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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證監會日前修訂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3號》,滬深證券交易所日前對兩所主板及深市中小板公司2007年半年報披露工作進行了部署,上市公司對外股權投資信息的披露將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新舊會計準則過渡工作繼續推進。一方面解決了財務報表附注的披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適應了全流通市場環境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進一步增強了上市公司的透明度。
目前國內上市公司交叉持股情況非常普遍。在2006年年報資料中,據不完全統計,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為340例,上市公司參股上市及非上市銀行361例,參股上市及非上市的保險公司68例,參股上市及非上市的綜合類券商270例,參股經紀類券商8例,參股上市及非上市的信托公司68例,參股基金管理公司20例。這些程度不同的持有其他公司股權的上市公司家數,合計為1135例。如下表所示:
中國證監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滬深兩市全部上市公司數量為1477家。也就是說,1135例交叉持有其他公司股份的上市公司占整個上市公司家數的比例為76.84%。由于有關機構未對上市公司參股期貨公司等進行統計,因而還有為數不少潛在的交叉持股上市公司。由此可見,上市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權的案例將超過1135例。
購買金融資產
首選期貨公司殼資源
股指期貨推出前夕,券商爭奪期貨公司資源也進入白熱化階段。據統計,目前已至少有34家券商參股、控股了期貨公司,其中25家創新類券商大部分已完成對期貨公司的收購。業內人士預計,由于目前多家公司正緊張地對期貨公司進行洽購,年內券商參股控股期貨公司的數量將達50家左右。廣發期貨高級分析師陳年柏認為,股指期貨對證券公司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證券公司必須爭搶期貨公司資源。根據《期貨交易管理條理》及《證券公司為期貨公司提供中間介紹業務試行辦法》規定,金融期貨的經紀業務由期貨公司開展,券商不得直接從事金融期貨的經紀業務,要從事IB(介紹經紀商)業務,應通過其全資或控股的期貨公司來參與股指期貨。
統計顯示,由于政策層面此前給予創新類券商收購期貨公司更多的支持,且創新類券商質量相對優秀,因此走在了收購期貨公司的前面。在目前取得創新類券商資格的25家公司中,廣發、光大和國泰君安等將近20家公司已收購了期貨公司股權。
交叉持股成就牛市神話
交叉持股能給上市公司帶來驚人的利潤。截止到7月23日,滬深兩市已有61家上市公司了2007年度半年報。根據統計,這61家公司的凈利潤總額已達44.0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83%,業績增長態勢明顯。同時,亦有700余家上市公司了中期業績預告,預計2007年中期凈利潤將達到1400億元左右,較去年同期增長77%。
從二級市場來看,今年以來交叉持股市場表現如下表:
其中,上漲幅度超過300%的個股中,美都控股持有天鴻寶業3461.54萬股,天鴻寶業上漲幅度為458.43%;中國平安持有珠江控股389.85萬股,珠江控股上漲幅度為426.88%;中信證券持有中孚實業199.99萬股,中孚實業上漲幅度為351.75%。
進入2007年,市場不斷創出新高,上市公司所持股票股價也不斷創新高,整體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今年以來平均上漲幅度為68%,上證綜指為35.15%。這意味著,整體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跑贏大盤。
正是大量上市公司間的相互持股令股市持續走強,股市持續走強又令上市公司的大量閑置資金進一步投入股市,以期形成一個業績與股價的良性循環。
交叉持股是“雙刃劍”
上市公司的交叉持股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既能推動股市加快上漲,亦可能使股市快速下跌。牛市之后,只要某一行業上市公司的業績下降股價下跌,交叉持股就必然會使其他上市公司業績下降,進而使牛市走熊,牛熊之間的轉換速度大大加快。
從企業角度看,企業管理層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尋找對外股權投資的目標而不是內部經營上。2007年股市獎賞了那些醉心于對外股權投資的上市公司。老實做企業與股權投資相比,其投入產出并不匹配。受此驅動,企業管理層自然會把主要目標定在尋找對外股權投資上,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也會向此傾斜,企業經營必然受影響。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的規模一旦形成,對于散戶來講更是無從甄別個股,從而愈趨盲目。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
日本的企業很流行交叉持股,銀行間、企業間,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交叉持股,這一點在日本股市持續走牛的時候極大地推動了股市的上揚,為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賬面財富,形成了大量的泡沫。但是,當股市由牛轉熊的時候,交叉持股則拖累了上市公司的業績,進一步影響股市走低,使得日本股市走熊長達10年之久。
日本的經驗說明,交叉持股能使企業在本幣升值過程中享受資產重估的好處,并且交叉持股對企業有正向促進作用,會使得資產泡沫越來越大,只要本幣升值過程不結束,這種泡沫就不會破滅。所以,交叉持股具有漲時助漲、跌時助跌的作用,而靠交叉持股推動的牛市也具有漲時超出多數人預期、跌時跌破多數人底線的特點。
中國資本市場正在邁向牛市的路上,而交叉持股就是一把雙刃劍,把握不好,勢必后患無窮。
后期市場交叉持股投資機會分析
對于投資標的的選擇,我們看好三類參股或交叉持股的公司。第一類是持有高速增長金融公司的股權,比如持有券商和保險股權的上市公司。如中國人壽、吉林敖東、中糧地產等。第二類是持有本幣升值帶來重估機會的公司的股權,比如工商銀行等儲蓄類金融機構以及萬科等房地產企業。第三類就是持有優質公司股權的公司,如原水股份、雅戈爾等。
機會1:參股券商公司機會分析
火爆的牛市使券商們成了“賺錢機器”,業績增長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中金公司、申銀萬國、長江證券、信泰證券、西部證券、光大證券、廣州證券等一批券商近日公布了上半年的業績,無論大小券商,其增長率都十分驚人,不僅傳統業務大獲豐收,金融衍生產品也成為券商盈利亮點。
這7家券商首批公布的財務數據顯示,券商上半年的業績增長倍數驚人,這主要得益于今年經紀業務的爆發式增長。根據統計,上半年證券市場的股票基金權證成交金額已經達到創歷史記錄的27.75萬億元,為去年全年的3倍,滬深兩市IPO融資接近1500億元,承銷IPO給券商帶來的收益進賬30億元,另外,權證創設也收益不菲。業內人士分析,券商的報表爆發式的增長無疑最吸引投資者注意,這也導致該類股票走強。不過,在行情大漲的情況下,那些增長率超出市場平均水平的證券公司更值得關注。
券商投資公司大都收益不菲:上半年股市給券商捧上了大紅包,今年上半年參股券商的上市公司也在背后偷樂―不僅投資收益不菲,其股價也因市場追捧券商概念而不斷高飛。
據WIND統計,兩市共有28家公司參股13家券商。
其中,擁有券商股份最多的是亞泰集團,亞泰在今年2月1日投入4億多元擁有了東北證券42.62%的股份,成為東北證券第一大股東。東北證券上半年收入不菲,高達6億多元。亞泰集團在東北集團擁有較多的股份,相應在紅利分配上也有較高的話語權。參股券商帶給亞泰的收益不僅僅如此,這家中報業績每股收益僅為0.04元的上市公司,因為參股券商,股價從2月份的8元多最高飆升至28元多。
數據顯示,已公布中報券商中凈利潤排名第二的廣發證券,其上半年凈利潤超過31億元,而吉林敖東、遼寧成大作為廣發證券的前兩大股東也受益最多。其中持有5.43億股廣發證券的吉林敖東每股收益將凈增近1.5元,第一大股東遼寧成大每股收益增加也接近1元。此外,以東北證券上半年6.3億元盈利計算,其第一大股東亞泰集團從中受益約0.23元左右。
事實上,參股券商的上市公司的收益情況是參差不齊的,有的收入劇增,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此前爆炒的券商類上市公司收益情況差強人意。據WIND資訊統計,上述券商的大股東中,陜西金葉、保定天鵝、海欣股份、皖能電力、皖維高新、桂東電力、中恒集團、河池化工和亞泰集團今年以來平均累計漲幅高達230%,但截至今年一季報,上述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不足0.04元,其中已公布中報的保定天鵝每股收益也僅為0.09元。
有關財務研究人員分析,券商上半年業績優秀,并不意味著券商會對投資者分紅利,分紅利需要券商的董事會、股東大會通過。這就是說參股券商的上市公司不會馬上紅包落袋。上市公司的投資收益更多地會在年底體現出來。但券商的收益高低,對參股券商的上市公司會有影響。
機會2:參股銀行公司機會分析
一、運用公允價值的必要性
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和大量新業務、新產品的出現對傳統會計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新會計準則中財務會計目標的變化(由單一的受托責任觀轉向決策有用觀與受托責任觀同時并存)、貫穿會計準則的核算理念的變化(由收入費用觀轉向資產負債表觀)以及我國會計準則的發展趨勢變化(與國際會計準則實現實質性趨同)導致會計的計量模式必然也要發生變化(由以歷史成本計量為主體的單一會計計量模式轉向歷史成本計量和公允價值計量并存的計量模式)。而基于市場對資產價值認定的公允價值再次大范圍地在具體會計準則中加以運用,將在增強會計報告信息可比性和相關性的前提下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協同發展。
二、公允價值在非金融資產中的運用
我國會計準則對非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分散在不同的具體準則中。38項具體會計準則中,直接涉及公允價值的非金融資產的具體準則包括:3號投資性房地產、5號生物資產、7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12號債務重組、16號政府補助、21號租賃和20號企業合并中的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等,這些準則均謹慎地采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即在允許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同時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限制。
投資性房地產準則規定,投資性房地產后續計量時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公允價值模式:一是投資性房地產所在地有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二是企業能夠從房地產交易市場上取得同類或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信息,從而對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作出科學合理的估計。
生物資產準則規定,生物資產在有確鑿證據表明其公允價值能夠持續可靠取得的,允許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但應當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生物資產有活躍的交易市場;二是能夠從交易市場上取得同類或類似生物資產的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信息,從而對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作出科學合理的估計。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準則規定,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的,應當以公允價值和應支付的相關稅費作為換入資產的成本:一是該項交換具有商業實質;二是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地計量。
債務重組準則規定,債務重組除現金資產清償債務方式外,其它清償方式下非金融資產的計值均采用公允價值計價: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其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其公允價值;不存在活躍市場但與其類似資產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類似資產的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其公允價值;在上述兩種情況下仍不能確定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的,應當采用估值技術等合理的方法確定其公允價值。
政府補助準則規定,政府補助為非貨幣性資產的,應當按照公允價值計量。
企業合并準則規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采用購買法核算,按照公允價值計量所得的資產和負債以及作為對價支付的資產、發生或承擔的負債。
租賃準則規定,承租方在租賃期開始日對租入資產計量采用該資產公允價值與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值兩者中較低者。
三、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存在的問題
