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23 09:48:29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總人口40.9萬人，區共有耕地面積27萬畝。其中農業人口25.3萬人，農村勞動力16萬人，農民人均耕地1.07畝，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較突出。近年來，隨著農業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越來越少，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如不及時地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農民收入就難以持續增加，富民強區的奮斗目標就難以如期實現。只有轉移農民、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為此，把轉移農村勞動力作為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的一項基礎工程對待，堅持一手抓就地消化，一手抓勞務輸出，多形式、多渠道轉移農村勞動力，拓寬了農民就業和增收的路子，收到明顯的成效。年全區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7.4萬人，占全區農村勞動力的46%實現非農總收入3.6億元，當年全區農民新增收入的70%來自非農產業；其中向外地輸出的勞務人員就達2.32萬人，年創勞務總收入2.1億元，人均9000元。年我區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勞務輸出先進縣（區）年又被評為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先進集體。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幾點：
一、大力發展二、三產業。
立足自身優勢，大力發展吸納勞動力強的產業和企業，實現了農村勞動力就地向非農產業的快速轉移。一是加快招商引資，培植就業載體。把招商引資作為經濟工作的總抓手，引進一個項目，安置一批人員。年以來，區共利用區外資金31.2億元，新上項目412個，這些項目共吸納2.8萬名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如吉林客商先生投資5000萬元興建的鑄鋼廠，共安置農村勞動力500多人，人均月收入900多元；臺資企業公司吸納1400多名農村婦女就業。同時，還不斷強化招商載體建設，舉全區之力建設了工業園，目前園區內投產企業已達42家，安置農村勞動力6300多人。二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拓展就業空間。進一步放寬政策，完善服務，激活民資民力，形成了千家萬戶搞個體、干民營的好局面；對骨干民營企業，不斷在資金、技術、人才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引導他做大做強。近年來，全區非公有制經濟單位總戶數、從業人員數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目前，全區非公有經濟單位發展到7500戶，從業人員3.5萬人，其中農村勞動力2.8萬人，民營經濟已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撐。三是發展農業龍頭企業，吸納和聚集農村勞動力。農業龍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就業容量大，吸納能力強。近年來，圍繞農業主導產品和優勢產品，狠抓農業龍頭企業建設。先后投資660萬元擴建了金虹食品公司，引資4000萬元新建了木業、木業和木業，這些企業已直接吸納了1100名農村勞動力就業。今年初引資1.6億元建設的公司今年8月份竣工投產，德國米杜甘地公司投資2200萬美元的長毛兔飼養和兔毛深加工項目，近期也將開工建設。這兩個項目建成后，可安置農村勞動力3300人。龍頭企業在直接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同時，還帶動了全區長毛兔、生豬的養殖和速生楊的種植。目前，全區長毛兔存養量達到258萬只，生豬存欄量達到14萬頭，速生楊種植面積發展到2.8萬畝。四是堅持城鄉統籌發展，不斷加快城鎮化進程。抓住行政中心西遷歷史機遇，大力實施城市化戰略，積極推進城區東擴南移。近年來，城市建成區面積每年新增1.5平方公里以上，直接帶動了周邊11個村的改造，1.5萬名農民實現了向市民的轉變。結合城市開發建設，大力發展建筑業，全區共有6500名農民在各類建設工地務工；制定了優惠政策，鼓勵農民進城經商，城區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已達5000人。做大城區規模的同時，以興建專業市場、發展工商業戶為重點加快小城鎮建設，吸納農民向小城鎮集中，全區小城鎮人口達7.2萬人。
二、大力發展勞務經濟。
現階段增加農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立足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不斷擴大勞務輸出規模。一是抓好載體建設，建立穩固的勞務基地。最初，發揮上海老鄉的優勢，與上海寶山港務局建立了勞務協作關系。后來抓住其下屬裝卸公司改制的機遇，創立了山東駐滬勞務輸出總公司”目前，公司已發展成為安置勞務人員1000余人，年創勞務總收入1800多萬元的企業。去年該公司在上海市21個勞務輸出基地評比中獲第一名，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結合上海法制環境優、工作條件好、工資待遇高的優勢，以駐滬勞務輸出總公司為依托，與上海松江大學城、上福電子等10多家企業建立了穩固的勞務關系，上海已成為我區最大的勞務輸出市場。近年來，又借鑒上海的經驗，先后在廣東、浙江、江蘇、蘇州、青島、深圳等省市建立了11處勞務輸出基地，形成了機械加工、電子、工藝、服裝、物業管理、汽車運輸、貨物裝卸等多行業輸出的格局。二是健全輸出信息網絡，擴大勞務輸出規模。為有計劃地輸出和招收勞務人員，狠抓輸出信息網絡建設。對內，區、鎮兩級設立了勞務輸出服務大廳，今年又開工建設了建筑面積2500平方米的區勞動力市場，利用網絡、電話、信函等形式，收集用工信息；聘請各村兩委負責人為勞務輸出信息員，負責本村居富余勞動力和有意外出務工人員的登記造冊，全區形成了區聯鎮、鎮聯村、村聯戶的三級勞務信息網絡。對外，以各大勞務基地為依托，每年定期不定期地到用工較多的大中城市、關系企業收集用工信息，考察用工單位，及時進行，有針對性地組織輸出勞務人員。如鎮勞動服務中心主動到青島、上海等地聯系用工單位，積極組織全鎮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去年全鎮共輸出勞動力5000人，春節前后外出務工人員僅通過郵局匯回的現金就達4000多萬元，收到輸出一人，致富一家；輸出百人，致富一村”效果。三是規范管理與服務，精心打造“勞務品牌”把加強勞務輸出的管理與服務，培育勞務品牌”作為擴大勞務輸出的關鍵，重點抓了三個嚴把”嚴把用工單位考察論證關，選擇信用狀況、工作環境、福利待遇等比較好的單位，簽訂招工合同；嚴把輸出人員素質關，對輸出人員按照用工單位的要求嚴格體檢、政審，建立檔案；嚴把跟蹤管理關，定期到用工單位了解情況，及時幫助輸出人員協調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通過幾年的實踐，已逐步建立起了考察用工企業，簽訂用工協議，組織求職報名，嚴格考核錄用，專人護送交接，搞好跟蹤服務”工作程序，做到既對用工單位負責，又保證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近年來，全區經區勞動局組織輸出到區外務工人員，沒有發生一起損害勞務人員權益的事件，沒有一名勞務人員違紀違法。僅去年一年就先后有8家用工單位主動到區聯系招收勞務人員，勞務品牌效應初步顯現。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4－0047－04
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國邁向現代化的巨大障礙，也是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馊r問題的難點之一就是如何減少為數眾多的農民，促進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這對于加快我國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進程意義至關重要。對于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已不少，蔡認為，通過剩余勞動力轉移，擴大了就業，對于農村增收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潘文卿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向轉移，不僅是中國經濟全方位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在于以疏導農民就業途徑為切入，發展農民職業化教育，使農民本身具有轉移的能力，從而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村城鎮化，推動農村發展。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意義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全國總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農村，客觀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富余。隨著農村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隊伍還會日趨增大。如此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如得不到及時、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勢必影響整個農村經濟的振興、社會的穩定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途徑。提及我國的貧困問題人們往往歸因于我國人口太多。實際上我國幅員遼闊，人均耕地面積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國人均耕地面積0．099公頃，是日本的2．9倍和韓國的2．8倍，甚至比英國高出4％。但是，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過高，農業勞動力人均占有耕地卻遠遠低于這些國家。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國農業人口比重高達57．01％，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我國農業人口人均占有耕地僅為0．18公頃，而日本為1．5公頃，韓國為0．7公頃，英國為10．8公頃，分別是我國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幾乎處于無限供給狀態，大量農民的勞動屬于“剩余勞動”（即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從而使我國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不僅遠遠低于工業化國家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遠遠低于我國工業和其他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這就是我國農民貧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將農業剩余勞動力從有限的土地中轉移出來，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是我國農民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將使農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幾倍地增長，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減免農民稅費等）所無法比擬和替代的。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農村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通過就業結構的變化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手段之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合理流動。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等非農產業轉移，不僅可以優化農業內部種植業、養殖業、畜牧業以及副業結構，還可以發展壯大農村二三產業，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升級。
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推動農業產業規?；洜I、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F階段由于每個農業勞動力耕種的土地過少，嚴重地制約了我國農業的集約化經營。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我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拖拉機使用量只有6．4臺，而日本為470．8臺，韓國為103．7臺，美國為27．1臺，德國為87．2臺，法國為69．2臺，英國為84．5臺；我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收割機使用量只有1．6臺，而日本為248．7臺，韓國為49．4臺，美國為3．7臺，德國為11．4臺，法國為6臺，英國為7．9臺。我國與這些國家在農業集約化程度上的巨大差異是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密切相關的。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轉移出去，現代農業技術才能推廣，我國農業才能真正實現集約化和現代化。
4．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推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會進入城市，成為潛在的城市居民。城鎮作為農村工業、服務業發展的載體，對鄉鎮企業、文化、科學、教育、娛樂業等產業都有明顯的集聚作用，可以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提供優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務及人才、技術支持，而成為“準城市居民”的這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又恰恰為城鎮的發展和工業化提供了生產力，促進了城鎮的消費、交通、建筑、服務業等，加快了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進程。
二、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現狀及成因
（一）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現狀
根據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截至2005年底，全國總人口為130 756萬人。其中，城鎮人口56 212萬人，占42．99％；鄉村人口74 544萬人，占57．01％；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基本情況表明全國15～64歲之間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0．15％。由于農村人口政策的現狀以及農村醫療衛生落后、生活水平較低等原因，農村65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也就是說農村人口在15～64歲之間的比例不會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義務教育在一些農村地區并不能有效地貫徹執行，加上近年來農民收入下降，輟學兒童增多，他們一般在14～15歲就開始參加農業勞動，甚至外出打工，因此，這么算來，農村的勞動總人口應不低于53 000萬人。而我國土地共有1．27億hm2的耕地，根據農業部相關課題組的研究表明，在農村現有生產力的生產規模條件下，只能為1．5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在農村5．3億的勞動力中，有接近3．8億屬于非農業的剩余勞動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業從業人員，絕對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很大。但從我國勞動力市場用工需求的狀況來看，適合市場需求滿足工商業發展的勞動力不足，而既無技術、又不符合用工單位需求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因此，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屬于低水平、結構性剩余。據統計，2005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占1．64％，小學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專程度的占4．89％，大專及大專以上的就更少，僅占1．81％。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7年?？梢?，我國的農村人力資源質量較低，這也就制約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消化”。總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農村人力資源素質的主要指標。根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城市為10年），在15～64歲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200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4．83億，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國約有8 500萬文盲和半文盲。近幾年，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大力發展農村各項教育，農村勞動力文化基礎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離現實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
2．技能水平低
