始舉行，例如，哥倫比亞大學于2002年3月5~7日召開名為“與神怪共同生活：21世紀科學技術的治理”（LivingwiththeGenie:Governing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21stCentury），會議的主題是以有益于社會為目標理科學技術，30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在著名國際學術刊物上（例如，Researchpolicy,ScienceandPublicPolicy,TechnologyinSociety等）有關論文開始不斷出現，同時有關科學與治理方面的專著和論文集也在問世。[5][6][7][8][9][10]

“科學與治理”的根本動因是科學與社會的關系正在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這些新的變化不僅對傳統的科學技術觀提出了廣泛的質疑，而且對現有的管理結構和管理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需要發展一種各有關利益方（政府、科學界、企業、社會團體、公眾等）相互協調的機制，，使科學走向民主化，確保科學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務。

本文以發達國家的經驗為依據，分析和研究“科學與治理”興起和發展的動因、核心內容及其重要意義。

1.“科學與治理”的提出

“科學與治理”這一議題是應對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帶來的新挑戰而興起的，同時也是在“治理”這一概念成為社會科學各學科普遍采用的共同語言的學術氛圍內涌現的。為了充分理解“科學與治理”的含義，有必要首先對治理理論的提出和發展做一概括分析。

1.1治理理論的提出

治理理論的提出是現代社會正在發生一些根本性變化的反映。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刻畫了工業社會之后的現代社會正在發生的一些重要變化，如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1973年）、界沃太一的“知識價值社會”（1985年）、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1986年）和彼得•德魯克的“后資本主義社會”（1993年），以及現在耳熟能詳的“后現代社會”、“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等。治理理論關心的問題主要是社會是怎樣組織和管理的。可以說，各種關于治理的理論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現代社會某些重要變化的特征為出發點。

學者們討論“治理”的概念興起大都會以“‘統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轉變為開始。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希臘文，原意為“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揮和控制行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的分立化（decentralization）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現代社會的各個子系統和網絡日趨獨立，許多社會和經濟領域的管理靠單純的政府權力控制和管理機制已是不夠的，需要公、私雙方的協調管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機構和行為者參加經濟和社會調節。由此，具有嶄新意義的“治理”概念開始出現。

羅茨（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著“統治的含義有了變化，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意味著有序統治的條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來統治社會。”[11]不同的學科（制度經濟學、新公共管理理論、國際關系學等）從不同的角度對“治理”下了不同的定義。按照全球治理委員會（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給出的權威定義：“所謂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統一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11]與統治相比，治理是一種內涵更為豐富的現象。它既包括政府機制，但同時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隨著治理范圍的擴大，各種人和各類組織等得以借助這些機制滿足各自的需要，并實現各自的愿望。治理的實質在于，它強調的是機制，強調的是不同社會角色為了共同目標的協調行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權威和制裁。

法國學者阿里•卡贊西吉爾精辟地指出：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于，它更能應付千差萬別的現代社會中的決策問題。在現代社會的各個子系統和網絡日趨獨立的情況下，治理的能力，除了政府機關和各種機構外，還需要公共社會的參與，各種利益集團、網絡以及部門間的協商。治理于是促進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成為形形社會者（agents）如公共治理部門、私人公司、半公共機構、公民、社會群體和協會之間的一種協作方式，使政策的制定更為有效。這種模式比傳統的統治方式更能適應社會環境，既強調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縱橫協調，也強調多元和不統一。其根基在于協商而非上令下行。它是在公和私的者五花八門的情況下處理公共決策過程的一種努力。它的要旨不在于機構，而在于過程和實踐。它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構。[11]

1.2現代科學發展的挑戰

隨著現代科學的飛速發展，科學已成為國家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科學在國家各個領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進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學不僅在傳統的經濟與貿易、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政策領域成為一個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現的食品安全、電子商務、知識產權、全球變化等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據Padilla和Gibson于2000年的研究，在過去的10年間，英國議會含科學內容的提案、動議和辯論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學（醫藥和食品）和環境科學（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與科學有關的政策議題不僅逐漸成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許多議題具有新的特點：（1）在科學上有重要的不確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廣泛不同的意見；（3）對于敏感領域（普通百姓健康與安全、動植物保護和環境等敏感議題）的公共政策有著潛在的重要涵義。

這些議題充分反映了科學與社會關系正在出現的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科學發現充滿著豐富的、令人激動的機會，科學的應用和技術發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廣泛地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給人們帶來很多好處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學應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強，風險并不總能事先確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領域（如環境和公共健康領域）可能對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帶來潛在的危害，公眾關心意識增強（例如對生物技術的應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和應用明顯涉及不同的利益群體，例如，轉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關部門、公司、消費者、科學家，科學不再被視為是價值中立的，科學家也不再是毫無自身利益的中立者。這樣，現代科學的發展不再單單是科學共同體的事情，也不再僅僅關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會其他角色（企業、社會團體等），涉及到公眾。由此，帶來了社會與科學之間出現新的問題和緊張關系。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轉基因作物大面積的播種和轉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組研究和基因治療、干細胞研究和克隆技術等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社會與科學出現十分緊張的關系。瘋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為決策基礎的科學證據的確實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瘋牛病被發現以來，英國政府及其科學顧問一再宣稱BSE不會傳播給人，而科學界遲遲不能給出有關瘋牛病傳染的精確答案。直到1996年，英國政府才根據越來越多的證據承認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會患上同樣的癥狀。瘋牛病引發了公眾對政府和科學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機。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則帶來了不確定的風險性和倫理難題。盡管政府和專家聲稱它們對人們健康無害，但并沒有消除人們對風險的疑慮。而不加標注地把轉基因食品與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費者的強烈抗議。盡管轉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會同樣安全（事實上現時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會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這樣做意味著科學足夠可靠，消費者無需選擇，剝奪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這表明科學的應用引發出復雜的價值觀沖突和社會問題。而克隆技術、干細胞研究更是帶來了嚴重的道德、倫理和的根本性問題。這一切表明，科學的發展和應用越來越與社會、倫理和價值等因素聯在一起，與公眾的態度、價值標準和日常生活聯在一起。

這些發展表明，越來越多的科學議題與道德、社會、倫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特別涉及到不確定性問題時，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議題更為復雜。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單靠科學界是不夠的，傳統的同行評議以及科學家的利益公開（即申明研究資源的來源及資助方是誰）并不能扭轉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危機。同樣，傳統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與管理機制對于解決這樣的問題也是不充分的。為此，需要新的機制——治理機制，發展共同的知識基礎，協調各有關利益方，使得科學發展和決策過程互相支持，確保科學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務。

2．科學與治理的核心內容

科學技術塑造著社會變化的步伐和方向，治理是以一種方式或機制把有關不同利益的角色帶到一起，以使科學技術為保護和促進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務為目的，管理這種變化的所有決策過程。“科學和治理”指的是建立一種機制，使科學和決策過程以有效、可信、負責和透明的方式一起工作。[13]換句話，“科學和治理”是建立科學與決策的新型關系，形成兩者相互支持的機制和網絡。

科學與治理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制度化的咨詢、信息公開和預警原則、公眾參與和對研究的規范等，這些內容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

2.1制度化的咨詢

治理的實質就是發展共同的知識基礎，堅實的科學咨詢或科學建議（Scienceadvice）是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織部分。

科學咨詢是為決策提供科學證據，包括提供專業上的信息，解釋重要科學數據、信息的意義和重要性，確保它們的質量等。科學咨詢有助于保證科學上的可信性，澄清爭論，促進政策的可接受性。堅實的科學咨詢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證，同時也有助于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學咨詢體系是科學決策的必要保證。在發達國家，科學咨詢占有比較高的地位，一般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許多國家已經形成了制度化的咨詢體系，在最高決策層、立法機構以及政府部門三個層次都設有科學咨詢機構[14]；同時，國家科學院、民間思想庫等外部咨詢組織也履行科學咨詢的職能。例如，美國1972年10月6日通過的《聯邦咨詢委員會法案》（FACA）對咨詢工作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美國最高決策層設有總統科學顧問和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國會設有國會研究服務部和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能源部、國防部、國家宇航局等政府部門都有自己的咨詢委員會機構；國家科學院（以研究理事會NRC為執行機構）和民間思想庫（如蘭德公司）等也為政府的決策提供著重要的咨詢。

現代科學發展帶來的新的議題以及環境和公共健康領域決策中暴露的一些問題，對現有的咨詢體系提出了改進和發展的要求，不僅要保證科學證據的充分、有效，使咨詢的組織方式適應發展的新特點，而且要保證咨詢體現出責任感和贏得信任。其中，有兩個重要的變化：（1）對政府履行征求咨詢的責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決策應該主動尋求科學咨詢，像在其他公共政策領域（經濟、公共管理、國際事務等）設立高級顧問及顧問機構和廣泛咨詢那樣，應該在科學相關領域設立類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學顧問和科學咨詢機構并積極征詢咨詢。決策者必須按照法律賦予的職責衡量各種不同咨詢意見，并做出選擇。為使決策建立在更為有效的咨詢基礎上，一些國家的政府已經開始制定一系列關于咨詢的方針、規則和程序，在政府體系內需要主動地促進科學咨詢，明確部門和機構實施這些方針的責任。例如，英國政府1997年發展出的一套原則，對科學咨詢的重要問題（例如，需要科學咨詢盡早地確認的議題，如何使牢固的科學證據與決策整合在一起，解釋科學證據的開放性的重要性等）提出了指導意見。[15]隨后，加拿大政府也制定出類似的咨詢方針和規則。［16］（2）咨詢人員不僅限于科學專家，咨詢程序也多樣、靈活的組織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細胞進行研究這一嶄新的政策議題，由于這個議題涉及的不僅僅是研究所帶來的潛在的醫學上的收益，還有一系列道德和倫理上的難題，因此，咨詢就不能僅僅限于科學專家。在法國、英國、瑞典、德國、意大利和美國關于干細胞實驗議題的立法討論中，所咨詢專家都包括了倫理學和法律專家。每個國家使用的咨詢機制各不相同，所有的國家都有現有相應的咨詢機構負責（例如，美國由國家生物倫理顧問委員會負責），英國和意大利還特別建立了專門的咨詢組。[14]