(一)確認環節存在的問題
非金融資產的計量是否能夠采用公允價值,首先應判斷是否符合各項資產運用公允價值的條件。因此,公允價值的運用是基于主觀判斷的定性因素先于具有量化標準的定量因素,從而使公允價值的確認顯得尤為重要。
從非金融資產運用公允價值的現狀可以看出,我國當前的會計準則中對非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確認的相關規定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確認的條件規定比較散亂,缺乏一致性,如租賃準則中只寫了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但在什么條件下采用沒有加以規范;二是確認條件和計量基礎混為一談,如投資性房地產、生物資產、政府補助和債務重組等4項準則中,對于確認的要求實際上更傾向于計量基礎的要求。
(二)計量環節存在的問題
計量是公允價值運用的核心問題,它既體現著公允價值的實質,又決定了公允價值運用的效果。我國公允價值在非金融資產計量時仍借鑒了國際會計準則的層級劃分,將公允價值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存在活躍市場,市價即為其公允價值,此層級取得的公允價值是最客觀的;第二層次,不存在活躍市場但存在類似活躍市場,比照相關類似資產的市價決定,此層次雖然存在同類交易的活躍市場,但是如何調整到計量對象的價值具有主觀性;第三層次,不存在前兩種情況的市場,此層次不存在交易的活躍市場,需要通過估價技術確定公允價值。
在三個層次規定中,對于“活躍市場”、“類似活躍市場”沒有明確的確認條件,增加了實務中判斷的模糊度。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非金融資產存在活躍市場的情況不多,更多的是后兩種情況,實務中需要對非金融資產根據類似資產進行調整或采用估值技術。由于非金融資產之間存在很大的個體差異,在對這些差異進行調整時,不可避免地受到經濟環境、金融環境、市場交易環境及主體動機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從而影響公允價值的可靠性;而采用估值技術在實務中操作難度最大:一是實務中對非金融資產的估值還沒有代表性或通用的模型,往往更多采用現值的計算模型,模型參數確定的準確性、合理性將直接影響公允價值應用的效果;二是在各項具體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標準的規定各不相同,計量時涉及的多項參數沒有任何指導信息,缺乏統一的規范,操作性不強,從而導致公允價值計量結果的隨意性和多樣性。
(三)披露環節存在的問題
公允價值在確認和計量環節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公允價值本身的主觀性導致公允價值的附加信息披露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我國具體會計準則中對于涉及公允價值披露的內容可以說少之又少。生物資產準則、政府補助準則和租賃準則的披露內容沒有涉及公允價值的任何信息,而非貨幣資產交換準則也只要求披露公允價值,披露要求最多的是投資性房地產準則、債務重組準則和企業合并準則,但也僅限于披露公允價值確定的依據和方法,以及公允價值變動對損益的影響。
可見,雖然具體準則中規定了對公允價值披露的信息,但信息使用者僅根據這些簡單的披露信息難以正確理解和利用會計信息,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廣度和深入都遠遠不夠。
四、建議與展望
當前我國非金融資產運用公允價值的條件還不是非常成熟。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會計人員素質的增強,監管機制的完善以及對公允價值計量的深入研究,公允價值計量將成為財務會計未來發展的主要計量模式。
(一)積極推進培育活躍、有序的市場
公允價值有別于市場價格,公允價值的實質是基于市場的一種對資產或負債價值認定的綜合計量屬性,所以活躍的市場是公允價值得以合理運用的一個前提條件。活躍市場的培育,依賴于充分競爭的交易市場,包括資本市場、房地產、生產資料等各類市場,防止行業壟斷地發生,讓交易雙方可以很容易地獲得公允的市場價格及市場信息;同時,需要進一步完善法律環境,防止利用公允價值進行舞弊,積極營造一個充分交易、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
(二)大力開展企業與資產評估機構的合作
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確定對企業會計人員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對于從事資產評估業務的人員來說是他們的一個強項,長期的資產評估工作為他們積累了豐富的評估經驗和評估技術。公允價值的計量目標與資產評估的目標基本一致,為了有效提高公允價值估價的公允性和可靠性,企業應該借助專業資產評估機構的優勢,盡量委托資產評估機構對非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進行計量。長期來看,會計界和資產評估界的合作將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充分發揮二者的優勢,優化資源配置,提供客觀、公允的資產價值是二者合作的基礎和目標。
(三)制定全面、系統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
2006年9月,美國財務會計委員會(FASB)正式了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價值計量》(FairValueMeasurements),FASB對該公告的原因做了如下闡述:“在本準則之前,公認會計原則中已有公允價值的不同定義以及應用這些定義的有限指南,但這些指南分散于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諸多公告中。指南之間的差異導致了不一致,這些不一致又增加了公認會計原則的復雜性。FASB決定在本準則中考慮這些問題。”該公告主要解決了三個重大問題:公允價值的定義、用于計量公允價值的方法以及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披露。
當前我國有關公允價值的規定情況與NO.157號前美國的情況基本類似,這三個問題也是目前我國企業會計實務中面臨的問題。既然美國已經研究并很好地處理了該問題,那么我國也應該積極借鑒美國制定公允價值專項準則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盡快制定《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及其應用指南,以便務實地規范指導公允價值的運用。
【參考文獻】
[1]孫麗影,杜興強.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管制安排[J].會計研究,2008(11).
企業過去事項或者交易所形成的并且由企業控制或者擁有,可以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叫做資產。按照實際形態來劃分可以劃分為無形資產和有形資產,按照使用期限可以劃分為長期資產和流動資產,在非金融資產中也存在著不同的結構。本文主要從非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確定的方向來分析其對公司、企業利潤的影響,為企業的非金融資產選擇采取成本模式計量還是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提供一些見解,以此來增加企業的利潤。
1、非金融資產和公允價值概念特征
1.1非金融資產定義。非金融資產是指除了貨幣、銀行存款和投資性融資工具以外的商譽資產、材料資產、無形、固定等資產。通常在企業中金融資產是其持有的有價證券等,而其他金融工具叫做非金融資產,非金融資產的確認標準是報酬模型和風險,由于金融工具十分復雜,不能用風險報酬模型來具體確定。就拿信托來說,受益人和委托人是不能夠分開工作的,委托人不像受益人一樣可以賺取利益,而且不用承擔一定的風險。而在承諾中,非金融資產的交易是指無形資產和非生產性有形資產的放棄與收買。非金融資產的衍生工具包括互換合同、遠期合同、期權合同。由于我國目前在資產負債中面臨的技術條件和資料來源的種種限制,我們僅將非金融資產劃分為其他非金融資產、存貨和固定資產三類期貨合同。
1.2公允價值概念。公允價值也稱公允價格或公允市價,它主要是買方和賣方在進行交易時,根據自身特點雙方商量所確定出來的價格,或者可以說是買方和賣方在自愿交易的基礎上,負債和資產可以買賣的價格。公允價值應首先對資產或者負債是公平交易的,其次信息公開買賣雙方對交易信息的了解是相互平等待,最后買賣雙方是自愿進行的,如果沒有相反的證據表明此次交易是非自愿或者是不公平的,市場交易的價格就是負債或者資產的公允價值。公允價值來源主要是未來現金流量貼現和市場價值,其基礎則是市場的公開報價。
2、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確定
我國在非金融資產中所采用的公允價值確定的相關規定分布在不同的準則之中。在38項會計準則中直接涉及到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確定的準則包括二十號企業合并中的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二十一號租賃、十六號政府補助、十二號債務重組、七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五號生物資產、三號投資性房地產等。這些非金融資產在允許采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時也同樣對其進行了各種程度的限制,謹慎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在生物資產準則的規定中,公允價值能夠持續可靠對生物資產進行評估。而生物資產首先需要滿足能夠從交易市場上獲得同類生物資產的市場價格和其他有關的信息或者是類似生物的信息;其次,要滿足有活躍的生物資產的交易市場。只有滿足這兩個條件,這項資產才可以允許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之后在對生物資產進行價值評估;在投資性房地產準則中,首先需要企業可以在自己的經營過程中發現同樣的、類似的商業價格或者兩者之間有關聯的商業信息。其次,投資性房地產有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能夠為其進行便捷的市場交易。只有滿足這兩個特定的條件才可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從而對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做出最佳的資產評估;而對于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準則中,首先要滿足換入資產和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可以安全地進行估計,其次是換出資產和換入資產要有具體的商業市場,只有滿足這兩點,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才可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從而對非貨幣性資產作出合理的估計。在債務重組中規定:除了現金資產清償債務途徑以外,不存在活躍市場的但是跟他相似的資產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他相似的資產的市場價格為基準來,確定其評估價值,相對于存在活躍市場的債務應當以其本身的市場價格作為公允價值。除了這兩種方式以外如果還不能確定非現金的公允價值,那就需要相關部門采取合理的方法和技術估計來確定其公允價值。在租賃準則中相關規定:租賃方在租賃開始時應對其租入的資產計量采用在租賃付款現值和公允價值中價格相對較低的來確定其公允價值;在企業合并準則中,如果不是由一家企業采用購買法合算的,應當按照對價支付的資產、承擔或發生的負債以及按照公允價值所計量的負債和資產來確定企業合并的公允價值;而相對于政府補助來說,政府補助若為非貨幣性資產的可以直接按照公允價值來計量。
3、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對利潤的影響
3.1在債務重組中公允價值變動對利潤的影響。在債務重組主要采取了公允價值的計量模式,主要為債務人確認的債務賬面價值與轉讓的非現金資產價值之間的差額來計入營業外收入,而非現金資產則記為資產損益;而當債務重組采取歷史成本計量模式時,其差額則計入資本公積。故而采用歷史成本計量,對負債的企業會增加其資本公積,減少企業的當期利潤,而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時則會增加其利潤。
3.2投資性房地產與利潤的關系。對于投資性房地產來說其主要目的是資本增值或者賺取租金亦或是兩者皆備。在會計準則中規定,估計投資性房地產的價值主要有以下兩種途徑:公允價值計量方式和成本模式計量方式,當存在成本模式可以計量并且不存在活躍的交易市場是就采用成本模式計量,否則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在投資性房地產的計量中,如果采用成本模式的計量,則要攤銷或者計提折舊,并且如果有減值趨勢,還要做好計提資產減值的準備。對企業利潤的影響取決于采取哪種計量模式:采取成本模式時,計量時由于折舊費的提取會降低所得稅的支出,但同時也會使其利潤減少;但是采用公允價值時,如果賬面價值小于公允價值,那么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則可提高企業的經營利潤,相反,企業的利潤則會減少。例如,在對某投資性房地產來進行非公益價值估計時,首先要確定尋找一個公開的市場價格進行估計,倘若找不到所計量項目的市場價格,則采用類似項目法通過一定嚴格的條件選取類似項目的市場價格來對此投資性房地產來進行估量另外,如果該項目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少的市場價格信息而沒有辦法采用市價估計和類似項目法時,則應該考慮采用估計價值法來對此投資性房地產進行估計。由此可見,企業采取公允價值計量可以對企業未來的經營狀況和預期市場進行更好的判斷。
