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險制度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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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現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現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現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總的來看,過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可見,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取;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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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新人新辦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中人中辦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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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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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amuelson,P.A..AnExactConsumption-LoanModelofInterestwithorwithouttheSocialContrivanceofMone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LXVI,1958:467-482.

篇（2）

前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國第一個針對農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它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通過部分地方的試點逐步推廣建立起來了。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原有的以計劃經濟為依托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漸成為制約經濟制度轉型和自身發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徹底解決農民“老有所養”的問題，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

一、我國農村現行的養老模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的養老隱性問題將顯性化。解決農村人口養老問題將是社會不得不面對的重要任務。在目前廣大的農村地區，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三種模式是基本的養老保障方式，而社區養老模式則是一種新的嘗試，以上四者共同構成了農村養老體系。

（一）家庭養老模式

家庭養老模式是儒家文化的“孝”的強調，是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優良傳統，贍養老人的義務已經變成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內在責任和自主意識，是其人格的一部分。這在廣大農村也表現得毫不例外，而且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實施其他養老模式的條件不太具備，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顧和精神慰籍方面又具有無可替代性。因此，目前家庭養老仍是我國農村養老的最主要模式。

（二）土地養老模式

土地是廣大農民賴以生活的基礎。土地對農民而言，既是生產資料，也是生活資料。尤其是在推行以后，農村老人可以依靠土地收入解決一部分生活來源。在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之下，用土地維持最基本的生存，可以說土地是他們最穩定也是最后一道養老保障安全網。

（三）社會保險模式

民政部于1992年出臺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以下簡稱《方案》），即為“農村社會保險”開了先河。在方案中，提出了個人、集體、國家三方共同付費，由社會統籌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新思路。該方案于1994年在一些農村經濟發達和比較發達地區開始試點。其主要做法是，以縣為單位，根據農民自愿原則，在政府組織引導下，從農村和農民的實際出發，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保險基金以農民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實行儲備積累的模式，并根據積累的資金總額和預期的平均領取年限領取養老金。

（四）社區養老模式

社區（含鄉鎮）養老是指集體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鄉村或鄉鎮企業，仿照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做法，給農村老年人發放養老金。社區養老的實施范圍比較窄，往往受制于該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不僅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保證。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以《方案》為基礎建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存在諸多“先天不足”，在運作過程中也存在大量的問題，面臨著一些不容回避的難題和困境。

（一）存在問題

《方案》確定的養老保險模式雖然在增加透明度、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促進農民儲蓄意識、改變農民的家庭觀念和生育意愿等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實質上“完全積累、自我平衡”式的商業儲蓄保險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

1、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

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為基礎，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稍作修改后制定的。其法規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特別是對保險基金的流失和挪用等行為，未規定有效的限制和懲罰措施。據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保基金積累總額198.58億元，其中收回本息有困難的基金12.7億元，占基金總額的0.68%。可見，目前農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違規行為還相當嚴重。正是這種不穩定的制度和屢見不鮮的違規行為讓農民感到后怕，積極性不高，開展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困難重重。

2、國家重視不夠，養老保險滯后

由于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城鄉分割”的保障格局。國家把大量的物力、財力投入到了城鎮社會保障建設，城鎮社會保險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而國家對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工作不甚重視，投入很少。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規定保險費的籌集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輔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支持，農民的個人賬戶完全由個人交納，國家并無責任。這表明社會保障仍基本是或主要是城鎮職工的。

3、自給來源不足，吸引力小

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集體補助不到位或數額太少，或只在部分地方或部分人身上得到體現；國家政策扶持，僅限于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集體補助予以稅前列支，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扶持政策；地方財政，除經辦機構費用（一些地方此項費用財政也不負擔），也沒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強制性的情況下，僅靠以上政策，其吸引力太小，難以發揮吸引作用。

4、基金增長速度慢，入不敷出

基金增長速度跟不上養老金發放的增長速度，出現負增長。農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銀行、購買國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國家債券利率和銀行存款利率都很高，因而給農民承諾的保險給付率也高達12%，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債券和銀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調,致使基金增值緩慢。加上缺乏穩定的投資渠道，農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現負增長。

5、違規存放農保基金，造成巨額損失

一些地方將農保基金違規存入地方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有的因經營不善虧損破產，致使存入的農保基金無法取出造成損失，形成支付危機，參保的農民上訪事件亦時有發生，并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退保，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摘要】我國十多年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與實踐取得了初步成果，同時也存在著一些無法回避的問題。目前我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體制已陷入困境，其存在的基礎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從長遠看，只有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才能有效維護農村社會安定穩定，推動農業發展，徹底解決農民“老有所養”的問題。

【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制度

前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國第一個針對農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它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通過部分地方的試點逐步推廣建立起來了。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原有的以計劃經濟為依托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漸成為制約經濟制度轉型和自身發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徹底解決農民“老有所養”的問題，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

一、我國農村現行的養老模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的養老隱性問題將顯性化。解決農村人口養老問題將是社會不得不面對的重要任務。在目前廣大的農村地區，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三種模式是基本的養老保障方式，而社區養老模式則是一種新的嘗試，以上四者共同構成了農村養老體系。

（一）家庭養老模式

家庭養老模式是儒家文化的“孝”的強調，是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優良傳統，贍養老人的義務已經變成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內在責任和自主意識，是其人格的一部分。這在廣大農村也表現得毫不例外，而且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實施其他養老模式的條件不太具備，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顧和精神慰籍方面又具有無可替代性。因此，目前家庭養老仍是我國農村養老的最主要模式。

（二）土地養老模式

土地是廣大農民賴以生活的基礎。土地對農民而言，既是生產資料，也是生活資料。尤其是在推行以后，農村老人可以依靠土地收入解決一部分生活來源。在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之下，用土地維持最基本的生存，可以說土地是他們最穩定也是最后一道養老保障安全網。

（三）社會保險模式

民政部于1992年出臺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以下簡稱《方案》），即為“農村社會保險”開了先河。在方案中，提出了個人、集體、國家三方共同付費，由社會統籌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新思路。該方案于1994年在一些農村經濟發達和比較發達地區開始試點。其主要做法是，以縣為單位，根據農民自愿原則，在政府組織引導下，從農村和農民的實際出發，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保險基金以農民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實行儲備積累的模式，并根據積累的資金總額和預期的平均領取年限領取養老金。

（四）社區養老模式

社區（含鄉鎮）養老是指集體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鄉村或鄉鎮企業，仿照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做法，給農村老年人發放養老金。社區養老的實施范圍比較窄，往往受制于該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不僅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保證。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以《方案》為基礎建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存在諸多“先天不足”，在運作過程中也存在大量的問題，面臨著一些不容回避的難題和困境。

（一）存在問題

《方案》確定的養老保險模式雖然在增加透明度、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促進農民儲蓄意識、改變農民的家庭觀念和生育意愿等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實質上“完全積累、自我平衡”式的商業儲蓄保險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