.2信息公開和預防原則

科學技術在給我們社會帶來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了不確定性和新的利害關系，帶來了對環境和健康新的危險。風險問題常常是科學與社會緊張關系和沖突的根源。因此，需要認識評估和管理這些風險。

“風險”一詞意味著不確定性，對風險的認識不是對“它安全嗎”這樣的問題給出“是”與“否”的回答（若是能直接回答就是沒有風險了），而是“它究竟有多危險”，“它有足夠的安全嗎”。風險有一定的主觀性和視具體情況而定。我們每天都會遇到風險，有一些風險我們是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當我們考慮風險時，考慮常常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損害，而且還有可能的受益。

風險評估和管理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充分認識和理解不確定性，識別和判定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并使信息公開。英國政府對瘋牛病（BSE）問題處理的一個教訓就是隱瞞信息。當瘋牛病傳染給人的事實通過英國醫學雜志引起公眾注意時，政府有關部門還是否認。政府決策者認為沒有必要給公眾帶來不必要的驚慌，這樣做的一個誘惑是想堅持等到所有的不確定性都消除后，再公開信息。結果，這大大喪失了政府和科學界的信譽。英國上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1999－2000年度科學技術第三報告《科學與社會》中指出，瘋牛病給人的教訓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對瘋牛病的立場更夠準確地反映背后的科學的不確定性，那么公眾和權威就能更好地為科學輿論的轉向做準備了。而正是科學輿論的轉向促使那次聲名狼籍的政策的轉變”。[17]

瘋牛病的危機促使英國政府的立場發生變化，1997年3月英國科技辦公室發表題為《政策制定中的科學咨詢》的指導性文件，中心議題是保持科學咨詢的公開性，提出：“對于敏感議題的政策決定，政府部門應該公開支持這些決策的所有科學證據和分析，并說明是如何把這些分析納入到政策形成過程中的。”[15]

即使科學證據還不足以支持決策，也要公開可能的危險，采取預防措施，這是在過去10多年里不斷的實踐考驗中逐漸成為共識的所謂的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1998年，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社會活動家、學者、科學家和律師們在美國威斯康星州Wingspring舉行的會議上發表“關于預防原則的宣言”，把以前在環境領域已廣為采用的預防原則擴大到包括公共健康領域。宣言指出：

當一種行為威脅到人類健康和環境時，就應該采取預防措施，即使因果關系在科學上還沒有充分得到驗證。在這種情況下，行為的創始者而不是公眾，應該負起舉證的責任。應用預防原則的過程必須是開放、提供信息的和民主的,必須包括潛在的受影響的團體。這一過也必須包括考察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不行動。[18]

預防原則為防止對健康和環境的威脅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證，并會帶來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決方案。預防原則貫徹到底就是讓可能會受影響的公共參與到決策過程中。

2.3公眾參與

當科學技術發展帶來具有廣泛、深刻影響的倫理和社會議題時，需要公眾參與爭論、參與決策。近年來，隨著歐洲和美國一系列爭論和驚慌（轉基因食品、基因療法、瘋牛病、口蹄疫等）對公共的影響，各種公共團體和私人組織都要求研究人員對研究工作給出更大的負責任說明（accountability）。同時，隨著商業利益越來越滲透、影響科學研究過程，傳統上那種根據職業來判斷科學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自然相信科學家的觀念不再有效。各國的政府都開始尋找更有效與公眾交流和傳遞科學信息的途徑，恢復公眾的信心，公民參與決策成為一個重要的途徑。另一方面，新近的研究表明，以往只把公眾當作一個被動接受信息、受教育的受眾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公眾對科學知識的理解有自己的態度和價值。［19］同時，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社會其他職業中的受過很好教育的公眾越來越多，公共應該在與科學有關的決策中發揮主動的作用。

公眾參與科學技術決策并不是新鮮事，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開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領域（例如核電站），但是現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義，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納，并發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區為基礎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CBR）；共識會議（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討班（Scenarioworkshops）等。實踐表明，各種形式的公共參與十分有效。例如，起源于丹麥的共識會議證明了就科學技術議題創造與公眾的對話會帶來更好的決策。與這個詞表面意思相反，共識會議通常是就某個還沒有確定規則的科學技術議題讓公眾（通常由10~12個市民組成）參與討論，并提出具體政策建議，這些建議被納入決策者的決策中。［20］

公共參與的實踐表明，歐洲公民獲得科學技術知識單單靠信息從專家傳播給公眾是不夠，必須形成真正的對話，形成公共參與。改進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并不在于提高公眾更好地理解科學，不能只是簡單地談教育。科學家必須學習聽取公眾意見，特別是與公民直接相關的地方和區域的議題（例如，環境、可持續發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

英國上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1999-2000年度科學技術第三報告《科學與社會》指出，公共參與對于決策具有重要的價值。報告考察了各國已存在的公共參與形式，指出各種不同形式的公共參與都具有價值，它們并不是代替決策，而是幫助決策。它們幫助決策者聆聽公眾的價值和關心，并對之迅速做出反應。同時，它們讓公眾得到一些確信，相信他們的觀點受到了認真考慮，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報告因此提出建議：“我們建議，與公眾直接的對話應該成為關于科學的決策過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應該成為研究組織和學術機構活動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附加物。”[17]

2．4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和對研究的規范

科學研究的根本動力是對自然奧秘的好奇和求知，是自由探索的精神，這是數百年來科學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完全由好奇心導向的研究活動可能會帶來潛在的負面效果，并對社會倫理的嚴重挑戰。在科學研究可能會帶來潛在危害后果的現時代，科學家肩負著比任何以往時代更大的責任。科學家需要對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這個工作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條件下進行的，如何確保這些研究是以正當理由、以正當的目的做的。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作言教授所指出的，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包括基本的兩個方面：一是科學家應對其科學研究本身的行為負責，在研究中一旦意識到此類研究會威脅到人類生存，或者對人類生活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時，就應該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甚至終止此類研究；二是科學家應該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將自己意識或預見到的、由研究帶來的各種可能后果，負責地告訴公眾。［21］但是，單靠科學家自身的行為是不夠的，因為在一些情況下，在研究開始時可能比較難以斷定會有什么負面影響，或者科研活動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商業利益）的支配而可能故意隱瞞信息。因此，必須對一些敏感領域的研究活動進行規范和控制。

3.科學與治理的意義

科學與治理的興起表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與經濟因素緊密相連，而且與社會和倫理的因素也緊緊結合在一起。科學技術成為社會中的科學技術。要使科學技術對人民生活和社會發展長期有益，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戰略與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學和創新兩方面的內容，還要加入第三個因素——“社會”或“公眾”，實現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三者的協調發展。這需要轉變觀念，采取新的行動措施。

3.1需要加深對科學在社會中所起作用的認識

現代科學的新發展表明，科學既帶來了發展機會，同時也會帶來潛在的威脅。，傳統上認為科學是純粹客觀的、與人類的價值和責任無關的觀念正在破產，包括人的價值和遠見在內各種復雜的力量塑造著科學發展，同時象“科學技術是雙刃劍”、“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這樣的論述仍是停留在表面，需要一種建立在對科學過程和不確定性更深入理解和認識基礎之上的科學觀。

3.2科學與社會需要建立新型的對話關系

傳統的公共理解科學的途徑，認為公眾無知，用教育彌補就行了，而近年來許多的調查研究表明，正是受過教育的公眾提的問題更尖銳，對新技術的接受也更為謹慎。這表明公眾對科學的接受還有科學之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必須保證公眾能夠在獲得充分信息的情況下做出選擇。公共對有關科學的政策爭論提供的并不僅僅是意見，可能還有相關的知識、價值或問題，這些可能是科學家忽略的。因此，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不僅“公眾理解科學”，而且包括“科學理解公眾”，科學與公眾需要新型的對話關系，這不僅有助于科學的發展，也有利于決策的民主化。

3.3建立科學與決策相互支持的機制

科學發展帶來一系列新的議題，涉及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對現有治理機制提出挑戰，呼喚建立新的價值觀念，建立傳統決策機制和公共機構、私有機構和公眾協作的治理機制，使科學發展與決策相互支持。盡管每一個國家體制、經濟狀況、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文化價值觀不同，但是，各國的實踐表明，科學與治理機制的共同價值觀包括：更大的公開性和透明性；承認（識別）風險和不確定性；決策的社會-技術復雜性；承認倫理學和公共價值；超越“利益相關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眾參與等新因素在內的治理機制并不是代替已有決策，而是幫助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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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wing.html

篇（4）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3-0093-05

與生態在對待科技問題上都主張科技要為人類生產生活服務，但人自身不能在此過程中被科技束縛。而推動“互聯網+”行動在生態治理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促使互聯網不再是作為最初剛剛發展起來的一項新興科學技術，而是可以真正融入到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像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眾多偉大科學技術一樣，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1]為改進生態治理思路，增強生態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創見。

一、生態科技觀“人類尺度”的思想核心

即使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伴隨著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當今時代，馬克思有關科技的思想對解決現實問題仍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即以科技的發展和創新為中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 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2]馬克思的這種“人文科技”思想把人類社會所存在的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的對立巧妙融合，在當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之下，科技不再僅僅是被當作一種脫離人的單純工具，互聯網時代下的生態治理就不是單純地利用互聯網工具進行生態治理的模式，而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從這個層面上說，用馬克思的科技觀點分析當下互聯網技術仍然是一種社會活動，一種特殊的生產力對未來社會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所產生的重大推動作用。

20世紀60年代以后，許多生態學者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場和思維方法，對當代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銳批判，尤其是在對技術非理性使用的批判尤為深刻，提出了許多合理利用科技的主張，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的“人文科技”思想。

