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機構的性質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行政機構的性質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我縣自2006年機構改革以來，按照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和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有利于精簡機關工作人員，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則進行改革，以達到形成結構合理、關系協調、職責清晰、管理科學、精干高效的黨委部門運行機制；

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廉潔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制的目的。通過改革，進一步轉變了政府職能，改善了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合理設置了機構，理順了部門之間的職責關系，大幅精簡了人員編制，優化了干部隊伍結構，改進了機關作風，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積極推進了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務型，由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的轉變。

二、我縣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機構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以往機構改革取得的成效是肯定的，但同時我們也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在運行中仍存在著與經濟社會發展變化不相適應的地方，主要體現在：

1、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

目前，政府仍包攬太多的管理事務，包括一些不該管、管不好的事，而有些該由政府管的事有時卻管不到位，特別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還比較薄弱。主要原因：一是政事尚未完全分開。事業單位本是政府興辦的為社會提供公益的組織。然而，現有的事業單位除學校、醫院等單位外，其余的大多數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由于行政機構限額問題，有些承擔行政職能的機構列為事業單位進行管理，或將部分行政職能由事業單位承擔，變成主管部門職能的延伸，使行政部門和事業單位在機構編制管理上是分開了，但實際上工作職能卻沒有完全分開。二是政社沒有徹底分開。由于社會中介組織發育不完善，沒有完全投入到市場經濟運行中，許多本來應該用法律手段，或者通過社會中介組織來解決的問題，仍依靠行政手段來管理，把過多的社會責任和事務矛盾集中到政府身上，造成政府職能越位。

2、責權利不對等，事權不明確

政府還存在著權責脫節、職能交叉的現象。一是上下級之間責權利不對等。按照我國現行行政體制，黨委和政府要對管轄的區域負全責，包括發展經濟和社會管理等。但近年來由縣管理權限逐步往上收，一些部門如國土、工商、國稅、地稅、質量技術監督分局等都垂直市級管理，而工作卻按“屬地管理”的原則將責任歸口到縣一級，有責無權。這種責任與權利的不對等，既不利于職能的發揮，又削弱了縣級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二是部門之間職能交叉。如城市管理工作涉及到城管、工商、公安、交通、衛生、環保等部門，各部門的職責交叉、責任不明確，管理責任追究機制難以形成，出現了互相推諉、以收代管、以罰代管、只審批不管理等現象。

3、機構和人員編制設置不夠合理

（1）、機構方面

①機構職能弱化或轉移。由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一些機構的職能發生了變化：有的機構職能弱化了，有的因為被其監督、管理的對象由于某種原因消失了，使得該機構一部分監督、管理職能自然失效。如：由于農業稅退出了歷史舞臺，原來財政局管理的與農業稅有關的機構農稅股、農稅稽查大隊職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

有的機構職能轉移了，如發改委內設的項目計劃管理辦、項目管理稽查辦，實際工作中其職能基本上由發改委管理的正科級事業單位縣項目辦履行了；

有的機構職能完全消亡了或以企業的形式存在，如農業局原下屬事業單位種子公司，其職能完全社會化了。

    ②機構設置過細。總的來說現有機構都是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設置的。依然存在一些機構職能重疊現象，這些機構人員編制數雖然不多，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加大了部門之間的協調難度，同時也讓前來辦事的外行人員搞不清頭緒，不了解這些單位的具體業務范圍。如：植保植檢這項工作，在三個農口部門都有機構，即：農業局所屬的植保植檢站、林業局下屬的植物檢疫站、果業局內設的果樹植保站。

（2）、編制方面

③混崗現象較為普遍。由于黨政機關事務繁雜、科級領導干部改任非領導干部后占編又許多不上班的現實，工作人員出現青黃不接、無人可用、力不從心的后果。為開展工作，有的機關從下屬事業單位或其他單位借用人員，造成混崗現象。借用人員長期解決不了身份和編制，既影響了被借單位正常工作，又導致政事不分，工作積極性和效率也不高。

④領導職數配備不科學。由于受編制的限制，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數本身不多，領導職數卻相對顯得較多。如：廣電局機關核定編制10名，領導職數6名：局長1名、副局長3名、紀檢組長1名、工會主席1名，內設辦公室、宣傳股（總編室）、技術股、社會管理股5個職能股室，哪怕每個股室只配1名工作人員，也會超編，況且還配備了非領導職務的主任科員和副主任科員。

⑤核定編制依據不明確。聘用臨時工現象較多，大多數機關都在編制外聘用了臨時人員，主要為打字員、司機、門衛等勤雜人員。一方面固然是某些機關違反了機構編制紀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編制配備的科學合理性的欠缺。在調查中許多黨政機關單位都抱怨所配備的編制太少，不知道是按什么依據、標準核定單位的編制的。

4、行政審批程序過于繁瑣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經進行了數年,但是, 行政審批程序過于繁瑣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如新辦一個工業企業從辦理工商登記、稅務登記、到辦妥用地、基建報建手續，一般須經工商、稅務、計劃、環保、消防、城管、規劃、國土、建設局等十幾個部門的審批，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審批部門多、時間長，無形中增加企業的投資成本，造成很大的成本資源浪費。行政審批程序過于繁瑣，必然會對行政效能、投資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三、對新一輪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和建議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的要求，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努力構建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

1、加快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

政府職能的轉變就是政府要在全面履行職能的同時，突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兩個重點，加快推進由管制型、經濟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和公共治理型政府轉變。只有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才能把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切實管好。一是要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和管辦分離的原則，對不同功能和特點的事業單位進行分類指導、逐步推進改革。將主要承擔行政職能的，逐步轉為行政機構或將行政職能劃歸行政機構；

主要從事公益服務的，強化公益屬性，整合資源，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政府監管；

已經具備市場化條件的營利性事業單位改為企業，徹底解決政府職能“體外循環”和事業單位行政化趨向問題。二是要抓緊培育和健全中介組織。凡是市場能自我調節、自我解決的事情要堅決放開，由市場依其應有的規則去辦理。要制定積極政策和相應的法規規章，下大力氣加快培育、健全和規范中介組織，使其盡快成為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獨立行使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的主體，以承接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剝離出的需要社會組織承擔的相關職能，成為政府公共服務的輔助器，使政府擺脫處理具體繁雜事務的局面。

2、進一步理順職權關系，完善行政運行機制

要通過新一輪的行政管理供給制改革，進一步理順上下級政府之間、政府部門之間的職能交叉、權責不對等關系。一是要堅持權責利一致原則，理順縣鄉政府的責權關系。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盡可能地將權力予以下放，不宜過多地集中在上級。上級政府應根據社會公共事務的性質，將決定權配置在相應層級的地方政府，能下放的應盡量下放；

管理權應依職能范圍確定，凡下級政府能夠管理的需盡力交給下級，相應的審批權予以下放或取消。只有這樣，各項事務的管理方能井然有序，上下級政府之間方能構成有機的整體，行政責任方能明確，行政效率方能得到提高。二是調整省和市垂直管理機構。除了涉及國家安全以及全局利益、確實需要集中管理的職能設立垂直部門以外，其他部門均應列入縣政府工作部門，這樣有利于加強地方政府的調控力和監管力，更有利于地方黨委、人大及社會監督。三是進一步調整理順政府各部門間的職責關系，規范各部門的工作制度和行政行為。

3、合理設置機構編制，優化干部隊伍

一是合理設置政府機構和人員編制。按照黨的十七大“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的要求，自上而下地整合分散的職能相近的行政機構，減少交叉和重復設置，將外部協調轉為內部協調，從而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同時要按照市場經濟對政府職能的需求變化，及時調整政府職能配置、人員編制及部門設置。有的部門需要進一步加強，比如關系百姓生命安全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衛生防疫、公共應急等機構職能任務越來越重，應該強化這些部門。而有的部門則需要逐步弱化，比如對于經濟管理部門，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應及時歸并或裁減。上下部門的設置要基本相同，便于工作對口銜接。同時，人員編制也應隨著社會事業的發展作必要的調整。應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二是要把機構改革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務員管理結合起來，強化競爭機制，優化隊伍結構，提高整體素質。積極探索事業單位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的新路子。

4、深入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提高行政效能

要以法律法規為依據，在原來取消、剔除部分審批事項的基礎上，再次自上而下，與“三定”緊密結合，同步清理精簡行政審批事項，合理減少審批環節。能精簡的，一定要精簡；

能下放的，要堅決下放；

篇（2）

近年來，環境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之一。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長興縣林城鎮蓄電池廠環境污染事件，東陽畫水鎮化工廠、農藥廠污染事件，以及最近廈門PX項目事件等。您認為，廈門PX等由環境問題引發的各類事件，其背后動因是什么？

從不同的角度看，這些事件帶給我們有不同的思索。從政治學的視角分析，這些事件背后是利益問題在起主導作用，是地方政府與公民利益、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矛盾的問題。廈門PX事件跌宕起伏以及最終解決是政府與市民之間政治溝通的過程。政治溝通作為協調政府與公民、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一種工具、程序與制度，對促進社會和諧發揮著重要作用。

什么是政治溝通？

政治溝通是占有政治資源的政治實體如政府，通過一定的政治傳播媒介等有效渠道輸送、獲得、處理政治信息，以達到政治協調的過程。一個完整的政治溝通過程，包括政治信息的傳播者、政治信息的接受者、政治溝通的渠道、政治溝通的內容4個要素。在類型上，政治溝通可以分為非制度性政治溝通和制度性政治溝通。

在廈門XP事件醞釀、激化與解決過程中，政府與市民就XP項目工程停建搬遷還是緩建問題，通過媒體、網絡、座談會等公民參與程序進行政治溝通。這一溝通過程簡單地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非制度性政治溝通階段，尤其是“散步”事件。第二階段是制度性政治溝通階段，即公民參與程序的出臺和人民建議征集活動等。

什么是非制度政治溝通？這種溝通方式在廈門PX事件中有什么表現？

非制度政治溝通就是突破現存制度規范的行為，也是在社會正常參與渠道之外發生的活動。具體而言，非制度政治溝通是指不符合國家既有的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而采取的影響政府決策的政治行為。這種溝通在廈門PX事件中集中發生在2007年5月和6月，以短信事件、BBS事件以及“散步”事件為代表。尤其是“散步”事件，沒有在政府相關部門備案，以自發性抗議方式向政府施壓，抵制PX項目在廈門建設。

發生“散步”這種政治溝通事件的原因有哪些？

事實上，不僅在廈門PX事件中存在著非制度政治溝通，其他類似的事件中同樣也存在著這種溝通，產生這種政治溝通有以下兩個主要原因。

其一，廈門PX事件以及類似事件的政治溝通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政治溝通機制的匱乏。主要表現為：首先，民意代表作用發揮的無力。廈門PX事件政治溝通過程中，雖然趙玉芬等105位全國政協委員起著重要作用，但總體而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為體制內代表，他們連接公民與政府的橋梁作用很弱。其次，利益協調機構的缺失。廈門PX事件中，基本沒有社會組織，如環保組織的出現。

其二，政府主導性政治溝通是一種信息和地位不對稱的溝通。尤其在事件發生初期，政府對信息傳播途徑以及傳播內容進行封鎖、壓制，采取了諸如屏蔽短信、關閉網站論壇、逮捕“散步者”等方式，直至事態發展難以控制，政府才啟動公民參與機制。

