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行政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福利國家理念下以“合理性”標準評價公共行政行為福利國家由英國W·坦普爾在《公民與教徒》中用以區別“福利導向的民主國家”與“權力國家”。福利國家包括混合經濟、充分就業、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四個方面的內容，其中的關鍵內容是社會福利。福利國家理念目的在于鞏固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削抵沿著資本財富增長邏輯產生的負面社會影響。福利國家有三種模式:自由的福利國家、社團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自由的福利國家仍然關注限制國家行動的邊界，社團主義福利國家強調權利的平衡，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謀求普遍的由國家提供的待遇水平。雖然各國對實踐福利國家理念有差異，但也存有基本共識，那就是國家應該矯正市場失靈，維持社會公正、平等。福利國家理念對公共行政直接滲透的后果就是給付行政時代的盛行。給付行政突破了傳統以“合法性”標準評價判斷公共行政行為的框架，但也向行政機關提出了新的挑戰，那就是在資源稀缺的基本前提下行政機關如何為公眾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正確、適當的服務。基于上述轉變，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審查由僵硬的“合法性”審查范圍延伸到行政裁量權“合理性”審查范圍。在大陸法系德國，對行政行為合理性的審查主要適用“三階理論”，即比例原則，通過必要性、妥當性、法益相稱性三個標準予以權衡認定行政行為是否合理。在英美法系，由于對如何正面認定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存有判斷上的分歧，轉而依靠反面排除即通過不合理性的認定來確定合理的行政行為，凡是不屬于不合理的，就是合理的。具體而言，不合理包括兩個層次，一般不合理和實質不合理，一般不合理又主要指不相關考慮和不考慮相關因素，以及行政行為發動動機不純正;實質不合理則指Wednesbury不合理，Wednesbury不合理為英國格林法官創設，是指明顯荒謬的，極其違反邏輯或公認的道德準則的行政行為。

3、公共行政應當從過去的價值中立轉變為考慮公共行政的價值和信仰問題;現代公共行政關注的重點應當包括政府的倫理、誠信、責任等問題;有效的公共行政應當是在主動與參與的民眾意識的系統中加以界定的。顯然，在上述理論看來，傳統的由政府主導和提供的公共行政服務的理性模型的正確性和官僚模型的有用性已經受到了社會及民眾的質疑和批評。雖然市場化、多元主義長期以來被一些學者和官方用來解釋公權力的運作，并且被視為有效制度設計之理論依據，但是，面對現代社會民眾日益變化的公共行政服務需求，市場化、多元主義已經無法成為注釋公共行政的理論依據。正如弗雷里德克森教授所說，傳統的或者古典的公共行政追求兩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如何以現有的有限資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或者說在維護現有的服務水準下我們如何花費最少(強調效率)而在現代社會，民眾需要的公共行政服務除了要求以上兩個方面之外，還要再加上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公共行政提供的服務是否能夠促進社會的公平?正是社會和民眾對現代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務中提出了這一更具正義性的價值新要求，加速了公共行政服務范式的變遷。在公共行政學學科史中，著名的西瓦(沃爾多)之爭中，西蒙主張用邏輯實證主義建立一個公共行政學的經驗理論，也就是能使公共行政學成為一門科學，沃爾多認為公共行政學應該關注價值問題，建立一個關于公共行政學的規范理論。“效率顯然是手段而不是終極目標，終極問題應該是“為何而效率”(Efficientforwhat)”。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顯然體現了公共行政的規范價值關懷。

4.企業問責以崗位責任為基準判斷職業行為的正當性“行政主要指國家行政，也包括非國家行政，非國家行政主要指私行政，即私人企業、組織、團體的執行、管理活動”。企業治理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為了提高企業的績效，現代企業是典型的營利法人，財富增長是其首要目的。現代企業在逐利過程會進行許多重要的活動，“現代管理學之父”法國學者法約爾認為:管理活動是企業活動之一，它與技術、商業、財務、保安、會計等活動一樣，應集中處理，并且與企業的一般活動應當分開，獨立執行。正因為如此，管理專業才得以發生。但是，企業內部的行政管理著重表現的管理職能是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五大類。由于企業治理在法律范疇上屬于典型的私法范疇，企業治理的目標就是為了生存，所以無論是企業本身還是參與企業管理的股東、董事、監事、經歷以及高級管理人員，在本質上都是屬于追求經濟效益的經濟人，他們時刻關注的都是企業和自身的財產增減，其行為動機和影響其行為選擇的核心因素也當然是經濟誘因，股東、董事、監事、經歷以及高級管理人員在對企業進行管理時在本質上要經常考慮的也是財產權利(行為成本)。以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在私行政中表現出幾大特征:對目標進行清晰的陳述;對目標的實踐路徑以效率為導向嚴格審查;以崗位責任為行為標準測量績效產出;強調經濟誘因;著重結果而非程序。所以，在企業私行政管理活動中，判斷職業行為是否正當是以崗位責任為依托的，因為崗位責任是被分解了的企業目標，是達致企業目標的不能脫漏的環節。崗位責任是否恰當、正確的履行也是測度職業行為是否正當的標準答案。

二、公共行政問責與企業問責差異比較

1.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管理責任、法律責任、績效責任、倫理責任和必要的說明解釋責任。作為一種對政府公共行政管理進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責任政府就意味著要有確保政府責任實現的控制機制，這一機制應當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為外部控制機制，即立法監督、司法監督等;另一部分為內部責任控制機制，如政府內部的行政監察，公共行政問責也屬于行政系統內部的自律、自制行為。企業問責強調行政崗位自律，更強調非行政崗位工作人員是否履行崗位責任。企業問責是指除代表國家公權力及社會組織的公共行政之外，企業內部對企業在崗人員在其工作職責范圍內，因不適當履行職責或者不適當作為或者不作為，貽誤工作，給公司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的行為進行責任追究的制度。企業管理活動中引入問責制，對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強化企業實現整體性目標，是十分有益的。第一，企業可以利用“問責制”這支“鐵手腕”，切實改變在崗人員工作作風，增強責任感。第二，可以使企業管理更加的科學、規范、透明。以清晰陳述的崗位責任作為判斷工作人員職業行為的正當性有利于防止追究責任的隨意性，無邊無際的散漫化。第三、有利于企業文化養成。通過建立企業問責制，無論是廠長經理，還是普通職工，都會更加兢兢業業，努力避免失誤的發生、損失的發生、虧損的發生。企業問責雖然也強調對企業的行政管理崗位問責，但更強調對企業技術崗位、生產崗位的問責。因為崗位責任是分解了的企業目標，企業的績效增長的關鍵依托點是技術崗位、生產崗位的責任是否得到了切實履行。強調技術崗位、生產崗位的問責將使普通職工利益與企業利益一致化，形成職工“組織化”的倫理人格。普通職工融入追求社群主義、團隊精神的氛圍之中，其形成的忠誠、責任意識有利于消除職工作為個體經濟人產生搭便車、機會主義的不良傾向。企業常態的問責機制根本目的不在于懲戒行政崗位工作人員，更在于預防、教育一般職工。從而在普通職工中也形成“有紀律的思考”和“有責任的思考”慎獨慎微的常態思維習慣。