3.3在非貨幣性投資中公允價值變動對利潤的影響。非貨幣性投資交換對象主要是存貨投資和固定投資,在少數領域方面也有以無形、固定兩種資產進行交換,它是一種非經常性的特殊交易。非貨幣性投資中采用歷史成本計價則是以換出資產的相關稅費與賬面價值的總和來計算,通常非貨幣性投資也作為資產的成本主要是換出去的資產和企業應該向政府支付的稅費,但是通常公允價值和賬面價值不相等,而且公允價值大于賬面價值時換入資產被看作為同期外購,換出資產被看作為同期銷售。為了簡化上述的說明我們在考慮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的同時應付賬款和應收賬款可以表示為:應付賬款=換入資產增值稅額+換入資產公允價值、應收賬款=換出資產增值稅額+換出資產公允價值。將這兩個公式代入整理可得,換出資產公允價值+換出資產增值稅額=換入資產公允價值+換入資產增值稅額。因此,采用歷史成本進行計量遠不如采用公允價值計價所獲得的利潤多,那么如果公允價值小于賬面價值的話,則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就會減少企業的利潤。在企業采取這種方法進行計量時,可以對雙方交換的負債、資產更公平地進行評估,而且對企業的非貨幣性資產交易十分有利,可以將買方和賣方的賺取利潤的能力和償還債務的能力展現出來。同時,在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時非貨幣性投資資產,必須要在經營中有一定的經營價值。而在實際的估計中很多企業采用不正當手段來滿足這個條件,對本企業的利潤進行操控調整。這種行為不利于維護經濟市場的穩定,同時也欺騙了市場的交易者。
4、結束語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以歷史成本計量模式為基礎的長期股權、存貨、無形資產已經不能滿足如今企業的需求。根據新會計準則的要求,公允價值計量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市場的主要計量模式,并且在企業的非金融資產中采取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對企業十分有利,而且公允價值使用也為企業帶來了更多的選擇方向,可以提升企業的相關效益指標和利益水平,使市場公允更加透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完善,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確定會在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企業中應用,從而為企業帶來可觀的收益。
【參考文獻】
一、運用公允價值的必要性
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和大量新業務、新產品的出現對傳統會計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新會計準則中財務會計目標的變化(由單一的受托責任觀轉向決策有用觀與受托責任觀同時并存)、貫穿會計準則的核算理念的變化(由收入費用觀轉向資產負債表觀)以及我國會計準則的發展趨勢變化(與國際會計準則實現實質性趨同)導致會計的計量模式必然也要發生變化(由以歷史成本計量為主體的單一會計計量模式轉向歷史成本計量和公允價值計量并存的計量模式)。而基于市場對資產價值認定的公允價值再次大范圍地在具體會計準則中加以運用,將在增強會計報告信息可比性和相關性的前提下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協同發展。
二、公允價值在非金融資產中的運用
我國會計準則對非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分散在不同的具體準則中。38項具體會計準則中,直接涉及公允價值的非金融資產的具體準則包括:3號投資性房地產、5號生物資產、7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12號債務重組、16號政府補助、21號租賃和20號企業合并中的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等,這些準則均謹慎地采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即在允許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同時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限制。
投資性房地產準則規定,投資性房地產后續計量時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公允價值模式:一是投資性房地產所在地有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二是企業能夠從房地產交易市場上取得同類或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信息,從而對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作出科學合理的估計。
生物資產準則規定,生物資產在有確鑿證據表明其公允價值能夠持續可靠取得的,允許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但應當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生物資產有活躍的交易市場;二是能夠從交易市場上取得同類或類似生物資產的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信息,從而對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作出科學合理的估計。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準則規定,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的,應當以公允價值和應支付的相關稅費作為換入資產的成本:一是該項交換具有商業實質;二是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地計量。
債務重組準則規定,債務重組除現金資產清償債務方式外,其它清償方式下非金融資產的計值均采用公允價值計價: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其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其公允價值;不存在活躍市場但與其類似資產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類似資產的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其公允價值;在上述兩種情況下仍不能確定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的,應當采用估值技術等合理的方法確定其公允價值。
政府補助準則規定,政府補助為非貨幣性資產的,應當按照公允價值計量。
企業合并準則規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采用購買法核算,按照公允價值計量所得的資產和負債以及作為對價支付的資產、發生或承擔的負債。
租賃準則規定,承租方在租賃期開始日對租入資產計量采用該資產公允價值與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值兩者中較低者。
三、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存在的問題
(一)確認環節存在的問題
非金融資產的計量是否能夠采用公允價值,首先應判斷是否符合各項資產運用公允價值的條件。因此,公允價值的運用是基于主觀判斷的定性因素先于具有量化標準的定量因素,從而使公允價值的確認顯得尤為重要。
從非金融資產運用公允價值的現狀可以看出,我國當前的會計準則中對非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確認的相關規定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確認的條件規定比較散亂,缺乏一致性,如租賃準則中只寫了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但在什么條件下采用沒有加以規范;二是確認條件和計量基礎混為一談,如投資性房地產、生物資產、政府補助和債務重組等4項準則中,對于確認的要求實際上更傾向于計量基礎的要求。
(二)計量環節存在的問題
計量是公允價值運用的核心問題,它既體現著公允價值的實質,又決定了公允價值運用的效果。我國公允價值在非金融資產計量時仍借鑒了國際會計準則的層級劃分,將公允價值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存在活躍市場,市價即為其公允價值,此層級取得的公允價值是最客觀的;第二層次,不存在活躍市場但存在類似活躍市場,比照相關類似資產的市價決定,此層次雖然存在同類交易的活躍市場,但是如何調整到計量對象的價值具有主觀性;第三層次,不存在前兩種情況的市場,此層次不存在交易的活躍市場,需要通過估價技術確定公允價值。
在三個層次規定中,對于“活躍市場”、“類似活躍市場”沒有明確的確認條件,增加了實務中判斷的模糊度。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非金融資產存在活躍市場的情況不多,更多的是后兩種情況,實務中需要對非金融資產根據類似資產進行調整或采用估值技術。由于非金融資產之間存在很大的個體差異,在對這些差異進行調整時,不可避免地受到經濟環境、金融環境、市場交易環境及主體動機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從而影響公允價值的可靠性;而采用估值技術在實務中操作難度最大:一是實務中對非金融資產的估值還沒有代表性或通用的模型,往往更多采用現值的計算模型,模型參數確定的準確性、合理性將直接影響公允價值應用的效果;二是在各項具體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標準的規定各不相同,計量時涉及的多項參數沒有任何指導信息,缺乏統一的規范,操作性不強,從而導致公允價值計量結果的隨意性和多樣性。
(三)披露環節存在的問題
公允價值在確認和計量環節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公允價值本身的主觀性導致公允價值的附加信息披露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我國具體會計準則中對于涉及公允價值披露的內容可以說少之又少。生物資產準則、政府補助準則和租賃準則的披露內容沒有涉及公允價值的任何信息,而非貨幣資產交換準則也只要求披露公允價值,披露要求最多的是投資性房地產準則、債務重組準則和企業合并準則,但也僅限于披露公允價值確定的依據和方法,以及公允價值變動對損益的影響。
可見,雖然具體準則中規定了對公允價值披露的信息,但信息使用者僅根據這些簡單的披露信息難以正確理解和利用會計信息,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廣度和深入都遠遠不夠。
四、建議與展望
當前我國非金融資產運用公允價值的條件還不是非常成熟。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會計人員素質的增強,監管機制的完善以及對公允價值計量的深入研究,公允價值計量將成為財務會計未來發展的主要計量模式。
(一)積極推進培育活躍、有序的市場
公允價值有別于市場價格,公允價值的實質是基于市場的一種對資產或負債價值認定的綜合計量屬性,所以活躍的市場是公允價值得以合理運用的一個前提條件。活躍市場的培育,依賴于充分競爭的交易市場,包括資本市場、房地產、生產資料等各類市場,防止行業壟斷地發生,讓交易雙方可以很容易地獲得公允的市場價格及市場信息;同時,需要進一步完善法律環境,防止利用公允價值進行舞弊,積極營造一個充分交易、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
(二)大力開展企業與資產評估機構的合作
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確定對企業會計人員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對于從事資產評估業務的人員來說是他們的一個強項,長期的資產評估工作為他們積累了豐富的評估經驗和評估技術。公允價值的計量目標與資產評估的目標基本一致,為了有效提高公允價值估價的公允性和可靠性,企業應該借助專業資產評估機構的優勢,盡量委托資產評估機構對非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進行計量。長期來看,會計界和資產評估界的合作將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充分發揮二者的優勢,優化資源配置,提供客觀、公允的資產價值是二者合作的基礎和目標。
(三)制定全面、系統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
2006年9月,美國財務會計委員會(FASB)正式了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價值計量》(Fair Value Measurements),FASB對該公告的原因做了如下闡述:“在本準則之前,公認會計原則中已有公允價值的不同定義以及應用這些定義的有限指南,但這些指南分散于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諸多公告中。指南之間的差異導致了不一致,這些不一致又增加了公認會計原則的復雜性。FASB決定在本準則中考慮這些問題。”該公告主要解決了三個重大問題:公允價值的定義、用于計量公允價值的方法以及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披露。當前我國有關公允價值的規定情況與NO.157號前美國的情況基本類似,這三個問題也是目前我國企業會計實務中面臨的問題。既然美國已經研究并很好地處理了該問題,那么我國也應該積極借鑒美國制定公允價值專項準則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盡快制定《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及其應用指南,以便務實地規范指導公允價值的運用。
【參考文獻】
[1] 孫麗影,杜興強.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管制安排[J].會計研究,2008(11).
