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新聞理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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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網訊　日前，2009年度全省新聞理論研討會在南昌進行。此次研討會收到新聞論文156篇，經過評委的認真閱稿，充分評議，按統分結果，評出一等獎14篇、二等獎28篇、三等獎54篇，57篇論文獲交流證書(點擊下載獲獎作品目錄)。

在本次參與新聞理論研討的作品中，發現有以下三篇論文有抄襲行為：《論新形勢下的輿論引導改進》作者汪琪，《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助推社會和諧發展》作者殷俊、曹顯斌，《以正面宣傳為構建和諧社會聚力》作者張宇。對此，評委一致認為，在今后的新聞理論研討中，一定要實事求是，端正學風，嚴肅學術行為。

對以上公布的評選結果如有疑義，請致函江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秘書處。

篇（2）

一．引言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新聞事業得到全方位的發展，除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外，還出現了衛星電視和網絡；不僅有中文媒體，還有外文媒體；有對內報道，也有對外報道。與此同時，媒體新聞報道也日趨專業化，有經濟類、科技類、教育類、體育類、文藝類等，有關著述亦越來越多（單承芳，1995，p57）。

新聞事業的迅猛發展和新聞報道的專業化促進了我國新聞教育的專業化趨勢。有些院校側重經濟類新聞（如上海財經大學），有些則側重體育類新聞（如上海體育學院）；有些側重廣播電視，有些則注重報紙，甚至網絡技術。還有些院校依靠外語的優勢，創辦國際新聞教育，即英語教學+新聞學的模式（郭可，1998）。

本文首先將對我國在1983年出現的國際新聞教育模式作一總結回顧。在這之后將探討國際新聞教育產生的原因及發展過程，并以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等方面來探討該模式的成功之處及存在的問題。最后，本文將根據上述結果就目前新聞教育模式的發展提出個人的建議。

二．我國國際新聞教育為何可稱為一種模式

我國國際新聞教育創立于1983年，它是在我國新聞教育專業化過程中最早出現的。之所以稱它為一種模式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國際新聞教育不是以媒體種類（如報紙、廣電、網絡）或媒體專業內容（如體育、財經、科教等）來進行分類，而是以新聞學與英語的應用相結合為前提的。

第二，國際新聞教育培養的學生決不僅僅是為某一媒體作國際新聞編輯。在過去的十七年中，實踐表明：國際新聞教育培養的畢業生既可以勝任報社工作，也可以到電臺、電視臺、通訊社工作；既可以為中文媒體工作（對內報道），也可以為英文媒體工作（國際報道）；不僅可以從事駐外記者工作，也可以從事編輯、攝影、攝像、公關、廣告等工作。既可從事財經報道，也可從事體育、文藝、科技、教育新聞的報道。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國際新聞所培養的人才是全方位的。

第三．從國際新聞教育的課程設置看，盡管是英語教學+新聞學，但它決不是英語課程和新聞課程的簡單混合，而是兩者的一種有機結合：即在適當開設有關的英語課程和新聞課程的同時，還聘請外籍教授用英文直接開設新聞學課程；有時還與中國教師一起開課，使中西文化融為一體，相得益彰（郭可，1998）。在過去的十七年中，國際新聞教育已經形成了獨有的教學體制和教學方法，課程設置已實行學分制（盡管還不太完善）。因此，國際新聞教育確已具備了不同于其他專業教育的顯著特點，可以概括為一種模式。

三．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誕生及發展歷程

國際新聞教育模式迄今為止已經走過了十七個年頭。它的誕生與我國在八十年代初期重視國際報道工作的政策有著密切關系。作為一項“應急措施”，國際新聞教育旨在培養更多能從事國際報道的新聞從業人員，以期“讓世界了解中國”。有人曾把國際新聞教育當時的主要任務概括為：變“六條腿”為“兩條腿”，即把原先國外采訪時需要記者、翻譯和司機三人的局面，變成一名既懂外語，又熟悉新聞業務，還掌握開車等技能的復合型記者。國際新聞教育的模式因此又被稱為復合型新聞教育模式（郭可，1998）。

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誕生表明：首先，當時我國改革開放政策正逐步把中國從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變為信息開放的社會，希望中國能了解世界，同時也讓世界了解中國。其次，為了能使信息的交流更加暢通，達成了一種共識：首先要克服英語語言的障礙。

事實證明：國際新聞教育模式后來的發展軌跡與我國英文媒體（如中國日報）和從事國際報道的媒體的發展是基本吻合的（郭可，1998）。

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開創時期（1983-86年）：由于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各大媒體（如廣播電影電視部、新華社）的合作以及北京、上海等一些著名高校領導的重視，國際新聞教育在師資的組合、資金籌措、設備和資料方面得到了強有力的保障，因而很快便在復旦大學、北京廣播學院、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廈門大學建立起來（郭可，1998）。

最早的二批學員不是從高中畢業生當中招收，而是在全國英語專業三年級的學生當中招收的。學員在取得一定的英語水平之后，再到上述各高校進行系統的新聞理論和業務方面的學習。畢業后，取得雙學位。這些學員還得到了新聞單位的資助，在這些單位進行為期八個月的實習。通過實習，大批學員都被留在這些媒體，成為媒體的骨干力量，有些則被派往國外，作駐外記者。

第二階段為維持時期（1990-93年）：在這一時期，各大新聞媒體停止了對國際新聞教育在資金方面的投入，加上師資匱乏（多數教師出國未歸），國際新聞教育教學的規模大幅度減小。有些高校甚至停辦了國際新聞教育。招生方式也由原來的從高校英語專業招生改為從高中畢業生當中招生（如上海外國語大學），招生人數不斷減少，學制由原來的六年改為五年或四年（郭可，1998）。

這一時期國際新聞教育可以說是處于自生自滅、摸索前進的時期。

第三階段為發展階段（93年至今）：在這一階段，國際新聞教育開始走向有序化、正規化。主要表現為：

(1)教學體制開始理順，并逐步實行學分制。既強調了學生的外語能力，又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提出了“培養知識基礎厚，專業口徑寬，外語特色強的新聞人才”的目標（郭可，1998）。

(2)國際新聞教育正式被確立為新聞學二級學科下面的三級學科，并建立起固定的教學計劃。

(3)招生人數逐步擴大，如上外國際新聞系的招生人數由93年的30人已擴大到2000年70人（郭可，1998）。

四．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特點

在過去的17年中，國際新聞教育作為一種模式，其特點是明顯的。首先，它強調通才教育，融合了英語教學和新聞學教學。學員在打好英語基礎的同時，又能學到新聞理論和實踐知識。這就使得國際新聞教育畢業生的就業適應性強，且多樣化。他們可以選擇到電臺、電視臺、報紙、通訊社和網站工作，也可以到政府部門、公關、廣告公司、外資企業、駐外機構工作。以上外新聞系為例，在畢業的近500名學生中，有70%至80%進入了京、滬的各大英文媒體，有的畢業生還成為駐美、西歐、非洲、澳洲的駐外記者。

有一點值得強調的是加強英語學習與專業知識學習的關系。英語學習是基礎，這個基礎和能力需要在學校教育中打下堅實的基礎。許多畢業生都在畢業后需要使用這種能力，而且在使用中提高。如果基礎不牢固，則無從使用，更談不上提高了。專業學習是學生日后發展的理論框架和基石。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可以在學校學到的這個框架上添磚加瓦，不斷豐富自己的專業知識。所以，國際新聞教育最大的特點體現在于其通才教育。打好英語專業技能的基礎，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和適當的方法論之后，學員的總體素質和知識水平均得到了提高，同時，擇業競爭能力增強了，在新聞界甚至非新聞界選擇職業時，都有較大的余地。一位學員在畢業之后進入一家證券交易所作證券分析員。他深有體會地說：“一定要首先學好英語然后再進入證券行業。決不能顛倒過來。證券知識可以在實踐中學習，可以自學，而英語則不行”（張斌，1999/0710）。

其次，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符合了我國人才需求的國際化趨勢。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需要不僅懂得英語，還要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人才，要求能更好地與國際接軌。如上文所述，國際新聞教育不以內容為限，廣泛涉及經濟、金融、財會、教育、科技、文藝等各方面，因而使得學員有機會接觸各個知識領域，這就為他們從事這些領域的報道，甚至轉入這些領域工作提供了客觀條件，再加上他們的英語優勢，便很快能與國際慣例接軌。

通過十幾年的努力，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教育對充實我國國際報道的新聞隊伍起到了很大作用。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我國主要英文媒體，如新華社的國際報道部門、中國日報、中央電視臺CCTV-9和國際臺以及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英文媒體中，多數記者（包括駐外記者）、編輯都是國際新聞專業的畢業生。有的還走上領導崗位，全面主持工作。例如剛創刊一年的《上海日報》，其70%以上的記者都是國際新聞專業的學員（張慈云，2000/07/20）。

[page_break]五．面臨的問題

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經過17年的發展，在總體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臨的問題也相當多。

上文提到，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最大特點是英語學習+新聞學。但這一特色是把雙刃劍。國際新聞新聞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亦源于此。國際新聞教育模式所面臨的問題可以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該模式可能導致學生學習方法論上的矛盾。英語學習和新聞學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思維方式完全不同，或者說，各有側重。英語學習需要死記硬背，要大量的時間去記憶；而新聞學需要有敏捷的思維方式和廣泛的興趣，要培養較強的動手能力。

第二，課程內容安排不盡合理。國際新聞教育模式要求學員既要學好英語，又要學好新聞。這在初期的六年制雙學位的情況下是可行的。但是目前我國有國際新聞專業的院校都實行了四年制。在與別的專業同樣的四年中，既要使英語達到英語專業的水平，同時新聞知識還要達到普通的新聞系學生的水準。這就造成學生負擔過重，整天疲于修課，難以達到理想的狀態。在學生的實際學習中，往往只顧得上一頭。常常是加強了英語語言的學習（因為需要花較多的時間）而忽視了新聞專業，甚至是中文母語的學習。即便學生很努力，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英語與新聞學之爭不僅反映在學生總體的方法論和學習內容上，也反映在教師隊伍的建設中。由于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特殊性。國際新聞教育一般由三種類型的教師組成：一類是只教授中文新聞課程（包括技能課，如攝影、攝像等）；一類只教英文基礎課；還有一類就是用英文教授新聞類課程。