2．啟動公共行政問責與企業問責的前提不同企業問責是典型的績效問責，它強調的是“有為”、“增收”，企業建立問責機制屬于標桿管理的一個環節，標桿是組織體基于行業特點、外部原因綜合考量后期盼的業績水準。而公共行政問責雖然也強調要提高績效，但由于公共行政服務的特殊性，就決定公共行政服務在進行時，除了要考量效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之外，還要考慮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問題。正因為如此，啟動公共行政問責與企業問責前提不一樣。企業問責的實質前提是企業管理人員或者員工在面對顧客或者消費者時，因為某些行為不當而導致消費者消費的減少或不滿意，從而基于企業市場份額“縮水”、財產減少而啟動的問責。而行政問責的實質前提則是政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因為某些行為導致社會或者民眾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甚至是損害了社會或者民眾的合法利益，或是有損社會公平正義，從而啟動問責。所以，第一，公共行政問責的發動動機較多是因為損害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損他);企業問責更多是因為職工職業行為損害了企業自身的成長業績。第二，企業問責中的被問責行為評價標準非常明確、清晰，即崗位責任;公共行政中被問責的行為有時可能僅僅是依據模糊的倫理性、道義性標準。第三、由于公共行政中個別職員屬于公眾人物，其在非公務期間的私人行為可能嚴重失當而被問責，但企業問責在所不問。綜上，公共行政問責啟動的標準遠遠低于企業問責標準。

3．公共行政問責與企業問責的問責依據有差異企業的問責機制是一種企業的自治行為，屬于同體問責，其沒有資格去建構一種異體問責機制，異體問責機制只能是法定主體依照法定權限、程序完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建構。作為企業自治的同體問責，其旨在建構一種超越“違法責任”、“違紀責任”的管理機制。它以“崗位責任”作為基點，通過問責制形成一種系統性的結構力量，發揮其對企業的整合和調節功能。正因為如此，公共行政問責與企業問責所依據的規范不同，對于規范的有效性所偏重的要素更不同。規范的有效性通常要得益于規范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保障。從這個方面而言，企業問責更加強調合理性，即只要問責依據的規范沒有違法法律規定即可。而行政問責則不同，合法性是進行行政問責的基礎，而在此基礎之上它又必須要強調問責的合理性，只有這樣才能夠做到即行政問責的合理合法。因為二者在提供服務時，它的自由度和范圍有著巨大差別。行政服務的提供者通常在其職責上會有嚴格的明文規定，因為政府必須保證服務提供的穩定性。而企業在提供服務則沒有嚴格的規定，企業通常是鼓勵盡可能創新服務。一方面，因為企業的服務對象較為單一，在創新服務方式時有較強承受失敗結果的能力。另一方面，一旦在某一單一服務對象上的創新服務得到成功，其所能帶來的績效增長將遠大于可能造成的損失。所以企業更愿意也更敢于冒險更敢于結合企業與市場變化制訂新規范。

三、局司合一的煙草公司適用不同的問責標準

篇（2）

一、公共行政中的公平問題

公平的基本含義是正當，合乎道義或合乎情理。公平是人類長期不懈追求的一種社會價值，對社會發展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作為一種社會意識來說，公平觀念隨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深化。它是處在不同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中的個體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的集中反映。究其實質，也就是個體的利益沖突問題。關于公共行政中的公平的含義，弗雷德里克森給出了具體的解釋，他認為，公共行政中的公平包含對組織設計和管理形態在內的一系列價值取向的選擇。從一定意義上說，公平指的是行政公正，也就是在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過程中，能夠公平地行使權力，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即運用公共權力來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平。因此，公共行政中的公平強調的是政府應當平等地向社會提供相關服務，公共管理者在決策與組織推行過程中必須承擔起屬于自身職責范圍內的責任與義務。公共行政中的公平提倡公共行政管理進行相應的變革，認為對公眾的要求應當做出及時的積極回應，而不是以滿足行政組織自身的需要為目的。公共行政中的公平還強調在公共行政的教學與研究中，應更注重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以便更為有效地解決相關問題。概括而言，倡導公共行政的公平是要推動政治權力與社會福利轉向社會中缺乏政治及經濟資源支持并處于劣勢的個體。公共行政中的公平不僅僅是一種政治修辭和口號，而是在社會和政治領域中機會、成本和利益分配上的更加平等。公共行政中的公平主要包括三種。一是指分部化的公平。分部公平對于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來說非常重要。所有類型的層級制采用的均是分部公平的概念。公共服務一般來說是以分部化為基礎進行提供，并且主要通過分部的組織層級體系來進行。分部公平提倡的是在相同種類的個體間實施同等對待，不同種類的個體之間則處以不同的對待，亦即在不平等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民選的官員，還是任命的公共官員，在公共政策的每一領域都實踐著分部化公平。第二稱為集團公平。分部化的公平是屬于個人層次上的公平，集團公平要求的則是群體之間或者次群體之間要保證公平。例如，要求婦女與男性之間同工同酬，體現的便是集團公平和同工同酬的分部公平。第三是機會的公平。主要包括預期公平與手段公平兩種。假設兩個人獲得某項工作的可能性相同，兩人得到該工作的機會也平等，這就是預期機會公平。如果兩人因為具備相同的天分和資格，所以他們得到工作的機會是平等的，這便是手段機會公平。亞里士多德關于平等個體應受公平對待的觀點，便是以手段為基礎的機會公平的例子。不過在現實當中，純粹的預期公平鮮有存在。而在手段公平中，機會是由公平的規則決定。機會公平是對所有人來說，某個時代定的個體所重視的天分都有得到開發的公平機會。公共行政中公平的領域可以用實際分配的財物、服務或利益為劃分標準。對這一公平領域的界定可寬可窄，具體受以公共機構的資源為基礎的分配及以申請人對平等的要求為基礎的訴求兩者的制約。公平的領域總是在不斷轉移、聚合或分散。對于諸如工資、工作、投資等一些領域來說，它們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控制，而另外一些領域則主要受政府控制。通常來看，那些由政府控制的領域追求的是公平，目的是努力糾正由市場所帶來的不公平，或是由往屆政府的政策而導致的不公平。政府提出的補償性不公平，目的是為了抵消分配領域之外但又屬于更廣泛權利要求之內的不公平，比如失業保障、兒童撫恤及食品券等方面。公平地向社會提供服務的義務對于公共行政而言意味深長。它強化了社會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基本宗旨之一的地位。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決定了它的公正性和正義性。社會公平已經成為公共行動的標準。現代社會要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就是要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的協調，使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在公共行政中發揚公平正義的精神，努力平衡效率、經濟和公平的要求。公共行政人員改善和解決問題，或在執行政策時使用自由裁量權，以及對服務分配進行判斷時都應當致力于實踐社會公平、公正、平等，并將其作為指導自身行動的指南。

