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財政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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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的快速發展，財政學領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各種不同財政學教材也相繼出版。但是這些教材并未有針對性地區分不同層次高校的需求，導致教材同質化。而各高校選擇教材時往往容易忽視應該賦予學生怎樣的知識結構這一問題。任課教師，尤其是沒經驗的年輕教師，在使用涵蓋內容不同的財政學教材時，不注重教學內容的選擇，導致教學內容無統一標準和明確的范圍。

1.2教學內容選擇上不能體現不同專業特點

財政學是一門跨經濟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領域的綜合性學科。由于財政學教學內容對專業設置的針對性不強，使得教師不能在授課時既體現各專業掌握財政學基本原理上的共性，又突出各專業的特性。例如，金融學專業的學生應該多了解國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結合現實熱點來分析，但教材內容只限于理論介紹，不能針對專業突出重點，缺乏理論與實踐連接的點。

1.3偏重理論知識講授，忽視實踐教學環節

目前，學生對財政學這門課程積極性并不高，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既抽象又不太實用的課程。這與任課教師在內容選擇上重視理論知識，忽視了與實踐相結合有關。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知識相對薄弱，在授課時加強理論知識講授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視學生的理論運用能力的培養。很多教師在授課中的理論與實踐結合點少，加上學生很少會主動用所學知識去分析社會現實問題，這樣的教學不能激發學生的興趣，也不能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

1.4教學內容過多與教學時間有限的矛盾

財政學教學內容是非常多的，大致包括以下7個內容：基本理論（公共產品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國債與國債制度、預算管理、財政政策、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問題。一般財政學課程只安排短短幾十個課時講授，很難完成規定的教學任務。

1.5財政學授課與其他學科融合度不高

大多數教師在財政學授課時，僅單純地從財政學傳統理論來組織教學，不能很好地結合相關學科知識深入講解，也就無法從根本上展示財政學的實踐發展脈絡，也無從提升學生對知識的融會貫通。

2獨立學院財政學教學內容改革的相關建議

作為獨立學院開設財政學課程，在授課時需要結合獨立學院的培養目標及學生特點來進行教學內容改革。

2.1規范和明確教學內容

財政學主要研究政府的經濟行為，首先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界定政府的職能范圍；其次，在此基礎上研究實現政府職能的財政支出內容，進而研究財政收入，最后，通過國家預算展開各項財政活動，以提高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發揮財政政策的經濟調節作用。根據這樣的思路，高校財政學教學的基本內容應該包括：①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公共產品理論；②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概念、財政職能；③財政支出理論及我國的財政支出與政府預算；④財政收入理論及我國的財政收入（稅收、國債及政府投融資制度；⑤國家預算管理體制、多級政府與政府間的財政關系；⑥財政政策與宏觀調控等。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知識較弱，任課教師應該適當側重一些重要理論的講解并補充相關知識。

2.2教學內容選擇突出專業特色

教師應該有針對性地結合學生的專業及特點，合理安排授課內容，在體現該課程公共性的同時，將專業特性也體現出來。對于財稅專業的學生，學習財政學的要求比較高。在授課中應將重點放在基本理論的講授上，例如公共產品理論、財政收支理論及政府間的財政關系等。為了避免內容重復，可以將一些實務性、制度性的內容留到后續的專業課程講解。對非財稅專業的學生而言，授課時應該以財政政策與制度介紹和業務操作為主。不同專業側重點也應該不一樣。例如，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要側重于財政基本理論和運行機制的講解，并適當增加稅收實務方面的內容；而對于工商管理類的學生，可以從管理學的角度考察財政，側重于財政管理機制的構造和操作等知識講授。

2.3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本著獨立學院培養應用型與實踐型人才的目標，財政學授課時應該更加注重理論聯系實踐。這便要求教師在授課時不能只就教材的內容來講理論，應該把實踐有效地融入課堂中。例如對現行的稅收制度、現行的財政體制、財政政策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很好地銜接理論和實踐，使學生做到學以致用。同時，獨立學院的學生有著綜合素質較高的特點，對現實中的實踐問題比較感興趣。教師在講解理論的同時，補充相應的實踐內容，既可以提高學生積極性，又可以培養學生的實踐與分析能力。例如，結合當前政府管理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進行專題闡述：人口老齡化問題、資源環境問題、“上學難”反映的教育問題、“看病難”反映的醫療問題等。

2.4根據教學時間合理選擇教學內容

由于時間的剛性很強，處理教學內容與時間矛盾關鍵在于教學內容的選擇。而教學內容選擇的基本標準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2.5提高財政學與其他學科知識的融合度

教師在講授財政學的理論內容時，應該不斷融入管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內容，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拓展學生在未來經濟工作和社會工作方面的視野，使其看問題能更全面、更深刻。特別是針對獨立學院的學生更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知識貫通。教師可以嘗試從以下的角度來融合：①運用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來分析比較公共定價和自然壟斷行業的定價；用消費理論中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來分析稅收的經濟效應；運用宏觀經濟學中的IS-LM-BP模型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問題。②將管理學中的“決策”“、計劃”、“組織”、“創新”等職能應用于財政收支管理、預算管理等方面，思考如何運用管理學原理來理解財政管理的創新。③可以嘗試從社會哲學角度拓展財政本質。從財政的公共性特征，沿著“信仰-權力-表達-幸福”這條哲學線索，去分析個體接受公共生存方式、以稅費形式將收入轉移給政府等問題。④財政的講解不能缺失歷史脈絡，可以說中國歷史是一部財政改革史，教師可以利用財稅改革的歷史經驗與規律來分析改革深化的財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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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實踐教學方法單一，考核方式落后目前的實踐教學方法仍受傳統教學的影響，以老師講授為主，雖然名為實踐課，但實際僅僅是實踐地點在實驗室，而老師講授的內容多為理論內容，即使部分院校引進了實踐軟件，但大多也是理論課程配套的練習場所，從實際來看，學生對軟件本身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但對其中的關系卻不是很了解。從考核的角度看，長期以來實驗課成績評定采用以參與實驗教學活動，學生遞交實驗報告為基礎的評價標準。即使有時設計了實驗內容的考核，但仍舊以記憶性知識為主要考核內容。這就和理論課的考核結果一樣，許多學生平時不上課，臨近考試才“臨時抱佛腳”地背背書、背背筆記，甚至不惜采用一些作弊手段，最后大部分學生都能順利通過。

1．3實驗教師缺乏專業實踐經歷，實驗教學水平受到制約實驗教學隊伍是財政學實驗教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實施主體，目前制約實踐教學質量的瓶頸之一是實踐教學的師資，無論從數量上還是業務素質上，都不能滿足實踐教學需要。很多有碩士、博士學位的專業課教師，從高校到高校，自己都沒有業務實踐背景，很難擔當起指導實踐課的重任。教師基本上都是高等教育完成后直接從事教育工作，很少參與實踐部門的實踐，從而缺乏專業實踐活動經驗和技能，這制約著應用型財政學的人才培養質量。

1．4校外實習流于形式，實習效果欠佳大多數人對于財政學專業，往往單純地從字面上去理解，認為它是一個僅為政府財政部門培養人才的專業，因此，在進行校外實習基地建設的時候，多年來，普遍存在著找點難的問題，社會實踐部門大多認為財政學專業就應該去政府，企業里面沒有合適的實習崗位，所學知識在企業用不上，因此，普遍不愿意接受學生實習，即使接受也是被動接受，學生親自實踐和動手的機會很少，以致實習效果不理想，校外實習流于形式。

2完善應用型大學財政學專業實踐教學的基本路徑

2．1明確實踐教學體系的教學目標，強調實踐教學體系的完整性要重新定位實踐教學總體目標，拓展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方面的要求，從大一的認識實習到大四的專業實習和創新教育，由簡單到復雜，逐步分層遞進，學生的動手與應用能力得到了科學、持續、系統的培養與鍛煉。通過實踐教學讓學生不僅掌握專業的基本業務流程、操作方法和組織管理模式，而且具備及時掌握和發展專業最新實用技術的能力和相關素質。通過課內外結合、校內外相結合，初步構建了相對完整、整體優化的實踐教學體系，如圖1所示。采取校內仿真訓練、請進來、走出去等多種實踐教學模式，從校內第一課堂、第二課堂、校外課堂這三個方面來制定學生實踐能力培養計劃。校內第一課堂主要是通過在課程教學中增加實驗教學內容，加大課程實訓力度;集中安排綜合模擬實驗，提高專業技能;開展讀書活動、撰寫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等來完成課內專業動手能力培養。校內第二課堂主要是通過開展課外各種與專業密切聯系的活動，如每年由學生自己籌劃組織稅收宣傳月活動，開展以財稅為主題的大學生辯論賽、財稅知識競賽、模擬稅收調整方案聽證會等，來完成綜合實踐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校外課堂實踐教育主要通過分散或集中的假期社會實踐、校外專業實習基地見習和畢業綜合實習、開展與專業相關的社會調查等環節，來完成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每個環節、每種方式都各具特點，從不同角度幫助學生理解掌握所學的財稅理論知識，從而全面、系統、規范地提高學生實踐能力，增強學生的綜合素質，適應應用型人才培養需求。

