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統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07 14:55:35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多元系統理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多元文學系統理論簡述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佐哈爾提出了一個概念――多元系統。翻譯文學被佐哈爾定義為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并通過其在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位置來研究翻譯文學對主流文化的影響，以便于更加客觀有效地了解和發現文學翻譯的規律。
佐哈爾認為，存在著三種情況，使得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系統中處于中心位置。佐哈爾認為，如果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系統中處于中心位置，這就意味著引領著文學形式庫的創新，并會對文學史產生巨大的影響。在這時，作品的原創與作品的翻譯之間不再有很嚴格的界限，翻譯規范很有可能過于異化，而翻譯作品存在著忠實性和充分性相統一的趨勢。主流的翻譯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譯的。在這樣的文學模式的構建中，翻譯這一行為引進了新思想，引進了新的語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統理論的提出，在翻譯研究方面可謂是創新之舉。多元系統理論從以往的純翻譯研究擴展到了翻譯理論方面的研究，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傳播。從該理論的應用我們可以看出，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會隨著當時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中的地位而變化，以滿足不同的翻譯需求。但是，該理論也存在著一些不足，這將是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學系統理論中，佐哈爾僅僅詳細論述了文學或語言多元系統，因此該理論還有需要完善之處，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以下幾點局限性：一是忽略譯者的主觀性，沒有將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考慮進來；二是忽略其他社會因素，諸如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完全沒有加以說明；三是對核心概念的標準定義不清，對于多元系統論的核心概念的標準評價存在一定的主觀性。
1、忽略譯者的主觀性
根據多元系統論，在周而復始的系統運作之中，譯者的主觀性成為系統之外的因素，這是多元系統論的一大缺陷。擬譯文本的選擇不僅僅是由對多元系統起支配作用的情況決定的，譯者的主觀性也對文本的選擇起直接作用。在實際操作中，譯者會盡可能選擇與自己風格一致的文本，或盡可能選擇自己熟悉的體裁，以發揮自己的優勢，提高譯文質量。在這一方面，譯者的主體性不容忽視。
此外，多元系統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譯策略選擇的規則，但實際上，譯者不是機器，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所以說，多元系統理論一再強調并規定了翻譯策略的選擇并不符合實際，明顯剝奪了譯者本身的主觀能動性，一味強調客觀而忽略了人的主觀性。
2、忽略其他社會因素
多元系統理論將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因素進行了抽象簡化，簡單地認為譯入語的文學形式庫就能決定翻譯文本采用什么樣的翻譯策略。但實際上，多元系統理論所提供的規則只是一方面，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更是要考慮之前提到的譯者本身，以及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
佐哈爾并沒有從真正的實際出發來研究文本的產生，而只是將假設的結構模式和概括的理論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與事實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學系統中的“元”不能僅僅是某類文學，還應該將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考慮進來，并加以詳細地說明。而佐哈爾僅僅在其理論中簡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沒有將其對于多元文學系統的影響一一加以說明。這是多元系統理論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統理論可以豐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沒有關鍵概念的明確標準
在多元系統的概念中，處處可見作者對于多元文學系統理論核心概念的定義，如一級、革新等等。然而我們不由得會產生疑惑，這些一級與二級、強勢和弱勢、中心與邊緣的標準是什么？
以我國民國時期的多元文學系統為例，一部分認為我國的文學系統亟需變革，因此主張直譯，如魯迅等；而另一部分則認為我國文化博大精深，僅需吸納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張意譯，如梁秋實等。所以說，判斷一個文學系統是“強勢”還是“弱勢”、處于“中心”還是“邊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標準。那么，怎樣判斷一個文學系統是處于“強勢”還是“弱勢”狀態？標準在哪里？佐哈爾在他的理論中并沒有給出標準。也就是說，佐哈爾自己也沒有對這些核心概念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僅僅通過主觀上的分析來進行判斷。
三、小結
科學告訴我們每個理論都有局限性。佐哈爾的理論產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著與實際不甚相符之處。首先，多元系統理論忽視了譯者自身的三觀取向，沒有考慮譯者的主體能動性。其次，該理論對于經濟、文化等社會背景因素考慮不夠深刻，還可以繼續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爾對于理論內的一些核心概念定義不清，存在著一定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色彩。因此，我們在分析文學活動現象時，要批判地、辯證地來運用該理論。可以看出，多元文學系統還存在著很大的完善空間，只有充分認識到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才能夠更好地促進理論貼合實際，進而完善理論、使多元系統理論具有更大的普適性。（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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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天振.多元系統理論：翻譯研究領域的拓展[J].外國語，2003（4）.
[3]謝世堅.從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看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4）.
篇（2）
一、多元理論理論的提出
1978年，伊塔馬?埃文－佐哈爾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結成論文集，以《歷史詩學論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種文學系統的聚合。認為，各種符號現象，即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等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只有當做系統而不是毫無聯系的因素構成的混合體時，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與研究（Even-Zohar，1990）。后來這一理論被用于翻譯研究。
二、多元系統理論在中國的影響
由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特殊的國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國內學術界對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及走出國門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學者越來越多，才開始有人接觸到了多元系統理論，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紹到國內學術界。
這一理論遲遲未能在華人文化圈內產生較為熱烈的反響，一是該統理論本身比較艱澀，牽涉的學科又過于龐雜，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等；二是我國翻譯界對翻譯的研究和關注較多地仍舊停留在文本以內，而對翻譯從文化層面上進行外部研究的意識尚未確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統理論文章一直沒有完整的中文譯文。
近年來這一理論在中國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多元系統把翻譯放在語言、文化和社會這些宏大的背景下來考察，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視野。
三、多元系統理論與翻譯文學
1924年，梯尼亞諾夫在論文《文學事實》中提出，文學事實是一個“關系實體”；1927年，在《論文學進化》中又提出，文學的進化在于“系統的變異”，即處于文學系統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學被處于邊緣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學所取代。所謂的文學作品、文學類型、文學時代、文學或文學本身，實際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這些特征的價值取決于它們與網絡系統中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這樣的文學其實就是一個系統。但這個系統絕非靜止而是不斷變化的。文學現象必須在共時和歷時的層面上進行關系研究。從共時角度，文學似乎是一個和諧、平衡和靜態的系統；從歷時角度，文學內部充滿了沖突和變異。文學的演進和發展在于系統內部持續不斷的陌生取代熟悉、創新取代傳統的運動。文學系統包括處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學和處于邊緣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學。
長期以來，文學翻譯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評論文學翻譯的標準大多是先驗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先驗性的“等值”標準提出質疑；描述性的、動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人們將翻譯文本中出現的“差異、謬誤、模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特定文學抉擇的寶貴資源”。
佐哈爾強調應該把翻譯文學看作一個系統，將其納入文學多元系統。各種翻譯作品或翻譯形式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可能起一級或二級的作用，關鍵在于它們在譯入語這個多元文化系統中所處的地位。為此，佐哈爾勾勒了三種使翻譯處于主要地位的歷史條件：
1）當某一多元系統還沒有形成，也就是說，某種文學還“幼嫩”，尚處于創立階段；2）當一種文學（在一組相關的大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或尚還“弱小”，或兩種情形皆有；3）在一種文學中出現轉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之時（Even－Zohar，1990）。
