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17 15:13:31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金融危機的成因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金融危機涵義
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對金融危機的定義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它表現為一國貨幣短期內大幅貶值，該國金融市場上價格的猛烈波動，大批的銀行經營困難乃至破產，整個金融體系急劇動蕩。其顯著的特點是整個金融體系急劇變動，具體表現有：一是外匯匯率、利率大幅上升，二是股市急劇下挫，三是大批銀行經營困難甚至走向破產。金融危機與貨幣危機、經濟危機有密切地關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貨幣危機主要是指實行某種形式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在國內外不利因素的影響下，外匯市場參與者對該國維持固定匯率的能力喪失信心，從而進行大規模的本外幣資本置換，導致該國貨幣大幅貶值，固定匯率制崩潰，外匯市場持續動蕩的事件。就經濟危機而言，一個通俗的解釋是生產過剩找不到需求，引發社會經濟大混亂。通過上面的分析不難發現：貨幣危機主要局限于外匯市場，金融危機的范圍擴大到了金融領域，而經濟危機影響范圍更廣，表現為實物經濟的嚴重衰退和國民經濟運行體系的巨大破壞。貨幣危機可能誘發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如果不能及時化解就有可能引起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金融危機就成了經濟危機的代名詞。
二、金融危機理論
自從“郁金香泡沫”破滅后，西方世界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逐漸增多，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對此對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研究引起了西方經濟理論界重視。比較系統的研究金融危機理論是從20世界70年代末開始的，主要理論有如下幾種：
（1）宏觀經濟基礎理論模型
1979年克魯格曼提出了第一代危機理論模型，該模型認為政府對財政、貨幣政策的過度擴張會導致經濟基礎惡化、引發對固定匯率的投機攻擊并最終導致金融危機。這個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當時美國發生了二戰后的第五次經濟危機，美國經濟和國際收支進一步惡化，國際金融市場拋售美元的風潮更甚，迫使尼克松政府實施新經濟政策，停止美元與黃金兌換的掛鉤，因此引發更大規模的拋售美元，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先后放棄了本國貨幣與美元保持平價的掛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固定匯率為特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浮動匯率制為主，多種匯率制度并存的國際匯率制度。用克魯格曼的理論來解釋金融危機我們假設一國貨幣需求非常穩定，如果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實行過度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導致國內信貸擴張、居民向外國購買商品、勞務、金融資產等來轉移風險，而居民和投資者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持有另一國貨幣即是用本幣購買外幣是符合心理預期的。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不斷減少，中央銀行就要通過不斷購買外匯來維持平衡，一旦外匯儲備耗盡，固定匯率機制自然崩潰，金融危機發生。用這種理論我們能夠較好的解釋1973至1982年墨西哥危機，1978至1981年阿根廷危機。但也有缺陷：它所假定的政府政策過于機械，只是一味的擴大貨幣發行，而政府可選擇的政策可以有多種。
（2）預期理論模型
預期理論模型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路，它認為：投機者對一國的貨幣發起攻擊的原因并不是其經濟基礎的惡化，主要由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所導致的。當投機者對一國的貨幣發起攻擊時，政府為捍衛固定匯率就會提高利率吸引外資儲備來維持匯率穩定，如果提高利率維持匯價的成本大大高于維持匯價所能獲得的好處，政府就會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反之，投機者是否繼續攻擊也要取決于攻擊帶來的成本收益。從歷史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用提高利率的方法來克服“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危機的對策，其效果不一定明顯。所以綜合考慮，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抵御危機時，一旦投機者能夠成功沖擊貨幣，其獲得的回報會高于成本，僅僅是高利率可能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投機者的攻擊。另外市場參與者在其投資決策時會把預期因素考慮進去，這種因素使政府捍衛固定匯率的成本提高。
（3）道德風險理論
道德風險論認為：當事人（金融機構）的權利和義務不相匹配可能導致他人的資產或權益受到損失。在金融危機中，道德風險表現為政府的某種“隱含擔保”使金融機構進行風險很高的投資行為，造成巨額的呆壞賬，金融機構的支付危機引起公眾的信心危機，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因為政府提供的“隱含擔保”缺乏確鑿的法規依據、信息不對稱，這樣使道德風險的危害后果更為嚴重。以東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東亞國家中存在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錯綜復雜的資金、業務和人事關系，另外加上一些傳媒的暗示，使得社會公眾產生這樣一種錯覺：金融機構一旦發生危機，政府一定會加以保護。一般來說，各國政府普遍存在對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或明或暗的擔保，即便是大銀行出現危機，政府從多方面考慮往往會出面援助而不能任其倒閉，這就為銀行提供了“隱含擔保”。其結果是產生兩方面的效應：一方面，由于銀行得到了政府的“隱含擔保”，所以國內外的投資者或債權人會認為貸款給這些銀行是很安全的，即使這些銀行出現一些困難，政府也會出面援助，投資者或債權人便不再對銀行的資信從財務上進行嚴格的審查，使得這些有問題的銀行得以大量融資；另一方面，政府“隱含擔保”，加上存款人與銀行的信息不對稱、監管不力等因素造成銀行將大量資金投資或貸放給高風險、高收益項目，這些項目失敗就會使銀行陷入困境。事實上，當金融機構的狀況己經岌岌可危時，人們期待已久的政府援助也沒有出現，破滅了的希望很快引起投資者的恐慌和金融市場的動蕩，金融機構的償付力等問題也會很快蔓延開來。
（4）金融恐慌理論
“金融恐慌”理論認為：由于某種外在的因素，短期資金的債權人突然大規模的從尚具有償債能力的債務人那里撤回資金，是一種集體行為。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在危機前夕大多經歷了一個資金迅速流入的過程，但是外資的流入是很脆弱的，極易受到“金融恐慌”的影響而發生逆轉，一旦發生大規模逆轉，危機就會發生。以20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東亞國家為例，它們都以高速增長的經濟潛力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了生產性較強的實物經濟領域，促進了經濟發展，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90年代，東亞金融市場開始成熟，投機需求不斷增加，加上人們對經濟前景充滿了信心，外資流入迅猛攀升，大多資金投向風險性較強的高利潤行業，而這種資金非常容易發生逆轉。客觀來說，“金融恐慌”是危機心理預期的一個補充。
（5）危機傳染理論
危機傳染論認為一個國家的貨幣金融危機導致另一個國家發生貨幣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它產生于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之后。它強調了金融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就是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危機。Pua1MaSSon（1998，1999）指出危機的傳染方式主要有三種：（1）溢出效應，即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各國經濟間形成密切的聯系，一國貨幣危機會傳導到同一經濟區內具有相似經濟結構或經濟問題的另一國。溢出效應按溢出渠道分為貿易溢出效應和金融溢出效應；（2）季風效應，即某一經濟區外部某個國家的貨幣危機對該經濟區內所有國家的經濟與貨幣穩定產生影響，尤其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3）羊群效應，即一國的貨幣危機通過對投資者心理預期產生作用，誘導公眾對同一經濟區內經濟健全的另一國發動貨幣攻擊。
三、金融危機理論對美國金融危機成因的解釋
美國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有著復雜的背景，從金融危機理論出發，我認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從宏觀經濟基礎理論看，美國超寬松的經濟刺激環境為危機埋下了隱患。在新經濟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為避免經濟衰退，刺激經濟發展，美國政府采取壓低銀行利率的措施鼓勵投資和消費。利率降到極點，貸款買房無需擔保、無需首付，因此房價一路盤升，房地產市場日益活躍，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時代晚期的經濟繁榮；同時也為房地產泡沫提供了溫床。布什政府為每一個居民都有其房住的政策擴大了沒有購買能力的人買房，因而導致發放次級貸款的金融機構風險加大。
2.從道德風險理論看，房屋貸款金融機構以房產作抵押發放貸款，在經濟景氣時不會受到影響，因為抵押品價格保持增值，但當經濟下滑時，這些沒有購買能力的人不能足額還款的風險加大。而這些房貸機構本身資金實力并不雄厚，為了不斷的利用有限的資金，通過金融創新，把次貸資產打包證券化，從中收取資金又分散了風險。但是，如果其中某一個環節出現差錯，整個鏈條就會斷裂，從而波及所有的人。從2005年到2006年，為防止市場消費過熱，美聯儲先后加息17次，利率從1%提高到5.25%，市場利率進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傳導到市場往往滯后一些，2006年美國次貸仍有上升。但加息效應逐漸顯現，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
3.從危機傳染理論看，美國次貸危機能夠擴張為全球金融危機是因為在全球一體化下，各國貿易依賴程度加深，各國資本市場緊密相連，美國資本市場的波動必然會波及全球資本市場。
參考文獻：
近年來美國次級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爆發，房地產業嚴重衰退，造成一連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國政府托管“兩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購、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等，由此引發全球股市大跌，中國股市上證指數也跌穿2000點。全球金融領域面臨嚴峻挑戰，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當前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已經超過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包括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美國金融系統，無論是發達程度、透明度、監管力度，還是融資規模、金融產品多樣化等都堪稱世界之最，為什么目前出現了這種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呢？我們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監管制度缺陷
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業嚴重缺乏監管，內部管理機制失誤造成的。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推出了許多金融衍生產品，這對繁榮金融市場和市場經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衍生產品太多，加大了投機風險，而與此有關的風險預警機制及防范措施卻未能跟上，從而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美國本輪金融風暴是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
