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財政學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4-01 09:52:28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公共財政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公共財政學論文

篇(1)

1引言

公共財政學課程在財政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中屬于核心主干課,也是高校財經類專業開設的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課程安排的時間一般在大學二年級,是學生較早接觸的一門專業課,在整個本科教育體系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目前公共財政學的教學方法相對于傳統的教學方法而言已經有了比較大的進步,在傳統的課堂講授法中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PPT的內容信息量大,課堂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即使采用先進的教學手段,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教師的課堂仍是注入式教學,這種填鴨式的方法往往以教師為主體,由教師系統講授概念與理論,而學生參與度不高,只是被動接受知識,再加上現在手機網絡等誘惑,教學效果難以保證,起不到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表達能力和反應能力的目的,也無法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的精神,更沒有辦法使學生的組織協調能力與團隊合作能力得到鍛煉。

2完善公共財政學課堂教學方法的對策建議

如何完善公共財政學課堂教學方法,應主要考慮以下幾個部分: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重視課堂中的案例教學、組織課堂討論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創造實踐模擬機會和引導學生去尋找相關問題的學術前沿。

2.1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為了使學生對課程產生興趣,教師可以建立公共郵箱、微博或者微信群等,一方面教師通過與學生的日常交流溝通,增進師生之間的友誼;另一方面教師將日常接觸到的與授課內容相關的教學素材,如時事素材,幽默段子,網絡熱詞,書籍評論等,讓學生在非課堂的時間里潛移默化地慢慢接近公共財政學這門課程,消除陌生感并產生興趣,這樣學生才會有興趣去進一步的了解,慢慢理解消化相對枯燥的理論內容。比如在講三公經費之前,將關于公車改革第一人葉青和全國監督公車私用第一人廣州區伯的事例事先發送到微信群中。湖北省統計局局長葉青從自身做起進行公車改革,并曾連續8年給全國兩會上書要求進行公車改革;廣州區伯在微博上將涉嫌公車私用的車輛曝光,并向相關部門舉報。學生像讀故事般去了解這兩個人的事跡,于是,很自然地就導入了三公經費中的車輛購置及運行費,這樣學生學習起來就會感到很接地氣,產生了興趣后,上課就會比較有吸引力了。

2.2重視課堂中的案例教學

山東財經大學的云教授曾指出,為了更好的發展課堂中的案例教學,應降低期末考試成績所占比重,增加平時成績占比,可以采用案例分析、綜合討論發言等多種方式,實行多次、多方式、多環節考核。這種改革,使案例教學在整個課程的設計上能夠有所保證。在案例教學中,案例的選取既要有典型性充分體現和反映財政學相關理論,又要貼近生活、真實生動,同時案例的設計要注重系統性,選取的案例應深入淺出,層層深入。案例可以充分利用各種多媒體手段,也可以通過學生的情景表演來展現整個案例,多種方式結合來促進學生的形象思維刺激。案例導入時,可選擇在講授財政理論前導入,也可選擇在講授財政理論時導入,還可以在講授完某一章節之后導入。在案例教學中,要重視案例教學的課堂討論。將案例的核心部分找出來,由學生討論該方案的具體實施,如何解決實施中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困難,可由全班同學投票選出最佳的方案。最后在案例教學結束以后,教師要對案例結論進行整理點評,歸納總結出案例中所包含的財政學理論,達到由具體財政現象反觀財政理論的目的。

2.3組織討論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如何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由“要我學”變成“我要學”。中國人民大學安體富教授認為在教學方法上應該摒棄“滿堂灌”的做法,通過布置題目讓學生在課下進行文獻的查閱,之后課上討論,最后由教師來點評,進而循序漸進引導學生,達到豐富學生知識,提升自學能力、提高教學質量的目的。可以在理論學習結束后,對知識進行靈活運用。教師可以選取學生身邊的生動的財政現象,鼓勵指導學生課下主動地自主學習,而不再是各種現成知識的存儲和提取,并選取財政熱點現象以小組形式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展示學習成果。整個過程是學生對具體問題的探索和創新,同時強化了學生對于課堂內容的理解。雖然教學內容偏理論性,但是教師可以輔之以數據經驗分析,用數據來說話,讓數據經驗部分更加生動活潑。同時引導學生進行學術搜索,在目前的大數據背景下,公共財政學課程中的幾乎任一個章節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搜索到非常多的相關信息數據。目前我校的圖書館開通了中國知網、中經網、國研網、維普中文期刊、中國資訊行、萬方知識服務、超星電子圖書、金圖外文圖書等常用數據庫,通過數據庫的資料查詢,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由被動旁觀變為主動參與,鍛煉了學生在實際中利用財政理論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

2.4創造實踐模擬機會

公共財政學課程缺乏綜合性、設計性和研究性的實踐模擬,往往僅限于實驗報告的完成。以財政學中實踐性較強的內容為切入點,以實務性特征明顯的稅收制度內容為例,我校目前的經濟管理實踐中心購買了福斯特稅務軟件,里面涉及稅收實務、稅務籌劃、稅務稽查和電子報稅等幾個模塊。通過軟件的運用,使學生對我國目前的稅制體系有直觀的印象,比如一個公司在一個納稅年度都需要繳納哪些稅,哪些行為需要交稅,哪些財產需要交稅,是交給地稅局還是交給國稅局,繳納的時候稅率多少等等,這樣通過一個公司的實際情況,使學生將陌生的稅制變得身邊化,也加深了稅制的理解,同時對我國的稅制進行進一步的思考。在公共財政學授課的過程中,可以借助此類的軟件以及其他相關的財務軟件等,使學生對抽象的知識感觀化、具體化,能讓學生在實踐模擬實驗當中,自主地去汲取知識,并上升到理論高度。通過創造實踐模擬機會,制造更多的理論與實踐之間聯系的橋梁,這種方式對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要求較高,不光提高了學生學習的興趣,還能讓學生意識到所學習知識的有用性,使學生順利產生符合教學需要的內在動機,對財政知識的理解效果比單純教師講授要好得多。

2.5引導學生去尋找相關問題的學術前沿

目前公共財政學的研究內容不斷深化細化,由關注宏觀制度改革轉向有關理論、制度的更加具體問題的研究,比如,在對公共支出理論的研究,傳統的財政學大都側重研究總支出,對支出決策的政治過程不太關注,而現在的公共財政學不僅細化地去研究每類具體的公共支出及其經濟效應,而且也將支出決策過程作為研究的重點內容。因此在公共財政學的課堂教學,要引導學生去尋找相關問題的學術前沿,指導學生如何撰寫學術論文,引導學生開展和推進科學研究。以一個學期為例,可以給學生布置1-2個3000字的小論文,教師可以對優秀的論文進行獎勵,對論文進行指導,鼓勵其投稿公開發表。同時,借助目前鼓勵大學生創新創業的契機,設計和開發具備先進性、挑戰性和現實應用性的實驗教學內容,尋找公共財政學與大學生創新創業的契合點,激發學生的學習實踐熱情,加強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提高學生的知識創新意識和研究學習能力。

3結語

如何使學生學好公共財政學,合適的教學方法至關重要。當然每一種教學方法都不是孤立的,應該將各種教學方法有機融合,取長補短、相輔相成,更好的為公共財政學課程教學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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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曉潔,王澤,龔志斌.華北高校第九屆財政學教學研究會年會觀點綜述[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15,(1):123-125.

[3]張清慧.培養財政學學習興趣的課堂教學方法探析[J].中國教育技術裝備,2015,(09):96-97.

篇(2)

    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以經濟學為基礎,并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而發展。論文百事通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財政學也正在經歷重大的轉型。在轉型的過程中,新的事物不斷產生,舊的事物繼續存在,新舊事物混雜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轉型狀態。當前財政學教材版本眾多,內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師和學生無所適從。在財政學教學中,對經濟轉型期財政學屬性要有一個全新的認識,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財政具有公共屬性,但以私人財政為基礎

    社會經濟部門可劃分為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兩大部門。私人部門包括個人、家庭和廠商,公共部門主要是指廣義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門行為的是私人經濟,或稱私人財政。研究公共部門行為的是公共經濟,或稱公共財政。我國習慣上將私人財政稱之為財務,而將公共財政稱之為財政。因此,在我國,財政僅指公共財政或政府財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財政。因此財政具有公共屬性,而不具有私人屬性。從辯證法角度看,公共性與私人性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公共”是“私人”的匯總,“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礎之上[1].

    私人財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財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據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將商品分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在私人商品市場上,供求均衡決定商品的最優數量,私人商品的供給曲線來源于所有生產者的邊際成本曲線的橫向加總,而市場需求曲線是所有消費者的單個需求曲線橫向相加得到。與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場需求曲線是由所有消費者的需求曲線縱向加總得到的[2].