政府為什么會采取這些以堵為主的方式？

我國一直是政府主導型國家，政府理念一直處在管理觀念上，服務和治理理念還未完全在政府行政過程中扎根。當然，這也與我國居民素質不高有關，我國社會文化環境中形成的臣民觀念過渡到公民觀念需要一個過程。另外，還與政府與公民看待問題的兩種不同方式有著密切關聯，即政府主要從發展經濟增加GDP等國家建設與城市發展出發考量問題，而公民主要從個人利益、群體利益出發思考問題。當二者不一致的時候，矛盾就產生了。

這種非制度性政治溝通可能會帶來哪些危害？

非制度政治溝通可能導致的后果主要有3點：一是非制度政治溝通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廈門PX事件中，短信事件、BBS事件以及“散步”事件，都引起了廈門市民的對PX項目的恐慌。二是不利于政府與公民良性互動機制的建立和維系。三是非制度政治溝通直接挑戰正式政治規則，同樣也挑戰政府的權威和公共決策的權威，損害政府形象，進而加劇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加深公民與政府間的鴻溝。

制度性溝通與公共決策

在廈門PX事件中，制度性溝通有什么表現？

所謂制度性政治溝通指的是在政府基本制度框架范圍內，符合國家既有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而進行的溝通。如通過人大、政協、工會等形式與政府進行溝通。

在廈門PX事件中，制度性政治溝通表現為：第一，廈門市政府啟動公民參與程序。在廈門市委、市政府積極倡導下，并通過座談會、短信、專線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信函等渠道，充分傾聽市民意見。近萬條意見與建議，當然其中也有情感的表達和情緒的宣泄。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6月，市政府3次對外公布并致謝意，歡迎社會各界、市民群眾繼續積極關注和通過正常渠道向市政府反映意見。第二，召開座談會。其中一次有106名市民代表參加。在廈門市政府的組織下，在廣大市民的積極配合下，共收到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環境影響評價領導辦公室轉交的公眾建議、意見6100余件。其中電子郵件3720余件；電話記錄2380余條；市民來函47件，其中6件聯署簽名。

這種制度政治溝通有哪些特點？

簡言之，這種政治溝通的特點可以概括為：調節性、功利性、良性互動性。調節性指這種政治溝通是協調政府與公民利益關系的一種方式；功利性指這種政治溝通是一種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存在；良性互動性指這種政治溝通是公民與政府間長時期內建立在共識基礎上達成的參與合作的互動模式。

我們知道公共決策的制定離不開公民的參與，離不開與公民的溝通，但如何才能將制度性政治溝通機制引入到公共決策呢？

要將制度性政治溝通作為政府重大決策的一項“法定”程序，尤其是聽證會制度。近年來，我國聽證會制度不斷走向規范與完善，并在政府決策中得到運用。聽證會制度作為近年來新出現的制度性政治溝通方式，是政府與公民通過政治協商協調多元利益沖突的過程，如鐵路票價聽證會、溫嶺民主懇談會等，廈門PX事件后期召開的106人的座談會，也是聽證會的一種形式，它是對政府監督和約束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政府主動回應公民訴求的一種工作方式。

制度性政治溝通機制的培育

在政治溝通上，廈門PX事件留給我們的啟示有哪些？

廈門PX事件等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應該將政治溝通從非制度性走向制度性、從不平等走向平等、從溝通結果缺乏約束力走向溝通結果對政治決策有約束力。為實現這些目標，針對上述政治溝通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政府除了要樹立民主行政、依法行政、服務行政的理念外，還必須注重與民眾溝通程序的建設和完善。

前面您提及了非制度政治溝通的各種危害，而制度政治溝通對于公民利益的表達又有如此重要的價值，那么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來推進和完善制度性政治溝通機制？

培育制度性政治溝通，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完善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發揮人大、政協等正式制度的作用與功能。人大作為我國國家權力機關，它遵循代議民主制的運行機制，是我國公民行使權力，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一種最基本的制度平臺。為此，有必要加強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集中、反映和落實民意的作用。

第二，健全政治溝通的法律法規。必須加快政府重要決策與公民溝通的立法，將溝通作為一種制度，在政府決策制定過程中作為一個必須的程序由法律規定下來。

篇（3）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財政體制進行了多次分稅制改革，主要圍繞集權與分權、事權與財權等方面，政府收支分類科目也在逐年調整，以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與改革直接相關的就是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一直是財政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熱門話題。而縣級政府是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行政區域，其財政支出結構與省市級相比有其特殊性。通過縣級財政支出結構特征的適用性研究，能夠為財政支出結構提供優化途徑，進而對提高政府治理質量、增強政府競爭力、完善政府績效評價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縣級財政支出結構的特征

鑒于2010年后財政支出改稱財政預算支出，在統計方式上發生了改變，為保持數據統計及分析的一致性和延續性，本文以2010―2014年我國中部地區A縣財政支出結構的數據為藍本進行特征分析。

將A縣的統計數據按財政支出類別的比重進行計算，并以時間序列進行繪制，如圖1所示。

從圖1 可以看出，教育支出比重一直都是最大的，但在穩定一段時期后，近兩年有所下降。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農林水事務的支出比重在逐步抬高，可見民生支出在財政支出結構中有所傾斜。而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比重，在支出額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商業服務業不僅支出在連年下降，支出比重也呈現出連年下降的態勢。城鄉社區事務和資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比重波動比較大。其他項則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且低位的支出比重。

A縣作為普通的縣級市，這種財政支出結構很具有代表性，所具有的特征也是我國縣級政府的一個縮影。通過對2010―2014年A縣財政支出結構中各類支出比重和支出額的分析，可以總結出縣級財政支出結構的典型特征：

（一）財政支出結構偏向性

首先，在縣級財政支出結構中，教育支出的比重始終較大，財政支出結構存在著明顯的教育偏向。這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一再強調提高財政中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不無關系。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要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壓縮一般性支出，新增財力要著力向教育傾斜，優先保障教育支出。

其次，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的支出比重連年上升，可見縣級政府在財政支出配置過程中，向民生相關的支出進行了傾斜。A縣為人口大縣，每年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用于民生工程。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再次，作為農業大縣，農林水事務的支出比重處于穩定狀態。縣域經濟的重點在農業，從中央到地方財政支出中高度重視“三農”工作，不斷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三農”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和強農惠農政策支持體系，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農林水事務連同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的支出比重占據了所有支出的70%，由此可見，縣級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的嚴重性。

最后，其他財政支出的比重總和為30%左右，支出比重相差懸殊。這種現象的出現，與A縣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基礎建設和經濟的發展、政績考核等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些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造成了縣級政府在考慮財政支出結構時必然有所偏向。

（二）財政支出結構固化性

從A縣財政支出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財政支出結構不但存在明顯的偏向性，而且這種偏向狀態在2010-2015年一直在保持著，并沒有改善的趨勢。政府并沒有意愿去打破這種財政支出結構的傾向格局，原因肯定會有某種機制約束和激勵它們保持現狀。鄭尚植[1]認為，為了能使自己在政績考核對比中獲勝，縣級政府官員會觀察和分析其他同級官員的政策行為，特別是鄰近縣的一舉一動，因為上級政府對兩個相似地區能夠很好地評價和對比，從而優先晉升地區政績較好的官員，打破格局可能意味著冒更大的風險，得到更差的政績。

總之，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這種偏向性，在特定發展階段為促進縣級民生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導致縣級財政支出結構固化僵化，肢解了政府支出預算安排，加大了政府統籌安排財力的難度，而且不符合社會事業的發展規律。

二、財政支出結構特征的適用性分析

我國幅員遼闊。東、中、西部同級的縣級各有各的縣情，無論是歷史積淀、經濟發展還是人口素質和基礎設施都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在財政支出結構特征的這種橫向比較方面，已經做過較多的研究。研究表明，縣級財政支出結構特征的適用性較強。本文將從縱向的角度，與A縣所在的地級市（簡稱某市）和省（簡稱某省）政府財政支出結構進行比較。一方面，從省、市到縣的地理環境、歷史淵源、文化差異、人口素質等因素相近；另一方面，省、市級作為縣級的上級政府管理部門，政府財政支出是所有縣級財政支出總和的體現，縣級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直接會影響到省市級的財政狀況。因此，通過縱向比較，不僅可以驗證縣級財政支出結構特征的適用性，更能由適用性來判斷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是否合理。

篇（4）

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中西方國家的行政機關作為治國理政的國家機器，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人們開始關注公共部門的績效。做好行政機關的績效考核，充分發揮績效考核的作用，考核指標的選擇都非常重要。

一、績效考核指標的含義

1.組織績效的定義。組織績效是一個綜合績效的概念，團隊績效和個人績效只有最終轉化為組織績效才能實現其意義，組織績效是指組織在某一時期內組織任務完成的數量、質量、效率及贏利情況。在當今市場競爭中，企業組織中的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在于提高組織績效，因為組織績效提高了對于企業而言就意味著創造出了更多的利潤。組織績效的高低直接表現出一個企業運行的是否成功，組織績效也成為企業各個利益相關方衡量企業品質的重要標準。

2.績效考核指標。指標有廣義和狹義的理解。從理論上進行描述，指標是一種反映事物性質的量化確定手段，國外的有關文獻對于指標的解釋通常都是把它看成一種量化的、統計的確定方法。例如，雷蒙?鮑爾在《指標》一書中提出：指標是一種量的數據，它是一套統計數據系統，用它來描述社會狀況的指數，制定社會規劃和進行社會分析，對現狀和未來作出估價。這些都是狹義的指標定義。實際上，運用指標作為管理手段，在不同的領域，特別是對行政機關的績效進行考核時，并不總是能夠量化的，而且有相當部門的管理內容，在運用指標的管理手段進行反映時是不應簡單的用量化的方法的。即廣義的指標，既可能是一種量化的手段，表現為一種可數值化的東西，也可能是通過一定的定性方法來確定，反映事物的一種價值。

二、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研究文獻綜述

在國內外研究中，對于行政機關的績效考核指標研究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1.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研究達成的共識

從國內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深受西方先進管理理念影響，為了進一步深化行政機關改革，提高行政效率，我國開始嘗試建立行政機關績效考核體系。2004年7月，國家人事部《中國政府績效評估研究》課題小組在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于我國實際情況，深入調查建立了一套我國地方行政機關績效考核的指標體系，特別適合于市縣級行政機關。該指標體系分為三個維度，即一級指標，影響指標、職能指標、潛力指標，n個二級指標，33個三級指標。該指標體系考核維度明確，考核內容全面。影響指標，從經濟、社會、人口與環境三個最重要指標上宏觀把握；職能指標立足于行政機關的職能，以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國有資產管理五個內容來考核行政機關在其職能范圍的績效水平；潛力指標反映行政機關自身信息，如人力資源狀況、廉潔狀況、行政效率，從而衡量行政機關對經濟及社會發展表現出的潛在動力。該指標體系中定量指標與定性指標相結合，經濟性指標與非經濟性指標相結合，考核指標具有客觀性與操作性。