二、公共行政中的代際

公平公共行政中的公平問題不僅應著眼于當代，同時也應當考慮到后代的利益公平即代際公平問題。無論是從倫理，還是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看，人們都一致贊同代際正義、平等和公正。正如羅爾斯所說，不同代的人應該與同代的人一樣，彼此間承當義務和責任。許多政策問題均涉及公平和平等概念，這些問題既涉及目前一代人中不同群體之間的公平性，又涉及當代人與后代之間的公平問題，即代際問題。代際公平指在場的現世代的個體與不在場的未來世代的個體之間的公平，其實質是一種有關利益或者負擔在現在和未來世代之間的分配正義問題。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和倫理家羅爾斯從原初狀態的假設出發，從契約論的角度論證了代際正義的可能性。羅爾斯認為，正義的第一原則也即個體最基本的原則是自由平等;第二個原則包括公平的機會平等及差別原則。只有同時具備這兩大原則，社會才擁有最大程度上的公平與正義。原初狀態下的個體具有理性反思且選擇平衡和諧的原則的能力，他們傾向選擇正義儲存原則。原初狀態下的個體其實處于一種無知之幕的狀態之中。無知之幕能夠確保各代平等參與，賦予不在場的各代人以權利和尊嚴，同時限制在場的各代人的利己選擇。羅爾斯認為，代際公平便是在該無知之幕和原初狀態中所選擇的標準。在無知之幕指導下，個體可能且應選擇差別原則及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用以指揮自身的道德與倫理判斷。這樣，代際公平就成為可能。弗雷德里克森認為，有充足的理由將后代的公平視為社會公平的一個領域，該觀點可追溯至最古老的倫理和道德宣言，當代許多思想家也提出應關注后代的利益。代際之間的社會公平的邏輯是以集團為基礎。后代作為一個集團，也是權利主張的一個適當領域，而且是現世資源分配的一個合適的領域，差別之處就在于這些權利觀點是由現代人代表后代人而提出。現世代的人既享受利益，同時又得承擔成本；近期后代也是如此，盡管其享受的利益超過其成本。如果資本的投資比較明智，遠期后代也將受益，而其所承擔的責任僅僅是支付維持的成本。代際公平問題在我們周圍比比皆是。每一代人不僅有義務保持文化和文明成果，完好無損地維持已經建立的正義制度，而且還要為其后代積累資本。例如，目前天然資源快速耗竭、不少物種的生存受到威脅、環境污染遍布全球，由此而倡導的環保運動的主要動力便是為后代保護地球資源。如今，我們對有害廢棄物、農藥的過度使用、掠奪性開采、地下水枯竭及其他生態問題可能導致的后果有了更多的了解。這些了解及其對后代可能產生影響的如實估算，都會對政策的制定產生很大的影響。當政策制定者們認識到這些政策問題既是現世的問題，又是代際之間的問題時，便會努力尋求找到在某種程度上對雙方均最為有利的結果，盡力采用及實施有利于代際社會公平的政策，也就是制定的那些政策對后代不會產生消極的影響，不會導致代際不公平的產生。弗雷德里克森認為，考慮后代人的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一種責任，也是公共行政精神的體現。因此，無論是環境資源還是道德和倫理責任方面，還是政策體制方面來說，我們都要為代際之間的社會公平承擔責任，留給后代的均不應該是更糟，而必須是在自己所知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做得更好。影響后代的大多數分配問題來源于私人市場交易，而在該交易中，后代的利益被嚴重損害。因而，缺乏代際公平其實是市場失靈的表現。政府應當通過公共政策來對市場進行干預，實行有利于后代利益的管制，盡可能地運用現有所有資源達到最佳效果。依據公共行政的精神，考慮后代人的利益，維持代際公平是公共行政的一種責任。

作者：劉慧瓊單位：廣東行政學院

篇（3）

二、加強業務建設

局行政許可科建立健全了檔案人員崗位責任制、檔案管理移交等制度，該科檔案員注重從教育行政許可檔案的收集、整理、歸檔、移交等基礎工作抓起，嚴格按照有關文件精神和規范操作，以“零失誤”為目標，堅持不懈地加強業務建設。首先，根據市行政審批中心和市法制辦有關規定，局行政許可科檔案員在平時就積極做好收集工作，確保教育行政許可檔案的齊全完整、登記序號連續。具體的歸檔范圍為：

（1）教育局在履行行政許可職責過程中產生形成并處理完畢的，具有保存查考價值的各類文件材料和申請者遞交的申請材料、圖表、照片等材料原件。

（2）教育局出具的受理（或不予受理）行政許可申請的書面憑證、窗口承諾件通知書、準予行政許可決定書、行政許可文書送達回證、行政處罰決定書、撤銷行政許可決定書等辦理文書原件。

（3）教育局頒發的許可證復印件和存根原件。

（4）其他具有利用和保存價值的文件資料。

其次，根據《浙江省教育廳關于印發浙江省教育行政部門實施行政許可工作規則（試行）及相關文書的通知》規定：“實行行政許可檔案管理制度。經辦人員應當在作出許可決定后五日內將行政許可的全部材料按一事一檔原則裝訂歸檔。”局行政許可科檔案員在綜合檔案室檔案員的指導下，在平時就及時將辦理完畢的教育行政許可檔案按一事一檔的原則進行整理并裝訂歸檔。一個審查決定（包括申請審批的全套文件材料）組成一個檔案卷盒，文件多的可組成多個檔案卷盒。行政許可檔案卷內文件以“件”為單位編制卷內文件目錄并編件號和頁號（已裝訂成冊的可不編號）。一份完整的審查決定（審核意見）視為一件，一個檢查評估報告為一件，一份考試或考核材料為一件，一份許可證為一件，一項設計為一件，一張圖紙、照片各為一件。行政許可檔案卷內文件排列順序為：行政許可決定（批復與結論性文件）在前，各種許可證在前，申請材料在后；文字性申請材料在前，申請人所填的表格、圖紙、照片（含文字說明）在后。行政許可檔案整理完畢，應以每個具體行政許可事項為立檔單位裝入檔案盒保存，檔案盒規格采用國家檔案局標準卷盒，統一由局綜合檔案室發放。再次，根據有關規定，局行政許可科檔案員于每年年底前將全部已整理完畢的行政許可檔案移交局綜合檔案室，并造具移交清冊一式兩份，一份存檔，一份自留備查。局綜合檔案室在接收檔案時嚴格把關，認真審查，對不完善的待完善后再移交。綜合檔案室在接收行政許可檔案后再進行分類、保管、統計和提供利用，同時，將所有的教育行政許可檔案掃描后保存為電子檔案，再刻錄成光盤備份保存。局行政許可科以外人員需查閱教育行政許可檔案的，應經局領導同意后，辦理查閱登記手續。由于行政許可電子檔案查閱快速、方便，能極大地提高利用效率。