2．2大力推進實驗教學手段的現代化建設，考核辦法多樣化實驗教學方法是影響實驗教學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設計實驗教學方法時，以培養學生能力為目標，實行彈性實驗教學。對基本的原則及方法采用教師實驗室授課和現場指導進行課堂講授，隨后利用軟件公司提供的經修訂過的數據，設計交易，指導學生進行處理，使學生能熟悉并掌握目前該領域最新的管理技術及方法。提供數據，讓學生以不同的角色使用軟件來模擬處理政府業務活動。為了培養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應增加開放時間，允許學生在課余時間自選實驗內容，自行安排上機實驗。通過網上預約和到實驗室登記等方式進行實驗，增強學生實驗的自主性。建立網絡輔助教學平臺，向廣大學生提供該課程的課件、教學網絡資源、設計實驗及答疑討論區等內容。補充相關學科更新發展的新信息等等，增強學生的信息量，更好地鞏固和消化在課內所學的理論知識，進一步地激發學生的科學精神和創新思維。財政學課程實驗的考核方式應實現多樣化，注重過程考核與結果考核相結合，考核的重心應向學生創新能力傾斜，以構建有利于全面素質提高的評價體系。實驗教學指導教師必須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學生參與實驗教學活動的整體情況，采用分組形式進行的實驗項目，應將單個學生的考核與小組的考核相結合，以促進學生團隊精神的培養。課程實驗考核成績由平時成績與期末成績構成，平時成績主要根據學生的平時表現來確定，如參與情況、個人能力、實際結果的優劣等綜合評判。在對學生的實驗過程、實驗質量和實驗結果作出及時、客觀和公正評價的基礎上，給予恰當地評分。成績的評判也從單一的由教師評判，轉變為教師評判與學生相互評價相結合的方式。通過這種考核方式有效地促進學生重視實驗教學，激發對實驗教學的興趣和積極性，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實際操作能力、綜合實驗能力、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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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是銜接一般經濟理論課與財政專業課的應用理論學科，它不僅包括基本的財政理論知識，還包括與現實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財政現象及與之相應的財政管理方法等。自亞當·斯密創建財政學以來，這門學科已經歷了二百多年的發展歷程。總的來說，理論的發展是緩慢的，財政學的基本理論框架也是大致不變的。但是，隨著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各國在各個時期的財政政策與手段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在當前的財政學教學過程中，由于財政學教學內容與材料的滯后與枯燥，教學過分強調學生對財政基本理論的學習與掌握，而缺乏對當下財政現象的深入分析與解釋，使得學生對財政學的理解流于表面，不清楚政府為什么要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不理解政府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和社會進行調控，不能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無法透過現象探索財政本質，達不到揭示支配這些財政現象的規律的教學目的。正因為教學內容呆板與僵化，財政學的教學被禁錮在一個“高大上”的層面，而沒有將開放性的觀念植入教學，教學內容不能與時俱進，最終使教學氛圍和教學效果無法達到最佳狀態。

（二）教學方法單一

傳統的財政學教學方法是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財政學知識，對政府收支活動進行分析與講解。在這種教學方法下，學生主要以被動或被迫的方式獲取知識，不能發揮學習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教學效果不佳，學生對理論與知識的掌握程度也不深。由于存在教學的單向性，而不考慮教學的動態性，教師無法在授課時及時知曉學生對知識的需求與掌握情況，不能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時進行調整，使得教學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比如，在講授政府的轉移支付時，教師只是一味地灌輸轉移支付的概念及形式等內容，學生只能單向、被動地接受知識的灌入，對這一問題感覺非常抽象，很難理解清楚。因此，教師應該著重從學生的認知與接受的方面去思考什么時候該用什么樣的教學方法，使學生不僅從理性的角度理解轉移支付，還要從感性的角度主動分析國家進行轉移支付的目的和好處，通過反饋、互動的方式，使學生輕松地學習知識，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教學目標狹窄

財政學的教學目標應與財政專業的培養目標相互銜接和一致。財政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復合型、應用性的高級專門人才，對基本專業素質的要求為具備財政、稅務及經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人才的就業方向是從事財政、稅務、財務、稅務籌劃等方面的工作[3]。具體到財政學的教學目標中，過去我們只注重財政專業知識的傳授，而忽略了專業技能與素質的培養，教師的教學也只是授之以魚，而非授之以漁。這種狹窄的教學目標不僅使學生不具有從事財政包括稅收、監管等方面工作的綜合能力，也不具備復合型與應用性的特征，達不到培養目標的要求。因此，應引入生態學的整體性、可持續發展觀點，擴展財政學的教學目標，注重學生綜合能力與素質的培養，使學生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使財政學教學活動亦能可持續發展。

二、財政學教學的生態性特征

（一）整體性

生態系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4]，整體性是生態系統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整體性是指生態系統內部各組成要素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同組成一個具有一定功能的有序整體。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財政學的教學活動是由教師、學生、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生態要素組成，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構成一個內在關聯的生態系統，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埃德加·莫蘭認為，人們不能把部分孤立于整體，也不能使各個部分互相孤立[5]。整體的功能不是各組成部分的簡單疊加，而是通過各組成部分有秩序、有規律的結合，形成特定的功能。在財政學的教學系統中，教學活動由教師和學生等生態要素、多維生態因子與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組成一個復雜而統一的整體。教師、學生、教學內容等各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功能，在整個教學系統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各要素都有其特有的生態位，不可互相替代，具有財政學教學的特定功能。只有各生態因子協同發展，才能促進財政學教學系統整體功能的發揮，這是實現財政學教學與發展的基礎。

（二）開放性

生態系統本質上是開放的系統，開放性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特征。任何一個生態系統都必須保持內外的開放，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才能保證系統的生存和發展，保持其生命力。任何一種生物都不可避免地與外界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系，沒有完全孤立發展的生態系統。教學系統不可能將教學活動與外界完全隔絕，財政學教學活動也是如此。財政學的教學活動是教師、學生與環境之間物質流、能量流與信息流的傳遞過程，是教學主體對內部各種教學因子及外部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等信息的采集、編碼、翻譯和利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系統必須處于開放狀態，各生態要素要與系統內外部不斷進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才能使財政學的教學活動正常開展。作為一種生態系統，財政學的教學活動不是封閉的、孤立發展的，它始終處于教師、學生、教學內容以及社會、經濟環境等內外部因子共同作用的開放系統中。

（三）動態平衡性

在一定的條件下，生態系統保持著能量與物質輸入、輸出的動態相對穩定狀態，即生態平衡。任何一個生態系統都遵循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的演變規律，從而形成有層次、相對穩定的動態平衡，即系統總是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發展過程中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推動自身的變化和發展。財政學的教學系統是一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完善的動態系統。隨著社會的進步，影響教學系統的因素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既有教師水平、學生狀況、教學內容、教學手段等內部系統的變化，也有經濟增長速度、社會發展情況、財政收支結構與規模、財政政策等教學系統外部環境的變化，它們直接影響財政學教學中各生態因素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最終影響教學的質量與效果。依照生態學理論，教學生態系統應處在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并且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平衡狀態。那么，如何使這些生態因子處于相對平衡，并達到更高級的平衡狀態，這是財政學教學應注意的問題。

（四）可持續發展性

在生態系統中，可持續發展是指在自然資源與其開發利用程度間尋找平衡，是一種不超越環境和系統更新能力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只著眼于當前利益，還要放眼未來；不只局限于系統本身，還要強調與環境、經濟、社會的協同持續發展。在財政學的教學生態系統中，系統的發展不能只強調學生對每堂課教學知識點的掌握，更應注重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的培養，這才是教學的發展方向。同時，應將財政學的教學活動與外部的經濟、社會等政策環境相結合，尋求教學活動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從可持續發展觀來看，事物發展的各階段都是相互依存的，目前的發展是將來的基礎，必須保證事物持續性的發展。發展要具有整體性和協調性，任何一方的發展變化都會作用于整體，不能因為某一方的發展而損害另一方甚至整體的利益。在財政學的教學課堂上，學生的學習是將來發展的基礎，應將學生、教師及教學內容整合起來，使之具有整體性與協調性，將學生的知識與能力培養提升至更高的教學目標層次。此外，教學系統不能因為片面追求教學形式或教學內容的多樣、豐富而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應將教學活動的可持續發展作為財政學教學的最終目標。