    對于私人商品來說,效率要求每個人的邊際替代率相同,且等于邊際轉換率。只要市場是競爭性的,且運行良好,就能保證這一條件成立。對于公共商品來說,邊際替代率之和必須等于邊際轉換率。因為每個人必須消費相同數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個人對所提供的最后一單位的總評價等于社會提供給它的增量成本。當私人商品在競爭市場中交換時,人們對私人商品的評價不會說謊。但是,人們對公共商品可能會隱瞞其真實偏好。這種讓別人付錢,自己坐享其成的動機稱為免費搭車者問題[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場缺乏效率,同時公共商品的供給相對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門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門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財政是私人部門為提供私人商品,滿足私人需求,憑借私人權利,進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經濟活動。與之相對應,公共財政是公共部門為提供公共商品,滿足公共需求,憑借公共權力,進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經濟活動[4].因此,公共財政具有公共屬性,不具有私人屬性,但公共財政以私人財政為基礎,與私人財政對立統一。在財政學教學中,應注意比較公共財政與私人財政的區別與聯系,才能使公共財政生動具體,脫離私人財政談公共財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財政是宏觀屬性與微觀屬性的統一體

    一談到財政,有人認為屬于宏觀經濟學的范疇,這是一種片面的觀點。微觀經濟學集中研究構成經濟的個體單位———廠商、家庭和個人———的行為,研究這些個體單位的行為是微觀經濟學的范疇。政府同樣屬于經濟的個體單位,而非經濟總體,因此專門研究政府的行為也是微觀經濟學的范疇。相反,宏觀經濟學研究經濟作為一個總體的行為,特別是諸如失業率、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平易這類總量指標的變化[5].

    經濟有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之分,財政也有宏觀財政和微觀財政之分[6].宏觀財政研究政府行為對經濟總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對經濟總量進行宏觀調控,財政宏觀調控的目標有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財政宏觀調控的手段是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預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實現經濟穩定的財政政策有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有進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財政政策和進行供給管理的長期財政政策。

    微觀財政研究政府作為一個部門的行為。“經濟人”假設:在經濟活動中,經濟主體所追求的經濟目標是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該假設不僅適合私人部門,同樣也適合公共部門。根據公共選擇理論,政府是帶有不同的具體利益內容同時又抱有個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個人進行經濟活動的一個舞臺。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主要由兩大市場組成:一是經濟市場,二是政治市場。經濟市場上的行為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企業(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能給他們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們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規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場主體包括選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員。

    微觀財政不僅研究政府作為一個部門的自身行為,還研究政府對私人部門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壟斷、信息不對稱及壟斷與不正當競爭等問題。政府管制可以分為直接管制與間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為經濟性管制與社會性管制。間接管制解決的是壟斷與不正當競爭問題,社會性管制解決的是外部性問題,而經濟性管制則是為了解決自然壟斷與信息不對稱問題。

    因此,財政既具有宏觀屬性,又具有微觀屬性,財政是宏觀屬性與微觀屬性的統一體。財政既研究政府行為對經濟總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為一個部門的自身行為,還研究政府對私人部門的直接管制。在財政學教學中,既要看到財政的宏觀屬性,又要看到財政的微觀屬性,宏觀財政具有微觀基礎,離開微觀財政來談宏觀財政是空中樓閣。

    三、現代公共財政等價于公共經濟,但有別于公有經濟

    公共財政的研究范圍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門的經濟行為。因此,公共財政學也稱為公共經濟學,或者稱為公共部門經濟學。現代意義的公共財政等價于公共經濟。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是按商品特征劃分的,而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是按所有形式劃分的。

    公有經濟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后改為國營企業,現在稱國有企業。從規模上看,國有企業可分為大型國有企業和中小國有企業。我國實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種方式放活中小國有企業。從類型上看,國有企業既有競爭性國有企業,也有壟斷性國有企業。在競爭激烈的行業,國有企業虧損累累,我國實行“國退民進”戰略,政府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壟斷性國有企業有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我國壟斷性國有企業主要是行政壟斷,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進入,維持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入WTO后,我國對外資的限制減少,但對民營企業的限制仍然較多,造成“一等國民是國企,二等國民是外企,三等國民是民企,四等國民是民眾”的現狀。相對于競爭而言,壟斷不增加社會財富,只是將財富從消費者向壟斷廠商的轉移,相反,壟斷減少一部分消費者剩余,損害社會福利。因此,應盡快制定反壟斷法,尤其要反對行政壟斷,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取消對民營企業的種種歧視和限制,大力發展民營企業。新晨

    一種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著也由公共部門生產,比如政府提供路燈照明,并不一定設立國有企業生產路燈。政府是否出資設立國有企業生產公共商品,取決于效率。如果市場更有效率,政府設立國有企業生產公共商品則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場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著也由公共部門生產,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并不一定要設立公立學校和醫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補助學生和患者,由學生和患者自行選擇學校和醫院接受教育和醫療服務。

    國有企業同私有企業一樣,以營利為目的,而公共財政或公共經濟不以營利為目的,具有非營利性。國有企業提供的商品一般為私人商品,而公共財政或公共經濟提供公共商品,具有公共性。因此國有企業不屬于公共財政或公共經濟的范疇,相反,國有企業屬于私人財政或私人經濟范疇,屬于微觀財政或微觀經濟范疇。在市場經濟下,政府的活動范圍是公共經濟,而非公有經濟,轉型經濟要求不斷強化公共經濟概念,淡化公有經濟概念。

    因此,現代公共財政與公共經濟等價,而公共經濟和公有經濟是兩種不同的分類。在財政學教學中,應將公共財政拓展到公共經濟,但要區分公共經濟與公有經濟。

    「參考文獻

    [1]張馨。公共財政論綱[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曾福生,羅光強。西方經濟學教程[M].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3][美]哈維?S?羅森。財政學(第六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4]賀飛躍,蔣祖學。公共財政:私人財政的對稱[J].湖南稅務,2003,(6)。

篇(3)

一、引言

隨著我國政府職能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從注重管理轉向注重公共服務和協作,起初的行政管理與服務的對象和范圍、管理與服務的內容和方式也理應加以轉變,以適應市場經濟、知識經濟和民主價值訴求的發展需要。為實現培養高素質應用型專門人才的目標,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構建體現理論和實踐強有力結合的教學體系,把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注重對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編制培養應用型高級專業人才的人才培養方案,科學地構建實踐教學體系,成為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當前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存在的問題

1、政治學類和管理學類的課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這種課程設置實際上反映了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教育主要存在著兩種取向,即政治學取向和管理學取向。行政管理學界的這種取向上的爭議實際上反映了目前中國行政管理學在學科基本范疇上的模糊不清。反映在課程設置上就表現為,政治學類課程和管理學類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分別占有幾乎不相上下的比重(行政管理學類的課程除了公共財政學和行政法學之外都是屬于管理學范疇的課程)。

2、課程之間的設置缺乏聯系和必需的銜接性

這尤其反映在公共財政學和公共政策分析這兩門課的設置上。公共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必須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但是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專業基本上都沒有開設這兩門基礎課。如果沒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學生是不可能學懂公共財政學的。當然,目前國內大多數行政管理學專業所用的財政學教材是建構在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所以,沒有現代經濟學的知識也可以被學生理解。

3、公共政策的課程比重過小,并且缺少相應的基礎課程

如果將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動分為內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專業的課程體系主要偏重于內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課程相對來說比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課程極其少。

4、經濟學類的課程相對較少

由于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界對于行政管理學的基本范疇之爭主要集中在政治學取向和管理學取向之上,因此對于經濟學類課程的重視就顯得不夠。當然,有些院校主要是因為缺乏經濟學類的師資。所以,目前只有極少數院校的行政管理學專業開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三、行政管理學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改革分析

1、重視學生人文素養的培訓

為適應社會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應具有良好的綜合素質。因此,在理論教學體系、實踐教學體系之外,還要重視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人文素養內涵不僅包括有利于提高學生專業技能、技術創新的專業素養,還應包括社會綜合能力的擴充訓練、精神氣質的陶冶和人格品質的塑造。

行政管理專業以培養行政工作的高級管理人才為目標,針對管理者素質的要求,開設人文素養方面的課程,從管理者的觀念、品格、知識、方法、能力等方面強化訓練。如開展務實、敬業、拼搏、創新精神的訓練,倫理道德、毅力、人格修養等方面的培養,加強人際溝通、表達能力、創業策劃、情商訓練和社交禮儀等素質的培養。現代政府存在與活動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立足于為少數人或行政官員自身利益服務的基礎之上。這是對政府及所屬行政工作人員的基本倫理道德要求。行政管理學專業對學生的培養和教育,只有在這種專業意識的指引下,才能培養他們的服務意識、公仆意識和公共責任意識。