根據有關數據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或通過技術培訓的只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僅有0．13％，有技術特長的僅占10．6％，而高達85％以上的農民不具備專業技能，不具備現代化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極大地阻礙農業科學技術的應用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3．身體素質不高
由于經濟貧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農民在營養、衛生、醫療、保健等方面的條件較差，90％左右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障，農民身體素質總體水平偏低，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農民的健康狀況更不樂觀。
4．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弱
我國農村勞動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質不高以及長期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的影響，缺乏現代經營和管理的知識，經營管理能力低，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難以進入市場，未能得到預期的收益。有些農民辦的小企業，由于缺乏經營管理能力，造成經營管理不善、資源浪費、效益不高。這種狀況阻礙了農村勞動者參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不利于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現階段阻礙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逐年增加而無法順利“消化”，且綜合素質較低，與其自身的特點和其所處環境有一定的關系，但主要還是由于多年以來的各種限制性的制度束縛了農村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正常轉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農民家庭的重要財產，當農村勞動力決定是否向城市永久遷移時，失去土地承包權的風險會降低他向城市永久遷移的意愿。出于社會安定的考慮，我國的土地政策歷來對土地交易有嚴格的限制。近十多年來，這些限制開始逐步放松，因為農村經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2002年，對《農村土地承包法》進行修改后，對土地使用權轉讓的限制大為減少，該法為保護土地使用者的權利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提供了法律依據。
2．戶籍制度
我國現行的戶籍分割制度把個人束縛在固定的狹隘的地域范圍內，在狹隘的地域范圍內人們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單位”里，從而將農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離在城市之外。戶口制度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80年代后的改革開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國家逐漸放松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限制。但是，對于想進城市并成為城市居民的農村人，障礙依然存在。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還必須向所在城市交納各種各樣的費用，如暫住費、計劃生育費和城市增容費等。沒有城市戶口，這些流動人口就不能或很難得到所在城市或單位提供的許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會保險、住房優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會遠遠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說，現行的戶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觀上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3．教育體制
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別的。接受義務教育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由于政府沒能創造良好的條件，以致許多農村居民無法享有這一權利或履行這一義務。城鎮中小學屬于國家辦的學校，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撥款建設，而農村的中小學教育就大體上是“民辦義務教育”，即除了公辦教師的工資是由中央和當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農民自己掏錢支持辦教育。因此，在農民收入極低的現實條件下，農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資源十分有限。國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鄉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遠高于農村居民，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然處于優勢地位。
4．社會保障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存著兩個相互獨立而又相互聯系的層次，城鎮企事業單位中的就業人員享受著相對較為完善、水平較高的社會保障服務；而將農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當部分社會保障內容將整個農村人口排斥在外，從而導致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嚴重落后于城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民的生活風險也在不斷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擔農民抵御生活風險的全部負擔，尤其是無法抗拒來自于市場經濟的高費用風險。因此，在農村地區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當前農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擺脫土地束縛、成功實現轉移的制度依托。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對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農村剩余勞動力永遠無法真正離開土地成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職業教育，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無論是農業產業化經營還是農村現代化的實現，從最根本上講，都離不開農民的知識化。知識化的農民首先要求具備一定的知識素養，包括文化基礎知識、現代科技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等。針對我國國情，農村職業教育應該以政府為主導，將農民職業教育區分進行：進行農業就業職業教育和非農就業職業教育兩種。首先理清農村所需勞動力與剩余勞動力關系，使潛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顯現，進而疏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逐漸劃清農村勞動力與非農村界限。
（一）農業就業職業教育
1．要通過各種途徑宣傳農村職業教育在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農民對農村職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堅決擯棄對職業教育鄙薄的舊觀念，確立職業教育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應有地位。而政府在農民職業教育中應該起到主導者的作用。
2．要明確農村職業教育為農民知識化服務的目標，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現存的農村中年成年勞動力，在這方面農村職業教育具有開展農民培訓的許多優勢。因為這部分人有比較優勢：已經完全投身農業，有一定的農業從業經驗，且具備接受新知識再學習的能力。因此，培訓的這部分人員會是現階段傳統農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對于我國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的實現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具體的培訓可以借鑒國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學校＋農民”的三結合體系，其中政府主導籌資監督，結合學校師資力量，對適合的勞動力對象進行農村現階段主要種植業技術的職業教育。
3．發揮農村職業教育在培養未來新型農民中的作用。這一途徑主要是針對未來的農村潛在勞動力而言的，在這一過程中，目前最為重要的是要從觀念上消除對農村職業教育的偏見，從制度上保證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同時，針對農業從業潛在勞動力這部分“新鮮血液”，要將他們打造成建設新農村的新型農民，向我們將來的農業產業要效益。在這方面，職業學校要在發揮其特色和優勢，依據當地的人力資源，地理環境進行專業設置和師資配備，突出農業科教優勢園林園藝、花卉、蔬菜無土栽培等經濟農業為主，結合種植業，辦出農民職業教育的“新農”特色。
4．推進農民職業化和就業準入制度建設。加快推進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對于提高勞動力素質、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積極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設工作，對于農民職業教育也是意義重大。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新形勢下，通過執行就業準入制度， 促使農村人口有意識地參加教育或培訓，對于農民職業教育的發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農就業職業教育
現階段，一方面，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業對各等級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國技工，特別是高級技工嚴重短缺，從而出現有些企業高薪難聘一位高級技術人才的現象。勞動力市場需要職高、技校、中專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國性的“技工荒”和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的現實告訴我們，技工短缺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從長遠看，農村非農就業的職業培訓才是我國加快城市化進程，完成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當然，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完全轉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農就業的職業教育確實是我們完成這個艱巨任務的可行切入點。
1．充分認識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戰略地位。一直以來，我們只是一味的強調農村建設、農業的發展，政府也在不斷加大財政支出，而效果卻不明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為農村負擔太重，用僅有的一點農業效益加上一點點政府補貼在養活絕對超員的農村勞動力。那就如同一個成年人背著一個已經長大的孩子，總是希望有力氣多干活，于是，給他多吃飯，補營養，而效果甚微。問題是他的力氣在有負擔的情況下已經達到極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簡單那就是讓孩子從背上下來，幫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氣，而且有孩子幫他；同時，孩子也會成長的更快。也就是資源充分利用的概念?，F階段對于我國已經是不得不給農業現代化發展減負時候了，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它直接關系到農業的發展，關系到農業現代化的進程，進而關系到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基于這種戰略高度的認識，政府必須加強對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投入和服務力度。
2．明確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辦學方向與對象，突出自身特色。這里，主要是針對大部分潛在勞動力，未能繼續完成學業深造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他們的學習能力強，能適應變化的環境，是將來成功走出農村，完成轉移的主要部分。我們經常會見到初高中生剛畢業就投入到第二三產業中去，在隨著年齡的增長最終會由于沒有專業知識而再次回到農村，成為剩余勞動力，這給農村、農業又造成了負擔。針對這種現象，對他們進行非農就業的職業教育就顯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堅持常規學歷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專和職高的畢業生進行2－3年的系統學習，使他們具備中、高級技工的基本素質，適應“藍領”、“灰領”或者“銀領”工作崗位要求，能夠大膽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術培訓，取消年齡和文化基礎的限制，對現有勞動力進行實用技術培訓，使他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一定的技術技能或現代農業技術。只有雙管齊下，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培訓，才能有效地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同時，職業教育在辦學過程中，要始終以就業為龍頭，以市場為導向，適應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動對勞動力的不同需求來設置專業和開設課程。根據當地剩余勞動力資源的特點和勞動力稀缺地區的勞動力需求情況，切實開展勞動力轉移培訓，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
3．整頓就業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勞動人事制度。當前，必須加大《職業教育法》、《勞動法》、《安全生產法》等有關生產和就業的法律的執法力度。落實包括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內的各項勞動制度，強制從業者履行接受職前教育或培訓的義務，強制用工單位履行按照職業分類安排就業并培訓職工的義務，保證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質量和信用，維持勞動力市場的正常秩序；落實勞動保障制度，保障勞動者的各項合法權益（合理工資報酬、勞動保護和防護、失業保險、工傷撫恤、休息等）。這些舉措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非農就業的難度，但將從根本上提高職業教育的收益率，改變農民工素質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從而極大地刺激農民對職業教育的需求，促進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目前，職業教育培訓資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閑置，一旦農民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需求上漲，職業教育資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會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職業教育的有效供給也將大幅度增長，從整體上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服務技能和技術水平。
四、結語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對我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而針對我國的特殊國情，抓住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進行農民職業化教育，對富余勞動力進行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的職業分流，最終達到剩余勞動力的安全、合理轉移。這必將對我國的農業發展以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巨大作用。
參考文獻：
[1] 劉靈芝．當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農村經濟，2004，（7）．
[2] 朱巧玲．轉移的思路與對策[J]．農業經濟問題，2003，（1）．
[3] 聶傳定．農村剩余勞動力非農化就業與新農村建設[J]．臺灣農業探索，2006，（3）．
[4] 焦必方，毛作文．農民非農就業的意義、現狀及措施[J]．上海農村經濟，2005，（10）．
[5] 劉純陽．農民教育問題初探[J]．農業技術經濟，1999，（4）．
〔中圖分類號〕D63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3-0097-05