第一種情況如以色列，第二種情況如低地國家，第三種情況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那時現存的種種文學模式對年輕作家沒有吸引力，他們就轉向國外尋求（“五四”中國翻譯）。在這幾種情況下，原來的文學不但要借助翻譯文學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譯來提供。因此，翻譯活動會變得頻繁且重要，占據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創新的角色。
四、對多元系統理論的分析
多元系統論將經典化的產品與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動性與多樣性的邊緣產品與模式系統地聯系在一起，使一些在傳統上被忽視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現。翻譯規范的運作方式、翻譯的操縱性質和翻譯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譯研究成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統理論的方法論以文學的系統概念為基礎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將翻譯文本接受為既成事實，探討造成其特定本質的不同因素。這種研究方法給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爾聲稱要客觀地觀察系統間的相互作用，以一種非精英的、不帶任何價值標準的模式來摒除各種偏見的觀點是不無問題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觀察要做到絕對客觀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人總是從某個文化和歷史的語境或某個多元系統的位置進行觀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個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強調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忽視非主流形態的作用。社會是多種意識形態共存。承認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主流與非主流的意識形態都會影響譯者及其翻譯策略。這樣，不論是翻譯文學處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情況，一個社會的翻譯行為也不會是如他所說的那么單一，而應該是復雜多樣的。
五、結語
多元系統理論在當前國際譯學界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多元系統還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開辟了一條“翻譯最終超越規約美學的道路”，為翻譯，特別是外國文學的譯介開拓了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有直接的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必將得到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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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引言
清朝末年這一時間點，對于中國翻譯史而言有著特殊意義。雖然國門大開有著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時期。大量的西方書籍被翻譯，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到各種文學應有盡有，特殊的歷史時期導致了翻譯文學的空前繁榮。大量翻譯作品的出現，加上動蕩的時局，為翻譯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語料庫資源。本文旨在運用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分析清末偵探小說的翻譯策略，說明該理論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統理論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Evan-Zohar）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統一詞是佐哈爾將自己的一系列論文集結成集――《歷史詩學論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爾將社會中的各種現象視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動態系統，系統中包括：語言、文學、歷史、政治、文化、經濟等，它們每一個都是一個單一的系統，單一但并不獨立而是錯綜復雜、相互依存且部分重疊的多元大系統，該系統作為整體有組織的運作。雖然整個多元系統是一個巨大的整體，但是該系統中各個子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統處于中心當然就有其他系統處于邊緣地位，而且該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系統之間會進行無休止的斗爭從而使整個大系統一直處于動態：邊緣系統可能占據中心，中心系統被擠到邊緣。雖然該理論著眼于多元文化并未過多提到翻譯，但是翻譯理論家們最早將其運用到翻譯理論研究中。
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翻譯作品在整個文學系統中的位置對于翻譯活動中所采取的翻譯策略有很大影響，如果其處于中心位置，那么譯者就不僅僅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有文學樣式，而是借鑒源語言文本模式進行創新，翻譯方法大多采用異化，此時譯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譯文本處于系統邊緣，譯者會在目的語文化中尋找現有的文學樣式，采用歸化手段，譯文更易使目的語讀者接受，但對原文保留程度不夠充分。
二、從偵探小說的翻譯策略選擇看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譯文學，自然無法脫離此時特定的歷史背景。清朝末年，隨著的失敗，古老中國緊閉百年的國門被迫打開，面臨民族危機，很多志士把目光轉向西方，開始關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的失敗給當時的知識分子們以極大的打擊，梁啟超說“喚起吾國四千年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們將向西方學習的重點轉向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方面。
小說翻譯是此次文學翻譯熱潮的主要載體，即使清末的翻譯小說并沒有在今天廣泛流傳，但其出現時間最早、作品數量繁多，且小說類型、情節和題材的多樣無一不對現代小說產生影響。偵探小說的翻譯也是在此時產生的，而且偵探類小說的作品數量和翻譯范圍都遠遠超過其他類型的翻譯小說。在清末偵探類小說的翻譯之所以如此風行，自然與小說的文學價值與故事可讀性分不開，故事中充滿懸念，情節曲折離奇但最終仍會懲惡揚善，而且偵探小說中的邏輯推理、新鮮事物和西方先進的現代科學知識都令國人十分仰慕，所以偵探小說的翻譯無論是就作品本身，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當時的時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勢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國文化已經是強弩之末。中國文化面對如此“危機”，在整個世界文化的大系統中應該處于邊緣或是弱勢，按照多元系統理論，此時的翻譯文學應該占據中國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各種翻譯文學應該按照原文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方式創作，譯者大都采用異化的手法進行翻譯，偵探小說這一類似新生的文學形式更應該如此。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盡管清末社會動蕩，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客觀上我們屬于佐哈爾理論中，多元系統的邊緣。但是國內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絕對的文化優越感，將西方視為“蠻夷之邦”，認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譯西方的文學作品時，仍然堅持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這樣的觀點也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體現了出來。在清末的偵探小說翻譯作品中，譯者大都采用歸化的翻譯原則，不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節，而且在結構和內容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變，比如：將西方的章節小說結構，改為國內的章回體小說，在每章節添加自己的評判；在翻譯中改變敘事模式，將主人公的第一人稱換為明清小說中慣用的第三視角；將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寫刪去不譯，只保留與故事情節發展相關的細節等等。
三、結語
綜上所述，多元系統理論在解釋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有局限性，因為該理論只考慮了影響翻譯策略的客觀因素、文化大環境，而忽略了整個翻譯活動中最有主觀能動性的部分――人。文化的優劣本就是相比較而言的，這種認識針對人而言更是一種主觀的看法，最終的選擇權在譯者本人手中，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最終決定源語和目的語的強弱。多元系統理論雖然在翻譯理論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視角做出創新，也極大地推動了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當然這些優點值得我們借鑒。但基于多元系統理論并沒有絕對普適性，所以它無法充分解釋清末偵探小說翻譯的現象。
篇（4）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清朝末年，國內各種矛盾尖銳，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中國社會無可避免地在各個方面都將經歷巨大的改變。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應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變革之中。為了引進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國沉悶的思想界，文學界掀起了一個譯介外國作品的。
偵探小說翻譯之所以在晚清出現熱潮，不僅得益于偵探小說本身內容新穎、蘊含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還由于翻譯和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相互選擇 和促進的動態關系。借助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不難發現，晚清時期傳統文學的地位受到沖擊，而新的文學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同時又由于偵探小說與當時社會、文學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偵探小說翻譯之熱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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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引言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 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二、理論簡介