三、生態視域下的財政學教學改革途徑

（一）強調整體性，營造和諧的教學環境

財政學教學要注重系統的整體性，從多個方面進行生態教學。首先，財政學教學系統中的學生作為最重要的生態因子，其本身就是一個有機、系統的整體，體現了作為個體的“人”的整體性。在該系統中，學生應是教學的出發點與落腳點，不僅要關注學生對財政基本理論與知識的學習與掌握情況，更要把學生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有機體，注重其能力的培養與價值觀等方面的發展，這才是生態視域下財政學教學的基礎和歸宿。其次，在生態視域的財政學教學系統中，教師與學生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師生關系融洽是構建和諧教學環境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有效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應置于平等的位置上，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中心，營造民主、和諧的教學氛圍與環境，構建生態主體間平等對話和交流的平臺，由此建立具有整體性的生態型師生關系。只有優化整體的師生關系，才能實現師生的“共生”，營造出和諧的教學環境。再次，財政學的生態教學要從整體性的角度出發，用多種不同的要素組成統一、整體的教學環境。就教學系統內部而言，要實現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教師與學生精神環境的統一，注意內部的整體與協調。外部系統包括與教學活動有關的一切事物———經濟、社會及政策等各方面的環境因素，要讓學生認識到其不僅生活在這些環境中，更重要的是財政知識大多來源于其生存的外部環境，應該注重教學活動與外部環境的統一與協調。在這個由人與環境共同組成的教學生態系統中，我們應將其視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體驗并享受教學環境的和諧。學生通過課堂的知識學習，結合外部環境的財政現象、財政政策等內容，更好地掌握專業知識，發展自身能力。總之，應從尊重學生身心發展規律的角度出發，為學生學習知識和發展能力營造一個和諧的教學環境。

（二）注重開放性，充實教學內容

教學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一樣會受到外部環境系統的影響，并通過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的輸入輸出與外部保持密切聯系。系統只有開放，才能吐故納新，增強內在生命力[6]。財政學的教學活動也只有開放，才能使教學內容和手段得到豐富和拓展，從而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加深其對財政知識與財政現象的理解。在財政學的教學系統中，生態教學要求生態系統要向外部環境開放，而不能是封閉的。這里所說的開放不僅包括作為重要生態因子（教師和學生）向外部系統的開放，還包括教學內部系統向外部環境的開放，使各種信息流通暢地傳遞，最終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與目標。一是生態要素與外部系統的開放。教師和學生作為社會性的個體都有不同的家庭和社會背景，擁有不同的知識背景、生活習慣、思維方式。財政學的生態教學要求具有一定社會屬性的教師和學生要有專業而敏銳的眼光，發現身邊、生活或學習中與財政相關的現象和政策。有了這種認識與意識，師生的關注點就不會局限于教材，這不僅使財政學的教學內容更豐富并具象，還能使師生成為教學資源的收集者和創造者，易于教學和學生的理解。二是教學內部系統與外部環境的開放。財政學涉及的范圍不僅包括經濟、社會，還包括文化、制度等，教學活動需要與外部生態環境進行信息的輸入輸出來充實教學內容。財政學的生態教學強調教學內容來源的開放性，即教學內容應隨著經濟的發展、政策的變化而不斷調整或改變，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財政學的教學內容，為教學內容的更新、學生知識面的擴展提供了便捷的途徑。內容的開放性要求學生將財政專業知識與生活和社會聯系起來，并加深對這些理論的理解與運用。另外，開放性要求課堂教學內容要與社會實踐相聯系。以往的課堂教學內容只重視理論與基本知識的灌輸，獨立于社會經濟生活之外，與鮮活的社會經濟相分離。比如“，土地財政”這一概念以前沒有出現過，這一財政現象是與當前的經濟、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這要求我們將開放的眼光投向這個開放的財政學教學系統，用財政專業理論和知識來解釋這一現象。因此，財政學的教學應具有開放性，打通課堂通向社會的通道，使課堂充滿生命和活力，通過師生共同努力，于現實生活中尋找教學案例，豐富教學內容，溝通書本與現實生活，使“兩個世界”相融合，以此來培養學生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三）基于動態平衡性，創新教學方法

任何一個生態系統都處在不停的運動與循環中，進行著永不停歇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傳遞與轉化，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遵循著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規律，維持著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轉。生態平衡是動態的，維護生態平衡不僅要保持其初始穩定狀態，更要在人為的影響下建立新的平衡，形成更合理的結構，發揮更有效的功能，取得更好的生態效益。財政學教學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也是在動態平衡中求發展的教學過程，以期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在這個系統中，教師以教學內容為媒介、以教學方法為手段架起與學生聯系的橋梁，系統通過兩者的相互作用、影響進行動態調整，最終達到教學目的。基于動態平衡原理，教師的“教”要以學生的“學”為基礎，以學生為中心，根據教學需要和學生的實際情況，對教學方法的使用、教學語言的選擇和教學手段的取舍做出靈活的調整。另外，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行為和學習興趣也會影響教師情緒的變化與教學能力的發揮，通過教師與學生的相互作用，教學呈現出由矛盾到平衡、由新的矛盾再到新的平衡的過程，教學在動態平衡中不斷前進，最終完成教學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教師教學方法的選擇對教學效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單一的講授型教學作為傳統的教學方法，也是一種教學的動態平衡，但這種平衡是一種低水平的平衡，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迅速、資訊豐富的今天，這種方法已不能滿足財政學教學的需要。因此，教師應根據學生的特點，包括學習能力、情感體驗及掌握知識的具體情況，調整教學方法，為教學系統的發展和優化提供動力。另外，應結合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培養目標的要求，通過創新教學方法，將案例教學、情境教學、任務教學、討論教學等多種方法結合起來，將課堂與課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通過心靈的溝通、意見的交換、思想的碰撞，師生相互促進、協同發展，實現知識的共同擁有與個性的全面發展，將低水平的教學平衡發展成為高水平的教學平衡。教學方法的改變，使教學由單向的知識傳遞過程變成雙向的互動過程，課堂不再是教師唱獨角戲的舞臺，而是師生互動交流的平臺，教學內容也不再是一堆枯燥的理論，而是豐富生動的具體現象。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教師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將知識傳遞的關系轉變為教生間關于共同話題的對話關系，通過各種物質流、能量流與信息流的輸入輸出及動態調節，最終達到財政學教學系統的高級平衡狀態。

（四）堅持可持續發展，設置教學目標

生態系統是一個動態系統，經歷著從簡單到復雜、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育過程。可持續發展是這一過程中的最佳狀態，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協調互動狀態的功能體現，它要求系統不僅要保持自身發展，還要與周圍環境相互協調，保持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涉及到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科技、政治等諸多方面，已得到全世界的認可與接受，并成為全人類的行動指南。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態主體，即人的因素。在財政學教學中，教師和學生作為生態主體對整個教學活動起著決定性作用。一方面，財政學教學擔負著培育生態主體之一———學生的重任，會對生態主體的觀念、素質和行為產生巨大的影響；另一方面，財政學教學活動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生態主體的協同與合作。按照財政專業培養復合型、應用性高級專門人才的標準，要將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學觀點運用到財政學教學中，必須重新設置教學目標。首先，教學目標設置應是多層次和多元化的，要根據不同學生的水平設置不同層次的教學目標，并把學生的情感、價值、意志等素質作為重要的培養內容。其次，教學目標不應是預設和一成不變的，它應隨著師生的發展和具體的需要不斷進行調整。再次，教學目標應具有整體性，不僅包括財政、稅務、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專業素質要求，還包括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自學能力的培養，使學生的基本素質和個性品質得到充分、全面和可持續發展。最后，教師、學生、環境和其他生態因子都是財政學教學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教師和學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教學環境或其他因子的利益為條件，師生和其他因子是統一的整體，任何一個因子的缺失或損壞都會引起整個財政學教學的紊亂。因此，財政學教學的可持續發展應當兼顧全局，注重整體效益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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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驗證型實驗，主要是對已有或公認的結論進行論證和驗明。（2）創新型實驗，主要是指在已有理論知識體系指導下開展的創新型實驗，目標是通過不斷的實驗得出有創新意義的結論和思想。（3）仿真模擬型實驗，此類實驗主要針對一些財政行為，如政法財政管理、預算編制、政府會計和納稅遵從等，通過在實驗室仿真模擬實際操作流程進行實驗。研究人員在做這三大類實驗研究時，主要通過在可控的實驗環境下，針對實驗目的，通過控制某些條件（假設）來改變實驗的環境或規則，并觀察實驗對象的行為，分析實驗的結果，以檢驗、比較和完善行為財政學研究中取得的結論，并提供政策決策的依據。因而，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是：為了真實地表現或模擬財稅環境，如何篩選、操縱和控制眾多的財稅行為的影響因素。在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方法中，主要有兩種設計實驗影響因素的方法：一是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是指在實驗中僅設置單一影響因素，研究者觀察在該影響因素變化的情況下實驗參與者的反應；二是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是指在實驗中設置多個影響因素，研究者觀察并分析多個影響因素發生變化時實驗參與者的反應以及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聯系。在實際的實驗過程中，根據實驗條件和實驗目的的不同，不同研究者會選擇不同的實驗方法。