1、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

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為基礎，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稍作修改后制定的。其法規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特別是對保險基金的流失和挪用等行為，未規定有效的限制和懲罰措施。據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保基金積累總額198.58億元，其中收回本息有困難的基金12.7億元，占基金總額的0.68%。可見，目前農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違規行為還相當嚴重。正是這種不穩定的制度和屢見不鮮的違規行為讓農民感到后怕，積極性不高，開展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困難重重。

2、國家重視不夠，養老保險滯后

由于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城鄉分割”的保障格局。國家把大量的物力、財力投入到了城鎮社會保障建設，城鎮社會保險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而國家對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工作不甚重視，投入很少。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規定保險費的籌集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輔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支持，農民的個人賬戶完全由個人交納，國家并無責任。這表明社會保障仍基本是或主要是城鎮職工的。

3、自給來源不足，吸引力小

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集體補助不到位或數額太少，或只在部分地方或部分人身上得到體現；國家政策扶持，僅限于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集體補助予以稅前列支，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扶持政策；地方財政，除經辦機構費用（一些地方此項費用財政也不負擔），也沒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強制性的情況下，僅靠以上政策，其吸引力太小，難以發揮吸引作用。

4、基金增長速度慢，入不敷出

基金增長速度跟不上養老金發放的增長速度，出現負增長。農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銀行、購買國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國家債券利率和銀行存款利率都很高，因而給農民承諾的保險給付率也高達12%，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債券和銀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調,致使基金增值緩慢。加上缺乏穩定的投資渠道，農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現負增長。

5、違規存放農保基金，造成巨額損失

一些地方將農保基金違規存入地方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有的因經營不善虧損破產，致使存入的農保基金無法取出造成損失，形成支付危機，參保的農民上訪事件亦時有發生，并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退保，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二）原因分析

作為新生事物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困難、出現問題是在所難免的，仔細探究其原因，無非是以下幾方面：一是傳統觀念依舊，現代保險意識尚未形成。家庭養老一直是我國農民首選的養老途徑，這屬于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經濟的組成部分，也是東方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表現。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改革處于起步階段，廣大農民實現自我保障的意識淡漠，現代保險意識尚未真正形成。二是集體經濟薄弱，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有些地方的集體經濟發展滯后，為社會養老保險提供補助存在著一定的困難。集體經濟發育不良的地方，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也勢必緩慢，即使有余錢，農民也將其絕大部分用于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購買，對于參與養老保險則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三是管理體制尚未理順，破壞基金的完整性。保險基金處于屬地分散的管理狀態，分割管理的小規模基金難以進行多樣化投資，很難達到讓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基金管理還受到地方行政干預，挪用、盜用現象屢見不鮮，破壞了基金的完整性。四是改革措施不配套，束縛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乃至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至今，中國農村仍有幾千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問題都沒有解決，又如何解決得了養老問題呢？而養老本身又不只是一個吃穿問題，還牽涉到醫療、服務等問題。由此可見，其他制度改革的不配套也束縛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手腳。

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及出路

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將得到快速提高。在這個進程中，農村養老將呈現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養老將居于主體地位，社會養老保險將得到新的強化，從而與其他養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為農民養老建立一道比較可靠的屏障。我們要從現有體制本身去尋找問題根源，以采取相應的對策。

（一）加快法制建設，真正體現公平與效率

市場經濟本身是法治經濟。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以法律的形式保證其實施，而不僅僅是社會政策的形式。我們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做法，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財政、金融和稅收體制改革，盡快制定并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法規，對資金來源、運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標準、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規范其操作行為，以法制的形式將農民的這項合法權利確定起來，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社會養老問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首先，應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法律地位。以立法形式明確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國家為保證農村社會穩定，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本著社會公平的原則，對農村老年群體實施的社會保障，是作為調節社會分配手段而建立的。其次，加快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立法步伐，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各項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穩定性。我國社會保障立法工作方面，應把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吸收到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中，依靠法律的強制性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老年基本保險制度的建設。再次，建立健全養老保險法律的監督機制，以確保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支付、運營的規范性，防范社會保險基金的風險，并通過合理運作使其不斷增值，以更好的滿足農村社會養老制度建設的需要。

（二）強化政府責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會化養老的主體是社會，是以社會運作的方式實現的。而能夠代表社會、管理社會的主導者是政府。在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時強調個人應承擔義務是對的，但不能以此為理由推卸政府應承擔的責任。調查研究結果表明：缺少政府扶持是農民缺乏投保熱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針對目前集體補助過小、國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狀況，應當考慮如何提高集體補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鑒于目前我國政府財力有限，城鄉差別還比較大，可以按照“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根據當地維持村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費用設計城鄉有別的社會養老保險標準，可以適當把支付養老保險金的年齡推遲到65歲。2002年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約為5400萬，按每人每年補貼300元計算，共需資金162億元，僅占財政收入的0.86%（2002年我國財政收入為18914億元），由政府財政負擔這一支出應該沒有問題。2002年中央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達到1362億元，比上年增長38.6%，如果在此基礎上再增加10%用于農民養老保險補貼（即136億元），中央政府應該有能力履行這一職責。不足部分可由地方財政來負擔，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真正具有社會保險所應有的“社會性”和“福利型”，才能調動農民投保的積極性。

（三）發揮家庭養老的優勢，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華民族素有尊老、敬老、養老的傳統，這為家庭養老制度的實行和鞏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礎。盡管由于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使農村的家庭趨于小型化，家庭養老受到一定的威脅；從長遠的觀點看，隨著農村生產方式的進步，養老方式必然將由家庭向社會過渡。但現階段，由于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許多原因，農民養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會，家庭養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必須充分發揮家庭養老的優勢。政府可以從制度建設上鼓勵農村家庭養老，例如給予稅收政策的優惠和適當的收入補貼。

農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屬于非正規保障，發展農民的社會保障，必須把增強土地的保障能力與發展土地外保障結合起來，積極實現保障方式的轉變，由傳統的家庭保障轉變為家庭保障與社會保障并舉。發展農村的社會保障，就應有效盤活土地資產，實現土地增值，加快農村土地流轉的進程，促進農業規模經營，實現土地保障功能的再造。

篇（3）

一、回顧我國養老保險近年來取得的成就

一是實現了由國家包攬費用向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方面共同分擔養老保險費用；形成了費用合理負擔和基金穩定籌集的新機制，減輕了國家、企業負擔，增強了職工的投保、繳費、積累等自我保障意識。

二是實現了由“企業自保”向“社會統籌互濟”轉變，在較大范圍內實現了社會互濟，體現了分散風險和均衡負擔的“大數原則”。

三是實現了由“平均主義”、“大鍋飯”向“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變。新制度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原則，其中個人帳戶體現的是勞動者的貢獻大小相聯系的效率原則，而社會統籌部分則是貫徹了公平原則，以保護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權利，將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

二、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覆蓋面太窄，農村的社會成員不能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80%左右，但是長期以來，農民并未被納入到社會保障的范疇中去，相較于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由國家和社會承擔，農村人口則由農村家庭和農村集體經濟承擔。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青年婚后與父母分家已成為普遍現象。同時，土地不再是維系家庭的主要生產對象，一些青壯年常年在外打工，種種原因使得身在農村的老年父母的生活出現了困難。幾千年遺留下來的“養兒防老”的家庭保障體系已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農村的集體經濟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提供保障，很難滿足農民養老的需要。