在各種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中，美聯儲政策的失誤可能是較為嚴重的一個危機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聯儲期間，特別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所采取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在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埋下了危機的種子。長期的低利率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三大負面影響：一是扭曲了信貸市場和房貸市場，二是減少了居民儲蓄，三是加劇了美元的貶值。低利率促使美國民眾將儲蓄拿去投資資產、銀行過多發放貸款，這直接促成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膨脹；而且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還“誘使”市場形成一種預期：只要市場低迷，政府一定會救市，整個華爾街彌漫著投機氣息。然而，當貨幣政策連續收緊時，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低信用階層的違約率開始上升，由此引發的違約狂潮開始席卷一切賺錢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機構。龐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國資本的彌補，結果是美國的資本賬戶逆差大幅度增長，加劇了經濟失衡的風險。一旦出現經濟波動，引起外資撤離，美國就難免陷入一場金融危機。
二、超前消費陷阱
美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費，使得經濟基本面發生了問題。為推動經濟增長，政府鼓勵寅吃卯糧、瘋狂消費，引誘普通百姓通過借貸消費。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利率不斷走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速度不斷加快，加上彌漫全社會的奢侈消費文化和對未來繁榮的盲目樂觀，為普通民眾的借貸超前消費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費，而這主要是依靠借貸來實現。特別是通過房地產市場只漲不跌的神話，誘使大量不具備還款能力的消費者紛紛通過按揭手段，借錢涌入住房市場。但從2006年底開始，雖然美國房地產價格的漲勢只是稍稍趨緩和下降，經過金融衍生產品等創新金融工具的劇烈放大作用，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和危機就難以遏制地爆發出來。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消費太多，則會使得儲蓄減少，從而影響一國的資本積累，導致投資不足，影響經濟的下一輪發展。而美國正是消費的過于旺盛，擠占了投資，坐吃山空，經濟遲早會出現問題的。
三、對自由經濟的過度迷信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把“雙刃劍”，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一般認為這場危機主要是金融監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不在華爾街，而在于美國近30年來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套以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理想，以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主要經濟政策目標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危機，內容主要包括：減少政府對金融、勞動力等市場的干預，推行促進消費、以高消費帶動高增長的經濟政策等。客觀而言，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貨膨脹率下降、經濟增長率回升、失業形勢得到一定緩解等。
但任何理論都有它存在的現實基礎，而現實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無休止地把這種自由主義政策推向極端，必然會給社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威脅和破壞。大量金融證券機構置國家經濟安全于不顧，利用寬松的環境肆意進行投機，并因此獲取巨額利潤，導致投機過度，尤其是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比如：互聯網和房地產等，嚴重損害市場穩定的基礎，產生嚴重的泡沫風險。近幾屆美國政府沒有意識到美國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狀況，過于迷信自由經濟理論，終于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秩序與金融發展失衡、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美國當前遭遇的危機，是一場與美國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體制密切相關的危機。盡管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所帶來的全球金融動蕩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有限，但我國存在著許多類似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對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金融危機不是新生事物，自十七世紀以來，全球范圍內發生了九次波及范圍巨大、影響深遠的金融危機。主要有：1637年荷蘭郁金香危機、1720年英國南海泡沫事件、1837年美國金融恐慌、1907年美國銀行業危機、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1987年席卷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至2010年美國次貸危機及全球金融危機。現代經濟與金融相互滲透，密不可分。在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中，金融無時無處不在，被稱為“經濟金融化”。銀行、保險、股市、匯市等在運營過程中不斷累積風險，而金融創新、經濟金融化又將各類金融風險疊加、放大，一旦出現局部動蕩，就很容易引發連鎖反應，出現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
一、金融危機的涵義
金融危機指的是金融資產、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的危機，具體表現為資本外逃、股市暴跌、償債困難、正常銀行信用關系遭到破壞、金融機構倒閉或瀕臨倒閉。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次貸危機等類型，并且金融危機越來越以混合形式呈現出來。
金融危機爆發之際，往往正值經濟持續多年高速增長時期，國內普遍過度投資，信貸快速增長，金融資產價格快速上漲，外部資金大量流入。而一旦爆發金融危機，整個經濟社會就會遭受重創。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劇增，貨幣幣值出現較大幅度的貶值，區域內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規模縮減，經濟增長減緩甚至出現停滯、倒退。人們對未來的經濟預期更加悲觀，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有時甚至伴隨著社會動蕩。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首先是二者有區別。“金融”是以貨幣和資本為核心，與“消費”和“生產”相對應。“經濟”的內涵顯然比“金融”更廣泛，它包括“消費”、“生產”和“金融”等一切與人們的需求和供給相關的活動。金融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一種過程危機，而經濟危機則是一種結果危機。其次，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又有聯系。從歷史上看，在發生經濟危機之前，通常先出現一波金融危機。其主要原因在于，生產、消費與貨幣、資本的結合越來越緊密，任何一個階段出現矛盾，都足以導致貨幣資本運動的中止，從而出現直接的貨幣信用危機，也就是金融危機。當這種矛盾在較多的生產領域出現時，生產過程就會因投入不足而無法繼續，從而造成產出的嚴重下降，導致更大范圍的經濟危機。
二、金融危機的成因
(一)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
據測算，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游資，這些游資又被稱為“熱錢”，是在市場上流動迅速的短期投機性資金。基于純粹投機盈利的目的，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就會以各種形式入境，通常會進入易于產生泡沫的經濟領域，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
(二)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
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過于追求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當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弱化時，這些國家為了保持增長速度，轉而通過舉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內在的經濟發展乏力，還債能力不足，經濟泡沫導致銀行貸款的壞賬劇增，不良資產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投資者的信心。
(三)“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
實施“出口替代”戰略可以提高一國經濟的開放度，也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明顯的不足：一是國內經濟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沖擊的影響，隨著經濟發展，生產成本會提高，成本優勢逐漸降低，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眾多國家不約而同采用出口替展戰略時，它們之間會產生惡性競爭乃至相互擠壓;三是該戰略也要與時俱進，尤其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必不可少，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無法長期保持競爭力，但許多國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此問題。
(四)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各個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更加互相依存，互聯網和物聯網發展迅速，商品、信息、服務、資本、技術在國際間頻繁流動，金融活動也趨于全球化。由于市場經濟固有的貨幣信用機制是自發性的，一旦金融活動失控，貨幣及資本借貸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機就表現出來。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活動高度發達，也蘊含著高風險，蘊藏著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當國際信貸和投資大爆炸式地發展，其固有矛盾不可調和，金融危機必然會在那些制度不健全、最薄弱的環節爆發。
三、金融危機的應對策略
(一)經濟思維進行創新
一是建立最基本的社會福利框架，廢除泛福利化體制。二是加強政府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三是調整經濟結構，鼓勵實業投資。
(二)積極扶持金融機構
一是政府對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進行重組，增資擴股;二是把妥善處理銀行壞賬，將銀行的壞賬打包、切割剝離。待銀行復蘇后再贖回資金，如果銀行倒閉了，則由政府出面埋單，將壞賬清零。三是維護銀行正常秩序，當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出現擠兌現象時，及時注入資金，增加現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擔保，幫助銀行渡過難關，增加社會信心。四是解決“資本流動性過剩”問題，不僅要解決金融體系內部的問題，更要解決經濟結構中深層次的矛盾。
(三)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是實施產業振興計劃，擴大內需，培育市場主體，幫助困難企業和困難群體渡過難關，降低稅收，減輕企業負擔。二是促進對外貿易，由于從事進出口行業首當其沖受到影響，并且從業人員眾多，通過增加出口退稅，實施一系列優惠政策，提高出口競爭力。三是松動銀根，降息、降低準備金率，增加流動性。