在我國，由于新聞與英語分屬兩個學科，教師在職稱評定時便遇到了矛盾：到底是評新聞學還是評英語職稱？盡管原則上新聞系的教師應評新聞系職稱，但如果學術成果與學科系列不相符合，實際操作就非常困難。事實上，這一矛盾已成為上面前兩類教師的學術障礙，也因此成為影響國際新聞教育模式進一步發展的原因之一（郭可，1998）。

第四．盡管國際新聞教育模式對教師的要求較高，既要懂英文，又要懂新聞學，教師待遇卻沒有明顯提高。因此教師隊伍流失嚴重。高質量的教師匱乏，教學投入不夠，且教師在外面兼職較普遍，再加上學生不斷擴招，教學效果逐年下降，形成惡性循環，嚴重影響著國際教育模式的進一步發展。

第五．由于教師隊伍的不穩定，教師忙于在外兼職維持生計，極大地減弱了其理論研究能力。國際新聞教育的理論體也因此還未建立起來。所以國際新聞教育要進一步發展還缺乏一種原動力和基石。

事實上，這些問題已嚴重影響了國際新聞教育的教學效果，具體表現為：

（1）學員在實際工作中動手能力較差，書生氣十足，或者是心雄手拙：“大事干不來，小事不肯做”。（此話由畢業生說是：“大事不讓干，小事不想干”。）（慕滔，1988，p21）。

（2）學員（包括有些教師）在學習中只重視內容的完整性，忽視方法的掌握及在實際中解決問題的思路。另外，使用的教材陳舊，教學方法落后，教師上課滿堂灌等，在客觀上都使得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多種多樣，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1）國際新聞教育作為一個政府應急措施而出現，缺乏長遠規劃。

（2）國際新聞教育作為培養國際報道記者的模式，較多重視實踐操作而輕視理論建設。同時，由于思路落后和體制問題，與新聞媒體的實踐沒有緊密聯系。再者，從事國際報道的新聞媒體往往廣告收入較少，甚至沒有，他們也難以與國際新聞的教學單位聯合，進行合作教育。這就造成了國際新聞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

（3）由于缺乏理論基石，國際新聞教育模式始終未能在教學設計、管理和人事體制上理順新聞與英語兩個學科的關系，使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相反，兩者的互通性和兼容性均沒有很好的發揮出來，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潛力還遠未發揮出來。

六．幾點建議

盡管作為三級學科，“國際新聞教育”已歸入“新聞學”，國際新聞教育的特色不僅十分明顯，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教學體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筆者認為，國際新聞教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嘗試改革（增加投入和理順體制在此不列入討論范圍）：

首先，應明確把國際新聞教育作為一種模式提出來。國際新聞教育的總體思路還是相當可取的，問題在于實際操作。首先明確英語學習與新聞學的關系，確定二者在國際新聞教育中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英語是工具性的，不是最終的目標，新聞學是國際新聞教育的重點，也是學員和教師應該注重的方向。從實際操作上來說，國際新聞專業的學生與其他專業相比的確要付出更多的勞動。英語要扎實學習，專業不僅要跟上，而且還是今后繼續學習的方向。

其次，國際新聞教育的改革重點應是教學方法的革新。應該充分認識到，一名優秀的國際新聞工作者絕非是教育殿堂所能夠造就的。新聞教育的重點就在于讓教育對象明確地知道自身理想和現實的距離，而不是無視或懼怕這種距離（慕滔，1988，p22），換言之，國際新聞教育應該啟發學生去掌握一種處理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僅滿足于傳授一般的知識。教師欲教好，學生欲學好，功夫當在新聞和英語之外，或者應在如何使新聞和英語有機地結合起來。國際新聞教育模式作為一種模式，它所確定的只是一個框架，內容則是多維的，與其他學科有緊密聯系的（慕滔，1988，p52）。

再者，國際新聞教育應分設相應的專業。可開設新聞學、廣告學、廣電學、公關學和網絡等專業，使得課程體系更趨合理化，減輕學生負擔，使它們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學習相應專業，以利于掌握更多的知識和能力的培養。

參考文獻

1．單承芳（1995冬）我國新聞教育專門化的強勁趨勢，新聞大學。

2．慕滔（1988春）我國新聞教育模式面臨挑戰，新聞大學。

3．李曉櫻（1998）中國我國新聞教育發展的態勢與走向，華中理工大學學報。

篇（3）

1加入WTO后，我國新聞媒介面臨的挑戰

加入WTO使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單元，預示著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生活將會發生深刻而全面的變革。作為開放的市場的一部分，我國的新聞媒介也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入世對我國新聞媒介的挑戰和對我國新聞媒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1.1外國新聞媒介產品將會長驅直入

建國以后,我國一直維持一個封閉的媒介環境，以后,隨著傳播學信息概念的引入，在強化新聞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同時，國家又明確其產業屬性,媒介開始走向市場，但是原有的傳播環境并未打破，我國在國內媒介市場上仍然居于絕對壟斷地位，媒介市場成為最后一塊沒有被分割的蛋糕。入世以后,國家雖然會采取種種保護措施，但媒介市場會逐漸向國外開放將是不爭的事實。依據世貿組織的貿易自由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無歧視貿易原則，外國媒介將會逐步謀求享受與國內媒體相同的待遇。國外傳媒將會通過參股、控股等方式,對我國的雜志、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進行資本滲透,繼而在中國設立獨立的新聞機構,向中國出售其媒介產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國商業電臺、電視臺的節目有可能在中國落地。實際上,有些國外媒體早已有所動作。《中國計算機報》由于外資的介入成為第一個被捅開的豁口,向人們展示了國外媒體經營的全新觀念和強大的競爭力;美國《財富》雜志也通過在上海舉辦“財富論壇”為條件，取得了在國內創辦《財富》中文版的許可；已經通過MTV成功打入中國的維亞康姆公司及影響廣泛的《讀者文摘》也在叩擊中國市場大門。另外，中美達成的協議包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當日起,允許外國電信供應商占有電信服務公司49%的股權，兩年后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國可以在中國投資互聯網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內容供應業務,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在中國互聯網領域將會獲得合法的地位。

1.2我國媒介環境將不可避免外國新聞媒介的意識形態的滲透

“在冷戰結束后的世界里,跨國通信一直在不斷地影響著并加快著政治與社會的變化”。集團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出現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聞媒體曾經沾沾自喜地認為正是國際傳播在這場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新聞正越來越成為一種有力的政治與外交武器”。入世以后,美國之音、BBC、自由亞洲電臺等媒體必將打著各種旗號,加緊對我國進行政治滲透。隨著外國新聞產品的不斷涌入,國際信息交流的規模不斷擴大,人們的信息源也將大大增加,這將給“把關人”的信息過濾帶來困難。國外商業文化也會加緊滲透中國市場。目前,美國的大眾文化出口已經排在航空技術之后，成為其第二大最具贏利性的出口，美國的電影、電視及流行音樂席卷全球，對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造成了顛覆性的影響。可以認為，世界已經開始享有一種共同的大眾文化，而這種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眾文化的基礎之上。西方大眾文化的實質就是宣傳西方日益膨脹的消費主義、鼓吹絕對的個性自由、凸現非理性的和價值相對主義的后現代文化，它在無意識中就消解了其他國家的民族認同，對此我們要保持警惕。

1.3中國將被納入到全球新聞體系當中

隨著信息技術的躍進式發展,人造通訊衛星、互聯網及短波通訊將世界組成一個細密的覆蓋全球的通信網絡,任何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不能成為獨立其外的孤島。目前的國際新聞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西方新聞媒體，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媒體,以及少部分來自法國和德國的媒體的一種衍生產品”，“新聞流動僅僅是一種從北方國家到南方國家，或者說從富國到窮國的單向流動”，因此，在這樣一種生態系統中，中國媒介所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根據美聯社統計的數字,全球每天有15億人會接觸到美聯社的新聞,它在全球的用戶有15000家,每天為全球6000家電臺和電視臺提供聲像材料。路透社則向131個國家的29310家客戶提供服務。反觀同屬國際上8個A級通訊社之一的新華社，用戶只有4000多家,其中國外用戶僅有100多家。再如,在1999年世界電視100強當中,美國占據了31個位置（前5名為其囊括），占世界電視產業的半壁江山（52%強），僅排在第一的時代華納公司的電視收入就達184.62億美元,而同時入選的中國中央電視臺,產值只有6億美元,位列第51位。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雖然入世給中國傳媒帶來了種種困難和壓力,但也帶來了發展機遇,我們沒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們正視困難，沉著應對，加快發展，我們完全有可能迎頭趕上，成為“國際信息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員。[page_break]

2國內新聞媒介的對策措施

2.1更新和轉變新聞觀念

我們應該用全新的新聞傳播觀念來指導現實操作，這是當務之急。近幾年，我國媒介的市場意識雖然得到提高，媒介競爭也空前激烈，但是宣傳方式還不靈活,有效傳播觀念還比較薄弱，今后，應在強調堅持正確輿論方向的前提下，樹立受眾本位思想,改進新聞宣傳的方法，提高宣傳的藝術，增強新聞宣傳的貼近性和服務性。同時,要借鑒跨國傳媒集團在管理機制、經營方略等方面的先進經驗,促進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開化。

2.2加快集團化發展的步伐

當前世界媒體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在線和時代華納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年營業額將達到300億美元,成為集因特網服務、出版、新聞和娛樂于一體的超級媒體王國。美國在線的老板史蒂文·凱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說:“我們將最終改變人們獲取信息、與他人交流、購物以及娛樂的方式。”另外，《紐約時報》與美國廣播公司（ABC）、《華盛頓郵報》與國家廣播公司（N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C）和維亞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這些媒介寡頭紛紛互拋繡球,強強聯合,正說明全球媒體競爭已經進入短兵相接、慘烈廝殺的階段,而實力正是決定勝敗的關鍵。順應這一潮流，我國也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報業集團試點，經過幾年的發展，集團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目前我國已經成立起15家報業集團，初步建立起我國報業發展的新框架。廣播電視也正在積極推行集團化模式,部分地區如湖南、四川已有媒體成功上市,進軍資本市場，這些舉措都標志著我國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業已開始從個體化發展轉向整體戰略性產業結構調整。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傳媒市場已經不再是附屬于行政區劃的各自獨立、互不交叉的市場，因此媒體下一步應該樹立國內統一大市場觀念,在相應的政策指導下,大力發展跨地區經營,通過聯合、重組、兼并等方式，優化配置媒介資源要素，盡快打造我國傳媒業的“航母”。