（二）資金的籌集和管理存在漏洞

養老保險主要有三種模式：一種是用一部分在勞動者退休期間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創造的財富來支付養老金，由此形成現收現付制；一種是勞動者通過在工作期間的收入積累一筆基金，交由某個機構集中管理，在其退休后以投資所得向其支付養老金的完全基金制，還有一種是介于前兩種模式之間的部分基金制，即當期繳納的養老保險一部分用于當期養老金的支付，另一部分劃入到繳納者的個人賬戶當中去。但是當前實施部分基金制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空賬問題，即不光企業繳納的社會統籌基金用來支付當期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就連個人繳費也被用于發放養老金，個人帳戶有名無實，是空帳戶。

另外，養老保險基金在籌集上缺乏法律保障，方式不夠規范，各地區的籌資等級和籌資比例各有不同，造成了不同地區之間負擔水平懸殊，不利于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由于缺乏應有的法律保障，在籌資過程中，拖欠、不繳或少繳統籌金的現象比較普遍。由于資金管理上存在著漏洞，使得養老保險資金不能真正做到專款專用，經常被挪用，為部分管理者的腐敗創造了條件。三、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主要措施

（一）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解決廣大農村人口的養老問題

首先，應該繼續維護家庭養老這一傳統。雖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養老的功能有所弱化，但是無論是幾千年文明古國的優良傳統還是我國現行的法律的規定，子女贍養老人都是一種美德，一份義務。因此，在養老保險制度未健全之前，仍應該努力維護家庭養老這一傳統，加強青少年尊老孝敬的思想教育，維護良好的社會道德規范，保障老年人的權益。其次，推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按照城鎮人口的模式給農民建立個人賬戶，讓農民為自己投一份養老保險，資金來源可由集體、個人和國家三方負擔。這樣的好處在于，當農民喪失勞動力時，如果子女有能力履行贍養義務時，參加養老保險可使農民的老年生活更加充裕，如果子女的能力有限，養老金可向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用，使老人能夠安度晚年。第三，發揮商業保險的儲蓄功能，鼓勵農民中收入較高的群體參加商業保險。

（二）做實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

隨著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高峰期，養老保險的負擔日益增大，如果按照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即繳費8%和企業繳費的3%全部進入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做實個人賬戶必然是困難重重。可以選擇一種折中的做法：將人繳費的8%部分做實，進入個人賬戶，企業繳費的3%可以進入社會統籌基金，應付當期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的支付。減輕政府的壓力。

（三）健全籌資模式，進行多渠道投資

首先，將現行的社會保險費改為社會保險稅。我國的養老保險資金籌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法律強制力不夠。企業拖欠、拒交和隱瞞職工工資的問題嚴重，而通過開征社會保險稅的方式籌集資金比繳費具有更強的約束機制，也更能體現出養老保險資金籌集的嚴肅性和強制性。其次，變賣部分國有資產充實養老保險基金。第三，開征一些新稅種，如遺產稅、贈與稅、奢侈品的消費稅等，不但可以充實養老保險基金，還可以防止兩級分化、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和穩定，能夠更好的完成財政的收入分配功能。此外還可以考慮發行一些長期國債補充養老保險資金的不足。

參考文獻

[1]穆光宗，中國傳統養老方式的變革和展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05

[2]葉響群，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困境與抉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1

篇（4）

1.河北省財政支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情況。(1)財政支持總量逐年增長。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對農村問題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自新農保實施至今，政府財政支持也緊隨政策形勢不斷發生新的增長和變化。從中央財政支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情況來看，2009年新農保試點實施以來，中央財政向河北省共撥付補貼款項1820310萬元，占河北省社會保障總支出的比重為2.23%，其支持數額高于河北省地方財政對該項目的支持數額。河北省財政用于農村養老保險的金額從2009年12210萬元增加到2013年72000萬元，5年間增長了5.8倍，并且遠遠高于同期河北省財政總支出增長率。(2)財政支持增長幅度不斷提高。隨著新農保政策的不斷推進、參保人群和覆蓋面不斷擴大，新農保的年平均財政支出增長率達到45.23%，遠高于同期CPI平均增長率3%和河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16.16%的增長水平。(3)財政支持農村養老逐步按照城鄉統一的思路邁進。2012年7月1日起，河北省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并實施，統稱為“河北省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并實施后城鄉居民的參保繳費標準分為100～1000元十個檔次，同時政府財政補貼和待遇領取政策完全一致。雖然按照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來看，農村養老保險水平還不足以完全滿足農村居民養老的需要，但是政府財政支持農村養老的政策逐步按照城鄉統一方向邁進的政策思路卻清晰可見。

2.河北省財政支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發展的政策評價。(1)政府承擔起更多的農村養老保險的支出責任。明確政府的支持責任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重大進步，相較此前老農保“國家政策扶持”的責任來說，新農保“政府補貼責任”的提出與落實使政府在構建農村養老體系的過程中承擔了更多的保障責任。(2)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地方財政負擔較重。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財政負擔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政策的相應安排負擔，政府財政的補貼既有在參保人員繳費環節的“補入口”責任，也有在給予參保農民養老待遇時的“補出口”責任。由表3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央財政基本只負責基礎養老金的補助部分，而地方政府既要承擔“補入口”又要承擔相應的“補出口”責任，這種“入口”和“出口”相結合的補貼方式，雖然賦予了地方政府根據地方實際發展情況調節農村養老保險水平的空間。但是，在地方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又無疑加重了地方政府負擔。另外，根據表4的數據不難看出中央和地方近年來在財政收入和支出方面呈現出明顯差異。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基本上在50%左右，但是中央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卻不足20%，也就是說，地方財政在收入較少的情況下承擔了較重的支出責任。同時，2012年中央財政向各地方政府轉移支付金額45383億元，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42.4%，可見地方財政在支出方面還是主要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特別是在河北省這樣人口基數大、人均財政支出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地方財政負擔就更加沉重。

二、財政支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財政支持對居民繳費激勵效應不明顯。新農保制度實施幾年來，雖然國家財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參保率，使參保人有一定的收益預期，但繳費補貼數額因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有所差別。一方面大部分地區始終以政策規定的下限每人每年30元作為補貼標準，并沒有實現多繳多得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繳費補貼與貧困地區補貼數額相差巨大，橫向考慮有悖新農保的公平原則。按照新農保目前的繳費檔次來看，選擇最低繳費檔次100元，每年補助30元，補貼率為30%。隨著繳費檔次的階梯式上升，如果始終按照同一補貼標準進行繳費補貼，在居民選擇最高繳費檔次1000元時，獲得的補貼率只有3%，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挫傷參保居民的繳費積極性，會變相促使參保人員選擇較低的檔次繳費，從而出現“逆向選擇”的情況。