(四)重構國際貨幣體系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1)09―0103―05
一、問題的提出
始于幾年前東南沿海地區的“民工荒”目前呈愈演愈烈的趨勢，不僅波及范圍廣，已經由經濟發達地區擴散到中西部地區，所涉及的行業也越來越廣。關于“民工荒”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見仁見智。自從2004年首次遭遇出現“民工荒”以來，就有學者拋出“劉易斯拐點論”，認為“民工荒”的出現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劉易斯拐點，從農村勞動力增長率的變化和外出轉移的速度變化來看，中國已經進入勞動力短缺時代(蔡防，2007；姚上海，2009)。但是，也有一部分學者反對此說，認為“劉易斯拐點”還遠未到來，“民工荒”與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并存仍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一個客觀事實(姜華東，2007；張宗坪，2008；陳華，2009)。馬曉河、馬建蕾(2007)通過計算農業從業人員和當前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之間的差距，估算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約為1.1億人。張瑛(2009)則根據錢納里賽爾昆提出的多國模型，運用使用勞動力的國際標準，估算中國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約為1.3億人，因此，中國進入劉易斯拐點還為時尚早。
“民工荒”的出現，固然與宏觀經濟形勢直接相關，但根本原因在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民工荒”現象歸根結底是一種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表現，既有其宏觀經濟周期因素，更反映長期人口結構變化趨勢(蔡防，2010)。更多研究者提倡民工“權利荒”之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追逐剩余價值與勞動力的工資增長之間的矛盾永遠難以解決，“民工荒”是農民工利益比較的理性選擇(劉錚，2007)。隨著勞動生產體制日益全球化，農民工淹沒在國家和資本共同創造的現代化洪流中。在國家和資本雙重控制下，一個失語的階層無法實現組織化，無法在合法體制內通過產業行動來與資本對抗，但它卻導致了各種抗爭行動的產生與蔓延：從一般的勞動反抗一直到對資本的拋棄――“用腳投票”，“民工荒”便是抗爭行動最好詮釋(歐陽俊、楊正喜，2009)。
筆者認為，“民工荒”的產生固然與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等宏觀因素密切相關，但“民工荒”首先是農民工個體行為所致，是農民工面對比較利益時所作出的主動選擇，后金融危機時代，即便隨著訂單經濟的回溫，大批中小企業也無法繼續對農民工產生吸引力，從而陷入“民工荒”的尷尬境地。本文無意卷入“劉易斯拐點論”之爭，通過調查數據，在既有的宏觀結構框架之內，本文著重從農民工主體視角，深入探討“民工荒”背景下農民工個體的利益訴求和心理動機，從微觀層面討論“民工荒”的發生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應對“民工荒”的思路和建議。
二、農民工城市生存狀況描述
本研究的經驗數據源于筆者2011年3月份在深圳市展開的社會調查。選擇深圳作為調查地點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深圳作為移民城市，農民工流動極為頻繁。另一方面，深圳又是珠三角受“民工荒”困擾的主要城市之一。調查過程采取概率抽樣方式，在福田區、羅湖區、寶安區抽取十個人才市場發放問卷。總計發放問卷320份，回收問卷305份，其中有效問卷282份。本次調查樣本的人口特征統計量：男性占84.8％，女性占15.2％；從年齡結構來看，70后農民工所占比重最高，為37.9％，其次是60后、80后和90后農民工，比重分別為23.0％、22.7％和11.4％；婚姻狀況，已婚占67.4％，未婚占26.6％；文化程度，初中級以下的比重占69.1％，高中文化程度占15.6％。本文以下的實證分析將以此次調查為基礎而展開。
(一)勞動保障
勞動保障關乎農民工的切身經濟利益，也是農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重要物質基礎。農民工勞動保障歷來都是農民工問題研究的重要議題。本研究首先考察后金融危機時代“民工荒”背景下農民工的勞動保障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深圳市農民工日均工作時間9.2小時，月均工資1753元，其中建筑業平均工資達到2785元。此外，本研究重點調查了農民工的各項勞動保障待遇，其結果卻令人堪憂。如圖1所示：農民工不享受病假工資、帶薪休假、產假工資、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均高達68.4％、74.5％、71.3％、65.3％、68.1％、77.6％和72.5％。只有享受工傷保險的比例稍高，為52.0％。總體可見，盡管社會各界一再呼吁加強對農民工的勞動保障，但農民工群體仍處于一種“勞無所保”的狀態。
(二)社會生活
社會生活是考察農民工城市生存狀態的重要維度之一。從調查情況看，農民工個人月均消費支出1167.1元，其中三項最大消費支出為伙食費、服裝消費及住宿費，分別為414.9元、150.1元和141.9元，而文化娛樂月均消費支出只有63.4元。如果粗略計算恩格爾系數，則農民工個體消費的恩格爾系數為37％，比較接近廣東省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水平。
居住地作為農民工在城市的棲息地，居住模式的差異一定程度上體現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關系。本調查從三個維度來考察農民工的居住模式，如表1所示：其一是“未找到工作之前”，53.3％的農民工居無定所，15.6％居住在出租屋；其二是“目前狀況”，43.6％的農民工仍居無定所，另有39.9％住在集體宿舍；其三是“最久居住方式”，居住在集體宿舍的比例最高，為44.2％，其次有15.8％的農民工住在出租屋，另有14.5％農民工一直以來居無定所。作為一種另類的社會空間形態，宿舍勞動體制隨著全球化生產的去地域化而在現代中國出現(任焰、潘毅，2006)。居住在集體宿舍的農民工，由于其生活的集體性特征，將使個體與城市社會生活場所的接觸極為有限。于他們而言，城市仍然只是工作場所和暫時的棲息地。
閑暇生活是考察農民工社會生活的另一個重要指標，從目前的研究來看，他們的閑暇生活質量還處在較低水平階段：工作時間太長使得其閑暇時間很少；閑暇時間也主要是以春節等傳統節假日為主，沒有穩定性；而且低收入導致了新市民閑暇生活內容的選擇只能是貧乏和單調的，以住家娛樂為主要的文化活動方式，看電視則是閑暇活動的主要項目，其余的還有打牌、聽收音機、聊天、逛街、看小報等(章輝美、鄧春梅，2007)。本研究中通過對農
民工參與各項閑暇活動的頻率賦值，來了解農民工閑暇活動的情況。頻率賦值分為5個等級：4分為“幾乎每天進行”、3分為“經常進行”、2分為“有時進行”、1分為“很少進行”、0分為“從未有過”，以此來計算農民工閑暇活動的頻率得分并排名，如表2所示：農民工最經常從事的閑暇活動為看電視；隨著閑暇成本或閑暇層次的提高，農民工從事某項閑暇活動的頻率在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買彩票作為一種投機性的博弈活動，可能會在瞬間改變農民工個體的命運，因而在農民工的閑暇活動中占據重要位置。
(三)主觀滿意度調查
關于農民工的主觀滿意度調查，本研究設計了婚姻家庭、身體狀況、人際關系、物質生活、職業類型、工作環境、工資待遇、晉升機會和社會地位9個維度的滿意度比較。滿意度分為5個等級：5分表示“很滿意”，4分表示“較滿意”，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滿意”，1分表示“很不滿意”。本文根據滿意度的平均得分情況編制滿意度指數，如表3所示。
上表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關乎農民工個人生活的指標得分較高，如身體狀況、人際關系、婚姻家庭得分均高于一般水平，其次是與職業相關的各項指標(職業類型、工作環境、工資待遇)，最后是對關于城市生活整體評價(物質生活、社會地位)和個人發展前景的指標。其二，所有指標得分都較低，除了前三項得分稍高于3分，表明農民工在這三方面的滿意度為一般水平，其余6項指標得分均低于3分，從而可以說明農民工主觀滿意度整體水平偏低。
三、進一步討論
前文的研究展示了農民工城市生存狀態，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勞無所保、居無定所、一葉浮萍”。調查中發現，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較差。“完全沒有歸屬感”、“較弱”和“一般”的比例分別為30.1％、20.7％和26.2％，只有22％左右的農民工有一定歸屬感。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的歸屬感隨企業性質、代際和工種等因素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為了比較各變量內部歸屬感差異，本研究仍采用賦值形式，將“完全沒有歸屬感”、“較弱”、“一般”、“比較強”和“很強”分別賦值為0分、1分、2分、3分和4分，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
表中數據反應出農民工歸屬感整體水平較低，但是對于不同群體內部的農民工，歸屬感還是具有一定差異：(1)代際差異。70后及以上農民工歸屬感得分較高，80后其次，90后最低。70后得分高的原因并非他們具有較強的歸屬感，而是因為他們主要的利益訴求仍是提高經濟收入，對是否能融入城市、是否有歸屬感等問題概念模糊，從得分情況看也僅處于一般水平。而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除了希望能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之外，他們具有更復雜的利益訴求，對農民工游離于城市社會的現狀有更清楚的認識，因此與以70后為代表的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更具失落感，更缺乏城市歸屬感。(2)企業性質。除國有企業農民工歸屬感得分稍高，其余均處于相近水平。這可能是因為國有企業具有更強的組織化和制度化特征，國有企業的農民工形成較強的組織依賴性，從而具有較強的歸屬感。(3)工種。隨工種不同，農民工歸屬感差異比較明顯。技術型農民工的歸屬感指數為2.5341，而體力型農民工的歸屬感指數只有1.8322。這主要是因為技術型農民工有更高的經濟收入，其社會生活的豐富程度和多維性要高于體力型農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社會，因此歸屬感較強。
本研究進一步考察了農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結果顯示，有超過一半的農民工明確表示不會留在城市，不會留在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個人賺錢能力有限”，無法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而打算留在城市的農民工則多半是舉家外遷，子女在城市上學。另外有23.5％的被訪者對居留城市持觀望態度，只有6.9％的被訪者表示無論面對多大困難都努力在城市定居。因此，總體來看，農民工有比較普遍的潛在的“逃離”城市的意識。當外在經濟環境和就業環境發生不利于農民工自身的變化，他們也很容易選擇“逃離”，繼續追逐個人經濟利益，實現個人收入的最大化。
四、結論與啟示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中國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但農民工群體仍然只是游離于城鄉之間追逐生存依賴的簡單經濟主體。他們的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社會生活支離破碎，甚至其原有的農民戶口身份都成為在城市生存的一道尷尬的門檻。調查中可以發現，農民工群體的利益訴求仍非常原始和樸素，只要能夠得到相對公平的勞動報酬，可以最大化地滿足家庭經濟需求，生活條件的艱苦、勞動保障的缺乏和城市社會的排斥與擠壓都不能將農民工“推”出城市。長期以來，農民工群體默默地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當然，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廉價勞動力的并非只有農民工群體)。因此，經濟收入的最大化是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最根本動因。秉持典型的小農“生存倫理”(黃婧、紀志耿，2010)，當金融危機襲來，東南沿海大批中小企業倒閉，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將選擇在中西部地區或者家鄉附近繼續尋找預期收入最大化的工作機會。當金融危機退去，由于東南沿海生活成本較高，勞動待遇并不優厚，再加上農民工主體意識的日漸提高，中小企業已經難以滿足農民工繼續實現其預期收入的最大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民工荒”的成因，以及為何受民工荒困擾的主要是缺乏勞動保障的中小企業。