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過程都普遍地表現出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特點，即城鄉老齡化水平倒掛明顯。日本2005年鄉村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城市4.5個百分點，韓國則超過13.8個百分點。在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同樣是鄉村高于城市，2000年鄉村人口老齡化水平較城市高1.2個百分點，到了2010年提高到2.38個百分點。①研究表明，只有當社會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大規模的城鄉人口遷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因素發生改變時，農村人口老齡化高于城市的城鄉倒置狀況才將會發生轉變，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最終將超過農村?！?〕鄉村人口老齡化水平普遍高于城市的主要驅動力是持續性的大規模農村年輕勞動力鄉―城轉移。
然而，我們既有的養老保險政策、農村公共服務政策、農村產業政策等并未充分考慮到人口老齡化的城鄉倒置現象以及西部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快速發展的實情，城鄉發展差距的巨大鴻溝凸顯在老年人群體上。2012年城鄉養老金收入差異達到24倍，農村老年人養老風險不斷加大，養老、醫療、照料等問題非常突出，中國社會人口老齡化不良后果將由農村來承擔。〔2〕因而，正確認識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并及時調整農村政策，是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與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本文以西部勞務輸出大省和人口大省――四川為例，分析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以及老齡人口的社會適應，探討農村政策調整領域與方向。
一、四川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
四川是西部人口大省，也是勞務輸出大省，常年跨省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數量保持在900萬左右，農村社會承受著巨大的人口老齡化壓力。
1. 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位居全國第四位、西部第二位。2010年，四川省農村65歲及以上人口占農村人口的比重為12.26%（居西部第二位，僅次于重慶市），在全國則處于第四位（排在重慶、江蘇、浙江之后），較全國平均水平高2.2個百分點。與江蘇、浙江不同，四川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人均經濟總量、人口城市化水平等指標大大落后上述兩省，鄉村“未富先老”特征十分突出。從縱向來看，四川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從2000年的7.84%提高到2010年的12.26%，十年增加了4.42個百分點，也高于全國同期2.56%的平均增長幅度。
2. 農村人口老齡化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分布差異。2010年，全省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三個市分別為：資陽市（15.07%）、眉山市（14.91%）和廣安市（14.4%），①南充、綿陽、自貢、樂山等人口老齡化水平均也都超過了13%，成為全省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隊。處于第二梯隊有廣元、德陽、內江、遂寧、達州等5市，人口老齡化水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26%）。第三梯隊成員有瀘州、成都、巴中、宜賓和雅安，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低于全省但高于11%。第四梯隊的攀枝花和阿壩州，已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但程度較低（10%以下）。處于第五梯隊的甘孜和涼山是全省21個市（州）尚未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兩個州，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不到7%。
表1四川省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分布特點
農村65+人口占比市（州）≥13%資陽、眉山、廣安、南充、綿陽、自貢、樂山12%～13%廣元、德陽、內江、遂寧、達州11%～12%瀘州、成都、巴中、宜賓、雅安7%～10%攀枝花市、阿壩州≤7%甘孜州、涼山州 3. 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與農村勞動力跨省轉移基本同步。圖1 是全省各市州農村人口老齡化與農村勞動力跨省轉移的直觀圖示，全省農村勞動力跨省轉移對農村人口老齡化有明顯影響，廣安市等跨省轉移勞動力較高的市同時也是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較高的區域。眉山、資陽兩市，盡管跨省勞動力轉移水平不高但緊鄰成都，農村勞動力向成都的轉移同樣形成了較高的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成都、攀枝花等城市化水平較高且對農村輻射帶動能力強，農村人口老齡化水而較低。隨著跨省勞動力增量的逐年回落與存量勞動力的回流，因跨省勞動力轉移而造成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有望得到緩解；但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以及省內跨區域轉移，將進一步擴大農村人口老齡化形態。
四川所實施的勞務輸出發展定位在成功解決了農民收入增長與農村扶貧的同時，也鑄成嚴峻的農村人口老齡化。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表明，四川流出人口總量達到890.5萬人（位居全國第二位），流入人口只有112.9萬人，凈流出人口達777.7萬人（位居全國第三位，排在安徽、河南之后）。從流動人口的年齡與居住地屬性來看，無疑凈流出人口的主力是農村勞動年齡人口（來自農業部門的統計數據是當年跨省轉移勞動力為907.23萬人，大于人口普查數據），與農村人口的鄉-城轉移疊加，進一步推高了農村人口老齡化。而且，隨著人口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年輕人還將不斷向城市轉移，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還將不斷加深。
二、四川農村老齡人口生存現狀審視
1. 老年人口以高比例參與社會勞動且集中在傳統農業領域。在傳統農業社會，老年人口一般不參與社會勞動尤其是農業生產的田間管理等活動，年輕人是農村社會勞動的主力軍，老年人則退出一線生產而回歸家務勞動，如照顧子孫、做飯等。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城鎮轉移，農村傳統家庭結構與功能發生變遷，老年人替代轉移的農村年輕勞動力逐漸成為農業生產主體，農業勞動參與率隨年齡增加而提高（表2）。在45歲及以上年齡組中，從事農業的比重也從81.2%（45-49歲年齡組）增加到97.6%（70-74歲年齡組）。分性別來看，男性50歲及以后年齡組從事農業的比重達到83.7%（50-54歲組）-97.5%（70-74歲組），女性為88.3%（45-49歲組）-98.4%（70-74歲組），農業生產勞動力的高齡化與女性化兩大特征非常突出。
3. 農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隨年齡增加而減弱且城鄉差距大。健康是老年人力資本的最主要指標，也是能否實現積極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但四川農村老人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表4）。農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在70歲以后急劇下降，70-74歲年齡組健康老人比重下降到不足兩成，隨著年齡增長農村健康老人的比重呈持續下降。相反，城市同齡組的健康老人比重均高于農村，在70-74歲組兩者相差達到22.2個百分點，最低也有10.6個百分點（百歲以上老人年齡組）。與城鄉健康老人的比重差異不相適應的是，同齡組老人們養老資源中個人收入占比卻呈現出農村遠高于城市的反向特征，也就是說，盡管農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低于城市但依靠個人收入來源滿足自己的養老卻是農村老年人的現實選擇，農村養老得靠自己，在自己不能提供養老的情況下依靠家人，反過來進一步惡化農村老人的身體健康。
三、農村老年人口的社會適應檢視
社會適應（social adaption）是指個人的觀念、行為等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以適應所處環境的過程。農村老年人口的社會適應就是指農村老年人的觀念、生產行為、養老策略等隨著農村年輕人大量鄉――城轉移后所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包括老年人對養兒防老觀念的變化、老年人社會勞動、資源利用方式以及家庭照料等領域的改變。這種改變隨著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擴散而逐步強化，老年人在養老觀念、家庭勞動力資源利用、土地利用結構、社區組織建設等方面均得到良好體現。
1. 養老觀念適應：自養與家庭、社會養老相結合。傳統農村老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養兒防老，60歲退出農業生產活動并由子女承擔養老是極正常的。但隨著農村年輕人的大量外出，老年人的傳統觀念與養兒防老觀念也在發生改變，自養成為低齡老人的首選策略，但高齡老人以及失能老人仍然依靠家庭養老?，F實生活中，部分低齡老人還用自己的收入反補兒女。筆者在崇州市采訪過多名70歲左右的農村老人，他們不僅自己承擔著看護園林的任務（常年獨居在園林的護院房），還在園林下種植豆類等作物，年收入在2萬元左右，有一半的收入是給孫子交各類培訓費與外出打工路費。老人們對子女、孫輩外出務工多持積極態度并主動承擔了照顧孫輩、耕種承包地、協調鄰里關系等任務。老人們參加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所需的數萬元費用，也多來自自己的積蓄。有的老人將為子女帶孩子戲稱為“婚嫁服務”。
2. 農村基層組織的服務主體適應：老年人口挑大梁。農村基層組織（村民委員會和基層黨建組織）的人口老齡化現象特別明顯，成員年齡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較低。這種年齡結構是適應農村年輕人外出務工的結果，也是農村基層組織結構的一種常態化趨勢。目前推行的大學生村官可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基層組織注入新的活力，但大學生村官對個人發展前景的擔憂很難留住村官。因此，村級基層組織管理服務人員老齡化將是一個長期的現實，越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邊緣村落，村級服務者的年齡越大。不僅如此，農村廣泛實施的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其參與主體大都是老年人。
3. 土地權屬改變適應：承包經營權流轉加速。耕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是農民最后的保障。近年來，耕地流轉速度在不斷加速，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齡化是重要驅動力量之一，也是農村老齡人口所做出的一種適應性調整。四川農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從2010年的975.83萬畝（占全省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9.1%）提高到2012年的1195.8萬畝（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20.5%），合同流轉面積也從2010年的527.7萬畝增加到2012年的646.5萬畝。①五分之一的農村家庭承包耕地實現了流轉，其中一半以上是合同流轉面積（也就是規范化的土地流轉形態）。以成都近郊的崇州市羊馬鎮為例，全鎮農村承包耕地大部分被城市商業資本租賃而流轉。此外，農戶之間流轉也比較多，流轉形式各異，或轉給親戚朋友，或轉給鄰居。
4. 作物品種適應：商品作物取代傳統大宗農作物。耕地不僅流轉速度加快，利用方式也發生較大變化：傳統作物被商品作物所取代。流轉后的土地，以商品作物為主；未流轉土地的利用形態同樣發生變化：園林綠化植物、水果蔬菜等大面積種植。筆者走訪的一名農戶，家里4.5畝地，一畝被租用（年租金2000元，另支付地內樹木3.5萬元），其余3.5畝全部改為種樹，原因是種水稻、小麥、油菜等傳統作物太累人，一家3口又吃不了那么多糧食，還不如種樹，自己帶著孫兒打工掙錢。當樹的市價好時，就出售一些，市價不好就留著，反正也沒有指望從地里賺錢。在大邑縣的一些山村，農民也將坡耕地變成了園地，栽樹種竹，成片的樹林竹林猶如綠色銀行，源源不斷地為農民提供財富。筆者還了解到，一些年齡較大的婦女，將竹子按一定規格劈成細條出售給香蠟廠賺取手工費，一天可以有20-30元的收入。隨著老年人身體精力的下降，季節性較強的大宗農作物種植受到抑制，耗時少又環保的園林（觀賞樹、竹子等）作物受到青睞。
四、適應農村人口老齡化的政策調整方向
1. 社會各界應高度重視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并達成共識。盡管社會各界對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已經形成共識并提出了諸多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社會政策，但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卻缺少足夠重視。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工作重點依然保持著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優先的思路，養老公共服務設施投入城市優先，城鄉差別巨大，農村承擔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社會成本。正如前述，農村人口老齡化形勢更為嚴峻，老人生存狀態更差，更需要社會各界給予高度重視。農村老年人口盡管在努力適應年輕人轉移后的農村社會現狀，但相對落后的農村基礎設施、養老服務設施、養老產業以及醫療健康、居住分散等，農村養老政府投入較低，不僅養老保險未能全覆蓋，而且養老資源（如養老機構的建設）嚴重不足，農村政府型機構養（敬）老院的養老對象為農村三無人員（五保戶等），而設置在農村的市場化養老機構的定位對象又多為城市中產及以上老人服務，農村老人只能在家孤獨地自我養老。因此，農村養老責任承擔應有家庭與子女承擔為主轉向以政府與社會承擔為主轉變?！?〕政府應高度重視農村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城鄉養老資源分配，加大政府補貼型養老機構建設，主動承擔起農村養老的托底責任。同時，通過多方渠道籌集農村養老資源，鼓勵農村富裕階層投資養老產業的發展。
2. 超前布局農村養老服務中心以應對村落調整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農村村落正在以極快的速度消亡，據統計中國前十年已消亡90多萬個村莊，隨著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農村年輕人流入城市而留守老人逐漸去世，還將有更多的村莊在未來20-40年消亡。面對村莊消亡與農村常住人口減少的事實，超前布局農村養老服務中心，讓農村老人能夠老有所養、老有所樂、愉快地安度晚年。一是充分利用農村集體廢棄設施如學校、活動室以及農戶廢棄的房屋等，將其加以改造建成村級養老服務中心，為農村老年人提供日間照料與交流、娛樂服務；二是完善中心村與鎮的規劃，在中心村建設多功能活動場地（這種場所可以為老年人提供日間照料服務），在中心鎮規劃老年服務中心與養老中心，可開展醫養結合型養老服務。
3. 提供與農村人口老齡化相適應的農村公共服務產品與服務。城鄉均等化的公共產品供給受到了政府部門的高度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改善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地方政府將農
①2012年四川省農業農村經濟基本情況，http：///scnq/2661.jhtml。村公共服務作為重大的民生工程，各地都實施了醫療衛生、教育、鄉村市場、鄉村圖書室、活動室以及信息化建設等，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得到較大水平的提升。但是，這些基本公共服務更多是著眼于農村正常的人口結構，是以農村整體人口為主的，缺乏人口年齡結構的針對性，尤其是缺乏鄉村人口老齡化意識，老年人不能分享到這些基本的服務。對此，應針對老年人口比重提高、老年人口的農村人口主體特性，提供與老年人口服務需求相適應的公共服務，如社區養老機構建設、互助養老服務中心、社區醫療服務、社區農資服務、社區文化活動等等，應該體現出明顯的人口老齡化需求傾向，幫助農村社區建立老年人自助組織，為老年人提供相應的服務。
4. 大力開發低齡老人的養老服務潛力。農村低齡老年人口是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力量，也是目前農村農業生產活動的主力軍。低齡老人主要是指70歲及以下老年人口（男性為60-70歲，女性為55-70歲），健康狀況較好、社會勞動參與率較高，是農村養老產業發展的重要參與主體。隨著農村耕地流轉速度的加快、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這部分群體的農村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具有參與農村養老產業發展的先天優勢。一是在農村養老服務中心提供相應的護理與照料服務。他們自身也是老人，對老人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也熟悉老人需求，是養老服務中心最為理想的員工。二是成為農村養老產業的重要參與主體，農村養老產業不僅是養老服務中心，還包括老年人的醫療、陪護等服務型產業，也有文化、娛樂、餐飲、食品、保健等系列產業，農村低齡老人均能參與這些產業的發展。三是居家養老的服務提供者。越來越多的農村老人與子女在居住空間上出現分離，老人的日漸陪護照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而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低齡老人可以提供這方面的服務。政府則對低齡老人的服務進行補貼或購買，既可增加低齡老人收入又可減少農村高齡失能老人負擔。
5. 為農村高齡農業勞動力提供相適應的農業綜合配套服務。農業生產勞動者高齡化是不爭的事實，農村年輕人特別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極少有農業情結并留在農村務農，即使是現在的農業職業經理人也都年齡偏大。高齡農業生產者面臨著文化水平較低、現代農業生產技能不足、現代科技（電腦等）認知障礙等。據統計，四川省農業勞動力中有8.6%未上過學，48.3%的僅有小學文化，初中文化占39%，高中文化占3.7%，大專及以上只占0.4%。①鑒于此，農業部門應針對農業生產者年齡偏大、文化素質偏低的特點，提供圖文并茂的技術綜合服務，針對老年人的特點開展技術培訓，在服務時間、培訓內容與形式上，更多體現年齡與性別特點，幫助老年農業勞動力改善農業生產技能。