1.反對科技“控制自然”導致生態問題。生態學者既反對單純依靠科技的進步就能夠解決當前生態環境問題的觀點，也反對認為科技進步是當前生態環境問題產生根源的觀點，他們認為技術的運用并不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在生態危機發生之初，一些思想家把生態環境問題歸結為科學技術本身，生態代表人物威廉?萊斯就激烈批評了把科技和控制自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觀點。在現實社會中，科技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僅僅是表面現象，真正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還在于人類自身的思想觀念和由此采取的一系列的社會制度安排。[3]科學技術不能再被視為控制自然的工具，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說，人類面臨的最迫切的挑戰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可以發展一種理智地使用科學技術手段來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養和保護這種能力的社會制度環境。[4]所以并不是不需要科學技術，而是必須改變人類利用科技的方式，本質上仍然要從人自身找到生態問題的原因。

2.主張科技的“生態化”需要發揮科技的多重價值。生態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科技應該建立在對人的自利和自然應有的價值權利的尊重之上。即使是持“科技并非中性”觀點的安德瑞?高茲也認為，科技反映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他高度評價了當時還處在發展萌芽階段的計算機網絡化和機器人技術，認為這是以盡可能有效地使用生產要素的經濟需求為主要特征。[5]高茲所主張的“經濟理性”和生態觀念的普及，這也正是可以通過當今互聯網、大數據科技的發展來實現的。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人們只看到并運用了科技的經濟價值，忽略了科技的社會價值和人文價值，這就會導致諸多的生態環境問題。在當今社會，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科學技術的多重價值，讓經濟價值的實現以科技的“生態化”為前提，即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條件下，努力實現科技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人文價值之間的統一。在社會主義的科技發展中，這種多重價值也最終表現為人與自然都可以實現真正的自由與解放。

3.認為科技必須遵循“人類尺度”，核心是實現“人的解放”。生態學者側重于從生態角度對科學技術進行批判，詹姆斯?奧康納就認為高度集中化的大型科學技術發展模式應該向科技發展的“分散化”與“民主化”轉型，使生產過程也可以分散化、民主化。本?阿格爾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經濟組織形式的批判，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穩態經濟”模式，這種“穩態經濟”并不是讓大部分人回到過去那種以窮l僻壤為特征的艱苦生活環境中，而是要把現代技術分散地運用于環境之中。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則直接闡明技術在“某種特定生產和積累方式”中是無法為我們獨自解決生態問題的，必須要結合“人民和社會”的需求。[6]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馬克思“人文科技”思想的延伸與發展，科學技術的實質任務就是必須遵循“人類尺度”，使用具有“人性的技術”，可以充分發揮人的創造性，讓每個個體參與其中，核心就是要實現人自身的解放。在此之后的戴維?佩珀也強調了實施生態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就是新的“人類中心主義”。區別于以前的名義上是把人而實際上是把技術至于中心位置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強調人自身精神的重要性，但這種重要性依賴于與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質性的交往。這實際上與馬克思所說的人道主義同義，即人與自然形成一種和諧的關系，實現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高度統一。

二、互聯網科技在生態科技觀視角下的重新考量

從及生態馬克思對待科技問題的觀點來看，以生態與人文視角利用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可能帶來生態文明的巨大進步。而將當下推動“互聯網+”行動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置于生態治理之中進行重新考量，對于實現生態治理真正的“善治”就有了新一層的內容和意義。

1.互聯網自身具有“人性的技術”特點。互聯網同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類似，雖然在基礎設備制造和上游能源利用環節存在環境污染問題，然而在自身環節并不產生環境問題，屬于生態學者描述的可以使用的具有“人性的技術”， 或者是一種“軟技術”。首先，互聯網具備“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接入網絡，使在生態治理方面的信息交流極為通常，每個地方、每個個人的訴求也能得到充分表達。其次，互聯網滲透多領域的特點使科技的多重價值得到深刻體現。互聯網發揮的作用從最初的經濟領域滲透到生態環境領域，從改造制造業到環保產業趨向柔性化和智能化，互聯網發展到大數據階段對不同國家、地方環境數據的監控與整合，又可以減少生態治理的成本，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從而使互聯網在生態治理方面發揮的作用日益明顯。最后，互聯網發展到今天的一個最為重要特點就是“大眾化”和“去中心化”，這同樣符合生態要求科技“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特征。所謂“去中心化”并不是中心與實質的喪失，而是多核心多實質的“共治”。互聯網技術在一開始的發展僅僅是“小眾擁有”，是社會精英們娛樂的工具，還談不上網民共享，更不可能有什么“共治”。但當互聯網發展到成熟階段，隨著網民數量的增加和素質的提高，“共享共治”自然也有了必要性，在生態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在未來，互聯網的共享共治精神也會逐漸趨向理性，對改善生態治理將發揮重要作用。

2.對互聯網的認識過程體現“人類尺度”與“人的解放”。馬克思論述人類自身發展需要經歷人對人的依賴，人對物的依賴，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三個階段，而人類利用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很多科技的發展同樣也經歷了從“他人依賴”到“工具依賴”到“人的解放”三個層次，在生態治理過程中對互聯網的認識也大致需要經歷這三個階段，即在一開始的“原始階段”，人們利用互聯網僅H是把其作為傳遞生態治理信息最基本的工具，實際上還是處在互聯網最初的應用階段。而在其后發展到較高一層次后，人們開始把互聯網當作自己達成生態治理目的某種“渠道”和“基礎設施”，[7]這時互聯網成為名副其實的生態治理工具，正是在這個階段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人們開始審視利用科技所帶來的許多負面影響，比如片面強調科技的作用而導致缺乏人文關懷、過分強調工具的治理作用從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主動性等問題。只有當這些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后，就達到了第三個層次，即互聯網下的“人的解放”，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不再只是人類單純利用進行治理的工具、渠道和基礎設施，它已經不是處于某一層次的發展之中，而是整個層次的包含之中。此時人們已經習慣社會治理活動中網絡工具的存在，互聯網科技也真正內化到了人們達成自我實現和發展的需要之中，即互聯網下的“人的解放”。人們在利用科技中尋找到了人的本質，而科技是實實在在地已經融入到整個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也真正內化到了人們達成自我實現和發展的需要之中。

3.互聯網的發展與生態科技觀緊密結合。在以及生態看來，科學技術就是人借之將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轉移至勞動對象的力量和手段，是人類意志的產物，并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生態環境問題本質上仍然是由于人類不能正確認識和利用技術，是人自身局限性的反映，生態問題不是單純的“自然”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亟待重視和解決的社會問題。因此，在當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無疑是改善生態環境，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8]闡發生態科技思想中的生態維度是很有價值的，利用科技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應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性選擇。也只有真正把互聯網的發展融合到生態治理之中，實現在國家治理能力在生態層面上的改善，才能使人擺脫“科技異化”，實現社會與環境的協同發展。

所以，我們重視科學技術在人類與自然共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對互聯網科技也不例外，最終都是把著眼點放在了人類社會的未來――生態文明的建設上去。不單單是把互聯網技術作為參與生態治理與實現生態文明的工具，而是讓互聯網真正融入到生態治理本身之中，讓科技也成為生態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人們未來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使生態治理也能“互聯互通”，實現生態治理的專業化與大眾化融合，達到“共享共治”，即每個人都是生態治理的主體，這也就達到了馬克思所描述的人類發展三個階段的最高一層。

三、互聯網科技在生態治理中的路徑轉變

現階段互聯網已經廣泛進入了世界以及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截止2015年，全球網民已達30億，人類全面進入互聯網時代。而我國網民規模達到68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03%。[9]中國擁有著全球最大規模的網民群體，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網絡大國，互聯網科技運用到環境治理已經有了雄厚的群體基礎。互聯網雖然不是中國的原創發明，但就如同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能夠造就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輝煌一樣，中國完全可以借助互聯網實現創新生態治理模式，為世界生態環境的改善做出貢獻。

當前，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代表著信息技術最新的發展方向，是中國增強生態治理能力的現實需求，也為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生態的科學技術觀念融入到互聯網的發展，使互聯網科技不僅可以發揮提高相關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功能，同時也開始在社會各個層面發揮維護生態環境、提高生態效率的作用，這正是我國完善和發展生態治理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契機。中國當前正在大力推動的“互聯網+”行動，在生態環境領域內就是要“推動互聯網與生態文明建設深度融合，實現生態環境數據互聯互通和開放共享，促進生產生活方式綠色化”。[10]整個生態治理動態過程中的“互聯互通”以及每個社會成員參與此過程中的“共享共治”，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在生態治理過程中的“人的解放”。

1.納態治理區域個體決策到“互聯互通”。互聯網表現出來的科技形態幾乎是無形的，但它對整個人類的影響卻是有形的。人類驚人的創造力再次通過發明互聯網以及越來越廉價的接入設備為解決包括生態環境問題在內的各種社會問題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案。如同批判“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觀念，強調人與自然界的辯證統一關系一樣，互聯網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簡單地讓其成員知道自己的某些努力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無用的，而且這種努力不是靠強制、義務、物質激勵或社會契約聯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依靠共同的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人們知道有些任務和成就只能通過共同參與、共同努力來完成。[11]

當今生態環境問題如同互聯網一樣，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并且也隨著接入互聯網地區和人數的爆炸式增長，互聯網科技在國家生態治理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互聯網無視地域、沒有邊界的特點使得每個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反映環境問題，整個“地球村”中的“一個村落”中的“一個人”發現的生態環境問題，就會波及到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真正實現了生態環境問題不僅僅是在自然地理領域，而且還可以在人類社會領域的“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必然倒逼地方政府進行生態環境治理和產業政策改革，同時也要求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世界不同國家政府之間的生態治理統籌協調，生態環境問題就有了更加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對生態治理的相關決策不會再是某個國家、某個地區的區域性行動，同時，人們在網絡上也自發形成了環保型組織共同監督不同地區發生的生態環境問題，從而實現生態治理的“互聯互通”。