2、同等重視理論課程與實踐環節的安排

行政管理專業是一門應用性和實踐性極強的學科,行政管理專業教學計劃除設置大量的理論課程外,還應包括更多的實踐環節。實踐教學環節的設計應使學生能真正勝任公共服務工作。把科研引入教學之中,通過專題研討會、課程論文等形式,要求學生獨立研究公共服務領域里存在的問題,培養其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對公共服務領域活動深層次的現象進行觀察、分析、歸納、整合的能力。通過這些實踐環節的有效實施,提高專業人才應用行政管理專業知識與理論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同等重視定性與定量課程

對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加強高等數學、公共管理統計學等定量課程的教育與學習,有助于為該專業的學生學習定量課程打下堅實基礎,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術分析的能力,從而準確地將在實踐中統計的資料應用于政府公共服務中,創新公共服務方式,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4、改革單一的政治學取向和單一的管理學取向

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和及其管理對象的廣泛性與復雜性,決定了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設計應體現諸多學科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和相互發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政府微觀管理職能的逐漸削弱,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的逐漸強化,社會對行政管理的技術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為了使學生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學科綜合走向上創新。因此,行政管理學在學術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應更多地與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領域緊密聯接起來,達到互相借鑒與滲透,相互促進與發展。尤其是現代信息化、知識經濟社會日益發展,多學科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為行政管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篇(4)

    近些年來,國內某些學者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而以“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稱命名的譯著和著作很多。國內的一些學者,如陳共、平新喬、張馨、高培勇、郭慶旺、楊志勇、華民等都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從國際上看,關于兩者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的論述比較詳細的主要有《公共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由《國際稅收和財政》雜志在 1994年發起的一次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的特刊及由《公共經濟學雜志》在2002年的一次紀念其創刊而由一些頂尖級的經濟學家關于公共經濟學發展的總結分析。此外,由于引進的西方文獻越來越多,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的認識也逐漸深入。

    二、問卷的評介與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學的從事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經濟學家就“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主題進行了全球性網絡調查。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本次調查受到來自這些經濟學家的數十份電子郵件。這些郵件反映了他們對我所做的調查課題的認識。本文就是選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的回信(見附錄①)和一些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和發展趨勢進行了簡要的評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認為,財政學主要是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在稅收方面,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大量的與支出政策相關的問題。他認為,醫療保健和醫療援助以及殘疾人保險和失業保險都是屬于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屬于財政學的領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經濟學30年(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的發展演變、取得的成就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政府經濟角色的一門學問。因為這一角色在不斷地變化著,所以公共經濟學也成為一個持續演變的領域。一些核心問題被持續關注,例如對不同商品的稅率結構應該如何設置;而還有一些問題,例如對發達國家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進行改革才是最優等等,最近才成為研究的中心。經濟學其他一些分支領域的理論與實證進展為公共經濟學提供了新的視野,推動了對其中一些長期存在問題的研究。反之,這一領域出現的問題又推動了新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經濟學迅速發展的一個時期。理論和經驗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們對諸如各個稅種的效率和歸宿這樣的核心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社會保障項目的經濟效應以及最優的制度安排的認識。在公共經濟學相關經濟理論以及支持復雜政策評價的實證分析等兩個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在過去的30年間,公共經濟學的各個不同部分的進展有快有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進展是經濟理論在次優稅制設計問題上的應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業數據庫的出現促成了人們對稅收激勵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經濟人行為問題的探索。繼而公共經濟學的經驗研究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很多應用計量經濟學家也把他們的研究興趣轉向公共財政問題。90年代,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相關領域的迅速擴張尤為顯著。

    公共經濟學中的很多應用研究越來越深入,這促使了這一領域里幾個二級專門學科的興起,諸如老年經濟學以及教育經濟學。這些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不僅關注那些廣布于公共經濟學范圍內的問題,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領域發展起來的真知灼見和方法技巧,例如醫療經濟學、人口學以及勞動經濟學等。

    波特巴認為,過去30年發展變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幾個方面:所得課稅對家庭行為的影響;社會保險項目的激勵效應;資本所得稅的效率和歸宿;赤字和跨期財政政策;財政支出的實證政治經濟學;最優所得稅和稅種的設計以及轉移支付等。未來有前途的發展領域則包括了:環境經濟學和最適次優政策;老齡經濟學;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圍;開放經濟中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適社會保險項目的設計;征稅與家庭和企業的行為;在生命周期視角中的稅收和支出項目以及國防經濟學等。

    羅賓?鮑德威認為,“公共經濟學”這個詞語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采納來取代財政學的,這是因為財政學這個詞語似乎是太狹窄了。特別是,許多學者認為財政學太多地集中在籌集收入(稅收),而公共經濟學則是一個范圍更加廣泛的詞語。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包括了政府在稅收、支出、社會保險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問題。人們認為財政學這個詞語太狹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領域的更廣范圍的研究對象。然而,這兩個詞語現在都被使用著。他猜測這大概是英語的一般常見問題,有很多詞語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重疊的。但是,財政學的研究范圍是太狹窄了。財政學幾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預算的操作(尤其是稅收和支出),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它包括了諸如管制和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財政學權威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全球各個大學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財政學的經典著作。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財政學原理》提出的財政“穩定宏觀經濟、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三職能說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政府干預經濟的代表觀點,是現代財政學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盡管已經94歲高齡,仍然關注財政學的發展變化。他稱,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財政體制所發生的顯著轉變。他那一代人還認為財政的建設性和積極作用是對市場的必要補充,應該盡可能少的干預市場。但是,馬斯格雷夫一直堅持不懈地認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稅制以及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穩定和增長中的經濟作用是在財政學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顯然是有著明顯差異的。財政學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許多問題可能是需要許多工具才能解決的,所以,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可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同時,還有通過共同的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的情況。   馬丁?費爾德斯坦稱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出現了轉型。他認為自己當初入門學習的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學原理》(1959)開啟了財政學的新紀元,但是,計量經濟學研究方面論述的不足反映了當時該領域的研究狀況。同樣,馬斯格雷夫只是討論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則,其經典著作沒有論及政府支出的具體方面,而這也就成為以往30年中公共經濟學研究的課題。在論文中,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交替使用的。

    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財政學理論方面的這些發展其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們在許多重要的財政學問題上,對龐大的專業思想體系進行了分類。盡管它們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觀點的各種錯誤,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見解。第二,他們吸引了一代優秀的大學生轉向公共經濟學領域;其中大部分學生并沒有繼續理論研究,而是完善了財政學理論基礎,這種新理論的嚴謹性對他們的實證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經濟學方面實證研究的發展將過去30年的研究與以往所有研究區別開來。20世紀60年.代后期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了高速計算機、可以依賴的經濟計量軟件和可讀大量數據的機器。這些發展,復雜的經濟計量技術和標準裝備的大學生對公共經濟學實證研究的革命都是關鍵性的。對稅收的計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實證研究深化了我們關于稅收對個人風險影響、稅收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以及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分析稅收問題的意義的理解。

篇(5)

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短缺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學界普遍認為,由于城鄉二元管理體制的存在,政府缺位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有其深刻的經濟因素。因為相對于城市公共產品或公共設施而言,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更容易導致市場失靈,這是農村公共產品的特性決定的。基于此,本文構建了城鄉公共產品有效均衡模型、借助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論和公共部門改革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進行了深度剖析。

一、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有效均衡模型

本文構建城鄉公共產品有效均衡模型來闡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經濟原因。圖1是我國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有效均衡模型。其中:MRA是農村公共產品的邊際收益曲線,MRC是城市公共產品的邊際收益曲線,MRA、MCC分別是城鄉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QA、QC為供給均衡時城鄉公共產品的供給量。由于農村居住分散,單位面積聚集的人口遠遠少于城市,所以農村公共產品的邊際收益要低于城市。圖形上表現為MRC曲線在MRA曲線的上方,并且MRC曲線更為陡峭。這是因為,城市人口一般比較集中,交通、通訊等設施比較發達,所以公共產品的輻射范圍和受益面積比較大。如動物園、公園、圖書館、博物院等文化活動中心即使建在城市中心,城市周圍的居民仍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享受良好的服務。相應地,增加或減少單位數量的公共產品受益或受損的城市居民也越多,因此,邊際收益曲線更為陡峭。

農業生產活動在廣闊的天地里進行,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的交織。面對自然風險,農民需要農田水利、農村電網、農業信息等基礎設施。這類基礎設施一般投資額大、投資回報期長,投資經濟收益低。農村居民大多數居住分散,使得單位農村公共產品承載或受益的人口比較少,加上農村大多數地處偏遠,公共產品的籌建成本更高,尤其是在一些偏遠山區,公共產品的建設就更為不便,單位成本更高。所以,農村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曲線在城市公共產品邊際成本曲線的上方,也更為陡峭。

按照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理論,在一定的預算約束條件下,城鄉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條件是MRA=MCA=MRC=MCC,因此,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量QC遠遠超過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量QA。