多元系統理論是埃文· 佐哈爾與20世紀70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他認為語言、文學、政治、意識形態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體，他們共同構成一個多元系統。這個多元系統是動態的、異質的、系統的。他描述了動態分層和系統產品，還強調系統的歷史性，不能把歷史事物錯誤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關的事件（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本土化，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國當代翻譯理論家西奧·赫曼斯（2004）繼續發展了多遠系統理論，他認為圖里的規范提醒我們，譯文不可能與原文同一，譯者的介入無法避免，無法被清除。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隨后張南峰（2002）、謝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張南峰教授認為“多遠系統理論是跳出文本外對翻譯進行研究”，謝天振教授評價說，“該理論對中國漢譯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辜正坤,劉宓慶結合該理論形成了新的翻譯理論假說。該理論擺脫了以往僅從語言學角度解讀翻譯的缺陷，翻譯活動推向了前臺，放在大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探討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有極個別的作品，如《福樂智慧》《江格爾》等被外譯，也是由他國人根據他們的需要節譯的。新疆外宣英譯在新疆翻譯史上處于邊緣地帶。
直至90年代，隨著國家倡導以開發新疆的旅游資源帶動全區的經濟發展，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福樂智慧》。隨著新疆英語教育和對外的發展，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新疆電視臺也有了自己的英語頻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與2001年起本土化，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語言與翻譯》，《新疆大學學報》及全國其他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譯初出茅廬，在中國外譯系統中還處于邊緣地帶，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新疆外宣英譯也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而發展起來。
2．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縱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中國發展新疆的以旅游為先鋒帶動全疆經濟發展（鄧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和錯誤的解讀。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而整句話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識形態對新疆心懷叵測的政治意圖。而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自己的家鄉的立場上清楚明了地給以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譯者在進行外宣英譯時，應了解外國人對我國外宣英譯的普遍的態度.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我國讀者喜歡的華麗抒情性的文體，在外國人看來只能是減少傳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認為是空洞和冗長，夸大宣傳。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還不如直接告訴那一年的時間為好。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與漢語的隨后有一定的差別，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將讀者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薩義德），這樣就不能按照尤金·奈達所謂的“譯者必須完全滿足讀者的需求”來進行翻譯，而是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譯是楊憲益在英譯《紅樓夢》時保留的風格，他認為宣傳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質的東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就要如實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其一來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讓的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還需處理好在原文與意識形態，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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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我國對廣告翻譯的研究起步較晚，大約是上世界80年代中期，有關廣告的語言研究在個別期刊零星可見。直到上世紀90年代，國內對廣告翻譯的研究才見雛形。就研究內容而言，早期論文主要為具體廣告用語譯法的探討以及漢語應以中所存在的問題。此后研究的內容就開始設計廣告翻譯的原則和方法。
廣告屬于以呼喚功能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號召讀者去行動，去思考，去感受”。廖先生將廣告翻譯的原則歸納為三種：一是“效果優先”原則，二是符合譯語文化原則，三是符合譯語廣告規范及特色。現在廣告的翻譯應該從一個更加多元化的角度去審視、雕琢才能完成其應有的使命。佐哈爾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雖然是用于文學翻譯的領域，它強調在翻譯的過程中，不僅僅關注文本本身，而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各個元素綜合起來形成一個混合體。本文就文化，社會風俗、社會形態三個方面對廣告翻譯的影響進行探討。
二、文化差異對廣告翻譯的影響
原語與目標語之間的文化差異會使廣告的接受效果產生很大的不同。例如：中國的“金絲小棗”譯成英文“Golden Silk Small Dates”就會給外商留下該棗“長著蠶絲，形體小”的印象，這就徹底改變的中文中“金絲小棗”的特質，而變成一種怪異的食品形象。若把其譯為“Honey-Sweet Dates”就會給顧客留下美好的印象，讓顧客感受到這種棗是想彌一樣甜的食品，而且Honey在英語國家中可以用來形容喜歡的人或物，更增加了這個產品的可接受度。在文化這一層面上講，翻譯的障礙就是在兩種語言的接受者中要產生相同的文化意象才能達到宣傳的效果。而對中國人而言，更喜歡有詩意的押韻的句子或是四字有韻味的翻譯。
1.Good to the last drop.滴滴香濃，意猶未盡。（麥斯威爾咖啡）
2.Intelligence everywhere.智慧演繹，無處不在。（摩托羅拉手機）
3.M&Ms melt in your mouth，not in your hand.（M&Ms）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M巧克力）
從上面的廣告詞翻譯，可以看出這些產品的廣告在原語中的文化意象跟譯入語的文化意象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雖然在表面的結構不對等，但是它們把產品所包含的信息已經深刻地，準備地傳達給中國的消費者，他們也領略到原語文化中人們對這個產品廣告的相同的感受。
三、社會習俗對廣告翻譯的影響
一個民族的習俗總會影響人們觀察事物的角度，概括事物的方式。英漢民族文化的不同，對產品命名的審美觀雖不相同，但是人們希望得到好運，驅邪避禍的心理去時息息相通。以此在翻譯時必須要尊重不同民族的習俗，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宣傳效果，否則非但不能得到接受還會讓人產生抵觸心理。例如：
金雞鞋油，顏色有黑、棕、白、紅、黃等。
Golden Rooster shot polish comes in black，brown，white，red and yellow。
國內的產品很多都習慣用“金”字，因為“金“在漢語里有多層意思，含義豐富。“雄雞”在漢人眼里代表著一種雄赳赳氣昂昂的姿態，表達了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但是要是把這樣一個積極意義的意象翻譯成“Golden Cock”就犯了大忌，因為在英語里cock不僅指公雞也是男性的生殖器的委婉語。這樣的一種積極向上，準備蓄勢待發的企業形象就因為這樣的翻譯就完全失去了自己本來的信息價值，而轉變成一種低俗，不健康的廣告傳播。因此不注重社會習俗的研究就有可能會觸及民族的禁忌，從而造成信息轉播的斷裂。
四、社會形態因素對廣告翻譯的影響
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人們形成的價值觀，和對事物的認知態度都會大相徑庭。在我國，我們大多強調集體主義，求同心理根深蒂固。每個人都認為別人都這么做，我也要這么做。這樣的觀念和態度在廣告中也會有所體現。例如拉芳的廣告語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美國人則非常崇尚個性，他們更注重自立，自信，追求個人價值跟個人夢想。因此廣告語就把消費者都當成一個特別的個人，申明這個產品或服務是專門為消費者個人設計制作的。例如Gellette 公司為其Oral-B牙刷所作的廣告中，便特別提出：“Ask your dentist which Oral-B brush is right for you”從上面這組廣告可以看出，廣告的設計者就是根據不同社會形態下人們的價值觀來設計廣告詞，這樣的廣告詞就很容易被大眾接受。
五、結論
現在廣告的翻譯已經不僅僅限于語言結構上的對等，而是要綜合目標語國家的文化、社會習俗、社會形態以及歷史等多種因素才能準確地傳達商品信息，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讓廣告的作用真正發揮出來。傳統的功能對等在語言上對廣告翻譯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在商業高度發展的今天，廣告的翻譯更要放在一個大的系統中來審視，考量，讓廣告翻譯不僅達到商業目的，也能成為各個不同國家或民族之間交流的一種方式。（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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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H3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6－0048－02
引言
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術界掀起了歸化、歐化的翻譯討論，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策略在90年代末期的引進使這一辯論進入了新的文化語境，引起了一場異化與歸化之辯。蘇珊•巴斯內特和哈瑞什•特里維蒂（1999：6）認為“翻譯總是植根于文化和政治體系以及歷史當中”，“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反映了譯本產生的語境”。因此，我們探討歸化和異化，必須考慮中國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位。中國語言在現代化過程中沉淀了一種不平等的東西方話語霸權關系，它以話語體裁的方式支配著不同領域的社會活動，并導致中國傳統文化邊緣化及其他社會問題，如中醫技術化、教育異化、管理語言數字化，等等。在這里，語言作為一種存在的敞開變成了為支配而存在的工具，“他者”話語通過自己的嘴試圖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傳統話語的內在結構和文化特征（吳宗杰，2006）。中國的話語體系受到“侵蝕”的這種狀況和殖民主義、文化霸權主義、英美文化民族中心主義是有很大關系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來探討歸化、異化的問題，就要將翻譯置于后殖民主義這種大背景下研究。
一、后殖民翻譯研究