2.3高度重視互聯網建設

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說過：“誰擁有網絡,誰就擁有未來，誰就擁有世界。”互聯網作為信息社會的一個標志，它的飛速發展給人類傳播活動帶來了一場革命。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具有即時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國界、超文本等特點，它綜合了廣播、電視、報紙三大媒體的優點，又有三大媒體所不具的優勢，因此受到世界各國媒體的重視，成為新的信息傳播的制高點，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報刊和通訊社紛紛在互聯網上安營扎寨。互聯網在我國的發展也可謂驚人,1996年以來，國內互聯網用戶每年都以超過200%的速度劇增,現在已逾6000萬,到2015年我國互聯網用戶將會躍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國內地全國報刊總數2053種的80%上網。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報》在內的北京9家新聞單位共同加盟“千龍網”,實行資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傳統媒體又聯手推出“東方網”,這兩件事是媒體創新的一個重要信號，它意味著傳統媒體正以戰略聯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聯網信息服務市場。但是,我們在互聯網上仍然與西方強勢媒體有著不小的差距。這首先是因為互聯網上通行的語言是英語,全球電腦儲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語記錄的,漢語作為一種信息符號在跨文化傳播中還存在很大的障礙。據《計算機世界》刊載的統計數字,在互聯網上的輸入、輸出信息流量當中,中國僅占0.1%和0.05%,而美國的兩項指標均達到85%以上。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對等、平衡的傳播。因此,中國應該加大用英語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傳達中國的聲音,幫助國外受眾更好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網絡交流的價值。另外,據資料顯示,我國信息產業的投入大約在1萬億元左右,約為美國的12.5%,我國信息資源利用與開發的比重僅占總投入的0.2%,而美國信息利用與開發的比重卻占到總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戲稱,中國花大錢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國人的“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浪費。因此,我們必須大力開發中文信息資源,通過降低價格、加強培訓等措施,擴大用戶范圍，讓盡可能多的人上網。只有這樣，我們的基礎設施才能更好地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服務。

2.4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新聞隊伍

一切戰略的落腳點都是人才,在“入世”的挑戰中,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人才。相對于外國同行,我國新聞從業人員的競爭意識普遍不強,尤其是在新聞觀念、新聞的敏感性、敬業精神、知識儲備等方面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因此應把提高新聞工作者素質作為一個應對挑戰的關鍵問題來加以解決。新聞工作者應該在深入研究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學習地緣政治學、多邊貿易規則、知識產權等多方面的知識,應該能對錯綜復雜的新聞事實進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聞規律來合理運用新聞資源,通過最新的傳播技術和傳播手段,使用現代新聞語言來向受眾傳輸信息。從這一點上來說,新聞從業人員任重而道遠。

篇（4）

生命對于每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死人的信息，往往對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緒等，沖擊刺激最大。在社會越來越關注民生的大背景下，有關死人的新聞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其中一些新聞，對于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生死觀，確立尊重愛惜生命的意識，注重生活中的自我防護，建設和諧社會，具有積極意義；與此同時，一些價值不大，社會意義不強，過多展示恐怖、暴力、壓抑、心理不健康，有可能對某些人群特別是青少年具有暗示作用，容易引起他們心理障礙和心理疾病的有關死人的新聞，也頻頻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在我們應對這些現象引起足夠重視的同時，我們不能不呼吁：電視人要有生命意識，電視新聞要報道好有關“死”的消息和它的價值所在。

生命意識，就是充分地尊重生命的意識。生命意識帶給新聞人的是在自己的傳播活動中自始至終保持對生命的尊重。電視新聞由于具有直觀的畫面，更應該從每一個畫面每一段文字細微之處著手，體現對生命的尊重，保持對人性的關懷。而在目前的電視新聞（主要是民生類新聞）中，恰恰就是由于生命意識的缺失，導致有關死人的新聞出現了過多過濫，畫面過于直露，文字過于輕率的不良傾向。

一、“死訊”過多過濫，“死訊”價值開掘不深，把握不準

雖說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規律，但是媒體傳播什么樣的“死訊”，如何傳播“死訊”，卻值得三思而行。在一些電視臺，現在隨便打開一檔民生類的電視新聞欄目，進入眼球的少不了由事故、兇殺、自殺、疾病等引發的，或者是還沒有查明原因的“死訊”，還有就是“驚現”一類的報道。幾乎到了死人即新聞，每檔民生類電視新聞必有“死訊”的地步，有的一檔節目里甚至多達幾條。（順便說一句，有的以“貼近”“人文關懷”的名義，把事故受點小傷，喝醉酒摔傷諸如此類的“傷訊”都當作新聞傳播，也有小題大做之嫌）

當然，關注生命是新聞人的天職，但是在關注生命的過程中一旦忽視生命意識，那么它的傳播也就變得毫無價值，甚至會帶來負面影響，“死訊”過多過濫的現象也就在所難免。因為充其量我們關注的僅僅是一個生命的終結與否的淺表象，說通俗一點，就是采訪報道一些沒有價值或者價值不大的“死訊”；更重要的，過多過濫的“死訊”，往往會談化或弱化對相關生命與個體尊嚴的新聞事件報道，或者無視新聞當事人及新聞受眾的感情和需求；在事關個人隱私或情感的報道中，不注重尊重和保護當事人，或由于敘述角度、語氣等的不當，造成對新聞當事人情感的傷害和隱私的侵犯；甚至，在文字解釋中將新聞娛樂化，以調侃的口吻對待一些本該嚴肅對待的“死訊”等等。

一個外地拾荒人，在拆遷工地被倒塌下來的房梁壓死了，畫面血淋淋，慘不忍睹。記者在報道這件事時，批評拾荒人“要錢不要命”。這件事曾在本地網上引起了熱議。網友們認為，記者批評嘲弄拾荒人是缺少人文關懷，與心何忍，更多的應該關注拾荒人為什么“要錢不要命”和拾荒人群體的生存狀態，以及拆遷工地的管理等等。事實上，在這新聞事件里，苦難不僅沒有被同情，反而成了被嘲弄指責的對象，自然，與拾荒人之死相關的深層次問題，也就難以得到發現或關注了。

可以說，“死訊”的傳播實際上對活著的人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生命教育。毫無疑問，過多過濫，少有新聞價值的特別是把握不準的“死訊”，將有可能影響到人們的感情情緒、生活工作和生死觀人生觀的正確培養，甚至對社會主流的判斷，更令人擔心的是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如青少年自殺的消息。青少年生命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是生命信仰的教育。一旦引導不當，極易產生偏差。而電視媒體對青少年人生價值觀形成的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二、“死訊”畫面過于直露，畫面屢有鮮血和恐怖的現場。

有這樣一條新聞片：某年夏天，一個小女孩不慎溺水身亡。記者在趕往事發地拍攝時，女孩的遺體已經放進了殯儀館的冷柜里。大概記者為了強調女孩落水身亡的真實性，竟然請工作人員把女孩的遺體拉出來又拍攝了一通。還有一條片子，把人們打撈一個溺水身亡者的全過程，用長鏡頭裸的展示出來。而大量車禍中的血淋淋場面就更多了。這種冠以“記實手法”的自然主義表現手法，且不說缺少對死者和死者家屬起碼的人格尊重，和對他們的情感傷害及隱私侵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畫面也缺乏對受眾的情感尊重，給人以厭惡、恐怖的心理感覺。因此，拍下真實的死亡畫面固然不違背新聞人道的倫理要求，但選取這樣的畫面放到新聞中播出，則理應首先考慮對死難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以及是否存在過度渲染死亡的濫用危險。

篇（5）

這是摘自今年8月30日武漢一家媒體的報道，而且同樣的報道還見諸當天武漢市7家主要報紙的顯著版位。

然而，愛花的市民按照這則報道所提供的時間和地點，去逛“武漢首屆大型花市”，結果全都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因為這個花市壓根就是子虛烏有。

預告性新聞是指報道“已經決定、即將發生的事件”（任曉云《時代呼喚預測性報道》）。這種新聞形式已經成為當前武漢媒體尤其是市民化報紙，體現服務性的法寶。

預告性新聞在媒體的地位可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

其一，在報紙上占據的版面越來越多。為了增強報紙的服務性，吸引更多的讀者，可以說，預告性新聞每家報紙都在發，有時甚至比同一天的“昨日新聞”、“近日新聞”還要多，達到了“喧賓奪主”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武漢某報在2000年10月1日至10月15日半個月時間里，三個新聞版，共刊登預告性新聞近50篇。其中一天該報三版的9篇報道里就有6篇是預告性的新聞。

其二，預告性新聞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寬，新的報道形式不斷出現。除了人們熟知的“天氣預報”、“文藝節目預告”等傳統領域外，現在又增添了的“疾病指數預報”、“旅游信息預報”、“股市行情預測”以及即將出籠的“勞動力成本預警”等等。

預告性新聞的出現，市民類報紙是始作俑者。他們大量采用預告性新聞，是對傳統新聞理念的一次巨大沖擊。

在武漢新興市民化報紙上，諸如“××房交會即將舉行”、“××大型商品展銷會×日舉行”這種帶有商業性質的預告新聞比比皆是。

傳統新聞觀念認為“只有事件才構成新聞”，他們盡可能回避預告性新聞的直接理由有兩個：一是有廣告嫌疑，二是計劃中的事情未必能夠發生，就像前文提到的關于花市的預告新聞。