（一）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

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主要是通過在實驗環境中，經過每次實驗檢驗某一種或某一類影響因子對考察目標的影響情況。其優勢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簡化了實驗環境，研究者可以控制單一影響因素從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實驗參與者僅需要面對一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這使研究者易于觀察該影響因素對實驗參與者的影響。Davis　＆Hecht（2003）在研究社會制度對于稅收遵從的影響時，就選擇將實驗中的初始資本、稅率、處罰率等影響因素都設為固定值，從而觀察社會制度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Cumming　et　al（2006）在實驗中也采用了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他為參與者給定了收入、稅率，但是卻設計了稽查率的不同可能，通過觀察參與者對不同稽查率所做出的反應，便能夠得到稽查率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社會規范所包含的影響因素眾多，社會規范在一定的財稅環境下，對財稅政策的當事人具有一定的影響。Bobek　＆Ro－berts（2007）則主要通過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將眾多社會規范的子類分別設定為固定值或參照樣本，考察了社會規范在納稅遵從決策中扮演的角色。另外，在稅收策劃、申報、核查與征繳的研究中，由于個人申報的主觀性相對較大，Park　et　al（2003）、Ma－ciejovsky　et　al（2007）、Coricelli　et　al（2010）等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時也采用了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來模擬個人申報的思想活動狀態和最終的納稅決策。在實驗中僅設計單一影響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實驗難度，但由于實驗環境過于簡化，與現實納稅遵從環境并不符合，會導致實驗結果的精度較低。隨著心理學和統計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更傾向于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

（二）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

當研究者需要實驗環境盡可能接近現實世界中的財稅情形時，往往需要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研究人員采取設計多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主要是為了考察比較在多個影響因素變化的情況下，實驗參與者對此所做出的反應。對于較為復雜的稅收遵從實驗來說，設計多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具有更好的適應性，我們可以通過不斷調整各影響因素來對實驗結果進行對比和分析，這對于提高實驗精度有很大的作用。在Friedland（1978）首次組織進行的研究偷逃稅問題的實驗中，就采用了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此后，在進一步檢驗稽查率與納稅遵從行為的研究中，McClelland　et　al（1991）通過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檢驗了當納稅人高估檢查概率時的納稅行為以及政府服務在個人的納稅遵從決策中的影響，他們發現，由于一些實驗者高估了實際較低的檢查概率，所以導致所支付的實際稅額高于預期效用理論預測出的理論數額。在行為財政學的各種研究中，研究者逐步考慮了各種多因素影響方面，并將各類影響因素考慮到稅收實驗的設計中。在現實的財稅環境中，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的稅收自然也成為了研究者的研究重點。由于納稅申報的主觀性相對有彈性，故研究者也將心理學因素考慮到行為財政學的研究范疇中。Caroline　et　al（2001）選擇了若干樣本，從心理學角度去考察稅收遵從的問題，利用實驗數據實證得出了關于稅收遵從的各類動因。而幾乎在同一時期，Kirchler　et　al（2001）又將心理學作為起點，從逃稅避稅的影響因素出發，用問卷調查法討論了社會對避稅、逃稅在道德標準和合法性方面的認可程度。Chung　et　al（2003）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了這項研究，他們調查了友好勸說中性別的不同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他們創造性地采用了一個2（男性和女性）×2（友好勸說和控制）的完全析因實驗。首先，他們要求友好一組的參與者寫出并且讀出他們理應完全遵循的一系列理由，然后再要求兩組參與者說出他們的收入和所得稅情況。在這樣的實驗下，結果顯示出了性別和友好勸說以及性別的相互影響在申報所得中的重要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友好勸說組中女性申報的個人所得要明顯高于該組的男性申報的個人所得。心理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情緒，這個概念在認知科學中日益得到重視的同時也引起了研究稅收遵從的學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Murphy（2003）在對過程公平與稅收遵從的研究中，就得出了情緒在過程公平中有著重要作用的結論。Cebula（2004）將美國1975－1997年間的實際數據作為基礎數據進行綜合分析之后認為，公眾對所得稅偷逃稅程度與政府不滿情緒的強烈程度正相關。另一方面，Feld　＆Frey（2007）將稅收遵從看作是一種心理稅收的契約，在這個前提下考察了在懲罰或獎勵的刺激下情緒與忠誠的相互作用。在這類研究中，情緒雖然已經被視作影響稅收遵從的因素，并且分析了其對決策的作用，但總的來說情緒始終從未作為單個因素，而且情緒在遵從決策中處于怎樣的地位也并未得到詳細描述，而且在以情緒為主題的研究中也并未出現對稅收遵從的研究。除去情緒和公平感，納稅人具有自然人及社會人所具有的很多屬性，其中包括自然屬性———年齡、性別及其他生理差異，也包括社會人所具有的社會知識、法律知識、納稅認知、稅收道德、稽查率、價值取向、大眾的認可以及稅法的公平性。研究者都已經把這些因素作為影響納稅遵從的因素進行了深入研究。Trivede，et　al（2003）在多因素實驗設計中，在控制部分特征因素的同時研究其余影響因素，通過在實驗室對自愿者測試了道德推理、風險偏好和稽查率、價值取向、稅制公平與否、周圍納稅人所施加的影響對稅收遵從的影響，在獲得一手實驗數據后通過協方差分析得出結論，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個人稅收遵從決策或行為。由于宏觀的稅收申報數據不易獲得，行為財政學的研究通常采用問卷調查或實驗室方法。在此基礎上，Dhami　et　al（2007）在基于前景理論的稅收遵從模型中創新地使用了一種權重函數形式，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他們比較了期望效用理論模型同該模型在相同稽查率下，為了獲得同樣的稅收遵從度所需要的罰款力度，該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前景理論模型比期望效用模型更加貼近實際情況，從而能夠較好地解釋人們為什么會納稅這樣一個問題。同樣，Bobek　＆Roberts（2007）在多因素實驗設計中使用澳大利亞、新加坡和美國的納稅遵從實際情況數據檢驗了這三個國家中社會風尚在納稅遵從決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運用因子分析識別出了三種不同的社會風尚結構，并發現納稅人自身及其親近人群的道德觀念和社會公認的正確行為這兩種因素可以幫助解釋納稅遵從行為。他們的研究認為，這些非理性的因素可以幫助解釋納稅人選擇納稅遵從的動因以及為什么實際納稅遵從度要高于經濟學模型中的預測水平。從此可見，多個影響因素能夠最大程度地模擬真實的財政行為，從而達到研究目的。在遵從動因、稽查率和遵從水平都成為了研究的焦點后，也有學者將稅收公平感與其他因素綜合考慮后來考察稅收遵從水平。Hanke　et　al（2010）在進行納稅遵從影響因素的實驗分析時，也設計了多個影響因素，在實驗中參與者需要依據不同的稅率、稽查率、罰款率以及公平性來做出納稅決策。許多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為了使實驗更加符合實際情況，都會選擇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在研究影響因素對于個人納稅遵從的作用時，有的學者僅僅設計單個影響因素的實驗，而大部分學者為了使實驗更加符合財稅現實，往往采取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式，這樣能夠使實驗盡可能地模擬真實的納稅狀況。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對于較為復雜的稅收遵從實驗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可以通過不斷調整一些實驗要素來進行比對與分析，這對于提高實驗精度也有較大作用。

二、實驗對象

在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方法中，實驗對象的選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同的實驗對象或者同一實驗對象在不同時期的實驗結果常常是不同的，所以在實驗對象的選擇方面要有嚴格的限定。選擇合適的實驗對象，不僅會簡化實驗，而且能夠幫助研究者得到更加符合實際情況的實驗結果。就學者們關于行為財政學的研究情況而言，在個體研究對象方面，本文將研究者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分為兩類，即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和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一）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要考察財政行為當事人（包括組織機構納稅者和自然人納稅者）和財稅規則制定執行者的行為。當研究各類當事人決策過程和行為模式時，很多研究者使用了無納稅經驗的參試人員。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主要指在校本科生，在個人納稅遵從的研究中，出于對實驗成本與實驗可控性的考慮，以在校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大型稅收工程軟件（稅收征管及稽查軟件），讓參試人員模擬稅務部門工作人員，對企業、個人的稅收申報、核查等進行實驗。與針對企業的稅收實驗相結合，研究人員可以設計大型實驗。比如將被測試者分成企業與政府兩個組，利用某一大型企業的實際財務數據，分別由兩個組的被測試者進行稅收策劃、申報、核查與征繳。實驗研究人員可以對參試人員的認知進行引導，而代表政府的被測試對象則可根據稅法的要求檢驗規避是否合法。通過稅收實務的實驗，能夠最大程度上了解并觀測財政行為當事人（包含政府決策者及納稅者）的行為模式和決策過程。Friedland（1978）首次開展了關于偷逃稅的模擬實驗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以一些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由于當時條件所限樣本量受到了較大限制，但也取得了預期的成果。Alm　et　al（1992）在設計實驗時，也選擇了在校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他認為就個體決策實驗的精確性而言，在校學生能夠與校外人員達到同樣的實驗效果。在研究財政學中的個體道德與行為差異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時，也有學者在實驗中同時引進有納稅經驗和無納稅經驗的人作為實驗研究對象。Wenzel　＆Taylor（2005）在研究了稅收道德的差異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這一主題時，首先將對64名無納稅經驗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將實驗結果篩選比對，作為比較組（參照組），之后再對1500名有納稅人經驗者進行調查統計，分析其不同的道德行為與稅收遵從行為。實驗對象以前是否做過類似實驗也應當作為選取實驗對象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參與人第一次參與稅收實驗時，研究人員往往能夠得到更加貼近現實的實驗結果。Park　et　al（2003）通過實驗方法來分析韓國的稅收遵從影響因素。該學者選取了一批未做過類似實驗的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將實驗參與人分為5個小組，每個小組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實驗。McGee（2008）則為了分析比較文化差異對納稅遵從的影響，分別在美國和香港選取了一批本科學生來進行納稅遵從實驗。將無納稅經驗的在校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具有能夠降低實驗成本以及可控性高的特征，因此有許多研究者選擇將無納稅經驗在校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但是當實驗需要參與者具有對實際納稅情況的切實了解和體會時，無納稅經驗的在校本科生就不能作為合適的實驗對象。因此在一些實驗中，研究者選擇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作為實驗對象。