2.從生態治理政府組織主導到“共享共治”。互聯網科技雖然使社會更加多樣化，但社會成員因為使用互聯網仍然要共同遵守規則，仍然有共同認可的價值觀，政府轉型與 “共享共治”成為可能。[12]在未來，永不下線的互聯網將對包括生態文明在內的大多數社會進程產生重大影響，人們自身創造性和自主性的潛力將得到極大的挖掘和發展，以自身智慧匯聚集體智慧，將用于任何有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項目。[13]個人自發的努力也可以匯聚成龐大的體系，最后形成“受啟發的個人結成的集體網絡”和“智慧型的共同體”，這就為“共享共治”提供了基礎。這種“共治共享”的轉變主要表現在動機與形式上。一方面，由于互聯網極大拓寬了人的交往空間，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在互聯網中哪怕只是取得的些許成就，也會讓人很有“獲得感”。此時，經濟利益的滿足已經不再是人們首要或者唯一的行動目的，人人都可以參與生態治理的熱情大大增強。另一方面，生態治理的主體也不再只是以傳統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組織，互聯網使每個公民和自發形成的環保群體可以表達意愿，創新了進行環保活動的平臺，大大降低了形成環保組織的門檻和開展保護環境活動的宣傳成本，同時一些互聯網最新的創新成果――“互聯網眾籌”模式與“環保”相結合，其開放性與去中心化的特點，使環境保護運動更加透明和高效，給了生態治理以新的生命，從而實現了人們在互聯網條件下環境治理的“共享共治”。

3.從生態治理的科學技術依賴到“人的解放”。生態污染、傳統意義上“美”的喪失，這些從來都不是科技與生俱來的問題，科技同樣可以給人帶來更加奇妙的東西，這需要我們用新的文化重新塑造技術。技術本身不會創造需要，但我們可以強化與我們真正想要的所對應的目標，從而決定我們真正想要到達何處。[14]在當今時代，由于人們的這種科技式生存方式，各種問題無論緣由如何，其改善和解決都不可能再離開科技的影響。但也絕非簡單地依賴科技，互聯網科技也不再僅僅是人類進入網絡領域的工具，而是相對于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的各個系統造成的整體性效果和價值取向。[15]無論在哪個系統中，其價值取向的根本是指向“人的解放”，這是未來利用互聯網改造生態治理體系所應采取的最根本路徑。

互聯網創造的和而不同的局面可以讓每個社會成員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與發揮，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全社會的共同參與、生態治理三者良性互動。這種生態科技文明可以不斷滿足人的需要，為人們提供良好的社會生活環境，使人真正成為自己的“中心”，不再被互聯網科技本身所束縛，而是能夠掌握其中，充分發揮人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互聯網也將真正融入人的思想文化之中，成為馬克思所論述的“人文科技”那樣，與科學的人道主義統一于生態治理的實踐中，并可以在實踐中發揮最大程度的積極作用。每個治理的主體可以成為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個社會成員在生態治理過程中就能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力、感知力、洞察力，最終達到治理過程中的自我驅動、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提升的理想狀態，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彰顯人生的真正價值。

以生態的科技思想看待當下互聯網技術發展的階段，科學技術始終都不再僅僅只是一個充斥著運算法則或者簡單工具的冰冷世界，[16]最終人類自身還是要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因此，在“互聯網+”時代的生態治理過程就是要讓其融合到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中去，真正實現在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基礎上的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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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希平.生態理論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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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5年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 （2016-01-22）.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_53271htm.

[10]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EB/OL].（2015-07-04）.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11][美]德內拉?梅多斯，喬根?蘭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增長的極限[M].李濤，王智勇，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255-256.

[12]彭芬蘭，鄧集文.生態治理中的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定位[J].理論導刊，2016，（2）.

[13][挪]喬根?蘭德斯.2052：未來四十年的中國與世界[M].秦雪征，譚靜，葉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206.

篇（5）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也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體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那么要想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清楚治理的內涵，而治理結構恰恰是治理模式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治理結構反映著治理的科學合理與否。本文首先從治理結構中的三主體出發，引出治理結構的演變，從而探析如何實現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 治理結構中的三主體――政府、市場與社會組織

社會越發展，社會分工越細，處在一個大的社會中，每個人或組織都有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同樣，國家也是如此，治理主體也是多元的，不同的主體各自發揮自己的特征，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在治理結構中，最主要的主體是政府、市場與社會組織。

1. 政府。政府在治理中處于主要地位，治理理論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由多個主體參與治理，但在發展中國家，包括發達國家有些事務必須由政府來承擔的。政府這一主體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在治理結構中處于主導地位，是公共管理領域中主要的主體。但政府治理像市場一樣，也會失靈也會無效，這就提出了元治理，即善治。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

2. 市場。隨著社會主體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確立與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在無形中發揮著作用，治理理論也強調市場，認為市場可以使公眾利益最大化，通過與政府合作來達到一種最優的效果。一直以來，市場在社會治理與政府治理中備受重視，市場機制是有利于激發社會活力的，從而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

3. 社會組織。不同的學者對社會組織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本文試圖從社會組織不僅包括非盈利機構，同時包括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等在內的組織來分析。社會組織在近年來日益壯大，不同于政府與市場，社會組織具有組織性、自發性與自治性等，社會組織的不斷發展，有利于為政府職能轉變奠定基礎，有能力承接政府轉嫁的職能。此外，社會組織是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橋梁，有利于加強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有利于公眾利益的實現。

二、 治理結構演變的動因分析

治理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外在環境的變化也影響著治理三主體在治理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治理結構的演變主要是由一下幾個方面決定的。

1. 經濟增長的水平。伴隨著經濟的增長，治理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經濟增長是治理結構演變的主要原因。經濟的增長影響著政府、市場、社會組織，經濟的不斷增長迫使治理水平的提高，同時治理水平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兩者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可以看出每一次革命都伴隨著治理水平的改進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會使分工更加專業化，從而產生新的治理主體，新的主體的產生對原有的治理結構產生沖擊，要求原有治理結構的變革。

2. 科學技術的水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能夠促進社會進步，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每一次治理結構的變革都離不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科學技術會創造新的治理主體，新的治理主體必然要求得到新的權利與義務。比如，如果沒有四大發明指南針，沒有航海技術的進步，就不會有新大陸的發現，更不會有如今我們全球一體化的局面，更不用說跨國公司等組織的出現。此外，如今是信息的時代，互聯網的出現已經極大的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政府的職能，市場的競爭方式等等。不僅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同時帶動了微商的發展，可見科學技術的發展正改變著各個主體間的力量對比。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影響著治理主體間的互動模式。以往各個主體間的互動以從上到下，垂直的結構，如今科學技術發展，互動方式更加趨于扁平化。

3. 思想觀念與制度。思想觀念來源于客觀世界，并受客觀環境與社會實踐的影響，同時，思想觀念反過來支配著人的行為，影響著治理主體，從而改變了治理結構。制度對治理結構有導向與約束的作用，不同的制度所規定的治理結構不同，制度的演變同時推動著治理結構的變革。思想觀念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治理結構的演變。

三、 治理結構演變的過程

從人類社會發展來看，我們依據不同的治理主體在治理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將治理結構分為金字塔治理結構、一條線治理結構、一個面治理結構、一個網治理結構。

1.金字塔治理結構。顧名思義，在金字塔治理結構中，治理主體的地位呈現金字塔形狀，政府出于金字塔的頂端，其他主體受政府的制約，治理主體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只是單向信息傳遞，從政府到市場、社會組織等。金字塔治理結構中，是以權力為基礎的，政府在治理中占絕對優勢，統治著其他主體，在這樣的環境中，沒有市場，社會分工簡單，社會組織薄弱。

2.一條線治理結構。一條線治理結構不同于金字塔治理結構，隨著經濟增長、科技進步、思想觀念與制度的不斷完善，政府治理出現失靈和無效， 這要求產生新的治理結構，一條線治理結構應運而生。在一條線治理結構中，體現著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大打折扣，在社會治理中，公民首先依靠自身或社會組織的力量，其次依靠市場來調節，最后才交給政府。沒有有效的制度安排，造成斗爭與戰爭的不斷發生。

3.一個面治理結構。一個面的治理結構優于金字塔治理結構與一條線的治理結構，在一個面的治理結構中，各個治理主體間加強合作，開始創造有秩序的公共環境，共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在這個治理結構中，每個治理主體都發揮著自己的作用，但由于各個主體不完善，因此仍需政府來調節，即當治理主體出現沖突和矛盾時，需要政府擔當“元治理”的角色來協調。

4.一個網治理結構。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這就導致治理主體的不斷多元化，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參與到治理中來，構成了網狀的治理結構。在這一網狀的治理結構中，雖然各個主體間也存在矛盾與沖突，但彼此之間已經形成了制度化的利益協調和矛盾解決機制，互相之間是一種平等、和諧的治理關系。此外，在網狀的治理結構中，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已經成熟，兩者互相補充，各個治理主體在治理過程中遵循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治理行為主要表現為合作、自治。

四、 總結

當今，我國正處于真正實現我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階段，因此深入研究治理結構的演變即政府、市場、社會組織三者間的關系，探求治理結構演變的規律，對于我們實現目標具有極大的意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發揮政府主導的地位，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的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改進治理方式、激發社會活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參考文獻：

[1] Linda keen and Richard scase， Local Government Management：The Rhetoric and Reality of Change，Open University Press，1998.