從國外來看，隨著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行政機關開始借鑒企業管理經驗，特別是在行政機關績效考核領域，美國俄勒岡州政府就將標桿管理方法成功運用于州政府績效考核領域。20世紀80年代美國俄勒岡州政府直接領導的俄勒岡進步委員會全面負責州政府績效評估工作。該委員會運用標桿管理思想制定了俄勒岡州政府績效考核指標體系―俄勒岡州陽光計劃，該文件包含92個具體指標體系。他們包括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環境和安全等社會公益和政府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等方面的績效考核，這對引導和激勵社會的全面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

英國地方自治績效委員會以公民精神和強制競爭投標制度為背景，構建了17個領域280多個指標的地方自治績效考核體系，其中包含：“居民應對、住宅供給、對無家可歸者的住宅供給、垃圾收集、垃圾處理、計劃和土地調查、房屋津貼及救濟金、地方稅征收、閑暇和娛樂、地方環境、教育服務的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提供、圖書館服務的提供、警察服務的提供、消防服務的提供、道路、步道、街燈、一般年度支出總額和一般年度收入總額的17個領域280多個指標在內的地方自治績效考核體系。”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的《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中認為，政府效率排名與國際競爭力排名呈正相關，政府效率水平的高低會影響國家競爭力。國際性組織對政府管理能力的考核著眼于整個國家，所選的指標包括公共財政、財政政策、組織機構、企業法規和教育五個領域。公共財政領域選擇了政府預算、國內負債等量化指標；財政政策領域選擇了稅收、個人稅收、社會保障繳款率、資本財產稅等指標；組織機構領域選擇了中央銀行、政府效率、公共安全等指標；企業法規則選擇了開發度、競爭性法規、資本市場法規等指標；教育領域選取了公共教育支出、在校生人數、高等教育受教育人數、文盲率等指標。這些指標從整個國家的角度出發，利用量化指標來考核政府履行社會職能的數量和質量。

2.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從國內和國外看，過去的二十多年不斷發展，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的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從國內的研究來看，中國行政機關的績效考核要進一步發展，需要克服多方面的問題。

（1）績效考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脫節，照搬西方績效考核的模式。目前中國的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模式基本上都是應用西方現行的模式。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帶來了不少沒有解決的問題。如，現今很多行政機關開展了“人民評政府”活動，聲勢很大，收效甚微[2]。概括來說，我國同西方國家在施政環境上有一定的差異：

第一，在政治上，與績效考核相關的政治制度和體制在西方已經非常健全和完善，相比而言，我國行政機關人力資源管理還處在探索階段，行政機關對于績效考核相關的制度和體制建設重視程度不夠。

第二，在經濟上，西方國家的市場機制很健全，市場競爭機制發展的也很完善，并充分的引用到了行政機關的績效考核當中，這極大的提高了行政機關的效率和效能。而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雖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并不健全。因此，我國行政機關在績效考核中缺乏競爭意識，從而影響了績效考核實施的效果。

第三，文化上，我國歷來“人治”的色彩比較濃厚。在“人治”濃厚的環境下，人情關系、主觀臆斷往往取代科學、客觀的績效管理，而使現代績效管理理念難以深入人心。

（2）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機制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主要是由于對行政機關進行績效考核存在技術層面上的困難[3]。

第一，績效指標體系不全面，偏重于經濟指標。績效考核要求其考核指標能夠盡量的量化以便評價。但行政機關由于其具有公共服務職能因而行政目的多樣化，要兼顧經濟、文化、政治各個方面，使得其難以用合適的考核指標對行政機關的各個行政職能進行描述。

第二，績效考核主體單一，社會公眾的參與度低。行政機關績效考核的主體是一直都未能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實踐中，我國行政機關績效考核主體多局限于行政機關內部系統，來自人大機關、媒體、社會中介評價機構、公眾等體制外力量的評價分量不足。并且具有單向性特點，即主要由上級對下級進行評價，忽視下級對上級的評價；由于考核主體單一，缺乏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致使行政機關績效考核結果常常和民眾的感受存在很大差距。

第三，考核程序不規范，考核技術相對落后。當前行政機關績效考核缺乏相關的法律制度，大部分都處于自發狀態，行政機關績效考核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從考核技術上看，我國多采用西方國家的“標桿管理”、“平衡計分卡”等現代績效考核手段，但考核技術體系尚未建立起來。

（3）行政機關績效考核體系還不夠健全[3]。行政機關績效考核分為事前、事中和事后考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管理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考核。績效的事前考核是績效考核的開始階段，事前考核主要是在考核開始前對當前的組織績效情況進行一個正確的分析和認識。通過事前的考核來明確是否需要進行績效考核以及績效考核的目的；績效的跟蹤考核是考核的重要階段，是根據具體的績效指標對組織行政過程進行考核的階段；績效的事后考核是在某一行政事件或行政期限結束后，對組織在這一時期進行的總體考核。

三、淄博市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的構建

1.山東省綜合考核指標體系

山東省綜合考核指標體系（2010），分為8個一級指標，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民生狀況、政治建設、文化建設、黨的建設和群眾滿意度；一級指標又劃分了60個二級指標，分別列出各自的指標名稱，權重，數據來源，以及指標屬性（定性、定量）。成為各級行政機關實行目標管理績效考核設立指標體系的依據，如表一。

2.淄博市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的發展歷程

2010年目標管理考核工作總體要求：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據山東省科學發展綜合考核指標體系和市十次黨代會部署及市委、市政府確定的年度目標任務，按照“理清事實、按績論功、簡明扼要、綱舉目張”的要求，切實改進和完善目標管理和考核監督相結合、定量定性定向相結合、考人考事相結合的目標管理考核機制，客觀反映各區縣科學發展實際和工作目標完成情況，充分發揮考核的激勵約束導向作用，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統籌城鄉發展進程，推進殷實和諧經濟文化強市建設提供有力的保證。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國地方行政機關陸續開展了績效評估的探索。淄博市地方行政機關為深入貫徹落實黨在各個時期的各項精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客觀、準確全面反映整個行政機關的各項工作的完成情況，全面貫徹落實山東省的各項方針政策，依據山東省科學發展綜合考核指標體系制定行政機關的績效考核指標，根據每個時期的實際情況制定考核的指標體系，來考核當前時期內行政機關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完成情況，將山東省績效考核指標與淄博市績效考核指標作對比，隨著績效考核指標體系的逐年實施，逐漸完善淄博市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體系。

3.淄博市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的構建的建議

（1）淄博市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構建的幾點建議

第一，根據《山東省科學發展綜合考核指標體系》，結合淄博市實際，制定淄博市績效考核指標。

第二，建立事前考核分析制度，各個地區行政機關的基礎是不同的，分析淄博市五區三縣行政機關考核所面臨的實際情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可行的績效考核指標。

第三，實施有效的績效跟蹤，對考核過程進行跟蹤，能及時發現考核中出現的偏差，并及時糾正，努力改變考核主體單一的現狀，鼓勵全員參與。

第四，建立有效的反饋機制。對考核后的信息進行整理、分析和反饋，是績效考核的目的所在。

第五，將績效考核的各個部分融入到績效管理中。績效考核與績效管理是密不可分的，績效考核是績效管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環，績效管理也是績效考核得以有效運行的載體。

第六，為績效考核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強化行政機關自身治理模式的轉換。樹立公民取向的績效觀，建設“服務型政府”并把“以人為本”作為基本的價值取向，加快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

第七，進一步完善相關的立法保障。改善公共部門績效管理，需要進一步完善有關績效管理的相關政策和立法，使我國公共部門績效管理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的道路。

（2）淄博市行政機關績效考核指標的簡單構建

根據山東省綜合考核指標體系的指導，各個市分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了本市行政機關的績效考核指標，淄博市也分析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

淄博市行政機關目標績效考核標準化指標體系（2010），分為6個一級指標，包括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和黨的建設；一級指標又分為16個二級指標，60個三級指標。指標的確立、權重、數據來源以及指標屬性都是根據山東省績效考核指標設立，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具體設計，主要是有利于指標考核的可行性、科學性，能夠及時落實到實處。

四、結論

完善地方行政機關績效考核體系是一個長期工程，不可急功近利，而應逐步地進行，為績效考核指標的構建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在績效管理的視角下有步驟的完善行政機關績效考核體系，以提高政府效能，為建設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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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鄺慧麗,張秀榮.績效管理視角下我國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的完善[J].求實,2008(2):175.

[3]謝志賢,錢花花.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發展歷程與實施現狀[J].長春市委黨校學報,2009,06.

篇（5）

    監督管理的性質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監督管理屬于行政管理。該行為是以國家的行政權力來維護證券市場正常秩序,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制裁違法行為。

    2、監督管理屬于行政執法。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代國家行使行政管理權,同時具有行政機關所享有的行政執法權,可以依法管理,對違法行為進行行政處罰。

    3、監督管理屬于法定職權。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的職權不是任意擴大的,其權力應是法律和國務院賦予的,不能超過法律和國務院所規定的職權違法行事。

篇（6）

中圖分類號：F713．5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9-0089-06

從價值觀、心理動機的角度研究行為傾向成因是消費者購買行為模型中描述的重要因果關系之一，但鑒于價值觀和動機概念的邊界模糊性特征和學者研究領域的局限，使得學術界鮮有關于“價值觀（Values）―動機（Modivations）―行為傾向（Buying Behavoir Intent）”（簡稱為VMBBI模型）的因果關系實證研究，而僅僅局限于對上述三個因素的其中一個方面進行研究，或者從定性的角度對其因果關系進行演繹推理。本文試圖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借助一個典型的服務產品市場的購買行為傾向的動機和價值觀成因，驗證VMBBI模型。

目前，我國擁有教育部資格認可的自費留學中介機構398家，留學生人數從1998年的全國范圍共計17 000人增加到了2007年僅在北京市場就有28 000多人。2007年北京市消費者協會“出國留學行業服務”調查報告披露，在有關市場對“留學消費指導的需求”一項的調查顯示，60．9%的被訪者認為，留學服務機構缺乏對市場的“有效的留學消費指導”，被訪者有較強的服務風險擔憂，58．0%的被訪者則認為目前用于留學服務廣告的媒體缺乏必要的“媒體監督機制”，56．1%的被訪者對國內留學服務機構推薦的國外學校的權威性質疑，缺乏“有效的學校審查機制”。上述情況說明，我國的留學服務行業不僅有待行業規范，而且需要改變傳統的簡單運作市場的模式。由于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行為涉及個體消費者重大的人生決策，有明確的目的性，屬理性消費行為范疇，所以該服務市場的健康發展有賴于對消費者行為誘因的把握。

一、價值觀取向特征

（一）價值觀特征

價值觀在抽象的水平上反映個體偏好，它以超抽象的特征反射人們的所想和所為。Kluckhohn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價值觀的界定做出了貢獻，并提出了價值取向的概念，將價值觀理解為影響個體行為選擇的構件[1]。John A．Howard 和 Jagdish N．Sheth 的研究顯示，文化價值觀提供了比社會階層更加綜合的社會框架，它包括行為方式、標志、思想和與其相關的價值標準，它是個體動機、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和阻礙因素[2-3]。20世紀70年代，Rokeach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價值觀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價值觀是一個持久的信念，認為一種具體的行為方式或存在的終極狀態，對個人或社會而言，比與之相反的行為方式或存在的終極狀態更可取[4-5]。按照Hofstede的理論，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構建了人們的信仰和態度，并指導著人們的行為[6]。近年來，關于價值觀的度量理論有了長足進展，如Rokeach 價值觀調查[4]、價值觀清單[7]、Hofstede 的五維價值觀理論、Schwartz and Bilsky [8]的10維價值觀理論和張夢霞和若利貝爾[9]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度量理論等，上述這些量表為研究個體行為的文化價值觀動因提供了有意義的定量研究工具。