篇（4）

公共行政學研究的范圍非常廣，每一個部分的研究都會隨著社會的發張而深入。其內容包括公共行政學的一般理論，這些理論是課程的基礎，同時理論的得出也是在廣泛實踐的基礎上而來的。除了一般理論還必須研究行政管理的主體、過程、保障、目的等等。公共行政學的主體針對的政府部門、組織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人員；公共管理學的過程包括行政執行、行政協調、行政信息、行政監督等等，這些都是公共行政學必需的過程，也是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必須經過的階段；公共行政學的保障是多種多樣的，包括財務、法律、道德以及相應的方法；公共管理學的目的是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公共管理學的五個內容是緊密相連的，每一個部分都是這一整體中的一個，只有各部分有機結合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二）特點

公共行政學在教學過程中要求政治性與社會性相統一，行政性和社會性在公共行政學中是不相悖，它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它的行政性，而它又揭示了社會公共管理事務中的一般規律。一方面這一學科是為上層建筑服務的，另一方面其成果又能被其他的管理學科所接受和共享。另外，公共行政學是理論性和實用性的統一，公共行政管理最終的目的是指導行政工作，而在這一過程中理論是必不可少的。再次，公共行政學是綜合性與獨立性的統一，多種學科的綜合是公共行政學在內容上的特點，它的理論廣泛地應用在多種學科中，起到理論指導的作用，但就其自身的研究特點來說，它又是獨特的。最后，這一學科在一定階段是規范的，但也會隨著社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

二、電大公共行政學教學方法

（一）遠程網絡教學法

電大的辦學模式屬于垂直系統，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省市廣播電視大學以及地方和縣級單位的分校組成，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跨區域覆蓋面積較廣的教學體系，怎樣保證教學的質量又不影響學生學習是最重要的。遠程網絡教學被適時引入，它的優點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傳播最優質的教學資源，電大的老師基本集中了全國優秀的師資力量，這些老師講課的水平和知識是毋庸置疑的。通過遠程網絡教學不管中央還是地方的學生都能的到同質量的教學，且這種模式方面易行，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重復觀看，以達到學習的目的。

（二）案例分析教學法

公共行政學和其他管理學一樣，它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實用，能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案例分析法是一種教師基于案例幫助學生達到特地學習目的的教學方法。老師所選用的案例是一個故事，它或者是真實故事或者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總是必須具有一定的針對性，也就是說它有著具體的教學目的。案例分析法比純理論教學形象、生動、具有啟發性，在案例分析的過程中學生往往能收獲樂趣，并在快樂中思考問題，提高學習質量。電大是一座開放式的學校，它的學生有全日制，半工半讀的也有業余的，這么一個復雜而龐大的學生群體，老師要提高教學質量就必須在課堂上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一堂課必須有一堂課的效果，是學生能夠在具體的工作中運用所學的知識。總之，案例教學法在公共行政學的教學過程中一方面使得課堂生動、形象不枯燥，一方面可以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可以鍛煉學生的溝通能力、合作能力。

（三）多學科綜合教學法

這一方法基于以上兩種方法，遠程網絡教學法為電大公共行政學教學的覆蓋范圍提供了保證，案例分析教學法能有效地提高課堂質量，鍛煉學生各方面的素質，提高公共行政學的實用性。多學科綜合教學法是結合公共行政學的特點而存在的，公共行政學要求學生掌握不同學科的只是以便更好地進行行政管理，這就對教學中所涉及的范圍提出了要求，不能單一只講公共行政學的理論還應該讓學生多方面了解各個學科的基礎知識。電大中的公共行政學更是這樣，進入電大學習的學生大多是在職的工作人員，他們學習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一方面是為了提高晉升階段的行政管理能力。電大學校的學生指向性非常明確，這就要求學校也要為這樣的目的而服務。管理學是一門綜合的學科，公共行政學則是管理學中比較獨特的一類，它要求主體處理行政工作，而行政工作有面臨正方方面面的事情，因此各方面的知識儲備對行政主體而言就尤為重要、電大公共行政學的多學科綜合教學法正式在保證教學質量的前提下滿足這一特定學生群體的學習需求。

篇（5）

學校是保障公民享受教育、學習知識的場所，所以學校的教育水平和管理水平與公民的受教育權可謂息息相關。目前，我國在校學生人數約4億人，可謂人口龐大、結構復雜，但是至今沒有一部完整的“學校教育管理法”對學校管理這個龐大人群提供法律依據和操作方法，這也導致學校的教育權利不明、職責不清。現行教育行政法規對于教育資金投入、教育經費保障等規定過于原則性，缺乏可操作性，這也導致學校教育難以進一步創新和發展。

（二）教育法制運行機制不完善

推動教育法制化建設，必須要加強對教育立法、司法、執法、監督等方面的制度性規范。目前，我國教育行政法規運行機制不完善，在教育、立法、司法、執法、監督等方面存在諸多不足之處。例如，就教育立法層面而言，教育行政法規上位法與下位法銜接不順暢，部門之間的立法存在沖突的現象；同時，由于缺乏完備的監督體系，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的問題依然存在。

二、完善我國教育行政法規體系的構想

（一）樹立正確的教育法制理念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引領行動前進的方向。科學、完善的教育法律體系是教育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保證，只有先“治法”，實現教育法制的現代化，才可能實現教育現代化。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要樹立正確的教育法制理念，轉變教育管理觀念。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必須堅持依法治教、依法辦學，處理好教育政策與教育行政法規之間的關系，形成一股合力，推動我國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二）健全教育法制體系

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現行教育行政法規已經難以適應公民教育需求。因此，加強教育行政法規立法工作，提高教育行政法規立法質量，對于保障教育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教育法制體系：一是制定“學校教育管理法”，通過制定一整套科學合理的法律法規對學校教育管理予以規范。二是制定“教育投入法”，國家通過“教育投入法”明確財政撥款的落實方式和投入比例，并且對教育財政撥款的籌集方式予以明確。三是制定“教育財政法”，國家通過制定“教育財政法”明確教育經費的使用和監督，落實教育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

（三）完善教育法制運行機制

完善教育法制運行機制要著眼于完善立法、司法、執法、監督等四個方面，通過完善教育法制運行機制的組成，提高教育法制運行機制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科學合理的立法機制。通過提高立法人員的法律素質、廣泛吸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制定民主的立法程序，構建一個完備的立法機制。二是堅持司法公正。對于教育違法行為，司法機關要堅持公平公正，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三是堅持執法必嚴。針對教育違法犯罪行為，執法機關要堅決予以查處，做到不姑息、不放縱。四是完善教育法制監督機制。教育監督部門對于在立法、司法、執法中出現的違規行為，要及時指出并予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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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思想和法律原則，它的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依法行政早在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君主專制斗爭之初就已經被提出了，在資產階級進行掌權之后逐步形成體系，慢慢成長為管理國家的一把利刃，它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進行發展并延續至今，前前后后歷經三百余年。