然而，新興的媒體卻不這樣認為，他們有自己的理由：“只要是社會需要的，又是新的，即便不是事件，同樣能構成新聞。”這就為預告性新聞大量走上報紙版面提供了理論依據。

預告性新聞的大量出現，也是新聞大戰導致的結果。

武漢現有7家日報，對于其中相對弱勢的媒體而言，出于對自身生存的考慮，更是不能去炒“現飯”，編輯要求記者千方百計去采回首發報道或獨家報道。

弱勢媒體記者因此擔負沉重的壓力，報紙影響面越小，越處于被動地位。同一新聞題材，如果強勢媒體先發，弱勢媒體的記者將會毫無辦法，弄不好還會因“漏新聞”挨批評。在這種情況下，弱勢媒體記者不得不去搶新聞。于是，有的記者“一再加大新聞的‘提前量’，預告式新聞便越來越多”（陸斌：《信息時代的獨家新聞》）。結果，不遵守一般新聞規律、不講最佳報道時機、沒有新聞由頭的“新聞”便大量見諸報端。一個預定好即將發生的“新聞”，既然你可以提前一天報道，他就可以提前兩天，甚至提前更長的時間報道。

預告性新聞在增強報紙的服務性、必讀性方面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

篇（6）

電視新聞的邊緣化指的是電視新聞的主題和內容偏離公共事務，逐漸脫離服務于公共利益這一根本社會功能的趨勢。電視新聞邊緣化主觀目的是吸引受眾，其手段主要是“突破”新聞客觀與真實的邊界。內容上主要表現為追求新聞娛樂化，追求事件故事性、情節性、戲劇性，形式上表現為故意設置沖突、懸念，技術上則表現為主持人形象的娛樂化、播出語言的方言化及畫面的“精致”與“炫目”。

“邊界”之爭近年來成為諸多領域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反映在新聞領域首先表現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新聞主義寫作運動，嘗試將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相結合，引發了第一次“新聞邊界”之爭。“新新聞工作者運用景象、音響和人物內心的思考。以各自的風格表現了各種各樣的題材。”“雖然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一般說來，它是利用感知或采訪技藝獲取對某一事件的內部觀點，而不是依靠傳統新聞事業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問題的標準手法，它還要求利用寫小說的技巧，把重點放在寫作風格和描寫方面。”新新聞主義由于大量借鑒文學手法而遭到新聞界批判，于20世紀70年代銷聲匿跡，而在其存在的10多年間，并沒有被美國新聞界所認可，“盡管新的非虛構性的報告文學出現在各種雜志和書籍中，這場寫作運動沒有擴大到報紙上。”但新新聞主義卻在文學界引起了轟轟烈烈“非虛構小說運動”，甚至被認為是一個嶄新的文學流派，“新新聞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文體問題，它首先是一個新生的文藝思潮，而且迅速地由思潮發展為擁有眾多作家作品獨立的文學流派了。”新新聞主義代表作家湯姆，沃爾夫本人也認為“新新聞主義是美國20世紀以來唯一有重要意義的文學流派”。

顯然，新新聞主義之所以被新聞界“邊緣化”主要是因為其企圖突破新聞的“邊界”——真實與客觀，而代之以文學的真實與客觀。“傳統新聞認為世界就是客觀的外在世界，可以用實在物體來描述。新新聞主義則認為真正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物的世界，而是內在世界，在于人的感受和情緒。”

如果說新新聞主義是借助“文學的真實”從外部挑戰新聞邊界的話，那么，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持續了10多年的美國公共新聞運動，可以說是來自新聞界內部的邊界挑戰。

公共新聞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概念，但其核心是大眾傳媒的社會角色不再是“冷靜”的旁觀者，而是公共事務的“參與者”、“研究者”、“組織者”、“領導者”等，“其特點是新聞報道與媒介活動相結合，新聞傳播者在報道新聞事實的同時，還以組織者的身份介入到公眾事務中，發起公民討論，組織各種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使公共問題最終得到解決。”公共新聞運動的邏輯是，既然新聞“客觀性”、“真實性”賴以存在的基石——個人理性已坍塌。那么。“客觀”與“真實”的新聞已無法將非理性個體引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那么新聞工作者和媒體應擔當起組織、領導公眾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通過集體理性恢復新聞的應有功能。該邏輯存在的問題是：(1)集體理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被媒體“操縱”的，如果媒體具有代表集體理性的“資格”，那么“民意”所形成的政府應被取消，由媒體行使政府職能：(2)如果集體理性不存在，那么公共新聞運動該何去何從?顯然，取消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功能在現階段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新聞運動方向也只能是回歸到傳統。

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公共新聞運動企圖“突破”傳統新聞“客觀”、“真實”的邊界。如果成功，新聞則要么劃入“政府”領域，要么劃入“科學家”領域等，也就是說，公共新聞運動在突破傳統新聞“客觀”與“真實”邊界的同時，必將侵入其它領域，亦如，新新聞學入侵文學領域一樣，可以說，公共新聞運動的實質是取消“新聞”。

我國電視新聞邊緣化的實質同新新聞主義和公共新聞運動一樣試圖突破新聞“客觀”與“真實”的邊界，這一現象已引起了個別學者的充分關注，特別是在紀錄片領域，因為電視新聞入侵了紀錄片的“客觀”與“真實”，使得“紀錄片”變得面目全非，“因此，紀錄片邊界理論必須得出一種清晰而確定性的語言邊界，在影像、廣義紀錄片和狹義紀錄片之間尋找出它們之間語言的差異點，否則，在紀錄片來說，語言之間的界線含混不清導致了許多紀錄片理論研究及其實踐對話層次上的差異與混亂。”電視新聞邊緣化不僅模糊了電視新聞與電視紀錄片之間的界限，也使得電視新聞與其它類型電視節目甚至與電視劇的差異變得越來越不清晰。

電視新聞邊緣化不僅在價值導向上使得電視新聞采編出現重大偏差。而且由于電視新聞突破“客觀”與“真實”的邊界。娛樂功能變得十分突出，從而導致了電視新聞節目與文學、電影等藝術的功能區分度降低。

篇（7）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勢必對全球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加入WTO以后，我國更多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因此，必須認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新聞傳媒本質上屬上層建筑，是社會的穩定器。對于經濟全球化對新聞傳媒發展、變動所帶來的影響，我們要正確地認識，更加積極地應對，把握主動權。這樣才能在新的形勢下使我國的新聞傳媒更好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

一、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新聞傳媒發展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發展，必然要求各個領域與之相適應；跨國物流、資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長，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應的增長，這既有數量上的要求，也有質量上即傳播速度和信息內容深度上的要求。經濟全球化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全球性的經濟聯系和世界范圍的市場，它對世界新聞傳媒格局的變動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1、形成了一批跨國傳媒公司。這些跨國傳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如澳大利亞的默多克所的新聞公司，美國的時代·華納公司，這些跨國傳媒公司都有多種新聞傳媒產品，其電視網、報紙、雜志銷售網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銷售自己的傳媒產品，有的是采取與當地合作的形式銷售傳媒產品。傳媒的營收也是國際性的。美國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體，窮民主》一書說，“時代華納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國國內仍然有相當可觀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們的大部分收是來自非美國市場，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塵，到海外尋求發展”。

2、大規模的新聞信息的跨國流動。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電視臺發送電視新聞；美聯社每天向全球各報刊發送文字新聞2001萬字，新聞圖片120萬張以及350家電視新聞用戶。規模和數量都遠遠超過以前的簡單新聞信息的交換。國際貿易規則已將新聞傳媒跨國經營列入市場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如WT01997年規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時代華納的《體育畫報》在其境內發行加拿大版本。近年來，一些國際貿易談判已將媒體市場開放作為一項重要內容。

3、全球范圍內新聞傳媒市場壟斷局面逐漸形成

全球經濟發展規律對新聞傳媒的發展和變化產生的制約、影響作用日益明顯，新聞傳媒市場集中甚至壟斷局面也逐漸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國公司開始涉足新聞傳媒領域，參股或收購新聞傳媒企業，二是新聞傳媒進人資本市場，兼并浪潮興起，新聞文化傳媒巨頭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國還有125個擁有報社的集團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國重要報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業行為向新聞傳媒全面滲透

經濟全球化推動新聞傳媒向產業轉變，因此，尋求自身資本的增長成為新聞傳媒的一個重要目的，利益驅動取向越來越明顯。一是商業信息在跨國新聞信息的傳播中比例越來越大，成為重要的新聞傳媒產品。二是新聞傳媒內容的娛樂化。美國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在《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一書將公民政治意識減弱、選舉投票率低歸結為傳媒的娛樂化，認為“媒體的娛樂化減弱人們的政治興趣”。

5、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技術進步大幅度擴大了新聞傳媒的市場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斷開發、擴大市場，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輸出的過程。這一趨勢同樣發生在新聞傳媒領域。據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資料，新的媒體，較之舊媒體，不僅擴張了信息交流的范圍，加快了信息溝通的頻率，還增加了受眾人數。以美國為例，報紙和雜志的讀者總數約為1.63億人，占全美人口總數的近60%;而全美廣播聽眾家庭戶為9440萬戶，占家庭戶總數9699萬戶的97%；電視用戶則達98%。

二、經濟全球化下中國新聞傳媒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新聞傳媒要融入國際化，還有相當的路程，中國新聞傳媒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有些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難以解決。

1、傳媒觀念的滯后

中國的傳播觀念一直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老問題、大問題、敏感的問題。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傳媒按照計劃經濟方式運作，一切由國家包下來，國家撥巨款扶持傳媒，傳媒是附屬的“事業”單位，成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下，傳媒雖表面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與工具，保持與黨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實際操作上已有很大的變化。例如隸屬于上海廣電局的“東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為上市公司，每年利潤回報數千萬元。但從理論上講，這些產業仍是，是國家事業單位，是“限制性或壟斷性的行業。”魏永征教授在《中國傳媒業利用業外資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國現行法律，“中國傳媒單位是事業而不是企業”。這些都是由于傳播理論、傳播結構、傳播體制的現狀決定的。問題是，在加入WTO后，在經濟全球化、信息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傳媒作為“喉舌”和“工具”的“事業單位”究竟有無影響。