（二）價值觀與決策行為

價值觀是影響個體決策行為的重要因素。Daghfous，Petrof & Pons．的研究表明，價值觀對個體的產品購買行為和采用新產品的創新行為有顯著影響[10]。一些實證研究揭示，消費者的象征型購買行為的儒家文化價值觀動因具備統計顯著性[11]；消費者的綠色購買行為的道家文化價值觀動因同樣具備統計顯著性[12]。張的研究發現，購買行為與價值觀間有顯著的關聯關系，但是相關系數值并不像期待的水平那樣高，這就提示我們去考慮是否應該在價值觀和行為之間加入一些媒介變量，以便觀察來自價值觀的通過媒介的對個體行為的傳導作用。其他學者的研究也提示，是否在價值觀和產品決策行為或創新行為之間還存在著一些調節變量。比如，價值期待因素或價值感知因素與決策行為關聯[13]。這表明，價值觀會引導某種潛在行為動機，這種動機因素會在價值觀與行為間搭建一座橋梁[14]。

（三）價值觀與動機

價值觀是行為欲望的概念化，比如尊重傳統、雄心勃勃、奢侈無用等，而動機將引導個體獲得對一組刺激物的滿意結果。動機可以采取十分具體的方式表達個體對特殊刺激物如金錢、財富、權力、好奇、成就等的需求程度[15]。從這個意義上講，價值觀屬抽象概念，動機相對屬具體概念。

高覺敷對弗洛伊德有關個體行為的心理動機的釋義作了如下三點概括：首先，個體的行為是由其自身幾乎不能控制的力量決定的；其次，這些力量彼此間不斷地產生沖突，這就是人們不斷遭受焦慮或困惑的原因；最后，這些決定個體行為的力量和沖突往往是無意識特征的[16]。在弗洛伊德看來，黑暗的、本能的和利己主義的力量是人類行為的主要來源，這里強調的是潛意識的作用，而非注重意識對人的行為的影響。事實上，弗洛伊德的這些觀點被消費者行為研究者所采納，比如無意識動機對于潛在的購買行為或購買行為傾向的影響；消費者在選擇產品或服務時，他很難其實也沒有必要向商家表明其購買行為的真實動機。弗洛伊德的觀點同時也具有如下暗示，即個體可能會依賴產品的象征意義，求得其在自我和超我之間達成妥協或尋求內在心理的平衡，以至于使得那些不能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產品也有可能找到被消費者接受的理由，這就是產品或服務的象征含義與個體心理動機之間的聯系。因此，在對消費者購買行為或其購買行為傾向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基于行為動機理論去探索行為產生的真正原因，是認識個體外在行為特征的必要內容。

McClelland和Rokeach對動機的界定采用了近乎相同的方式，認為價值觀有強烈的動機成分[17-4]。心理學闡釋，社會所固有的價值觀、興趣和理想在被個體內化的條件下會獲得動力，形成實實在在的個體行為動機[18]。 Jolibert & Baumgartner強調指出，價值觀和動機（以及個人目標）是一對非常相似的概念，這也許是因為在兩者之間存在著層次關系[15]。換言之，目標層次的存在，使得價值觀和動機可以解釋為什么異質性變量會被歸類在同質性動機目錄中，即目的驅使的、來自價值觀的動機流。

Schwartz 闡釋道，以“刺激”價值觀為例，刺激是一種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屬低層次價值觀范疇，如個體希望“刺激性的生活”、“多變的生活”以及“果敢”等[19]。 “刺激”價值觀導向的個體，可能選擇與眾不同的事物，或采取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比如從事極限運動，或是選擇國外一所大學學習。然而，當一個人做出赴外國學習的決定時，可能是來自于家庭的壓力；也可能源于個體對一種全新的、令人興奮的生活的期待；或是為了使個人的履歷表更豐富、漂亮。這樣，擁有“刺激”價值觀的人，對留學行為的選擇可能有積極或消極兩種行為傾向。前者的動機因素作用會大于障礙因素作用，后者則可能恰恰相反，表現為畏難特征。但是，這并非意味著在個體的價值觀體系中沒有“刺激”價值觀因素，它可能是介于價值觀和行為變量間的其他變量因素，所以，研究人的行為，特別是像出國留學這樣的復雜購買行為，不能簡單地去考慮價值觀或動機和行為間的關聯關系，還有必要考慮其他的重要影響因素，比如行為障礙因素等。

二、模型與假設命題

根據文獻和理論研究，我們建立如下研究模型：

值觀度量采用Schwartz 的價值觀理論[20-19]，該理論包括10個價值觀維度，如表1所示。這些價值觀將影響人體行為傾向形成的心理動機，進而影響其海外教育服務產品的消費決策行為（行為傾向）。由于客觀地存在著前面提及的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行為的潛在障礙因素，本文認為，障礙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教育服務產品的選擇動機與行為傾向間的關系的調節和影響方面。綜上所述，該模型涵蓋了如下3個大的假設命題：

命題1：個體價值觀影響其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動機。

命題2：個體動機影響其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行為傾向。

命題3：障礙因素調節動機與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行為傾向間的關系強度。

三、實證研究

（一）探索性調研與樣本

2003―2004年間，筆者在北京某大學營銷研究課上組織了4組焦點小組訪談和4次深訪，被調查者累計60余人次，中心議題是認識在校大學生的海外服務產品選擇行為（簡稱為留學行為）動機、價值取向和面臨的困難。探索性調研顯示，一些因素影響學生的留學行為傾向，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是職業因素、文化因素和個人因素，比如：赴海外留學是尋求海外職業生涯拓展的跳板；可以掌握一種語言；了解異國文化；體驗異國生活；在一個嶄新的環境學習、結識國際友人、發現令人興奮的事情或樂趣和自我實現等。在涉及到可能面臨的困難時，來自被調查者的信息顯示，語言、資金、時間、家庭和心理等因素是可能的障礙因素。在此探索性調研的基礎上，本研究設計了預調查問卷，問卷的內容涉及動機、障礙和行為傾向。

第一次試調研于2004年在北京進行，樣本容量為55人，采取便利抽樣方法。此次調研的目的是為獲得最終問卷提供了改進思路。之后實施正式調研，獲得有效樣本257個。最終問卷含152個項目，變量的度量采用Likert 5點標尺。

（二）數據分析與結果

該研究尚屬探索性研究，對價值觀、動機和障礙等度量的數據分析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1．價值觀

為了保留Schwartz 10個維度價值觀理論的原始構架（如表2所示），本研究逐一對每個維度進行了主成分分析。我們保留該架構中的每個維度，以及每個維度下各個項目的因子載荷值和共因子方差。統計結果顯示，這些數據均大于0．5，且單維度信度值基本符合要求。

本研究共獲得4個因子：改變社會地位；尋找新經歷；旅行和尋找樂趣。其中因子“改變社會地位”的解釋變量是為了“更好地生活”、變得“更富有”、“為家人帶來更好的生活”和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因子“尋找新經歷”與個體的“去看世界”、“提升個人價值”、“去看新事物”和“體驗新的生活方式”的愿望密切相關；“旅行”因子主要與“度假”、“旅游”和“體驗西方人生活”有關；而“圓夢”因子主要與“國外經歷”、“圓異國夢”、擁有“令人激動的經歷”和“更大的自由度”有關。在上述4個因子中，除“尋找新經歷”因子中的項目40和項目45的共因子方差值較弱外，其他所有指標值均符合要求。但是，我們仍然保留了這兩個項目，主要出于它們與另外兩個解釋變量含義趨同。從獲得的4個因子中，我們發現，我國青年人去發達國家留學的直接原因依次為肩負著對富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通過留學去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去外面的世界增長見識、親身體驗；度假旅游、使生活更精彩、更自我；圓一個異國的、刺激的、自由的夢想。

3．行為障礙及其分組

為度量中國留學生留學行為障礙，我們在預試驗的基礎上，得到15個留學障礙因素：本國是最好的學習地方；負債擔憂；顧及家人的留戀；家人中無人有在國外讀書的經歷；想家；養家的義務；對新地方敏感；沒有足夠的留學經費；留學太奢侈；朋友中沒人留學；在國內擔負著許多社會責任；留學可能延長學業；宗教活動限制；不能關愛家人和朋友以及遠離父母。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希望到海外深造的中國學生的留學障礙因素為家庭、資金、心理和社會等4大障礙。家庭障礙源于想家、養家的義務、顧及家人的留戀、不能關愛家人和朋友以及遠離父母的擔憂，資金障礙與負債擔憂；經費和留學太奢侈有關；心理障礙與無可靠的國外讀書資訊有關；社會障礙與本國是最好的學習地方、在國內擔負著許多社會責任以及宗教活動有關。

為了驗證障礙因素對動機與行為傾向間關系的調節作用，本研究以4個障礙因子為分類變量，進行整個樣本的聚類分析。聚類分析結果顯示，被調查者被分為差異顯著的兩個組（如表4所示）： 高心理障礙且低資金、低社會障礙組（組1）和低心理障礙且高資金、高社會障礙組（組2）。

4．價值觀對動機的影響關系

典則分析（Canonical Analysis）用來考察動機因子組和價值觀因子組間的關系。典則相關模型顯示，兩組因子間的 R2值為0．425，p值為0．001，且動機的價值觀動因顯著。表5展示了已呈現出統計顯著性關系的“動機/價值觀”典則分析結果。

對表5的分析發現，動機“尋找新經歷”的人與價值觀“成就”的關系呈負相關關系，說明那些出國留學是為了“尋找新經歷”的人并不重視個人成就，從它的解釋變量可以看出，他們尋求新經歷的目的是為了看世界和體驗新的生活方式，屬非事業型群體；權力欲偏強的人群表現為明顯的對尋找新經歷的興趣，顯然，他們的權力欲也擴展到了對新事物、新生活方式的體驗方面。動機“改變社會地位”與價值觀“權力”負相關，說明權利導向的人們并不傾向于通過出國留學的方式去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動機“去旅行”與價值觀因素“成就”呈負相關關系，與“刺激”因素呈正相關關系，說明旅行的動機是為了尋求刺激，而非為了追求成就。最后，“尋求樂趣”的價值觀動因不具備統計顯著性。顯然，中國學生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行為的價值觀導向絕非為了尋求個人樂趣，而是有明確的人生和事業的追求。上述分析表明，個體價值觀影響其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動機。故命題1得到驗證。

5．障礙因素的調節作用

這里是要驗證障礙因素對動機和行為傾向關系的調節作用。統計結果顯示，對組1，沒有發現顯著的動機與行為取向間的相關關系；對組2，動機與行為取向間的相關關系明顯地表現在“改善社會地位”因素上(β=0．228，p=0．010)。盡管統計結果反映出中國學生普遍對海外教育服務產品有強烈的需求傾向，但是，這種需求會受到資金、社會和家庭義務與責任的限制，這與中國人傳統的價值觀特征是相吻合的。上述分析表明，個體動機影響其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的行為傾向，故命題2被驗證；并且行為障礙因素將調節動機與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的行為傾向間的關系，故命題3被驗證。