（二）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有工作經驗和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一類則是校外實際納稅人。如何在這兩者之間選擇合適的實驗對象，主要是基于實驗成本的考慮以及實驗對樣本量的要求。選擇有工作經驗和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主要是考慮到在保持較低成本的基礎上，使實驗參與者與實際納稅人行為更加接近。Cum－mings（2008）在調查預提條件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時，就將一批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每個實驗對象具有不同的初始資本、流動資金。他在實驗中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就包括了一些MBA學生和有過工作經驗的研究生，作者發現，與以在校本科學生相比，有過納稅經驗的學生明顯更加在意稅后收益，而且避稅的傾向也更加突出，實驗所得的結果也更貼近實際納稅行為。與選擇有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作為實驗參試人員相比，也有很多研究人員選擇將校外的實際納稅人作為實驗研究的對象。這主要是由于，盡管選擇有納稅經驗的在校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既能節約成本也能克服在校本科生無納稅經驗的缺陷，但這樣的選擇依舊存在選擇實驗對象的范圍較窄，樣本容量較小等問題。因此，有許多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選擇將校外納稅人作為研究對象。Slemrod　et　al（2001）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中就選取了填寫過1994年美國明尼蘇達州納稅申報表的一些居民作為實驗對象。此外，Wenzel　＆Taylor（2004）在調查澳大利亞的稅收遵從情況時，選取了4500位租賃房產物主作為實驗對象。另外，還有Torgler（2003）、Kirchler　et　al（2010）、Klevenet　al（2010）等在實驗中也都選擇有經驗的納稅人作為實驗對象。選擇真實納稅人作為實驗對象，主要是因為研究者認為這些納稅人與稅務機關有直接的接觸，是現實納稅過程的直接參與人，他們的行為更加具有可參考性。但這樣選擇實驗對象同時存在著高成本、不易操作等問題，因此采用MBA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其實是對兩者的中和，能夠實現優缺點的互補，提高實驗精度。在行為財政學的實驗中，大規模的實驗是不可避免的，所謂大規模的實驗，指實驗參試者數量眾多、人員結構復雜的實驗。大規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進一步提高實驗精度。Wenzel　＆Taylor（2004）對澳大利亞的稅收遵從情況所進行的調查，實驗涉及的參試人員超過千名，最后的統計數據為1306名澳大利亞現籍公民，其中人員涉及面廣，包括社會各階層、各年齡層次和各層次學歷教育的公民，此種具有大規模參試人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進一步提高實驗精度，模擬更為廣闊的財政稅收環境，并以此研究納稅人形成道德的過程。通過大規模調查，Wenzel　＆Taylor證實了基于自我分類理論的假設，即稅收道德促進稅收遵從的關鍵是納稅人是否將社會道德內化并指導日常行為。實驗對象數量的龐大也體現在財稅學者們的跨國調查和實驗中，跨國調查可以在國際范圍內橫向比較不同國籍、不同文化的納稅人的行為特征。Belkaoui（2004）橫向對比了30多個國家的稅收遵從度，通過實際大規模的調查發現，國際間稅收遵從度與證券市場重要性程度、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競爭法的有效性呈正比。

三、實驗條件

實驗條件對于實驗結果的精確與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就實驗內部條件而言，在實驗中使用高性能的計算機以及精確的模擬計算方法能夠使實驗更易于控制、操作和計算，對實驗結果精度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實驗過程中與外部資源的合作則能夠促進實驗條件的改善，實現資源共享，并提高實驗的精確性。

（一）內部條件

個人納稅遵從實驗的內部條件，主要是指實驗室的高性能計算機使用程度以及采用的模擬計算方法，這些條件對實驗精度有很大的影響。在Fried－land（1978）最初進行的稅收實驗研究中，由于受當時研究條件的限制，其實驗只是在工作室發放問卷完成的，并不能實現很好的模擬控制。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在研究過程中使用合理的計算機軟件，在實驗結果的分析中使用高性能的計算機并且采用先進的模擬計算方法，能夠節約實驗時間并提高實驗精度。Riedl　et　al（2001）將納稅遵從實驗的場所選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的CREED實驗室，實驗室中的數十臺計算機能夠實現聯網，充分保證實驗過程將受到較好的模擬控制。但是實驗參與者的獨立性沒有作為考慮因素，實驗允許參與者可以進行交流，這顯然會影響到他人對于實驗的判斷和決策。Alm（2006）設計的稅收實驗中采用了計算機軟件來決定隨機稽查率，并通過電子屏展示實驗參與者的階段性實驗結果。與Alm的實驗類似，有的實驗中會在電子屏告知實驗參與者的階段性實驗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干擾參與者對于其他人的判斷，參與者會自行與其他人的實驗結果進行對比，然后在下一階段不斷修改。這也干擾了實驗參與者的獨立性，會影響到實驗的精度。Cummings　et　al（2008）發現并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開展稅收遵從實驗是在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實驗室進行的，他認為參與者在實驗中應當是完全封閉的，于是在實驗室設立了許多小隔間，而且不透露其他參與者的任何信息，完全能夠實現個人空間的私密化。

（二）外部條件

實驗室的內部條件固然重要，但是也不應當忽視外部資源的利用。與其他機構等外部資源的合作自然也會為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提供研究條件。有些學者會與其他學者或研究院進行合作，完善實驗條件，Borck　et　al（2002）的稅收實驗就是在實驗過程中與Fischbacher展開合作，利用其在1999年設計的一個計算機軟件來運行實驗程序。最終得到非常理想的實驗結果。與此相比，有的學者則會通過與一些大型的稅務咨詢公司進行合作實驗，提升實驗的專業化程度和精度，Duflo　et　al（2005）的稅收實驗就是在H＆R公司的60個辦公室中進行的，由于H＆R公司是美國最大的稅收公司，擁有全球頂級的稅收咨詢系統，這一點為進行稅收實驗提供了非常好的實驗基礎。另外，有一些學者則強調與其他大學實驗室的交流與合作，在Cadsby　etal（2007）的實驗中，有兩個實驗組成部分是安排在約克大學的高級實驗室，有6個實驗組成部分是安排在Guelph大學的普通實驗室，由于不同等級實驗室的實驗條件存在較大區別，所以結果明顯發現在約克大學的高級實驗室中取得的實驗成果精度更高。實驗精度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實驗研究的結果與目的，在環境較好的、有計算機聯網的實驗室進行實驗，往往能夠很好地完成實驗步驟，達成實驗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實驗室中是否存在干擾因素也是考察實驗條件的一個重要因素。有的實驗允許實驗參與者之間開展交流，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干擾其他實驗參與者在實驗中的決策。因此，在設計稅收遵從實驗時，應盡量實現參與人實驗空間的私密化，盡量確保參與人獨立進行實驗。

四、實驗步驟

學者們在進行稅收遵從實驗時基本上采取兩種方式來進行：（1）將實驗分為若干個階段，在每個階段中改變不同的控制因素，例如稅率、稽查率和處罰率等等，從而在每個實驗階段觀察不同控制因素的影響。（2）分為若干個獨立實驗，每個實驗都在一定的稅收環境下進行，最后再進行獨立實驗間的對比分析。根據實驗目的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式來設計實驗步驟。