一、引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等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結構失衡導致資產泡沫擴大,風險蔓延和經濟失控。經濟能否健康發展,風險能否可控,其關鍵之一是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定價機制[1]。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機制是關于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的原理、結構、關系和功能構成的系統。研究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綜述
金融資產是持有方擁有的一切可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具有現實價格和未來估價的,證明債權債務關系的合法憑證。
公允價值是在計量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資產付出的價格(FAS157par.5)。公允價值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定價,不是由特定主體確定的定價;公允價值是由假想交易(現行交易價格的非實際價格)形成的估計價格[2]。
自1952年馬科維茨(Markowitz)提出資產組合理論(MPT),資產計量研究便拉開序幕。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970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1973年, RobertMerton建立了資產期權定價公式。1976年,Ross得出:資產的預期收益可表示為多個宏觀經濟因素的“線性組合”。1979年,布理登(Breeden)建立了基于消費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CAPM)。1994年,Shefrin提出行為資產定價模型(BAPM)。2007年,Peter提出了動態異質模型[3]。2008年,HULL給出確定金融衍生產品價格的方法[4]。
在國內,陸靜,唐小我( 2006) 構造了基于流動性風險的多因素定價模型( LA- CAPM) [5];孫有發(2007)提出了隨機波動定價模型[6];易榮華, 李必靜 (2010)從四類定價因素入手分析股票定價模式[7]。
在上述研究中,人們囿于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模型與方法,而對其定價原理、結構和影響因素研究不夠,迄今未發現有一個完整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體系,即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
三、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
(一)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定價原理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定價原理不可能憑空產生,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發展的演變過程昭示了:金融產品“源自”實體產品,因此,金融資產定價與實體產品定價同源,所以,同理。根據公允價值的定義,公允價值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定價,市場由“看不見的手”左右,所以,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定價應遵循“供求定價”原理。
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定價的現實基礎角度看,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純粹的計劃經濟,即使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純粹的市場經濟,事實上,都是一個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的問題。從現實上看,目前“市場多一點”成為不爭的現實。基于這一認識,金融資產定價應以市場為基礎,遵循“供求定價”原理。公允價值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同類資產的脫手 “市場價格”。如果市場上的同一項資產在第一對交易主體之間達成一個價格(最高價),在第二對交易主體之間達成另一個價格(最低價),那么,在第三對交易雙方信息對稱的情況下,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成交價格不會是最高價,也不會是最低價,應該是中位價,而中位表示的是平均的理念。因此,參照同類資產定價可以理解為以同類金融資產的平均價作為這類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我們來論證一下上述“平均理念”,第一,在經典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先生的CAPM模型中,資產期望收益率實際上也是一個平均數,因為在概率論中,期望本身就是均值。第二,既然公允價值作為由假想交易形成的估計價格,當然是需要點估計的,而最一般的點估計就是認為總體平均數約等于樣本平均數,這樣,這個估計價格同樣是平均數。
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投資者的情緒波動大、行為顯著地從眾,經濟主體的有限理性變得更加有限。此時,“救市”成為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必然選擇,政府通過干預供應和需求對公允價值計量進行“制度安排”。
但是,根據公允價值的定義,公允價值不是由特定主體確定的價格,當然也不是由政府確定的價格,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得出的“干預價格”同樣不能作為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而只能是對市場價格的“調整”,這仍然離不開以市場這一基礎。總之,金融資產定價遵循“供求定價”原理。
(二)結構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應該是個什么樣的結構?眾所周知,價格是價值的表現,通過研究金融資產價格的結構就能夠了解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結構。亞當·斯密 認為“利己心和競爭的作用使產品的價格和成本不會相差太大”[8],這意味著價格與成本之差存在,這個差數實際上是毛利潤。雖然在亞當·斯密時代,還沒有出現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問題。但是,我們根據上述商品價格和成本的關系,可以推理出:商品價格的基本結構是:成本+毛利,從而,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基本結構也是“成本+利潤”。
(三)影響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主要因素
“看不見的手”決定金融資產公允價值,這在上面已述。除此之外,影響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主要因素有:
1.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準則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準則雖然已有三個層次定價法,但在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定價,其定價方法有待經過實踐檢驗并進一步修訂;在第三個定價層次上,企業有了較大的定價“自由空間”,由此容易產生金融資產“泡沫”,從而影響到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具體來說,由于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有待完善等原因,當企業有定價權時,管理層通常會選擇有利于完成公司受托責任的定價策略,以達到既定的目標;當管理者面臨政治影響時,出于降低政治成本的需要,通常會選擇低政治成本的定價方案;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在有機會時,通常會充分利用外部性,盡可能地選擇利潤最大的定價方案。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有可能面臨管理層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等,這些無不影響到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2.投資者行為
投資者信心波動、投資者心理上的贏利期望、投資者的從眾行為,這些都會使交易中的金融資產價格隨之發生波動,投資者的情緒波動越大,金融資產價格波動越大。當數量巨大的投資者普遍具有從眾行為時,金融資產交易價格會表現出相應的“集中趨勢”,導致金融資產價格的大起大落,金融資產公允價值也會非理性地“船隨漿動”。
3.估價模型與計量方法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選擇什么樣的估價模型就得到什么樣的估價,采取什么樣的計量方法就會得到什么樣的金融資產價格。由于估價模型確定欠妥或計量方法選擇不當,會使得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和公允相去甚遠。
4.利率和匯率變動
利率和匯率調整是金融管理的弒手锏之一。由于公允價值是一個折現值,根據未來收益折現來計算,現值直接受到資本市場上的利率大小和外匯市場上的匯率高低影響,通過直接影響現值,間接影響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5.社會與人心穩定
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執政理念下,政府為了保障社會與人心穩定,會采取一些非市場的辦法,對金融資產定價格進行間接或直接的干預,比如,直接提供某些金融產品,此時的金融資產價格是政府的“維穩價格”而不是公允價值。
6.金融、經濟與法律制度
市場價格機制在國家的金融經濟法律制度框架內,按照其自身的規律來運行,但是,市場價格機制并非萬能。因此,政府有時必須對金融資產實行“價格規制”。在政府對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進行調控的過程中,應把政府及其官員的活動納入法制的軌道。如果法制不健全,尋租活動屢禁不止,就會破壞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機制運行的環境,從而影響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四)功能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的功能就是保障金融資產價值的公允。通過“刨掉”金融資產的泡沫,促進金融資產交易的有序和公平,為利益相關者提供可靠并且相關的公允價值會計信息,有助于管理與決策,提高經濟主體抗風險能力,促進金融資產的優化配置。
第一,依據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定價原理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使會計人員處理公允價值會計業務時有理有據,從而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保障公允價值會計的“信息質量”。
第二,通過為投資者、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提供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為利益相關者決策提供支撐,有助于發揮公允價值會計的“決策支持”功能。
第三,依靠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特別是對虛擬資產計量的規制,可以“刨掉”虛擬資產的“泡沫”,保障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平衡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結構關系,提高經濟主體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
第四,通過發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的市場價格功能,實現資本市場中金融資產的優化配置,提高金融資產效率。
四、完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的對策與建議
(一)緊緊抓住“刨掉金融資產泡沫”這個“牛鼻子”
金融危機的問題出在哪里?實際上出在“泡沫”上,“泡沫”又來自何方?主要來源于“虛擬資產”上面。“虛擬資產”是企業已經實際發生的費用或損失,在企業持續經營的條件下,將企業已經實際發生的費用或損失列作待攤、遞延等“虛擬資產”項目,之后在持續經營期間按一定方法分期攤銷轉作費用時,抵減該期間的利潤,并相應抵減應交的所得稅,有的企業利用虛擬資產賬戶作為“蓄水池”,不及時確認、少攤或不攤銷已經發生的費用和損失,粉飾會計報表,虛盈實虧、假盈真虧的現象屢見不鮮。比如,某上市公司,三年以上賬齡的應收賬款凈額巨大,債務人被清盤,公司存貨凈額、其他長期應收款、待攤費用、長期待攤費用、待處理流動資產凈損失巨大,公司凈資產為負值。