依法行政緣起于新型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需要，其直接的思想理念源自英國。資本主義最初的過程總是發生在英國;英國是資產階級世界的締造者 。英國在其光榮革命之后，資產階級于1689年通過議會頒布了《權利法案》。隨后，在1701年又制定頒布了《王位繼承法》，從而開創了國王監朝而不理政的虛君制度，并極大地限制王權，使依法行政開始了實踐的道路。

篇（7）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管理為核心，以多元主體為特征，以公民社會為背景和基礎的管理體制。我國首屆公共管理理論與教學研討會對公共管理進行了內涵界定，認為“公共管理既是一種新的管理模式,也是一門學科、一種新的學位教育方式。公共管理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公共管理即公共行政管理,亦即政府事務的管理,廣義的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延伸,它除了政府事務的管理外,還包括社會事務的管理[][]”，這就以廣義和狹義的定義模式整合了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的內涵。簡言之，公共管理學是在公共行政的基礎上將管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與方法技巧引入整合，在主客體領域涉及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以公共事務為起點的學科群體系。為進一步明晰公共管理的內涵，我們對公共管理內涵進行簡單地剖析解讀。首先，主體的多元性。現代公共管理理論倡導從主體的廣泛意義上理解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再只限于政府和組織。其次，民主和效率的客觀訴求。公共管理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以實現公共的福利與公共利益為目的，側重于民主訴求的踐行與服務效率的提升。再次，公共管理可細化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面指的是政治學（價值）意義上的公共管理，即政治學所研究的國家治理或政治管理；中觀層面的公共管理是我們所謂純粹意義上的公共管理，即與政治統治相分離的公共管理活動；微觀層面的公共管理重點是解決管理技術和方法問題，這一范疇更多地體現為新公共管理理論。

2.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是以剛性規范和固化原則為支撐，依托政府這一主體來維護政治統治，是國家行政機構依法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有效活動。本文作者認為，公共行政是以政府及其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為主體，將國家、社會及自身事務作為客體依法進行決策、組織、管理和調控等一系列活動的學科體系。其本質是國家行政機構依法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有效活動，具有工具性、依附性的內在屬性。同樣，我們借助于對公共行政概念的剖析解讀來加深對其內涵的認知，從多維視角辨析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在內涵上的差異。首先，公共行政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公共行政是指政府對自身事務的管理，廣義上的公共行政是指政府對包括自身事務在內的整個社會的管理。其次，公共行政主體具有單一性。公共行政活動的主體是國家行政機構及其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即通常所說的政府或者行政當局，不包括立法和司法機構。再次，權利與職責的踐行。行政的字面意思是“行其政事”，其要義在于政治統治的維護、職責的踐行和社會的進步，具有明確的權威性和責任性。另外，在公共行政的包裹著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等剛性規范，要求其必須依法踐行、合乎程序。

二、主客體區分

1.主體區分。

主體是行為的施動者，可以是單一的亦可以是多元的。公共管理的主體則呈現多元性，涵蓋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其他社會組織。各管理主體根據自身的業務范圍，對管理權限內的各項事務進行統籌協調，在法律范圍內享有充分的權限自由。公共行政的主體是政府及少數其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主要依靠政府為代表的法定權力機構（一般不包括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多數時間內政府作為單一主體踐行公共行政的相關職責。政府依托其內部各部門的分工與職責屬性負責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執行，成為公共行政運作的核心載體。

2.客體區分。

客體對象是主體行為的內容，在本文中客體具體指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實際運行中的作用對象及運作范圍。在客體維度上的區分，需要我們從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的特性或側重性上探析。公共管理側重于社會性，注重公共服務的提供、公眾的參與程度、行政事務的透明化及社會責任和義務的履行，充分體現了客體的社會性內涵。而公共行政側重于公共性，注重公共權利的執行和公共利益的維護，體現工具性、權威性、規范性等特性。公共管理客體多樣，在不斷擴展、變換中以更具象化的形式呈現，包括：以公共利益、公共服務為導向的社會公共事務，公共資源（公共設施、產品）等。公共行政的研究外延具有動態性，其學科前沿將以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為導向，不斷引入新的學科知識，在學科內容上包含公共管理原理、行政管理等方向。公共行政客體多樣，有較為固定的管理程序，更大程度上是基于鞏固政治統治的政策執行。以民利為導向，維護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直接體現。

三、內在區分

1.特征區分。

從對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之上的解讀中，我們不難發現二者都具備自身的鮮明特征。公共管理的鮮明特征集中體現在：專業性更強，重視專業化管理；注重績效評估體系的科學化、完善化建設，積極引入人事彈性機制和業務競爭機制，強調公平與效率的統籌兼顧；側重顧客導向，構建順暢的溝通反饋機制，以為人民服務為要旨，對結果予以關注和實現；強調走向市場，具有顯著的管理主義色彩。公共行政的特征則表現為：公共性是核心要素，旨在保持公眾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及公眾利益最大化。政治性、權威性、層次性突出，管理的體制及模式固化；剛性規范引導特色，管理的程序經過規范性界定，管理的權限和內容受法律約束和保護。責任原則鮮明，作為公民權利運行的授權人的公共行政主體受到內外部的廣泛監督,政府的行為須對社會大眾負責。

2.管理目標區分。

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在管理目標方面，存在著維度性上的區別。一者，公共行政是一種“內部取向”，重視機構、過程和程序的管理。二者，公共管理是“外部取向”，公共管理重視項目、結果和績效的管理。

篇（8）

一、中國行政管理中的激勵問題

1.約束不對稱、重監督而輕激勵

加強監督,對公職人員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必要的約束。但監督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并通常具有滯后性和對公務員激勵的被動性,激勵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強監督以外,還應該強化內在激勵機制,從積極方面引導廣大公職人員敬業務實,拒腐防貪,從源頭上減少公務員的失職行為,并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勵的作用難以得到體現

考核激勵的作用機制主要通過將考核結果與公務員的獎懲、職務升降、級別和工資的調整等掛起鉤來,促使公務員積極工作,盡職盡責。而公務員考核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產生考核誤差,影響對公務員德才表現的準確評定,影響考核對激勵功能的發揮。我國目前對公務員只進行定性考核,如某鄉鎮機關2007年年終考核,有48名公務員參加考核,除了4名公務員為優秀外,其余44名公務員均為合格,“不合格”一檔形同虛設。這種考核無疑有失全面和客觀公正,甚至沒有體現出考核的意義。

3.干部選拔機制中缺少激勵

中國的干部選拔機制中公平、競爭、擇優原則體現不夠,科學的具體的操作規范也不夠健全,干部選拔過程中缺少激勵,缺乏活力,必然導致利益分配激勵功能減弱。由于工資基本固定,收入與努力無關,與組織目標完成情況無關,其結果是、無所作為、消極怠工等“搭便車”現象反復出現。這從根本上說,不是某個人的過失和責任,而是在組織制度中缺乏競爭激勵機制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二、需要層次理論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