6. 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立農村老人定期免費健康檢查制度?！吨腥A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法》將老年人的年齡界定為60歲，60歲以上的老人有獲得社會養老資源的基本權利。但從實際情況來看，農村老人的社會養老保障水平低，自養與家庭養老特點突出。2010年，四川農村65歲以上人口中，有低保的老人僅占農村同齡老人的4.8%，有55.7%的同齡老人靠家庭，34%的同齡老人靠自己。農民工市民化戰略的實施以及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鄉―城流動，依靠家庭養老將面臨養老生存危機。政府應在養老資源的分配上給予農村更多傾斜，建立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農村養老金增長機制，逐步提高基本養老金在農村老人養老資源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應逐年提高高齡老人的經濟補貼，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問題，也可以減輕流動人口的家庭供養壓力。同時，建立農村老人定期健康檢查制度，為農村老人提供免費隔年體檢。
〔參考文獻〕
一、引言
近期，有關人口紅利(Population bonus)的議論很多，這種學術關注熱度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是一個熱問題，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的結構性變化所導致的積極經濟后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內已有學者看到了人口低負擔比時期所包含的發展機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促進現代化建設》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減少，勞動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經濟發展。其時，筆者感覺到人口低負擔比所提供的機遇恐怕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隨后，在與鄔滄萍教授合著的《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對策》一書中，用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理論負擔比與實際負擔比的差異問題。
眾所周知，人口過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刂迫丝跀盗?、降低人口生育率、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國重大的戰略選擇。那么，人口控制帶來了什么變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減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長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收縮，“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同時出現。毫無疑問，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步伐，而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就是試圖解釋我國人口快速轉變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
回顧過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經濟社會變革的雙重影響，中國走過了一條有本國特色的人口轉變道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轉變有關。人口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不考慮流動、遷移的“封閉人口”假定下，影響人口數量變化有三個變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演進過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中國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雖然社會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就到了一個標志著現代人口轉變初步實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時期。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分別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現代人口轉變的實現意味著什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口紅利理論突破了三率組合類型變化的角度，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口轉變的意義，從而豐富了人口學說史上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
二、“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
1997年以來，國際上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等報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的說法，但此說法在理論上并不成熟?！叭丝跈C會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論認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擔系數降低的同時勞動力資源供給卻十分充裕。所謂中間大，是指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所謂兩頭小，是指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
人口負擔輕對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在理論上，它可能會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創富效應，即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投資效應，即人口年齡結構還不太老，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就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積累效應，即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到來之前，社會保障支出少，財富積累速度快?？傊?，“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財富創造。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人口負擔較輕的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人口轉變才可能產生紅利。國內人口紅利理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員認為，人口紅利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增加所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并且得出了一個定量的結論，即1983年至2000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即筆者所稱的“總負擔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為26.8％。但這里有三點需要澄清：一是經濟活動人口不等于勞動適齡人口，人口學角度提出的人口負擔比(即0－14歲和65歲及以上負擔人口之和與15－64歲勞動力人口的比率)事實上是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實際負擔比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負擔比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不意味著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口機會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間達到26.8％貢獻率的說法不能籠統地理解為中國的人口紅利。精確的計算不一定是正確的計算。關鍵是我們首先要在理論和認識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紅利，它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人口紅利理論并不成熟，還處在初創階段。當然，任何學術探索都是值得鼓勵的。
筆者認為，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積累加上人力資源開發。能否收獲以及收獲多少人口紅利取決于我們擁有什么樣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以及我們如何去開發和利用它們。問題的關鍵是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分配。人口紅利的焦點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紅利。對此，我們需要堅持兩點論，也就是說，不僅要充分利用黃金人口年齡結構所創造的人口低負擔機遇，而且要充分開發豐裕的人力資源，兩者的結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轉變紅利”。顯然，將“人口機會”、“人口機遇”直接認同為“人口紅利”是失之偏頗的?！叭丝跈C會窗口”只是提供了發展的機遇，本身并不是紅利。
三、為什么說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
在理論上，中國存在著長達四十年的人口機遇期。從數據來看，20世紀后50年和21世紀前50年，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打開，到2030年關閉，前后持續時間大約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員指出，中國人口紅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現，當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紅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過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紅利仍然可觀，只不過這個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進的，之后是遞減的。同時，他提出中國正在由勞動力 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這個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屆時中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這里，人口低負擔比被理解為人口紅利。類似的看法并不少見，如最近有學者提出了“人口轉變在導致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構造出了一個黃金年齡結構，或者說‘人口紅利’”等觀點。
觀點不同是因為角度不同。一個是從人口負擔比高低的角度說，另一個是從勞動力資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實這兩個觀點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兩者都沒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紅利什么時候結束這個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所以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廣義的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
事實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處于東亞社會的日本和韓國提供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是錯位的，這一現象至少說明人口低負擔比并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日本“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9.22％。1973－2000年，日本進入了經濟低增長期，年均GDP增長率為2.81％。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了近二十年(1955－1973)，與三個人口因素有關：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齡化相對緩慢，人口負擔系數從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時期；二是戰后“嬰兒熱”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成為勞動力人口，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卻是過多)，而當時日本的經濟類型屬于勞動密集型經濟，所以人口與經濟處在和諧的狀態；三是日本高度重視國民素質的提高，使日本積累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中國卻是太少)。僅僅有人口負擔輕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潛在優勢。
日本的例子證明了人口低負擔比與經濟發展的弱相關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低、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三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為“條件匹配性”。條件不匹配，我們就只能望“人口機會窗口”而嘆，而不能用“人口機會窗口”之實?！叭丝跈C會窗口”很漂亮、很誘人，但窗口里面的機會可能并不多。無獨有偶，韓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韓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出現在1962－1991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8.48％，1991－2000年則為7.18％。
低人口負擔系數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這在一般意義上是通用的假設，但中國的情況卻遠為復雜和嚴峻。我國人口轉變的確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大于機遇，一個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就業壓力，另一個是龐大人口人力資本的投資壓力。未來的機會能不能把握住取決于今天的行動。如果不及早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口控制的減法效應就很難轉化為人口紅利的事實。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譬如，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員每年仍將保持在2 400萬人以上。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得出，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 100萬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這意味著在人口負擔比中作為分母出現的一部分人口實際上并沒有創造社會財富。