“刨掉”金融資產泡沫是拉牛出泥潭的“牛鼻子”,抓住了這個“牛鼻子”,牛出泥潭就沒問題了。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修訂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強會計人員的公允價值會計業務技能培訓,提高會計人員處理公允價值會計業務的能力,強制進行“虛擬資產”的內外部審計,嚴查應收賬款凈額,存貨凈額、其他長期應收款、待攤費用、長期待攤費用、待處理流動資產凈損失等項目,擠掉水分。
(二)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
提高中小股東進入監事會的比例,通過協調,發揮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功能。推行合理的信息公開制度,以消除信息不對稱現象,從源頭上治理管理層可能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完善管理層受托責任績效評價體系,專門制定針對虛擬資產審計的責任目標,建立健全對管理層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對不正當利用虛擬資產或增加資產泡沫的行為進行約束,對在抗風險方面取得成效的管理層進行獎勵。
(三)著力對治負的外部性
對治負的外部性的辦法是“堵和導”兩種辦法。“堵”是使企業打消利用負外部性獲利的成本遠遠大于收益,使企業知損而后退,具體可通過在金融監管條例中增加對虛擬資產運用的一些限制性條件和產生虛擬資產泡沫時經濟處罰條款。“導”是采取金融政策,將企業負外部性導向正的外部性,具體來說就是對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企業給予政策上的優惠。
為了對治企業負的外部性,可以適度引入金融業競爭機制,打破壟斷局面,形成有利消減負的外部性的局面,從而消解負外部性對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影響。
(四)善用利率杠桿
“給一個杠桿,可以撬動整個地球。” 利率調節是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控制中的關鍵環節,直接影響到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大小。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本質上是一個未來現金凈流量的現值,決定這個現值大小的主要就是折現率,通過調整利率可以直接影響折現率,通過折現率影響計算結果,從而實現對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調控。從宏觀層面上說,如果市場上資產泡沫膨脹,那么可以通過調高利率、緊縮銀根對流通中貨幣規模實施控制,比如說“次貸”量的總量控制,總量控制住了,起一點泡沫也成不了金融危機。
(五)形成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的協調機制
以“刨掉”金融資產泡沫為主線,把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金融證券監管委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委員會、會計學會、物價局和企業行業委員會聯系起來,由金融證券監管委員牽頭,開展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協作調研,通過職責分工明確的分項治理和有序協作綜合治理,最終形成較為完善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協調管理機制,發揮其去泡沫、控風險、保經濟和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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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機引發會計計量問題的爭論
公允價值的使用受到質疑的導火索為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隨著以美國雷曼兄弟集團為代表的一大批投資銀行的倒閉,歐洲、亞洲股市普跌,數十家商業銀行出現擠兌狂潮,金融危機變為金融海嘯,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經濟形勢愈加嚴峻。
有人將會計的公允價值運用視為這次金融危機的元兇。他們認為,公允價值的使用是市場非理性恐慌情緒蔓延的催化劑。在此次金融海嘯中,直接受牽連的大多為金融企業,它們買入大量次級債等金融資產,這些買入的債券與股票價格大幅度下跌導致其資產縮水。為了維持企業正常經營和正常周轉,急需大量資金來激活資產的流動性,公司財務狀況危急。而在報表的披露中還需對資產提取減值準備。這樣一來,喪失信心的投資者大量拋售這些公司的股票和債券,使得金融資產進一步下跌,公司又要計提更多的減值準備。如此不斷地計提減值準備就會使企業陷入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
根據以上推理,會計信息在金融企業中扮演的角色飽受爭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金融業是一個高財務杠桿的行業,其會計信息的披露具有其特殊性,因而保持會計信息的謹慎性尤為重要。金融企業不像一般制造性企業生產出實實在在的產品用于銷售。其實質是在為籌資者和投資者之間提供進貨幣、金融資產等在跨期跨區配置服務的過程中賺取一定的服務費。當然,有些金融企業本身也是投資者和籌資者。由于金融企業的資產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它們會隨著匯率、利率、全球市場情況等諸多因素發生變化,其經營風險也會比一般工商企業高得多,發生壞賬、減值損失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金融企業的會計人員在工作中需要保持比一般企業更加謹慎的職業判斷,絕不能因為要粉飾企業報表而過度樂觀地估計現實,出現資產該計提的壞賬準備沒計提或計提量過少、負債和費用被低估的情況。而且,由于金融資產的估價更加困難,絕對的客觀不易做到。在金融企業中,其資產項目多為可供出售性不動產、自營證券等金融資產,根據國際會計準則,這些資產均要求按公允價值計價。這些資產在估值時需要會計人員有較高的職業素養和相關的估價知識。也就是說。公允價值的計量中摻加了過多難以分辨準確度的主觀信息。讓人懷疑一份以公允價值為計量基礎的報表能不能真實地反映出企業的財務狀況。
而會計界普遍認為,公允價值僅僅是一個公允、中立的計量工具,它不能也不應該為此次金融危機買單。公允價值捕獲了市場波動,反映出了企業資產因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程度和相應的風險程度,是公司動態周期性報告的一個有益功能。其恰恰完成了反映真實、透明情況的任務。若因此次金融危機而徹底停止使用公允價值,無異于掩耳盜鈴,報表使用人無法及時獲悉企業資產的變化情況,會對市場情況和流動性情況做出過于樂觀的估計。從而做出錯誤的決策。金融危機不僅不會因此而有任何好轉,更會造成更大范圍和程度上的損失。因此并不能因為公允價值的信息是所有人不愿見到的而否定其意義。誠然。會計信息只有在保證既相關又可靠的情況下才是真正對財務信息使用人有意義的信息,但是由于可靠性與相關性內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性,可靠性與相關性的平衡問題就成了會計界永恒的熱點問題。在過去的歷史成本計量模式下,會計信息是對過去已發生的交易、事項或情況的描述,從而給予可靠性較高的重視。而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卻更重視信息的相關性,可看作是目前會計界在兩者之間找到的最完美的平衡點。
二、公允價值運用的現實缺陷
公允價值的引入本身是為了反映公司真實的財務狀況。然而,透過這次金融海嘯,可以看出其缺陷也是不容忽視的。它的使用很容易帶來所謂的會計風險(accounting risk),即會計調整不是由于經濟活動而是因公允價值的變動而產生。在現有市場及配套的財務披露不完善的情況下,公允價值的使用恰恰使投資者與分析師更加迷惑了。具體來看。其缺陷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價值計量本身角度而言
有時并不存在一個有形或無形的充分競爭市場以供交易,所以真正公平的交易不能實現。自然,真正公允的價值也就無從得到。例如。我們在菜市場買白菜,由于基本上每一個蔬菜攤位都賣白菜且白菜的質量都相差不多,由此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便出現了,若其他蔬菜攤都賣兩角錢一斤白菜,而只有一家菜攤倚仗自己在菜市場入口的優勢把價錢定在三角錢一斤,買家就會多走兩步去下一家買價錢更加公道的白菜,久而久之,靠近入口的那家菜攤因為沒有買主也只能把自己的價錢降到平均水平,這就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的好處。然而,現實中在涉及到巨額款項的買賣中,不可能把所有有購買能力的買家和有銷售能力的賣家都集合到一起來進行交易,更有瀕臨破產的企業由于急于出售以便償還負債而處于談判的劣勢,任財大氣粗的收購方宰割,“自愿”的條件無法被滿足,公平交易就難以實現。既然完全競爭的市場不能出現,那么在公允價值定義中雙方交易的“公平”便不能保證,交易價值能否真正“公允”就被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二)從會計信息的提供者角度而言
公允價值的使用給了管理層“自由發揮”的操縱空間。以由現金流折現而計算出的公允價值為例,資本成本、市場利率、預期收益率等等設定的參數均會影響最后的計算結果,而這些參數均為會計人員根據公司具體經營融資情況、當前市場經濟景氣與否、參考同行業其他企業的數據而得出,因而主觀性較大。再加上有些公司管理層為了拿到高額薪酬而刻意粉飾財務報表,對會計人員施加一定的壓力,會計信息由于受到財會人員自身專業素質、勝任能力與職業操守、道德過關與否的雙重考驗,其真實性與客觀性就更加難以琢磨了。如圖1所示,最后披露于年報中的調整后凈利的真實性與合理性是十分值得懷疑與推敲的。實際上,未實現損益的估計數則把所謂的估值風險引入了會計風險中。從荷蘭電信行業巨頭KPN的例子可以看出,公允價值的使用甚至能幫助在技術上破產(technically insol-vent)的公司渡過難關。該公司2000年末的資產負債表上記錄了285億歐元的商譽,而所有者權益卻只有130歐元。如果不看用公允價值法計價的商譽,KPN已經資不抵債,淪為破產企業。就股票市場來說,逐日盯市制度(MARK TO MARKET)使得管理層在不違反任何法律、會計規范的情況下隨意操縱公司的資產,洗大澡的
行為更加容易實現,浮盈浮虧的情況也就容易發生了。而浮盈可為公司高管帶來高薪,為管理層謀取私利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公眾質疑在雷曼兄弟破產后,兩名被解雇的高管人員得到1820萬美元的“特殊薪酬”了。
下面的數據分析可以展示公允價值的變動對于公司披露的利潤表中凈利潤的影響。表1為Brandnew公司的公司利潤在為實現資本損益調整前后的變化情況(調整后凈利為未實現資本損益調整前的凈利與未實現資本損益之和)。
從表1可看出,未實現損益每年變化極大,全距達到了14657。調整前的凈利與未實現資本損益可謂產生了極好的“默契”。兩者的符號恰恰相反,使得加總后的調整后凈利都是凈盈利,且每年變化不大。
從圖1可直接看出調整前后經歷的變化。實線為調整后的凈利,其較虛線平穩得多。正是未實現的資本損益掩蓋了原本幾乎成“W”型的起伏巨大的利潤。公司管理層完全可以通過看似符合公認會計準則的做法,根據公司運營情況。調高或調低未實現資本損益來達到操縱利潤的目的。若投資者按最終披露出的即調整后的凈利來決策,得出公司在4年利潤比較穩定的結論,極易做出錯誤的判斷。
(三)從會計信息的使用者角度而言
公允價值所提供的某些信息對財務報表使用人尤其是債權人與投資者來說意義不大,有時甚至會給會計信息的使用人帶來諸多不便。對于銀行來說,財務報表是對申請貸款的企業進行信用評級、判斷是否給對企業貸款的一個重要信息來源。由于市場利率變動導致的賬面上長期債券市場價值變動的披露可以說是贅余的信息,因為這些只是純粹賬面價值的變動,對未來到期日投資者能收回的實際金額沒有影響,進而無法客觀反映出該企業的現實盈利能力與資產狀況。對于投資者來說,公允價值的使用削弱了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不僅每個公司采用的估值模型不一樣,即使使用的是同一個估值模型,但是模型中的變量都是由各公司的會計人員結合本公司的具體情況決定的,因而具有極大的個別性,加大了信息不對稱性。給投資者將目標企業與同行業平均指標和其競爭者進行比較帶來了困難。
(四)從會計信息的審計者角度而言
公允價值的使用也給注冊審計師的工作帶來了困難。在傳統的審計工作中,審計師大多是以可追溯查詢的書面審計證據為基礎,發表客戶財報有無重大錯報的審計意見。公允價值的使用帶來的操縱利潤的可能性使得審計風險加大,且有些公允價值的取得無法形成書面的證據,有直接證明力的證據較少,審計師需要獲得業務發生時的相關金融利率、銀行利率、外匯利率和企業歷史數據等信息,通過自己的職業判斷來確定審計中準確性的目標是否達到,有時還需要把權威的資產估價師納入審計隊伍,降低了整個審計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三、如何完善公允價值體系
上述討論并不意味著公允價值計價法有百害而無一益,正如德勤菲利普所說,“公允價值只是把情況表現出來。市場波動的影響被公允價值準則所捕獲,但次貸危機并不是由它而引起的”。本次金融危機只是讓我們認識到目前的公允價值并不是會計計量基礎中的“萬靈藥”,未經過完善的公允價值體系能夠完全反映公司財務狀況(尤其是金融工具價值)的想法也是過于片面的。