2、經營觀念的誤區

媒介經營產業化、市場化、集團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聞傳播學界與業界的關注點。雖然有高層認為不擬提產業化、市場化、集團化，但隨著我國融入國際步伐的加快，已難以回避了。傳媒作為產業不進入市場，就不可能真正成為產業，而只能叫“事業”。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媒介開始了從經營廣告開始的市場化進程，并從實踐中認識媒介走向市場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國現行傳媒政策對傳媒的市場準入缺乏從理論到實踐的支持，而不少人對傳媒走向市場后的發展張力和空間缺乏分析和預測。

競爭是傳媒發展的真正動力。五十年代初，我國只有百余家報紙和百余家廣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有報社、廣播電視臺幾千家，以及一批網絡媒體，以開拓傳媒的廣告市場為突破點的傳媒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媒介初步認識到傳媒產業的高回報率，即陽光產業。當前，聯盟、整合、兼并遠非中國傳媒的主流趨勢，雖然媒介集團已出現一批。這些媒介集團，也還不能說已走向市場。如果傳媒的重組靠政治權威主導，媒介的競爭不可能公平地、市場化進行，集團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標為主、兼顧經濟利益的聯合。

3、結構與體制的頑疾

我國的經濟模式是國有（即全民）、集體、個體、外資、合資等，但傳媒卻只有公有制一種形式，傳媒業至今仍是必須經過嚴格審批才能進入的行業。雖然在某些地區、某些媒體或明或暗介入中國新聞傳媒業，單“廣東的報紙或明或暗與企業有合作關系的已有30多家。”

傳媒作為國家的“事業單位”，國營性質，國家投資，黨委管理，這種體制和結構下的傳媒業曾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國際信息一體化的形勢下，西方媒體大國對傳媒市場的占有欲越來越強，媒介市場資源的分割與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國媒體發展受市場影響也越來越大。如果我國媒體不把自己融入市場軌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場競爭力，包括受眾市場、信息資源市場。進入市場的關鍵是思想上的轉變，即要樹立媒介經濟意識、媒介市場意識、媒介競爭意識，把媒介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作為意識形態的內容，把政治上對媒介的控制逐步變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與制約相結合，變為宏觀的調控。

4、傳媒勢大力薄

全國有報紙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廣播電視臺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團，這樣大的媒介市場，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實力來說，卻是“勢不單力薄”。以報紙為例，美國《紐約時報》每天平均廣告額為1000多萬美元，最多一天可達1700多萬美元，也就是說《紐約時報》一天近億元人民幣的廣告額，幾乎等于中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一年的廣告額。

中國傳媒的勢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國媒介一直吃“皇糧”，沒有競爭對象，從未擔心“斷糧”，充滿自信和優越感。如今要融入國際，才發現是小巫見大巫。其次是中國傳媒的單一產品模式，搞圖書出版發行的不能辦電視臺，紙質媒介不能搞電子媒介。因此，中國傳媒的主要收入來自廣告和出售媒介產品。

三、經濟全球化下我國傳媒發展的應對策略

對經濟全球化世界新聞傳媒新變化應對策略的考慮，不應局限于傳媒本身，而應站在國家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整體的高度作宏觀的把握。筆者認為，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下世界傳媒發展的新趨勢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大力提高新聞信息產品的競爭力

新聞輿論作為“軟勢力”就是“通過說服別人追隨自己，或使別人同意自己的規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來使別人產生自己所想經的行為”。目前，西方跨國新聞傳媒發展和西方新聞信息產品大量沖擊世界市場，對此，發展中國家既要提高新聞信息產品量的規模也要進一步改善自己新聞信息產品的質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大力提高新聞信息產品的競爭力，要形成我們自己的新聞輿論影響。在具體策略方面，對外，要主動出擊，提高國家影響，應對跨國新聞傳媒出現的需要；對內，要增強我們政策影響力，爭取群眾，維護社會穩定，提高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養新聞信息產品的產業

承擔著資本經營和社會整合雙重功能的當代中國傳媒產業，日益從只注重傳播的傳統觀念向重視經營發展。并且，隨著擁有資金、人員、設備和技術優勢的西方媒體的進入，中國傳媒產業將面臨的是沒有退路的競爭。那么，長期“事業性質”、“”的中國媒體該怎樣適應全球化的趨勢，怎樣在國內市場經濟中站穩腳跟，怎樣在國際市場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團化是中國傳媒的大勢所趨，自1996年國內出現了第一個媒體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以后，媒體集團就如雨后春筍般，不斷冒出在中國的大地上。傳媒集團使資源得到重組，優化了資源配置也優化了管理形式，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就目前中國廣播電視集團來說，其機構之龐大，人員之眾多，在世界上堪稱一流。但有一點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相較之新聞集團、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國際傳媒大王，論資金實力、新聞傳播作品的質量和影響力、在國際輿論界的地位，它無論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體集團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為，基本上沒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國內新聞傳媒市場合理的發展環境

市場競爭規則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動性，對新聞傳媒也是如此。隨著國際新聞傳媒涉足我國市場，以及國內新聞傳媒市場的形成，競爭的盲動性、破壞性也會加大。我們要改變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維，變重審批為重監管，要把加強日常的監督檢查作為新聞傳媒管理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加強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機制的建設，形成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發展的工作方法、辦法，扶持合理的競爭，處罰違規行為，培育和維護好國內新聞傳媒發展的市場秩序。

4、設立必要的市場準入機制

世界新聞傳媒北強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長期的歷史形成的。當今，在西方文化傳媒不斷滲透和對先進文化傳播技能的運用，已經影響或導致了部分民族和國家文化的變形與失蹤。對此我們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應對辦法，決不能讓西方新聞傳媒借市場化，以其現有的強勢，無規則地進人我國內市場，沖擊我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核心價值。要未雨綢繆，有針對性地加強法制建設，設置必要的門檻和市場活動規則，為日常的監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條件，維護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護我國內新聞傳媒的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徐寶璜：《新聞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篇（8）

一、系統要求

我頻道報道部下設兩個欄目《都市快報》和《都市報道》，專門播發各類新聞，每天播出六檔《都市快報》和一檔《都市報道》，總計90分鐘節目，扣除滾動播出和重播外，自制節目時間約為30分鐘，節目制作量比較大，條目編輯工作站點數量比較多，在節目制作中工作流程較規范，制作過程分工明確，因此，我們建立頻道新聞節目非線性編輯網，并要求系統具有較高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同時又要考慮系統的靈活性和可擴展性。可以看出，本系統應該具備以下功能：

1、系統中有足夠的編輯位置以滿足工作人員使用及領導審片。

2、系統中有足夠的存儲空間以供存儲節目和共享素材。

3、要有與新聞演播室結合的新聞錄制、配音及后期制作系統。

4、在現在可預測的情況下得以保證相應的擴展性。

因此，我們首先對于采用傳統的線性系統來構建這樣一個系統的先進性予以否決，而把目光投向了近年發展起來并逐漸成熟的非線性設備。

二、系統設計

傳統的線性工作方式是一種效率不高的編輯方式，在編輯過程中不斷地搜索還導致素材帶和錄像機機械磨損，定期或不定期的設備維護及零配件更換，帶來較大的維護費用。傳統工作方式對素材的查找是無法實現素材共享的，而素材共享所帶的優勢，實際上也是很少被傳統操作方式工作人員所能理解的。這些傳統錄像設備的缺陷恰恰是非線性編輯系統的優勢。非線性設備通過采集設備將素材記錄在硬盤上，并按文件名進行存儲管理，因此可以對素材進行快速的隨機的索引查找，而這種查找是沒有機械損耗的。同時，非線性編輯是一種文件名或者說是指針編輯，而不是素材的翻版，只要不進行生成操作是不會產生質量損傷的。再則非線性編輯系統是基于計算機的設備，易于實現計算機聯網，實現素材的全網共享。這也是傳統編輯系統所無法比擬的，正是基于這些優勢，非線性網絡化制作系統所帶來的工作效率和制作手段的提高相對于傳統編輯系統是一個工作方式的飛躍。

目前，非線性編輯系統經過幾年的發展，隨著計算機技術和數字壓縮技術的飛速發展而逐漸成熟，國內國外都有許多各種類型的非線性設備，如avid的mc1000、mc8000，sony的es-7，國內的索貝公司創意98、大洋公司的dy3000，新奧特公司的nc98等。非線性設備的成熟不僅體現在硬件和壓縮算法上，也體現在軟件的功能和實用上，就性能/價格比而言，國產的非線性設備體現尤其明顯。各家的產品都在軟件界面以及功能方面都努力作到按照符合國內電視臺制作人員使用習慣開發，并取得相當的成功，使得非線性設備得以進入電視制作領域，讓電視制作人員體會到非線性編輯系統的優勢。

基于上述考慮，我們與索貝公司合作，構建了以fibrechannel為主干，千兆以太網為輔助的雙網結構的都市頻道新聞非線性制作網（見圖1）：

圖一

fibrechannel是一種高性能的基于光纖通道的互聯標準，是專為臺式工作站、海量存儲子系統，設備和主機系統之間

雙向點對點的串行數據通道而設計的，傳輸速率比現行網絡傳輸速率高很多，其標稱數據傳輸率為1000mb/s,而壓縮比為4：1的視頻數據率約為40mb/s，從理論上講，fibrechannel可以支持約25臺實時視頻工作站，但由于系統管理開銷、硬件（網卡、switch、hub、硬盤陣列控制器等）設計水平等因素的影響，fibrechannel的實際數據率約為700mb/s左右，因此實際應用中連入fibrechannel的視頻工作站數量不應超過17臺（所采用的視頻數據壓縮比變化時，這個數量也會變化）。從本系統的實際需求來看，實際聯入fibrechannel的實時視頻工作站數量不會超過fc網的限制，但為保證數據傳輸的可靠性和減低網絡成本，我們還是設計了選用高壓縮比素材進行編輯，最后用低壓縮比素材輸出的方式，即fc和以太網雙網架構：上載的素材分為兩路，一路以低壓縮比

（4：1）高數據率通過fc光纖傳輸到fc硬盤陣列中，同時另一路以高壓縮比（30：1）低數據率通過以太網傳輸到以太服務器硬盤陣列中，編輯時調用高壓縮比素材進行編輯，然后形成edl編輯表，下載時根據edl編輯表，從fc硬盤陣列中以低壓縮比高數據率下載。