后殖民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西方學術界的一種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主要著眼于宗主國和其前殖民地之間關系的話語。“后殖民翻譯研究”這一術語是由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在1997年正式提出來的。狹義的后殖民翻譯研究是與帝國和殖民活動相關的翻譯研究，而廣義的后殖民翻譯研究是在權力關系、強弱對比關系參照下的翻譯研究。后殖民研究包含了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研究歐洲殖民統治結束之后，在20世紀下半葉殖民地怎樣適應、抵抗和超越殖民主義的文化殘余，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義結束以后的文化狀態。二是研究歐洲殖民統治開始之后，從16世紀起到現在殖民地怎樣適應、反抗和超越殖民主義文化，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義開始之后的文化狀態。三是研究20世紀末期所有的國家、社會和民族之間的文化權力關系，主要指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反應、沖突和抵抗，因此，后殖民也包含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權利關系（Robinson，1997）。后殖民翻譯研究注重弱勢民族、弱勢文化、弱勢群體，從文化生態平衡和世界多元文化角度出發，力促文化多樣性，以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同繁榮為宗旨。由于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語言、文體和風格等文本內部問題，從對翻譯技巧的探討逐漸轉向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文本外部因素。翻譯研究經歷了“文化轉向”“權力轉向”，這使得翻譯研究融入了文化研究和權力關系的視角。權力關系成為了后殖民主義理論和翻譯研究共同關注的焦點。這使得用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視角探討中西方不平等的話語權勢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異化與歸化之爭
關于“異化”和“歸化”的爭論，不同的譯者有不同的見解。孫致禮（2002）在論文《中國的文學翻譯：從歸化趨向異化》中堅持認為21世紀我國的文學翻譯應該以“異化”為主導。劉艷麗和楊自儉（2002）也基本認同孫致禮的觀點，他們認為“異化”比較符合我國當前的文化語境。在翻譯理論界“貶歸化，揚異化”的學術風潮下，也有不少學者對“歸化”翻譯仍然“情有獨鐘”。蔡平（2002）認為翻譯的目的是為了讓本國讀者通過本國文字了解他國文化，所以絕大多數情況下要符合譯語規范，這樣才能讓譯文讀者理解，從而達到翻譯目的。因此，在文學翻譯中，“歸化”翻譯始終處于主導地位。（蔡平，2002：39-41）陳剛（2006）認為，翻譯研究需要再創造，他呼吁中國翻譯界通過現實的、真實的翻譯實踐，闡釋并且證實“歸化”策略依然是英漢互譯，尤其是漢英翻譯的首選策略，是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陳剛，2006：43-46）也有部分學者持中立的態度，他們否認“歸化”與“異化”是水火不容的兩個極端，堅持“歸化”與“異化”互為補充的觀點。郭建中（1998）認為“歸化”和“異化”都有其存在和應用的價值，各有其長，亦各有其短，由于翻譯的目的、文本類型、作者意圖和讀者對象的不同，兩種策略都能在目的語中完成各自的使命。
三、翻譯和中西話語權勢關系
我們已經知道，近代中國科技主要是從西方引入的，中國的科技術語構成的話語體系多是西方引進來的。同樣，西醫在最初被介紹進中國時就是一種跨話語的翻譯活動，因為當時中國的醫學界還沒有類似的話語系統和社團。但隨著西醫文獻的大量翻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解并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與工作，于是一個西醫話語系統逐漸在中國形成，中國原有的話語體系受到顛覆，并逐步走向邊緣化。
另外，在引進國外文化時，翻譯策略的選擇也同樣會影響譯入語原有的話語體系。韋努蒂（Venuti）認為可以用異化的翻譯策略來拒絕主流話語的統治。可以說從后殖民翻譯研究的視角看，這種異化觀的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在實際的翻譯活動中，翻譯策略的選擇還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很多因素的影響。并且無論是采取歸化還是異化，都避免不了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話語體系的“侵蝕”。例如，大多英美詩歌在剛剛被介紹翻譯到中國時，都是以古體詩的形式出現。我們可以說中國譯者將英美詩歌翻譯成中國古體詩的形式，是一種“歸化”的翻譯策略。他們之所以拋開原詩的形式而采用較受局限的古體詩，一是考慮到中國讀者的閱讀背景和閱讀習慣，古體詩較容易被接受；二是為西方詩歌在中國的傳播打開局面，以古體詩的形式載入新的文化內容，更便于詩歌的傳誦。西方詩歌的引進刺激了漢語白話文詩歌的發展，許多新詩派別相繼出現，如浪漫派、湖畔詩人、新格律派等等。他們不但在形式上借鑒西詩，內容上也頗多效仿。隨著新式在中國興起，一個新的話語系統也在中國逐漸形成。這一話語系統和社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借用”西詩而產生的，在文體慣例、表現內容及交流目的上都與西方社會中的詩歌話語社團有許多共同之處（許力生，2006：183）。實際上，多元系統理論的代表人物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也曾經說過，譯文總會給系統帶來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Toury，1980）。所以，翻譯策略的選擇和一種新的話語體系的形成有重要的關系，但翻譯策略對話語體系并沒有決定性的作用。
四、翻譯“策略”再思考
韋努蒂（Venuti）的“異化”理論，在譯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論，其中也不乏許多誤解。郭建中先生在2007年訪美時對韋努蒂本人進行了采訪，并在《韋努蒂訪談錄》一文中闡述了韋努蒂對“異化”“歸化”的看法。首先，韋努蒂認為翻譯界對“異化”的誤解是把“異化翻譯”與特定的話語翻譯策略等同起來。實際上，異化不是一種策略，而是在譯文中表達的對外語文本和外國文化的一種道德態度。許多不同的話語翻譯策略都可以產生異化的效果。不僅是策略，還有詞語的選擇和外語文本的選擇，都可能產生異化的效果。另一個誤解是把“歸化翻譯”和“異化翻譯”看成是一對對立的概念。但情況并非如此，這是因為“異化翻譯”也得落實在接受語文化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異化翻譯也是歸化。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分界線，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疊的（郭建中，2008）。基于這樣的分析，如果再討論“異化”和“歸化”的區別、二者對譯入語話語體系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把韋努蒂的“異化”作為捍衛弱勢文化的工具就沒有什么現實意義了。
曾經作為一個被殖民的國家，中國各方面的發展都受到了阻礙，而翻譯活動，不管是“歸化”還是“異化”，在引進發達國家的管理、技術、思想，從而促進中國的崛起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話語體系邊緣化，并非由翻譯活動決定的，而是多種因素促成，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對文化向心力起到了尤為重要的作用，絕非翻譯活動所能比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對外交流活動就應通過大量的翻譯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理念，豐富中國的話語體系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這樣的發展才能使中國積極投入到全球化的交流中，以活躍的姿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擴大影響，使得中國話語體系也被國外先進國家欣賞、青睞，從而形成一種各種語言、各種話語相互融合、相互補充的嶄新局面。正如被奉為解構主義翻譯理論鼻祖的德國翻譯理論家沃爾特•本亞明（Walter Benjamin）在《譯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提到 “純語言” 的概念，用來把握語言的差異性與補充性的手段。本亞明指出了個別的意指方式有其局限性，表明它們需要互相補充，匯合成一個整體，才能完整地表達意思。因此，各種語言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所有語言的集合則形成了整體性。
五、結語
“歸化”“異化”是辨證統一的關系，都有各自的優勢和缺陷。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國譯者的任務應該是通過自身的翻譯實踐不斷提高翻譯質量，而不是在實踐中證明“歸化”勝于“異化”還是“異化”比“歸化”更能“抵抗”文化侵略。這種“歸化”“異化”之爭只能使更多的翻譯理論工作者陷于過于“理性”的翻譯理論之爭的泥潭中，這對于譯文質量的提高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應走出這個誤區，腳踏實地做好翻譯，并使翻譯成為我們增強經濟實力、提高文化吸引力的重要手段，只有這樣，我們才實現了做翻譯的真正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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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盧思源教授就曾提出，“當前高等院校的翻譯教學和口、筆譯翻譯人才的培養都是跟不上我國社會發展和需求的……國家對翻譯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藝領域，涉及當代社會經濟、科技等實用領域的翻譯已上升為翻譯實踐的主體”。Ci7然而，時至今日，大多數高等院校的翻譯課程設置仍以語言文學為主，大多數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在工作以后，在從事商務往來、產品宣傳、新聞、法律、金融、廣告等實用性文體翻譯時感到捉襟見肘，難以勝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翻譯教學大多仍以教師為中心、以教材為主導，教學素材局限于有限的翻譯教材和雙語資料，教學內容主要著重于翻譯技巧的傳授和講解。然而，作為語言教學的一部分，翻譯教學的主要任務不僅是幫助學生了解、掌握各種翻譯技巧，實現詞與詞或句與句的簡單對等，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雙語轉換能力和各種語言信息工具的綜合使用能力。
因此，筆者認為在超文本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研究如何在超文本網絡技術的支持下發揮網絡資源優勢，更新翻譯教學資源，培養學生翻譯能力，拓展翻譯理論教學，對于翻譯教學和翻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內涵
超文本(hypertext)一詞誕生于1965年。當時，為了讓計算機能夠響應人的思維，方便地提供人們需要的信息，美國專家泰得·納爾遜(Ted Nelson)提出了一種利用計算機技術把相關文本組織在一起的方法，他將這種方法命名為“超文本(hypertext)"從此，“超文本”一詞得到世界的公認，成為表示非線性信息管理技術的專用詞匯。
超文本技術是一種將信息以非線性的網狀結構進行存儲、組織、管理和瀏覽的計算機技術。它包含結點(Node) ，鏈( Link)和網絡(Network)三個基本要素，并以結點為單位組織信息，在結點與結點之間通過表示它們之間關系的鏈加以連接，構成表達特定內容的信息網絡。超文本技術使用超鏈接的方法，將自然語言文本和計算機交互式地轉移和動態顯示線性文本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文檔內部和文檔之間建立起非線性的網狀結構，使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從當前閱讀位置直接切換到超文本鏈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機制提供的聯想式查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和有關信息。