但不可否認,公允價值概念的引用確實是會計界一個極大的進步,國際會計準則推崇公允價值計價法的本意是認為公允價值能夠推進會計信息的透明化、公開化,確保投資者做出決策的基礎――會計報表足夠可靠。它意味著會計師的職業從一個單純的記錄者向分析記錄者的角色轉換,引入了財務――經濟觀(financial-eco-nomic view),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價值溝壑”(valuation gap)。而公允價值所帶來的動態性信息理念也絕對是會計界的創新。然而如何讓公允價值真正達到報表使用人對它的期望呢?筆者認為,完善公允價值體系勢在必行。正因如此,美國證監會在2008年12月30日向國會提交的一份長達211頁的報告(SEC Report to Congress On Mark-to Market Ac-counting)中,提出了包括重新考慮減值會計處理、制定新的有關在非活躍市場中確定公允價值的指南等8項改進建議來提升財務報表的透明度與真實性。
由于一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需要政府監管部門、會計準則制定方、公司企業、社會公眾的共同支持與合力研究,是一項任務艱巨且工作量巨大的工程。筆者在此僅作淺談,以起拋磚引玉之效。
(一)從其他會計制度方面
應當加快在其他會計制度的建設方面的研究,以彌補公允價值的缺陷。就像權責發生制有現金流量表作為補充,公允價值體系也應該有其他的信息披露方式作為輔助。例如,當今會計制度制定的前沿專家們提出了制定一個績效表(performance statement)的設想,所有公允價值的變化以及公司高管的薪水都將在此績效表中給予詳細的列報。相信此設想一旦成真,必會給投資者、政府監管部門、公共審計師及公司董事會帶來極大的便利。
(二)從政府監管方面
目前的現實市場環境亟待健全。一個完善、公開、透明、有效的資產信息價格體系不僅能夠降低會計人員在公允價值估計中帶來的便利,降低估值的主觀性,也適當地削弱了信息不對稱性,給財務報表使用人利用其他可供參考的資料綜合分析某一公司業績提供了方便。同時,政府和監管機構還應該盡快填補法律法規在公允價值使用方面的空白。對于公允價值變動情況披露不詳細、不適當的公司,對相關人員給予行政、民事處罰,必要時給予刑事上的處罰。
(三)從會計人員教育方面
財務報表的準備工作由會計師獨立完成越來越困難,估值方面的專業人才的協助變得尤為重要。與此同時,對會計師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除去日常記賬、年終編制報表的知識,一個稱職的會計人員還需要有金融工具定價、企業融資、無形資產估值等相關方面的基本知識,以確保會計信息的客觀、可信。這同時意味著應該在會計人員的職業培養教學教程中設置更多的課程。
四、我們的現實選擇:可靠性與相關性的權衡
如同國家的金融政策在不同的經濟時期有不同的導向,筆者認為,會計政策在不會給財務信息使用人帶來困惑的前提下,在不同的經濟環境條件下也應有不同的側重點。
(一)在經濟運行較平穩的時候,用公允價值計量資產時應該偏重于相關性
股市動態30指數自2008年1月1日設立以來,下跌23.17%,同期上證指數下跌55.16%。本周股市動態30指數、股票組合均跑輸大盤。
二、股市動態30指數
本周暫不調整30成份股。
三、最新評論
資本市場的核心是定價,誰掌握了定價權,誰就可以在市場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們曾探討過全流通后,市場內各方力量的對比。我們提到基金公司的成立代表金融資本逐步登上資本市場的舞臺,在股權分置改革之前,大股東為代表的產業資本因為股權無法流通,隨著金融資本的快速壯大,金融資本逐步掌握了市場定價的話語權。如果說2002-2003年的“五朵金花”行情是金融資本在小試牛刀的話,2006-2007年的大牛市就是金融資本大放異彩的一年。金融資本占流通市值比重在3成附近,金融資本此間掌握了市場定價的話語權。
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全流通時代開始到來,原來看似強大的金融資本,在產業資本面前竟顯得如此的弱小,中國A股上市公司大多一家獨大,相當多公司大股東掌握絕對的話語權,而由于大小非解禁導致流通市值迅猛增加,而今基金為代表的金融資本占流通市值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幾,相較產業資本,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產業資本逐步掌握了定價的話語權,金融資本在參與上市公司定向增發的過程中,如今也是屢屢被套,產業資本打通了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可以充分將實業資產在二級市場高價套現,無論是在IPO,還是在資產注入的過程中,產業資本的資產均高價推給了二級市場,金融資本只能高價接收產業資本的籌碼,結果就是,產業資本迅速催肥,金融資本不斷輸血。
首先,與英美等國相比,我國法律對會計舞弊尚未有統一規定,舞弊主體的法律責任和對其懲罰機制亦不健全,這就為那些利用公允價值進行會計舞弊者留下了操縱的空隙。作為對國有企事業單位進行監督的國家機構,證監會、國家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的監督是有限的。他們往往只進行不定期的抽查,稽查力量很不充分,給利用公允價值造假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留下施展的余地,而且就算發現問題,懲罰的力度也很小。
其次,從企業內部管理上講,治理結構存在很大缺陷。控股股東往往是國有股和法人股一股獨大,通過關聯交易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獨立董事選拔、聘任缺乏法定程序,很難代表中小股東履行治理公司的職責,最后形成控股股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評價自己的內部控制人現象。在關聯交易、非貨幣交易、債務重組中之所以產生利用公允價值進行操縱的現象,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企業內部人(包括管理層和控制性股東)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要求會計人員按照自己的命令和意圖行事。而且目前我國會計人員整體業務素質不高,在進行職業判斷時往往會有些偏離。這些人為因素的存在使得公允價值在我國的運用困難重重。
最后,有關損益的會計核算和披露制度存在缺陷。在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時,現行準則制度規定計入當期損益,從而引起各期損益的劇烈波動,成為經理人操縱利潤的手段。由于這些減值是按照資產賬面成本與各種形式的公允價值孰低來計價的,在企業持有期間減值額會不斷變化,只要企業不出售這種資產,那么它就是已確認未實現的損益。
二、公允價值和金融資產的概念及特點
根據新企業會計準則,企業應結合自身的業務特點和風險管理要求,將取得的金融資產在初始確認時分類如下:(1)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2)持有至到期投資,(3)貸款和應收款項,(4)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新準則規定上述分類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中的交易性金融資產是指持有時間較短,主要是為了近期內出售、回購或贖回,包括企業以賺取差價為目的的從二級市場購入的股票、債券和基金、為短期獲利以組合方式進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認金融工具、符合條件的衍生工具(套期保值除外)。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是指在滿足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準則規定條件的情況下,企業將金融資產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兩者在核算時的科目都計入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指初始確認時即被指定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資產,以及除下列各類資產以外的金融資產:(1)貸款和應收款項;(2)持有至到期投資;(3)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三、會計核算處理比較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是以公允價值計量的,其相關的交易費用計入當期損益,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在處置時,其公允價值與初始入賬金額之間的差額應確認為投資收益,同時調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會計核算處理與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有類似之處,但也有不同。具體如下:(1)初始確認時,都按公允價值計量,但對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相關交易費用計入初始入賬金額;(2)資產負債表日,都按公允價值計量,但對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不是計入當期損益,而是計入所有者權益中的資本公積,處置時從資本公積中轉出計入投資收益;(3)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如果持續下降,或者綜合考慮各種相關因素后,預測這種下降趨勢屬于非暫時性的,可以認定該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已發生減值,應當確認減值損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發生減值的,在確認減值損失時,應將原直接計入所有者權益的公允價值下降形成的累計損失一并轉出,計入減值損失。從會計核算處理方式中可以看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不管有沒有處置,其公允價值的變動都直接影響公司當年利潤。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浮盈體現在資本公積中,持續下跌產生的浮虧作為資產減值處理,計入當期損益,投資真正實現時才計入投資收益,體現在利潤中。
四、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2007 年上市公司全面實行新企業會計準則,2006 年底滬深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結合新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及自身業務特點,詳細分析并披露執行新企業會計準則后公司可能發生的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及其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影響。
2007 年4 月3 日雅戈爾公布了2006 年年報,按新企業會計準則調整后的股東權益為73.7 億元,較原準則下的45.5億元增加28.2 億元,新舊會計準則核算下的股東權益差異高達62%!其中主要原因是其所持有中信證券股權大漲所致。在新企業會計準則下,雅戈爾將所持中信證券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調增了資本公積而增加了股東權益。雖然因尚未處置而沒有影響到當期利潤,也沒有形成現金流入,但自雅戈爾公布年報后,其股價一路上漲,在不到3 個月的時間漲幅高達百分之百以上。類似的情況還有南京高科、江南高纖、哈寶熱電、凱迪電力、鹽湖鉀肥等。不難看出,新企業會計準則下公允價值的計量對股價的上漲功不可沒。在新企業會計準則下,企業對其持有的二級市場上的金融資產,除對被投資單位擁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響之外,無論是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還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計量都影響到企業的股東權益。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通過影響當期損益進而影響凈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通過影響資本公積進而影響凈資產,推動股價上漲。但是,由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處置時并沒有給企業帶來真正的經濟利益,沒有現金的流入,企業的盈利、凈資產的增加均不能投資者帶來現金的分紅。
同時,在新企業會計準則下,如果上市公司相互交叉持股,以往的證券分析方法和指標將不再適用,只有通過分析調整后,才能與公司的投資價值相關。但是,一般的投資者都不具有這種調整能力,往往會使投資者蒙受損失。
五、對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影響
其公允價值的取得一般來自二級證券市場,證券市場的價格一日三變,價格波動頻繁,所以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雖然由企業擁有,但給企業帶來的經濟利益卻不能由企業控制,除非金融資產馬上處置,否則與該資源有關的經濟利益就不一定會流入企業。根據中國證券報數據中心統計,截至2009 年4月28 日,已公布年報的1 503 家上市公司2008 年合計發生公允價值變動損失475.13 億元,2007 年則獲得公允價值變動收益182.47 億元。滬深交易所規定每年4 月30 日前披露年報,而2009 年一季度上證指數又上漲了30%左右,投資者得到年報信息時資產已不是年報上的金額。投資者如果利用年報信息對企業評價并作出決策或預測,可能并不準確。而基本準則中規定會計信息的相關性是指要求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與投資者等財務報告使用者的經濟決策需要相關,有助于投資者等財務報告使用者對企業過去、現在、未來的情況作出評價或預測。所以,目前金融資產的會計計量方法并不能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要求。