以太網的特點是共享系統資源，各工作站之間易于傳遞信息，可實時共享對同一數據文件的操作結果等。在本系統中，采用服務器線路的數據傳輸率為1000mb/s、各工作站線路數據傳輸率為100的以太網。以太網上的共享數據（高壓縮比視頻數據、音頻數據、各種節目編輯描述文件、素材管理數據庫等）和以太網的運行管理由一臺高性能服務器負責，以保證整個系統工作流程的順暢和高效。

三、系統安裝與調試

在確定了系統方案以后，則進行整個系統的實施工作。根據我頻道的實際情況，我們把整個安裝調試過程分為幾個部分進行：

施工步驟都市頻道辦公樓四樓中心機房上樓頂，在樓頂邊緣焊角鐵架固定。然后通過架空鋼纜到廣電大樓二樓平臺，焊角鐵架固定，經過過墻孔（已經預留）進入大樓主樓內。光纜總長度：250米左右。

施工要求：

（1）光纖型號的選擇：郎訊3dvx型多模室外光纜，物理規范為光纖內外徑62.5/125um。最大光損耗為3.4db/km，帶寬為700---800mhz。光纜鋪設三路，一路用于fc，一路用于以太網，一路備用。

（2）光纖彎曲曲率

光纖彎曲曲率的大小會引起輻射損耗大小的變化。若光纖自身細微的彎曲部分連接起來，會產生光纖連續微彎，引起損耗增加，若光纖表面粗糙，光纖會沿著粗糙表面出現彎曲，這種微彎就會引起微彎損耗，它是生產光纖時造成的，在施工光纖地下保護管時，光纖彎曲半徑必須大于光纜直徑的20倍（即曲率半徑必須大于1.25mm）。如果光纖彎曲半徑過小，或者熔接好的光纖在接頭盒內盤繞不當導致彎曲半徑過小等都會使光纖損耗值明顯增加。

（3）光纖的連接損耗

光纖的連接分為：熔接和磨接。無論何種連接都會產生接頭損耗，損耗要求低于0.05db以下，正常情況下損耗應在0.01-0.03db左右，而且連接次數1-2次為最佳，超過3次衰減量會增加，所以光纖的連接損耗是由操作人員和連接設備控制的，必須以最高的技術最好的連接設備來達到光纖熔接后的最低損耗值。（4）盡量縮短設計距離光纖線路要盡量走近路，避免因為光纖線路和光纜接頭數量過多，降低光纖的光功率和各項技術指標。

2．結構化綜合布線

根據本系統的設計思想，我們在進行綜合布線時（見圖2）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1）光纜和以太網線分開，以方便將來檢修。

（2）走線只有豎線和橫線，不允許走斜線。

（3）所有的過墻都要有護套管，不允許有任何線徑露在外面。

3.配音間配音系統設計

配音間除了要完成直接采集入網的新聞配音工作之外，其他非新聞欄目的配音工作也要在這里完成，這就要求配音間的音頻系統既要具備先進的網絡配音的功能，又要兼容傳統的磁帶配音方式。同時，考慮到配音工作站亦是有卡工作站，且在每天下午16：00—20：00的新聞節目串編時間內使用率較低，可在配音工作站上加裝串編制作軟件，硬件連接上使其具有視音頻上、下載功能，將配音工作站作為串編工作站的備用工作站。配音系統的系統圖如(圖3)。

新聞網上配音時，mic信號經調音臺1路輸入、主輸出1和2輸出進配音工作站。其他非新聞欄目配音時，mic信號經調音臺1路輸入、主輸出3和4輸出進2800錄機。作為備用串編使用時，錄機音頻通過經調音臺立體聲輸入2輸入、主輸出1和2輸出進備用串編（配音工作站）上載，備用串編的音頻通過經調音臺立體聲輸入1、主輸出3和4輸出進2800錄機。視頻是直接2800錄機對備用串編、備用串編對2800錄機連接的。2800錄機的監視信號進監視器的a路，工作站的視頻監視信號進監視器的b路，監視器視頻串環輸出給返看監視器的視頻輸入，調音臺的tbout給返看監視器的音頻輸入。

(圖3)配音間視音頻系統

4.配音間的建聲設計與裝修

我臺建臺兩年以來，還沒有一個正規的配音間，大部分的配音工作都是在普通辦公室的環境下，通過攝像機進行主持人聲音錄制而完成的。這樣配音的效率低，受外界干擾大，而且由于受配音環境和錄制設備的局限，配音的音質效果自然不是很好。新聞制作網絡的建立，必將使我臺節目的視頻質量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為了保證節目的音頻質量及配合新聞制作網絡的高效工作模式，設置一專業配音間已勢在必行。由于將改造成配音間的房間在我臺辦公樓的一層，與公用樓梯僅有一墻之隔，二樓就是新聞記者的辦公室，所以配音間的隔音效果是建聲設計與裝修的重點，要求在50db以上。另外，考慮到新聞配音的特點，配音環境吸音系數則控制在0.5s—0.8s之間。

配音間的建聲裝修應注意的幾點是：

1、在動工之前的設計與計算要考慮周全，多種影響因素會使得裝修出來的實際效果差別很大。

2、通風換氣的考慮。控制室里的空調管道要預埋好，且要固定在原有普通磚墻上。

3、配音室里的通風通道不要設計成平直通道，通道內壁還要固定吸音裝置，防止戶外換氣扇的風聲串入。戶外換氣扇的風向應是向戶外抽風。

4、控制室與配音室之間的預留設備線塑膠管通道在穿完墻線之后，用阻燃亞麻布縫包玻璃棉封堵兩端，防止控制室內的聲音串入。

5、隔音門窗的制作應在專業廠家單獨定做。

4.70平米演播室串編系統的設計

70平米演播室使我臺的新聞欄目專用演播室，在這里每天除了要制作完成時長為30分鐘、晚上20：40播出的《都市報道》之外，還要制作六檔時長為10分鐘，也就是說，其間每兩小時就播出一檔《都市快報》，使用率非常高。70平米演播室現有兩臺攝像機，要求在串編系統建成之后，這兩臺攝像機的信號（主持人）都可以直接被采集進網，然后由責編在串編工作站中調出記者們已編好的新聞條目和主持人口播素材進行編輯，最后將串好的10分鐘或20分鐘的成品播出節目下載到betacamsp磁帶（2800錄機）上。考慮到有時會有臨時在演播室上載的要求（比如更改廣告），系統中要有2800錄機到串編工作站的視音頻通道。另外，如果串編工作站或者新聞制作網絡出了問題，則該系統應該可以將兩個攝像機的信號直接錄制在2800錄機上，然后由責編拿著主持人口播帶到備用串編工作站（配音工作站）或傳統卷編系統上將節目制作完成。集以上考慮，70平米演播室串編視音頻系統設計如（圖5）。

在視頻系統中，兩個攝像機、一個錄機都有一路模擬復合視頻信號進入特技臺，特技臺的pgmout1（模擬復合信號）進串編工作站。1號攝像機還有一路模擬分量信號直接進了串編工作站，以提供高質量的主持人圖像和進行色鍵特技時的信號來源。串編工作站通過模擬分量輸出口將信號送入2800錄機。特技臺pgmout2的信號是要送給2800錄機的，但考慮到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需要將主持人口播圖像直接錄制在2800錄機上，所以在實際安裝時，這根線走到2800錄機后面板處做為備用，為空置狀態，這樣可以避免特技臺—串編工作站—錄機—特技臺信號之間的不正常聯接方式，給操作人員帶來不便與不適。返看監視器的視頻信號來自于特技臺預監輸出進預監監視器（j3）之后的串環輸出。

在音頻系統中，兩路mic信號經調音臺mic/linein1，2輸入、lineout1，2輸出進入串編工作站進行采集；串編工作站的音頻輸出信號經調音臺mic/linein3，4輸入、auxout1，2輸出進入2800錄機下載。臨時上載時，2800錄機的音頻輸出信號經調音臺mic/linein5，6輸入、lineout1，2輸出進入串編工作站。另外，調音臺的tbout送入返看監視器的音頻輸入。

5.對70平米演播室控制室部分的改造

70平米演播室的視音頻系統在改造前是典型的傳統模擬演播室系統。在40平米的控制室中，新聞值班室占去了1/3的空間，剩下2/3的空間堆砌著大量的機架與設備，其中包括兩個大塊頭的操作臺、一個“頂天立地”的電視墻和一大一小兩個19inch標準機柜。70平米演播室改造后，除了保留調音臺、特技臺、調光臺、兩個攝像機ccu和三個監視器（這些都可集中在一個操作臺上）之外，整個控制室就裝一套串編工作站，空間剩余很大。根據實際情況，在70平米演播室控制室中又增設了兩套預編工作站，以供責編編輯深度報道時使用，既不會與每天的節目串編發生沖突，也滿足了非正常工作時間對于突發事件報道的時效性。

6.設備機架的設計

根據新聞制作網絡的具體情況，機架需求為：10套預編工作站操作臺、4套上載工作站操作臺、1套配音工作站操作臺、1套服務器機柜、1套70平米演播室控制臺、1套串編工作站操作臺和1個70平米演播室機柜。建立新聞制作網之后，淘汰下來的舊機架有：五套傳統單編系統機架、一個2m高19inch標準機柜、兩個1.5m高19inch標準機柜。經過反復測量與計算，這些舊機柜都可以被重新利用。將四套傳統單編系統機架經簡單改造做為四套上載工作站操作臺使用，另一套傳統單編系統機架可直接作為配音工作站操作臺。將2m高19inch標準機柜加裝柜門、風扇、鍵盤滑槽，在訂做一個與之完全相同的19inch標準機柜，做為服務器機柜組如（圖7）。一個1.5m高19inch標準機柜直接用于配音間，另一個1.5m高19inch標準機柜直接用于70平米演播室。

7.系統軟件的調試

在系統安裝完成后，進行了系統軟件的調試。在調試過程中，針對我頻道的特殊要求和我們認為在將來系統正式使用后有關網絡安全對策問題，同索貝公司網絡部和軟件開發部的技術人員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并進行了現場開發，使得整個系統無論是穩定性，還是其安全性，都達到了我們所提出的要求。同時作為用戶，我們也對索貝公司提出了一些我們的建議，比如：