篇（6）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3-0093-05

與生態在對待科技問題上都主張科技要為人類生產生活服務，但人自身不能在此過程中被科技束縛。而推動“互聯網+”行動在生態治理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促使互聯網不再是作為最初剛剛發展起來的一項新興科學技術，而是可以真正融入到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像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眾多偉大科學技術一樣，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1]為改進生態治理思路，增強生態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創見。

一、生態科技觀“人類尺度”的思想核心

即使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伴隨著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當今時代，馬克思有關科技的思想對解決現實問題仍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即以科技的發展和創新為中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 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2]馬克思的這種“人文科技”思想把人類社會所存在的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的對立巧妙融合，在當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之下，科技不再僅僅是被當作一種脫離人的單純工具，互聯網時代下的生態治理就不是單純地利用互聯網工具進行生態治理的模式，而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從這個層面上說，用馬克思的科技觀點分析當下互聯網技術仍然是一種社會活動，一種特殊的生產力對未來社會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所產生的重大推動作用。

20世紀60年代以后，許多生態學者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場和思維方法，對當代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銳批判，尤其是在對技術非理性使用的批判尤為深刻，提出了許多合理利用科技的主張，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的“人文科技”思想。

1.反對科技“控制自然”導致生態問題。生態學者既反對單純依靠科技的進步就能夠解決當前生態環境問題的觀點，也反對認為科技進步是當前生態環境問題產生根源的觀點，他們認為技術的運用并不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在生態危機發生之初，一些思想家把生態環境問題歸結為科學技術本身，生態代表人物威廉?萊斯就激烈批評了把科技和控制自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觀點。在現實社會中，科技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僅僅是表面現象，真正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還在于人類自身的思想觀念和由此采取的一系列的社會制度安排。[3]科學技術不能再被視為控制自然的工具，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說，人類面臨的最迫切的挑戰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可以發展一種理智地使用科學技術手段來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養和保護這種能力的社會制度環境。[4]所以并不是不需要科學技術，而是必須改變人類利用科技的方式，本質上仍然要從人自身找到生態問題的原因。

2.主張科技的“生態化”需要發揮科技的多重價值。生態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科技應該建立在對人的自主權利和自然應有的價值權利的尊重之上。即使是持“科技并非中性”觀點的安德瑞?高茲也認為，科技反映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他高度評價了當時還處在發展萌芽階段的計算機網絡化和機器人技術，認為這是以盡可能有效地使用生產要素的經濟需求為主要特征。[5]高茲所主張的“經濟理性”和生態觀念的普及，這也正是可以通過當今互聯網、大數據科技的發展來實現的。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人們只看到并運用了科技的經濟價值，忽略了科技的社會價值和人文價值，這就會導致諸多的生態環境問題。在當今社會，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科學技術的多重價值，讓經濟價值的實現以科技的“生態化”為前提，即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條件下，努力實現科技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人文價值之間的統一。在社會主義的科技發展中，這種多重價值也最終表現為人與自然都可以實現真正的自由與解放。

3.認為科技必須遵循“人類尺度”，核心是實現“人的解放”。生態學者側重于從生態角度對科學技術進行批判，詹姆斯?奧康納就認為高度集中化的大型科學技術發展模式應該向科技發展的“分散化”與“民主化”轉型，使生產過程也可以分散化、民主化。本?阿格爾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經濟組織形式的批判，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穩態經濟”模式，這種“穩態經濟”并不是讓大部分人回到過去那種以窮?l僻壤為特征的艱苦生活環境中，而是要把現代技術分散地運用于環境之中。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則直接闡明技術在“某種特定生產和積累方式”中是無法為我們獨自解決生態問題的，必須要結合“人民和社會”的需求。[6]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馬克思“人文科技”思想的延伸與發展，科學技術的實質任務就是必須遵循“人類尺度”，使用具有“人性的技術”，可以充分發揮人的創造性，讓每個個體參與其中，核心就是要實現人自身的解放。在此之后的戴維?佩珀也強調了實施生態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就是新的“人類中心主義”。區別于以前的名義上是把人而實際上是把技術至于中心位置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強調人自身精神的重要性，但這種重要性依賴于與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質性的交往。這實際上與馬克思所說的人道主義同義，即人與自然形成一種和諧的關系，實現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高度統一。

二、互聯網科技在生態科技觀視角下的重新考量

從及生態馬克思對待科技問題的觀點來看，以生態與人文視角利用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可能帶來生態文明的巨大進步。而將當下推動“互聯網+”行動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置于生態治理之中進行重新考量，對于實現生態治理真正的“善治”就有了新一層的內容和意義。

1.互聯網自身具有“人性的技術”特點。互聯網同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類似，雖然在基礎設備制造和上游能源利用環節存在環境污染問題，然而在自身環節并不產生環境問題，屬于生態學者描述的可以使用的具有“人性的技術”， 或者是一種“軟技術”。首先，互聯網具備“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接入網絡，使在生態治理方面的信息交流極為通常，每個地方、每個個人的訴求也能得到充分表達。其次，互聯網滲透多領域的特點使科技的多重價值得到深刻體現。互聯網發揮的作用從最初的經濟領域滲透到生態環境領域，從改造制造業到環保產業趨向柔性化和智能化，互聯網發展到大數據階段對不同國家、地方環境數據的監控與整合，又可以減少生態治理的成本，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從而使互聯網在生態治理方面發揮的作用日益明顯。最后，互聯網發展到今天的一個最為重要特點就是“大眾化”和“去中心化”，這同樣符合生態要求科技“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特征。所謂“去中心化”并不是中心與實質的喪失，而是多核心多實質的“共治”。互聯網技術在一開始的發展僅僅是“小眾擁有”，是社會精英們娛樂的工具，還談不上網民共享，更不可能有什么“共治”。但當互聯網發展到成熟階段，隨著網民數量的增加和素質的提高，“共享共治”自然也有了必要性，在生態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在未來，互聯網的共享共治精神也會逐漸趨向理性，對改善生態治理將發揮重要作用。

2.對互聯網的認識過程體現“人類尺度”與“人的解放”。馬克思論述人類自身發展需要經歷人對人的依賴，人對物的依賴，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三個階段，而人類利用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很多科技的發展同樣也經歷了從“他人依賴”到“工具依賴”到“人的解放”三個層次，在生態治理過程中對互聯網的認識也大致需要經歷這三個階段，即在一開始的“原始階段”，人們利用互聯網僅?H是把其作為傳遞生態治理信息最基本的工具，實際上還是處在互聯網最初的應用階段。而在其后發展到較高一層次后，人們開始把互聯網當作自己達成生態治理目的某種“渠道”和“基礎設施”，[7]這時互聯網成為名副其實的生態治理工具，正是在這個階段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人們開始審視利用科技所帶來的許多負面影響，比如片面強調科技的作用而導致缺乏人文關懷、過分強調工具的治理作用從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主動性等問題。只有當這些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后，就達到了第三個層次，即互聯網下的“人的解放”，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不再只是人類單純利用進行治理的工具、渠道和基礎設施，它已經不是處于某一層次的發展之中，而是整個層次的包含之中。此時人們已經習慣社會治理活動中網絡工具的存在，互聯網科技也真正內化到了人們達成自我實現和發展的需要之中，即互聯網下的“人的解放”。人們在利用科技中尋找到了人的本質，而科技是實實在在地已經融入到整個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也真正內化到了人們達成自我實現和發展的需要之中。

3.互聯網的發展與生態科技觀緊密結合。在以及生態看來，科學技術就是人借之將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轉移至勞動對象的力量和手段，是人類意志的產物，并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生態環境問題本質上仍然是由于人類不能正確認識和利用技術，是人自身局限性的反映，生態問題不是單純的“自然”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亟待重視和解決的社會問題。因此，在當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無疑是改善生態環境，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8]闡發生態科技思想中的生態維度是很有價值的，利用科技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應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性選擇。也只有真正把互聯網的發展融合到生態治理之中，實現在國家治理能力在生態層面上的改善，才能使人擺脫“科技異化”，實現社會與環境的協同發展。

所以，我們重視科學技術在人類與自然共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對互聯網科技也不例外，最終都是把著眼點放在了人類社會的未來――生態文明的建設上去。不單單是把互聯網技術作為參與生態治理與實現生態文明的工具，而是讓互聯網真正融入到生態治理本身之中，讓科技也成為生態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人們未來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使生態治理也能“互聯互通”，實現生態治理的專業化與大眾化融合，達到“共享共治”，即每個人都是生態治理的主體，這也就達到了馬克思所描述的人類發展三個階段的最高一層。

三、互聯網科技在生態治理中的路徑轉變

現階段互聯網已經廣泛進入了世界以及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截止2015年，全球網民已達30億，人類全面進入互聯網時代。而我國網民規模達到68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03%。[9]中國擁有著全球最大規模的網民群體，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網絡大國，互聯網科技運用到環境治理已經有了雄厚的群體基礎。互聯網雖然不是中國的原創發明，但就如同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能夠造就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輝煌一樣，中國完全可以借助互聯網實現創新生態治理模式，為世界生態環境的改善做出貢獻。

當前，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代表著信息技術最新的發展方向，是中國增強生態治理能力的現實需求，也為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生態的科學技術觀念融入到互聯網的發展，使互聯網科技不僅可以發揮提高相關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功能，同時也開始在社會各個層面發揮維護生態環境、提高生態效率的作用，這正是我國完善和發展生態治理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契機。中國當前正在大力推動的“互聯網+”行動，在生態環境領域內就是要“推動互聯網與生態文明建設深度融合，實現生態環境數據互聯互通和開放共享，促進生產生活方式綠色化”。[10]整個生態治理動態過程中的“互聯互通”以及每個社會成員參與此過程中的“共享共治”，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在生態治理過程中的“人的解放”。

1.?納?態治理區域個體決策到“互聯互通”。互聯網表現出來的科技形態幾乎是無形的，但它對整個人類的影響卻是有形的。人類驚人的創造力再次通過發明互聯網以及越來越廉價的接入設備為解決包括生態環境問題在內的各種社會問題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案。如同批判“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觀念，強調人與自然界的辯證統一關系一樣，互聯網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簡單地讓其成員知道自己的某些努力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無用的，而且這種努力不是靠強制、義務、物質激勵或社會契約聯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依靠共同的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人們知道有些任務和成就只能通過共同參與、共同努力來完成。[11]

當今生態環境問題如同互聯網一樣，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并且也隨著接入互聯網地區和人數的爆炸式增長，互聯網科技在國家生態治理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互聯網無視地域、沒有邊界的特點使得每個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反映環境問題，整個“地球村”中的“一個村落”中的“一個人”發現的生態環境問題，就會波及到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真正實現了生態環境問題不僅僅是在自然地理領域，而且還可以在人類社會領域的“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必然倒逼地方政府進行生態環境治理和產業政策改革，同時也要求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世界不同國家政府之間的生態治理統籌協調，生態環境問題就有了更加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對生態治理的相關決策不會再是某個國家、某個地區的區域性行動，同時，人們在網絡上也自發形成了環保型組織共同監督不同地區發生的生態環境問題，從而實現生態治理的“互聯互通”。