（一）分階段實驗

分階段實驗能夠實現實驗影響因素的動態控制，能夠測試不同的影響因素對于實驗的結果的影響程度，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中有著非常廣泛的應用。Coleman（1996）在調查預提條件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時，將一批MBA學生分為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內部的成員將被分配至不同的稅收環境來進行稅收決策，通過對每個小組的考察，來分析比較不同初始資金對納稅人決策的影響。他將稅收遵從實驗分為以下四個部分：首先進行稽查的預先通知，這主要是測驗當納稅人知道有可能被稽查之后會采取何種應對措施，其次是提高消費者服務，第三是加入納稅人信息，第四部分是重新設計表格M－1，這是為了檢驗納稅人發生填報錯誤的概率或不遵從增加的幾率。Lei　et　al（2002）為了研究資本利得稅的納稅遵從度，在實驗中每個部分都設計有12個交易期，每個交易期都持續4分鐘，在每個交易期結束時單位財產都將被賦予一定的紅利。Kleven　et　al（2010）則將實驗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2007年的填報月份進行；另一部分則是在2008年的稽查月份進行。這些實驗都充分利用了不同實驗階段，通過設計不同的影響因素，考察人們的財稅行為和決策過程。研究者會在行為財政學實驗的不同階段，根據不同理論和納稅人的認知情況，人為地對被測試者釋放不同的信息，從而證得行為財政學中納稅遵從方面的不同結論。Dhami　et　al（2007）從理論的角度結合行為財政學的實驗方法，在累積前景理論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解釋了預繳稅款謎題，認為預繳稅款能影響納稅遵從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損失函數并不是線性的，比起可能獲得的退稅收益，納稅人對損失的感受更為突出。除了風險選擇框架之外，Holler（2008）也將被測試人員分組并將實驗步驟分為若干階段，在不同的階段釋放不同的財稅信息給被測試者。其研究發現，納稅人在做出納稅遵從決策時會存在目標框架效應，稅務機關可以在納稅人遵從度較高時，強調納稅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納稅人遵從度低時重點突出納稅人可能遭受的損失，用信息手段調整納稅人的預期并提高遵從程度。除了風險選擇框架之外，Holler（2008）的實驗研究發現，納稅人在做出納稅遵從決策時會存在目標框架效應，稅務機關可以在納稅人遵從度較高時，強調納稅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納稅人遵從度低時重點突出納稅人可能遭受的損失，用信息手段調整納稅人的預期并提高遵從程度。Holler在將被測試人員分為不同的認知階段后，發現將納稅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傳達給納稅者，可以提高稅收遵從度。分階段實驗具有比較好的可控性，易于觀察不同影響因素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程度，但是設計合理的實驗階段非常重要，實驗階段太少可能會影響到實驗結果的精度，實驗階段太多則會使實驗過于復雜，因此，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中，應當根據不同的實驗目的選擇匹配的實驗階段。但是分階段實驗存在一種慣性效應，即前一個階段的實驗結果對于后一個階段有著后續的影響。因此，也有學者選擇將實驗分成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實驗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能夠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

（二）獨立分組實驗

將實驗劃分為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很好地解決分階段實驗的慣性效應問題，因為實驗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互相干擾的問題，由此能夠更準確地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Robben（1991）采用實驗研究方法來研究預繳現象，他就采用了將實驗分為若干獨立實驗的方法，將來自于6個國家的674個實驗對象分成不同的小組，進行了10個獨立的實驗。實驗根據國別不同來進行分組，最后進行小組間的對比分析，通過對實驗進行組間控制，實驗結果與前景理論的預測相一致，即處于補繳狀況的納稅者表現出更多的不遵從現象。Kerschbamer（1998）在進行稅收實驗研究時，將實驗參與人分為兩個獨立實驗，實驗中根據參與者的年齡、初始成本來進行實驗分布，同時在這兩個獨立實驗中稅收環境也有較大差異（稅率和稽查率都相差約5個百分點）。Slemrod　et　al（2001）在1995年調查了美國明尼蘇達州納稅人對于稽查率增加的反應，作者將1714名實驗者按照收入和稽查率的不同分為9個小組進行獨立實驗，例如低收入高稽查率實驗小組，低收入低稽查率實驗小組，高收入高稽查率實驗小組等等。另外，Riedl　et　al（2001）在研究禮品交換中的贈予稅時，在實驗研究中將實驗對象分為公司和工人兩個獨立實驗小組，最后進行實驗小組的對比分析，這樣的獨立實驗主要是期望能夠分析針對不同的納稅對象，調整稅收環境是否會造成不同的實驗結果。不同的分組與相對的獨立組間控制，可以使得實驗發起者對實驗對象的不同認知方面進行控制。在研究澳大利亞納稅人的申報行為及其態度時Ni－emirowski　et　al（2003）調查了，通過將參試人員按照不同的背景分組，并通過分組對參試人員進行同方向的認知引導（例如從基于稅收的價值、信念、態度和法務知識方面引導），其研究證實了納稅人不同信念、對納稅的認知度和對法務知識的了解程度與實際的稅收遵從決策之間的關聯，從其關聯可以得出可靠的結論：對某些避稅行為的容忍和不遵從的意圖是稅收決策的兩個關鍵因素。盡管從心理認知學的角度來看，納稅人對稅務知識的了解到深刻認識是復雜及緩慢的過程，但學者們發現，通過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方法可以進一步將納稅人的認知、納稅決策過程和最終的稅收決定相聯系起來。Creedyet　al（2007）所著的關于線性所得稅的相關論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對于不同約束條件下怎樣確定線性所得稅的參數給出了非常詳細講解，為了避免過于復雜的數學推導，他給出了一個近似的算法，簡化了計算過程，從而進一步提供了更好的行為財政學實驗研究后的計算統計方法。行為財政學的實驗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部門的財政預算管理為主。其目的是將公共管理部門進行財政管理的實際操作流程引入到實驗室進行仿真模擬操作。目前，可以引入的仿真模擬實驗包括政府預算模擬流程實驗、政府采購實務操作模擬實驗。每個實驗還可以根據具體的實驗內容細分為不同的子項目，如政府預算模擬流程實驗根據政府預算的流程又細分為部門預算編制、財政收入管理系統與財政支出管理系統三個部分。部門預算編制實驗模擬真實的部門預算編制流程，將被測試者分為財政部門、各個預算單位等角色，使被測試者在實踐中理解和掌握部門預算的基本編制流程。財政收入管理系統能夠通過系統的內部控制機制和地方稅務局、銀行、國庫的三方核對，有效控制稅金的及時快速繳納。而財政支出管理系統以細化的部門預算為基礎，將所有財政收支全部納入國庫單一賬戶。這三個部分既可單獨作為實驗科目，又可以聯系起來組成一個綜合實驗。實驗研究人員可以將被測試者分組，賦予各組不同的財政角色，如預算組、國庫組、預算單位組、政府采購組等。在實驗過程中，實驗研究人員可以針對不同的組分配不同的任務，使組內部工作協調起來，并通過業務的串聯，使組和組之間形成業務的協作關系。一次試驗完畢，被測試者可以進行角色互換，使研究人員能夠獲得不同組的全面的財政行為的實驗結果及各類模擬。分階段實驗能夠實現實驗因素的動態控制，能夠測試不同的實驗因素對于實驗的結果的影響程度，但并不是實驗階段越多越好，實驗階段應根據實驗的目的來匹配。但是分階段實驗存在一種慣性效應，即前一個階段的實驗結果對于后一個階段有著后續的影響。將實驗分成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實驗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能夠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

五、結語

我們主要從實驗方法、實驗對象、實驗條件以及實驗步驟四個方面分析比較了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方法，從這四個方面分別對學者們在個人納稅遵從研究中所使用的實驗方法進行了對比。財政學實驗以理論知識為基礎，理論與實驗相結合。行為財政學實驗的突出特點是需要建立在扎實的理論知識基礎之上，才能自由運用模擬軟件、實施大型財政學實驗項目。例如稅務實驗，參加實驗之前參試人員必須要對稅法相應的知識點熟練掌握或對納稅規則有所了解和認知，才能進行稅收規劃、申報等科目的實驗。如果參試人員對于企業所得稅的抵扣條款或個人所得稅都一無所知，就不可能完成一項完整的企業稅收申報或者個人所得稅的申報。研究人員應在實驗之前，反復強調理論知識的重要性，督促參試人員做好各項知識儲備，才能達到實驗的基本目的。根據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并結合我國目前納稅遵從的現況，我們認為關于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在實驗中選擇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我國正處于稅收征管大力改革的時期，分析相關稅收政策的改革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使實驗更加符合實際納稅情況，能夠更好地分析比較在多個影響因素下個人納稅遵從實驗所取得的結果的變化，從而為我國稅制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在行為財政學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研究人員長時間地對納稅遵從模式所進行的分析，得出了影響納稅遵從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自利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將經濟利益置于首位；基于道德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較為注重社會的評價；基于社會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注重對政治權利的訴求和對自身利益的有效保護，以及由此產生對稅務機關的政治信任等。如此一來，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可以擴展到很多個，同時研究者還需將心理學以及個體差異等因素考慮到行為財政學實驗中。

2．合理選擇實驗對象，擴大樣本容量。實驗對象是影響個人納稅遵從實驗精度的重要因素，選擇合理的實驗對象，不僅能夠很好地控制實驗成本，提高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精度，也能夠保證實驗結果更加符合實際納稅人行為，使實驗結果具有更高的參考價值。研究人員在對行為財政學的研究中，難免會隨機邀請不同專業背景的實驗人員，差異化安排實驗內容。財政學中的稅收遵從是所有公民的必修課，但每個個體所認知的內容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淺是有差異的。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和針對這一現象，對不同的參試人員進行考察，根據其不同的認知結構，設計不同的實驗方案，以驗證和考察所需要的行為財政學結論和觀點。比如認知結構不清晰和認知程度不深的參試人員，所了解的財政學或稅收的內容原本就少，在上機實驗環節就可以少安排一些綜合性的實驗，只安排一些基本的實驗項目。而對財務、會計和財政學了解較專業的參試人員，可以被直接安排參與和稅收相關的實驗，他們的上機實驗就可以增加復雜度或難度，以驗證更為復雜和全面的行為財政學觀點。對于大規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采用分組形式進行的實驗項目，應將單個學生的考核與小組的考核相結合，以全面考核參試人員的認知過程和決策程序。實驗考核可以將研究實驗問卷的結果與在填寫問卷或在稅收游戲答題時的決策過程想結合，主要根據參試人員的綜合表現或狀態來確定，如參與情況（心理變化、認知后的情緒變化等）、個人能力（如財稅知識的應用能力、對其他人員的組織能力、溝通能力、表達能力等）、實際結果的情況等綜合評判。綜合后的實驗結果評判也從單一的由單向打分制，轉變為多維度的全面評價相結合的方式。