另外，從農民工流動過程來看，“民工荒”意味著大批農民工最終選擇離開。近年來，受制度約束和社會環境影響，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權利意識的覺醒，使得他們對工資長期徘徊不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采取了“用腳投票”的抗爭手段。他們渴望相對公平的待遇，因此，民工荒是一種對制度公平的呼喚(歐陽俊、楊正喜，2009)。從這個意義上，應對“民工荒”局面，必須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完成過程，即農村勞動力不僅要從農村轉移出來，而且要實行市民化，改變半城市化經濟發展模式為城市化經濟發展模式(楊曉天，2008；楊永華，2010)。西方國家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一般都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份的轉變，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農民工在進入城市成為資本積累和循環的一個環節的同時，卻因為戶籍制度而無法實現身份轉變。農民工作為中國新工人階級主體，從一誕生開始便面臨著各種結構性力量的壓制和破壞，使其只能維持在“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或“半無產階級”的尷尬狀態之中(潘毅，2009)。
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短期內難以實現迅速轉型的前提下，緩解“民工荒”應當以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為切入點，筆者建議：第一，加快制度變革，盡快打破戶籍制度壁壘，保障農民工自由遷徙定居的權利；第二，機制創新，通過法律約束來構建農民工與企業的集體協商機制，圍繞勞動報酬、勞動時間、福利待遇等各方面，展開農民工與企業之間的合理博弈，使農民工獲得一定程度的話語權；第三，政府
主導，在制度剛性約束短期內難以突破的前提下，通過住房保障、提供城市公共產品和服務等手段實現農民工社會生活城市化的“軟著陸”；第四，呼喚企業家精神，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適當讓利來改善農民工的經濟待遇，以保證人力資本的可持續性；第五，營造和諧、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社會各階層對農民工群體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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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持續走低，越南盾貶值加快。2008年3月下旬，越南政府擴大了每日越南盾兌外幣交易價的浮動幅度，但這一調整卻使匯率持續下滑，越南盾在短時間內由升值變為貶值。
股市和房市價格暴跌。2007年10月3日到2008年6月16日，短短8個月的時間內，越南證券交易所胡志明指數從1106點下跌到了370.18點，跌幅接近七成，跌幅居全球之首。同時，越南大、中城市多年來居高不下的房價也開始出現大幅下滑，房市成交量明顯萎縮。
經濟增速放緩，部分銀行經營陷入困境。2008年第一季度，越南GDP增長7.4%，低于去年同期的7.8%。隨著經濟增速放緩，股市和樓市價格大幅下跌，企業生產成本增加，以及銀行貸款利率高調，越南的商業銀行特別是私有銀行面臨巨大的信用風險，客戶違約率迅速上升，經營陷入困境。
越南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
經濟過熱，外貿財政“雙赤字”。越南自1986年實行全面“革新開放”以來，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越南經濟連續8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長，GDP總量從2000年的312億美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713億美元。越南因此被國際社會看成是僅次于“金磚四國”的第五個新興經濟體，越南國內也逐漸興起了“超印趕中”的豪情，以致于忽視了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經濟過熱問題。高投資導致越南機械設備、零配件和原材料等大量進口，加上美國次貸危機造成進口成本上升、出口疲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越南貿易逆差由2002年5.98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124億美元，占GDP比重由1.7%上升到17.4%，這遠高于1997年泰國爆發金融危機時其貿易逆差占GDP6.5%的比例。同時，越南政府為了改善投資環境，使得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
資本項目開放過早，外資大量涌入引發資產泡沫。在國內資本短缺的條件下，越南政府為吸引外資發展經濟，不僅大量舉借外債，還迅速開放資本項目，導致熱錢大量涌入。2008年前5個月，FDI高達142.73億美元，同比增加298%。在資本賬戶流入的外資中，房地產和旅游方面的投資增長尤其迅速，部分資金甚至繞開限制進入了股票市場，引發了當地消費和投資熱潮，推動了股市和房市等資產價格不斷走高，通脹壓力持續累積。
宏觀調控政策不力，貨幣政策偏松。一是越南政府應對通脹上升的政策措施比較滯后。在2007年10月，越南的CPI已經達到了12％，高通脹已露端倪，但越南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的增長勢頭，對物價上漲采取了容忍的態度，貨幣政策明顯偏松。2008年第一季度，越南信貸投放同比竟增長了65%。但是，越南央行直到2008年5月份才將存款準備金率從9.3％調到12％，基準利率由8.75%調到14%，這一利率水平仍遠低于通脹率。二是越南對通脹的調控政策有失偏頗。越南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由于通脹愈演愈烈，越南政府在2008年3月下旬接受了外國專家“以本幣升值控制通貨膨脹”的建議，將每日越南盾兌外幣交易價的浮動幅度由0.75%擴大到1%。由于越南盾存在強烈貶值預期，匯率幅度的擴大反而加快了貶值的步伐。
此外，越南經濟體小，股市市值有限，對國際市場沖擊的抵抗能力相對較弱，也是導致此次越南金融風波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
越南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啟示
繼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防治通貨膨脹。越南金融危機已為我們敲響警鐘。防治通脹是我國當前經濟工作之重中之重，在自然災害比往年加重的情況下，從緊的貨幣政策將是首選。新興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對境外資源有很強的依賴性，極易增大我國輸入型通脹壓力。因此，我國在不斷促進FDI流入和貿易增長的同時，要高度重視由此帶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匯占款大量增加造成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必要時可以實行提高存款準備金、保值儲蓄與信貸規模控制三管齊下的措施，及時回收市場流動性，有效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
避免人民幣快速升值，嚴防熱錢興風作浪。雖然匯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戰略對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貿出口和FDI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起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金融抑制卻又削弱了本國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削弱了金融資產價值創造中所需要的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對金融風險進行監控的能力。越南金融危機再次凸顯幣值被長期抑制會給宏觀經濟帶來巨大風險。因此，從長遠來看，逐步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是必須的。但從歷次貨幣危機來看，在通脹高企的局面下，放寬匯率波動的幅度，反而會加快本幣貶值。因此，我國人民幣升值應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三項原則。
審慎開放資本項目，加強外資流向監管。一是審慎開放資本項目。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總是出現在金融自由化和較大規模的資本流入之后。為確保經濟金融安全，我國應堅持“不到合適的時機，資本項目就不放開”的原則，保持防火墻，以增強對國際金融動蕩的抵御能力。二是加強對外資流向的監管。應該說，目前人民幣升值遠未達到熱錢滿意的程度，人民幣走勢逆轉的壓力在日復一日地積累，一旦基本面受到外部沖擊出現惡化（如嚴重通脹等），很可能出現金融動蕩。當前我國應當強化外匯監測，完善監控體系，及早察覺外匯流向異動，大力控制FDI進入股市和房市，同時，注意外匯政策和制度設計的可逆性。
扶優限劣，優化經濟結構。在保證一定發展速度的同時，要注重對不同行業實施有差別的信貸政策，扶優限劣，防止經濟結構失衡，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目前在國內商業銀行和本土企業資金鏈已經極為緊張的情況下，要避免運用一刀切的信貸規模和貸款利率政策，防止利率的過快上調，使綠色產業、民生工業等行業經營陷入困境，甚至因資金鏈斷裂而被迫停產休克，造成經濟衰退。
中圖分類號：F24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4-0102-04
一、引言
農民工作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構成了我國實體經濟體系的人力資源基礎。“民工荒”問題不只是一個民生問題，也不只是一個關系農民工群體自身的問題，這是關系到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問題和重大挑戰。雖然受金融危機影響，我國“民工荒”現象被暫時壓制，出現了“返鄉潮”及農民工就業難等問題。但是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消退，“民工荒”現象再次出現征兆，并愈演愈烈。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于2010年2月24日了“部分城市2010年企業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調查分析結果”，結果顯示，70％被調查企業預期招52"有困難”。最近兩年，“民工荒”現象有全國蔓延之勢，從東南沿海到西北內陸，從大中城市到二線城市，都出現了農民工短缺、招工難的問題，而且，至今沒有減弱的跡象。面對后金融危機下“民工荒”的再次出現并持續升溫，我們更需要保持頭腦清醒、冷靜分析、積極應對。基于以上背景，筆者認為有必要深入探討“民工荒”的成因及對策，為“民工荒”問題的解決提供重要參考。
二、研究綜述
(一)“民工荒”的概念
社會各界使用“民工荒”一詞概括了我國部分企業招不到農民工這一現象。章錚認為，所謂“民工荒”，是指在勞動力的最低限度生活費用水平下民工的供不應求；陳曉華、張紅宇認為，“民工荒”是指城市經濟需求的民工勞動力普遍高于民工愿意和能夠提供的勞動力；蔡的貴、譚琳認為，所謂“民工荒”，是指在勞動力市場上，農村進城務工勞動力的供給落后于用工單位對其需求而形成的農民工短缺現象。
(二)“民工荒”的成因
1 民工荒是“勞奴荒”，即低端制造業、低廉勞動力的用工荒。大量文獻認為農民工工資長期低水平徘徊是“民工荒”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盛來運等通過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對東部企業的調查發現，低工資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2 民工荒是“結構荒”，即結構性短缺的用工荒，指某類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缺乏。侯東民認為“民工荒”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城市企業的用工方式，即企業只利用勞動力勞動生命中最年輕時段，而大量棄用城鄉“40、50”年齡段勞動力的用工傾向。陳承明、徐雪萌認為追求短期利潤而設置了苛刻的用工條件，使許多企業人為地縮小了招工范圍。
3 民工荒是“制度荒”，即由制度缺失造成的用工荒。葉檀認為“民工荒”是制度瓶頸的反映，荒在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荒在中國的經濟制度沒有發生變革，荒在財富分配機制不合理。鄭風田等認為，造成“民工荒”的核心原因與戶籍制度關系很大，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分割下，農民工看不到在城市發展的希望，對城市生活的向往逐漸減少，于是更多的農民選擇回到農村。
(三)“民工荒”的對策
有觀點認為，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是應對“民工荒”的有效措施。黃婧等基于小農“生存倫理”的視角分析認為，要想有效解決當前的“民工荒”問題，就必須轉變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增強農民工的抗風險能力，降低農民工進城的準入成本、生活成本和遷徙成本。崔傳義認為，應對“民工荒”應著力從改變權利缺失和制度缺陷上應對民工荒。楊柳等認為，“民工荒”問題不僅需要企業應對，更需要國家級應對，建議優化產業結構，使產業鏈更完整，使工業布局更均衡；推動沿海企業產業升級和向內地產業轉移同時并舉；科學部署城市化，變革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平權。