四、結 語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三個假設命題均獲得驗證，即個體價值觀影響中國青年的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動機，而個體動機影響其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的行為傾向，此外，障礙因素將調節二者間的關系。該研究結果揭示，消費者行為學中的重要關系模型VMBBI通過實證分析得到驗證，但是，該模型并非表現為簡單的線性相關關系，還存在著調節變量比如行為障礙因素的干擾作用。顯然，在類似于像留學服務產品選擇行為這樣的復雜購買行為中，消費者的行為傾向乃至購買行為誘因是復雜的，有必要從動機甚至價值觀的深度加以挖掘。

實證研究顯示，為數可觀的中國學生之所以選擇海外教育服務產品作為個人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有來自個體文化價值觀的深層動因，如追求機會均等、期待著通過留學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也有來自個體明確的對人生和事業的追求動機特征。同時可以看到，來自留學生自身的行為障礙因素如資金不足、社會和家庭義務與責任也限制著他們的海外教育服務產品選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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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國的一些企業率先抓住了國內外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積極投身于海外并購,涌現出了一些令國人吃驚的“蛇吞象”的案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四川的騰中重工欲收購悍馬等,這些案例的出現,使并購再一次引起了廣大公眾的關注。然而盡管企業熱衷于并購,但并購成功率是非常之低的,我國近年來并購成功率還不足三成。并購成功率低與整合不到位有很大的關系。以往國內外學者對并購整合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并購整合過程和整合內容兩個方面,有關并購整合內容的研究主要涉及人力資源、文化、組織結構和財務資源等操作層面。而直接研究企業并購中知識整合問題還比較少,專門探討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問題研究則更為缺乏。知識作為企業最有價值的資產,尤其是以個人經驗、感悟、組織慣例等形式存在的隱性知識資源,是企業并購整合中最需要整合的資源。本文將從并購的具體環境和隱性知識的特性出發,建立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的實現機制。

二、并購企業的隱性知識整合

(一)并購企業中的隱性知識

并購中的知識可以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兩種,顯性知識是可以用書面文字、圖表和數學公式加以表達的知識,它的特點是容易識別、傳播和共享。在組織的知識庫中,這類知識僅占了知識整體冰山的一角,大部分知識是難以用文字編碼、難以表達的,隱含在個人、團隊和組織之中,需要通過具體的行為和行動才能體現,如經驗、訣竅、觀念、團隊默契和組織文化等,這些就是隱性知識。這類知識只能被演示證明它的存在,學習這種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領悟和練習(德魯克,1999)。綜上可知,隱性知識有兩大特性:難以言傳性和對載體的依附性。除此之外,隱性知識還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1、隱性知識具有收益上的難以度量性。隱性知識主體對于自身所掌握的隱性知識的收益很難把握,只能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以及自己對知識的理解進行主觀上的估計。并購企業在挖掘目標企業隱性知識時,也很難度量這些隱性知識給未來新的組織帶來的收益。

2、隱性知識具有路徑依賴性。隱性知識的積累必須以一定的隱性知識存量為基礎,缺乏相關隱性知識的積累,企業將無從習得和吸收其他新的知識。

(二)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的類型

從橫向來看,隱性知識需要在并購雙方各職能部門之間轉移和傳播,包括研發、采購、生產、營銷、售后服務等部門,這是企業內部的知識共享。鑒于隱性知識的內隱性和難以傳播性,為隱性知識分享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就顯得非常重要。如人員的內部流動、面對面的交流和溝通機制、實施內部學習和培訓等。

從縱向來看,隱性知識需要在價值鏈的不同主體之間傳播和擴散,縱向的隱性知識轉移比橫向的要復雜和困難得多。它必須克服主體間知識接受能力和接受意愿的差異,同時還要面對組織的障礙和冗余、錯誤知識的干擾。因此,在隱性知識轉移過程中,相互信任和基于協同的商務環境至關重要。

(三)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的障礙

1、隱性知識本身的特性、隱性知識本身的模糊性、內隱性、復雜性以及無序性是導致并購雙方企業主體之間隱性知識交流障礙的主要因素。

2、并購組織層面的因素。對于并購企業,其組織成員來源的異質性、知識能力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性,都為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工作帶來了諸多的困難和挑戰。并購企業的隱性知識整合不僅要關注知識主體的利益,還要考慮到知識轉移情景方面的因素。并購雙方文化的差異、組織之間慣例和規則的相似性、行業關聯度、并購前雙方績效差異、員工的學習能力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并購后隱性知識整合的效率和效果。如吉利收購沃爾沃過程中,面對兩家企業在文化、管理、技術和品牌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李書福就提出了要保持吉利和沃爾沃的相對獨立性,吉利與沃爾沃未來的關系是兄弟而非父子。

3、并購進程組織方面的因素。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的聯結,企業內部除了我們熟知的企業規章制度、合同、協議等有形契約,能夠在企業所有者和隱性知識主體之間建立起一種明確的利益與責任關系之外,還存在一種更為重要的契約關系――心理契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心里契約可被看作是組織和雇員之間隱含的、未公開說明的相互期望的總和(Levinson,1962),它會在組織和員工之間形成一種無形的關于雙方責任的各種信念和主觀心理約定。這種契約關系雖不像合同契約等有形契約那樣清晰可見,但卻會對組織成員產生巨大的影響。

并購不僅打破了組織原有的制度契約,還打破了員工的心理契約。在很多情形下,并購都會造成生產率下降、信賴度降低、士氣低落、員工身心受損以及掌握關鍵技能的核心員工大量離職等等,另外,組織文化和管理方式的沖突、控制權利的爭奪、組織結構的不協調等,也都會在并購整合過程中出現――這些所謂的“并購綜合癥”的出現,勢必會對隱性知識整合造成巨大的影響。

大量并購案例研究顯示,并購初期并購雙方知識轉移過程是非常緩慢的,且主要是并購企業到目標企業的單向知識轉移。因此,有效的并購進程就顯得極為重要。并購進程組織方面的因素包括并購雙方參與整合的程度、程序的公平性、并購雙方的關系、溝通機制、整合經驗和決策者的態度等。這一切都有賴于并購企業的有效組織和高超的管理。

三、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的內在機理

知識整合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需要挖掘組織內部的各種知識以及知識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動態關系。相對于一般企業內部的知識整合,并購組織內部的知識整合不僅要把生產經營實踐中新生成的知識整合到企業的知識庫中,還要把目標企業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積累下來的先進的技術、管理、生產等知識整合到新組織體內,使之成為新組織寶貴的資產。

由于知識和人才的不可分離性,保留人才和傳承知識是一脈相承的,即人才的流失也就是意味著知識和技能的流失。為了吸引和挽留員工,并購方除了利用工資待遇、職務和頭銜等物質條件之外,還要通過建立獨特的、可被并購雙方成員接受的企業文化以及寬松、融洽的組織氛圍來吸引人、感召人、凝聚人。因此,并購企業的隱性知識整合是包含在人力資源整合、文化整合、組織重構之中的綜合整合過程。而這些整合過程之間又有什么樣的關系?它們在隱性知識整合過程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本文在認真研究并購企業中隱性知識特性、類型、整合障礙的基礎上,構建了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模型(見圖1)。

該模型借鑒生物菌群發酵的思想來說明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的過程。在隱性知識整合模型中,我們把并購雙方的成員看作是生物發酵中的“菌株”,企業文化則看作是催生“菌株”快速發酵的“酶”,其是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的催化劑;把組織環境視作是“菌株”生存的環境,顯然要使菌株快速成長,需要“酶”和外界環境的共同作用。與之相類似,并購企業隱性知識的整合,也需要借助文化整合、組織重構等推動人力資源和技能的整合。只有這三方面共同作用,才能最終實現并購雙方隱性知識整合。該模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厘清人力資源整合、文化整合、組織重構在并購雙方隱性知識整合過程中的作用,為我們在實踐中更好地實現隱性知識整合提供佐證。

四、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的實現途徑

(一)人力資源整合是并購整合的重心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如果認為并購可以‘買到’管理,就是一個基本的謬誤,買家必須為可能失去被收購公司的高層任職人員而做出準備”。隱性知識是一種有價值的稀缺資源,它會伴隨著核心員工的離開而流出企業。

并購企業要充分共享目標企業的隱性知識,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采取積極的措施吸引和挽留被收購公司的員工,使其愿意留在企業中,為企業發展效力,這樣,并購方才能有機會獲得目標企業的知識資源。就連通過并購而迅速崛起的思科公司在總結并購經驗時,也談到“我們真正購買的是人”,離開了人員,那些技術對于我們來說沒有任何價值。

(二)文化整合是實現隱性知識整合的基礎

隱性知識難以言傳,但這并不是說隱性知識絕對無法言說,日本著名的知識管理專家野中郁次郎教授(Nonaka,1991)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他對隱性知識顯性化的研究成果,他認為隱性知識是能夠顯性化的,并指出:“將隱性知識顯性化”,僅僅“意味著尋找一種方式來表達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這說明隱性知識是可以表達的,但是隱性知識的表達是要有一定的條件的,它需要員工對其所在的團隊或企業產生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和集體榮譽感,并在組織成員之間形成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組織氛圍。而這種員工對組織的依附關系恰恰需要企業通過長時間的文化建設來建立,需要并購組織通過文化整合來重筑員工和組織的心理契約。因此,并購雙方文化的整合是其進行隱性知識整合的基礎。

(三)組織重構是實現并購雙方隱性知識整合的重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組織結構是組織內部的一種聯系機制。任何一個典型公司組織都是由許多員工群體以及人與人之間和部門與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所組成的,企業并購后,通過組織設計重建這種聯系機制是非常必要的。隱性知識轉移的困難不在于知識的難以表達性,而在于其轉移的組織依賴性,隱性知識只有在適應的知識情景下才會轉化為能力。因此,并購后的組織重構是并購企業進行隱性知識整合的重要條件。

五、結束語

并購企業的隱性知識整合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涉及到并購企業的人力資源整合、文化整合和組織重構等諸多方面的內容。本文借鑒生物菌群發酵模型,構建了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模型,較好地闡明了并購企業隱性知識整合的內在機理,并將人力資源整合、文化整合、組織重構與隱性知識整合有機統一。

參考文獻:

1、王.企業并購整合――基于企業能力論的一個綜合性分析框架[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2、魏江.基于核心能力的企業購并后整合管理[J].科學管理研究,2002(2).