2.基礎養老金替代率較低并且未能體現與經濟發展同步的原則。根據保險精算理論對農村養老保險替代率進行計算，得出農村參保居民在選擇不同的繳費檔次時，養老金替代率僅為14.11%～30.84%，其中個人賬戶替代率僅為0.25%～16.98%，遠低于同期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替代率。因此，在鼓勵居民提高繳費檔次和提高基金收益率的同時，穩定并增加政府補貼成為提高新農保替代率最有效的方式;另外，新農保養老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參保人的基本生活，還主要取決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物價水平，很多居民選擇低檔繳費甚至不參保主要源于對養老待遇購買力不能平衡物價水平的擔憂。所以應當盡快建立基礎養老金的物價聯動機制，使農村居民養老金的購買力能夠不被物價上漲抵消，真正發揮其保障作用和功能。

3.財政支持的預算體系不健全。自2009年新農保試點以來，國家財政對新農保的財政支出始終具有政策性和不穩定性的特點，財政支持的預算體系是不規范、不健全的。新農保開展試點工作的當年，中央財政撥款9.5億元支持制度的開展，2010年中央財政撥付53億元，2011年中央財政又安排了123億元的新農保專項補貼資金，可見政府對新農保的支持是根據制度開展情況安排專項資金，具有很大的波動性。目前新農保所需財政資金在公共預算中列支，特別是自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合并實施后，用于城鎮和農村養老保險的財政資金并未單獨安排預算、決算，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具體的資金收支情況和資金結余情況沒有被全面、詳細的反映出來，也不便于相關部門進行管理和監督。

4.農村養老保險資金籌集機制存在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因素。首先，資金籌集渠道狹窄。社會保險制度具有社會共濟的性質，應當由更多的社會主體分擔社會保險的籌資責任。目前制度的資金籌集渠道主要依靠各級政府的繳費和基礎養老金補貼，村集體補助基本處于空缺狀態;其他的社會主體在籌資方面也因相關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響，未能在促進制度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其次，資金支出結構不盡合理。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受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財政在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支出結構上存在明顯不合理之處;另一方面在不同的保障項目上政府財政投入存在明顯的結構不合理之處，特別是最近幾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待遇始終保持著平均每年10%的增長速度，而同樣作為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農村養老保險待遇始終沒有太大變化，由中央財政負擔的基礎養老金自2009年新農保試點以來沒有進行過調整。再次，資金到位機制尚待完善。新農保制度實施以來，個別地區在落實政府財政補貼方面仍存在低效、欠賬等不良現象。隨著制度的逐漸完善和發展，補貼資金到位機制也應逐步完善，確保參保居民能夠及時、足額領取養老金待遇。最后，缺乏完善的資金監管機制。目前在基金的監管方面，由于有關基金監管的法律法規制度不健全，導致監管無法細化，對于出現違法違規管理、使用基金的行為缺乏行之有效的處理依據;另外，由于目前農村養老保險統籌層次較低，主要由縣一級行政管理機構監管，而基層政府又因缺乏專業人才、掌握信息能力以及投資運營能力不足而使得基金的監管效率低下;在監管內容方面上應當涉及從資金的籌集到資金的給付各個環節，包括基金的預算、決算監管，從宏觀上把握政策的發展發向及發展趨勢。

三、財政支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政策的優化措施

1.提高財政補貼標準，合理平衡中央、地方財政壓力。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政府財政資金對制度的支持能否滿足養老待遇剛性發展的需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未來發展面對的挑戰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國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快，如何緩解農村養老壓力將成為政府面臨的主要民生問題;二是社會保險制度具有福利經濟學理論提出的“福利剛性”特點，即待遇水平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相應提升，因而迫于剛性發展的制度要求，提高財政補貼標準成為制約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根據目前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支出情況，我們假定未來基礎養老金隨經濟發展水平上調，選定全國農村60周歲以上人口數［本文按照農村60歲以上(含60歲)人口數占全國60歲以上(含60歲)人口總數的60%、人均增長率的約值在4.3%/年的比例進行演算］、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央、地方財政收入以及財政補貼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等指標，根據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由企業按照上一年度職工平均工資20%繳納的政策規定，我們假設當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統一后，由中央財政按照上一年度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全額給付基礎養老金的標準，對中央和河北省支持農村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的財政能力進行測算，得出以下結論:(1)當由中央財政給付的基礎養老金數額增加到上年度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的時候，其占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并不高，與其他福利國家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支比重較大的情況對比，我國的補貼水平仍然相對較低。通過表5我們可以看出采取基礎養老金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浮動的方法，雖然會加重財政支出負擔，但屆時農民獲得基礎養老金補貼將更具有購買力，而中央財政負擔按照經濟發展平均每年8%的增速計算仍在可承受范圍之內。因而，提高基礎養老金確保農村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具有現實可行性。(2)在對農村養老保險繳費補貼方面，由于個人繳費和省內各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不同，我們采用新農保制度建立初期政策規定的最低繳費補貼標準(每人每年30元)測算2015年以前的財政補貼數額。假設2015年覆蓋城鄉的養老保險體系建立后，繳費補貼提高至平均每人每年50元，由于分層次估算多繳多得的激勵機制補貼存在數據獲取上的難度，我們暫不考慮不同繳費檔次補貼的差異;根據相關數據和其他研究項目的測算結果得出農村老年人撫養比估算出至2020年河北省16～59歲參保人數，進而測算出地方財政補貼數額及其占河北省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如表6所示。通過測算可以看出在繳費補貼標準適當提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農村養老保險參保人的繳費補貼財政壓力在可承受范圍，但通過對比河北省地方財政補貼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財政補貼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我們會發現在同樣提高補貼標準的情況下，中央財政的支出壓力較小，地方財政壓力較大。目前河北省的繳費補貼根據政策規定由省、市、縣政府按照1∶1∶1的比例分擔，隨著制度的發展，縣級財政將會因財政資源有限性的限制產生較大的支付壓力，因此，以城鄉統籌為最終目標的農村養老保險謀求可持續發展仍然要依靠中央財政加大對各級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并根據制度發展需要適時調整支出結構，發揮中央財政在構建覆蓋城鄉的養老保險制度上的主導責任;對于財政收入較少的貧困縣，由省級政府加大補貼力度，分擔補貼責任，同時，通過制定激勵機制將集體經濟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支持責任落實到實處，只有財政支持主體多方配合、明細責任，才能實現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乃至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持續發展。同時我們還應看到中央和地方財政完全有能力支持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因而財政支持的各項制度機制是否完善是制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2.優化財政支持農村養老保險的補貼政策。(1)建立差異化的農村養老補貼制度。中央財政對各地區新農保的補助存在著明顯的不均衡問題。東部地區地方財政不僅承擔參保人的繳費補貼責任，還要負擔55元基礎養老金的50%;中西部地區的基礎養老金雖然由中央財政全額負擔，但限于地方財力，即便只負擔最低標準的繳費補貼支出責任，也與發達的東部地區差異仍然巨大。單就河北省而言，雖然河北省在地理位置上屬于東部地區，但經濟發展程度比較有限，加之農村人口集中，貧困縣數量較多，地方財政負擔壓力較其他地區來看比較沉重。在地區財政支持負擔差異明顯的情況下，平衡地區差異成為農村養老保險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持續發展的關鍵，可以由中央財政在現有補貼基礎上對各省市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和財政補貼負擔情況實行差異化的補助制度。在十分貧困的西部地區，可以由中央政府負擔部分或全部最低標準每人每年30元的繳費補貼，即由中央政府主導農村養老保險的支出責任，地方政府繼續承擔最低繳費補貼標準之外的激勵性質的補貼和為繳費困難群體代繳最低標準養老保險費的支出責任，以此來平衡制度的地區間差異，實現大區域的均衡。(2)落實財政支持激勵政策。激勵機制優化包括多繳多得的激勵機制和長繳多得的激勵機制。對于多繳多得，應當根據參保人選擇的參保繳費檔次確定激勵補貼標準和實施細則，當參保居民選擇100元最低繳費檔次進行繳費時，由地方財政提供30元的繳費補貼，而當參保人選擇更高檔次進行繳費時，補貼標準應當隨之提高。根據多地經驗，一般來說有兩種補貼方式，一是地方財政根據參保人繳費金額的一定比例進行補貼;二是確定每一繳費檔次下參保人所能享受的補貼標準。如果按照第一種情況實行，選擇最低繳費檔次和選擇最高繳費檔次的參保人獲得的繳費補貼將會出現很大的差距，會在未來領取待遇時出現較為嚴重的貧富不公的情況，因而建議采用后一種方式。根據相關學者的測算，在每提高一個繳費檔次時，每一級政府負擔的繳費補貼按照繳費增加額的5%給付，并規定上限，就能最大程度達到政策均衡，這樣既能起到對居民的激勵作用，又能實現地方政府推進制度發展的目的，同時繳費補貼數額的增加也會切實提高參保人領取待遇。在長繳多得方面，河北省部分縣市實行繳費滿15年的參保居民每增加一年繳費，在領取待遇時由縣級財政多給付2元的基礎養老金，但從長遠考慮，這種補貼標準對保障農村居民基本生活的作用并不大。根據測算，多繳費一年在待遇領取時加發6～10元的基礎養老金才能對中青年居民參保產生吸引力，真正起到激勵作用。(3)建立財政補貼正常調整機制。建立隨CPI聯動的財政補貼機制也是確保農村養老保險持續發展的題中之義。現階段政府給付的基礎養老金標準較低，每人每月55元的養老金補貼標準自新農保制度施行以來并未調整，購買力十分有限。要想使農村養老保險真正惠及百姓，就要切實保障養老待遇的購買力水平。隨著制度的發展完善，必須要建立與物價聯動的財政補貼正常調節機制，對養老金做出調整。調整的基本思路是:本年度基礎養老金=上一年度基礎養老金×(1+上一年度CPI增長率)，根據這種模式建立起來的基礎養老金補貼制度可以基本保障養老金的購買力，增加農村居民參保的信心。