綜上所述，很多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民工荒”問題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為政府和企業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也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三、“民工荒”的成因分析
本研究認為，“民工荒”是指在國家、企業、農民工三者共同作用下農民工有效供給和企業有效需求之間供不應求的現象。為此，本文將從政府、企業、農民工三個層面深入探究“民工荒”的產生的原因。
(一)政府層面的原因
1 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阻礙了勞動力的城鄉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至少有2.5億農民工外出務工，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貢獻了力量，但是其戶籍身份仍是是農民，當他們無力為城市勞動時就被城市無情地“掃地出門”。老一代農民工的辛酸史不時在提醒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下，外出打工的前途極其渺茫。其二，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增加了農民工的遷徙成本，降低了其凈收益。他們外出務工不僅需要辦理暫住證、就業證明等手續和證件，還要為找工作支付信息、培訓等費用，更不用說食物、住房、交通等不可缺少且相當可觀的生活費用支出。其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造成福利與權利的缺失。當城市人口在享受“養老、醫療、失業、救濟、補助”等多重福利時，為城市建設付出了極高代價的農民工卻難以獲得“醫療救助”，“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就是一個慘烈的例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如同一面堅實的墻，阻礙了勞動力的城鄉流動。
2 區域經濟崛起和國家4萬億宏觀調控分流了部分農民工
隨著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戰略的推進，中西部地區投資環境不斷得到改善，不少投資者將產業轉移到中西部，一些外出務工人員也給這些地區帶回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創業熱情和勇氣。因此，這些地區經濟正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工資水平不斷提高，當地農民獲得了更多“離土不離鄉”的工作機會。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研顯示，東、中、西部地區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分別為1455元、1389元1382元。農民工流動收入激勵大大減弱。另外，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當前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為此，國家宏觀調控4萬億將基本投向鐵路、公路、基礎建設、經濟適用房建設等方面，這些工程設施的興建需要大量農民工。
3 國家重視和扶持“三農”增加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機會成本
近年來，國家重視和扶持“三農”，陸續出臺了眾多惠農政策。2006年取消農業稅，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從2004年起，給予種糧農民包括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在內一系列農業補貼，并逐年加大補貼力度，2008年僅
對種糧農民的兩項直接補貼資金規模就高達633億元，有效緩解了農資價格變動對農民種糧增支的影響。與此同時，不斷調整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促進農民增收。農民收入得到顯著提高(見圖1)，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機會成本增大，農民外出打工的積極性就會降低。
4 計劃生育影響了勞動力的持續供給
我國自1980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累計少生3億多人，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長的勢頭，到了上世紀90年代我國平均年人口增長率已從80年代的1.47％降到1.07％，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但是計劃生育也是把雙刃劍，它在有效控制我國人口數量的同時也造成了人口增長的相對斷層，影響到了勞動力的持續供給，尤其是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供不應求。現在農民工的主體來源1975-1985年出生的人口，而這十年比1964-1974年減少了5584萬。
(二)企業層面的原因
1，提供的勞動報酬低影響了勞動力流動意愿
長期以來，農民工被視為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很多用工企業任意壓低農民工工資。有關資料顯示，最近12年，珠江三角洲民1512資增幅只有68元，考慮到物價上漲等因素，民52512資呈現下降趨勢。有關研究認為，長期以來農民工工資處在絕對的低位，不僅與城鎮職工工資的相對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長幅度幾近于零。低廉的工資很難吸引和留住農民工，企業提供的勞動報酬低影響了勞動力流動意愿。
2 對勞動力年齡和性別的限制制約了勞動力供給
我國沿海地區一直是依賴低層次的、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為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些企業往往對勞動力年齡和性別進行人為限制，2007年有90％以上的用工崗位對新員工的年齡有要求(見圖2)，18～25歲的年輕勞動力是企業用工需求主體，且對女工需求過大、男工相對過剩。當前的勞動力供給狀況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是企業長期以來形成的這種用工需求并沒有隨之變化。可見，企業對勞動力年齡和性別的限制制約了勞動力供給。
3 工作環境惡劣生活條件差影響了勞動力供給
農民工就業于城市的非正規部門，他們大多數從事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臟活、累活和險活，其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大多比較差。有些企業車間沒有空調機，連排氣扇也不多，燈光不足，幾百人在一個大車間工作，經常有員工在車間暈倒。有些工廠因為工資低，民工難招，所以不輕易批準員工辭職。有些黑工廠更是無期徒刑的牢房，員工只能進不能出，連外出辦事都受到限制。另外，農民工一般做工時間長，勞動強度大。一些企業經常要求工人每天工作時間至少10～12小時，遇到趕訂單時工人還要加班加點。在很惡劣的條件下工作和生活，很多農民工付出了健康的代價，患上了職業病，有的甚至為此失去生命。工作環境惡劣生活條件差影響到農民工的打工積極性和流動意愿。
4 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影響了勞動力供給
確保農民工的工資能夠得到正常支付，是農民工的一項基本權利，拖欠工資可能使他們的生活失去最基本的保障，但是現實中農民工工資還是經常被拖欠。此外，用工企業還經常延長農民工的勞動時間，卻不發放加班費；農民工的勞動強度大，勞動設施簡陋，卻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和職業病、工傷保險等相應的補償和保障；農民工的生活條件非常差，卻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城鎮低保等保障，并且還面臨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困難。總之，農民工的基本的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勞動安全衛生保障和社會保障、居住等權益長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合法權益屢遭侵害。在難以維權的情況下，他們只能選擇“用腳投票”。
(三)農民工層面的原因
1 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低技能差難以滿足產業升級的需求
務工行為總體上說是一種市場行為，缺與不缺是相對的，盡管招工難，依然有很多農民工找工作困難，這是因為現有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低技能差難以滿足產業升級的需求。雖然新生代農民工盡管文化素質比其父輩總體上要好，但依然缺乏專業化的勞動技能。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升級，一些技術水平較高的行業，需要工人具有較高的素質和技術，而市場所能提供的只是農村的普通勞動力。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培訓，農民工只能從事低層次的體力勞動，無法滿足企業對有經驗、懂技術、會操作的新型工人的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順利就業。
2 農民工的思想觀念變化影響勞動力市場
目前，80后和90后逐漸構成外出農民工的主體。比起第一代農民工，他們已經發生了由生存型向發展型的轉變，他們外出務工更多的是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學習技能、取得更好的發展機會。據調查，在新生代農民工打工的職業選擇上，最吸引就業的因素前三位依次是報酬高低、工作的穩定性和職業發展機會，并渴望得到尊重。但是他們的期望與企業的現實存在很大的矛盾。當前東部地區相當一部分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企業，還在沿用過去的用工方式，仍舊抱持傳統的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賺取利潤的觀念，忽視、不愿接受或者不適應求職者思想觀念變化而出現的就業訴求的新變化，導致招工難。
3 農民工的維權意識增強影響了勞動力供給
新生代農民工比父輩受過更多的教育，他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基本上是城市化的，他們對于工作崗位，絕不僅僅是有錢就行，他們對工作環境、勞動條件、保險福利甚至未來發展，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一定的要求，他們憑借自己的知識和現代的手段，了解勞動法律與政策，具有較好的法律意識和較強的自我保護能力，維權意識比其前輩進一步增強。當勞動權益又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和及時有效的法律救援時，他們會毅然選擇離開。
綜上所述，“民工荒”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復雜、多面的，有政府層面的原因，有企業層面的原因，也有農民工層面的原因。這些原因中，有宏觀的、整體的、長期的，也有微觀的、局部的、短期的。需要我們一甄別，區別對待并采取應對措施。
四、解決“民工荒”的對策
“民工荒”是個系統工程，我們應從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待“民工荒”問題，重視并積極推動問題的順利解決，在政府、企業和農民工三者的共同努力下，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著眼治本、統籌兼顧、多管齊下，以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宏觀層面的對策
1 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掃除農民工流動的體制障礙
制度問題是罩在農民工頭上的一頂大帽子，他們自身無法解決，需要政府的作為。制度不改革、不完善，怎么談解決“民工荒”問題都是奢望。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實際上已經遠離了農村，但是又因為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存在而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繼而形成漂泊不定的流動人口。他們由于在城市中沒有正式的身份，不但在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而且還要繳納如贊助費、各項管理費等名目繁多的不合理費用，無形中增加了他們進城務工的成本。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壁壘
的存在，使得農民工的遷徙和擇業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只有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掃除農民工的流動障礙，才能促進“民工荒”問題的解決并保障經濟平穩健康的發展。
2 加快產業結構升級，適應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需求