美國行為科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H.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動機激發論》中提出了“需要層次理論”。馬斯洛認為,人的價值體系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需要,一類是沿著生物譜系上升方向逐漸變弱的本能或沖動,稱為生理需要,另一類是隨生物進化而逐漸顯現的潛能或需要,稱為高級需要。據此,馬斯洛把人類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產生次序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1]。

行為學家們依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說,將需要的層次、激勵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對應成表,為管理的實踐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為工資和獎金、福利、工作環境,管理策略可表現為完善的工資和獎金制度、貸款制度、醫療保健制度、工作時間(休息),創造健康工作環境,住宅和福利設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為職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為安全生產生活條件、危險工種的營養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離退休養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險制度、失業金制度等。(3)隸屬與愛的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為良好人際關系、組織的認同,其管理策略為和諧工作小組和良好人際關系、協商和對話制度、互助金制度、工會及其他團體活動、娛樂制度、教育訓練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為名譽、地位、權力與責任、被人尊重與自尊、與他人工資獎金之比較,管理策略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職稱晉升制度、選拔擇優的進修制度、委員會參與制度與提合理化建設制度。(5)自我實現的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有能發揮自己特長的組織環境、承擔有挑戰性的工作,管理策略為決策參與制度、建立攻關小組、提倡創造性工作、發動職工研究發展規劃、交給職工挑戰性工作和破格晉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層次理論的薪酬制度和靈活的福利機制

薪酬在人力資源管理激勵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已經超出了物質激勵的范圍,成為兼具物質和精神雙重激勵的重要因素。美國管理學家孔茨曾指出:“金錢對那些撫養一個家庭的人來說要比那些已經功成名就、在金錢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國公共部門傳統的人事管理中,公職人員的薪酬一直實行等級工資制,一般工資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實行高薪金的公務員制度,一位高級行政官員的年俸可以與首相相比。鑒于中國的國情,目前不可能實行高薪金公務員制,但近年來公務員待遇的提高體現了決策者們對薪酬因素的重視。目前,中國公務員薪酬提高的趨勢使得公共部門在與企業及其他行業爭奪人才的競爭中增加了優勢。但是,要使金錢成為一種真正有效的激勵因素,必須保證“在各種職位上的人們,即使級別相當,但給予他們的薪酬也必須能反映出他們個人的工作業績”。也就是說,薪酬應當與績效掛鉤,才能真正起到激勵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國家,以往刻板的工資報酬制度正逐漸被以工作成績來確定工資級別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績來確定工資級別的制度是基于這樣的論點,即“公務人員的工資收入應該符合經濟市場的工資水平,并且不論公務人員之間可能存在何種差異,他們工資報酬的多少應該取決于其工作成績的好壞,工作成績越好,所得到的報酬就應該越多。這一論點意味著傳統的、強調統一的公務員制度應該被取代。盡管公務員無疑也會受到經濟利益的誘惑,但在以前,公務員作為一個整體有著強烈的服務意識,并將為公眾服務作為他們努力的目標。然而,金錢獎賞正逐漸取代這些無形的、但卻是真實的價值觀和激勵因素而成為招聘人員和提高其積極性的主要手段。”[3]

3.權力激勵——公務員自我實現的需要

國家公共部門的公職人員掌握著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管理和盡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實現公共資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門這個龐大的機器不停地運轉,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公共服務產品的過程中,權力始終都在對支配和使用公共資源的公職人員起著不容忽視的激勵作用。

公職人員處于何種行政職位,就擁有相應的行政權限,職位越高,所享有的權力就越大。公職人員在行使權力,滿足對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中的最高層級——自我實現的需要,使自己越來越成為受人矚目和舉足輕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權力激勵體制,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權力對于各級公務員的激勵作用集中體現在,為了能夠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必須在法律和制度規定的范圍內勤奮工作,取得顯著的成績,得以受到提拔,從而能夠行使更高職位上更大范圍的權限。

在建立權力激勵體制過程中,必須在廣大公職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中樹立起正確的權力觀,避免出現“為了掌權而掌權”的不良傾向。要明確公共權力是人們賦予的,是用來更好地合理配置社會資源,為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產品。合理的運用權力激勵,不僅能夠激發公職人員的工作熱情,進一步提高公共部門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少權力腐化和腐敗現象的產生。

三、豐富激勵手段,完善公務員激勵機制

1.拓寬激勵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勵方式

有時將公務員晉升到一個其無法很好發揮才能的崗位,不僅不是獎勵,反而使公務員無法很好發揮才能。在晉升中,并不一定是業績最好的人得到晉升就是公平。業績優秀者應該得到獎勵與表彰,但是否晉升到高一級的職位則更主要地取決于他們的工作能力與個性特點。這一點應在晉升標準與要求中明確說明,并在晉升人選決定之后加以解釋。對未能晉升的優秀公務員應有足夠的表彰與補償,以體現他們應有的地位與價值。激勵渠道多樣化有利于公務員合理地自我定位,從而可以不必將職務晉升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找一個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崗位好好發揮自己的專長。

2.在工作設計方面,盡量豐富工作內容

可以根據工作性質、內容,采取工作輪換、工作豐富化等工作設計方法,盡量豐富工作內容。對公務員工作內容的改善及對其工作行為的認同和獎勵,可以使公務員對自己的工作產生滿足感、成就感,從而促使工作不斷創新。如因人而異地安排工作,由于每個公務員個性特征、興趣愛好、職業生涯規劃不同,對崗位的要求也不盡一致,因而須建立崗位流動機制,使公務員能感到工作的樂趣。

3.打造和諧有序的行政組織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務員行政智慧和行政實踐經驗。行政文化諸要素對于激勵機制的制定、激勵手段的確定、激勵機制的實施和激勵結果的兌現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4]。健全激勵機制的建立和作用的發揮以良好的行政文化為基礎,促進行政文化的建設,要鼓勵公務員樹立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識,成為協調政府與民眾關系的主體,促進公務員對政府工作的主動參與,有效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務員都相信:職位只是分工,薪酬體現貢獻,那公務員就不會去追求層級的發展,而轉向關注工作的內容,這樣才會提高效率。隨著公務員整體素質的提高,群眾之間、干群之間溝通會更容易,健康和諧的人際關系氛圍會為和諧公務員隊伍建設提供有力的保障。

參考文獻:

[1]吳志華,劉小蘇.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262.