在現實操作中，英特網就是一種超文本信息系統。英特網的一個主要概念就是超文本鏈接。它使文本不再像一本書那樣是固定的和線性的，而是可以自由地從一個位置跳到另一個位置。超文本可以鏈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計算機，在網上可以激活任何一點進人另一個點，一個信息單位可以連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3j超文本網絡技術的發展突破了傳統文本的線性閱讀方式，不僅極大地推動了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也為翻譯教學提供了嶄新的研究視角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超文本網絡技術在翻譯教學中的應用
楊柳在其《信息化翻譯教學的圖景》中曾提到“就翻譯教學而論，信息素養就包括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檢索、分析、選擇、存儲、利用、創造和傳遞翻譯信息，提高翻譯能力，解決翻譯的實際問題，從而提高個人素養的能力。這是以信息素養為目標的翻譯教學模式和傳統的翻譯教學模式的顯要區別”。[4j翻譯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不僅要求學生熟練掌握英漢兩種語言，還要求學生對東西方文化背景、特定翻譯課題的專業知識都要有深人切實的了解，同時還要具有利用網絡獲取、存儲、提取信息，并進行檢索和咨詢的能力。
將超文本網絡技術引人翻譯教學，將大大拓展翻譯教學的發展空間，其特有的網狀鏈接方式和強大的搜索引擎功能，不僅能為教師和學生提供超出課堂和書本的廣闊資源，還能有效地培養學生利用網絡工具輔助翻譯的能力。
(一)有利于翻譯能力培養
正如Kiraly所言，翻譯能力在當今社會指一種“復雜、高度個體化、社會化的進程，有文化、認知以及直覺相互作用形成”，Csl，培養翻譯能力應著眼于提高譯者對翻譯中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學會運用適于自身的輔助工具。在超文本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譯者的翻譯能力不僅取決于他的語言水平，還取決于他使用翻譯工具的能力，而目前最有效最強大的翻譯工具無疑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一種檢索、報道和存儲網絡信息資源的檢索工具，通常由檢索軟件、數據庫、索引和過濾器組成。Cs7強大的搜索引擎為翻譯學習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使學生們可以迅速高效地檢索和獲取網上的專業信息。目前常用的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 google. com ) ， AltaVista ( altavista.com)、百度( baidu. com) ， Wisnut ( wisnut.com).Excite(www， excite. com)等。這些搜索引擎不僅能夠幫助學生順利查找到與翻譯相關的背景資料，對于翻譯專有名詞和專業術語、檢驗譯法的準確性、判斷譯文的規范性均能起到很好的輔助作用。
筆者曾經在課堂上選用美國《紐約時報》上的一則關于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上市的相關報道給學生作為翻譯練習，該報道中涉及大量金融機構名稱、金融專業術語以及地道的英文表達方式，給學生翻譯造成了一定的困難。現以該文最后一段為例:
And now， major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like American Express， General Electric， Deutsche Bank and Allianz are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Now， analysts say， comes the real test. "The whole strategy behind the IPOs is not that these banks are perfectly reformed， but that they’ re good enough to be listed，" said Stephen Green， senior economist a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這段話的語言表達并不難，也幾乎沒有任何生詞，可是學生在剛開始翻譯時卻覺得無從下手，雖然手頭有各種詞典，卻難以找到相關信息，后來筆者指導學生學習利用超文本網絡技術，使用搜索引擎來輔助翻譯。通過檢索和查詢，學生很快了解到上述金融機構的正確譯名，并在不同的語境中體會了短語“jump on thebandwagon’，的真實含義，從而很快地完成翻譯任務，順利給出了譯文:
現在，美國運通、通用電氣、德意志銀行、德國安聯等主要金融服務公司紛紛順應潮流，進軍中國金融市場。分析家們認為，現在才是真正考驗的時候。渣打銀行資深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指出，“首次公開發行背后的總策略并不在于這些銀行漂亮地實現了改革，而在于這些銀行業績良好足以掛牌上市。”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翻譯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犯了一個錯誤，即把“Stephen Green’，直接音譯為“史蒂芬·格林”或“斯蒂芬·葛霖”，而沒有想到對該譯名進行進一步的查詢和核實。但是，通過搜索引擎的檢索，我們知道渣打銀行的“Stephen Green"是一位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因為在中國工作的關系，他專門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王志浩”，國內的相關報道都一致采用該中文名字，而非他的英文名的音譯。更為重要的是，在英國的金融界還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匯豐銀行的全球總裁也叫“Stephen Green"，他的中文名字一般翻譯為“斯蒂芬·葛霖”。兩個Green先生英文名字完全相同，兩人的學習背景、工作經歷和從事行業也極其相似，但其姓名的中文翻譯卻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借助搜索引擎，恐怕一般的學生甚至較為資深的譯者都難以正確地翻譯出本文中的“Green”先生的名字。 除了搜索引擎，基于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在線翻譯詞典、雙語語料庫等眾多網絡翻譯工具都為翻譯學習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在進人信息化時代的今天，翻譯教師在課堂上除了傳授基本的翻譯知識外，還要指導學生學習使用上述工具，才能夠真正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提高翻譯效率和翻譯質量。
(二)有利于教學資源更新
翻譯課的教學資源一直是困擾翻譯教師的一大難題。鑒于翻譯課的特殊性質，傳統的翻譯教材所呈現出的線性文本模式使學生們打開課本就直接看到原文和譯文，極大地制約了學生在翻譯中的創造性和自主能動性，因此，幾乎所有的翻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都不得不拋開教材，另外搜集資料。而傳統的資料搜集方式通常是由教師翻閱大量書籍，查找合適的雙語對照語篇，再根據課程進度加以編排，應用于課堂教學。由于紙質文本的局限性，教師在教學資源搜集過程中，往往耗費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卻難以找到幾篇題材新穎、內容恰當、難度相當的教學素材。超文本網絡技術所具有的資源豐富新穎、內容更新及時的特點則可以有效地克服這一弊端，改變傳統翻譯教學資源落后、教材陳舊的缺點。
在浩如煙海的超文本網絡資源中蘊含著豐富的雙語文獻資源，運用搜索引擎和雙語語料庫，教師能輕而易舉地檢索到大量的雙語信息，特別是其中一些時效性強、內容新穎的雙語資料，不僅可以有效地用于翻譯訓練，還能極大地激發學生的翻譯興趣，將這些信息用于輔助翻譯教學，既更新了教學資源，又拓展教學思路、增強教學效果。
2008年11月4日，奧巴馬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當晚發表了著名的獲勝感言“Change has come toAmerica"，該演講語言優美、難度相當，且蘊含了豐富的文化背景知識，是作為翻譯訓練的極好素材。我在第一時問搜集到相關的中英文語料，將其加以修改并配以奧巴馬演講時的視頻，制作了多媒體課件，應用于翻譯課堂教學，受到了學生的熱烈歡迎，而這樣的資料即使在一年后恐怕也難以在紙質的翻譯教材中找到。
時隔一年，奧巴馬卜任后首次訪華.于2009年11月16日在上海科技館與中國青年對話，并發表了名為"Z see China’s future in you”的演講，引起了中國學生的廣泛關注。我同樣將該演講中的精彩部分作為教學資源，制作成多媒體課件，指導學生進行翻譯，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這些演講詞的翻譯訓練使學生接觸到了鮮活的翻譯資料，體驗了真實的翻譯場景，不僅有效地訓練了學生的翻譯能力、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還使翻譯教學真正做到了資源更新與時俱進，授課內容與社會發展同步。而這一切，無不歸功于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強大力量。
(三)有利于理論教學拓展
目前，隨著翻譯研究的逐漸深人和翻譯學科地位的不斷提高，翻譯理論開始被引人翻譯教學。先進的翻譯理論不僅可以指導學生進行翻譯實踐、理解翻澤現象、開展翻譯批評，還可以為英語專業的學生撰寫翻譯類畢業論文提供理論基礎。因此，越來越多的翻譯教材中開始引人翻譯理論介紹，根據叢滋杭的分析和整理，我國翻譯學者一直在努力嘗試將先進的翻譯學理論引人翻譯教材。如陳宏薇的《漢英翻譯教程》中“結合對比語言學、語用學、篇章分析學、文體學、文化學、美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知識，講述漢譯英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方夢之的《翻譯新論與實踐》把語言學、社會符號學、心理學和思維學放人教材;王宏印的《英漢翻譯綜合教程》吸收了現代語言學、心理學、文藝學、傳播學和翻譯學的最新成果;呂俊、侯向群《英漢翻譯教程》以傳播學的框架結構將各種內容歸于其中;葉子南的《高級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著重培養譯者的翻譯觀，通過對中西方譯論的介紹，激發讀者對翻譯的深刻思考，并增加了對西方學者的翻譯思想介紹。
上述翻譯理論的引人，對于翻譯教學無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但僅僅依靠某一本教材或介紹某一種理論已經無法滿足新時期學生理論學習的要求，而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引人則迅速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
篇（9）
一、引言
詩歌翻譯是文學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外文學翻譯理論探討最多的對象，之所以備受關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過于翻譯詩歌的困難，“詩歌不可譯”（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的討論古今不絕于耳。其中，詩歌翻譯的難點之一是形式與內容，即詩意與詩體的矛盾，如何兼顧是爭論的焦點。其實幾乎所有文學翻譯都會涉及兼顧形式（form）與內容（content）的問題，而文學翻譯的難點也部分存在于形式（或體裁genre）的翻譯中，但是唯獨詩歌翻譯由于獨特的、區別于其他文學樣式的文體特點而造成了翻譯的困難。詩歌的形式包括形態即書寫樣式，但最主要的是格律，廣義上講，格律包括節奏、音韻及其他樂感手段。格律問題始終是詩歌翻譯的一道難題。眾多詩歌翻譯的研究都涉及形式或內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英國翻譯理論文化研究派代表人物蘇珊?巴斯內特的“種子移植理論”。
二、詩歌翻譯的“種子移植”理論
關于詩歌翻譯，西方研究史上有一段著名的話，就是雪萊在《詩辯》中指出的：要想把詩人的創作從一種語言輸入到另一種語言，就像把一朵紫羅蘭投入坩堝，去找出它的顏色和香味的構成要素一樣是不明智的。
It were as wise to cast a violet into a crucible that you might discover the formal principle of its color and odour，as to seek to transfuse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he creation of a poet.The plant must spring again from its seed，or it will bear no flower―and this is the burthen of the curse of Babel.