主流看法認為，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將阻撓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國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60％－70％。其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為1.5億至2億人。1978－2005年，我國耕地減少近兩億畝，農業勞力凈增近兩億人。2005年底，我國農村一產勞力仍為3.06億人，比1978年多2 00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為什么人口機遇時期就業壓力很大呢?眾所周知，中國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減輕就業壓力。目前，中國適齡就業的人口規?？蛇_到8－9億，是很多國家人口的總和。中國的人口壓力集中體現在就業壓力上?，F在的勞動適齡人口是過去幾十年人口增長積累的結果。人口學講究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過去的人口出生高峰變成現在的人口就業高峰和未來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13日的報告稱，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勞動力價格會上揚。這是一個驚人的判斷。那么，什么叫農村剩余勞動力?1989年，筆者提出農村勞動力剩余的本質是勞動時間剩余的觀點。不爭的事實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相對性和隱蔽性。一個農村青年的臉上并沒有“我是剩余勞動力”的標簽。事實上，一個農村勞動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勞動時間的剩余和勞動能力的閑置狀況。同樣一個靠土地為生的青年農民，農忙時是絕對必要的勞動力，農閑時又是相對剩余的勞動力。推而廣之，中國所有的農村勞動力都具有雙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勞動力，也可能是剩余勞動力，關鍵在具有勞動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勞動時間的剩余度和累積性。即便是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也具有雙重的身份，他們是亦城亦鄉、亦工亦農或亦商亦農的兩棲人口，其雙面性并不會因為他們融入了現代產業體系而改變，農民工并不會因為進了城市就徹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為失業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而“失業”正是“剩余”的另一寫照。由此可見，我們不應該將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標簽化和絕對化。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規模巨大，所以很難讓人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將迎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的“劉易斯轉折點”。筆者認為，近年出現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權利保障的缺失。勞動力價格過低導致農民工就業積極性嚴重受挫，反映的是惡劣的勞資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民工荒是一種現象，但原因不是勞動力的供給性短缺。民工荒是區域性、階段性的現象，不能作為人口紅利消失的依據。
實際上，“人口機會窗口”基本上只膨脹是理論的推測。人口轉變所帶來的戰略機遇期只是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人口代際關系條件，要將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必須輔之以及時而有效的發展戰略調整。其中，適宜的政策和體制至關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鋼等經濟學家指出的，中國需要實行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把擴大就業、緩解失業作為政府最優先的發展目標。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積極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從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向高勞動生產率部門流動。
我們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負擔系數的有利變化可能帶來的潛在的積極影響，而應該同時說明在人口轉變紅利之外，一定還有其他類型人口紅利的存在。
四、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
俗話說，觀念一新，黃金萬兩。我們要收獲人口的“大紅利”，就要重新認識人口紅利的概念框架。從廣義來說，筆者認為目前存在著四種人口紅利，分別是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和人口轉型紅利。以下介紹筆者對后三種人口紅利的新認識：
首先，人口投資紅利是在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中投資于人口，通過教育、培訓和流動等人口投資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潛在勞動力和一般勞動力轉變為合格勞動力、優質勞動力，從而收獲紅利。
在微觀的層面上，孩子的成長期實際上也是孩子的投資期，當孩子長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來了孩子的回報期和產出期，開始收獲“人口紅利”。放大到宏觀的層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業年齡是25歲，那么25歲之前的人口是一個被負擔、被投資、被養成的人口，25歲之后的人口則是一個開始產出、能有回報、收獲紅利的人口。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生命歷程早期人口投資的績效。
中國的情況是一般性人力資源過剩，優質人力資源短缺，總體人力資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里，豐裕的人力資源能不能開發出來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們的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儲量。中國要收獲未來的人口紅利，人口投資是極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徑。
建筑在簡單勞動力利用基礎之上的“人口紅利”不能長久，因為只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沙掷m的人口紅利是對初級勞動力基礎教育投資和中高級勞動力職業技能投資的歷史回報，發達國家走過的內涵式經濟發展道路展示的就是這個規律。在知識經濟時代，今天的教育培訓就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要長久，就要在人力開發之前確保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開發效率，促進勞動生產率和工作創造性。人力資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創造的最寶貴資源，放大和延長“人口紅利”的戰略舉措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來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政府、社會、企業、家庭、機構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制，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環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國需要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確立以知識人口為依托、以人力資本為動力的新經濟增長機制，迎接民族復興的壯麗時代，就要未雨綢繆地轉變經濟發展路徑，充分開掘人口轉變和人口轉型帶來的人口“大紅利”。
其次，人口轉移紅利是指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轉移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我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逐年上升，目前總量過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提供的數據，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近1.2億，比2003年增加433萬。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新亮點，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199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約有20％來自工資性收入，到1999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東部地區近50％，已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的調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80％。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10％強。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業層次的提高。勞動力是過剩還是短缺，不完全是數量與供給問題，而且有素質和供求問題。要享受人口紅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轉變所創造的負擔比較輕的人口機遇，形成的資本優勢要優先投資于人，將豐富的人力資源開發出來，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一些地方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當作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開展職業培訓、實行勞務市場職業介紹、加強勞動合同管理、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拓寬輸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從而促進了勞力輸出人數不斷增加。此外，國家應高度重視農民工中出現的貧富差異、階層分化現象，盡早著手調節。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訓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政府無償或微利的培訓機構數量，確保農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學費的技術培訓，擴大農民工接受培訓的范圍，從而幫助他們在城市更好就業。同時，加強有組織的勞務輸出，通過勞務輸出地勞動保障部門與輸入地勞動保障部門的信息互通，有序輸出勞力，避免無序流動帶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維護他們的打工權益。
再次，人口轉型紅利是指老年人口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賦閑的離退休人員轉變為有所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和續就業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價值，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在國外，老年人口被稱為第三年齡人口。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積極老齡化的希望所在。根據筆者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屬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歲年齡段，大學文化程度老年人口總量有110萬。如果這些老年人口健康狀況良好的話，那么應該說這110萬老年人口屬于比較寶貴的人才資源，有較大的開發價值。但隨著新一代人口進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資源的含金量會逐步提高。
馬克思說過，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資源就在于他們擁有閑暇時間。2002年，馬德里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的戰略對于我們收獲老齡化時代的人口紅利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們需要提倡新的五個“老有”，即“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樂”。
從老年人口學角度看，中國在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從人口地理學角度看，中國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上海已經成為老齡化城市。但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卻不是老齡問題最嚴重的城市。這說明老齡問題的本質也是發展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相對性和變異性。歸結起來，老齡問題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義問題，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是發展問題，即人口轉變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長遠和廣泛的經濟社會影響。有兩個命題對我們認識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機遇可以提供幫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戰大，必須做大蛋糕；二是“邊富邊老”，需要關注老年人群對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權利。
我們需要三個未雨綢繆：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豐裕社會；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張老年人共享社會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張多元共生、和諧共進。這些都是和諧老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和諧老齡化配合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可以保障老齡化的中國收獲新的持續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高齡化的時代，老年可能成為人生四季最長的一段歲月，它可能日漸腐朽也可能充滿生機，其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傲沂磕耗?、壯心不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才是積極老齡化的心理圖景。從國內外老年學研究的成果來看，無論是老年人個體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區和老年人生活的社會，都要大張旗鼓地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筆者最近提出的“和諧老齡化”，最后實現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齡化。老年人不僅是豐裕社會的共享者，也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還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政府要確保有條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繼續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活動，保護和展示他們的尊嚴、能力和智慧，不致淪為社會發展 的犧牲品。
綜上，從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出發，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收獲過人口紅利，只不過比重和性質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轉變，國家間接地收獲了人口轉變紅利。重視教育的國家比較多地收獲了人口投資紅利；城市化大力推進的國家收獲了人口轉移紅利；重視老年人作用的國家則收獲了人口轉型紅利。誰主誰次的結論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們的確需要在看到人口紅利的同時，也看到人口負債問題、人口風險問題，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人口紅利的凈值。
五、結語：人的發展是最重要的發展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的實質是人的發展問題。歷史經驗表明，人的發展是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發展。如果說發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根本上講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投資、開發和利用。如果說青少年人口是潛在人力資源，那么勞動適齡人口是現實人力資源，老年人口是可再開發人力資源。鼓勵以“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為內核的積極老齡化，是否造成代際沖突?筆者的結論是：競爭不可怕，可怕的是競爭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在一個以知識、能力和權利為本位的社會里，要消除兩大歧視：一是性別歧視，二是年齡歧視。在就業市場中，老年人和年輕人各有優勢，一個是經驗多，一個是知識新，所以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相互補充、并無沖突的。要說矛盾，那是時時處處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競爭是化解矛盾的好辦法。只有在競爭無法化解矛盾的時候，才凸顯出“調和”的價值。
農業是支撐國民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基礎性產業，是國家自立自強、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前提。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勢必對農業生產造成阻礙，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1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