篇（5）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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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政學》作為通識教育課程的優劣分析

從專業教育角度來看，財政學是高等院校財經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其地位處于基礎課與專業課之間，屬于專業基礎課范疇。財政學的主要任務是揭示政府經濟行為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諸方面的影響，因而可稱之為國家理財學或政府理財學。財政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財政分配關系和財政分配規律。通過財政學課程教學，應使學生了解財政學的基本理論，掌握財政職能、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國家預算、預算管理體制、財政平衡、財政政策等內容。在此基礎上，通過相關的專業訓練，使學生提高理解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拓寬知識結構，培養從事經濟管理的綜合素質。財政學作為一門經濟類課程，其知識內容具有綜合性強，涉及面廣，理論體系完整、嚴謹的特點。它所涉及的內容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主題，因而也是每一位社會公民必須掌握的社會知識。從此而論，財政學應該作為通識課程來向所有高校學生講授。另外，財政學課程專業性很強，內容廣泛，與經濟學相關學科聯系十分密切。要將財政學全部內容介紹完畢，需要大量學時。而通識課往往課時有限，在極為有限的學時里要將財政學講好、講精，就必須做到在通識教育中理論聯系實際，注重探索教學規律；突出重點，圍繞專題，開展必要的實踐教學，并將財政理論貫穿于實踐教學全過程，以培養學生的實踐和操作能力。

三、《財政學》通識課引入案例教學法的必要性

所謂案例教學法就是利用典型事例進行教學，使學生通過對特殊的、典型的實例分析來進一步理解和掌握理論中的概念和原理，并在此基礎上培養高校學生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教學方法。由于通識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與課時的有限性，在財政學通識課教學過程中，應用案例教學法能有效提高教學質量，實現教學目標。

1.案例教學法可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財政學通識課如果繼續采用傳統的“滿堂灌”式的教學，教師講學生記，考試考筆記。這樣的教學方式使學生在聽課時常常感到枯燥乏味，對一些財政理論知識的理解不夠深入，經常是一知半解，學習流于形式，不利于培養學生理解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尤其是財政學通識課學生基本上是非財經專業學生，經濟學基礎比較薄弱，傳統教學方式更加弱化了他們的學習積極性。而案例教學通過討論的方式，增加了學生課堂學習的主動性，提高學生與教師的互動性。學生通過對案例的分析，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就感，從而激發學生主動學習財政學的興趣。

2.案例教學法有助于學生開拓視野

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從居民的衣食住行到國家的政治經濟活動都和財政密切相關，財政學的案例大多數來源于現實經濟生活。學生在對案例的分析與討論中，能極大增加對社會經濟生活的了解。通過案例教學，學生不單局限于書本理論知識的學習，而是更全面系統地了解財政學；不僅在課堂上學習財政知識，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領會國家的政策。通過案例介紹、討論及點評，學生們會從現實到理論，從家庭、企業到政府，從點到面全面理解和掌握財政學的有關內容。

3.有助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案例教學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來分析和解決案例中的實際問題。通過對實際問題的分析，學生可以鍛煉自己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一步鞏固教學效果，思維和判斷能力在案例的分析和討論中逐步得到提高，進而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形成學習的良性循環。4.有利于提高學生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目前高校學生絕大部分是獨生子女，他們獨立性較強，但是缺乏一定的團結協作能力。在案例教學的過程中，有許多小組活動。通過組內的群體互動，取長補短，集思廣益，才能形成較為完善的方案。在討論過程中對于不同的意見，教師會引導學生學會傾聽、包容，心平氣和地與他人合作，向他人學習。這對于培養學生團結協作能力，掌握必要的處理人際關系的技巧，對于學生的全面發展與成長，無疑大有益處。

四、案例教學法在《財政學》通識課中的運用

1.選擇案例

在案例教學法實踐中，案例選擇是否恰當直接影響到課堂教學效果。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財政現象，這些現象都由一定的財政規律所支配。財政學案例就應該選擇這些財政現象進行編排。選擇案例時，應遵循以下原則：第一，案例應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選取的案例要符合經濟實踐當前和未來發展的需要，確保案例所陳述的內容是經濟實踐中所發生的真實事件，是現實生活中常見的甚至是有爭議的事件。精選出的案例應當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最能揭示所學的財政理論的案例。精選案例，熟練掌握財政學的理論，并通曉各知識點之間的內在聯系。例如，通過“路燈”和“公地的悲劇”等案例，可以引出公共物品特征以及公共物品的市場提供和政府提供問題。第二，案例應具有一定的廣度與深度。在通識教育中，案例難度不宜過大，否則學生難以在現有知識體系內展開分析，影響其學習積極性。第三，案例應有系統性。在財政學案例教學中運用的所有案例應該相互聯系，由簡單到復雜，針對所講的財政理論，結合學生的興趣、愛好和接受能力，分層次并有序地選擇和編排。

2.案例呈現

財政學案例的呈現既可以放到講授知識之前，也可以放到講授的知識之后；既可以在講授某一類知識時引入，也可以在講完一個單元或一個章節之后引入。例如，在講授轉稅收支出之前，就可以介紹英美國家二戰之后稅收支出的案例，使學生由西方國家的相關實踐活動逐步了解政府稅收支出的作用；在講授稅收原則時,則應先講解理論，后呈現案例，通過案例使學生強化對稅收原則的理解。呈現的財政學案例，在內容上要求有比較完整的情景過程；在形式上大多以文字描述，也可輔以適當的表格和示意圖等；在呈現方式上可以給每個學生印發文字材料，也可以運用多媒體技術展示。

3.小組討論

案例的分析討論是財政學案例教學重要環節。教師應于學期開始初期，根據班級學生人數，將學生分成10人左右的若干小組，并選出小組長，由其負責組織和協調。案例先以課下分組討論呈現，小組成員既要積極參與討論，又要承擔相應的任務。小組討論結果要形成文字分析材料或PPT，在課堂發言匯報。對于同一案例，由于知識基礎和看問題的角度有差別，不同學生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教師要組織好案例的分析討論，引導學生去掉案例的非本質內容，揭示其本質特征以及案例與財政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把案例中的主要內容與相應的財政理論聯系起來，加深對有關理論和方法的理解掌握，并在小組討論形成文字意見或制作PPT過程中予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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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個性化發展財政學本科人才培養與教學平臺

培養人才是一切教學活動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整個教學過程都是為了培養人才而展開。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的科學與否，直接關系到畢業生工作與學習的競爭力。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定位主要以“因校施教”為原則，即充分利用學校現有資源，而非“因材施教”。傳統的財政學本科教育培養目標主要體現在拓寬本科生知識面、培養學習與創新能力方面。具體而言，就是知識結構完善、掌握經濟學基本原理、熟悉財稅基礎理論、熟悉財稅基本政策法規，具備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財稅問題的能力。它忽視了與學生的興趣、個人職業規劃等個體差異性因素，這種在不以學生為中心確立的人才培養目標下，培養出適應社會的能力就相對較差。現在，我國許多綜合性大學的財政學專業正在雙軌推進培養學術型與應用型人才的目標與制度。面對近幾年就業難的問題，培養創業型、創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過，對創新型和創業型人才的培養制度和培養模式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基于此，基于個性化發展的財政學本科教學模式改革相對于重視知識傳承、學術養成、標準化教學、批量制造的傳統財政學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為社會培養更多種類型的高級人才：學術型、職業型、創業型與創造型等。況且經濟類專業的大學生，包括財政專業大學生的創業基礎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優勢，充分發揮他們的天賦與潛能，其更易于成為社會所需要的創業型與創造型人才。個性化教育是引導個性生命獨特性發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異為前提，以提供多樣化教育資源和自主選擇為手段，以促進個體生命的自由和充分發展為目的（馮建軍，2004）。基于個性化發展的財政學本科教學培養目標，應該從尊重和培養個體的個別性、特殊性、差異性立場出發，結合學生的興趣與個人職業規劃，充分利用各自學校的資源優勢與特色，引導學生向不同類型的專業領域、不同層次的專業方向發展，為學生今后的發展創造足夠的條件，培養學生在財政學領域具備一定的專業化水平和創新能力。培養財政學專業個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徑主要表現為：首先，在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的通識教育階段，培養目標應體現寬口徑、厚基礎的“廣博”培養原則，進一步擴充通識基礎模塊，增設相關學科的教學內容，供學生選擇，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類、工具類課程為先導，以經濟學基本原理課程為核心，以人文素質類、科技類課程為輔助的綜合課程體系。其次，在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的專業及拓展教育階段。結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專業培養的同時，圍繞專業課程進行充分的拓展，引導學生結合專業與個人興趣，合理制定大學選修課程菜單。在課程設置上，可以建立以財稅類課程為必修課，以經濟類、管理類相關課程為選修課的綜合課程體系，同時，輔之以學術講座、第二課堂等開放式培養手段。選修課的取舍要體現不同高校的資源優勢與特色，體現不同高校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的個性。并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盡可能提供更多的課程供學生選修，使學生最大可能地選擇自己最有興趣的課程，激活他們的多元興趣與多種思維，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素質提升，進而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與差異性發展。再次，在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的創新能力培養階段，就大學本科生的人才培養而言，本階段培養手段與方法是否科學有效，直接關系到學生創新能力的積累和今后個人能力的可持續發展。此階段的人才培養方案，應弱化理論課程的安排，強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如通過學術報告、學生科創、社會調查、案例分析、社團活動、假期實踐、畢業實習等方式，有組織、有目的、有成效地實施人才培養活動，為財政學專業本科生畢業后的個人綜合能力的提高與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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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知識準備