1、為了降低系統資源開銷，建議將sobey“新時尚”字幕軟件的網絡版由真彩色方式變為64k彩色方式。

篇（9）

二、新聞媒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介入分析

全媒體通過提供多種方式和多種層次的各種傳播形態來滿足受眾的需求，使得受眾獲得更及時、更多角度、更多聽覺和視覺滿足的媒體體驗。在法制社會中，新聞媒體成了社會政治因素與社會勢力的主要表現形式，逐漸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之中，成了主要監督工具。新聞媒體介入公共危機管理，在傳播信息、傳遞知識、反映社會輿情的同時，也成了大眾交流與討論的主要平臺，對公共危機管理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1.及時反映社會輿論，積極引導社會輿論

輿論在無形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社會力量，無論是對社會的發展還是政府的管理都產生相應的社會壓力，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開始重視新聞媒體，并且在制定規章制度、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從新聞媒體報道的角度出發。但是，由于我國政府掌握的資源有限，面對的社會問題錯綜復雜，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效利用資源則離不開新聞媒體。新聞媒體能夠將局部比較典型的事件及時轉移到公共問題中，經過新聞媒體的報道，反映社會輿論，讓政府將比較分散的、潛在的公眾意愿上傳，從而在短時間內轉化成比較明確的政策需求。

2.及時傳遞危機知識，促進對大眾的教育

新聞媒體能夠及時傳遞危機知識，加強教育，開闊視野。根據新聞媒體的三大功能，可以得知新聞媒體具有文化傳遞的主要功能，在公共危機管理中將危機知識及時傳遞給大眾。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新聞媒體在及時傳遞危機信息的同時，也在短時間內傳遞危機知識，部分新聞節目邀請權威專家，為大眾解答地震發生的原因，地震發生之后造成的影響，并講解地震來臨時的自我保護方法。因此，新聞媒體具有教育功能，教育形式多樣，教育內容豐富，不僅可以提高大眾對學習的興趣，也從根本上增強了大眾對公共危機的認識與理解。

3.新聞媒體介入提升政府形象

從政府的角度分析，公共危機可能是災難，也可能是轉機，在發生危機之后，政府及時對危機處理政策、危機處理策略進行調整。新聞媒體的傳播渠道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大眾利用新聞媒體能夠及時了解政府制定的危機應對策略，并將自己的意見及時反饋給政府。因此，新聞媒體的積極介入能夠加深民眾對政府的了解，提升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此外，新聞媒體對危機事件的報道，為公共危機管理奠定物質基礎，引導受眾積極支持公共危機管理工作。

4.新聞媒體介入成為緩解公共危機的主要手段

新聞媒體的信息傳播速度非常快，涵蓋信息量大，影響范圍廣，能夠在短時間內對公共危機事件進行剖析。從非典時期的全民行動引發的思考，再到總理為民工追工資等等，均體現出新聞媒體對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作用。此外，各類公共危機事件在經新聞媒體報道之后，能夠及時將相關信息傳遞給廣大受眾，促進政府及時解決公共危機事件。因此，從整體角度分析，新聞媒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不僅是化解危機的實施者，并且也是促進我國傳媒發展的主要動力與載體。

篇（10）

[Abstract]Thearticleputsforwardanotionofsocializationof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withaperspectiveofpublicadministration,whichisexplainedmainlyasdualmeaningofthemarketinizationofmechanismandthesocializationofsurveillance.Bysummarizingthepracticeofsocializationofandparticipationin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inWesterncountries,thearticleconcludesthesignificanceandstatusquoofitsapplicationsinChina.

[Keywords]Socializationof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JournalismReform;EnvironmentImprovement

自人類出現以來，傳播活動就發揮著信息傳遞、價值傳承、教育與娛樂等功能，成為維系社會進步的紐帶，與社會整體利益休戚與共。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西方國家對傳播活動的管理與控制權力逐漸從統治階級之手分散到社會這一無形的網絡中，傳播管理社會化的歷史脈絡也日益清晰地浮現出來。

在中國，人們對傳媒的自律與他律并不陌生，討論傳播管理社會化則是一個新課題。諸如在政府行政管理角色轉變的條件下，傳播管理如何利用好社會資源，發揮各種因素的積極性。又如，在傳播媒介因利益驅動而自律不足的情況下，社會如何督促媒介帶頭和自覺地做反腐倡廉的表率等問題，都可以應用傳播管理社會化的思路進行探討。這種探討將有益于中國新聞改革的深化、新聞傳播事業的健康成長。

一、傳播管理社會化概念的提出

社會化概念來自社會學，指的是社會按照一定的標準培養、塑造自己社會成員的過程。19世紀90年代，歐美社會學著作中已有社會化的提法。美國社會學家T.帕森斯在《關于一般行動理論》（1951）與《社會系統》（1951）等書中指出，社會成員的角色學習過程就是社會化的過程。

在現代社會實踐中，社會化的涵義已從個人社會化擴展開來，指社會文化內化于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要素(如個人，組織；管理，行政；科學，技術等)的過程。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一方面，社會要素要接受社會整合，另一方面，社會環境要進行相應調適，以推動社會化過程的良性發展。[1]

如果把個人社會化與社會要素的社會化結合起來，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結論。事物社會化的目的，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事物自身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向社會開放，融入全社會信息、物質和能量循環的過程。

在討論傳播管理社會化之前，首先澄清兩個概念，一是“管理社會化”，二是“公共管理社會化”。

通常意義上，管理社會化是指通過社會整合與調適，管理科學技術的社會屬性獲得與完善及其社會角色形成與實現的過程。前者是將社會文化內化于管理過程中，后者是讓管理更好地發揮社會功能。因此管理社會化具體指的是管理科學與技術的社會化，強調向管理要效益。

公共管理社會化不是前述管理社會化的屬概念，它指的是政府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改變傳統的大包大攬的做法，將一些職能通過向社會轉移或委托等方式，轉移出政府，以達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西方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行政改革中推進的公共管理社會化，主要表現在兩個大的方面:一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二是將一些原來由政府承擔的職能轉移給社會。它的特點是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同時，十分重視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2]有的學者把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核心定義為分權，尤其是政府與社會的分權。鼓勵公眾及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參與管理公共事務。[3]

具體到傳播管理社會化，它同時是管理科學社會化及公共管理社會化的分支，可以將其界定為鼓勵傳播行業形成市場化體制的同時，將對以新聞輿論傳播為主體的大眾傳播活動的監督、評價、管理和控制的職能，由行政主管部門承擔轉變為政府、社會和媒介自身共同承擔的過程。當然由社會分擔管理職能，也要運用各種科學的管理方法。

直觀地看，傳播管理社會化是一個二元復合概念，既指傳播活動管理重心向下的過程，由行政轉移到市場，又指傳播管理活動重心向外的過程，由政府分散到社會。在傳播管理社會化的初期階段，傳播活動管理重心轉換的過程主要體現為市場化。在高級階段，傳播市場體制基本成熟之后，傳播管理社會化主要指橫向的社會化，即由公共論壇、公共機構、社會團體、企業組織和公民個人自覺或自發實施為大眾媒介健康運行所必要的監督、協調和控制的運行體制和機制的確立和完善。

與傳媒他律概念相比較，傳播管理社會化在內容和范圍方面有所拓寬，注重將傳播系統及傳媒以自我為中心的管理轉換為強調社會對傳媒的督責，以有利于保證和維護傳媒的公信力，促進整個社會信息傳播體系的良性運轉。

傳播管理社會化，還可以實現多重目的。如充分發揮社會的自主調節功能和輿論機制，為行政調控和立法、司法監控創造條件，能夠為媒介提供作為社會整體一分子的與其它成員的良性互動的生態環境，優化市場結構和秩序，保護公民的合法信息權利，促進傳播媒介的健康發展，保證社會整合的順利進行。

二、西方傳播管理社會化的實踐與啟示

從歷史上看，西方國家傳播管理社會化的實踐，也是沿著兩個方向展開的：其一，機制市場化；其二，管理分散化。西方傳播社會化管理的出現和成熟，與傳播媒介自我管理的出現與成熟也是大體一致的。

在前資本主義時期，政府對傳播活動的管理從來就沒有放松過。在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正式出現之前，政府和政黨一直是傳播活動管理的主導角色。從1450年古登堡改進印刷術一直到今天，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5世紀中期至18世紀中后期，再至19世紀中期，直至19世紀末。傳播管理從政府集權，轉變到政黨主導，又轉變為市場方式。由于工業革命的發展，使廉價報紙與讀者之間構成了買賣關系，與此同時，寬松的政治環境以及報刊與廣告主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構成了報刊市場秩序的一部分。傳播媒介市場經營者地位的確立，是傳播管理社會化的起點。這一階段政府對傳播活動的管理具有經驗色彩。

第二階段，20世紀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下諸因素影響著傳播活動：媒介在反壟斷的呼聲中卷入了壟斷進程；電子傳媒與報刊之間的復雜關系；美國政府對電子媒介立法和管理的高度重視；西歐各國的廣播電視國有化政策等，使傳播管理社會化進程出現了迂回曲折的特點。產業結構的變化，廣告制的成熟、公共關系的興起、民意測驗技術的進步等，也為傳播活動增添了新的因素。這一階段傳播管理社會化處于激蕩的狀態和變革的前夜。但政府的管理手段已更為成熟并具有公共行政的色彩。

第三階段，從戰后至21世紀初。這一階段新聞自由程度空前地擴大，西歐國家公共廣播電視實行市場化和商業化改革，冷戰結束和地區新聞傳播事業轉型，網絡浪潮的興起，拓深了傳播管理社會化的廣度和深度。70年代政府行政公開和信息自由立法，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80年代出現的放松管制，與公共管理社會化浪潮相一致。從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體現了從公共事務以政府為核心，轉向了以社會為基礎。

戰后西方新聞界“社會責任理論”的提出，既重申了媒介的自律，也強化了“公共利益”不可動搖的信念。歐美文化研究的興起，及大批傳媒職業道德研究、傳媒素養研究等，也為傳播管理社會化提供了支持。美國學者貝特蘭（CLAUDE-JEANBERTRAND）在他的《媒介道德與責任系統》（2000）一書中，提出了媒介責任系統（MEDIAACCOUNTABILITYSYSTEM）的概念與方法，站在公共論壇的立場上，對媒介進行表現評估，是傳播管理社會化實踐的一個例子。