依據國際通行標準，當社會人口年齡結構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歲及以上的人口大于7%時，就可以被認定進入了老齡化。我國從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農村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9930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55.92%，農村老齡化進程明顯比城鎮要快。另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4—2019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以1000萬人/年的速度遞增，據預測2020—2040年，老年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嚴重，其與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預期壽命延長有關。另外，由于農村的生產率低下，農村的遷出人口遠遠超過遷入人口，年輕勞動力流失直接加劇了農村老齡化的問題[1-2]。我國人口老齡化格局大致呈現出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發達地區快于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快于城鎮地區等特點。農村人口老齡化呈現出速度加快、分布不均、老齡化提前及人口收入低等特征。
2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發展生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中心環節，生活富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村的生產發展及經濟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了解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對我國新農村建設及國民經濟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2.1對農業經濟的短期影響
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嚴重不足。近年來，人們為獲取更好的生活條件，為子女爭取更好的教育環境與資源，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向城鎮遷移，其結果就是農業生產勞動力銳減。青壯年勞動力遷出，而留守的人口年齡偏大，一般在50歲以上，他們的體力、身體素質與年輕人差距較大，反應速度、敏捷程度、對機械作業的熟練程度都遠遠低于年輕人，這直接導致農業耕種質量降低。有個別地方因留守人口年齡較大，無法從事農業耕種等重體力勞動，甚至出現了拋荒現象。受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農村教育的師資配備、教學設備、教育基礎設施等方面投入嚴重不足，使得留守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都處于較低水平。綜合素質的低水平發展，進一步導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思想比較保守，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與理解能力差，農業機械運用方面也出現諸多不足，這使得新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受到制約。農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勞動力的大量投入為主導，農村人口老齡化使得農村勞動力數量減少、質量下降，勢必會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降低，影響農業生產總值。以山東省為例，2013—2016年農業勞動人口總數下降了5%，農業生產總值整體下降了1.4%。人口的老齡化也導致被撫養人口比重加大，青壯年勞動力的經濟負擔加重。2018年，我國的總撫養比超過了40%，而許多省區總撫養比甚至超過50%。山東省是我國的農業大省，在所有?。ㄊ校┲校綎|的老齡人口排名占首位，總撫養比高達49.64%，其中老年撫養比達到22.69%。
2.2對農業經濟的長期影響
從農業經濟的長期發展來看，農村人口老齡化加速了現代化農業快速成長。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為維持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實現農業生產總值的穩步提升，促進農業規?；a是農業發展的必然道路。據調研資料顯示，在江西、湖南、四川等農業大省，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外出務工，致使很多地區農田荒置，老年人無力經營農業生產。為保障生活，很多人選擇將土地承包流轉出去，這些土地最后會匯總到有能力從事農業生產的青壯年承包戶或者企業手中集中經營，這一現象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業生產規?；?。與傳統家庭化耕種不同，規?；霓r村土地種植可以采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機械的應用，大大提升了農業生產率。老年留守人口為解決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與不能機械生產的問題，大多會選擇將這兩類生產活動外包，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農業機械化的速度[3]。同時，為適應部分老年人耕種的需要，專門適用于老年人耕種作業的農業機械與工具紛紛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機械制造業的發展與創新。大規模使用現代化機械進行農業生產，可以用更加先進的管理方法，使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為現代社會化生產。為提升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無論是承包大戶還是農業企業，都會主動應用先進的農業科技彌補農業勞動力的不足[4]。新科技的應用解放了農業勞動力、降低了生產成本，使勞動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以黑龍江省為例，改革開放以來，黑龍江省農業現代化發展腳步加快，在2019年，黑龍江成為全國產糧第一大省，糧食的播種面積、總產量、農業機械化等排在國家前列，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了122倍。
中圖分類號：C9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7）06-1169-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6.0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national and central region， as well as accompanied by women oriented phenomenon， reasons for the ageing and its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were pointed ou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eplying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ood security； land circulation； Anhui
詼力一直是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因素，勞動力的狀況直接關系著整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1]。作為農業大省，安徽正加緊推進農業現代化。在此背景下，農業從業人員的知識結構、技能水平等受到嚴峻挑戰。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流向非農業產業和城市，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問題日益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和重視。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是指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的年齡結構日益老化，進而給農業生產造成不利影響，并導致農業的不景氣，甚至產生衰退[2]。如何在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安徽的現代農業，是當前面臨和亟待解決的“三農”問題之一。
1 安徽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現狀
1.1 安徽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
同經濟發展水平一樣，人口老齡化同樣具有城鄉差異。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鎮、速度快于城鎮、地區差異大于城鎮、老年人口多于城鎮等特征[3]。據2014年《安徽統計年鑒》顯示，2013年安徽常住人口總量達到 6 030萬人，老年人口系數（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重）為12.24%；另據2014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顯示，同期安徽省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為12.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個百分點。由表1可知，綜合比較2005～2013年安徽省老年人口系數和同期的農村老年人口比重，發現除2009年外，安徽省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從2005年的10.87%上升到2013年的12.74%?？梢?，安徽農村老齡化表現出與全國平均水平一樣的特征，農村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高于城鎮水平，農村人口老齡化極其嚴峻。
1.2 安徽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高齡化、婦女化形勢嚴峻
國際勞工組織把勞動年齡人口中45歲及以上的勞動力劃為老年勞動力人口。當勞動年齡人口中老年勞動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者為老年型勞動年齡結構，而在15～64歲成年勞動力群體中，50～64歲人口所占比例呈現日趨增高的態勢時則稱之為勞動力高齡化[4]。由表2可知，安徽在2006年底，僅51～60歲一個年齡段的農村勞動力占比就達18.59%，已經超過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老年型勞動年齡結構15%的標準，尚未將41～50歲和60歲以上這兩個年齡段中符合規定的人數計算在內。若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進行估算，安徽農村老年勞動力人口占比至少達到30%，遠遠超過國際規定。此外，表2的農業普查數據還顯示，安徽農業勞動力高齡化（51～60歲和60歲以上占比）程度大于全國和中部地區的水平，且年齡越高，安徽勞動力高齡化程度越大。在51～60歲年齡段內，安徽農村常住勞動力占比為18.59%，全國平均水平為17.10%，中部平均水平為17.80%，安徽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49個百分點，高出中部平均水平0.79個百分點；在60歲以上年齡段，安徽農村常住勞動力占比為10.02%，全國平均水平為7.89%，中部平均水平為8.43%，安徽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13個百分點，高出中部平均水平1.59個百分點。另外，安徽農業勞動力不僅呈現出高齡化現象，還表現出婦女化現象。安徽農業男性勞動力占比（49.4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0.83%）和中部平均水平（50.35%），而安徽農業女性勞動力占比（50.54%）卻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9.17%）和中部平均水平（49.65%）。總體來看，安徽農業勞動力早已呈現出老齡化、高齡化和婦女化現象，且這一趨勢在不斷加重。因此“農民荒”、“‘三八’?‘六一’?‘九九’部隊”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的真實寫照，農業發展危機與農業后繼無人等問題隨之而來[2]，安徽尤為明顯。
2 安徽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原因
安徽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業已成為農業生產的常態化現象，是社會老齡化、流動人口涌向外省、農村高齡老人被迫從事農業、農村常住人口減少和城鎮化加速發展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4 安徽應對農業勞動力老齡化，促進農業現代化的對策建議
中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是在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及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客觀現象。然而為保證糧食安全及有效推進農業現代化，中國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的發展不能長期建立在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基礎上[5]。因此，隨著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不斷推進，作為農業大省，安徽必須積極應對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穩定發展。
4.1 培育新型農民，實現農業現代化人才支撐
從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驗來看，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順利轉型的關鍵。效率的源泉主要有兩個，一是規模擴大帶來的效率提升，二是依靠農業技術進步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7]。不管是擴大農業生產規模還是利用農業技術，這都對農業勞動力的知識技能提出新的挑戰?；诎不辙r業勞動力老齡化十分嚴峻的客觀情況，大力培育新型農民，提高農業勞動力的知識素質、技能水平，鼓勵新型農民學習先進的農業技術，運用現代化農業裝備，無疑是推進安徽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此外，懂得農產品生產經營的職業農民，掌握新的農業科技知識和經營理念的農業人才，了解農業發展政策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服務型職業農民都是發展現代農業、實現農民增收的生力軍和人才基礎，都需要政府大力培養、重點支持。
4.2 完善土地流轉制度，實現農業現代化規模經營
城鎮化的推進和流動人口的增加導致農村人口的大規模轉移，進而使安徽的農業生產對新的主體產生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專業大戶或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應運而生[11]。然而，在中國傳統農業仍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農業面臨家庭承包經營的小生產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15]。現階段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帶來小規模的農業生產，經濟效益不高；而且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造成大量土地浪費，懶人農業和老人農業現象普遍，妨礙農業生產大戶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因此，為保證農業生產、糧食增收，安徽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要完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完善土地流轉制度，允許專業大戶、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大規模農業生產，進而實現規模經營。
參考文獻：
[1] 楊長福，張 黎.我國農業人口老齡化對現代農業的影響及對策[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34（5）：522-526.
[2] 何小勤.r業勞動力老齡化研究――基于浙江省農村的調查[J].人口與經濟，2013（2）：69-77.
[3] 林 寶.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影響與應對[J].西部論壇，2015，25（2）：79-87.
[4] 李 瀾，李 陽.我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問題研究――基于全國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的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9（6）：61-66.
[5] 李 F，趙連閣.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現象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基于遼寧省的實證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9（10）：12-18.
[6] 沈茂英.四川農業勞動力老齡化與農村政策調整[J].西北人口，2013（1）：90-95.
[7] 夏正彥.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基于甘肅省4市6縣調查數據[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6）：107-111.
[8] 馮 獻，崔 凱.中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內涵與同步發展的現實選擇和作用機理[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34（3）：269-273.
[9] 賀雪峰.為誰的農業現代化[J].開放時代，2015（5）：36-48，6.
[10] 毛 飛，孔祥智.中國農業現代化總體態勢和未來取向[J].改革，2012（10）：9-21.
[11] 孔祥智，周 振.“三個導向”與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J].江漢論壇，2014（7）：42-49.