雪萊的這段話常常被人們引用來說明詩歌的不可譯性，而英國著名比較文學與翻譯學教授，文化翻譯學派的代表人物蘇珊?巴斯內特卻在《種子移植：詩歌及其翻譯》（Transplanting the seed：Poetry and Translation）一文中提出不同的見解，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了雪萊的比喻，提出了詩歌翻譯的種子移植理論。她認為雪萊不可譯的比喻可以從不同于以往的角度理解，雪萊的比喻強調的是變化與新生而不是缺損；詩歌雖然不能夠從一種語言輸入到另外一種語言，但是是可以移植的，種子可以放進新的土壤中并長出新的植物，譯者的任務就是為種子尋找適合的地方并著手移植（Bassnet 58）。
巴斯內特在此文中分析、重新解讀了各理論派別的觀點，她將霍姆斯的關于詩歌翻譯的第三和第四種模式合二為一，即“有機式”，即詩歌翻譯是有機的過程并追根溯源到雪萊關于詩歌翻譯的比喻。她認為詩歌的形式和內容不可分，形式的移植非常重要，并選用英國詩人托馬斯?沃特（Thomas Wyatt）翻譯的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的一首十四行詩來探討格律移植的重要意義。沃特保留了原作的形式將十四行詩引入英國，后來經斯賓塞、莎士比亞等詩人發揚光大，成為英國詩歌的重要體裁。
事實上，巴斯內特對詩歌翻譯的看法基于她在文中回答的一系列關于翻譯的基本問題的基礎上，這些問題包括：什么是翻譯？什么是詩歌翻譯？詩歌是否可譯？形式和格律是否可譯？作者與譯者、原文與譯文的關系？譯者角色？翻譯的標準等。
她贊同本雅明的翻譯觀念，認為翻譯是原文的再生；譯文甚至借助原文得以保存。她認為譯者既是讀者又是改寫者，作者與譯者之間是共生的關系；她贊同巴西詩人、翻譯家坎波斯“詩歌沒有家鄉”的觀點，即詩歌不屬于任何一個單獨的語言或文化，認為譯者是人類精神文化財產的傳播者（Bassnet 58-59）。她的種子移植的理論是基于本雅明的譯文概念，即譯文是原文的再生，譯文不是原文的復制品，再生是形式與內容的結合。
種子移植的理論建立在閱讀的基礎上，巴斯內特贊同龐德的觀點，認為詩人首先是一個讀者，必須能夠很好地閱讀原文，譯詩除了寫作的技能外還有閱讀的技能。譯文是原文的解讀，不同讀者有不同的解讀，因而不同的譯者就有不同的譯文。“詩歌的翻譯是連續不斷的閱讀過程的一部分”。她贊同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認為如果說翻譯是“改寫”的話，那么改寫者（rewriter即譯者）和作者（writer）之間就是生產關系，即提供原料與再生產產品的關系。她援引Bonnefoy關于詩歌翻譯是“能量釋放”的觀點，原文能為譯者所用，創造出自己偉大的作品（Bassnet 74）。
蘇珊?巴斯內特的種子移植理論可謂采眾家之長，既包括文本以內的因素，又包括文本以外的因素，化解了形式與內容的矛盾，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簡而言之，巴斯內特的觀點就是，詩歌翻譯類似種子的移植，它是有機的過程，移植形式與移植內容同等重要，譯文是原文的再生。
如果我們繼續延用雪萊關于詩歌翻譯的比喻，結合多元系統理論，那么可以說，種子的移植要有適宜的氣候、土壤和高明的園丁。所謂氣候、土壤，就是社會政治背景和文化、文學的需求；所謂高明的園丁，就是指譯者與詩人在氣質、思想、風格上的契合，以及譯者恰當的翻譯技巧、策略。
三、《柔巴依集》在英國和中國
柔巴依Rubaiyat是Rubai的復數形式，Rubai一詞源于古阿拉伯語，意為“四的組合”或“四個的、四行的”，是波斯詩歌的一種體裁，屬于抒情詩體。它的最基本特征是每首四行，獨立成篇；一、二、四行或四行全部押韻；每行有五個音韻；內容多涉及哲理性；意象重復，常見的有佳人、美酒等。關于其淵源，有幾種說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它是盛行于11至12世紀的古波斯的經典詩體，著名詩人包括歐瑪爾?海亞姆，魯達基，哈菲茲等。但如今只要提及被稱為世界文化瑰寶的Rubaiyat，指的總是歸在海亞姆名下的那些短詩。
《柔巴依集》被發現并流行于世要歸功于英國學者翻譯家愛德華?菲茨杰拉德。他的翻譯也成為19世紀，乃至整個英國翻譯史上最優秀的譯作之一。譯作的成功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格律上的“形譯”，內容上的創作，當代讀者在精神上的訴求。
《柔巴依集》在英國的風行有深刻的社會原因。菲茨杰拉德生活的維多利亞時代，近代科學迅速發展，宗教觀念受到嚴峻的挑戰。1859年，《柔巴依集》在英國出版，同年達爾文的劃時代巨著《物種起源》發表。有神論和從根本上被動搖，人們精神無所依托，悲觀厭世的情緒彌漫。資本主義迅速上升時期日益暴露出本身的缺陷，日益強大的工業化宣告了牧歌式田園生活的消失，理想與現實產生尖銳的矛盾。《柔巴依集》中流露出的悲觀、虛無的情緒對當時的讀者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如何面對人生的愁苦，“《魯拜集》（即《柔巴依集》）流行的原因應該是中世紀世人表達出的悲觀哲學迎合了19世紀盛行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世紀末情緒”。他翻譯的《柔巴依集》傳遞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希望聽到的聲音，道出了人們的普遍困惑和失落。《柔巴依集》表達的主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盛行于當時的道德價值觀念的反叛。
菲茨杰拉德奉獻了維多利亞時代最膾炙人口的詩句，影響了一代人，成為英國詩歌的經典。到20世紀初，先后出版過多達120多版的譯本，幾乎成了維多利亞精神風貌的最好寫照。菲茨杰拉德的譯文影響深遠，至今依然流行廣泛，一些篇章甚至已經成為日常用語。《牛津引語辭典》中《歐瑪爾海亞姆之柔巴依集》中半數以上詩句被作為膾炙人口的名句而入選。
英譯者甚眾，但是菲氏譯文獨領，這有其內在的原因。本人精神氣質的相符，與歐瑪爾在哲學、美學上的氣質相投決定了菲氏翻譯作品的選擇和翻譯過程，而翻譯手段符合當時流行的詩體，讀起來像“偉大的原創”。同時保留異國情調，例如東方意象沙漠、夜鶯等，而且用大寫等手段來凸顯效果。
雖然龐德把它作為維多利亞文學的保守和陳詞濫調的象征加以抨擊，但是譯者保留了柔巴依詩體的基本特征，成功地移植了詩體。柔巴依每一行的音節及重音都有嚴格規定，大體相當于英語詩歌的五音步詩。菲氏的譯文采用英語詩歌常見的五步抑揚格，“他的柔巴依格律很嚴，不但每首四行，韻式為aaba或aaaa，且每行含10音節（用陰韻時11音節，都構成5個抑揚格音步），就是說它們的格律形似波斯原作，并從第一首貫徹到第五版最后一首”（黃杲裕2007：57）。
在排版上，第三行縮進兩個字母凸顯其押運格式，“東方色彩的韻式”被菲氏模仿并相得益彰地用來承載他那種帶異域風情的內容，無疑傳達了足夠的異域風情，進一步滿足了當時人們“避開商業帝國主義”“逃向一種理想化的異教”的精神需求。
若使用傳統翻譯研究的一對術語“忠實”與“叛逆”來衡量這些譯文，忠實于形式而對內容叛逆，菲氏的譯文常被稱為“意譯”，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意譯，有些詩是他的創作，甚至是原創。據研究者英國東方學者柔巴依的另一位譯者赫倫?艾倫（Edward Heron Allen）的校勘，費氏譯作有49首是歐瑪爾單首原作的忠實譯文；有44首可在歐瑪爾一首以上的原作中找到譯文的根據；有4首則與歐瑪爾的原作關系不大。
英國菲茨杰拉德的著名研究者A.J.Arberry出版于1959年的專著The Romance of the Rubaiyat憑借第一手的材料，對初版本中75首詩全部作了追本溯源的研究。柔巴依在大陸最著名的漢語譯者和研究者黃杲愿據其考證，發現柔巴依集的各版次的差別很大，并以第一版第一首為例詳細說明。在第一版中還保留的原作中的某些特征在第二版中消失了，之后就固定下來。雖然從他曾經寫過注釋看出他似乎曾有猶豫，但是最終還是放棄了與原作的聯系。“這種翻譯過程好像先把原作的內容抽象為概念，然后根據這個概念另譯一首詩”。
菲茨杰拉德在譯文初版后送了一本給他的朋友學者兼商人柯威爾（Edward Byles Cowell），即教他波斯文的老師：“我猜想你要后悔給我看那本書。”三十多種英譯中，菲譯最著名，雖然內容上離原作最遠，但是并不妨礙《柔巴依集》成為偉大的譯作。