二、蒂布特“以足投票”理論的作用

蒂布特(Charles·M·Tiebout)在其《地方支出純理論》(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中給出了地方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均衡模型。蒂布特將一個地方的居民看作自由流動的既是消費者又是投票者的個人(consumer-voters),居民(consumer-voters)根據一個地方公共產品供給的水平和價格(稅收)來選擇是否在此居住,如果一個地方的公共產品供給難以滿足其需求意愿,公民將會選擇離開(即“以足投票”)。

Tiebout模型是建立在嚴格假定基礎上:(1)consumer-voters自由流動,選擇最適合自己偏好的社區居住,一旦定居,將獲得最大滿足;(2)consumer-voters有各個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模式的充分信息;(3)有足夠多的社區供consumer-voters選擇;(4)就業機會限制不在consumer-voters考慮范圍之內;(5)社區之間的公共服務不共享;(6)要素固定,各個社區的特征不能復制;(7)社區追求最佳人口規模,并以此決定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簡單說來,在Tiebout模型中,consumer-voters會對不同社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收水平進行對比,以選擇最適合自己居住的社區,如果個人不滿意社區提供的公共產品,將會選擇離開,即consumer-voters將“以腳投票”。這樣各個社區在不斷的取舍中,達到最優。Tiebout對此作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個人在購買私人產品時,他進入市場,產品價格一定,根據價格他決定購買多少私人產品并達到均衡。在消費者充分流動的前提下,讓消費者進入社區,這個社區的公共服務已定,公共服務的價格(稅收)也已定,他也難以掩蓋自己對公共產品的真實偏好,他是否選擇留下就是其判斷的結果。”

在公共支出一定的條件下,蒂布特模型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投向的選擇提供了理論基礎。雖然滿足蒂布特模型的假設前提有很多困難,比如consumer-voters對社區的充分信息、足夠的流動性以及不考慮工作和其他社會因素選擇居住點都是不現實的。尤其在我國,對大多數居民而言,打算經常搬家或遷居別處的人畢竟是少數。可通常會有足夠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或富有冒險和創新精神的人(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如高校畢業生、有異地投資傾向的企業家等),他們足夠給地方政府造成壓力,要求各地方政府像其他競爭者那樣以合理的成本提供適當的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目前,不同規模和水平的城市為了吸引投資和高素質人才的進入,都非常重視當地公共產品供給的數量和質量,高水平公共產品的供給吸引了大量的投資和高素質的人才進入,導致經濟高速增長,經濟高速增長積累的大量財富使城市有充足的實力投資于公共產品,形成良性循環。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最重要的職責之一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將公共投資投向城市無疑能帶來更大的回報。農村由于農民自身的積累和基層政府經濟實力差,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公共產品建設投資,農村生產生活環境的惡化使農村中優秀的人才和資本外流,惡性循環的結果是農村公共設施相對于城市更加的落后和衰退。

三、公共部門的改革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

由于公共產品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公共產品供給存在市場失靈,因而也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內容。公共財政理論研究結果表明:公共財政支出隨著經濟發展有不斷增長的趨勢。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Adolph Wagner)通過歐洲、日本、美國的公共財政支出記載發現: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的絕對數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這種規律被稱為“瓦格納法則”。美國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夫婦(Richard A·Musgrave and Peggy B·Musgrave)也認為,公共財政支出增加的法則應由公共部門份額的提高來說明。即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會提高。

公共支出的持續增長使世界各國都面臨日益沉重的財政壓力。主要表現在: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續增長,財政赤字嚴重。如1998年我國實施公共財政政策以來,我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和財政收支差額都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見表1)。

篇(6)

仔細研讀,該書對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與創新性探索,折射出作者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和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歸納起來大體有如下四個方面。

一、堅持“一體兩翼”,明確厘清了國有資本財政的概念與研究范疇。

在鄧教授的這本新著中,一個非常旗幟鮮明、非常突出的觀點就是重申和堅持我國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應該構建“雙重結構財政模式”,認為這種模式內涵著一個“一體兩翼” (或者說“一體五重”)的關系.即“一個主體(同家或政府)一兩種身份(政權行使者、國有經濟代表者)一兩種權力(政權、財權)一兩種職能(社會管理、經濟管理)一兩種形式(稅收、國有資產(本)收益)一兩種分配關系(稅收分配關系、利潤分配關系)”。對這樣一個觀點,作者在本書中不僅僅是給出了原因分析,而且還就這一觀點從理論與實踐層面進行拓展,從而使這一觀點的提出具有了充實的理論與現實基礎,因而顯得更加厚重而有力:除此之外,本書還首次對國有資本財政所研究的國有資本進行了嚴格、規范的分析,認為國有資本財政所要研究的國有資本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國有資產,而非會計學意義上的國有資產;它并不是國有企業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欄的簡單加總,而是企業資產與負債的代數和(資產減去負債),也即指國家所擁有的所有者權益(凈資產)。這種所有者權益為國家提供了行使重大決策權、剩余索取權及經營者選擇權的基礎,卻不會影響企業依法人財產權而進行的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作者的這一定義不僅為國有資本財政理論研究提供了基石,也為國有資本財政的提出夯實了基礎。

二、立足國情。層層深入,融合現代西方財政理論與我國傳統財政理論的合理內核。從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國有資本的特殊性著手分析,闡明了進行國有資本研究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從而使國有資本財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我們知道,鄧教授是國有資本財政的主要倡導者與堅定支持者之一,在他近幾年發表的文章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有關國有資本財政建立方面的論文。而在他的這本新著中,則首次對這一觀點進行了集中、系統的論述。首先,作為財政模式或類型的現實選擇,是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等因素的制約和決定的。要判斷一個國家在特定時期的財政到底屬于何種模式或類型,關鍵是要看它是否包含以及包含了多大程度的國有資本。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國有資產面廣、量大,而這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經營性國有資產,因而在市場盈利性的國有經濟基礎上,就必然相應產生“國有資本財政”。其次,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存在著諸多國有資本“越位”與公共財政“缺位”現象,而要改變這一財政“錯位”格局,除了正確劃定公共財政的活動邊界外,更重要的還應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資本財政職能的范圍進行明確界定。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國有資本財政的投資和退出,正確引導社會資本在相關領域中的擴張和壓縮,從而達到調節、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才能將國有資本財政的增量更多地投入到市場失靈領域,從而使公共財政更加健全。

三、理論聯系實際,深入探討國有資本財政預算與運營管理體制。作為財政學理論與實踐的一個環節,預算與管理是這一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鄧教授在這本新著中以兩章的內容專門闡述,從而使得作者的理論體系顯得完善而具有說服力。

首先,作者從理論依據、現實狀況著手分析,說明了編制國有資本預算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我國當前主流財政學理論體系――“國家分配論”中內涵的“一體五重”關系,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財政的“雙重結構模式”;而對于財政管理部門來說,則形成國家財政部門和國家稅務部門與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一體兩翼”格局(其中,財政是“母體”,稅務與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是與母體不可分割的“兩翼”)。并且,這種格局所反映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兩種身份與兩種職能,則是編制國有資本預算的理論基礎與現實要求。不僅如此,編制相對獨立的國有資本預算將有利于從體制上確保政府雙重經濟職能的分離,從而強化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將有利于實現我國國有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其次,作者對具體編制預算的主體、目的、原則、程序等方面進行了詳盡論述,認為編制預算的主體應該是居于固有資本經營體系中的兩個主體――國資委及其授權的出資人代表國有資本經營公司;目的是進一步規范和約束國有資產管理、運營、監督主體之間的管理權限,加強國有經濟范圍的宏觀戰略調控,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最后,作者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基礎上,分析了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方法、措施,認為在堅持法理意義上的國有資產“國家統一所有”的前提下,將中央政府統一所有權分解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級所有,確認各級地方政府國有資產所有權主體地位,從而使其在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同時,享有所有者權益,即“分級所有”是我國國有資產管理的戰略選擇。在這一戰略選擇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了“三分開、四主體”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目標模式。這一模式不僅在縱向上解決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管理國有資本的權責問題,在橫向上解決了部門多頭管理(五龍治水)、產權分割的問題,而且實現了“管人、管事、管資產”三種職能的有機結合,真正實現了政資分開、政企分開,實現了國有資本管理責、權、利的統一。

四、文章緊緊圍繞國有資本財政這一主題,圍繞“發展中國家轉軌經濟”這一實際,通過細致的結構安排和合理的方法應用,深入淺出地詮釋了一個獨樹一幟的鮮明觀點,突顯出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底。

篇(7)