篇（5）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特殊情況以及人們思想觀念上的認識不同，到目前為止，河北省乃至全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形成一個成型并比較完善的制度，絕大部分農村地區面臨的養老保障形勢依然嚴峻，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養老社會保險勢在必行。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及河北的特點

為了更好地解決好農民養老問題，中國政府從1987年開始探索，并在部分地區進行試點，到1991年，民政部在國內調查的基礎上出臺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工作的正式開啟。同年，在山東牟平縣組織試點，隨后在全國逐漸推廣，但效果并不理想。河北省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在《方案》下發后的一段時間內曾取得較大進展，但自1999年國務院決定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進行規范整頓，并停止開展一切新業務后，又一度趨于停頓，致使一些投保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失去信心，并在很多地方出現了農民大規模退保現象。此后，全省一定層面上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及相應的改革探索雖然一直沒有停止，并在部分地區和一些局部領域逐步走向深化，但總體進展緩慢，到目前為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制度。

從整體上說，農村老年人投保意識淡薄，在投保問題上顧慮重重，怕政策不穩。1992年頒布的《方案》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資金籌集上要堅持“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這一政策一直延續至今。在這一規定下，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主要是基金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個人繳費及集體補助全部計入個人賬戶，個人賬戶屬個人所有。養老保險主要由農民個人繳納，有條件的集體雖可以給予一定的補助，但實際上因為我國農村普遍貧窮，享受這一待遇的農民很少。農民在達到一定年齡（一般為60周歲）時，可以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數額根據個人賬戶積累額和市場預期壽命來確定。1998年向5.98萬參保人發放養老金，人均42元，月均3.5元。顯然，這樣的保障沒有多大意義。

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承受能力特別是小農意識的制約，當前，農民對加入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社會保障在認識上還存在偏差。據筆者在河北省部分縣市農村訪談發現，被調查老年人只有少數人投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只有20%的老年人比較了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保險的區別，只有10%的農村老年人投過人壽或其他方面的商業保險。

就河北而言，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農村地區開展的社會養老保險實行農民自愿參加，籌資主要依靠甚至完全依靠農民個人繳納，所采取的個人賬戶模式實際上是個人儲蓄，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濟，這與社會保險應具有的強制性、互濟性相違背，因此，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2）基金管理水平低，缺乏可操作性，縣級主管投資空間小、收益差，使農村養老保險基金難以保值增值。違規投入非銀行運營機構，挪用、占用農村養老基金的案例比比皆是。（3）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目標人群的實際政策指向存在偏差。從一般意義上講，越是貧窮、年齡越大的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要越強烈。但是，目前的政策恰好相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際走得是一條“保富不保貧”的路子。另外，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采用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只能解決“未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對目前已進入老年和即將進入老年的農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4）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規依據。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依據民政部下發的《方案》和各級主管部門下發的業務指導性文件，雖然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明確要求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權威性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操作辦法和規定仍未出臺。

二、建立符合實際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體系

縱觀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養老保險的發展都有完備的法律保障。考慮到我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險的復雜性，在目前構建農村新型養老保險體系的同時，必須迅速制定相關配套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相和諧的立法價值選擇，確定國家和政府的責任，明確農村養老保險是整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還應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行政規章，并將這一層次的規章作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體系的主體。具體可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具體實施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運營和監督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稅收減免辦法等。由于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地區差距而造成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狀況應盡快得到扭轉和協調。

為了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穩步發展，實現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目標，必須采取以下措施，積極穩妥地推進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首先，加強各級政府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推進。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中，作為變遷主體的農民并不具備創新主體的資格。我國以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為目標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實際上就是政府主導的結果。政府主體利用其政治上的力量擁有資源配置的絕對權利，其制度供給能力和意愿決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深度、廣度和具體形式。從河北省來講，除了力爭盡快出臺一套較完備統一的基本法規之外，必須加強省級統一規劃，實行強制為主并與一定政策條件下的自愿相結合的原則，提高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強制程度。為此，有關部門應在縝密調查和分析的基礎上，摸清各地各類農民的經濟條件，制定統一規劃和適合不同收入層次的養老保險政策和實施方案。達到一定人均收入的地區，必須強制實施一定保險水平的社會養老保險。未達到規定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區實行群眾自愿，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旦達到規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須進入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的行列。另外，在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情況下，對部分確實困難而不具備負擔能力的農民可以實行減免政策。