六、對會計信息謹慎性原則的影響
目前,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的波動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股價上漲時,即使沒有處置金融資產,沒有實質的現金流入,公司的業績卻提高不少,從而進一步促進股價的上漲。在牛市中,上市公司的主營業績沒有任何提高的情況下,交叉持股中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可以通過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形成循環放大的效應,使股價上漲和業績增加相互推動。反之,在熊市中則有循環放小的效應。這不符合會計信息謹慎性原則。當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由于其公允價值波動產生的浮盈放在了資本公積,浮虧則提取減值損失,在謹慎性原則上可謂比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略勝一籌。
七、兩種金融資產對利潤操縱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在2007 年帶來了中國股市的瘋漲。在2007 年的年報中,有一種現象就是幾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或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或兩種金融資產兼有。然而,在2008 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全球股市一路狂跌,中國股市也不例外。2008 年的年報中,又有一種現象就是所有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或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或兩種金融資產兼有的上市公司,通通都賣掉了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而僅僅只剩下交易性金融資產。
看到這兩種現象,不得不引人深思,上市公司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其實,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利用持有兩種金融資產來調節利潤。當股市上漲時,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以使當期利潤增加;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可以為下一年的業績做個蓄水池,同時也可增加當期凈資產。當股市下跌時,賣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可以使上一期的利潤轉移到當期,來彌補業績的虧損。公允價值在金融資產中的應用,最終卻成了一些對投資者不負責任的上市公司操縱利潤的合法權杖,當作平衡業績的蹺蹺板。
八、公允價值在金融資產中應用的建議
為了避免公允價值在金融資產應用中產生的弊端,我認為不妨對金融資產的會計核算處理做以下調整:
1.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不再區分,但仍然采用公允價值計量。
2.在金融資產上漲時,上漲金額不再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而計入資本公積公允價值變動。在市價高于成本價格時,股價下跌的損失減計資本公積公允價值變動金額,避免由于公允價值的波動直接在公司的當期利潤表中,也體現了會計信息的謹慎性原則。
中圖分類號:F83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21-05
一、引言
隨著金融體制的改革和金融不良資產處置工作的推進,金融不良資產處置機制與業務工作開展越發成熟,其價值評估方法也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研究。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評估意義重大,并探討了目前國內金融不良資產評估存在的問題:秦Z[1]將資產評估方法定義為評估執業人員估算資產價值的技術手段,并認為其對資產評估結果合理性有著重要影響。李躍[2]認為國內金融不良資產評估存在評估理論嚴重滯后、債權性資產債權人不清晰、制度環境與評估方法存在缺陷等問題。譚小蓓[3]認為國內評估理論滯后于評估實踐,部分債權性資產權屬不清,產權依據不足,金融不良資產的處置進度與評估咨詢報告質量的矛盾突出。
另外,部分學者則對目前的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進行了重點研究:宋雨舟、于倩[4]將評估方法定義為評定估算資產價值的技術手段,并重點分析了當時國內主要運用三種基本的評估方法,即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張成文、王福和[5]具體分析了假設清算法在金融不良資產評估中的適用范圍、應用及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相關優化政策。李曉炎[6]探討了在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業務中使用交易案例比較法時,如何采取優化的措施來提高可操作性及評估精度,并從交易案例的選擇、交易案例的修正、比較調整因素的補充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汪柏林[7]對德爾菲法在金融不良資產評估中的應用前景、收斂性檢驗的必要性進行了討論,并對所選用的檢驗方法進行了分析。
綜上所述,國內大部分學者都認同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評估的意義,但目前尚未在學術界形成權威且統一的價值評估方法,因此對金融不良資產的評估方法進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二、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的一種新思路
由于傳統的評估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嘗試從測算單戶金融不良資產回收率的角度對金融不良資產的價值進行評估,并使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通過建立經驗方程對具體案例進行驗證。
(一)基本理論假設
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評估首先需確定影響價值實現的因素。本文假設:金融不良資產的價值與其回收率正相關,回收率越高,其相應的價值也越高。影響資產價值的因素主要有:(1)債務人財務及經營狀況。債務人的財務狀況主要指其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及現金比率等財務指標,債務人財務狀況越好,其還款的幾率越大;而債務人經營狀況的好壞又會直接影響其財務指標,從而間接影響其還款。(2)債權方式。按債權擔保方式劃分,債權資產可分為信用債權、抵(質)押債權、保證債權等三類:信用方式債權其追償范圍為債務人的資產,因此價值相對要低;保證方式債權,債權追索擴大,因此價值相應要高;抵押方式債權,由于較其他債權人有特定的資產保障,且擁有一定的財產支配權和優先受償的權利,其價值最高。(3)不良資產處置環境。影響不良資產處置的環境主要包括法律環境與市場環境。法律環境越完善,法律約束越嚴格,債務人逃廢債務的可能性越小;市場環境越優越,金融不良資產變現渠道越多,資產回收比率越大。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擬以單戶金融不良資產的回收率為因變量,債務人目前拖欠債權本息、所屬行業、所處區域、貸款用途、還款記錄、經營狀況、有無抵押/擔保措施、貸款五級分類、有無法律訴訟作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方程。假設其線性回歸模型為:Y=β0+β1X1+β2X2+β3X3+…βpXp+μ,其中β0,β1,β2,β3,…,βp為p+1個未知參數,即需要求取的回歸系數,Y為回歸方程的因變量,代表單戶資產的回收率,X1,X2,X3,…,Xp是p個解釋變量,代表影響該資產變現的各種因素。當確定多元回歸線性方程后,我們即可求取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的回歸系數,繼而對單戶資產的回收率進行預測,并以此為根據確定該不良資產的價值。
(二)歷史數據搜集與處理
本文所搜集的不良資產信息均來自于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湖南省、湖北省、廣東省分公司2013年商業銀行資產包收購案例中真實數據,收購債權真實,收購過程公開透明,不存在虛擬數據。同時,根據本文確定的回歸方程解釋變量,在選取數據時充分考慮了數據的相關性,避免相關性不明顯的數據作為回歸分析變量。所選取的案例數據如表1所示(由于篇幅限制,詳表略):
表1案例數據單位:萬元案例序號本息合計所屬行業所處區域貸款用途還款記錄經營狀況有無抵押有無擔保是否訴訟五級分類實際回收率1.武鋼維爾卡鋼繩制品有限公司20021.4工業省會城市資金周轉有半關停無無否次級20.7%2.武漢國際會展中心股份有限公司8811.86服務業省會城市基建有正常有無是可疑32.1%3.美家龍健身器材有限公司2464.07工業地級市其他無正常無有是損失15.3%4.湖南駿N機械制造有限公司1530工業省會城市資金周轉有正常有有是次級4.3%5.株洲新通鐵路裝備有限公司1852工業地級市資金周轉無半關停無無是損失7.9%6.長沙有有實業有限公司1816工業省會城市其他有正常有有是損失9.2%7.科雷諾機械有限公司621.2工業省會城市資金周轉有正常有有是次級12.3%8.同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374.24工業省會城市基建無正常有無是損失13.1%續表19.紫東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4504.7服務業省會城市資金周轉有正常無有是次級30.6%10.合力熱電有限公司2420.25工業地級市其他有關停有有是損失23.7%
以上搜集的歷史數據未經過加工處理,大部分信息并非數值型信息,因而難以直接使用,因此在進行數據處理前需進行轉換。轉換思路如下:(1)貸款本息為非線性相關因素,在處理時取其自然對數;(2)企業所屬行業與所屬區域等變量接近正態分布,轉換方式為:轉換后數據=(原始數據-原始數據平均值)/原始數據標準差;(3)本文擬使用Eviews軟件進行數據的回歸分析,故所處行業、所處區域、貸款用途、有無還款記錄、經營狀況、是否有抵押/擔保、是否訴訟以及五級分類的數據必須轉換為數值分類指標,具體處理方式及結果分別如表2、表3所示:
三、結論
本文從傳統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的局限性出發,采用計量經濟學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提出了估計單戶不良資產的回收率及整體資產包的綜合回收率,從而對資產包的價值進行評估的方法,即資產包價值為∑niYiMi=MY,其中Yi為單戶不良資產回收率,Mi為單戶不良資產的金額。盡管不同類型的金融不良資產具有不同的種類和價值表現形式,但由于對不同的金融不良資產進行估值時,其資產價值回收率都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故從資產回收率的視角來研究一般性的金融不良資產價值評估問題具有可行性。
采用該方法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評估,優勢在于:第一,采用此方法對于金融不良債權資產包,特別是信用債權資產包進行,比傳統的成本法或交易案例比較法更為科學、嚴謹,特別是在該資產評估對象為大宗對象且涉及大量復雜產權糾紛的情況下,與針對逐個評估對象進行傳統評估的方法相比,可以極大地節約時間與成本;第二,對于非債券類金融不良資產,采用此方法進行價值評估,利用計量軟件來進行定量分析,也可以避免交易案例比較法或專家打分法所固有的主觀性與隨意性。
同時,此方法也存在相應的弊端:首先,歷史經驗數據的真實可靠性與案例數量對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影響較大,對于評估機構與人員來說,運用此方法通常要求其找到足夠多的、公開市場交易的且滿足計量要求的樣本,而這通常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其次,回歸模型的構建、經驗方程的建立以及計量過程中的變量與方程顯著性檢驗,都涉及相關復雜的數理統計與運算,通常需要借助相關計算機程序與計量軟件,單純依靠手工計算難度較大;最后,采用此方法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評估,得到的不良資產回收率回歸分析結果為區間結果而非絕對確定結果,不能將其作為不良資產處置的唯一依據,而應同時配合成本法、交易案例比較法等傳統評估方法確定金融不良資產的最終價值,否則容易加大處置風險。
參考文獻:
[1]秦Z. 資產評估方法的選擇與資產評估結果合理性[J].東岳論叢,2013(3):181-185.