[12] 紀志耿.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反思――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與糧食持續增產的悖論[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38-46.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9月27日
一、農村人口遷移的規模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278萬人，比上年增加1，055萬人，增長4.4%。其中，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增加528萬人，增長3.4%。住戶中外出農民工12，584萬人，比上年增加320萬人，增長2.6%；舉家外出農民工3，279萬人，增加208萬人，增長6.8%。本地農民工9，415萬人，增加527萬人，增長5.9%。
二、農村人口遷移加速老齡化過程
（一）農民工以青壯年男性為主，青壯年人口的減少加劇了農村老齡化程度。從性別看，男性農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分年齡段看，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16～20歲占6.3%，21～30歲占32.7%，31～40歲占22.7%，41～50歲占24.0%，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4.3%。
（二）生育觀念的變化對農村生育率產生影響。在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遷移中，遷移者的生育觀念和行為也會發生變化，進而對其生育率產生影響。不可否認，部分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確實存在著躲避計劃生育政策約束的動機，如“超生游擊隊”問題就曾給我國計劃生育管理工作帶來了不小的難度。因此，對于農村人口遷移流動中所存在的“超生”問題自然不能忽視，城市的相關部門還須繼續加強對遷移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的管理，防止超生和多生的發生。但在現階段，我國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遷移的根本目的，主要還是為了改善其經濟社會生活和尋求就業機會，為了逃避農村計劃生育政策約束而遷移流動也只是極少部分。那么，隨著農村遷移人口經濟條件的改善，其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則會隨之而發生變化，“少生、優生和優育”也就成為主流傾向，即鄉-城人口遷移有助于農村遷移婦女生育觀念的轉變和降低其生育率。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也具有同樣的結論，即遷移使得農村遷移人口的生育意愿呈現下降趨勢，如吳帆（2009）對新一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所進行的問卷調查就顯示：52.3%的調查對象只希望生1個孩子，44.42%希望生2個孩子，只有2.33%希望生育3個及以上，還有約1%不想生孩子，即平均生育意愿僅為1.49個孩子，遠低于農村非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農村遷移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加速了農村的人口轉變進程，并最終加劇了農村老齡化程度。
（三）非永久性遷移。我國農村勞動力遷移重在職業遷移而非地域間的徹底性轉移，存在一種獨特的“候鳥式”遷移現象，即勞動力已由農業領域轉向非農領域，但居住地仍在原籍農村，普遍存在的是季節性勞動力遷移。2007年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達1.26億，占農村勞動資源總量的25%左右，扣除重復計算部分，2007年農民工達到2.26億，轉移到非農部門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已超過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40%。預計今后幾年，每年的勞動力遷移新增人數將維持在500萬～700萬，增長速度5%～6%。70%的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務工，50%以上的農民跨省流動，60%以上的農民工在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務工。
（四）農村人口遷移對家庭的影響。農村家庭受工業化和城市化影響而發生的改變也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家庭的外向型適應。由于地理區域間的人口流動的發生，原有的農村家庭成員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流動出去；另一部分留在農村的“老家”。鑒于流動遷移行為的年齡性別選擇性，流動出去的家庭成員往往是年輕的男性。隨著流出時間的增加和對外界環境的適應，逐漸站住腳跟的年輕男性會將妻子、孩子陸續接出來，夫妻家庭或者帶子女的核心家庭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逐漸增加。而留在農村的家庭成員往往是年齡與身體條件相對呈弱勢的老年父母或者幼兒，對目前農村務農家庭所謂“386061”部隊的稱呼正反映了這一現實。
人口流動在客觀上造成了“分戶”的形成，一個原本由老年父母、年輕夫妻及其子女形成的直系家庭，由于流動變成了一個夫妻家庭和一個隔代家庭（如果子女不隨父母流出），或者一個核心家庭和一個老年夫妻家庭（如果子女隨父母流出）。家庭的客觀分化以及遷移流動所帶來的不便、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影響等因素，使得家庭的變化趨于小型化。這種家庭的變化趨勢也是傳統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對家庭的主要影響。
隨著第二、第三次出生高峰人口逐漸進入勞動年齡，我國勞動力人口在今后一二十年內仍將保持增長態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更是龐大。這一趨勢必然會對農村的家庭結構產生影響，是在計劃生育從數量上削減家庭規模進而影響家庭養老支持資源基礎上的“二次削弱”，主要從距離上造成了作為流動勞動力主體的年輕人口與其老年父母的疏遠和照顧不便。
三、發展小城鎮必要性分析
（一）農村老齡化的預測趨勢。由于大量的年輕人從農村遷移流向城鎮，現在與今后幾十年農村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城鎮。在比較保守的中死亡率和中生育率以及假定農村向城鎮遷移的年齡結構分布與2000年相同的預測方案下，我國2020年農村、城鎮65歲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別為15.6%和9.0%，2050年分別為32.7%與21.2%。21世紀前25年中，農村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占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與城鎮不相上下，但2050年，農村高齡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比城鎮高出約13個百分點。這是因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現在40～50歲的農村中年人向城鎮遷移的幾率比年輕人要低。而這一龐大人群在2030年以后將陸續成為最需要照料的高齡老人，并且大多數留在農村。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龐大人群正好又趕上了自七十年代初開始的旨在降低出生率且卓有成效的計劃生育。這些人很多只有一個或兩個子女。當他們成為80歲以上高齡老人時，其一、二個子女也已成為或即將成為60歲以上老人。其中，不少子女已離開農村，而很多高齡老人仍留在農村。
（二）小城鎮對農村人口的截留和分流作用。社科院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數千年來首次超過農業人口，達到50%以上。城市化過程中每年從農村流出的大量人口將給農村社會帶來幾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大量流出的主要是素質相對較高的青壯年勞力，這將從整體上降低農村居民的素質同時大大提高老齡人口比重，使本身素質較低、老齡化較快的農村地區雪上加霜；二是人口流出之后更進一步降低了本已偏小的農村居民點的規模，同時會出現大量的空心村，不僅浪費了土地，提升了基礎設施的公攤成本，降低了效益，影響到農村現代化進程；三是流出的這批人不僅帶走了技術、技能、勞動力，還會帶走農村現代化建設的大批資金，使農村的現代化本身緊缺的生產要素更為緊張。與此同時，數量眾多、素質偏低的農村人口對我國大城市將產生巨大沖擊，將會加重已經出現的城市病，導致治安混亂、基礎設施供應不足等問題，最終很可能嚴重地阻礙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的大城市的發展。為了避免或緩解上述問題，必須也只能由小城鎮發揮截留集聚等作用，同時為避免農村人口過快涌入大城市，小城鎮必須發揮分流作用，充分創造條件，吸納、集聚農村人口看，緩解大量涌入的農村人口對大城市帶來的沖擊.
四、發展小城鎮緩解農村老齡化可行性分析
（一）我國小城鎮發展迅速。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小城鎮一度得到迅速發展。國家為了滿足當時小城鎮的發展需求，90年代開始批準大量設立新的建制鎮。建制鎮的數量和人口也隨之擴大。從90年代末起，審批數量大幅減少。2002年停止審批設立新的建制鎮之后，因政策因素推動小城鎮數量增加的成分減少，小城鎮的發展更多地源于產業的發展。小城鎮在數量上雖然減少了，但是小城鎮人口呈現明顯增長態勢。鎮區人口增長主要是由村莊遷入鎮區的農民增加引起的。統計數據顯示，1995年全國建制鎮總人口為9，296萬人，2006年增加到了16，373萬人。90年代全國建制鎮（不含縣城關鎮）鎮區的平均人口規模一直停留在約6，000人的水平，年增長率只有1%。2000年后，建制鎮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2005年底，全國建制鎮人口規模擴大到8，352人，2006年，擴大到了9，238人，比2005年增加10.6%。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鎮密集區，很多小城鎮的人口規模超過了5萬、10萬，個別小城鎮人口規模達到數十萬。雖然從可以得到的資料來看，只有建制鎮的人口統計，非建制鎮和新興集鎮并不在統計數據之內，從建制鎮人口增加上可以推斷小城鎮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1990年建制鎮的人口占全國城鎮人口的比重為20%，2006年增長為24%，加上縣城關鎮，人口比重為42%，小城鎮人口增加速度超過了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
（二）小城鎮方便農民就業“離土不離鄉”。按照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主體方向，我們大致可以將人口城市化遷移的形式劃分為兩類：一種是“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的勞動力異地轉移，并同時完成了產業轉移；另一種是“離土不離鄉，進場不進城”的勞動力就地進行產業轉移。前者是勞動人口遷移加速農村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而后者由于勞動者從未真正脫離居住地，對老齡化的影響并不大。
經濟發展好的小城鎮不僅吸引了本鎮范圍內農村勞動力轉移，還吸納跨區農村勞動力。全國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表明，2006年小城鎮吸納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總數的39%。由于小城鎮就業門檻低、就業風險低、生活成本相對于大城市低，天然地成為農民就地城市化的載體。農民或將居住地遷入鎮區從事非農產業，或白天進城務工經商，晚上返村居住，尤其在東部地區這種“離土不離鄉”模式比例更高，這一高比例也得益于農村電動自行車、摩托車、公交、汽車等交通工具的發展。小城鎮發展促進了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支持了農業企業化、專業化經營，帶動了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建設，保證了農民收入持續穩步增長，加快了農村傳統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三）小城鎮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方面的優勢
1、小城鎮建設可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近轉移就業提供良好的載體。小城鎮是溝通城鄉的橋梁和紐帶，適宜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可為就業提供廣闊空間。將一般加工環節、零配件生產放在農村，既有利于降低企業成本，又可增加農民就業機會，帶動本地農村服務業發展。農業產業鏈條向城市延長，在農業和加工業之間形成產業鏈，通過近距離批發、零售，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2、農民流動到小城鎮的經濟和社會成本較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成本包括轉移的機會成本、生活成本、運輸成本和心理成本（風險以及社會適應等方面的成本）。農民流動到小城鎮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較低，小城鎮的技術含量和資本有機構成遠遠低于大中城市，其容納勞動力所需就業費用和城市基礎設施費用又比大中城市低得多。據調查，在小城鎮安排一個勞動力就業，需要提供生產性投資和商業服務性投資，約為5，000元，而在大城市，僅生產性投資就需10，000元以上。不僅如此，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融入而言，小城鎮可使農民繼續在較為熟悉的接近鄉土的環境中獲得一種心理保障。因此，小城鎮不僅是緩解農村人口就業壓力的蓄水池，而且是轉移勞動力心理適應上的緩沖帶，在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較大中城市更有優勢。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城鎮化道路[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7.