1、公共產品的界定。薩繆爾森在其經典論文《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給出了關于公共產品的經典描述,認為純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兩大特征。國內有學者在此基礎上,將公共產品的特征歸納為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實際運用中,學界并沒有嚴格界定公共產品,常常將政府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統稱為公共產品。筆者認為,薩繆爾森的經典論述很好的界定和描述了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公共產品理論為政府財政支出活動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按照公共產品理論,純公共產品是完全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而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則為私人產品;不同時具備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或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不完全的產品則為混合產品。在現實的經濟世界中,純公共產品是非常少的,更多的則是私人產品和混合產品。混合產品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俱樂部產品,即具有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二是擁擠性產品,即具有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如擁擠的橋梁、道路等。要注意的是,僅有開放性的橋梁和道路才能成為擁擠性產品,封閉式的橋梁和道路屬于俱樂部產品,而且開放式的橋梁和道路在不擁擠的時候則屬于純公共產品。三是外部性產品,即收益具有外溢性特征的產品,這種外溢性的收益事實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

2、財政支出的分類。傳統的財政支出分類辦法主要有:一是按照國家職能將財政支出分為國家行政支出、社會文化教育支出、經濟建設投資支出;二是按照財政支出的有償性分為購買支出和轉移支出;三是按照財政管理體制分為中央財政支出和地方財政支出;四是按照財政支出的經濟性質分為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五是按照財政支出的最終使用結果分為積累性支出、消費性支出和補償性支出;六是按照財政支出的具體用途可以分為三十類左右,具體用途根據財政預算科目的調整類別略有不同。比較特別的是郭慶旺、趙志耘將財政支出分為維持性支出、經濟性支出和社會性支出。這些分類方法從不同角度闡釋了財政支出的內容,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卻沒有能夠有效地將公共產品理論反映到財政支出的分類中來。因此,筆者從公共產品理論出發,按照財政支出的對象,將財政支出分為純公共產品支出、混合產品支出和私人產品支出。純公共產品支出是對純公共產品的支出,主要包括行政支出和國防支出;混合產品支出是對混合產品的支出,主要包括科教文衛支出、農業支出、基礎產業支出、社會保障及財政補貼等支出;私人產品支出是對私人產品領域的支出,主要是用于部分私人產品領域的國有經濟投資。在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中,純公共產品支出所占的份額并不大,而隨著國家經濟體制的轉型,競爭性的私人產品支出已經大大降低,占絕對份額的是混合產品支出。

3、公共產品分類法的理論意義。按這種分類方法確認我國財政支出的對象,并明確我國應以純公共產品和混合產品作為財政支出的主要內容,減少對私人產品性質的行業和部門投資。經濟學理論研究表明,凡具有較強排他性的產品應由市場提供,而非排他性的產品則應由公共提供。因此,私人產品的提供應當由市場競爭來實現,市場提供能夠較好地解決效率問題;對于純公共產品,非排他性決定了收費的不可能,而非競爭性則決定了收費的非效率性,因此應由政府來免費提供;而混合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不完全的特征,依靠市場和政府都可能產生效率性問題,最佳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來提供。在三類混合產品中,俱樂部產品具有排他性,由市場提供將能夠產生最優效率;擁擠性產品的非排他性決定了其應由政府來免費提供;而外部性產品具有收益的外溢性,混合提供將是最為有效的選擇,而混合提供的份額則由混合產品的外部性程度來決定。

二、純公共產品類財政支出

行政管理和國防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決定其屬于純公共產品的范疇,其支出則屬于純公共產品類財政支出。首先,每一個社會公眾都能得到行政管理和國防提供的服務,且不會因為社會成員的增加而改變行政管理和國防服務的數量及其成本,因而具有典型的非競爭性特征。其次,社會公眾只要居住于一國之國境內,則難以排斥其享受國家提供的行政管理和國防服務,因而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行政管理和國防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決定了其所具備的純公共產品屬性,它們無法通過市場交換來提供,因而屬于財政支出優先保證的項目。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國家產生以來,行政管理和國防支出始終同國家的存在和國家政權的鞏固直接聯系在一起,成為政府財政支出的基本內容。

三、混合產品類財政支出

(一)科教文衛類混合產品支出

1、科教文衛事業的混合產品屬性。科教文衛事業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或具有不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屬于具有外部性的混合產品。科教文衛事業所提供的服務,大部分具有一定的競爭性。比如,學生接受學校教育,他們需要占用一定的教學資源;隨著學生數量的增加,所論文需要的教學資源必須相應增加,否則就難以保證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同時,科教文衛事業所提供的服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排他,或排他的難度和成本不高。另一方面,科教文衛事業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其收益不可能為某個消費者所專有。不同科教文衛事業的外部性存在很大差異,而這種差異性是框定科教文衛事業支出的理論依據。

2、科教文衛事業支出范圍的界定。①科學研究事業支出范圍的界定。從產品屬性上看,基礎性科技成果具有較強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具有較強的公共產品特性,因此各國政府大都通過政府資助的方式來完成基礎性科學研究。與基礎性科學研究相反,應用性研究則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因此,政府對應用性研究大多采取市場化的策略,讓市場主體自由競爭,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②教育事業支出范圍的界定。教育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但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收益的外溢性,屬于具有較強外部性的混合產品;同時,不同層次教育收益的外部性程度存在較大的差異。通常,初等教育的外部性非常強,高等教育的外部性要小得多,而職業教育的外部性最小。因此,政府財政支出首先應保障初等教育或基礎教育,花大力氣推行義務教育制度(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制度),保證每一個公民接受基本教育的權利。其次,政府應根據高等教育的特點,保障對基礎性學科建設和基礎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對于應用性學科和應用性研究,則應根據其收益的外溢性程度給予適當的資金支持。第三,對于職業教育,政府應當在政策引導和資金資助的前提下,倡導市場競爭性的辦學模式,鼓勵多渠道、多維度的資金籌集模式。③文衛事業支出范圍的界定。在衛生事業內部,公共防疫和保健事業的外部性最強,屬于比較典型的純公共產品,而醫療事業的內部性則較強,并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因此,政府支出的重點應是公共防疫和保健,并兼顧醫療衛生事業。而不同層次的文化事業對于社會公眾的影響力亦存在較大的差異,財政支出的重點則要根據排他性能力和外溢性程度來進行安排。

(二)農業類財政支出

農產品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屬于典型的私人產品,但農業生產活動不僅影響農業生產者和農產品消費者,而且影響全社會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和國家經濟安全。我國農業人口眾多,"三農"問題非常突出,社會生產力還比較落后,農業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其產業本身,具有非常強的外部性。特別是在我國,農業生產技術低下,靠天吃飯的現象一直沒有得到有效地改善,農業生產的穩定性比較差。2007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帶動了整個社會CPI的大幅度上漲,集中反映了農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農業所具有的外部性要求政府不斷加大投入,增強國民經濟抵御風險的能力。鑒于農產品的私人產品屬性和農業經濟活動的混合產品屬性,農業支出的重點應當是著眼于整個農業生產活動,比如改善農業生產活動的條件,而不應將支出重點放在農產品本身上。近年來,我國在農村大力興建農田水利設施,加速推廣農業機械的使用,改善農村居民生活條件,很好地體現了公共產品理論所要求的農業支出范圍。

(三)基礎產業支出

基礎產業是指能夠為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持續發展提供基礎性保證的特定經濟部門的總稱,通常包括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從屬性上看,基礎產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不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并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征,屬于混合產品領域。在非擁擠的條件下,基礎設施具有非競爭性,它可以同時供多個經濟主體使用而不需要增加供給成本,并且大部分基礎設施的排他性比較弱,排除他人享受基礎設施帶來的利益比較困難。基礎工業所提供的產品具有比較完整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但其外部性特征卻比較明顯。

鑒于基礎產業的混合產品屬性,政府需要對其進行投資;但基礎產業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全部由政府來投資則沒有必要。其中,基礎設施的公共產品屬性比較強,需要政府較多的直接投資,而基礎工業的競爭性和排他性比較強,政府在解決外部收益內部化的前提下應重點考慮推進其市場化。嚴格意義上講,政府財政投資并不需要對所有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而主要是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和回收期長、投資效益較低的基礎設施項目。

由此可見,財政支出的主要范圍應當是純公共產品、擁擠性產品和外部性產品領域,其共同特征是收益的非排他性。盡管政府在私人產品、俱樂部產品領域亦會安排一定的財政支出,但這些都不是財政支出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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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邦馳、汪叔九:《財政學》,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蔣洪:《財政學教程》,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篇(8)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共管理和財政管理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政府公共部門的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的轉變,財政預算由供給型財政向公共型財政的轉變。由于公共財務管理是整個財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管理模式的改變,必然會對公共財務管理產生深刻的影響。公共財務管理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公共財務管理的好壞接關系到公共管理的質量。作為公共財政和財務管理的結合,公共財務管理的本質是要提高公共資金使用的經濟性、效率和效果,在最終目標的追求上與“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基本一致。可見,在當前倡導“新公共管理”的大背景下,公共財面對新的公共財政管理體制,研究公共財務管理工作出現的情況和問題,尋求公共財務管理的新思路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公共財務及財務活動