[2]李躍. 金融不良資產評估問題及對策研究[J]. 國際商務財會,2009(9):34-35.
[3]譚小蓓.關于我國金融不良資產評估若干問題的思考[J].企業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論版),2009(2):46-47.
[4]宋雨舟,于倩. 淺析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J].才智,2009(25):170.
[5]張成文,王福和. 假設清算法在金融不良資產評估中的應用[J]. 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270-272.
[6]李曉彥.優化交易案例比較法在金融不良資產評估中的應用研究[J]. 企業導報,2011(11):57-58.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評估意義重大,并探討了目前國內金融不良資產評估存在的問題:秦璟[1]將資產評估方法定義為評估執業人員估算資產價值的技術手段,并認為其對資產評估結果合理性有著重要影響。李躍[2]認為國內金融不良資產評估存在評估理論嚴重滯后、債權性資產債權人不清晰、制度環境與評估方法存在缺陷等問題。譚小蓓[3]認為國內評估理論滯后于評估實踐,部分債權性資產權屬不清,產權依據不足,金融不良資產的處置進度與評估咨詢報告質量的矛盾突出。
另外,部分學者則對目前的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進行了重點研究:宋雨舟、于倩[4]將評估方法定義為評定估算資產價值的技術手段,并重點分析了當時國內主要運用三種基本的評估方法,即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張成文、王福和[5]具體分析了假設清算法在金融不良資產評估中的適用范圍、應用及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相關優化政策。李曉炎[6]探討了在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業務中使用交易案例比較法時,如何采取優化的措施來提高可操作性及評估精度,并從交易案例的選擇、交易案例的修正、比較調整因素的補充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汪柏林[7]對德爾菲法在金融不良資產評估中的應用前景、收斂性檢驗的必要性進行了討論,并對所選用的檢驗方法進行了分析。
綜上所述,國內大部分學者都認同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評估的意義,但目前尚未在學術界形成權威且統一的價值評估方法,因此對金融不良資產的評估方法進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二、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的一種新思路
由于傳統的評估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嘗試從測算單戶金融不良資產回收率的角度對金融不良資產的價值進行評估,并使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通過建立經驗方程對具體案例進行驗證。
(一)基本理論假設
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評估首先需確定影響價值實現的因素。本文假設:金融不良資產的價值與其回收率正相關,回收率越高,其相應的價值也越高。影響資產價值的因素主要有:(1)債務人財務及經營狀況。債務人的財務狀況主要指其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及現金比率等財務指標,債務人財務狀況越好,其還款的幾率越大;而債務人經營狀況的好壞又會直接影響其財務指標,從而間接影響其還款。(2)債權方式。按債權擔保方式劃分,債權資產可分為信用債權、抵(質)押債權、保證債權等三類:信用方式債權其追償范圍為債務人的資產,因此價值相對要低;保證方式債權,債權追索擴大,因此價值相應要高;抵押方式債權,由于較其他債權人有特定的資產保障,且擁有一定的財產支配權和優先受償的權利,其價值最高。(3)不良資產處置環境。影響不良資產處置的環境主要包括法律環境與市場環境。法律環境越完善,法律約束越嚴格,債務人逃廢債務的可能性越小;市場環境越優越,金融不良資產變現渠道越多,資產回收比率越大。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擬以單戶金融不良資產的回收率為因變量,債務人目前拖欠債權本息、所屬行業、所處區域、貸款用途、還款記錄、經營狀況、有無抵押/擔保措施、貸款五級分類、有無法律訴訟作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方程。假設其線性回歸模型為:Y=β0+β1X1+β2X2+β3X3+…βpXp+μ,其中β0,β1,β2,β3,…,βp為p+1個未知參數,即需要求取的回歸系數,Y為回歸方程的因變量,代表單戶資產的回收率,X1,X2,X3,…,Xp是p個解釋變量,代表影響該資產變現的各種因素。當確定多元回歸線性方程后,我們即可求取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的回歸系數,繼而對單戶資產的回收率進行預測,并以此為根據確定該不良資產的價值。
(二)歷史數據搜集與處理
本文所搜集的不良資產信息均來自于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湖南省、湖北省、廣東省分公司2013年商業銀行資產包收購案例中真實數據,收購債權真實,收購過程公開透明,不存在虛擬數據。同時,根據本文確定的回歸方程解釋變量,在選取數據時充分考慮了數據的相關性,避免相關性不明顯的數據作為回歸分析變量。所選取的案例數據如表1所示(由于篇幅限制,詳表略):
表1案例數據單位:萬元案例序號本息合計所屬行業所處區域貸款用途還款記錄經營狀況有無抵押有無擔保是否訴訟五級分類實際回收率1.武鋼維爾卡鋼繩制品有限公司20021.4工業省會城市資金周轉有半關停無無否次級20.7%2.武漢國際會展中心股份有限公司8811.86服務業省會城市基建有正常有無是可疑32.1%3.美家龍健身器材有限公司2464.07工業地級市其他無正常無有是損失15.3%4.湖南駿昇機械制造有限公司1530工業省會城市資金周轉有正常有有是次級4.3%5.株洲新通鐵路裝備有限公司1852工業地級市資金周轉無半關停無無是損失7.9%6.長沙有有實業有限公司1816工業省會城市其他有正常有有是損失9.2%7.科雷諾機械有限公司621.2工業省會城市資金周轉有正常有有是次級12.3%8.同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374.24工業省會城市基建無正常有無是損失13.1%續表19.紫東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4504.7服務業省會城市資金周轉有正常無有是次級30.6%10.合力熱電有限公司2420.25工業地級市其他有關停有有是損失23.7%
以上搜集的歷史數據未經過加工處理,大部分信息并非數值型信息,因而難以直接使用,因此在進行數據處理前需進行轉換。轉換思路如下:(1)貸款本息為非線性相關因素,在處理時取其自然對數;(2)企業所屬行業與所屬區域等變量接近正態分布,轉換方式為:轉換后數據=(原始數據-原始數據平均值)/原始數據標準差;(3)本文擬使用Eviews軟件進行數據的回歸分析,故所處行業、所處區域、貸款用途、有無還款記錄、經營狀況、是否有抵押/擔保、是否訴訟以及五級分類的數據必須轉換為數值分類指標,具體處理方式及結果分別如表2、表3所示:
三、結論
本文從傳統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的局限性出發,采用計量經濟學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提出了估計單戶不良資產的回收率及整體資產包的綜合回收率,從而對資產包的價值進行評估的方法,即資產 包價值為∑niYiMi=MY,其中Yi為單戶不良資產回收率,Mi為單戶不良資產的金額。盡管不同類型的金融不良資產具有不同的種類和價值表現形式,但由于對不同的金融不良資產進行估值時,其資產價值回收率都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故從資產回收率的視角來研究一般性的金融不良資產價值評估問題具有可行性。
采用該方法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評估,優勢在于:第一,采用此方法對于金融不良債權資產包,特別是信用債權資產包進行,比傳統的成本法或交易案例比較法更為科學、嚴謹,特別是在該資產評估對象為大宗對象且涉及大量復雜產權糾紛的情況下,與針對逐個評估對象進行傳統評估的方法相比,可以極大地節約時間與成本;第二,對于非債券類金融不良資產,采用此方法進行價值評估,利用計量軟件來進行定量分析,也可以避免交易案例比較法或專家打分法所固有的主觀性與隨意性。
同時,此方法也存在相應的弊端:首先,歷史經驗數據的真實可靠性與案例數量對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影響較大,對于評估機構與人員來說,運用此方法通常要求其找到足夠多的、公開市場交易的且滿足計量要求的樣本,而這通常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其次,回歸模型的構建、經驗方程的建立以及計量過程中的變量與方程顯著性檢驗,都涉及相關復雜的數理統計與運算,通常需要借助相關計算機程序與計量軟件,單純依靠手工計算難度較大;最后,采用此方法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評估,得到的不良資產回收率回歸分析結果為區間結果而非絕對確定結果,不能將其作為不良資產處置的唯一依據,而應同時配合成本法、交易案例比較法等傳統評估方法確定金融不良資產的最終價值,否則容易加大處置風險。
參考文獻:
[1]秦璟. 資產評估方法的選擇與資產評估結果合理性[J].東岳論叢,2013(3):181-185.
[2]李躍. 金融不良資產評估問題及對策研究[J]. 國際商務財會,2009(9):34-35.
[3]譚小蓓.關于我國金融不良資產評估若干問題的思考[J].企業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論版),2009(2):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