任何一個國家，人均CDP達到3000美元之后，都會出現低端制造業的用工荒。人均3000美元之后，產業升級是必然。“民工荒”現象已經清楚地表明，我國經濟、社會已經到了一個重大轉折關口。有專家指出，內地經濟快速發展，缺工或將成為東部沿海地區需要長期面對的問題，只有推動產業升級，提高產品技術含量，提高企業利潤，才是東部制造業的出路。在進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新時期，解決“民工荒”問題，需要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實現企業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勞動密集型向集約型、精細管理型的根本轉變，通過向高端產業挺進和延伸，以最少的人力資源投入，獲得最高的效益產出。
3 健全合理的保障制度，消除農民工的后顧之憂
城市工人享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大保險，農民工與城市工人一樣為企業創造著利潤，為社會創造著財富，他們理應平等地享有與城市工人同等的“國民待遇”。但是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處于基本缺失的狀態，作為城市里弱勢群體的農民工自然就基本上被排除在社會保障之外。筆者研究認為，解決“民工荒”問題，需要健全合理的保障制度，不但應依靠政策解決農民工工資、福利待遇、社保等經濟問題，而且應從法制上解決進得城、留得下、權得維、童得培、居得安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并且應該一視同仁，取消農民工的歧視性稱謂，取消不利于農民工實現自身價值的一切不平等法律法規和規章條款，從而消除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后顧之憂，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
(二)中觀層面的對策
1 提高農民工工資待遇水平，創造良好的用工環境
農民工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簡單的勞動工具和創造效益的機器。他們不僅有生存需要，還有實現更高自我價值的需要，其務工收益不僅包括工資，還包括個人發展前景、自由時間、工作輕松度等。企業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農民工，不能總指望“既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天下本沒有這等好事。筆者研究認為，應對“民工荒”，企業需要在其能夠承受的范圍內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水平、創造良好的用工環境，使農民工務工總收益大于務農收入，從而有效化解勞資矛盾、招到并留住農民工。
2 放寬對勞動力的年齡和性別限制，促進農民工穩定就業
現今，我國農村仍有3億多人在從事農業生產，其中有超過6000多萬的35～50歲之間的富余勞動力亟待轉移就業，但由于受年齡或性別等限制，他們被迫選擇滯留在農村。筆者認為，企業需要放寬對勞動力的年齡和性別限制，不能僅利用農民工年輕時段，而漠視其中年的就業和養老，可以考慮開發中年以上勞動力資源，造就熟練工人和中高級技工，從而建立穩定的產業工人隊伍，有效應對年輕勞動力短缺的市場新情況。同時，農民工穩定就業也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微觀層面的對策
1，加強對農民工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
現在各企業招聘的工種多數是要求具備一定實踐技能的操作工，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而農村新增的勞動力，主要是初中或高中畢業生，即使是少數中技學校的畢業生，也因缺少工作經驗或專業不對口，難以勝任此項工作。所以，加強對農民工教育和培訓，是解除“民工荒”的長遠之計。為此，城市要加大農民工培訓教育的公共投入，強化企業培訓責任，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調動農民工參加培訓的積極性，讓企業培訓開發、跟師學藝培訓、公共職業培訓都得到發展，鼓勵農民工經過鑒定獲得培訓合格證書、職業資格證書，以技能提升帶動收入增長、拓展農民工上升發展的能力和機會，穩定農民工融入企業，共同發展。
2 建立技能人才評價激勵機制，帶動勞動者素質的全面提升
技能人才在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企業競爭力、推動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進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解決“民工荒”問題，應從實現員工與企業共同進步的要求出發，一方面，積極拓展技能人才多元評價渠道，建立以職業能力為導向、以工作業績為重點、注重職業道德和職業知識水平的技能人才評價發現機制，推動企業技能人才的快速成長。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技能人才評價激勵機制。如定期評選表彰優秀技能人才，通過政策引導和信息服務提高技能人才待遇等，激發員工崗位成才的積極性，使技能人員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有力帶動勞動者素質的全面提升。
五、結束語
“民工荒”在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發展契機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我們需要從長遠的角度、戰略的高度去思考、關心和解決“民工荒”問題。本研究在系統梳理各專家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政府、企業、農民工三個層面深入分析“民工荒”產生的原因，并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提出了建設性對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民工荒”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陣痛”，是遲早要到來的事情，遲來不如早來，唯有打破這些阻礙農民工自由流動和有效供給的體制、經濟、社會因素，“民工荒”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令人鼓舞的是，“民工荒”問題已經引起政府和企業的高度重視。“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有理由相信，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政府、企業、農民工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一定可以順利解決“民工荒”問題，實現經濟增長和保障民生的雙贏，燃起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新希望，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一、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產生的過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先是在1992年爆發了英鎊危機，然后是1994年12月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從2007年上半年開始，美國抵押貸款風險開始浮出水面，隨后，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并迅速席卷整個世界，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
本輪金融風暴是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什么是次貸危?美國房貸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購買商業銀行和房貸公司流動性差的貸款，通過資產證券化將其轉換成債券在市場上發售，吸引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而投資銀行又利用其“精湛”的金融工程技術，再通過創新將其進行分割、打包、組合并出售。由此，最初一元錢的貸款通過創新可以被放大為幾元，甚至十幾元的金融衍生產品，以至于最后沒有人再去關心這些金融產品的真正基礎價值，從而助長了短期投機行為，最終釀成了嚴重的次貸危機。這個過程發展之快，數量之大，影響之巨，可以說是人們始料不及的。大體上說，可以劃成三個階段：一是債務危機，借了住房貸款的人，不能按時還本付息引起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流動性的危機。這些金融機構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一些有關金融機構不能夠及時有一個足夠的流動性對付債權人變現的要求。第三個階段，信用危機。就是說，人們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金融活動產生懷疑，造成這樣的危機。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房產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金融危機有相似之處。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基礎上的。
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愿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并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過去近10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趨勢，經濟不斷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其實比較脆弱。這些經濟體自身的儲蓄相對不足，消費不斷增長，經濟的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支持其日益高漲的消費。這一格局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信貸鏈的破裂，集中的表現就是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美國當局都采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并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金融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并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7％。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如果美國政府能夠及早對華爾街進行審查和監管，“兩房”、雷曼兄弟、美林、貝爾斯登和華盛頓互惠銀行等或許就不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掉。“次貸危機”這只“美國蝴蝶”扇動翅膀所引發的金融海嘯迅速向全球蔓延，向實體經濟蔓延，并最終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機。
二、運用理論揭示美國次貸金融危機實質