3、Nonaka,I.Takeuc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篇（8）

二、我國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現狀

通過對于我國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工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當前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效果并不理想，財務管理中存在著非常多的漏洞。尤其是在財務管理的內部控制方面，因為管理上和制度上的疏忽，非常容易造成不法分子的趁虛而入。就整體上來看可以發現，雖然我國行政事業單位在財務管理方面有著非常大的進步，并且對于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也在不斷進行創新，但是我國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依然非常多。

（一）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內部控制意識薄弱

在行政事業單位中，其并沒有在意識上將財務管理作為重點內容。并且其也沒有按照自身實際發展的特點從內部控制角度來對于財務進行管理，內部控制的意識非常薄弱。并且我國行政事業單位中沒有相關的內部保障政策，所以其在內部控制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二）行政事業單位沒有建立完善的財務管理相關制度和政策

在財務管理的工作中，制度建設是作為基礎與前提而存在的。只有當我國行政事業單位有了科學的理論與政策的知道，財務管理工作才能夠更為順利地進行。但是就我國事業單位目前的情況來看，單位內部的責權并不是很明確，財務管理的程序設立不夠完整，財務人員對于工作的了解不夠充分，對于相關的條例和制度也沒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工作困難重重，非常混亂。

（三）財務管理工作不到位

通過對于我國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方面進行觀察可以發現，由于其對于財務管理工作并沒有有效的重視，并且財務方面相關的規章制度建設也并不是很完善，所以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非常松散，其財務部門僅僅對于單位的資產進行支付與核算，并不能對于資金的流動、去向、決策等提供合理的依據。并且在我國事業單位的財務工作中沒有相應的專業指導，財務預算往往都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持。通過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事業單位的財政部門并沒有規范的建設，相關人員并沒有相應的工作能力和相關理論的指導，預算中往往會出現與其實際的發展不符等的諸多問題，預算有著非常強的隨意性，使得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部門喪失了原有的約束力和權威性。

三、如何從內部控制角度加強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

內部控制主要是從企事業單位的內部進行控制，根據企事業單位的實際發展情況，由內而外進行管理，找到財務管理中出現問題的根源，然后通過對于企事業單位外部環境的分析來找到其財務管理過程中的真正發展方向，從而使得其財務管理能夠在整體上得到提升。從內部控制的角度來對于我國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問題進行解決是最為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增強內部控制意識，從思想上強化財務管理觀念

在當前，之所以我國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問題解決不徹底，與我國事業單位的全體員工和領導的意識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因為在財務管理的工作中缺乏相應的意識，所以其并不能有著相應的管理意識和自我約束意識來對自身的行為負責。最終造成的后果是財務管理的發展有著非常大的阻礙，事業單位內部對于財務管理參與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員工和領導責任感低。所以在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過程中，必須要從內部控制的意識方面進行著手。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提出兩個方面的建議：其一是對于員工責任感的加強，對于員工和各個單位部門的職責進行確定，并且在企業內部進行大力的宣傳和學習，使得整體員工的內部控制意識和員工責任感得到提升；其二是通過法律的方式來對于員工形成一定的約束力，利用法律的強制性手段來對于事業單位內部進行硬性控制，從而使得財務管理的內部控制意識在整體上得到提高。

（二）完善相關制度和規定

通過對于目前我國事業單位的發展現狀可以看出，在其財務管理中并沒有完善的規則和制度。并且現有的制度中有著許多問題需要修訂和改進。所以，對于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質量的提高必須要對于其內部控制的制度進行完善，并且加強制度的科學性與有效性。通過對于相關制度的建立，能夠使得單位內部員工有著更強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同時在制度中加入獎懲制度能夠使得事業單位有著更良好的競爭環境，以便使得員工的責任感進一步加強。在對于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問題上，必須要對于單位中各個部門的職責進行明確，特別是對于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部門，必須要對于其職責范圍和具體的工作進行有效的規劃，以便防止因為責權不明而到來的財務管理混亂問題發生。同時要對于事業單位的審批制度和預算制度進行完善，在經濟業務的問題上，必須要進行有效的管理，對于財務管理相關的工作進行明確的規定，特別是出納、會計二者不能夠由一人擔當，而且應該對于二者的關系進行明確，防止的情況發生。由此可見，對于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工作的加強是非常重要的，財務管理工作必須要從內部控制的角度來進行有效的監督與控制，將責權問題剖析分明，保證財務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針對當前我國行政事業單位中沒有先進的財務管理觀念的問題，必須要對于財務管理的機制進行有效的建設，提高財務管理機制的約束力，使得相關的權利人員可以互相制約，共同發展。財務管理體系的完善能夠使得單位內部的各種業務有著更均衡的發展，使得監督人員能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使得財務管理工作中的漏洞有效被消除，從整體上對于事業單位的財務進行管理和控制，使得不法分子鉆空子的行為發生的機會可以最小化。

（三）提高專業技術人員的素質

在當前，我國行政事業單位中財務管理方面的落后與事業單位的財務人員素質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通過對于財務管理的專業性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進行財務管理工作的過程中，相關人員必須有相關的會計證，并且如果會計人員等級比較高，就必須要有相關的等級證明，而且必須要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同時財務管理人員必須要有相應的應變能力，在崗位工作進行的過程中要不斷對于新的會計知識和技術方法進行學習，以便全面提高個人的素質。所以必須要對于事業單位的會計人員素質有著更高的要求，才能夠促進我國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的進步。（四）完善行政事業單位的考評機制，加強監督行政事業單位中，要想提高其財務管理的能力，還必須要從內部控制的角度對于財務管理相關的考評機制進行完善，以便能夠對于財務管理工作進行更為有效的監督。同時，對于考評機制的建設能夠使得事業單位的領導和工作人員的責任感加強，競爭意識提高，能夠對于在財務管理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更為有效地解決。同時考評機制能夠使得的問題得到有效的避免，使得監督與約束的效用最大化。

（五）增強預算管理控制力

行政事業單位要從內部控制的角度對其財務管理工作進行提升，就必須要建立相應的預算管理機制。要想對于預算管理的手段進行有效的控制，就必須要使得預算編制的相關規則進行有效的改進。首先要在單位進行各種工作的過程中，通過量化的方式來對于實際的工作需求進行記錄，其次要對于各種活動的成本進行有效的核算，以便使得預算編制能夠按照需求來進行。這樣既能夠對于各種活動的費用進行有效的滿足，同時能夠使得鋪張浪費的現象得到避免。同時應該對于事業單位的領導關注度進行提升，在行政事業單位中，領導必須要按照該單位發展的趨勢以及實際的資金情況對于以往的發展進行總結，從而提出新的一年的發展整體規劃，以便使得預算管理人員的工作能夠有著更為明確的目標。在行政事業單位的預算編制科學合理之后，必須要對于預算管理的相關工作進行有效的實施和實時的監控，其各種工作都應該按照預算來進行，如果超出預算，就必須要對于超出的部分進行審批，以便使得預算有著其實際的效力。同時行政事業單位的預算管理水平的提升能夠使得該單位對于有效的事前計劃，并且能夠為該單位提出長遠的發展目標和發展規劃，使得事業單位有著更高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為了能夠使得事業單位中的各種工作開展有序，必須要對于資產管理方面進行嚴格的內部控制，才能夠使得資產流失現象減少，使得資產的使用有著更高的效率。在我國事業單位中，必須要建立相應的盤點制度，從資產的采購到驗收等的各個環節都應該進行有效的管理，才能夠最終保證資金的安全。同時應該通過相應的監督管理制度來對于資產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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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規制 資源水價 激勵模型

我國早在2002年就了《關于進一步推進城市供水價格改革工作的通知》,關于水價形成機制的探討和改革正逐漸推行,以其形成更合理的水價體系。我國現行水資源費還表現出缺乏針對不同用水戶的差異性。因此有學者提出,在水資源費收取上應該考慮實行“階梯式水資源費”的收取方法,以體現用水戶的差異和維護國家的利益。

基于此,本文力圖從政府規制和激勵理論的思想出發,將政府收取的水資源費看成一個控制變量,研究政府如何通過調整水資源費來達到激勵供水企業提高效率和努力水平的目的。本文基本研究思路是在考慮公共資金的影子成本的基礎上,從企業的效率參數、努力水平等出發研究,當規制者(即政府)從最大化社會福利角度出發時,水資源價格該如何確定的問題。

相關假設

為了簡化問題,首先本了一個假定。假設自來水水價只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政府抽取的水資源費;另一部分為企業(包括制水、治污等一體化)收取的費用。并假設政府對水資源費的抽取是按總的水費收入的一個比例來抽取的。這里,我們將此比例系數設為b。

同時,根據拉豐(Laffont)等的研究,假設企業(包括制水、治污等)的成本函數為C=β-e。其中,β為效率參數,e為經理(企業)的努力(e≥0)。如果企業發揮了e的努力水平,它就將該項目的(貨幣)成本降低了e,并造成了負效用。負效用是努力程度的增函數,且滿足對e>0,有,,。這一效用函數可以用圖1所示的圖形較直觀的反映出來。

首先,本文假定政府可以事后對企業的成本C進行審計,但不具體考察β或 e。 為了讓企業接受這一任務,政府除了要補償企業的成本之外,還要向企業補償數量為t的凈轉移支付。假設t是由企業收取的總的水費T中除去上繳政府的水資源費后余下的部分。令U表示企業的效用水平,則:

(1)

對企業而言,要接受這一項目,必須保證其效用不少于其外部機會的效用水平。這里將外部機會效用標準化為0,那么企業的個體理性約束將是:

(2)

若考慮λ>0為公共資金的影子成本,則消費者的凈剩余是:

(3)

相應地,得到社會福利函數為:

(4)

模型分析

(一)完全信息假設下的分析

在完全信息條件下,政府知道β并觀察到e,則政府將對下面的目標函數求解最大化問題:

(5)

滿足約束條件為:U≥0

求解這個線性規劃問題,得到如下解:

=1或者記ee* (6)

U=0或者t=(1-b)T= (e*)(7)

由上式可知,如果能設計出努力的效用函數,則可求解出水資源費的比例系數的具體形式。它可能只與效率參數有關,即政府只需知道企業的效率參數,而無需知道企業的努力水平,就可確定水資源的價格。此外,在完全信息下,政府可以通過向企業提供一個固定價格合約來達到抽取企業租金的目的。此固定價格合約為:

t(C)=a-(C-C*)(8)

其中,a=(1-b)T= (e*),C*=β-e*。這樣,企業將成為它自身成本剩余的索取者,因此它會選擇e來最大化a-(β-e-C*)- (e),由此可以得到e=e*,其效用U=0。

此外,值得說明的是,b作為水資源價格的系數,其值是可以調整的,以便政府抽取企業的租金。在實際情況下,政府可能無法獲知企業的真實β值,一個可以操作的方法是利用標桿企業來確定β的大體數值范圍,或者通過調查獲知行業的平均效率水平。

(二)信息不對稱假設下的分析

實際情況通常是政府不能充分獲知企業的技術參數(效率參數),那么政府將無法選擇一個合適的固定轉移支付(與此相對應的固定水資源費比例系數)來完全抽取企業的租金。

在信息不對稱下,本出如下合理的假定,當企業與政府簽訂合約時,企業知道自己的參數β,而政府只有關于此參數的一個貝葉斯先驗估計:在區間內的累積分布為F(β),密度函數為f(β)。且假定風險的分布率f/F是弱遞減的,這個假設不僅符合大多數常用分布-均勻分布、正態分布、對數分布、x分布、指數分布、拉普拉斯分布,而且也能保證本文后面分析中的二階條件得到滿足。

因此,對于一個給定的激勵方案t(C),最后的分配{e(β),c(β)=β-e(β),U(β)=t[c(β)]-[β-c(β)]}是依β而定的。

由于供水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政府想法設法都實現其社會價值。現在,假設政府目標是要使社會福利的期望值E[W(β)]最大化,同時政府面臨兩種類型的約束條件:參與約束

U(β)≥0(9)

對所有的β和激勵相容約束。它使得面對一個激勵方案t(C),企業選擇e,或者等價于C=β-e,從而求解:

(10)

對上式,由包絡定理可以推出:

(11)

(11)式表明,企業租金隨著效率的提高而增加,這意味著參與約束條件只需滿足對較差類型的,滿足其參與約束:

(12)

由此可以得到政府在信息不對稱下的目標函數:

(13)

在滿足上述參與約束(12)和激勵相容約束(11)的條件下求解最大值,由努力的一階條件得到:

(14)

顯然上式得到的≤1,同時由前面對風險分布率弱遞減性的假設,可以得出e(β)是一個滿足的遞減函數(即)。令表示上式的解(由于太過復雜,本文沒有具體求解出其表達式,但這并不影響本文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最優努力水平低于完全信息下(6)式所得到的最優努力水平e*,并且在信息不對稱下企業可以獲得的租金:

(15)

因此,企業相應得到的轉移支付為:

(16)

這樣,得到了信息不對稱下政府制定的水資源費比例:

(17)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完全信息下,由于政府可以獲知企業的效率參數,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合適的合約來完全抽取企業的租金,此時制定的水資源費比例只與企業最優的努力水平e*有關;而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企業可以獲取部分租金,并降低其努力水平,此時的水資源費比例與企業努力的負效用和獲取的租金之和有關。

(三)信息不對稱下的進一步分析

雖然上面得到了信息不對稱下的水資源費的比例系數,然而本文更希望知道的是政府能否通過制定合適的水資源費比例來誘使企業說真話。下面來說明政府如何達到這一目的。

首先,可以驗證(16)式所表示的轉移支付函數是一個凹函數。由前面關于企業成本的假定有:c(β)=β-e(β),由C(•)的非遞減性,努力水平e在β上遞減性,可以得到:

(18)

(19)

由此說明了此轉移支付是遞減的、凹的。如圖2所示,由凹函數的關鍵性質可知,此轉移支付可看成是其切線的包絡。這意味著政府可以坦然地提供一系列的線性合約菜單供企業選擇。

(20)

其中,,。顯然,當企業效率較高(β較小)時,它愿意承擔較高比例的超出最優決策下成本的差額。特別的,最高效率類型企業將選擇,因為高效率類型企業知道自己成本較低,故其潛在可得到的轉移支付較高。其次,發現這樣一個線性清單還可以達到讓企業說真話的目的。假設企業的真實效率參數是β,而企業聲稱的效率參數為。那么根據(20)式,政府可以提供給企業如下的線性合約:

(21)

在這樣的合約下,企業最優規劃是:

(22)

加上(16)式,由最優化一階條件可以得到:

(23)

(24)

這意味著企業將選擇努力水平,(這里可由(14)式確定。所以通過向企業提供(21)式的合約,政府可以很容易的誘使企業說真話。在這樣的機制下,回到本文討論的關于水資源費比例的確定問題,可以得到相應的水資源費比例系數,應滿足:

(25)

因此,可以得到:

(26)

從(26)式可以看出,政府可以參照企業聲稱的效率參數制定一個合適的水資源費比例,通過調節此比例系數來達到誘使企業說真話的目的。比較(25)式與(17)式所得到的水資源費比例系數,可以看出(25)式的可實施性增強了。政府可以直接根據企業宣稱的效率參數和審計到的實際成本與總的水費收入來確定應該提取多少水資源費。同樣的,這個水資源費的比例是可以根據企業聲稱的效率參數來變動,這樣可以達到讓企業講真話的目的。

結論

綜上,本文認為在資源水價的確定上,政府可以將水資源費作為水價中的控制變量,通過對它調節來達到在完全信息下抽取企業租金、信息不對稱下誘使企業講真話的目的。同時,這種按比例抽取水資源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不同用水戶支付水資源費的差異性,更能維護國家的利益,并起到激勵企業提高效率的作用。當然,本文中的分析做了簡化,僅限于一家供水(單供貨來源)情況,可視之為現實中的單個供水企業負責區域性供水的情況。若要對整個城市的供水進行分析,則應該考慮具有不同效率參數的企業在面對相同的水價結構下如何進行甄別和激勵的問題。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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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1)04-0102-08

一、引言

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的不懈努力下，會計準則全球趨同的目標正逐步實現，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實施。準則趨同之后，人們普遍關心和擔憂的問題是準則的執行，即在各國不同的經濟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準則能否得到一致和嚴格的執行。特別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會計準則所遭受的信任危機，除了對準則的制定與修訂產生深遠影響外，也對實務操作中的準則執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缺乏正確的執行，即使最好的會計準則也會變得不合理，精心制定和修訂的準則將因得不到落實而淪為紙上談兵，會計準則執行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凸顯。

然而，目前對會計準則執行的研究尚不完善，對于會計準則執行的影響因素及相應結果缺乏系統的理論闡釋。以往對會計行為解釋所運用的理論往往局限于狹窄的學科領域，很少進行跨學科、多角度的綜合研究，致使讀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鑒于此，本文對于會計準則執行試圖作出更為全面的理論解釋，整合運用了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及其交叉學科的相關理論，并最終形成了一個會計準則執行的理論解釋框架。之所以選擇上述學科的理論，是因為會計準則執行從狹義的角度看是一種會計行為，主要包括會計政策選擇和會計信息披露；從廣義的層面看，準則執行也具有經濟和社會屬性。一方面，會計準則的執行主體是企業這樣的經濟組織，其各種行為都可能基于經濟因素考慮而被解讀為是一種經濟行為；另一方面，企業及其成員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其各種行為不能不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此外，人的行為表現受其內在心理的支配，從心理學的角度挖掘行為的思想根源，是目前行為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因此，我們運用上述學科的相關理論來解釋會計準則執行是可行的。事實上，跨學科研究已成為理論創新和發展的重要途徑，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的交叉學科――經濟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拓展了會計準則執行的理解視角。

二、會計準則執行的相關理論解釋

(一)會計準則執行的契約理論解釋

契約理論是會計研究中運用最為廣泛的一項經濟學理論。現代契約理論的主要觀點可歸納為：(1)人的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廣泛存在，使得契約往往是不完全的；(2)如果將契約簽訂雙方看作委托關系，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容易產生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因此一定的激勵監督機制是必要的；(3)執行契約是有成本的，契約的執行方式有基于聲譽的自我實施，也有迫于壓力的強制實施；(4)契約具有剛性，面對契約的變更或新契約形式的出現，有限理性意味著契約當事人不能完全預測到契約變更的結果，傾向于規避風險的態度決定了契約的變更會受到一定的抵制，對新契約的接受會有一個緩慢的調整和適應過程。

會計準則的執行機制有自愿執行和強制執行兩種，強制執行是企業受制于道德、法律等外部監管壓力，這正好對應了契約的執行方式，即迫于壓力的強制實施。事實上，國家權力機構以法規形式強制要求企業執行會計準則一直是會計準則的主要執行方式，因為“會計準則是國家社會規范乃至強制性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干預經濟活動、規范經濟秩序和從事國際經濟交往等的重要手段”。會計準則如果是政府強制推行的，企業就有很大壓力遵循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然而，企業在會計準則執行的兩個主要環節――會計政策選擇和會計信息披露上都很少做到完全忠實于準則的要求，契約理論中的委托關系和信息不對稱是常被用來解釋這一現象的理論工具。

(二)會計準則執行的演化理論解釋

有別于契約觀的企業理論，演化經濟學的企業理論是基于能力的。二者的差別在于契約理論關注雇主、雇員和其他締約者之間顯性和隱性的合同，而演化理論關注企業的發展資源和技能；契約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而演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演化。演化理論對于會計準則執行提供了兩種有用的解釋，可以分別簡稱為學習論和慣性論。

1.學習論

諾思認為“個人和組織的學習是制度演化的主要動力”，企業的學習能力也決定了其對環境的適應性。特別是就屬于環境變化一部分的規則變遷而言，企業對新規則往往要經歷一個學習和適應的過程。一項新的會計準則的解釋和應用對于企業而言也是一個過程，要保證新舊會計準則能平穩轉換，新準則得以順利執行，花費一定時間進行深入學習是必需的。企業學習能力的強弱和投入學習資源的充分性會影響到對新準則理解和執行的效果。

2.慣性論

規則的學習和執行，首要的前提是正確的理解。但是由于知識的形成與轉換具有滯后性，“當過去積累的經驗和信念沒有為未來決策提供正確的指導時”，就會出錯。也就是說，企業表現出一種“慣性”，對變化沒有做出及時反應。這樣新規則的學習會受到已有規則的影響，已有規則成為新規則學習的現實背景和約束路徑，即已有規則早就內化為企業的“慣例”，對它們的路徑依賴使得新規則的學習和新知識的習得是漸進而非突變的，邊干邊學是基本的方式。因此，組織和個人在原有經濟、文化制度背景下潛移默化形成的行為理解和思考方式，可能損害其發展新方法解決新問題的創造力，新準則執行初期的實務會保留舊準則的影響。

(三)會計準則執行的尋租理論解釋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對尋租做出各自的理解和定義，卻沒有達成共識。一般而言，“租”指“經濟租金”，是要素價格中超過機會成本的余額。尋租簡言之是經濟主體謀求經濟租金的行為，具體而言，尋租行為從手段看，通常利用制度缺陷，通過非生產性活動取得；從結果看，尋租主體過分追求私利滿足會造成社會浪費，產生負的社會效用。在市場經濟中，壟斷和政府干預容易造成“租”的存在，誘發尋租行為。會計尋租主要通過改變會計信息來進行財富的非公平性轉移和資源的不恰當配置，從而對其他社會主體利益造成損害。會計尋租活動中與會計準則執行有關的是利用會計政策選擇的空間，而會計政策選擇空間的存在，是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委托關系的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

(四)會計準則執行的博弈理論解釋

博弈論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其基本概念包括：參與人、行動、信息、戰略、支付函數、結果和均衡。㈣博弈按照參與人行動的先后順序，可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按照參與人對有關其他參與人的特征、戰略空間及支付函數的知識，可劃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按照是否可以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可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

弈；按照博弈結果雙方的得失比較可分為正和博弈、零和博弈和負和博弈。

當會計準則由政府強制推行實施時，重視自身利益的企業與包括政府機構在內的利益相關者之間可能的利益沖突，會誘發企業針對會計準則執行監管的博弈行為。企業執行會計準則是有經濟后果的，企業要在利益相互影響的局勢中做出決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這種博弈首先是非合作博弈；其次，外部的會計準則執行監管者并不能事先了解企業的策略選擇，它也是不完全信息博弈；最后，會計準則的執行是一個長期過程，企業與監管者之問的利益摩擦導致雙方展開的是監管與反監管、要求遵循與規避遵循的多期動態博弈。

(五)會計準則執行的嵌入性理論解釋

嵌入性理論是經濟社會學的主流觀點，強調了經濟主體的行為并不完全是由經濟利益驅動的，所處社會環境中的關系網絡也會影響行為主體的動機，其代表人物格蘭諾維特認為大多數經濟行為都緊密地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嵌入形式包括結構嵌入、認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等。㈣社會嵌入性對企業執行會計準則的影響，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一是誠信、道德規范等社會價值觀念會約束企業的行為，促使企業“嚴格遵守會計準則，提供高質量財務報告，認真履行社會責任”；㈣二是企業可能相機利用關系資源進行盈余管理，緩解對會計準則遵從的壓力。