1．在進行高一化學教學之前，先對初三化學進行復習。使學生對原子、分子、原子結構示意圖；化合價的實質；化合價與電子得失的關系有較深層次的理解和認識。

2．在進行氯氣化學性質教學時，根據原子結構，分析反應中得失電子、化合價的升降等，使學生既掌握了氯氣的性質，又能判斷化合價變化、電子轉移數目。

第二階段：氧化還原反應基礎知識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學

1．基礎教學：起點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學生理解和明確以下兩點：（1）氧化還原反應的實質、氧化劑、還原劑在反應中的作用；（2）在反應過程中，電子轉移或偏移的總數目應相等。

2．練習教學：（1）訓練氧化還原反應的兩種表示方法：雙線橋法和單線橋法；（2）根據化合價的變化確定電子得失及數目。

3．過渡教學：（1）進行確定氧化還原反應過程中電子得失總數目的練習教學；（2）趁熱打鐵，引導學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還原反應中電子得失的數目必須相等，而每摩還原劑或氧化劑所提供或接受的電子的物質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電子的數目相等，就必須使氧化劑和還原劑的物質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而這個比例關系便是化合價升降數目的公倍數。學生理解了這一點，實質上就明確了配平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學：以練習為主，使學生熟練掌握用雙線橋表示法分析配平簡單的氧化還原反應方程式。

第三階段：鞏固、強化練習教學

1．強化訓練：（1）在后面各章節的教學中，凡是遇到氧化還原反應，都引導學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練習量。

2．跟蹤檢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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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提高教師質量為關鍵，增加對學前教師的經費補貼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離不開教師的質量保障。關注學前教師的質量，增加對學前教育的經費補貼，是保障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前提，同時也為學前教育質量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一直以來，新西蘭非常重視學前教師的經費投入，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新西蘭對注冊教師計劃不斷進行改革，并且給予充足的經費補助。例如，從2010年11月開始，教育部決定注冊的小學教師將獲得認可，在學前教育機構從事服務也將獲得經費補助。由于這種政策變化，在4年內將提供1950萬美元的經費資助學前教育機構，符合資格的學前教育機構將會獲得更高的經費資助。同時，新西蘭資格認證局擴大了對一些海外學前教師資格的認可范圍，政府計劃在4年內投入1540萬美元來支持此項計劃，最終使海外學前教師資格可以等同于新西蘭學前教師資格，擴大了合格教師的數量。［4］其次，新西蘭為學前教師設立了專門的經費補貼計劃。例如，學前教師津貼是優先幫助以教師為主導的學前教育機構，實現80％的教師注冊的一種經費補助形式。該項津貼主要用來彌補合格注冊教師的短缺，為教師獲取技能和文化、語言知識提供資助等等。而臨時注冊教師津貼也是以提高教師質量為目標的一種津貼計劃，其主要是為學前教育機構中的臨時注冊教師提供額外經費支持的一種資助計劃。該津貼旨在幫助臨時注冊教師轉變為完全注冊教師提供支持。最后，通過對學前教師的經費資助，其合格教師數量和質量都有了明顯提高。據教育統計局2011年統計報告顯示，自2007年開始，合格教師在教師總數中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并保持在一個恒定的速度（大約每年2％的增長率），即從2007年的60％增加到2011年的69％。［5］從2007—2011年，合格教師的總量增加了57％。總體而言，新西蘭通過對學前教育的經費補貼，在一定程度上為學前教師的質量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二、新西蘭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對我國的啟示

從新西蘭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投入的特點來看，其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反映出其內在的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以教育公平為導向，保障各類兒童的受教育權。以“兒童為本”為理念，擴大兒童入園率。以建立健全的經費投入體系為根本，注重提升學前教育的質量。這些取向為我國完善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投入體系提供了重要啟示。

1．以教育公平為導向，保障各類兒童的受教育權以教育公平為導向，保障各類兒童的受教育權，是新西蘭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投入的價值取向之一。一方面，新西蘭政府出臺以一定小時為單位的免費教育津貼計劃。新西蘭于2007年實行20小時免費教育項目以來，分階段逐步實行免費教育，從而使3～5歲的兒童都能接受每天最多6小時、每周最多20小時的學前教育。在此基礎上，新西蘭又增加了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服務時數，即提出了10小時附加免費學前教育計劃，即每位兒童在20小時學前教育津貼服務的基礎上，又可以獲得10小時免費學前教育津貼。由此可見，新西蘭采用一定小時為單位的免費教育津貼計劃，使更多的兒童能夠接受學前教育服務，在實施上保證了學前教育的起點公平。我國目前正致力于推動學前教育的普及，以小時為單位實施免費教育津貼計劃，這對我國而言是一條可以嘗試的途徑。另一方面，政府重點關注對偏遠地區學前教育機構的經費資助。截至2011年7月，注冊學前教育機構中歐洲裔兒童比例占62％，毛利兒童占21％，太平洋島嶼兒童占7％，亞洲裔兒童占7％，其余3％屬于其他種族兒童。相比2010年，亞洲裔兒童注冊人數增長了9．2％，太平洋島嶼兒童和毛利兒童的注冊兒童人數分別增長了7．3％和6．1％（見表1）。此外，新西蘭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還關注對特殊兒童的經費投入。所謂特殊兒童指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的兒童，也稱為身心障礙兒童或殘疾兒童。特殊需要兒童是屬于弱勢群體中最需要關注的群體，對他們進行一定程度的經費資助是改善學前教育公平的必然訴求，新西蘭非常重視對具有特殊需要兒童的經費補助。例如，特殊需要、非英語背景兒童扶助金主要就是為學前教育機構中具有特殊需要或者非英語背景的兒童提供資助的一種經費形式。這些普惠性的措施為特殊需要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服務提供了物質保障，同時也增加了學前教育的普及率，進一步增強了學前教育的公益性，體現了教育公平的價值取向。與新西蘭相比，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加大對偏遠地區、少數民族以及特殊需要兒童的扶持力度，設立各類教育扶持津貼，無疑將極大地改善我國學前教育的公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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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已經開始關注人才政策與人才的關系，經過對文獻的收集與梳理發現，人才政策對人才的積極影響主要集中在地區發展、政府工作、人才建設方面。在地區發展方面，謝俏潔仁(2009)以上海市的人才政策為研究對象，證實了人才政策對人才工作具有正向的引導性作用;汪波仁(2010)研究了改革開放以來環渤海地區人才政策的演變與創新，他認為人才政策能夠發揮重要的桿杠和導向作用，對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產生積極影響;葉俊良(2001)研究西部地區人才現狀后指出，西部地區的人才政策不但吸引不了人才，反而造成本地人才的流失，不但在職人才流失，甚至西部本地培養的大學生以及考到東部重點大學的學生也不愿投身西部經濟建設。在政府工作方面，張樹偉(1998)認為政府出臺的人才政策對于吸引、培養和使用人才，乃至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起到極大地推動作用;張金典通過對高層次人才的調查研究發現，政府和制定了一系列人才政策，這些政策有利于創新型人才的發展。在人才隊伍建設方面，陳錫安( 2004 )指出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必須以人才政策作保障，而構建國家人才政策體系則是能夠人盡其才的重要途徑;方勇(2013)在研究政策綱要后指出，發展以人為本，人才以用為本，人才隊伍建設離不開我國人才政策的實施和發展，實施人才政策是許多國家打造人才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途徑。    

各界學者在人才政策對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影響方面也有專門研究。鄧超斌2005)指出，加緊制訂和實施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培養的長遠規劃和政策，有利于健全地方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組織、宣傳、人事、財政、社科部門都要共同就社科人才的培養的問題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吳靜在調研高校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后指出，緊緊抓住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個環節，完善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政策，是形成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局面的重要保障;姚竹.(2009)在進一步繁榮發展沈陽哲學社會科學作用的對策中提出，制定和實施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發展政策，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就目前來看，文獻中對于人才政策的研究，大多是從較宏觀的角度對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政策體系進行分析，而且關于人才政策對于哲學社會科學人才成長規律的研究較少，尤其是在實證研究方面更為欠缺。“百人工程”是人才政策的一種方式，本文將北京市“百人工程”作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人才政策對于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影響，為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發展提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