2008年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的實質是新時代的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主要針對十九世紀的實體經濟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資本的貪婪本性所導致，而且經濟危機會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重復出現，無法避免。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與生俱來，是一種制度病、基因病。經濟危機產生的過程是這樣的：由于資本對利潤永不知足的貪婪，推動著生產規模越來越大；又由于財富中的大部分被資本家所占有，勞動者的購買力相對于不斷擴大的企業產能實際上是趨于下降，于是產品賣不出去，資本周轉中斷，企業只能被迫閑置生產力，于是經濟危機爆發了。但是經濟危機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根本矛盾，于是一次危機過去后，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又一次新的危機開始醞釀，并最終爆發。近一百多年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被資本主義發展歷史反復證明。馬克思關于實體經濟生產相對過剩危機的理論與當下的金融危機又有何聯系呢?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虛擬經濟興起，同時貨幣資金投機不斷出現。世界經濟開始金融化，金融開始世界化，虛擬資本大量出現。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發展為全球性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二戰后美元在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領域形成主導地位，這使得美國只要通過發外債、印鈔票，尤其是人為地使美元貶值，就會導致其他國家所持有的美元和美國債券大幅縮水，就可以實現全球財富向美國的轉移。美國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卻消耗全球30％的資源；而實際上，美國國內債務和國際債務總和早已超過60萬億美元，為美國gdp的4倍。無疑，美國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為了攫取更多財富，美國及華爾街“發明”的金融衍生品越來越復雜，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當世界實體經濟發展無法支撐這么大的泡沫時，金融危機爆發。因此，此次發端于美國并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機，更加證實了的科學性，金融危機不過是金融資本從產業資本中獨立出來后經濟危機特殊表現，其實質仍然是馬克思理論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影響表現在以下方面：外貿進出口增幅回落較快，投資增長有所放慢；工業生產顯著放緩，原材料價格和運輸市場需求下降；房地產和汽車市場低迷，消費熱點降溫；部分企業經營更加困難，就業形勢嚴峻；財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場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處于風口浪尖的進出口行業受到的沖擊最直接也最嚴重。首先，危機從金融層面轉向經濟層面，直接影響出口。具體到我國，短期內，中國國內需求的增加無法彌補美國經濟對華進口需求的減少。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降5％～6％。次貸危機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弱勢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貶值速度，從而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優勢。美國聯邦儲備局不斷降低利率、為銀行注入流動性資金與我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形成矛盾，導致大量熱錢流人中國，加速了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進程，從而使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優勢降低，對美出口形成挑戰。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出口呈現減速跡象。除了出口數量減少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海外企業的違約率也開始上升，出口企業的外部信用環境進一步惡化。具體到行業，紡織行業等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的影響比較嚴重。汽車行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總體表現低迷。
船舶行業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機，世界船舶融資的形勢也日益嚴峻，歐洲許多銀行都暫停了船舶融資業務，預訂船舶但未獲融資的比例明顯上升。就地區而言，東部地區由于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所受損失相對較嚴重。如廣東近期有2萬至3萬家大大小小的工廠倒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合俊集團旗下的兩家玩具加工廠倒閉，6，500名員工面臨失業，這是受金融危機沖擊中國實體企業倒閉規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國家來看，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增速下降較為明顯，對歐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受到影響較小，而對拉美和非洲等發展中地區的出口金額則略有增長。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與擴散，中國對歐洲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也會受到影響，從而對中國整體出口增長構成嚴峻挑戰。
我國出口增長下降，一方面將引起我國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放緩，同時，由于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小于勞動力的供給，將使整個社會的就業壓力增加。我國將面臨經濟增長趨緩和嚴峻就業形勢的雙重壓力。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業的倒閉，也加劇了失業的嚴峻形勢，現在我們國家頭等的經濟大事就是保增長，促就業。另外，此次危機將加大我國的匯率風險和資本市場風險。為應對此次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美元大幅貶值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匯率風險。在發達國家經濟放緩、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美元持續貶值和人民幣升值預期不變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加速流向我國尋找避風港，將加劇我國資本市場的風險。
一、美國次貸危機的形成與原因
我們知道,美國經濟的70%依靠私人消費,而且相當比例是負債消費。在那里,從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話賬單等,貸款現象幾乎無處不在。在過去幾年,為刺激房貸,貸款公司提供了優惠利率、零首付(歷史上標準的房貸首付額度是20%)、甚至頭年不付利息等優惠措施,使一向自信的美國市民包括那些低收入人群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貸款買房。貸款公司取得了驚人的業績。為分散風險,他們找到知名投行,推出了CDO(債務抵押債券),讓購買債券的持有人來分擔房屋貸款的風險。在有利可圖的低利率環境下,低風險的高級CDO很快賣了個滿堂彩。對沖基金在全球利率最低的銀行借錢后大舉買入風險較高的普通CDO(普通CDO利率可能達到12%),僅利差就賺了個盆滿缽滿。同時,對沖基金還把手里的CDO債券抵押給銀行,換得數倍的貸款,追著買投行的普通CDO。投行再把CDO投保創造出CDS(信用違約交換)以降低風險。CDS也賣火了。投行在CDS基礎上又創造一個CDS基金(“三毛”基金),把先前賺到的一筆作為基金,放大數倍(例如10倍)地首發。這時,人們認為,買入1元基金,虧到0.90元都不會虧自己的錢,賺了卻每分錢都是自己的!“三毛”賣瘋了。于是,各種養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財產品甚至許多其他國家的銀行也紛紛買入。由于這批產品在OTC市場交易,法律上也未規定需要向監管者報告,無人知曉它們究竟賣了多大規模,這樣就形成了2001年末以來,從貸款買房者到貸款公司、各大投行、各個銀行、對沖基金,人人都賺的情形。美國房地產一路飆升,根本沒有出現還不起房款的事情。
與之相伴的是,美國的利率不斷上升和住房市場持續降溫。同時,次級抵押貸款的還款利率大幅上升,這使那些收入根本不高的購房者還貸負擔大為加重。房價下跌也使得他們出售住房或者通過抵押住房再融資變得困難。于是又出現了2006年底普通民眾無法償還貸款,貸款公司倒閉,對沖基金大幅虧損,繼而保險公司和銀行相繼巨額虧損報告,各大投行也紛紛虧損;然后股市大跌,民眾普遍虧錢,無法償還房貸的民眾繼續增多,全球主要金融市場隱約出現流動性不足,經濟增長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美國次貸危機爆發。
縱觀次貸危機的產生過程,我們可以看出,由松變緊的政策調控環境是次貸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從2001年初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經歷13次降低利率之后,2003年6月,聯邦基金利率僅1%,達到過去4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同期,30年固定按揭房貸利率從2000年底的8.1%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調息按揭貸款利率從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這使得浮動利率貸款和只支付利息貸款這類創新產品滋生并占總按揭貸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市場的火暴使富人們更加放肆地揮霍,窮人們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開始購買平時舍不得買的東西。從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兩年時間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連續17次提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購房者的還貸負擔。而且,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來,美國住房市場開始大幅降溫。隨著住房價格下跌,購房者難以將房屋出售或者通過抵押獲得融資。受此影響,很多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借款人無法按期償還借款,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開始顯現并呈愈演愈烈之勢。
銀行等貸款提供商降低貸款信用門檻是危機的根本原因。美國“經濟學簡報”網站編輯羅伯特·瓦拉赫在形容次貸危機爆發根源時這樣說:“只要你還喘氣兒,銀行和抵押貸款公司就敢想方設法借給你錢。信用不好?沒問題!無力償還月供?也沒問題!于是,我們進入了一個無須證明文件就可抵押貸款的時代。”即使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形勢下,為防止嚇退次貸借款人,華爾街變本加厲瘋狂放貸,甚至僅依據借款者自己填報的虛假收入就可放貸,次貸款額還可以大于總房價。降低放貸門檻,必然導致回收資金的風險升高。
部分金融機構利用房貸過度證券化轉移風險是導致危機的表象原因。在低息環境下,次級房貸衍生產品客觀上的投資回報空間,不僅使放貸機構在股市上一倒手就將債權轉讓給其他投資者,還吸引了美國以及全球主要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投資者。被無限放大的證券化規模究竟多大可謂深不見底,使得危機爆發時影響波及全球金融系統。
二、次貸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啟示
商業銀行的成本是指商業銀行在從事業務經營活動過程中發生的與業務經營活動有關的各項資源的補償性支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企業財務規則》中指出金融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發生的與經營有關的支出,包括各項利息支出(含貼息)扣除允許資本化的部分、手續費支出、傭金支出、業務給付支出、業務賠款支出、保護(保障、保險)基金支出、應計入損益的各種準備金和其他有關支出,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計入當期損益。商業銀行成本既是商業銀行媒介資金與社會生產活動的必要消耗,又是商業銀行推動社會價值運動的必要補償。隨著城市商業銀行經營機制的轉變,對商業銀行成本控制的實施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益和穩定性。
(一)實施成本控制是商業銀行增加盈利的根本途徑
根據“收入-成本=利潤”,降低成本是增加利潤的一種重要手段。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降低成本可使利潤增加,有效的成本控制會降低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增加商業銀行的價值。
(二)成本控制是商業銀行提高競爭力的源泉
只有把成本控制在同行業的先進水平上,才有迅速發展的基礎。我國加入WTO之后,國外眾多銀行紛紛涌入中國,我國的商業銀行在進行改制的過程中,既面臨機遇,又面臨挑戰。如何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保持自身的發展,增強競爭力是商業銀行的首要任務,而把成本控制在同行業的先進水平之上,無疑為商業銀行的進一步發展打下扎實的基礎。
二、我國商業銀行的成本控制現狀
(一)成本控制形式單一、責任不明
目前, 成本控制工作主要是通過上級行對下級行下達成本指標,執行統一的成本控制措施,統一檢查、監督和考核。會計部門也僅僅是按成本費用性質核算,費用賬戶劃分很粗,不利于分析,不能起到真正的監督作用,銀行各職能部門的成本控制權限及相應責任不明確。目前成本控制的重點主要在于對業務管理費用的控制,采用硬性指標、限額控制手段,與基層行經營的實際需求有一定差距。而對占成本比重最大的負債利息支出基本沒有控制措施,管理考核也無從下手。
(二)新產品損失率高、損失成本十分巨大。我國商業銀行的新產品損失率是十分驚人的。一些新產品在調查、預測、分析都很不充分的形式下匆忙上市,由于不適應市場需求, 若進行功能補充開發或重新開發必然增加成本。新產品功能不全制約了其開展,最終導致新產品生命周期縮短,影響預期收益,甚至有的新產品推出后很長時間難以收回開發成本。