其次，加強各級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基金管理體系。資金籌集是社會保險制度運行的核心，縱觀國外，日本和德國對養老保險的財政支持都在1/3以上。事實證明，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發揮政府在資金籌集中的支持和利益誘導作用，是加快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北京市大興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方案，就是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的方式，加大了政府的財力支持，建立了個人賬戶與儲備調劑金相結合的新制度模式。另外，國家還應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實行讓稅政策，并承擔養老基金運行的管理經費。在政府加大對財政投入的同時，面對龐大的養老基金，基金管理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個完備的基金管理體系應涵蓋政策制定、基金監督和基金經辦三個層面。基金管理政策的制定由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基金監督體系由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兩部分構成，外部監督包括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內部監督分為行政監督和內部審計稽核；基金經辦職能由各級農保經辦機構履行。為防止基金被挪用，基金收支必須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再次，應著眼統籌發展全局，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其他相關制度建設之間的協調工作。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廣大農民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還有農村醫療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和農村社會救助等。養老保險的功能在于解決農民生活上的“遠慮”，而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險的功能則主要是解除農民生活的“近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后者在保險農民生活安全上相互統一，相輔相成，但又存在著財力資源上的矛盾。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應納入整個農村社會保險體系建設全局，與其他保險項目統一考慮，統一規劃。對大部分農村地區而言，先行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制度與完善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是目前比較理想的選擇。另外，城鄉統籌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之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還應著眼城鄉統籌發展的全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除農村務農的農民之外，還應包括被征地后失去土地的農民、外出務工者、個體從業者等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難以覆蓋的人員。在目前的情況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盡可能實現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協調銜接。

最后，除上述制度方面的建設之外，還應該大力培育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意識，提高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同程度。這對于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建設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總之，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不斷深化，構建和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確定國家和政府的主體責任地位，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扶持力度，不斷規范農村養老保險已是大勢所趨。認真研究我國和各省農村的實際情況，建立符合國情和省情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保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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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譚克儉.農村養老保障機制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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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紛紛進行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90年代以后各轉軌國家也各自推出了新的養老保險制度。這些改革措施或思路都借鑒了現代經濟學的新的發展成果，大多數在本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們的經驗無疑對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國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要點

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是20世紀的一大社會進步。然而，經過幾十年的運行，這一制度暴露出不少問題，主要體現在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和社保機構自身的財務危機上。20世紀70年代，各國已經開始醞釀要改革這一制度。

（一）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具體的行動可以認為始于1981年的智利改革。當時智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以現收現付制為基礎，廣泛地覆蓋了養老金、撫恤金、疾病補助和津貼。隨著人口老齡化階段的到來，加上原有體制存在的不公平所導致的效率低下，社保機構的財務狀況呈不斷惡化之勢，到20世紀70年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政府決心對原有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經過政府的努力，1980年智利通過改革法案，1981年新體制正式實施。其具體內容包括：政府強制性規定公私單位的所有雇員都必須參加養老保險，每人每月將不少于工資10%的資金存入自己的個人帳戶，形成養老基金；政府的養老基金監管局只負責規范與監督基金的管理，而不具體參與實際管理事務。私營性質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AFP）是法定的經營管理者。基金所有者有權選擇和更換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這迫使各個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在價格和服務方面展開競爭。政府對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的設立標準、財務狀況、資產結構進行監管，并要求其交納風險準備金；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嚴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獨立化的原則來進行管理，基金可以用于購買政府債券、企業證券和民營化的公共設施；基金所有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可以從自己選擇繳費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領取養老金，或者將積累的養老金連本帶利轉向人壽保險公司以支取年金。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

（二）轉軌國家養老金改革方案實施

許多轉軌國家認為，智利的完全基金化的強制性定額繳款體制對于它們并不合適，因為這一體制存在兩個缺陷：該體制沒有真正分散風險，比如，一旦出現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或者資本市場出現大的波動，完全積累的基金制將可能破產。更何況轉軌國家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善；由于存在轉軌成本，智利模式難以在具有龐大的現收現付體制的國家內實施。

1994年，世界銀行關于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提出了一個“三支柱”方案。這一方案對于轉軌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的重建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養老金的來源應該多元化，具體來說就是要通過現收現付支柱、強制性基金化支柱和自愿的輔支柱（即個人的商業保險部分）這三個支柱來保障個人未來得到穩定的養老金。贊成該方案的人士認為，由于該體系的每一個支柱分別是通過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來組織和運行，因此是暴露在不同類型的風險之下，這樣，體系內總的風險得到了有效的分散。

從1998年開始，轉軌國家開始紛紛按照三支柱方案來設計本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各國在具體的操作方案和制度的側重點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別。這些轉軌國家養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引入基金化支柱，該支柱將與經過改革的現收現付支柱并存。它們力求形成一種包含了代際聯系的優點和強制性長期個人儲蓄的優點的混合制度。

我國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緊迫性來自以下方面：我國人口老齡化階段的迅速來到。由于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特殊的人口政策，2030年我國的退休人員將達到高峰期，根據估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將比世界上其他大國來得都要快；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會非常迅速，而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覆蓋的是城市人口，這意味著加入到這一制度中的人口會越來越多；經濟體制轉軌的需要。目前許多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障還多少依賴于原來所在的國有企業，這加重了國有企業的負擔，不利于下一步國有企業的徹底改革；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取向

本文以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和養老基金的管理方式兩個方面討論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取向

（一）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

對于我國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存在三種觀點：主張實行完全的現收現付制，認為該制度管理成本低，互濟色彩鮮明；主張部分積累制，實際就是統帳結合，該制度與世界銀行的“三支柱”方案本質上是相同的；主張完全積累制，即社會統籌的部分也要進入到個人帳戶。對于第一種觀點，除了前面講到的人口老齡化和城市化原因使之不可行外，還有一個微觀層面的問題，即如果提高繳費率來緩解支付壓力的話，無疑要增加企業的成本，最終導致國內企業的虧損面大大提高。

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是部分積累制，根據這一觀點，社會統籌部分通過現收現付制來提供最低養老保障，而個人帳戶方面通過企業和個人繳納的基金積累則既有利于提高社會儲蓄率，又有利于激勵個人的工作積極性。因此，該觀點似乎最為合理。但是，國內外學者中對此都有不同看法。費爾德斯坦認為，考慮到我國目前實際上資本的邊際產出大于工資總額的增長率，因此，將現收現付制部分改為基金制，將大大降低政府的財政負擔。郭樹清則是國內強烈主張完全積累制的代表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的個人帳戶制使得養老保險的享用與貢獻完全掛鉤，可以徹底打破“福利大鍋飯”；完整的個人帳戶打消了人們的其他幻想，有利于繳費的順利進行；政府難以擠占；制度透明度高，管理成本低；可以取得最好的積累和增值效果；由于城市化進程加速，不搞個人帳戶，政府的養老保險負債會越背越大。他認為，為了體現基本養老金的互濟性，可以拿出統籌部分繳費的30%-50%平均化后再記入個人帳戶。