    公共財務也稱為公共部門財務,應當包括政府財務、政府部門、政府機構或單位財務。財政界傾向于將公共財務稱為公共財政,實際上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傳統的財政學理論把財政稱為國家財政或政府財政,而將公共財務稱為企業財務和事業行政單位財務。財政管理既包括預算管理、稅收管理,也包括企業財務管理、基本建設財務管理、事業行政單位財務管理以及預算外資金管理。

    可見,公共財務是公共財政的基礎,是公共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i公共財政對公共財具有統馭作用,公共部門必須在公共財政的框架下從事財務活動。

    2 公共財物的現狀及其主要問題

    2.1 公共預算問題多公共財務管理混亂《預算法》是規范政府及行政事業單位收支管理最重要的一項法律制度,是收支管理的基本依據。為了更好地貫徹預算法原則,我國各地正逐步推行部門預算、項目預算、零基預算等預算管理改革。然而,預算法的規定并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執行,依法理財、依法進行收支預算管理的氛圍尚未形成,預算實際執行情況并不理想,執行中的隨意性與長官意志太大,預算約束軟化的狀況相當嚴重。有的地方未經法定程序隨意調整預算,支出預算追加頻繁;有的地方隨意開減收增支的口子,以權代法的現象屢屢發生;一些部門和單位不按規定嚴格執行預算和財政制度,擅自擴大收支范圍,提高收支標準。

    2.2 支出不講效益政府成本過高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考核指標有“業績指標”、“保底指標”等,帶有明顯的“GDP化”傾向,至于成本指標目前還未納入干部考核范圍。在這種情況下,公務人員支出缺乏成本意識,節儉意識淡薄,支出管理失控,資金損失浪費嚴重。當前整個社會上奢侈擺闊之風盛行,花錢大手大腳、鋪張浪費揮霍的現象比比皆是,公款吃喝玩樂屢禁不止,各種會議泛濫成災,一些部門和領導競相出國公費旅游、競相進口豪華車享受也絕不是個別現象,這都已成為我國財政資金的一個巨大漏洞。

    2.3 巨額負債多雖然《預算法》明確規定不準編制赤字預算,預算要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結余”,但各級政府、政府部門執行赤字預算,大量甚至過度舉債的現象一直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一些政府公共部門財務受托責任不明晰,財務行為不理性,公共行為短期化嚴重,導致公共部門債臺高筑,公共財務危機重重,嚴重威脅財政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中西部地區,許多地方政府從財政上看實際早已“破產”,不少地方、鄉鎮政府基本上是在背負巨額債務狀態下運行的。

    3 公共財物的對策分析

    針對對公共財物管理馴犬及其主要問題的研究,我們提出以下對策:

    3.1 建章立制,為公共財務管理提供制度保證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沒有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強制約束,財務活動的主觀隨意性就難以避免,要實行有效的公共財務管理,就必須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必要的法規制度,完善監督機制,是做好公共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制度保證。目前應盡快建立健全一體化的公共財務制度,“要有健全的、以績效導向的公共預算制度,形成公共財務制度鏈。”有關法規制度建立后,還應該不折不扣地執行,否則再好的法規制度也只是一紙空文。經過法定程序審批的政府預算,具有法律效力,是規范收支管理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據,各部門、各單位必須嚴格按預算程序辦事。

    3.2 合理配置公共財權合理配置公共財權,首先要深化以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收支兩條線的改革和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預算管理機制,規范財權運行。其次,要理清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級政府履行職能的客觀需要,按照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的原則,對其應有的財權加以明確界定,做到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按照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范圍。再次,規范財權,統一財力,就是要把一切收支管理權限都歸屬于政府財政部門集中統一管理,由預算統籌管理,而不是分散多頭管理。我國改革開放是以財政的“放權讓利”為突破口展開的,要解決腐敗問題,首要的就是規范政府部門、單位的財務行為,逐步取消預算外資金,將規模龐大的預算外收支完全納入到預算內管理,讓腐敗失去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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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指向性強。政策性財政支出項目一般都有明確的政策支撐,并且對扶持對象、政策措施、完成目標、實施效果等內容都有相應的規定。

(二)資金量大、覆蓋面廣,效益影響面大。如北京市“商業流通發展資金”項目,涉及全市18個區縣①,包括特色商業街改造、物流配送、連鎖經營、商場節能改造、農貿市場升級改造等二十幾個領域。

(三)評價層級及涉及主體較多。政策性財政支出項目由財政部門負責資金審批、主管部門負責資金分配和監管、各區縣項目單位進行資金實際執行。按照資金流向,從資金審批部門到項目主管部門,再到實際執行部門,呈現出多層級、多部門、多區縣、多執行單位的特點。

(四)公共屬性顯著,關注程度高。政策性財政支出項目大多屬于民生項目,通常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目標,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行為,其公共財政特征比消耗性支出更為顯著。而且由于與市民切身利益相關,執行過程中群眾較為關注。

二、政策性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現狀分析

(一)目前開展的績效評價工作程序和方法

北京市目前開展的績效評價工作程序和方法見圖1。

圖1 績效評價工作流程

首先,在確定評價項目后,由考評機構組織被評價單位、中介機構召開項目績效評價培訓會,組建考評工作組,對評價項目進行前期摸底調研等準備工作。隨后,考評工作組入戶收集項目相關資料,并對所收集資料進行整理和復核。與此同時,項目單位成立自評小組開展自評工作,在考評工作組指導下完成自評報告。考評工作組根據所收集的資料,參照“項目指標體系范本”,結合項目特點,增設并細化三級、四級指標,編制適合于項目的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確定之后,考評工作組編制專家手冊,并針對項目特點遴選管理、財務和業務方面的專家,召開專家預備會對項目資料和指標體系進行討論,針對專家提出的問題進一步補充資料、修訂指標體系。資料補充齊全及指標體系確定后,召開專家考評會對項目進行總體評價。最后,根據專家考評會結果,考評工作組撰寫績效評價報告。

(二)政策性財政支出項目績效評價過程中存在的難點和問題

1.政策理解不夠充分,評價重點不夠突出。項目工作組在前期階段缺少對政策深入了解的過程,也缺少專家對專業性的政策進行分析的環節,導致對績效評價的內容和重點把握不準確,影響評價的效果。

2.指標體系的適用性不強,評價內容不夠全面。現有的指標體系[包括業務指標(下設規劃和立項情況、目標完成程度、效益實現情況、組織管理情況4個二級指標)和財務指標(下設預算管理情況、財務(資產)管理狀況、會計信息質量3個二級指標)]無法完全適用于政策性項目,如:規劃立項情況指標,由于政策性財政支出項目本身就是由某一項政策支撐立項的,考評重點不在于其規劃和立項情況。

3.評價分析方法較為單一,績效綜合評價分析難度較大。目前考評工作對于績效評價只局限于反映項目實施結果的圖片、數據等資料的收集,并進行簡單的定性分析。但對于政策性財政支出項目,缺少整體效益實現情況的綜合評價分析,未能充分體現績效評價工作的有效性。另外,由于設立的績效目標合理性依據不足,項目單位在項目完成后對效益總結不夠充分,項目效益涉及面廣,對樣本量的選擇不夠科學合理,對績效綜合評價的標準不明確等因素的影響,難以合理準確地評價分析項目的綜合績效。

三、政策性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法研究

(一)確定評價重點

1.深入分析政策,確定評價重點。首先確定政策所要達成的宏觀目標,可提前邀請專家指導分析政策的核心內容,依據政策中明確的績效目標確定考評重點,并針對政策宏觀目標和微觀目標確定的產出和效益的考評重點,與被評價項目的主管部門和實際執行部門溝通取得一致意見。

2.結合項目實施內容及具體流程,確定評價重點。向主管部門、執行單位了解項目實施內容和具體流程,從中找出項目流程的關鍵步驟,結合政策確定的完成目標確定考評重點。

3.依據受益群體的具體受益情況,確定考評重點。深入分析政策和了解項目實施內容后,分析項目受益群體的具體受益情況確定考評重點,具體可以分為直接受益情況和間接受益情況兩個方面來評價分析。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及評價方法研究

1.構建指標體系的關鍵點

(1)建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分類體系。第一,可以將財政支出項目按照一定標準進行分類,在統一規范的平臺上,充分考慮各類項目的差別性,選擇相應的指標和標準。第二,分別建立以過程為導向、以管理為導向和以結果為導向的指標體系,依照被評價項目特點選取執行過程、組織管理或實施結果一個方面進行重點評價。

(2)依據政策和項目實際情況建立指標體系。根據相關政策內容和項目實際執行程序,制定具體的指標體系,除對項目執行情況、效益實現情況進行考評外,還可以包含對政策適用性和實施完成后的運營管理情況進行考評。