2.從生態治理政府組織主導到“共享共治”。互聯網科技雖然使社會更加多樣化，但社會成員因為使用互聯網仍然要共同遵守規則，仍然有共同認可的價值觀，政府轉型與 “共享共治”成為可能。[12]在未來，永不下線的互聯網將對包括生態文明在內的大多數社會進程產生重大影響，人們自身創造性和自主性的潛力將得到極大的挖掘和發展，以自身智慧匯聚集體智慧，將用于任何有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項目。[13]個人自發的努力也可以匯聚成龐大的體系，最后形成“受啟發的個人結成的集體網絡”和“智慧型的共同體”，這就為“共享共治”提供了基礎。這種“共治共享”的轉變主要表現在動機與形式上。一方面，由于互聯網極大拓寬了人的交往空間，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在互聯網中哪怕只是取得的些許成就，也會讓人很有“獲得感”。此時，經濟利益的滿足已經不再是人們首要或者唯一的行動目的，人人都可以參與生態治理的熱情大大增強。另一方面，生態治理的主體也不再只是以傳統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組織，互聯網使每個公民和自發形成的環保群體可以表達意愿，創新了進行環保活動的平臺，大大降低了形成環保組織的門檻和開展保護環境活動的宣傳成本，同時一些互聯網最新的創新成果――“互聯網眾籌”模式與“環保”相結合，其開放性與去中心化的特點，使環境保護運動更加透明和高效，給了生態治理以新的生命，從而實現了人們在互聯網條件下環境治理的“共享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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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3）02-0088-02

農村生態環境建設對于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需要針對農村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采取治理對策，以加強環境治理，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效益。

隨著改革開放及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對于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力度卻較為欠缺，由此導致農村生態環境污染嚴重，無法為我國環保型社會的構建做出貢獻。但是農村生態環境建設對于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需要針對農村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采取治理對策，以加強環境治理，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效益。

1 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現狀分析

環境是人類生存及進行發展的基本前提，良好的環境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必須的資源和條件，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居民的生產發展對于環境的依賴程度更高。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進步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同時由于經濟發展對于資源能源的消耗較大，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農村生態環境污染嚴重，而經過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國的農村環保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開發建設了多種綠色工程，并促進了農村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提升，而且政府對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投資力度也不斷加大，農村環保建設已經納入到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投資領域，對于農村環保科學技術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當前，農村生態環境的治理和控制能力顯著提高，并獲得了較為成熟的環境保護及治理經驗，對于進一步提升農村經濟發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發展迅猛，而我國關于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仍有一定欠缺，從而導致農村的生態環境建設存在較大缺陷，對于這些問題，需要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以減輕環境污染，促進環境質量提升，為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提供動力。

2 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存在的問題

2.1 農村居民的環保意識薄弱

當前，雖然大部分的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均有較大程度提高，但環境污染嚴重，生態失衡，這與農村居民環境意識薄弱有直接關系。很多農村居民缺乏環保教育，在生產生活過程中隨意丟棄垃圾，對于污染后的生存與發展沒有任何危機感，由此導致環境污染嚴重。此外，很多農村居民污染環境后缺乏污染治理意識，雖然覺得環境污染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引起重視，但卻認為自己有心無力，也就任由污染越發嚴重，使得農村生態環境越來越難以滿足的居民生活需要。近年來，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對于進一步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起到了巨大的幫助作用，但是政府及相關環保部門對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理念的宣傳卻較少，由此導致大部分的農村居民環保意識較差，在日常生活和工作過程中也深受環境污染的危害。因此，政府應當加大力度宣傳生態環境保護理念，確保其滲透農村居民當中，以促進農村生態環境質量的提升。

2.2 環境設施落后導致生活垃圾污染嚴重

環境設施的建設能夠對農村居民的日常環保行為形成潛移默化的作用，以促進環保理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要遠遠落后于城市，因此，城市的各種環境設施也就難以在農村中出現，大量的生活污水隨意排放，生活垃圾亂倒，從而導致河水污染、河道堵塞，不僅導致農村生態環境污染嚴重，同時也對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有些農村居民雖然對于環保有所認知，也希望減輕農村環境污染，但卻由于農村環境設施欠缺，也只能將自家生活垃圾隨意丟棄，由此對農村生態環境造成嚴重污染。此外，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很多城鎮都建立了工業區，生產污水及垃圾大量排放，但卻沒有建立相應的垃圾處理中心，致使大量污染嚴重的污水滲透到地下，對農村的耕地種植產生了巨大危害，有些污染不僅會對農村耕地產生影響，同時還會導致垃圾中的有害物質滲透到耕地中，給人們的后續生產和生活造成嚴重危害，對整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產生制約。

2.3 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技術仍有待革新

對于農村生態環境建設，需要有先進的環保技術支撐，只有這樣才能夠促進生態環境保護方法的不斷創新，以提高農村生態環境質量。但是，當前雖然對于農村環境技術發展有所投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舊有較大缺陷，相關的科研隊伍較為薄弱，而且素質較低，對于農村環境如畜禽養殖、農藥化肥應用的現狀及基本規律都缺乏充分分析，由此也就無法采取針對性的措施進行環境污染治理，從而導致農村生態環境呈現出不斷惡化的趨勢。先進的科學技術是促進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質量提升的重要途徑，對此應當加大對環保科技發展的投資力度，以確保科學技術創新發展，更好的滿足農村生態環境保護需求。

3 加強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對策

3.1 強化農村居民的環保意識

對于農村居民，應當加強其環保教育，強化農村居民的環保意識，政府要定期組織環保工作人員到各個城鎮廣泛宣傳環保教育理念，并張貼環保教育橫幅，以強化人們的環保認知。同時還可以開展定期的環保知識講座，不斷強化人們對于農村垃圾的污染認知，確保對垃圾分類，并回收有用的垃圾，從而不斷加強自身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深入了解。此外，政府還可以組織各種環保知識競賽及環保科技發明，以鼓動廣大農村居民積極創新，強化環保意識，積極發明新的環保技術，以最大限度的降低農村環境污染。此外，由于農村地區的地理位置差異較大，而且地理氣候較為復雜，由此導致我國的農村生態環境污染治理較為復雜，對此，開發部門可以深入到農村地區，對當地的環境污染情況進行勘察和探究，并鼓勵當地農村居民就環境污染給予建議，以建立符合當地農村生態環境發展需要的生態系統。在此過程中，農村居民處于主動地位，能夠為自己生活環境的治理出謀獻策，這必然能夠增強其責任意識，以不斷強化居民的環保意識，更好的為農村生態環境污染做出貢獻。

3.2 加強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

由于農村缺乏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資金，從而導致其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由此也就無法強化農村居民的環保意識。而且嚴重匱乏的農村環境基礎設施也導致一些具有環保理念的居民無法規范自己的行為，只能聽之任之。對此，當地政府應當加大農村環保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如設置垃圾回收站、垃圾桶等，號召居民將垃圾倒在垃圾站和垃圾桶中，以逐步改善其亂扔垃圾的壞習慣。同時政府也可以鼓勵農村居民自己創新垃圾循環利用新技術，積極推廣垃圾循環利用設備，以彌補能源不足現狀。此外，政府還應當根據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建立相應的生態模式，通過實行典型示范，逐步將符合當地生態環境發展的農業模式進行推廣應用，并根據生態模式的發展情況對農業發展結構進行合理調整，如創辦大型的生態農場、草坪公司、花卉公司等，以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并實現對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

3.3 加大對農村環保技術發展的投資力度

對于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開展，科學技術發揮著重要作用，只有借助于先進的環保科學技術，才能夠弄清楚農村環境的發展規律，以采取針對性的環保措施，也只有依靠科學技術進步，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問題。首先，應當不斷壯大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研究隊伍及科研機構，加強研究人員的專業技能培訓，以組建高水平的生態專家隊伍。其次，應當不斷加強對于環境基礎科學的研究，以為環境保護提供相應的智力支持，政府及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加大對生態環境開發和保護的研究力度，對于農村出現的水土流失問題、荒漠化問題進行重點解決，同時還要做好對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的研究力度，并加強相關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加強對病蟲害防治、流域綜合治理等技術的研究，以不斷促進農業防災能力和抗災能力的提升，促使農村生態環境發展的可持續進行。最后，對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應當采用最佳的實用技術，同時加強推廣和評價，以確保此項技術的應用可行性。農村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對于環境污染的治理無論是從成本方面考慮還是技術方面考慮，都難以達到標準要求，因此，對于農村生態環境的治理措施應當確保規模較小，或者采用集中處理方法，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確保污染治理技術的可操作性，從而確保農村經濟發展的不斷進步。

4 結 語

農村經濟發展對我國綜合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加強農村生態環境建設，使其更好的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實現農村經濟的長久可持續發展，以為我國構建環保型社會提供有效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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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偉寬.淺析區域性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環境科技，2009，（S1）.

[3] 宋言奇，段進軍.新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不可忽略的六大環節[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7，（1）.