菲氏《柔巴依集》的成功足以證明巴斯內特的理論，即形式移植的重要性和形式在特定文化社會背景下的意義。譯者的解讀能力無疑起了充分的作用。可以說正是詩體的成功移植，使柔巴依集得以在英國文學中重新綻放，譯者詩人為其找到合適的位置（determine and relocate the seed），并完成了移植transplantation。有學者的評論可以作為隱喻，“歐瑪爾原來的波斯玫瑰碎花瓣，經過菲茨杰拉德這位英國術士的符咒，變成朵朵鮮花”（從后殖民理論角度看，此言有貶低波斯文學之嫌而菲氏本人基于文化的優越感確也有貶低之辭，此為當時的文化語境使然，但玫瑰的綻放肯定是移植的結果）。
菲茨杰拉德為世界文學奉獻了《柔巴依集》，除此之外，他的貢獻之一就是，通過模仿原詩格律，為英語創立了一種的新的詩體。著名的“歐瑪爾詩節”，或可稱之為英語絕句，是英語詩歌四行詩節的變體。
菲可以說是翻譯家-詩人（translator-poet），在翻譯的過程中成就了他的詩人美名。巴斯內特論詩歌翻譯的種子移植理論時援引能量釋放理論（energy-releasing），認為原語文本釋放的巨大能量足以使譯者創造出自己的偉大作品（Bassent 69）。《柔巴依集》的成功翻譯成就了菲茨基拉德在英國文學中的地位，同樣，也成就了歐瑪爾?海亞姆的世界聲譽，作者和譯者/改寫者的共生關系一目了然。早在17世紀英國詩人、翻譯家羅斯康門就指出翻譯過程中譯者應與作者建立起共生關系，譯者與作者不再是分離的個體，而是融為神秘、愉悅的一體。因此，譯者必須像選擇朋友一樣去選擇作者，由于和諧的關系，你會產生熟悉、親近和喜好，思想、語言、風格靈魂會保持一致。
這樣，譯者不再是作者的解釋者，而是譯文讀者的原創者。美國詩人兼評論家洛威爾（James Rusell Lowell）有詩稱贊：
波斯灣孕育的這些思想之珠，
顆顆散發出滿月的柔和光輝。
歐瑪爾掰開蚌剖貝把珠子采出，
菲茨杰拉德用英語之線串住。
（黃杲裕2007a：15）
中國《柔巴依集》的最重要譯者之一，大翻譯家、詩人郭沫若評論說，是Rubaiyat的英譯使他（菲茨杰拉德）“永垂不朽”，兩人的名字“相連如雙子星座”（郭沫若，2003：5）。巴斯內特在文末指出，詩歌翻譯需要譯者與原文融為一體“fused with the source”，菲茨杰拉德發現自己在翻譯過程中變成了“Edward FitzOmar”，不正是有力的證明么？
菲譯的成功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翻譯的持久熱潮。據伊朗學者的粗略統計，Rubaiyat有32種英文譯本，12種德文譯本，16種法文譯本，11種烏爾都文譯本，8種阿拉伯文譯本，5種意大利文譯本，4種土耳其文譯本及俄文譯本，另外，丹麥文、瑞典文、亞美尼亞文各有2種譯文（黃杲裕2007b：204）。
《柔巴依集》在的前夕傳入中國，它的譯介和傳播與白話詩的發展同步，體現了中國譯者對詩歌翻譯格律的探索，見證了“英詩漢譯的過程”，而且竟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柔巴依”詩體的回歸“返祖”。
由于初次譯介時的社會文化大環境，當時的文學背景、譯者的特別身份，它的譯介自伊始便注定非同尋常。它不僅“見證了英詩漢譯的全過程”，而且隨著對少數民族語言的譯文的發掘，譯者和學者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柔巴依集》在中國的譯介竟然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柔巴依詩體的回歸“返祖”。又有學者追根溯源，推測它與我國唐代的絕句很可能存在某種淵源關系，無疑為這段中西文學交流的佳話增添了神奇色彩。
在英國，由菲氏翻譯的初版備受冷落、無人問津。菲茨杰拉德最初自費印了250冊，一本也沒有賣出去。先拉斐爾派詩人羅塞蒂（D.G.Rosetti）逛舊書店時發現并稱奇。之后，在唯美派詩人史文朋（A.C.Swinburne）、文藝批評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推舉贊揚下，才漸漸有了影響。與英國初譯版的遭遇不同，《柔巴依集》在中國從譯介之始就受到熱烈的響應，這當然和菲氏譯文已經取得的聲譽直接相關，彼時它是作為英語詩歌的名作，“英詩名篇”、“英詩豐碑”進入中國。另外，這與中國的文化和文學氣候，以及兩位早期譯介者、郭沫若的顯赫地位、身份分不開。根據Lefevere的改寫理論，改寫的動機之一就是本國文學系統的詩學需求。
菲茨杰拉德的《柔巴依集》在我國的詩歌翻譯中擁有特殊的地位。據稱，它是我國翻譯次數和形式最多的英語詩，此后的漢譯此起彼伏。零星的翻譯數不勝數，譯名也千姿百態。
菲氏《柔巴依集》的譯介之初正值中國的五四的前夕。借鑒移植外國詩歌的格律，目的是創建中國的新詩格律。五四期刊所載的外國譯詩，對中國新詩的成形、進化和成熟有重要的貢獻。
它的首位譯者是的領軍人物、白話詩的首倡者，數量不多，但因其時代背景和在詩歌翻譯領域的顯赫地位，由此引發的翻譯的評論和后續譯者的翻譯而意義非凡。1919年2月28日譯了兩首并收入他的《嘗試集》中，并加以注釋。據徐志摩說，之《嘗試集》里有第七十三首的譯文，那是他最得意的一首詩，也是在他詩里最“膾炙人口”的一首，雖然稱其為絕句，但是并沒有用古典詩歌的語言，而是用白話翻譯。
在中，白話新詩承載文學以外更深遠的文化意義，因而語言的選擇就自然超越了文學的思考。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其中蘊涵著一定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定勢；掌握和使用一種語言意味著接受某種文化傳統而排斥另一種文化傳統。在新文化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詩歌語言不僅是革新與保守的分水嶺，而且成為當時詩人自我階級定位的標尺。白話具有深遠的社會含義和政治含義，援引歐洲文藝復興文學為例，論述革命均從語言形式入手。將白話與活的文學聯系起來，“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白話譯詩的目的“顯然在于中國文藝復興的理想。他試圖使傳統的貴族文學向平民化、大眾化轉變，并以此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礎”。
之前，晚清是“徇華文而失西義”的翻譯時代，當時的文學翻譯“大都是著中國裝登場的外國故事”。當時的詩歌翻譯幾乎無一例外全部使用五七言古體。譯者內容的新意境并不重視詩體形式的變革。
在中的最重要貢獻是白話詩歌創作，而白話新詩的創作和西方詩歌的譯介有著不解之緣。的譯詩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哲學思維的文學實踐形式，革新了譯詩的語言，探索了譯詩的表現形式。
第二位譯者郭沫若。1922年11月25日，《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發表郭沫若的《波斯詩人我默伽亞謨》。1924年1月1日，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重譯的單行本。郭沫若的《魯拜集》譯文是國內第一次全譯，同時，此詩集是我國第一部完整譯出的抒情詩集，是第一本以新詩形式譯出的詩集，在詩歌翻譯史上有重要意義。
郭沫若譯著豐富，但他對《魯拜集》的翻譯比較滿意。他曾在《我的作詩經過》中提及：“關于詩的工作比較稱心的，有《卷耳集》的翻譯，《魯拜集》的翻譯，雪萊詩的翻譯。”袁荻涌教授在郭沫若為什么要翻譯《魯拜集》一文中分析，“五四以后，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敗，曾使郭沫若陷入歧路的彷徨。回國后的詩作中多數表現出詩人苦悶的心境”，不同于《女神》那種火山噴發式的熱情和亮麗，創作于《魯拜集》六個月之前的《星空》反映了詩人苦悶、空虛和彷徨的心情，“而《魯拜集》不管實在思想情調、主體指向還是在文體風格上，都頗能投合郭沫若此時的審美趣味，滿足其審美需要”。
“郭沫若與魯拜集在哲理內涵、享樂主義和優美的形式幾個方面都存在共鳴”。因其翻譯的精妙，郭氏譯本在眾多譯本中仍然獨占鰲頭，即使時至今日，仍然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