(三)我國商業銀行經營模式落后,資金籌集費用過高
我國商業銀行的存款歸集和增長主要依靠“網點戰術”和“人海戰術”競爭和發展起來的,每筆資金成本既包含較高原材料價格“存款利率”,還包含巨大的“采購成本”即籌集費用。銀行組織存款求量不求質,內部資金占用偏大,籌資成本加大,增人員、上網點具有盲目性,固定資產購建結構不合理、分布不均衡、投資過大,增加了折舊和各項費用支出。
(四)成本控制還停留在顯性成本控制的階段,不重視隱性成本控制
隱性成本在經濟學上所稱的是一種在未來存在的某種支付(可能或不需要支付)的成本。如:顧客流失、銀行形象受損等。隱性成本雖然短時間看不到效益,但從長遠來看,有效的控制隱性成本更利于增強商業銀行的競爭力。
三、加強我國商業銀行的成本控制的途徑
(一)樹立成本控制新觀念
打破傳統成本控制思想的局限,實施戰略成本管理。樹立“成本節約是無止境的”的觀點,不論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什么階段,都有實施成本控制的空間。因此,樹立良好的企業文化,是執行成本管理的戰略的前提。領導以身作則,將成本控制文化灌輸到整個組織和每個職員身上。要認識到成本控制的全面性、全員性。銀行員工不但是成本控制的主體,也是成本控制的客體,其成本責任意識的強弱會直接影響到成本控制水平的高低。解決人的觀念問題,改變只有財務管理部門才具有成本控制責任的思維定式,牢固樹立全員成本責任意識,從而形成一種良性的理財文化,使成本控制觀念從根本上得以扭轉。
(二)建立責任成本控制中心
實行責任成本管理,成立責任成本控制中心。責任成本控制中心依層次的劃分:依據銀行經營規模的大小,遵循信息溝通快、簡便節約原則。通過劃分責任層次,實行內部分級控制責任制,把成本控制指標分解落實到各個部門、每個職工,做到層層控制、人人控制。應根據成本控制的需要,結合自身的工作組織形式,構造一個由決策機構、執行機構、監督機構、反饋機構四部分組成的管理控制系統。依照“權責利”結合的原則,要授予責任人一定的管理權限,規定相應的成本控制責任,責任人應對本責任單位的成本控制狀況負完全責任,并以責任完成情況作為考評獎懲的依據。
(三)建立與成本控制相配套的考核機制
完善成本控制工作,提高經營效益。我國的人民幣利率尚未放開,在存款規模和結構一定的條件下,利息支出屬于固定成本,在利潤考核機制中,可用收入費用率考核各支行對各項費用的使用和控制情況,并作為利潤考核增減因素,核定支行的考核利潤,正確反映成本的全面情況。同時利用回歸分析方法,定量分析銀行存款邊際成本率及成本結構,為存款成本控制提供定量決策依據。
(四)顯性成本與隱性成本綜合考慮
想要在這片充滿無限可能的領域取得成功，無論是互聯網新貴，還是傳統金融機構，都需要具備互聯網思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商業模式，合理組織金融服務的價值鏈。金融產品和服務從開始設計到最后到達客戶，需要經歷基礎設施、平臺、渠道、介質及場景等諸多環節，而金融市場競爭的關鍵則在于有效把控價值鏈上的核心環節，充分利用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在互聯網金融動態、多維的生態系統中選擇合理的交易主體，設計合理的交易客體和標的，并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合理定價，進而設計出便捷、合理、風險可控的交易結構，從而在互聯網金融的競爭中占得先機。
互聯網金融時代的商業變革
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技術革命與金融創新共舞下的深刻商業變革。互聯網技術指的是新支付技術、云計算、社交網絡、大數據、移動技術、搜索引擎等，傳統金融業務則包括資金融通、信息中介、資產證券化等。在互聯網技術下，這些金融業務會出現新的形態和創新的商業模式，比如P2P、第三方理財、移動支付等，涌現出一系列的金融創新。對金融體系而言，互聯網金融是新經濟下的新金融，對傳統金融的改造和革新更多來自于業務創新、模式創新、價值創新。
日常消費場景的改變，智能手機和4G網絡的普及逐步實現人類線上線下O2O生活的融合;信息數據24小時獲取，連通人們以前下線后無法跟蹤的行為斷層;多樣化的線上、線下行為使數據能更好地描繪出不同主體的真實肖像。而這些改變都在倒逼著整個金融體系的革命，因為金融就是與各行各業不同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緊密相連的，當金融行業的參與者、參與內容、參與方式都發生改變時，金融必然要發生改變。
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傳統金融產業將發生哪些突破？如果從商業模式的分析視角來看，金融行業的價值空間、交易成本、驅動力、結構形態等都有可能產生突變。
第一，價值空間空前提升。價值空間提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在用戶規模和交易數量上，由于長尾市場的消費金融、大眾理財、小微貸款的需求被激發，創造出許多以往沒有的、小額、巨量的金融交易。比如，余額寶的出現讓普羅大眾喚醒理財意識，只需將支付寶上的資金余額購買貨幣基金，即可享受到最高7%的理財收益，而不必準備5萬元以上的存款到銀行柜臺簽署多份理財協議，如此小的金額還可以隨時調用，理財、消費兩不誤。還有，P2P和眾籌的發展，使長尾市場便捷、小額地出借高息資金對自己的資產進行差異化配置成為可能。隨著長尾市場金融品種的增多，各種為普通大眾服務的第三方理財APP也相應推出市場，比如隨手記、銀率網、中民保險網都在長尾市場幫助客戶進行產品篩選和資產配置。其次，在效率上，移動互聯時代下現實與虛擬世界的真正融合創造出更高頻次的交易，提升了交易效率。以往的線下網點受到銀聯POS機的數量約束;用戶擁有多張銀行卡，容易忘記密碼，或者卡內余額不夠，導致很多交易無法完成;同時POS刷卡手續費讓許多商家仍愿意接受現金，接受現金便會產生驗鈔、清點、找零錢的時間損耗，造成許多交易頻次被削減。而在移動互聯時代，商家或者個人一個APP，一個第三方支付賬號只需二維掃碼一個步驟即可完成支付全過程，免去所有手續費、裝機費、設備維護成本，減少了現金或者銀行卡交易的多種時間浪費，降低了長作業流程的人工干預風險，提升了交易效率。
第二，交易成本下降。交易成本下降除了得益于技術的進步帶來的支付方式便捷化，節約了各種交易過程的顯性成本，同時還得益于多網融合加速，違約逃逸成本增加，降低了違約失信所帶來的隱性成本，而這種成本正是約束著中國金融無法高效運作的深層次原因。違約成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政府、商界、民間都意識到只有將信息孤島鏈接起來才能對那些交易不誠信的主體進行懲罰，也只有當不誠信之舉有了便捷、低成本的跟蹤技術渠道，才能回到金融的信用本質，實現整體交易成本的下降。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不僅讓交易過程和交易體驗在人性化方面得到大大的提升，同時還因在交易過程中記錄下了人們線上線下交易行為的數據，使得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不再涇渭分明，每個人都更真實地被數據監測跟蹤還原了其最真實的整體肖像。
第三，行業商業模式驅動力改變。過去由于技術成本限制，導致長尾（帕累托分布）市場服務受到限制，長尾群體的長期金融需求被壓抑，互聯網金融的介入使長尾市場得到解放并發展迅猛，金融服務由20%高凈值的高端市場走向普惠金融。而由于高額的交易成本，國內金融市場難以顧及小額“長尾”投融資方。據統計，對于多數商業銀行，當單筆貸款小于一定額度和期限時，銀行信貸審查成本是要高于貸款收益的。由于居高不下的人力和渠道成本約束，銀行所覆蓋的客戶群體較小，無法滿足廣大的中低端客戶需求。傳統金融機構的網點都是圍繞優質客戶群體展開，市中心布局私人銀行服務網點，中央居住區布局貴賓客戶和理財客戶服務網點，但這些金融服務很難真正惠及到普通大眾家庭，剛入職的白領、學生以及三四線城市中低收入居民和廣大農村居民很難享受到金融服務。低廉的移動技術交易成本，日益改進的用戶交易體驗，足夠大的長尾空白市場，形成一股新的驅動力改變著整個傳統金融的商業模式。在新的互聯網金融模式里面，金融體系的盈利不再單一依靠融資利息收入，與此同時，金融機構還會付給資金投資者更高、更有吸引力的利息成本。因此，其盈利驅動力不再來自息差，而是來自其他附加價值的盈利。而對不同附加價值驅動力的設計，就構成了不同的新商業物種。
第四，商業模式管道形態改變。價值空間提升、交易成本下降、商業模式驅動力改變的綜合結果，就是出現了獨立于傳統金融機構的、純中介的、不承擔風險的去中心化金融撮合平臺，如P2P、眾籌等。簡單來講，金融業態可以分為投資端、融資端以及中間各個金融主體提供的金融產品三大版塊。融資端是拉動整個金融行業創新的動力。隨著時代的發展，融資端衍生出新的需求，為滿足客戶需求，金融行業必須進行創新，從而拉動投資端。如果把所有的金融產品比喻成連通投融資端的管道，那么金融機構則是管道鋪設者，投資資金相當于管道里的水，由于投資者不同的風險偏好以及不同的風險承受能力，在進入市場時就帶上了不同的標簽，相當于液態分層，這就決定了投資者的資金會進入不同的管道，而管道的另一端接通的是融資端，融資端不同的融資需求決定了資金的收益和風險。可以將融資端比喻成一片“農田”，不同層次的資金灌溉不一樣的農作物，而農作物的類型自然就決定該筆資金可以獲得的收益以及需要承擔的風險。這種“資金池模式”所帶來的固有問題就是金融機構成為中心節點，大部分風險需要自己來調查、審核、承擔，尤其在金融市場仍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剛性兌付”、“政府兜底”是許多大眾投資者根深蒂固的風險理念，這也是許多高風險高收益的金融理財產品無法拆開為小份在大眾層銷售的原因。
平安銀行橙e平臺探索“互聯網+產業+金融”融合發展新路
互聯網金融商業變革時代下，平安銀行確定了“做互聯網時代的新金融”的戰略，并將“互聯網金融”作為潛心打造的四大業務特色之一。為此，平安銀行專門設立了網絡金融事業部，作為全行創新商業模式、優化服務手段、提升客戶體驗、推動銀行業務全面互聯網化“新常態”的裝備事業部。同時，在互聯網門戶建設方面，分別打造了面向公司、零售、同業、投行等客戶群體的“橙e網”、“橙子銀行”、“行e通”和“金橙俱樂部”。本文以橙e平臺為例，介紹平安銀行積極順應互聯網金融商業變革的舉措。
2014年7月9日，平安銀行“橙e網”上線運營，一個集網站、移動APP等各項服務于一身的大型平臺正式面市，意在幫助中小企業建立更加完善的電子商務+綜合金融的生意管理系統和營商生態。橙e平臺是平安銀行支持傳統企業互聯網轉型升級推出的“供應鏈金融+互聯網金融”整合服務平臺。
我國經濟正進入以互聯互通、轉型升級為主旋律的發展新階段，金融應與時俱進，支持企業通過供應鏈協同、互聯網化、商業模式轉型，實現轉換增長方式和升級發展。同時，近年來互聯網企業紛紛介入金融，平安銀行的策略是基于既有供應鏈金融的優勢和平安集團綜合金融的領先優勢，做好實體經濟互聯網化的金融服務，為銀行公司業務互聯網轉型破題。
平安銀行“橙e網”協同核心企業、物流服務提供商、第三方信息平臺等戰略合作伙伴，讓中小企業免費使用云電商系統，以實現其供應鏈上下游商務交易的電子化協同。在橙e網構造的電商網絡生態體系，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用戶，都可以進行在線商務（客戶可以利用橙e生意管家在線下單、發貨、結算和對賬，即上下游協同管理在線進銷存）、在線支付（因生意而付款）、在線融資（因生意而融資）、在線理財投資（客戶可以在商城選取自己滿意的理財產品）。橙e網同時還嵌入了交叉銷售的功能，把平安集團的保險產品等內嵌到平臺中，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綜合金融服務。
橙e平臺中的橙e財富、橙e融資以及第三方信息平臺有著特殊的意義。橙e財富將融資擴展到資產管理領域，既可以探索進行一些類資產證券化的服務以應對界外機構競爭，同時也為平臺上眾多B端用戶（企業）的具體經辦人C提供了一站式理財增值服務。
而橙e融資則可以服務于供應鏈的全鏈條企業，不僅僅是上游企業。在國外，供應鏈金融更為常見的模式是借助核心企業為其上游企業提供供應鏈金融服務，而對于橙e融資，它把融資服務拓展到了整個產業鏈，包含了上中下游的所有企業。
橙e融資將第三方信息平臺作為批量獲取供應鏈金融客戶的戰略合作伙伴。供應鏈金融3.0時代是平臺與平臺之間的競爭，而第三方信息平臺，特別是細分行業的深度垂直產業互聯網平臺，是橙e融資直接介入合作的對象。例如，橙e網與海爾B2B電商官網建立了系統級對接合作，只要是海爾經銷商，且合作年限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請橙e平臺的生意管家、融資等一系列服務。
同時，橙e網與政府、企業、行業協會等廣結聯盟，廣泛匯聚企業的價值信息數據并探索基于大數據挖掘創新網絡融資服務。橙e網秉承供應鏈金融領先優勢，通過形成“訂單、運單、收單”閉環數據，集成“價值信息+供應鏈信用”，新近推出了一系列網絡融資產品，如與大型超市服務平臺――合力中稅合作推出“商超供應貸”;與海爾電器日日順平臺推出“采購自由貸”;與上海電子口岸的東方支付平臺推出“貨代運費貸”;與行業垂直類電商惠海國際推出“賒銷池融資”;與跨境供應鏈服務平臺一達通推出“在線貸貸平安”，與各地政府、產業園區合作基于納稅人在稅務機關的納稅記錄推出“橙e稅金貸”等，幫助中小企業借助商業信用、交易信息和日常經營管理信息，有效降低信貸門檻和借貸成本。
橙e平臺與阿里金融在商業邏輯上有較多相似之處。陌生人的生意圈是阿里巴巴，而熟人的生意圈則是“橙e網”的戰略定位。阿里小貸依托阿里巴巴平臺的大數據，建立自己的風控體系，通過小貸業務變現數據積累。平安“橙e網”則以免費的生意管家“在線進銷存”云服務吸引大量的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形成所謂的熟人生意圈后，用戶的交易數據將構成數據庫的內容。此外，橙e網還與第三方信息平臺合作，與這些平臺交換訂單、運單、發票等有效信息，基于大數據分析為客戶提供互聯網金融服務。
與此？同時，橙e平臺還將微信訂閱號、微信服務號、橙e網建成“O2O營銷”、“O2O服務”、“O2O金融電商”的協同互動架構，形成微信訂閱號營銷導入流量、橙e網電商經營流量、微信服務號以服務轉化流量的良性循環。平安銀行公司微信服務號積極探索網絡虛擬平臺與銀行線下網點的互動創新，率先推出微信開戶、票據貼現預審預約等O2O服務，迄今已有近3萬企業享有該項特色服務，持續向橙e網轉化流量客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