(3)邀請專家參與制定指標體系。邀請相關管理、業務和財務方面的專家討論指標制定,從專業角度制定執行、效益等方面指標,著重討論政策中相關條款對實現預計效益的適用性。

(4)適度設定附加指標。為滿足評價工作的要求,還可以根據具體需要,適度增設附加指標。

(5)設置縱向效益評價指標。設置縱向的評價指標,對主管部門、執行部門(各區縣或各單位)、終端受益者等各環節分別進行績效評價。

2.指標體系構建及評價方法

要結合以上關鍵點,根據實踐發展需求和財政支出功能分類,在滿足實際工作需要的基礎上,劃分層次,建立一套科學合理、層次明晰、實用可行的指標體系。具體的評價指標體系按照可計量性,分為定量和定性指標。體系可以是動態的,可擴充的,具體體現在所選用的指標既可從分類指標和備選指標庫中選取,也可以根據評價對象的特性設置指標,從而保證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和真實性。

當評價對象確定后,將從指標體系中選取基本指標、分類指標中的一種(根據評價對象的財政支出類別確定)和定性指標,構成評價對象的一套完整指標。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見圖2。

圖2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

第一,定性指標。

(1)定性指標的內容

定性指標指無法通過數量計算分析評價內容,而采取對評價對象進行客觀描述和分析來反映評價結果的指標。定性指標是用于評價財政支出項目涉及政治影響、社會穩定、改革與發展、資源配置狀況、服務態度和質量等非定量指標因素,是對定量指標的進一步補充。

(2)定性指標的評價方法

對定性指標的評定,可從結合以下分析方法取得判斷基礎或依據:一是專家經驗判斷法,二是問卷測試法,三是橫向比較法,四是“一票否決”法等。定性指標測定通常是上述四種方法的綜合運用,形成若干個從高到低有檔次的評語。

第二,定量指標。

(1)定量指標的內容

定量指標包括基本指標和分類指標。基本指標包括項目建設評價指標、國家(國際)通行指標、公眾關注指標等被廣泛應用在綜合性績效評價以及公共支出項目績效評價的指標。分類指標是在確定具體評價對象后,通過了解、收集相關資料、信息,結合評價對象不同特點和財政支出類別具體設定目標來設置特定的指標。

(2)基本指標

主要評價財政支出效益的共性方面,它是每個評價對象都必須采用的指標。由資金到位率、資金使用率和支出效果率三項指標構成,其公式如下:

(3)分類指標

分類指標是評價財政支出效益的核心指標。按照財政支出分類,可分為經濟建設、農業、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以下僅對政策性財政支出項目涉及較多的幾類進行說明。

1)農業事業類支出指標。包括支持農村建設、支持和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業產業化三類指標,每類指標又分若干子指標。見圖3。

圖3 分類指標一農業事業類

說明:當農業保護水平>0時,說明財政資源向農業傾斜,農業得到了保護;反之表明政府未對農業進行有效保護。

2)教育事業類支出指標。由投入資金分析、財政資金產出效益、財政資金利用效率和發展潛力四類組成,每一類都包括若干指標。涉及的財政支出科目包括教育事業費等。見圖4。

3)社會保障類支出指標。包括國有企業失業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線、財政資金落實情況和社會穩定評估等七類指標。每一類都包括若干指標。涉及的財政支出科目包括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等。見圖5。

圖4 分類指標一教育事業類

圖5 分類指標——社會保障類

第三,備選指標。

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共同構成財政支出對象的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應是動態的,可擴充的。運用時所選用的指標既可從現有的指標體系中選用,同時也可從備選指標庫中選取,或者根據評價對象的特性設置指標,從而保證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和真實性。如教育水平指標:包括勞動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教育經費、科技人員比例等。

(三)評價綜合測算模型與評價結果

對上述指標體系的每個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分別進行賦值,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后,還要通過綜合測算模型,把多個指標對績效評價系統不同方面的評價值綜合在一起,以得到一個整體性的結果。對綜合評價的計算可采用線性加權求和計算模型來處理。

根據綜合評價總分,按照四級分類進行財政支出績效考評,即可以根據評價結果落入的評價標準區,判斷被評價對象所使用財政資金的優劣情況。

(四)績效評價工作思路的改進

1.建立全過程的績效評價體系

完整的績效評價體系應是包括項目事前評估在內的全過程評價。具體來講,可以在項目申請立項時由財政部門聯合業務主管部門事先設定評價指標,設定分配資金在當年預計實現的效果,并每年對該指標做動態調整,也為事后評價進行分年的效益評價時提供依據。

2.運用層次化、立體化效益分析方法

對于主管部門主要評價項目執行的總體效益,對全市范圍內該領域的影響及其政策宏觀目標的效益實現情況,資金在各執行部門的分配是否符合效益最大化;對于執行部門(各區縣或各單位)主要評價主管部門所分配的資金任務量的局部效益實現情況,資金再分配的效益是否公平合理;對于各終端受益者主要評價資金的實際產生效益情況,如收入增加情況、現狀改善情況等。

3.選用適宜的評價標準

經濟效益指標都可以表示為成本效益的比例,收益、成本的具體內容視不同效益指標而異;社會效益指標的標準往往由于支出項目涉及不同的經濟和社會領域而各不相同,要根據評價的具體目標、組織實施機構、評價對象來確定。

4.加強人才隊伍的培養

專業評價人才隊伍的培養,包括組織評價的工作人員、參與評價的中介機構人員的專業素質,是提高績效評價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具體可以通過聘請專家進行相關專業知識的培訓、定期組織研討學習等方式。另外,進一步建立和維護各類型專家人才庫,也是做好績效評價工作的一項長期的基礎工作。

注釋:

①北京市行政區劃從2010年7月起由18區縣合并為16個區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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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收與產權間的本質聯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啟示

在以交易費用概念為發端的新制度經濟學體系中,產權理論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為產權理論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費用客觀存在的情況下,初始產權的不同界定決定著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表明,排他性產權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護是實現市場交易進而增進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為主題的經濟學將視角由單純的資源配置層面深入到產權制度層面。在科斯奠基性論文之后,德姆塞茨、張五常、阿爾欽等進一步發展了產權理論。使得產權學派的研究更趨于精細化,在企業理論、產業組織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但諾思教授則獨辟蹊徑,不僅在長期經濟史考察基礎上突出了產權結構對經濟增長績效的決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產權與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進一步地將經濟學對產權制度的關注引人到對國家及其財政制度關注上。

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著在物上的產權的交易,但產權本質上作為一項排他性權利,需要強制力來予以保證實施。由于國家在強制力上具有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效應,能比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以更低成本實現產權的界定、保護與實施。因此從效率角度看,國家就天然合理地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并使得國家與產權之間具有了內在聯系:一方面,離開國家我們無法理解產權,畢竟如果沒有國家法律的界定與強制力的保護,產權就是一句空話;另一方面,離開產權,我們也無法理解國家,畢竟國家的法律和權力就是旨在社會范圍內界定和實施一套權利規則。因此,諾思認為,由于國家與產權的內在聯系,國家可視為“為獲取收入而以一組被稱之為保護與公正的服務作交換”的組織,簡而言之就是國家界定、保護產權以換取稅收。筆者認為,雖然新制度經濟學從未對稅收本質予以明確概括過,但這一論述鮮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稅收本質觀,即從規范意義上來說,稅收本質上應是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價格。

新制度經濟學這一稅收本質觀既表明了稅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礎,又劃定了其合法性范圍。由于國家憑其暴力潛能的優勢介入產權時能有效降低產權保護和實施的成本,因而國家征稅有其合理性基礎,而稅收則來源于政府——這一人與人交易所產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倫從無國家的自然狀態到市民社會下國家這一思想實驗即證明了這點。反之。如果國家獲取收入時不是基于保護產權而是剝奪侵犯產權,那這樣名義上的稅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選擇學派布坎南所認為的“只要承認,法律——政府的管理結構——具有生產力,那么就得承認國家有權從經濟中取得部分有價值的產出。如果沒有一種制度來保護所有權并使契約付諸實施,那么國家也就無權來分享總收入”。由此來看,稅收關系著私人產權與公共財政、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間的界限,其與產權問的本質聯系體現在:一方面,征稅作為一個資源由私人產權轉變為公共收入的過程,只有稅收明確了產權才能明確。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私人產權保護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稅權力,所以也只有產權明確了,稅收才能明確。

二、現有稅收本質觀之不足:制度視角的重新審視

對于稅收本質,長期以來在財稅學界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上我國傳統財政理論的稅收本質觀;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基礎上公共財政理論的稅收本質觀。但從制度視角來考察,兩種稅收本質觀都尚存不足。