[4] 陳群元，宋玉祥.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探析[J].生態經濟，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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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是新形勢下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資源循環利用最早在工業發達國家開始得到重視，典型的有1996年德國新編制的《循環經濟和廢棄物管理法》和2000年日本頒布了《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 [1]。美國作為循環經濟理念的先行者，盡管目前還沒有制定全國性的循環經濟法規，其循環經濟的理念主要通過《資源保護與回收法》、《國家能源政策法》、《國家環境政策法》、《污染防治法》和《清潔空氣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體現[2]。我國在2008年通過了《循環經濟促進法》，該法的實施極大地加快了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步伐。齊建國[3]指出循環經濟的本質是技術范式的革命，其技術主體主要是在傳統工業經濟的技術范式基礎上，增加反饋機制。嚴煒等人[4]認為科學技術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礎與手段，它不僅優化循環經濟的資源配置，而且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在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下，杜世勛等人[5]指出企業必須在新的技術范式下圍繞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的原則來實施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鄭季良等人[6]進一步指出，創新能力是科技型小微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小微企業要轉變觀念，樹立綠色技術創新理念，培育綠色創新文化，開展協同創新。

綜上分析可知，科學技術是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實現循環經濟中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目標，必須大力發展能源高效利用技術、清潔生產技術、資源回收及再利用技術、替代技術、污染治理技術和預防污染技術等 [7]。探求這些科學技術對循環經濟的影響，發現不同技術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的共性和個性問題，對于了解循環經濟中科技的動力機制作用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將結合近十年來我國在能源利用、工業固體廢物產生及處理、工業廢氣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工業廢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變化情況，并從中探求科技在其中的動力作用，最終構建出科技對循環經濟的動力機制作用。

2.我國資源的循環利用

2.1能源利用

近十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由2004年的159，878.34億元增加至2013年的568，845.21億元，增加了3.56倍。在經濟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伴隨著各種能源的消費量也逐年增加，我國能源利用率較低，總體能源利用率為33%左右，比發達國家約低10個百分點[8]。根據我國統計局統計數據表明[9]：2004-2013年度，我國能源消費量總量逐年增加，如圖1所示，由2004年的213，455.99萬噸標準煤增加至2013年的375，000.00 萬噸標準煤，增加了1.76倍。從我國GDP的增量與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量速度相比可以看出，我國單位GDP的能源利用率在不斷提高。盡管如此，我國能源利用仍面臨著以下挑戰：首先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的形勢下必須提高能量的利用率；其次，在相當長時期內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石油的不可替代性；最后，化石能源供應短缺和原油劣質化趨勢日趨嚴重[8]。基于此，可以從兩條途徑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的問題，首先減少能源的開采和運輸方面的能源浪費、改進現有能源利用工藝，提高能源利用率；其次開發新能源的利用技術，如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能、風能和海洋能等的利用技術。

2.2工業固體廢物產生及處理情況

根據我國2010至2012年環境統計年報[10-12]的統計結果可以得到近十多年來我國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產生及處理情況。我國工業固體廢物產生及處理的情況總體呈現以下特點：

固體廢棄物產生量逐年增大，大宗固體廢棄物所占比例大。2001年度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為88746萬噸，2012年度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為329044萬噸，工業固廢的產生量十年間增長了3.7倍。在每年的工業固體廢棄物中，各類大宗工業固體廢物所占比例大，以2012年為例，根據2012年的環境統計年報[12]可知全國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32.9億噸，其中尾礦產生量為11.0億噸，占全國總產量的33.4%；粉煤灰4.6億噸，占14.0%；煤矸石3.7億噸，占11.2%；冶煉廢渣3.5億噸，占10.7%。實施工業固體廢棄物尤其是大宗固體廢棄物的綜合利用對于推動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實現節能減排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規模逐步擴大，排放量逐年減小。依托循環科學技術的發展，開發了一批低成本、規模化、經濟效益好的固廢綜合利用技術與裝備，如高鋁粉煤灰提取氧化鋁多聯產技術、磷石膏生產硫酸聯產水泥技術、尾礦生產加氣混凝土技術等1，000 多項技術獲得國家發明專利授權，隨著循環科學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我國工業固體廢棄物的綜合利用量得到了顯著提高。從環境統計年報可以看出，全國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量逐年增大，2001年度工業固體廢物的綜合利用量為47290萬噸、排放量為2894萬噸，2012年度工業固體廢物的綜合利用量為202462萬噸、排放量為144萬噸，工業固廢的綜合利用率十年間增長了4.28倍，而工業固廢的排放量減小為原來的5%，解決該現象就必須著眼于提高工業固廢的綜合利用水平，同時開發先進的工業固廢資源化利用技術。

2.3 我國工業廢氣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根據我國環境統計年報[10-12]的統計結果可以得到近十多年來我國工業廢氣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況。我國工業廢氣中煙（粉）塵量2001年至2005年這段期間內排放量變化不大，維持在1745-1870萬噸范圍內；在2005年至2012年時間段內，煙（粉）塵量得到了有效控制，排放量逐漸減小，其中2012年度的煙（粉）塵量降低至1029萬噸。我國從2006年開始計量工業廢氣中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從表1可以看出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總體呈現增大趨勢，在2006年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為1136萬噸，而在2012年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增大至1658.1萬噸，增加了1.46倍。另外，結合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工業廢氣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則呈現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國家近些年來加大了脫硫項目的開發和投入，大量的脫硫設備在工程項目中得到應用，有效地降低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2.4 我國工業廢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根據我國2010至2012年環境統計年報的結果可以得到近十多年來我國工業廢水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況。在2001年至2005年度，我國廢水排放量由202.7億噸逐漸增加243.1億噸，增加了20%，2005年至2012年度，我國廢水排放量由243.1億噸逐漸減小至221.6億噸，減少了9%。氨氮的排放量呈現逐漸減小的趨勢，其2012年的排放量僅為2001年排放量的64%。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總體呈現減小的趨勢，其2012年的排放量僅為2001年排放量的56%。治理廢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對廢水及其污染物的排放進行根治，還需要加快先進新技術和新設備的推廣和應用。

綜上所述，從近十年來我國資源循環利用的情況來看，要從根本上遏制我國污染情況，變廢為寶，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而循環經濟的發展必須從發展能源高效利用技術、資源回收及再利用技術、污染治理技術和預防污染等技術入手，通過探求循環經濟內在的科技動力機制作用，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循環經濟的快速發展。

3.科技動力機制作用

循環經濟的目標是保護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在人類經濟活動中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因此，發展循環經濟本質上是大力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減少生產過程能源的損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并最終實現廢物的資源化利用。本文根據近十多年來的我國在能源利用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的綜合利用、工業廢氣和廢水的治理等方面的發展現狀，探討循環經濟中科學技術動力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針對我國目前現階段的發展現狀，提出相應的循環經濟技術支撐體系。

3.1 循環科技發展的內在機制

傳統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給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給人類社會帶來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采和生態破壞等諸多問題。如何在利用科學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避免科學技術帶來的環境和生態問題是目前循環科學技術提出的背景。傳統科學技術體現在生產過程中主要追求單個過程的最優化以及更快更好地取得經濟效益，在生產工藝的運行模式以“原料-產品-廢料”為主，這種生產方式最終帶來的是以一種高消耗、高污染為代價的一種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13]。循環經濟模式目前典型的有杜邦模式、生態工業園區模式和德國DSD模式等，其運行模式主要特點是 “資源-產品-再生資源”，這就要求循環經濟科技以資源的再生、循環利用和無害處理為發展方向，在傳統工業經濟的線性技術范式基礎上，增加反饋機制[14]。因此，通過了解循環技術發展的內在機制，對進一步提高循環科技水平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圖1為循環科技發展的內在機制流程圖。從圖中可以看出，在對現有的或者是新建的生產工藝流程進行循環經濟模式改造時，首先需要在傳統的科技基礎上進行循環科學技術攻關，主要包含了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研究的方向主要包含了提高原料資源的利用率、廢物的循環再利用和無害處理技術等。在整個研發過程中，科研人員和科研經費則作為整個科技攻關提供人員和經費保證。通過對循環技術的基礎和應用科學問題進行研究，探索循環科學技術中固有的發展規律，獲得科學新發現，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技術發明和創新。當然有時候新的技術發明也可以直接從實踐研究中直接獲得。總的來說，技術發明和創新是發展循環科學技術的關鍵，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為技術的發明和創新提供了必要條件。伴隨著技術發明的不斷完善，更有效率的新技術得到了開發，新技術可以是減量化技術、再利用技術或者資源化技術中任意一種或是幾種技術的綜合。新技術在企業主體內部經過小試實驗、中試實驗和規模化應用，得到充分實踐證明，制定相關行業的技術標準和產業化標準，從而在全行業中進行大規模的推廣使用。隨著新形勢的變化，具體的推廣條件發生變化，開發的技術已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這時整個循環科技重啟反饋機制，在新形勢下重新進行循環科學技術的攻關。

3.2 循環科技支撐體系

循環科技支撐體系主要包括軟件支撐和硬件支撐兩方面。通過構建循環科技的軟、硬件支撐體系，全面促進減量化技術、再利用技術和資源化技術的發展。

軟件支撐方面主要包含了政策導向和研發機構支持兩個部分。政策導向可以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實行國家政策支持和獎勵等措施來實現；研發機構支持主要通過整合生產企業、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資源進行不斷的技術創新，突破現有技術瓶頸，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

硬件支撐方面主要是根據行業特點，構建各行業循環體系。在能源利用方面，提高現有工藝能源利用效率、發展節能技術以及開發新能源技術等。在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方面，開發固體廢棄物利用的無害化和資源化技術，提高高附加值的綜合利用技術水平，擴大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產業化規模。工業廢氣排放控制技術方面，進一步開展脫硫技術、脫硝技術、除塵技術和綜合防治技術等，研發新裝置和新裝備，減少廢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在廢水治理技術方面，重點突破工業廢水、制漿造紙廢水、化工廢水和重金屬廢水等處理及再生利用技術的研發，開展低成本、高效的廢水循環利用技術。

4.結語

首先，根據近十多年來我國在能源利用、工業固體廢棄物、工業廢氣和工業廢水產生和治理上等的相關統計數據來分析循環科學技術在我國資源循環中的作用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

其次，指出了循環科學技術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提高生產力的同時避免科學技術帶來的環境和生態問題。通過探討循環技術發展的內在機制，探索了循環科學技術固有的發展規律。

最后，通過構建循環科技支撐體系，其包含軟件支撐和硬件支撐兩方面，促進減量化技術、再利用技術和資源化技術的發展。

（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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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2010年環境統計年報.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2011年環境統計年報.