(六)會計準則執行的認知理論解釋

經濟學與心理學的交叉學科――行為經濟學，所借用的心理學理論主要屬于認知心理學范疇(如框定效應、錨定效應、過度自信等都是描述人的認知偏差)。認知心理學是解釋人們如何獲得、儲存、轉換、運用以及溝通信息的學科。認知理論的主要觀點有：(1)知覺是認知研究的基礎，人們的知覺會隨練習而變化，稱作知覺學習。(2)人對外界信息的注意受限于認知資源和心理容量，所以人們通常進行的是選擇性注意。注意會受到練習、執行任務的種類以及個人意圖等因素影響，從而使注意的效果變化。(3)思維是對信息的操作，心理定勢、功能固化，缺乏關于問題的知識或專長等障礙影響了人們解決問題時的思維效率。(4)決策制定的標準模型依據期望效用理論即期望效用最大化，復雜的決策模型可以依據多重歸因效用理論來對不同維度和目標進行整合。(5)認知存在個體差異和性別差異，不同文化中的人們也有不同的認知方法。

盡管目前的會計準則執行研究很少直接從認知的角度加以理論解釋，但是許多研究結果都是認知理論觀點的反映。我們認為認知理論在以下方面有助于我們理解會計準則執行：(1)人的認知能力有限，符合了經濟學中對人“有限理性”的假定。在新準則執行過程中，認知上的“有限理性”是產生理解和應用錯誤的原因之一。(2)練習能改變人的認知能力，擁有專長的人認知能力更強。因此新準則執行初期，學習過程是必要的，企業也可以依賴專家意見(如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來減少準則執行的阻礙。(3)人們的行動決策依據期望效用最大化，企業執行會計準則同樣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權衡會計準則的執行成本及預期收益。(4)人的認知能力存在個體差異，并且認知也受到文化和環境的影響。如果更廣義地將個體理解成企業或者國家，那么企業間和國家間準則執行的不一致性是必然的。

(七)會計準則執行的社會規范遵從理論解釋

對社會規范遵從的研究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方向。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人們有一種從眾心理，絕大多數人會遵守某一社會規范，即使不是真心接受，也很少公然違抗。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西奧迪尼在《影響力》一書中，認為人們的順從態度除了“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這一不言而喻的心理外，還取決于六個原則：互惠、承諾一致、社會認同、喜好、權威和短缺。㈣楊宜音和光也歸納了社會成員執行社會規范的五種影響因素：強制執行、自我認可、群體認同、條件激發和變通的思維方式。

將會計準則視作一種社會規范，那么，對社會規范的遵從理論就適用于解釋對會計準則的執行。首先，從眾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權威性、強制性，以及懲罰獎勵的條件機制可以強化人們的遵從行為。因此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權威性、準則執行的強制方式以及執行監管的力度都會造成一種準則執行的壓力，不過這種外在壓力可能與企業的真實意愿相左。譬如歐洲上市公司普遍認為向IFRS轉換的過程復雜、成本巨大和負擔沉重。如果不是歐盟監管要求，大部分公司并不想采用IFRS。其次，如果是出于喜好和自我認可，人們更容易順從他人或遵從規則，否則如果僅僅因為是強制，而非源自本意的接受，人們的遵從行為就可能是不穩定和變通的。當會計準則是強制執行，且執行準則又會有損企業利益時，企業對準則的執行就可能流于表面化，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出現變通行為。Daske等人發現的確存在“標簽型”的會計準則執行企業，只有當公司有意愿執行時才會是“認真型”的并取得較好的效果。

三、會計準則執行的理論解釋整合

本文選取的七項理論從不同角度對企業的會計準則執行做出了解釋。從前文的介紹可以發現，看似龐雜的理論實則有一定的內在聯系，理論之間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譬如尋租理論中尋租動因的解釋就用到了契約理論中的契約不完全性和委托關系的信息不對稱觀點，尋租過程也通常被視作是一種負和博弈，導致資源的浪費。我們認為上述理論有三個“結點”可以串聯其主要觀點，它們是解釋會計準則執行的核心理論觀點，分別為：

(一)有限理性

人的認知資源和心理容量是有限的，因此信息處理、思考問題和判斷決策的能力是有限的，認知心理學的這一觀點在經濟學上稱之為有限理性。基于有限理性，對會計準則執行的解釋有兩條路徑：

1.有限理性－契約(會計準則)不完全性－博弈、尋租－變通執行

有限理性意味著人為制定的契約包括會計準則是不完全的，這種不完全性體現為會計準則的原則導向，需要留給執行者一定的職業判斷和會計政策選擇空間，從而為執行者的博弈和尋租提供了可能的機會，誘發他們出于自利目的不是完全嚴格執行準則，從而產生變通行為(部分遵循、表面遵循、盈余管理等)。

2.有限理性－契約(舊準則)剛性、影響慣性－契約(新準則)不完全性－執行出錯

企業成員對會計準則的變遷需要通過學習進行正確的理解和執行。而知識的形成與轉換具有滯后性，在新準則實施初期，舊準則仍對會計實務有影響，成為新準則學習的依賴路徑。這在演化理論中稱之為慣性，契約理論中稱之為剛性。舊準則的潛在影響，新準則的不完全性(有錯誤或者遺漏)，以及企業投入資源和學習能力的有限性，都會影響企業對新準則的理解和適應程度。知識的習得是漸進而非突變的，執行新準則在初期也一般要經歷“試錯”的過程而走向應用成熟。

(二)經濟自利性

經濟主體的自利特性決定其行動的主要動機是對自身利益的關注和維護。既然如此，當會計準則是強制執行時，當存在委托關系、信息不對稱時，當執行會計準則并不符合企業的利益訴求時，企業對會計準則的執行就可能表現得陽奉陰違，不會積極、認真地遵循會計準則，而是試圖通過尋租、博弈等手段謀求私利。可以說，委托關系和信息不對稱是企業經濟自利性顯現的誘因，會計

準則的強制執行是催化劑，在此情形下對會計準則執行予以監督激勵就變得非常必要，它是對企業經濟自利性的一種約束。

(三)社會嵌入性

企業行為的動機影響因素不能全部歸為經濟主體的自利特性，企業的行動決策模型應該是基于多重目標的總體效用最大化，不限于基于經濟目標的經濟效用，譬如還包括企業對自身形象和社會評價的一種期望定位。那么企業在執行會計準則時努力“自利”，但也不會忽略“利他”。企業所處的社會網絡(制度環境、關系結構)會影響它對會計準則的執行，企業也可能利用社會資本來“促進”對會計準則的執行，如企業會利用社會關系資源尋租、博弈，以緩解遵循會計準則的壓力，也會努力使會計信息使用者和監管機構相信其對會計準則的認真執行，以樹立政治正確、與社會主流價值觀保持一致、遵循制度規范、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形象，以獲得社會認同，建立和保持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可用于解釋會計準則執行的各項理論，基本衍生于三個核心理論觀點：有限理性、經濟自利性和社會嵌入性。其中，有限理性是制約企業會計準則執行效果的客觀條件，經濟自利性反映企業執行會計準則的主觀動機，而社會嵌入性是一種客觀與主觀的雙向互動，企業所處的社會關系網絡會影響企業執行會計準則的動機，企業也希望通過會計準則的執行滿足一定的社會期望。經濟自利性與社會嵌入性共同反映出：企業執行會計準則的根本決策原則是期望效用最大化。

四、會計準則執行的理論解釋框架

基于前文對相關理論的整合，本文構建了一個會計準則執行的理論解釋框架，如圖1所示。該框架側重于對會計準則執行過程中一些構成要素及其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解釋。

(一)會計準則執行過程中的要素構成

本文對會計準則執行過程的分析，是基于對四種要素及其關系的理解：實體、行動、屬性和影響。其中，實體和屬性為靜態要素，行動和影響為動態要素。

1.實體指會計準則執行過程中的參與者和涉及對象，包括需要執行的新會計準則，準則的推行者――政府機構(強制執行是目前主要的準則執行機制)，準則的執行者――企業及其成員，準則執行的監管者――政府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人員)、企業所處的社會網絡(利益相關者)，以及仍可能對會計實務保留影響的舊會計準則。

2.行動指實體間主觀施加的動作，例如政府機構推行會計準則，企業執行會計準則，政府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人員和社會網絡中的利益相關者對會計準則的執行予以各種形式的監管，企業針對監管進行的博弈和尋租活動，以及政府機構可能根據形勢發展對會計準則進行的修訂或廢止。

3.屬性指實體和行動所具有和表現出的性質和特征，圖1框架中所列示的實體和行動的屬性主要源自前文的理論分析。影響指實體和行動及其屬性對會計準則執行的作用。行動和影響的區別是：行動一定是主觀故意的，影響可能出自主觀故意，也可能出自客觀無意；行動是實體的動作過程，影響可以沒有外顯的動作。

(二)會計準則執行過程中的要素關系

在會計準則執行過程中，實體、行動、屬性和影響這些要素之間的關系為：實體和行動的屬性影響了會計準則執行結果的屬性。分解如下：

1.推行會計準則的政府機構權威性越高、強制推行力度越大，對會計準則執行進行審計監督的會計師事務所及審計人員的勝任能力(專業性和職業道德)越強，政府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及審計人員和企業所處社會網絡中的利益相關者對會計準則執行的監管越為嚴格，企業所承受的準則執行壓力也越大，對準則的遵循情況可能就越好。

2.政府機構強制推行的會計準則如果與企業的利益有沖突，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企業會有動機針對各方的監管，在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下進行博弈和尋租。會計準則的不完全性、政府機構的權威性、會計師事務所及審計人員的勝任能力、企業所擁有的各種社會關系的密切性，決定了企業博弈和尋租的空間大小。企業可以通過改變博弈和尋租的頻率和強度來達到自身目的，最后的均衡結果可能是企業在執行會計準則過程中會有一些變通行為，政府機構對會計準則予以修訂或廢止，也可能是企業被迫遵循會計準則。

3.會計準則的推行越激進(內容變化大和準備時間緊)、新會計準則越不完全、企業所處社會環境越不確定、企業投入學習新準則的資源和能力越有限、舊準則作為慣例對企業會計實務的影響越具有剛性，企業執行新準則就越容易發生理解和應用出錯，而且會由于這些限制條件產生表面化遵循的變通行為。

4.每個企業基于不同的利益訴求對會計準則執行的態度有差異，企業所具有的資源和能力有差異，企業所面臨的監管有差異，企業所處的社會制度環境也有差異，這些差異都會影響到會計準則執行過程中企業的行為差異和最終的結果差異。因此，會計準則的執行可能會呈現總體遵循、個體差異的局面。

上述要素間關系的解釋，在前文回顧的七項理論中都可找到對應的依據，而且在一些調查研究和實證研究中都已得到證實，這里不再贅述。

五、結語

本文歸納了七項理論來解釋會計準則執行問題，并通過整合，提煉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豐富衍生性的三個核心觀點，從而便于在理論的叢林中找到解讀會計準則執行問題的關鍵因素。本文構建的會計準則執行理論解釋框架，有助于全面理解會計準則執行過程中的要素及其關系，對于會計準則執行效果也具有較強的解釋和預測能力。我們的探討有益于完善當前會計準則執行理論的研究，對后續的深入研究可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在會計準則持續趨同、我國新準則實施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對于會計準則的制定、修訂、執行和監管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未來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完善會計準則執行的理論研究，也可以此為指引創新實證研究設計，尋求更多的證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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