篇（9）

信息不對稱和市場機會主義假設信息完全均勻分布、交易雙方相互對稱，并且每一次交易都能做到精確計算，那么，信用就不是市場所必需的。但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商品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搜尋品”，即在購買過程中消費者就可以確定其質量，而是只能等到試用一段時間才能知悉其質量，即“經驗品”,有的甚至在使用一段時間后仍不能確定商品的質量，即“信任品”。更甚者，在交易前，買家充其量只能對商品進行所謂的“代表性”考察。而這種考核結果會導致賣家有意或者無意地為改進“代表性”而忽視甚至降低商品的質量。正是由于市場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交易就變得“復雜”起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是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時，交易主體的“不老實”行為，即市場機會主義。逆向選擇是在簽約或交易之前，由于信息分布不均和不對稱，導致交易者無法獲取市場真實信息放棄“正確”而選擇“錯誤”，即“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道德風險是在契約簽訂之后，在履約過程中交易主體不完全按照約定的條款或者在條款并未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盡量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行事。依據交易雙方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所發生的內容和時間兩個維度，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隱藏知識的逆向選擇，即在簽約前由于信息擁有不均和不對稱而放棄“正確”選擇“錯誤”現象；二是隱藏行動的道德風險，即簽約后人選擇了委托人不能直接觀測的并給其帶來損失的行為；三是隱藏知識的道德風險，即簽約后人不向委托人報告不能直接觀測的并給其帶來損失的契約未窮盡的或發生變化的信息，甚至與“客戶”共謀，共同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

（二）信用自我管理機制：重復博弈、聲譽機制和合作機制

1.重復博弈。該定理認為，在無限次重復博弈中，會出現對雙方均有利的合作均衡。在經典“信任博弈”例子中，博弈者A和B，如果A會選擇一開始就不信任，雙方都獲得0收益，如果A選擇信任，可能受損，也可能獲益，在此情況下，B為了獲得利益可能會采取可置信的承諾，比如進行抵押，與A簽訂一個強制合約，使得違約的懲罰金超過B欺騙的租金等。另一個解決途徑就是增加交易次數。只要未來的合作交易貼現不低于即期違約的租金，則交易雙方的信用關系就會產生。

2.聲譽機制。四位經濟學家（Kreps，Milgrom，RobertandWilsons）將不完全信息引入重復博弈，建立了聲譽模型，即著名KMRW定理。定理的解釋是，每一個參與人盡管在選擇合作時可能會面臨被對手出賣的風險，但是如果不合作則暴露了自己的類型，從而失去長期合作收益的可能（如果對方是合作類型的話）。因此，如果博弈重復次數足夠多的話，出于對未來收益的考慮，每一個參與人都會盡量樹立自己合作的良好聲譽（即使本質上是非合作類型的），以獲得對手同樣的回報。

3.合作機制。有學者提出的合作機制演化研究認為，凡是具有善良性和寬容性的個體合作性較強。“針鋒相對”的個體則集中了善良和寬容的特征，善良性防止他陷入非合作的麻煩中，對對方背叛的報復則保證了對方背叛行為的謹慎性；寬容性則有助于在對方背叛后重新開始合作，而簡單清晰的規則更易于被人理解，從而導出長期的合作。另有學者提出了集體穩定策略，即假設存在一個全部采取某一個特定策略的群體和一個采用不同策略的變異個體。如果這個變異個體能得到比群體中的個體更多的收益，則這個變異策略就能入侵這個群體。而如果一個群體的策略是不能被入侵的，則就是一個集體穩定的策略。信任與合作的戰略只有在長期的交互關系中才能成為集體穩定策略。

（三）信用外部管理機制

雙邊信用管理機制、第三方信用管理機制和匿名社會的非人格信用管理機制

1.雙邊信用管理機制。有學者在對中世紀熱那亞商人遠程貿易研究中發現，在熱那亞商業社會，商人一般會讓人其地中海沿岸的遠程貿易，若商誠實履行貿易，則獲得合作剩余，而若選擇欺騙，則商人損失了的貨物，但終止關系。熱那亞商人普遍會支付較高的傭金或工資，使得人對未來繼續合作的預期收入貼現超過了其背叛所得，因此，遠程貿易制度在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商業往來中得到普遍推廣，商人間長期交易關系的確立有助于建立“雙邊聲譽機制”。據學者考證，熱那亞的商業人一般為貧窮和低收入階層人群，優厚的傭金使得他們可以經過若干時間的誠實而上升到中收入階層，這種社會階層的流動構成了社會縱向的緊密結合和“文化信任”的形成。

2.第三方信用管理機制。第三方信用管理機制就是一種俱樂部制度，或者說是一個多邊互惠體系。體系外具有排他性，盡管俱樂部體制對于成員沒有強制的約束，但是一旦發現成員的背叛行為，將使得俱樂部所有成員迅速知曉而將其排除在整個俱樂部之外，停止與這個成員交易。這種俱樂部“放逐”行為能保證俱樂部仲裁結果的有效實施。這些俱樂部組織形式的第三方信用保障機制能使成員間保持信息高度流通，從而大幅度降低交易的信息不對稱。

3.匿名社會的非人格信用管理機制。熟人間或俱樂部式的信用保障的根本點在于長期穩定的交易，因此，交易秩序必須封閉于一個特定的群體之內。而在現代匿名社會中，非穩定交易是常態，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尤為突出，外部性普遍存在。在存在外部性的世界里，容易產生“公共地悲劇”，即個體利用自身信息與行為優勢占有公共領域的剩余；“搭便車”，即個體不付出成本只獲取集體收益；“囚徒困境”，即在信息不對稱博弈中，參與人的自利行為會導致非合作的“納什均衡”等現象，以及簽約人對合約簽訂后的可執行性和執行結果的機會主義預期，執行過程的難以監督會導致簽約人行為的扭曲。因此，用于熟人社會的信用機制不能解決匿名社會里的所有市場外部性問題，信用關系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非人格的制度與法律框架。專家系統、正式制度、司法系統都是匿名社會非人格化的信用管理機制。

（四）政府信用管理機制

降低信息成本和改變信用預期從廣義上理解，正式制度、司法系統都屬于政府信用管理的范疇，而狹義的政府信用管理主要是針對市場信用問題政府進行直接干預，即政府信用管制。西方學者認為需要政府信用管制是因為：一是消費者雖然可以通過諸如民事法庭判決獲得補償，但不足以彌補損失，社會總成本高于政府管制代價。二是消費者不可能輕易地對搜索到的信息作出評價，而犯錯誤的代價很高，如某種藥物的潛在效力與安全，某一特定的航線安全性。三是市場供給方不能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而政府在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具有降低得到信息成本的規模效益。政府信用監管的基本原理是在企業信用雙方（或各方）博弈矩陣中嵌入政府博弈變量，以第三方或者以博弈對手身份參與博弈，并以盡可能低的政府成本改變企業間一般信用博弈的參與者預期，從而減少信用風險發生。有學者認為：第一，如果政府擁有更多的企業信用信息并對外公布，將有利于消除市場交易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減少“逆向選擇”。第二，如果政府對企業失信行為處罰力度足夠大，企業將消除失信的動機，從而克服“道德風險”。第三，如果政府能提高發現企業失信的能力，企業失信的概率將降低。第四，如果企業失信收益越高，其失信概率越大，政府對其監管的力度也應加大。第五，如果加大對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企業信用失職瀆職的責任追究，將有利于降低企業失信概率。

二、工商行政管理企業信用監管的工作重點

工商部門是負責市場監管和行政執法的政府管理部門，承擔著市場主體準入資格認定、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等職責。隨著市場逐步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企業信用與信用監管地位日益顯現。工商部門作為政府市場監管主要部門，信用監管貫穿整個工商行政管理監管領域和監管過程，其監管重點包括：