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1、農村家庭養老負擔加重，養老狀態堪憂
人口老齡化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家庭養老功能不斷衰退，家庭養老能力日益下降，家庭人口結構變化，家庭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以及撫養結構發生了本質性地改變。伴隨著經濟發展、農村養老需求的不斷上升，人口老齡化使農村家庭的養老負擔越來越沉重，農村養老問題以及相關的一系列的矛盾越來越明顯并且日趨嚴重。從2010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的抽樣調查情況可以看出，河北省農村的老年人有44.74%以上是需要靠家庭其他成員供養的，有約45.95%靠自己的勞動收入維持生存，所以我們從這比例情況可以得到農村老年人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員供養和自己的勞動收入來養老，因此農村老年人口的家庭養老負擔加重，養老狀態堪憂。
2、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
老年人數的增加使得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下降，也就是說有更多的老年人口需要較少的勞動人口去養活。從而得出養老金支付壓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老年人數逐漸增加，那么支付養老保險的老年人也隨著不斷地增加，假如讓所有老年人都去投保，即便每個人支付養老保險的數額不發生變化，然而凈增總額仍呈現顯著地變化。二是領取養老保險的人在增加，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不發生變化反而減少。三是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物價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支付養老金的數額也要相應地提升，要不然養老保險所發揮的作用就會不斷下降，甚至不能發揮作用。由于維持原有的比較低水平的養老保險的支付都很困難，越來越多養老金支付數額更是不可能拿出來的，所以說養老金支付壓力日趨增大。
三、對策
1、廢除不合理制度以及加大政府投入
農村家庭養老的模式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仍然會繼續存在，擴大農村人的收入是提高其養老能力的重要措施。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城鄉一體化背景下，有很多的農村勞動力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向城市轉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做到：第一，廢除不合理制度，使農村勞動力在農動力市場獲得一個公平就業環境，努力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政府要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入，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訓，增加他們獲得知識和技能的途徑和機會從而增加他們的才能以獲得更高的收入。
2、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
加快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河北省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途徑。
第一，加快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提高農村經濟組織化程度。首先優化糧食生產結構，變粗放生產經營模式為集約生產經營模式。其次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林果業、畜牧業、蔬菜業和水產業。最后優化農業區域布局形成整體優勢。
科左后旗位于通遼市東南部，轄12個蘇木鎮，4個農牧場轄，有455個嘎查，蒙古族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本文擬選取的科爾沁左翼后旗花燈嘎查，總戶數為183戶，總人口為667人，是純蒙古族聚居村，也是典型的民族地區自然村，所以選其為調研對象，分別對花燈嘎查人口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就業結構及文化結構進行了調查分析。
1、年齡及性別結構
本文根據科爾沁左翼后旗花燈嘎查人口年齡結構將年齡進行分段，并對花燈嘎查從1999年到目前為止近十五年內各年齡段人口變化進行了詳細調查。
如圖1所示，2014年花燈嘎查14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1999年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占總人口的10.64%；15―64歲之間的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為77.66%；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1.7%，較1999年增長了5%。
對于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定義，本文使用的是聯合國人口組織制定的標準，即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60歲以上人口占該國家或地區人口總數的10%或以上，或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65歲以上人口占該國家或地區人口總數的7%或以上，那么該國家或地區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當前花燈嘎查65歲以上的人口已經達到11.7%，這表明花燈嘎查人口已經進入了老齡化階段，并有加劇趨勢。而花燈嘎查人口老齡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中老年死亡率下降以及年輕勞動力大量轉移，導致老齡化程度加劇。
通過調研我們發現，花燈嘎查在村人口中，女性在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20.69%，男性在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35.08%，在村人口性別比為169.57。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中國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6.74。性別比過高或過低都不正常，而花燈嘎查性別比明顯過高，主要是受中國幾百年傳宗接代思想的影響所致。
2、就業結構
科左后旗花燈嘎查的一部分勞動力除了從事農牧業以外，剩余的勞動力大多從事商業、養殖業、勞務服務業等多種生產活動來增加收入。以下對花燈嘎查在村人口和流動人口就業狀況分別進行調查分析。
根據調查和表1得知，截止到2014年11月，花燈嘎查總戶數為183戶，總人數為667人，在村人口占總人數的比重為71.21%。從事副業的總共有10家，其中個體小商店共有6家，修理部有2家，專業養殖戶1家，出售化肥農藥的1家。而根據實際調查得知，科爾沁左翼后旗花燈嘎查外出打工人群中，15―34歲之間的男性外出打工人口占總戶籍男性人口的比重為56.96%，15―34歲之間的女性外出打工人口占總戶籍女性人口的比重為71.05%。人口遷移去打工的盟市主要包括北京、呼和浩特、通遼、錫盟、呼倫貝爾等地。花燈嘎查流動人口就業中，從事第三產業的人數比例最高，占總流動人口的62.34%，主要分布在住宿餐飲業，由于普遍文化程度低，所以其只能從事比較笨重的體力勞動。剩下的依次分布在批發零售業（19.39%）、建筑業（11.23%）與社會服務業（7.04%）。
3、文化結構
國家統計局針對人口普查，對人口文盲率下了定義：文盲率是指15歲及以上未上過學且不識字的人口占相應人口的比例。本次文盲率調查針對農業戶主進行展開，因為戶主是家庭主導力量，戶主有文化與否直接關系到家庭收入的高低。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如圖2所示，花燈嘎查有183戶，其中戶主未上過學的人數達到31人，文盲率為17%，學歷以小學初中居多，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年。戶主未上過學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未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國家也未制定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家庭人口數眾多，生活艱難。戶主總體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響，有一部分只能從事一些較笨重的體力勞動，有一部分喪失體力勞動的就只能“養兒防老”。這樣不僅會影響家庭收入、當地經濟發展，也會阻礙農村現代化及新農村建設，同時還會增加社會負擔。
二、科左后旗人口結構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降低勞動力素質
科左后旗勞動力結構發生的變動，無論是從文化方面還是體力方面都將使得勞動力素質下降。根據以上調查，花燈嘎查流動人口主要以青壯年為主。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必然破壞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導致農村貧困化的加?。–hin和Maddox等）。農業勞動力“婦女化”，意味著一個無論從體力、技術、獲得資本支持的能力還是從精神狀態上講，都呈弱勢的群體在支撐著農業生產經營與農村經濟，這自然就造成了農業生產的脆弱性以及農村經濟的“空殼化”。而農業增長潛力下降、農村人才匱乏已經成為當前農村耕地面臨的主要問題。留在農村的勞動力素質遠遠滿足不了農業現代化的要求，只會制約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2、阻礙農業增收
農村人口“空心化”已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農村土地的拋荒和閑置，已成為全國普遍現象?；舾虏榇罅磕贻p勞動力的轉移，使得婦女和老人成為農村主要勞動力來源和農業生產的主力。由于種地務農勞動強度大，再加上播種需要大量的器械化設備，婦女勞動力在這方面大大受限。而農村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成本變高，在花燈嘎查雇傭勞動力成本相對更高，甚至一天達到200―300百元。隨著農村留守人員老齡化的不斷增長，使得農耕力不從心，很多農村老年人在選品種時，一般會選擇易于耕種的品種，使得農作物種植單一化，農業效率低下，農產品很難實現增收。而人口結構的這種轉變會制約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影響農業經濟生產的可持續發展。
3、阻礙農業科技推廣
實現農業現代化，推進新農村建設，最主要靠的是農民，所以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特別是文化素質較高，能夠快速適應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青壯年。而花燈嘎查缺的就是新農村建設方面的人才，由于比較有知識文化的人力資源都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使其人才更加缺乏。根據對在村人口戶主學歷調查得知，戶主未上過學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達到17%，戶主上到小學的人數比例達到總人數的40%以上。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機械化的推進，需要一批具備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專門人才，而青壯年大部分向非農產業轉移，導致對農業技術的需求、動力嚴重不足。在村老年人口，由于文化水平低，接受新知識、新技術的能力相對薄弱，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新技術的推廣和運用，制約了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生產的效率。
三、對策建議
1、促進農業規?；?/p>
農村勞動力結構失衡、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婦女化等一系列現象都對農村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嚴重制約了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和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村以家庭承包制為主，往往農業結構單一，生產效率低下。同時由于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積小，加上以家庭為單位購買大型農業器械價格又太過昂貴，根本無法推行農業機械化，因而必須促進土地制度改革，通過多種形式實現土地集中。如何既保證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又能實現規模化經營，確實是目前面臨的一個挑戰。對此，政府應出臺一些相應政策，如建立合作社，采取有償轉讓、自愿互利的原則，把農村閑置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機械化生產來實現農業規?；岣咿r業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
2、支持婦女創業
一、人口老齡化現狀
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人口結構迅速老化，“人口紅利”逐漸消退，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成為經濟“新常態”的九大特征之一。統計數據顯示，2013 年末，我國60 歲及以上人口已超過2 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4.9%。根據聯合國2012 年的預測，2050 年這一比重將到30%～40%，屆時，每3 個人中就有1 個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國也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截至2014 年末，我國65 歲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已上升至10.1%。同時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的發展，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國家。人口老齡化在地區間存在明顯差異。從分地區的情況看，我國東部地區人口老年化進程快于中、西部地區。一些經濟發展較快的大中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人口年齡結構已逐步轉變為老年社會的年齡結構。。中國人口老齡化與人口不斷膨脹并存，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養老方式，使控制人口數量與緩解人口老化之間存在突出的矛盾，人口老齡化更具有“中國特色”，也使得中國的人口問題變得撲朔迷離。
二、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一）勞動力的供給角度
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勞動力人口年齡偏大占比加大，將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雙重影響。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短期內我國勞動力資源數量與青壯年勞動力相對充足，勞動力老化程度和總撫養比均相對較低，能夠保持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增長率，有利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協調發展與合理布局。但從長期來看大量農村勞動力剩余由于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偏低的制約， 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受制于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不能滿足企業對高素質勞動了的需求。
（二）勞動力的消費結構方面
不同年齡段的消費結構和消費量不同，消費方式也大有區別。對于老年人口來說，其消費傾向、消費行為等方面都具有與其他年齡人口不同的特點，這也決定了老年人口的消費需求結構。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這種消費結構性將影響到產業結構的演化。因此，老齡化的人口結構狀況和變動趨勢必將通過消費結構的變化引致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動。因人口老齡化而帶動的以老年人服務為目標的老年產業的需求，將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有助于調整國民經濟增加值的產業結構，并有力促進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實質上是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實現勞動力就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 產業結構的政策分析
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從勞動力供給、消費結構等方面影響著產業結構，我國產業升級的節奏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下顯得過于緩慢。針對這些情況應當采取下列措施：
（一）重視人力資本在產業升級中的作用
隨著老齡化的出現，企業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經濟發展也由對“人口紅利”的依賴轉向對“人力資本”的重視。提高勞動者素質轉向了依靠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能上來也要加快對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充分發揮勞動力的潛能。，我國應繼續加大對教育及科研行業的投入，把原來追求勞動力數量轉換為強調勞動力質量，培養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創新性人才，提高勞動力的充分利用率，最終提高勞動生產率。
（二）加速推動第三產業的轉型升級
在人口老齡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會有力地促進勞動力向第三產業的轉移目前在發達國家第三產業中，社區、家庭和個人服務行業從業人員一般占50%以上，我國目前只占20%左右。人口老齡化帶動發展的第三產業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行業（老年醫療、老年保險等行業除外），包括社區服務業、家庭服務業、個人服務娛樂等，服務項目比較簡單易做。這些行業對勞動力質量的要求比較低，適合質量不高的勞動力就業需求。但這也同時決定這些行業的發展主要由勞動力數量的增加來推動，而與勞動力質量提高的關系不大，將可能促使我國第三產業現存的增加值和就業人員兩方面的增長很不協調的局面繼續擴展，不容易消除“人數增長較快而每人產值增長較慢”的特征。
（三）大力發展人口老齡化相關產業老齡產業伴隨老齡化現象應運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場需求的必然結果。研制、開發、生產適宜老年人物質和精神需求的產品，鼓勵和引導老年用品市場的發展。老年人口雖然購買力不強，但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銀色浪潮”所形成的需求是不能忽視的。推動老齡產業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宏觀調控或政府主導的力量，應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引入民間資本，為老齡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老齡事業的投資。
（四）推進市場化、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改革城鎮戶籍制度，形成城鄉人口有序流動的機制，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就地城鎮化是推進我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小城鎮建設要合理布局，科學規劃，體現特色，規模適度，注重實效。使之盡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發揮農村地域性經濟、文化中心的作用，為農村地區養老社會化提供條件。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