我國傳統財政理論沿襲了國家分配論關于財政本質觀的分析思路,明確表達了其稅收本質觀“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政治權力,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同時認為,稅收與政治權力間具有本質聯系,而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則是稅收本質屬性的具體表現。但筆者認為,從制度視角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傳統財政學將稅收本質定義為“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取得的財政收入”存在較大缺陷,尤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缺陷就更為明顯了。我認為,稅收與政治權力之間并無本質聯系。國家征稅固然要靠政治權力,但靠政治權力而獲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稅收,諸如沒收財產、通貨膨脹等都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地獲取的收入。即使對其屬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無法與政府各行政執法部門的罰款收入相區別,因為后者在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的同時也另具有依據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單方面強調政治權力僅能將稅收與公債、收費等財政收入形式相區別,但卻并不足以真正認識稅收本質。我認為,如果離開私人產權是很難真正認識稅收本質及其契約關系的,因為在私人產權不能確立或受侵犯下稅收的合法性基礎便難以確立。若單純強調政治權力性,則可能導致并非保護而是侵犯產權的國家行為,并由此帶來國家依政治權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規范意義上的稅收。

公共財政理論則承襲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以資源配置為主題的分析視角,建立了以公共產品論為核心的理論體系。近十幾年來,經過我國學者的不斷闡釋和倡導,公共財政理論作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理論,其稅收本質觀的理論邏輯日益清晰。即“稅收是公共產品的價格”。應當承認,從資源配置視角看,把稅收定義為公共產品價格有其合理性,特別在市場經濟下更具有其積極意義。但從制度視角來看,這一對稅收本質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從制度視角看,并不存在公共產品和直接意義上的公共利益。盡管公共財政論列舉了路燈、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所謂“公共產品”,但從公共選擇的制度過程來看,任何一項支出議案都不可能獲得一致同意,在多數票規則下就必然產生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甚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強制,由此帶來相應的受益方和受損方。部分人不僅被迫強制消費某種所謂的公共產品甚至還要為此而納稅。產生私人產品市場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費和付費上的強制性問題。(2)按公共財政論的稅收本質分析,公共產品稅收價格在實質上形成了類似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我認為,政府作為事實上的壟斷組織,其壟斷定價總是在競爭價格和邊際成本之上的,公共產品價格定義未能揭示出國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實,因此實際上并不存在類似于競爭性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3)公共產品理論的發展。按傳統公共財政論對公共產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車的存在使得市場無法提供公共產品而應通過政府征稅來提供。但隨著公共產品理論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過調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產品概念的燈塔在英國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給。而近年來對公共產品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實驗經濟學的大量研究更是顯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區、非營利組織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產品。由此表明,政府稅收與公共產品間并無本質聯系,將稅收本質界定為公共產品的價格也有失偏頗。

三、新型稅收本質觀的歷史實證

上述分析表明,國家稅收與政治權力、公共產品間均不存在本質聯系,而與私人產權間具有本質聯系,稅收在實質上是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價格。制度分析視角得出的這一新型稅收本質觀,其理論結論是能得到歷史實證支持的。

考察西方發展史可以發現,凡在私人產權能得以確立的歷史階段就存在稅收關系,反之則不存在稅收關系,產權與稅收間的內在聯系十分明顯。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看:(1)產權一稅收關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在商品貨幣經濟自發萌芽生成的這一階段,城邦國家財政制度和私人產權制度間內在聯系已開始萌芽生成。特別是古希臘時期的梭倫改革以及古羅馬時期的羅馬法,標志著城邦國家(或共和國)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私人產權制度并予以保護實施。這一時期,就同時產生了對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場稅和財產稅,而奴隸因既沒有自身勞動力產權更沒有財產權,故沒有被征稅的資格。㈣(2)不存在產權一稅收關系的中世紀時期。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莊園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經濟組織和最基礎的制度結構,此時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權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勞動力所有權,由此產生的是農奴與其莊園領主間圍繞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關系。由于產權的不存在性且此時國家并不介入私人產權安排,所以這一期間并不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國家稅收。國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其自身領地收入,其不僅不對農民直接征稅,而且對其諸侯領主也只依封君封臣關系而享受一些貢納。(3)產權一稅收關系擴展的市場經濟初期。中世紀之后的歐洲在貿易發展與莊園制瓦解的基礎上,產權制度與稅收制度間的內在關系越來越明顯。這一時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產權逐漸形成,而這離不開國家的努力,各新興民族國家則致力于擴張市場和提權保護。其目的是向以商業資本為代表的新興財富征稅。在此期間確立了包括商品稅、財產稅在內的現代稅收制度,甚至隨有限責任公司這一新型產權形式的出現而開征了所得稅。(4)產權一稅收關系穩固的市場經濟成熟期。在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國家和產權間的關系是單方面控制關系,即國家既可能出于長期稅收利益而有效地保護和實施產權,也可能出于短期財政租金需要而隨意侵犯產權。尤其當國家面臨即時財政壓力時更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國在歷經道路不同的財政立憲變革之后,在較為有效地保護產權基礎上限制住了國家攫取租金的行為并同時賦予了稅收合法性基礎,從而為市場經濟的真正發展、成熟奠定了基礎性制度結構。

雖然我國歷史文化傳統與西方社會有很大差異,但回顧我國經濟社會史同樣可以發現稅收與產權間的內在聯系:凡在排他性私人產權難以確立的時期,也就難以存在明確清晰的稅收關系,反之則反是。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看:(1)自然經濟時期的古代社會。在我國古代社會,國家及其法制從未承擔起私人產權界定和實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產權也從未出現。㈣如作為中國古代最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對其所有制性質雖存在學術爭議,但一般認為并無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排他性產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環境下國家仍然是終極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國有制。在沒有私人產權及國家不介入產權界定的基礎上,就沒有真正規范意義上的稅收,其表現在現實中就是租稅難分。我在中國財稅史中能找到這么幾句啼笑皆非的話“《廣雅》:賦,稅也”、“《說文》:稅,租也”、“《說文》:租,田賦也”、“《廣雅》:租,稅也”。(2)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確立了全面公有制的產權結構。在排他性要素產權不存在的情況下,也不存在明確的稅收關系。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國家主要靠國有企業利潤上繳而獲取收入,稅制曾高度簡化至名義上只存在工商稅這一稅種,但這一稅種在實質上也并無存在意義。因為此時作為國有產權主體的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潤上繳還是稅收只具管理上的意義,此時稅利之分在本質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沒必要區分的。(3)轉軌與市場經濟時期。自1978年市場化改革開始,在以國家主動放權讓利為起點下,市場化改革過程就是一個排他性產權日益形成的過程,也同時是一個國家越來越需要并越來越多地從私人產權而非國有經濟中獲取收入的過程。稅收與產權間的內在聯系已日益明顯,尤其是2004年的私產人憲,在立憲層面上明確了私人產權與公共財政間的內在聯系。

四、確立新型稅收本質觀的現實意義

我認為,明確從產權界定和保護出發來確立新型稅收本質觀,具有如下積極意義:

(一)有利于明確我國公共財政的立憲實質

經過長期的理論爭鳴,目前我國財政理論界對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間的內在聯系已基本取得共識,實踐中也早已確立構建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改革目標,但在公共財政及其公共性內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經濟學資源配置的視角,主流觀點是從為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失效的角度來定位公共財政。但從制度視角來看,市場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資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權利配置,排他性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是市場交易的前提與基礎。而國家則在其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護產權,也可能出于短期財政需要而隨意侵犯產權,而只有產權通過立憲層面對政府權力施以硬性約束時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產權與稅收間的內在聯系,樹立新型稅收本質觀有利于在制度層面明確我國公共財政的立憲實質。沒有私人領域就沒有公共領域,沒有私人產權保護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稅權力。公共財政以市場經濟為基點,而市場經濟以產權為基石,產權則系于財政立憲,這應是我國公共財政構建的實質內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闡釋我國稅收法治的根本內涵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公共財政是法治財政,這些都已是基本共識。但對于稅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稅收征納關系法治的功能層面上,而樹立新型稅收本質觀則能從立憲層面上闡釋稅收法治的深層內涵,即要從個人權利對國家公共權力的制約上來闡釋稅收法治問題。我認為,從產權一稅收本質聯系出發,征稅的過程就是一個私人產權變為公共收入的過程。納稅人作為一個整體,在征納關系上與國家間形成委托關系,其之所以同意將私人產權讓渡為公共收入,是為了換取國家的保護和公正。按照現念,這種保護包括財產權、生命和自由,從而產生一個建立在個人產權(權利)交易基礎上的公共權力。因此,在征稅權力關系上體現的是立憲層面的社會契約關系,并在此契約下形成征納雙方平等的權利義務法律關系,由此構成了稅收法治的元規則,而各項稅收法治的具體規則則奠基于其上,涵蓋了稅收法定主義和受公眾規范約束的預算全過程,也由此才能對國家權力和國家單方面獲取租金的行為作出約束和限制,從而奠定財稅法治的基點。

(三)有利于樹立以人為本的治稅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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