筆者認為，完全積累制應該是兼顧公正與效率的最好制度。特別是，轉軌國家所擔心的完全積累制不能分散風險的擔憂，可以通過現代金融工程來設計收益和風險水平固定的金融產品來化解。

（二）養老基金的管理方式

不管是部分積累制還是完全積累制，都面臨個人帳戶中積累的資金如何管理的問題。世界上實行個人帳戶制的國家在資金管理方面存在兩種方式，一是前面講過的智利的私營管理模式，一是新加坡的公營管理模式。對于智利的私營管理模式的具體運做方式及優點，前文已經提及，但是，斯蒂格利茨對私人管理個人帳戶提出了兩點疑慮：私人管理基金對資本市場的發展水平要求較高，而許多國家都滿足不了這一條件，即使資本市場狀況良好，也會存在管理成本過高的問題；不能為個人提供充分的保險以避免通貨膨脹這種風險，而定額給付制可能更好。

新加坡的公營管理模式具體為：所有雇員和雇主每月按雇員薪金的一定比例繳納公積金到中央公積金局設立的個人帳戶，基金由中央公積金局統一管理；中央公積金局按政府規定的利率付給利息，基本上相當于其國內主要銀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或略高。長期以來，新加坡的個人公積金管理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對于這一公營模式也存在詬病，包括：中央公積金局將該筆巨額資金交給新加坡財政部，由財政部進行投資，政府投資難免會降低投資效率；政府掌握這筆資金的使用權進行公共項目投資，這有悖于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

客觀地講，兩種模式的優劣很難區別，筆者認為，考慮到我國目前資本市場尚不完善，而且私人投資管理水平和私人信用尚有欠缺，因此，至少在今后一段時期內，選擇公營模式可能更符合國內的情形。當然，對于具體負責運營的公共投資管理機構，政府應該通過立法來保證其經營的獨立性，同時對于其權限和責任，包括投資領域給予明確化。

除了養老保險制度本身的改革之外，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簡言之，這些政策應該包括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同步進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制度的改革、修改公司法和勞動合同方面的法律條款，以及進行養老保險制度的立法。

關于體制轉軌而發生的隱性債務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已經明確表示愿意承擔其補償問題的解決。總體上看，減持國有股權和出售其他國有資產，或者直接劃撥國有股權應該是進行債務補償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合理的籌資渠道。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期。通過借鑒國外的改革經驗和考慮國內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我國應該建立完全積累型的個人帳戶制，社會統籌和企業與個人繳納的資金都應該進入到個人帳戶，同時，現階段應該選擇公營管理模式來對積累的資金進行投資管理。當然，在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同時，相關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兼顧公正與效率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我國在今后20年的戰略機遇期內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一定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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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費爾德斯坦.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

篇（7）

我國農村養老社會保險起步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制不健全，管理體制沒有完全理順。1992年，民政部《縣級農村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這是第一部關于農村養老保險的部頒規章，可見整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立法層次很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比城鎮居民，以及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晚，在政策立法以及財政的支持上也遠遠落后。這就造成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發展的緩慢，以及相關管理事業的不規范。到目前為止我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只是依據民政部門制定的《基本方案》和國務院轉發民政部門制定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意見的通知》兩個不具法律性的文件在運行。個人的繳費和集體的配套繳費都不具強制性，國家的補貼也沒有在具有強制性的相關法律、法規中予以確定，這也注定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低效性。

2.資金籌集渠道單一

穩定、低成本的長效籌資機制是社會養老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但目前在政府籌資和農民籌資兩方面均存在著問題。對于政府籌資，在政府資金增長以及資金撥付等方面尚未建立起相關的制度保證機制。我國農村社會養老資金籌集“堅持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扶持的原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沒有建立相應的有利于方案施行的操作機制。事實上，這一原則已在各地的實際執行中不同程度的被打破。當集體經濟實力不強時，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個人全部交納”的情況，基金的籌集實際上成為了個人的完全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更愿意選擇他們所認為的比較可靠的養老方式。如自我儲蓄養老和家庭養老等，社會養老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阻礙。

3.缺乏國家的財政支持和集體單位的配套繳費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資規定為：“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顯然，此規定對政府財政（國家財政）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支持未作任何硬性約束。而據國際慣例，農民養老保險基金的全部是由政府撥款或由政府和雇主出大頭，受保人出小頭，這樣才構成社會保險，而我國的做法不符合社會保險的特征。至于集體補助方面，由于集體經濟呈急劇衰落的趨勢，很多地方的集體經濟已名存實亡。因此，準確地講，我國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完全是農民個人積累制，是農民個人的“自我儲蓄保險”，缺乏政府財政支持是造成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的最主要原因。

4.投保門檻高，社會保障水平低，可持續性差

我國農村養老保險是一種以預籌積累為特征的儲蓄型保險制度，不具有共濟性。因此，個人未來養老金來源主要是繳存積累和有限的增值效益。考慮到銀行利率下調或通貨上漲等因素，顯然這點錢根本不能有效保障農民老年生活。另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一些地方只能持續幾年時間，時隔不久卻已經解體了。一些地方基層部門在并無立法的情況下采取行政措施來強力推行養老保險，對不參加者給予各種各樣的處罰，這樣搞起來的養老保險一旦風頭過去或者下一任地方官員不重視，就自然而然地會中途廢掉，農民的錢無法收回，最終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

5.投資管理政策不完善，基金管理不規范，基金保值增值難

在基金的投資運營方面，實行完全積累制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投資手段單一，現行的政策規定主要以購買國家財政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和存銀行以實現其保值增值，只有少量基金參與股票或直接投資。這樣在銀行利率的不斷下調，物價的上漲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壓力進一步加大，時時面臨貶值的風險。另一方面管理資源短缺，管理能力亟待加強。有關工作管理體制至今沒有理順，造成不少地方管理工作斷檔。同時，信息網絡化管理系統建設滯后、管理技術力量薄弱，多數基層養老保險管理人員只能承擔最簡單的、重復性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方案設計、對提供行為的及時監督、信息分析等方面的能力較差，這不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影響到養老保險的正常運行。

6.農民自身對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影響

其一，我國農村人口眾多，老年人比重過大。根據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全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8811萬人，占全國老齡總人口的67.4％萬，占全國老齡總人口的67.4%。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壽命不斷延長。這就導致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支出日益加大，如果政府對農民的養老保險補貼過多，就會給政府財政帶來一定的難題。

其二，個人參保意識不高，“土地防老”、“養兒防老”觀念根深蒂固。家庭養老一直是中國農村養老的主體，受傳統養老觀念的制約，農民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認識上有差距，部分群眾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性質、意義和作用并不十分了解，以至于認識不到位，工作上不支持，行動上不積極。