篇（9）

[中圖分類號]C9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4）01-0086-04

一、鄰避理論與公眾接受技術的風險感知

鄰避（Not in my back yard，縮寫為NIMBY）理論源于歐美鄰避運動的發展，具體是指居民希望保護自身生活領域，免受具有負面效應的火力發電廠、變電所等公共或工業設施的干擾。鄰避效應是居民因擔心鄰避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從而發動鄰避運動的現象。技術風險引發鄰避效應是各國現代化過程中公共政策決策面臨的一般性挑戰。風險的字面意思是指具有一定危險的可能性或表現為損失的不確定性。技術風險是指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威脅人們生產與生活的風險，科學技術與社會聯系密切，風險社會的形成與科學技術密不可分。目前學術界對技術風險還沒有公認的分類方法，比較常見的分類是根據風險可能產生危害的概率，將技術風險劃分為可以計算出發生概率的、普遍的和熟知的風險，概率極低但后果會十分嚴重的風險，從未發生但可能發生的事件三類。核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化工技術等屬于典型的技術風險源。公眾對風險技術的態度受風險感知因素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只在風險技術應用于公眾周圍時才起作用。近年來化工環境突發事件的增加，化工園區所帶來的社會及個人風險越來越引起關注，公眾的風險敏感度也在提高。

公眾是否接受風險技術不僅僅取決于技術的利益，也將受到公眾對技術風險態度的影響。技術接受理論研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戴維斯（F.Davis）提出的技術接受模型（簡稱TAM）。該模型提出，技術接受由用戶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兩項因素決定，其中感知有用性又表現為認知和社會影響兩個方面。解釋公眾的技術接受行為，TAM模型中沒有考慮風險因素，對于風險技術的公眾接受解釋力明顯不足。融入風險感知的公眾接受技術模型成為當前新的研究視角。基于鄰避理論、公眾的風險感知和對風險治理信任度是影響公眾技術風險接受的影響因素。在我國，公眾對眾多技術風險的接受因素中，公眾對化工風險的態度與鄰避效應的關系有待實證分析。技術突發事件以及技術災難是社會技術風險治理失靈的表現之一，提高公眾的技術風險接受度，考察技術風險治理中信任在政府與公眾溝通中的作用和意義也需實證來論證。

二、公眾對化工風險感知問卷研究的統計學描述

化工企業的爆炸事件近年來頻頻發生，公眾的風險感知往往因個體的人口統計特征不同而有所區別。針對化工工業規劃密集的遼寧沿海經濟帶，本文選取在近三年化工爆炸事件頻發的沿海經濟帶城市居住公眾作為問卷發放主要對象，此外也對沿海經濟帶外的公眾通過網絡發放部分問卷。具體調查和問卷發放對象主要以遼寧沿海城市中大連、錦州、營口為主，涉及政府公務員、教師、學生、企業員工，以社區居民為主。問卷形式包括紙質問卷和網絡論壇及交流平臺的在線電子問卷，為了考察鄰避理論效應，問卷中還通過網絡論壇及交流平臺發放給外地公眾，共收回有效問卷329份。參與調查的公眾在地域劃分上，大連居住的公眾占43.77%，遼寧沿海經濟帶大連外城市公眾占13.37%，遼寧沿海外其他城市和地區的公眾占42.86%。公眾性別比例為男性47.3%，女性52.7%。發放的職業劃分統計顯示，企業工作人員為34.04%，政府工作人員為10.34%，教育科研機構工作人員為24.62%，學生為10.33%，其他職業為20.67%。在此次調研回收問卷的公眾學歷分布中，大專及以下占23.71%，本科占42.55%，碩士以上占33.74%。公眾年齡分布，18-30歲間的公眾比例為42.25%，31-40歲的公眾比例為40.12%，41～50歲的公眾比例為13.98%，50歲以上的公眾比例為3.65%。針對回收的有效問卷，以年齡、學歷、職業和居住地作為變量因素討論其與風險感知、風險事件關注及其他相關因素的相關性關系，使用SPSS18.0進行分析，結果如表-所示。

在相關統計分析中，雙尾數sig≤0.001，相關關系的顯著性最高，0.001≤sig≤0.01顯著性較為明顯，0.001≤sig≤0.05顯著性一般。根據顯著性檢測指標可以發現，對遼寧沿海經濟帶化工產業規劃的問題，居住在遼寧沿海地區與遼寧沿海外地區的公眾接受態度區分較大（如表-1所示）：居住地因素對公眾的風險事件的影響、技術風險產業規劃的接受、化工技術風險的風險感知和風險治理中的社會信任都有顯著關聯性，這體現了化工風險規劃可能產生鄰避效應的特征；年齡與風險事件的關注和風險感知及風險知識了解有明顯相關性；職業區別的公眾對化工風險的致命程度的認知不同；學歷對風險防范的預測有明顯相關性。但是，此次統計中性別差異僅在規劃接受中體現一般顯著性，在利益、風險感知沒有體現出相關關系的顯著性。

三、公眾接受技術風險的影響因素識別的主成分分析

（一）基于提取公因子的因素分析

國內外研究表明，影響公眾對風險技術規劃接受的公眾認知變量因素較多。根據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內部結構，將原變量進行重新組合成獨立的新變量，以概括多變量提供的信息，找出影響觀測數據的主要因素，反映變量間內在關系。因此，本文選取SPSS中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分析影響公眾風險認知變量。在問卷設計時，將11個與公眾對化工技術風險認知和化工產業規劃接受相關的問題作為觀察變量：（1）化學技術風險對生活的影響程度；（2）公眾對化學風險知識的了解程度；（3）

地方政府發展化工工業與經濟利益的關聯度；（4）化工風險的發生給公眾健康安全帶來的威脅程度；（5）化工產業風險發生后的致命程度；（6）公眾對化工技術風險的關注程度；（7）公眾對遼寧地區化工技術風險的接受程度；（8）公眾對專家關于化工項目的知識的信任程度；（9）公眾認為企業管理化工爆炸風險的程度；（10）公眾對政府部門科學技術管理的化工風險治理能力的信任度；（11）公眾認為近年頻發的化工爆炸事件與管理的關聯程度。通過公眾對化工技術風險接受程度和相關認知因素程度數值進行分析，在提取公因子后，通過觀察這些變量因素的載荷值以及公因子方差貢獻率，考察不同變量對公眾接受技術規劃風險產生影響的顯著程度。使用SPSS 18.0軟件先對問卷進行檢驗，巴特利（Bartlett）檢驗中本數據的KMO檢驗值為0.758，大于標準值0.7，說明此組數據適合于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的檢驗值表明，各變量之間并非獨立而是有相關關系的。兩組值都表明收集到的數據可用于因子分析。表-1列出了因子分析中提取的第一和第二公因子。對公因子中的變量因素進行考察，重新定義11個變量因素。從表-1中可以看出，提取的第一公因子（F1）載荷值較高的4個指標變量都反映了公眾對化工技術及產業規劃的風險感知度，因此可以將第一公因子命名為風險感知因子；第二公因子（F2）載荷較高的因素可以歸結為公眾對政府、專家及企業共同體的信任因子。可以看出，公眾對化工技術治理的主體的信任度和公眾的利益風險感知度使影響公眾對技術風險接受的顯著要素間相互影響。

（二）公眾對風險技術接受因素的相關性分析

篇（10）

中圖分類號：S7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70632170

與傳統農業相比，現代農業發展更加注重生態效益。現代農業能夠有效的涵B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進而改善生態環境，加快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步伐。在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環保觀念應運而生，現代人們環保意識的不斷提高。因此，現代林業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逐漸被人們重視，現代林業的發展，可以促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

1 現代林業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

1.1 現代林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

林業建設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眾所周知，森林能夠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空氣質量，提高生態環境的質量，植樹造林、退耕還林還可有效治理荒漠化。現代林業的建設，能夠起到涵養水源，減少水分蒸發，凈化空氣、美化環境的作用，為人們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為生態文明建設打好基礎工作。

1.2 現代林業是生態產品的主要陣地

隨著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生態產品的市場空間越來越大，但由于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生態產品數量難以滿足人們的需求，生態產品供不應求。想要解決上述問題，就要積極推進生態產品的生產，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植樹造林，推進現代林業體系的建設，推動生態產品的開發，提升生態產品的產能，滿足人們的需求。

2 推進現代林業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建議

2.1 重視林業資源的保護和管理

隨著人們對現代林業重視程度的增加，林業相關工作部門也加大了對林業的保護力度，林業保護措施逐漸完善，林木質量逐年提高，在有效促進林業發展的同時，也為生態文明建設奠定了基礎。在林業保護取得一定成績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在經濟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對林業的造成的破壞，一些地區森林面積逐年遞減的情況依然存在。為改善當前森林保護工作中的現狀，必須充分認識森林對生態的重要作用，加大森林保護管理的力度。提出具體的保護方案，嚴厲打擊非法毀林、占林的行為，嚴格遵守“誰破壞誰修復”的原則。政府還要積極推進林地保護工作的考核工作的落實，切實將林地保護工作的質量和水平納入各部門和個人的考核標準之中，保證林業保護工作的有效落實。

2.2 加大對林業發展的投入

林業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投資大與效益回報周期長的矛盾，政府應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確保林業發展資金的充足，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順利進行。政府要出臺具體的林業保護制度，提高林業保護資金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保證發展資金的持續供應和穩步增長；政府要加大林業基礎設施的資金支持，做好林業基礎工作，切實將林業苗木，防蟲妨害，以及防火工作納入政府的整體規劃體系，并在資金上給予支持，保證林業保護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要通過政策支持或是資金扶持等措施，促進公益林和防護林建設，利用政府的公信力，引導社會資金參與林業發展保護工作，為林業發展作出貢獻[1]。

2.3 重視現代林業科學技術運用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切實提高林業發展保護工作的質量和水平，就要加強科學技術的運用，在林業生物能源、提高林業資源利用率等方面進行研究，攻克技術難關，為林業發展提供技術保障；要提高科學技術的利用率，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構建完善的林業技術推廣體系，搭建林業技術推廣平臺，加快網絡平臺的建設，加強實驗室、實驗基地地建設[2]。

2.4 注重環境保護與環境污染治理

在林業發展的過程中，森林環境質量的高低，也會影響森林的發展和保護，因此，要提高環境保護工作質量，盡量避免生態破壞、水土流失等情況的發生；要及時處理環境污染問題，促進林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3]。

3 結語

林業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也是提高生態產品質量和數量的必經之路，現代林業對生態文明建設有著積極作用，必須通過促進現代林業的發展，推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要重視林業資源的建設，加大林業發展的資金投入，重視科學技術的應用，注重對環境的保護和污染的治理。通過以上措施，促進林業發展，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步伐。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