（一）不斷建立健全企業信用管理法律、法規和規章

從建設法治信用出發，不斷完善《公司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資企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章，明確工商部門在企業信用監管中的內容和責任，將企業信用監管納入法治軌道，從制度上保障企業信用管理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和執法必嚴，提高工商部門企業信用監管的地位與權威，從而引導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改變信用成本預期，減少市場機會主義發生，為構建良好的市場秩序創造條件。

（二）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企業）信用信息公示

系統的功能進一步完善與政府其他部門、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組織對接的信息互聯互通渠道，提升數據交換質量，提高數據交換效率，盡快將企業經濟戶口數據庫提升為企業信用信息公共數據庫。開展企業公示信息科學研究，探索企業信用數據變量間的影響路徑、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提升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增強政府企業信用信息的權威性，充分發揮企業信用信息的規模效應，擴大企業信用信息的社會應用，最大限度地緩解市場信用信息不對稱現象。

（三）充分發揮企業信用自我管理約束機制指導企業、行業組織建立信用管理組織

健全信用管理體系，注重企業聲譽或信譽，開展信用自我評價、行業評價活動，主動維護企業或行業整體信譽。積極培育企業信用服務組織，積極開展企業信用調查服務（專項服務）和第三方企業信用評價活動，定期區域市場信用評價指數；制定企業信用獎勵政策，積極探索企業信用積分制度以及信用資產管理制度，賦予誠實守信企業更多的信用資產。

篇（10）

（二）履行職責不到位，未充分發揮法律賦予的職能許多地方工商部門已經認識到執法權力由法律授予，不能超過應有的界限，但是忽略了對于法律授予的權限，應當積極行使，履職到位。在工商執法過程中，部分領域存在缺位、失位問題。例如，反壟斷執法尚處于起步階段；對于商業賄賂等較為隱蔽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查處效果與社會期望值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對于網絡售假、網絡商業欺詐等行為，查處手段十分有限；有些地方熱衷于查辦大案要案，對于一些案值較小的案件不夠重視。行政執法的不到位，使得違法失信行為無法及時得到追究，損害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影響了工商部門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三）管理幅度過寬，忽視了某些領域的社會自治功能行政權力的行使，在實現管理效率、管理目標的同時，也會影響社會生活。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權力運行應適度，不應介入社會能夠自主調節的領域和環節。在工商行政管理實踐中，存在管理幅度過寬的問題，忽略了社會自治功能，不利于社會活力的激發和創造力的培育。

（四）裁量范圍過大，超出了權限行使的合理限度在行政法的“合法性原則”之外，“合理性”原則也很重要，即行政行為應適度、合乎理性，恰當地行使自由裁量權，遵守比例原則，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行政效能。在工商行政管理過程中，許多地方工商部門忽略了合理性原則。例如，對于危害不大的輕微違法行為，處罰手段較為嚴厲，超過必要限度；在多種可以選擇的執法方式中，沒有選擇對當事人利益影響最小的執法方案。上述行為侵害了行政相對人的利益，影響了工商執法的權威性和法治性。

（五）片面理解“有限政府”，對純授益性行政行為缺乏認識行政活動復雜多樣，其中一部分屬于授益性行政行為，人民群眾從這些行為中明顯獲益，例如小微企業服務、商標發展與培育等。一些地方工商部門認為，根據“有限政府”理論，工商部門只履行法律明確賦予的職責，過多地強調社會服務功能是對“有限政府”的背離，造成了實際工作中的懶政、怠政現象。事實上，“無法律即無行政”的“有限政府”理論產生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現代行政現象出現后，純粹的“有限政府”理念有其局限性，過分強調既定法律對行政權的支配作用，實際上造成了政府及行政機關的消極性，否定了政府及其行政機關發揮積極、主動、創造作用的可能性。在現代行政精神的推動下，“有限政府”指的是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原則，在不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情況下，國家行政機關可以進行自由裁量。

二、如何在工商行政管理實踐中強化權力界限思維

當前，工商部門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面臨著體制再調整、職能再定位的新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學習掌握并在實踐中強化權力界限思維尤為重要。

（一）正確把握權力界限思維，養成界限思維自覺性廣大工商干部應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學習，樹立正確的法治觀，全面理解權力界限理論，在實踐中自覺養成權力界限思維。一方面，養成權力有邊界的思維。應清醒地認識到行政權力來自國家授權，追根溯源來自公民權利。形成權利是本源，權利是目的，權力是手段，權力有邊界的思維傾向，并以此指引行政實踐，依法行使法律授予的權力。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另一方面，養成權力有分工的思維。國家對于行政權的行使有明確分工，將行政權根據行使目的以及所屬領域授予不同的行政部門，各個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行使行政職權。因此，工商部門不能超越自身權限行使行政權。

（二）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明確法定職責在工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職能調整任務完成后，應及時梳理法律賦予工商部門的各項職能，編制權力清單，使工商行政管理權力界限清晰化、規范化、制度化。同時，根據新“三定”方案的要求，明確劃分不同層級、不同工作崗位的職責和權限，編制崗位說明書，使人人都能明確自身任務、責任和要求。根據權力清單，向社會全面公開工商職能、法律依據、實施主體、職責權限、管理流程、監督方式等事項，使權力公開化、透明化。在推行商事制度改革過程中，應逐步向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轉變，遵循“非禁即入”理念，法無禁止市場主體即可進入經營，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

（三）加強法定職能宣傳，爭取外界理解與支持工商部門依據法定授權承擔多個行政管理職能，但是社會各界并非普遍知曉，在工作中往往會造成一些誤解。例如，市場管辦脫鉤后，城鄉集貿市場的管理目前由多個部門協作共管，但群眾印象中，集貿市場問題一概由工商部門負責。因此，應在社會中加強工商法定職能的宣傳與普及，提高工商法定職能的社會知曉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理解工商部門的職能，更加尊重工商部門依法定職能行政；另一方面，使人民群眾知曉工商部門的權限，消除對工商部門“不作為”的誤解，增進對工商部門依法行政的支持。

（四）嚴格依法行政，確保權力履行到位依法履行法律賦予工商部門的各項職責，用足用好手中的權力。以維護公平競爭，強化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既查辦大案要案，對壟斷、不正當競爭、侵犯知識產權等案件進行查處，也加強對校園周邊、農貿市場、城鄉結合部等薄弱環節的查處力度；既在有形市場中嚴格查處假冒偽劣等違法行為，也在網絡交易的無形市場中發揮作用，依法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既在各類專項執法行動中集中查辦違法行為，也加強常態化的監管執法。

（五）加強權力內控，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建立健全規范權力運行、防止權力濫用的各項規章制度。推廣應用電子監察系統，完善糾錯問責機制，建立常態化的監督問責制度。在權力監督上，既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防止權力濫用；又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防止失職瀆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