從西方國家傳播史來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其一，傳播管理的集中化具有深厚的階級基礎和政治基礎。但它是以削弱公民政治權利、人身權利和媒介組織的經濟權利為代價的。傳播管理社會化得益于政治的民主化，也推進著政治的民主化。

其二，傳播管理社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是經濟的市場化，社會的多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市場和資本巨大的擴張性使得它幾乎吞噬了社會肌體的各個部分，傳播管理活動也被深深地卷入進來。社會多元利益之間的張力，使得對傳播管理的任務變得越來越繁重，吸引了社會各階層的注意力。

其三，傳播管理社會化的實行與公共利益的地位息息相關。不過，在19、20世紀，在公共利益與國家利益、私人利益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對公共利益的過分強調有時反而制約著傳播管理社會化的實現。

其四，傳播管理社會化是多元、復雜、曲折的。首先，它的內容和方式是多元的，否則就容易存在集中化的趨勢。其次，傳播管理社會化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不能脫離現實條件而存在。再次，簡單地追求傳播管理社會化的目標也是不現實的。

其五，與公共管理社會化一樣，傳播管理社會化中的分權不等于管理權力的基層化。簡單地說，社會化過程是為傳播管理贏得更廣泛的社會基礎，為傳播活動增添更大程度上的現代意義的合意性和合法性，并非全面取代集中管理。美國戰后“政府再造”工程，也弊端百出。“小政府、大社會”削弱了政府的財力，使其社會保障能力、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對應付突發事件不利。

因此，我們把傳播管理社會化看作是一種社會和歷史的進步，我們期望它的存在更能夠增加社會的福利和人性的普遍價值。此外，它應該是一個自然生長過程，必須避免矯枉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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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播管理社會化的責任分擔及其整合效應

當代西方國家對報刊業普遍實行私營體制，在廣播電視業中雖存在規模不等的公營體制，但仍然鼓勵引入市場因素。在媒介市場化、工業化、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國家逐步確立了新聞媒介作為公共領域、傳播活動作為公共事務的地位。公共事務的最大特性，就是它的公共性，它的發生源自公共需求的變動。公共事務的承擔是政府的責任，但它不排斥任何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的參與。[5]撇開市場化這一環節不說，在傳播管理的分散化方面，西方國家也已形成了許多成熟的運作方式。

例如在美國，對新聞采訪報道的內容限制比較少，但對于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多管齊下，充分發揮著多種管理手段的作用，這些管理手段可分為行政與法制管理、自我管理和社會化管理三大類。

行政管理是專制時代政府集權管理的延續。但現代的行政管理是一種公共管理。這種管理是依據法律法規進行的有限度的管理，而且處于不斷的改革中。法制管理主要體現在立法和司法方面，以憲法、誹謗法、傳播法、電信法等制定法及大量的判例為支撐。在私營商業媒介主導的西方新聞界，是以不觸犯法律法規為底線的。

戰后西方的行政改革以“小政府、大社會”為特征。其中傳播活動的社會化管理類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公共論壇的輿論監督

公共論壇的輿論監督，不僅有批評、鞭笞的涵義，而且還包括對傳播活動的參與、威懾和制衡等。公共論壇的形式，可以是定向發行的出版物、公開的意見廣告、街頭游行示威，以及BBS。參與公共論壇的，可以是權勢集團、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權勢集團包括政黨、宗教組織、公司、工會、學術團體等。19世紀末，美國的“扒糞運動”聲勢不小，歷時十余年，但官方和壓力集團的反對之聲不絕于耳，對媒介也是一種警策。

（二）社會中介組織的約束

社會中介組織分為兩類。一是非營利性組織，例如與對傳播內容和表現的評價有關的組織。新聞評議會是遍及西方主要國家的專門接受公眾、行業或政府委托進行調查、評估、仲裁的組織。二是營利性組織，例如與傳播媒介經營管理有關的社會中介組織。例如，發行量審計機構、視聽率調查機構、公證機構等。營利性中介機構專業水準的提高，同樣能對傳播媒介的行為能夠帶來正面的約束。

行業協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中介組織，具有行業自治的性質。其最初的目的旨在維護同業利益，制定行業準入門檻，抵制外來競爭。慢慢地，行業協會的主要職能集中于行業的培訓和交流、內部糾紛的調解和職業道德標準的制訂與推廣。在西方有大量的行業組織，如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美國全國廣播人協會等。

（三）商業倫理的規范

傳播媒介的日常經營，不僅與受眾構成了買賣契約關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廣告和公共關系行業，以及生產要素的各類供應行業。從事多元化的傳播媒介，涉及面更廣。因而除了職業倫理之外，具有普遍價值的商業倫理也構成了傳播活動管理的重要一環。商業倫理主要涉及傳播媒介的真實信息披露、公平競爭、拒絕回扣、拒絕執行低品質業務、積極推動行業進步等內容。

（四）國際組織的倡導

從聯合國到各類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都可以對傳播活動施加影響。在《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公約中，都充分體現了國際上對公民表現自由權利的推崇。

上述幾種方式，都是傳播管理社會化的橫向輻射形式，它們與行政管理、自我管理一道，共同參與對傳播活動這一公共事務的責任分擔。可見傳播管理社會化是開放式、多維度、動態發展的。

傳播管理社會化各種方式的整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有利于傳播活動更好地發揮其社會守望者的職能，主要體現在：一是可以避免傳播媒介在商業化中迷失。二是可以避免傳播媒介在政治立場、傾向中，甚至在堅守價值中立的客觀主義中迷失。三是可以避免傳播媒介在自由放任的新聞報道中迷失。總之，傳播管理社會化，可以更好地塑造傳播媒介的社會性品格。一國一地區傳播體系的健全、傳播實力的強盛，在社會文化價值維系、經濟發展和國際交往中，更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傳播管理社會化與中國新聞事業改革的良性互動

從某種意義上講，1978年以來中國新聞事業的改革，為傳播管理社會化打開了大門。而傳播管理社會化的發展，也在為新聞改革的深化創造了理想的社會環境。兩者的良性互動一方面已經呈現出來，但另一方面還需要更深入地向前推進。

就中國新聞事業改革與發展的基本軌跡而言，是由市場化而集團化、產業化，這與傳播管理社會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其作用也是相輔相成的。80年代以后的市場化是傳播媒介利用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手段，根據市場信號進行生產、銷售并獲得經濟回報的行為或過程。從積極的觀點看，市場化是媒介取得經濟獨立地位的先決條件。從市場化到集團化、產業化，傳播媒介的經營空間越來越大，與財政的聯系越來越松弛，與社會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傳播管理社會化當屬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從實踐來看，媒介市場化推動了中國媒介輿論監督的勃興，后者客觀上提升了公眾參政議政的熱情，公眾取得了與媒介對話的資格，這又為公眾“監督監督者”提供了可能。

傳播媒介在輿論監督方面能夠有所作為，既要歸因于中國政治文明的進步，也要歸功于媒介自身在產業化運作上形成的良性循環。《焦點訪談》節目的成功以給予我們這方面的啟示。應該說，《焦點訪談》在輿論監督上成果顯著，是以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在人事管理體制、經費管理體制、制片人制等體制創新為基本保障的。

輿論監督環境的改善和成效的取得，使得受眾關注媒介新聞，關注社會焦點事件的熱情日益高漲，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輿論監督對于整個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主持正義、堅守良知的媒介，往往贏得相當高的收視率，或剛上報攤就被搶購一空。換句話說，受眾對于市場化媒介，具有“用手投票”的權力。作為傳播的接受者，受眾是媒介服務的對象。同時受眾也是傳播過程的積極參與者與信息的反饋者，對傳播過程起著制約作用。受眾對媒介輿論審視的理性程度，直接左右媒介輿論的理性度與成熟度。

2003年，輿論界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一方面傳媒在孫志剛案、SARS信息披露、孫大午案等公共事務中發揮了獨特的守望功能，另一方面是風云記者評選和新華社部分記者腐敗事件的曝光，彰顯中國傳播活動作為公共事務取得了一定的社會關注度。

不過，中國的傳播管理社會化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傳媒的市場化機制仍然處于形成過程中，傳媒的獨立品格和社會品格有待完善。

其次，國家對于具有壟斷地位的大中型媒介如中央電視臺仍有待于進一步引入競爭機制。

再次，社會中介組織，尤其是非營利組織，對于傳媒的影響力仍然微不足道。公共論壇仍然存在比較大的局限性，講究誠信的商業倫理在行業當中并未葉茂，傳媒破壞市場秩序、違背公共利益和侵犯個人利益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傳媒操守與國際公約的規范之間仍有一定距離。

應該說，推進傳播管理社會化的時代要求是迫切的。舉一個例子來說，在各種利益沖突的糾葛中，中國媒介及其從業者的身份發生變化，道德遭遇考驗，素質需要提高，亟須社會大熔爐的錘煉。

在目前的許多媒介中，員工被劃分為緊密層與松散層。其中緊密層仍然可以視為在體制內的部分。由于慣性使然，這部分只能有限度地社會化。對于松散層，媒介以契約關系來對待，這些員工工作范圍以外的活動和生活，將會完全歸入社會，對他們的行為的約束，必將更大程度地社會化。這種狀況的改善，牽涉到人力資源的流動、社會對于傳媒素養教育的重視，以及各種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均不是某一個媒介，甚至也不是媒介產業所能辦到的，而需要倚仗全社會的努力。

2003年6月，在加入WTO后的新形勢下，中國開始了新一輪文化產業體制改革，為傳播管理社會化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這次改革停辦了一大批缺乏市場競爭力的部門報刊和基層報刊，推進了報紙行政職能淡化，行政行為與出版行為分離，表明政府正在由“辦報”向“管報”方向轉變，將促進媒介面向市場，充分利用地域及行業的市場資源，形成獨立的法人治理結構。這一行政改革政策必將推動中國傳播管理社會化的發展，后者又可以產生正反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