施蟄存曾論及郭譯本受歡迎的盛況。“當時的創造社，正是文學青年熱烈崇拜的文學社團，只要是創造社的出版物，無不暢銷。他的詩歌詠的是醇酒婦人，正如郭沫若在導言中所說：可以尋出劉伶、李太白的面孔來。這種詩材，這種人生哲學，在二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可以說是不受歡迎的。但因為它是第一部介紹進來的波斯文學，英譯本又是一部著名詩集，再加中譯者是郭沫若，因此，這個郭譯本還是轟動過一個時候的”。
聞一多讀后發表了長文引發了最早的詩歌翻譯評論。無疑，郭氏《魯拜集》的譯文不忠實于菲茨杰拉德的原文。1982年大陸譯者黃杲猿靄媼恕度嵐鴕蘭》，并指出Rubai這種詩體就是我國少數民族傳統詩歌中的柔巴依，且早就有約定俗成的漢語譯名。
外國譯詩對中國新詩的成型、進化和成熟有巨大的貢獻。柔巴依在中國的譯介，更多的是由于漢語白話新詩發展的需要（本國文學系統的內在需求），比起英語詩歌的詩體，其承載的思想內容更為我所需。
漢譯的實踐再次證明詩歌種子移植的理論，驗證了形式移植的重要性。正是詩體的成功移植，原文的形式特征的保留，使得后來的研究者能夠發現原來英語和波斯詩歌中的柔巴依詩體與少數民族柔巴依的聯系，魯拜集之后譯名的混亂得到澄清。當然，首先是為現代漢語詩歌增添了新的詩體，哲理性的詩歌內容豐富了現代漢語的文學寶藏。
根據《柔巴依集》在英國和中國的譯介，這里似乎可以嘗試性地總結出結論：詩歌翻譯借助詩體的“旅行”，往往傳達出更多的文學交流和跨文化交流的意義。
四、插曲：少數民族柔巴依
黃在翻譯、研究《柔巴依集》時發現，“魯拜”就是我國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的傳統抒情詩歌體裁的一種，漢語的譯名“柔巴依”，早已約定俗成。新疆其他少數民族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等民族的詩歌中也有柔巴依。后來的研究者大都采用柔巴依這個術語。這個譯名的選擇有重要的意義，是“向外部世界展示中國本土的文化，我們少數民族的文化”，展示“我們對于和漢文化不同質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尊重”。這個譯名“讓人看出，存在于英國文學及世界文學中著名的Rubai同我國柔巴依的關系，看出它們的淵源”。
更令人稱奇的發現是，早在英語柔巴依進入中國之前，通過目前尚不確定的渠道，波斯哈亞姆的柔巴依傳入我國西部，被譯成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之一的烏茲別克語，這一發現得益于著名作家王蒙1984年寄給黃果緣母據烏文手抄本翻譯的幾首詩歌。烏文柔巴依、英文柔巴依、維吾爾柔巴依在格律上都繼承了波斯柔巴依的基本特點，顯然都是詩體移植的結果。
這些少數民族文學的發現可以支持詩歌翻譯中詩體移植的重要性。整體看來，柔巴依“從古波斯到西歐到全世界，時間跨度近千年，地域相距逾萬里，但經過輾轉翻譯，居然能保持一些固有的特色，使人一眼就能看出，這證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另一個證明是，當今世界仍有很多東西方詩人以此形式寫作），卻也清楚地表明，在詩歌翻譯中，保持或反映原作形式的重要性”。
五、詩歌的“世界”故鄉：古希臘和唐朝的影子
探究其流行的原因和菲氏翻譯的過程，人們還發現了古希臘的影子。菲茨杰拉德正是在原波斯文的柔巴依集中發現了《圣經》的聲音。他發現原詩中的意境和《圣經》中的某些章節有相似之處，表達了19世紀一些作家想表達而沒有完全表達出的思想。其實，波斯柔巴依中存在明顯的希臘化的文化烙印。對個人快樂和自由意志的強調，構成柔巴依自身獨特的詩意魅力：“人的最隱晦最沉重的難題在這里遇到了最輕松的哲學家。歡快和熱忱使《柔巴依集》成為我們的良友。”
在阿拉伯人之前，波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希臘化”時代，希臘的哲學思想、文學理念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亞歷山大東征，在波斯地區建立大批希臘城，大量希臘人在波斯東部安家，直到中亞西部。希臘文化對當地的文化影響巨大，特別是城市生活、生活方式等明顯打上了希臘文化的烙印。對身體之美的崇拜，對塵世光明的追求等，都影響了波斯人的審美觀念。
在柔巴依中可以看到古代希伯來情歌的影子，希伯來情歌――波斯柔巴依――維吾爾柔巴依共同構建了東方詩歌的雅歌譜系。
許多學者認為柔巴依與唐代絕句有深刻的淵源關系，有的認為是唐代絕句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波斯的。在古波斯語中，柔巴依也叫“塔蘭涅”（Taraneh），意思就是“絕句”。“和中國的絕句兩種詩體形式相似，名稱如此相同，兩者之間很可能有某種聯系，從時間和地域方面看，可能是從唐代絕句演變而來”（楊憲益，1984：25）。意大利學者包沙尼也有類似的假設。不論柔巴依起源于何處，它與漢語絕句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這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西方學者認為，柔巴依Rubai在10世紀的盛行與當時在中亞流行的蘇菲教派（sufism）有關。蘇菲教派是在野修行的隱士，不反對耽樂飲酒，人生觀和世界觀很類似，中國唐代不得志的在野文人，吟詩飲酒，以佛教和道教思想寄托自己的理想。歐瑪爾與李白的不少詩篇中的內容相似。可見，柔巴依不但在形式上很像唐代的絕句，就是在思想內容上，同某些唐代文人的詩篇也很相似。從歷史時代和地理條件來看，李白的詩歌傳到中亞，影響了當地的詩歌創作，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它們之間屬于中外文學史上的偶合現象，也可以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做出科學的解釋（楊憲益，1984：26）。據歷史記載，古波斯借助西域這個“文化跳板”，與唐朝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雖然唐朝的影響目前還限于猜測，但對于二者之間文化親緣關系的探索會很有意義。
《柔巴依集》在初次譯介時期，、聞一多確實冠之以絕句的名稱。其感官主義的傾向，如對“美酒”的稱頌，在郭沫若的譯序中提到，“李太白的面目”，似曾相識的感覺。譯本之所以流行、深受喜愛，與國人對于它在文化上的親近感不無關系。
哈亞姆的《柔巴依集》像一顆紫羅蘭的種子從古波斯飄落到英國，沉寂數百年后，被獨具慧眼的詩人發現，精心培育，再次綻放絢爛的花朵，芬芳引來世人的熱烈關注，結出種子被播撒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毫無疑問，它已經成為公認的世界文學的經典，不僅屬于波斯文學，還屬于英語文學、漢語文學，此外，古波斯的種子還飄落到其他地方，在其他民族如烏茲別克的語言文化中綻放。東方詩歌的雅歌譜系加上唐人絕句等，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詩歌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產，“詩歌沒有家鄉”，或者說是有一個更大的故鄉，即人類的故鄉。
六、結語
我們繼續套用種子的比喻，雖然“桔逾淮北而為枳”，但畢竟不會變為蘋果、柿、梨，要緊的是不能繁殖謬種，易言之，譯詩起碼的，但也是首要的要求，是傳達原作的境界，要入神，這也可以說是譯詩的“極致”。換個角度理解，就是要保留詩的基本特征，其最基本的遺傳信息、遺傳基因。無論是英譯者菲茨杰拉德還是漢譯者郭沫若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們的作品中，柔巴依的詩意、詩體保存完好，種子的“遺傳基因”清晰可辨，本身的魅力能夠部分地解釋他們的作品何以廣受贊譽并流傳不衰。
《柔巴依集》在世界流傳的傳奇故事是詩歌翻譯“詩意與詩體旅行”的絕佳例證。詩歌翻譯的“種子理論”無疑因此得到豐富和發展。
總之，蘇珊?巴斯內特的“種子移植理論”化解了詩歌翻譯重形式還是重內容、異化還是歸化的矛盾，而且涵蓋了翻譯過程、譯品本質、譯者角色等方面，更具包容性與開放性，對于詩歌這一獨特的文學作品的翻譯、傳播及文學經典的形成具有很好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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