其三，農民收入水平低，繳費壓力大。雖然社會經濟的發展使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但同時也伴隨著消費水平提高和城鄉收入差距的加大，使農民實際的購買能力下降。另外，我國目前許多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民收入相對較低。還沒有產生參加養老保險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原有商業化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就很難推行也不會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建設與完善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政策建議

1.從政策和立法上加強制度建設

制度通過法律來規范，是國際通行的做法。法律規范是農村社會保險制度有序進行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約束和強制性地執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并把相關的事項通過法律予以規定，利用法律和法規來保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合理、有效、持續性地進行。堅持“公平與效率結合”的立法原則，在農村建立獨具特色的農村養老保險法律制度。農村獨生子女以及雙女戶家庭應當作為養老保險制度的首要目標，因地制宜發展強制的、個人儲蓄賬戶的、由獨立非營利基金組織管理的、政府最低擔保的制度。各地應根據當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國家制定的有關法律的基礎上，再制定具體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進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保護。

2.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發展城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事業。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農村養老保險以家庭為主，同社區保障，國家救濟相結合。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上兩個重要的文件都強調了“有條件的地方”，這表明在當前情況下，由于中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體制問題、基金來源問題、管理問題應該有差異。同時，對于不同層次、不同身份的農村勞動力養老保險，也應該實行分層分類解決的辦法；在制度沒計時，既要考慮農村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也要考慮農村養老社會保險與城鎮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將來接軌問題。

3.監督管理，加大財政投入力度

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千家萬戶和社會的許多方面。要求政府牽頭，統一政令，加大推力，協調方方面面關系，進行有效的組織和引導。在財政允許的情況下，政府應投入資金作為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補充，以改變目前政府財政對農村社會養老扶持微乎其微的現狀，保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發展。具體資金來源可以考慮在財政支農支出中增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補貼支出和以減免的部分農業稅稅金轉換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這樣可以減少農民參保的負擔，促進社會穩定。

4.創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資渠道

從農村養老保險的發展現狀可以看出，養老基金的籌集靠集體、靠政府是很不現實的。靠農民自身更是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初衷相違背的。因此，要積極尋找其他合適的基金籌集渠道。通過繳稅的方式籌集基金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通行做法，通過法律的形式規范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籌資來源。這樣可以增強籌資的剛性和強制力，擴大制度的覆蓋面，提高了社會養老保險抵抗風險的能力，還有利于平衡城鄉之間和各地區之間的負擔，從而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有穩定可靠的來源。當前，如果考慮實行繳稅方式，可利用農村費稅改革的契機，征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稅，稅收直接劃入財政專戶，農民年老后按月領取養老金。

5.健全基金管理制度

加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基金管理，要健全基金管理制度，以規避物價上漲和利率下調帶來的基金貶值風險和政府信任風險。完全積累制的農村養老保險，積累起來的資金必須保值增殖，否則將變成歷史包袱。同時，在銀行利率不斷調整的情況下，不能再承諾一個固定利率，要實行分段計息。據統計，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滾存100多億元，分散于2000多個縣市，就目前而言，不存在統一運作、使用的可能。因此，努力提高資金的管理和運作能力，避免基金貶值風險，也就成了各級養老保險資金管理機構的一大重任。其基本要求是既要保證資金的安全性，又可以進行適當的投資組合，拓寬投資領域，還可以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進行投資，以提高資金增值率。

6.提高保障機構的組織效率和制度效率

提高保障機構的組織效率和制度效率，如有條件，建立專門的農民養老保險管理機構。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建立由財政、勞動、民政、衛生、銀行等部門組成的農村社會保障委員會，負責規劃政策實施辦法的制定和資金征收、管理、經營，使用情況的監督檢查以及資金保值增值的策劃。明確各部門在資金籌措和管理等方面的責任分工。要建立一支素質較高、人員精干的專職干部隊伍。對不同層次、不同崗位的農保干部，可以通過舉辦財務、業務培訓班，學習交流，提高農保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信息化、網絡化和管理服務現代化水平。

7.增加農民的收入

農民收入的提高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提高的基礎。可以考慮從以下方面增加農民收入：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農業經營產業化、農村人口城鎮化、農業基礎設施現代化、農業生產科教化、搞城鄉統籌發展等。另外還要大力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村級集體經濟的有無和多少，對于集體能否為農民的養老保障提供經濟支持，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農村實行以后，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大大削弱，鄉村企業的發展壯大，讓村級集體企業富裕起來，從而使村級集體具備了為村民提供包括各種保障在內的公共產品的能力，這樣為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提供的保證。

8.加強對農民參保意識的宣傳教育

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只是剛剛起步，只有政府和群眾雙方相互配合，才能把這項工作搞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意味著農民必須從世代相傳的傳統保障意識轉化為現代保障意識，意味著農民的心理、生活習慣及價值取向等方面都要發生深刻的變化。因此廣泛而深入的宣傳是引導、促成這種觀念轉化、接受這項新事物最強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要提高各級領導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重要意義的認識，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采取多種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經常地、廣泛地宣傳農村新型社會保障的意義，講清形勢、算清經濟帳，實現群眾的廣泛參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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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昌國.淺談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J].農村金融研究，2008，5.

篇（8）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自70年代中期起，大力控制人口數量過速增長，加強計劃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質。認真實施控制人口增長政策的結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出生率。這樣就由原來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轉化，人口的年齡結構勢必發生變化，向老齡化發展。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達到的程度也越快，越高。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要解決人口老化問題，而放松計劃生育，以提高出生率來調整人口年齡結構，形成惡性循環；更不能以低出生率，高死亡率，違背社會道義來延緩人口老化過程，而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過渡到相對靜止穩定狀態。中國同世界上任何國家一樣，要想達到相對靜止穩定的人口發展階段必然要經過人口老齡化階段，這是無法回避的自然規律。人口學專家研究證明，中國老齡化進程帶有四個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1982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7663萬，占全國總人口比例為7。6%，到2000年將達到1。3億，占總人口10%以上。英國老年人口從5。0%增長到7。0%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192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5。3%，到1970年增長到7。1%，用了50年的時間，而我國完成這一增長過程僅僅需要18年的時間。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2000年即可跨入老年型，世界人口年齡結構跨入老年型要在2010年，我國將比世界總體人口年齡結構提前10年進入老年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之快將達到世界之最。

（二）老年人口數量巨大。據預測到2040年，老年人口將增長到3。8億，占總人口的比例將上升到25。3%。老年人口數比歐洲所有國家人口還多。

（三）我國高齡老人數量與比例將增大，85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由1990年的200多萬，占老人總數的3。2%增加到下世紀中葉的5000萬以上，占老人總數的15%以上。

（四）我國傳統的大家庭模式正在向“核心家庭”模式演變。按照人口學家最近做出的家庭人口預測，我國獨居或只與配偶居住的65歲以上老人占老人總數比例將由1990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從上述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諸特點來看，中國將在下世紀初進入老年型國家，并排位于發展中國家行列之首。國家正處于經濟尚未充分發展的階段，原來基本由國家承擔的養老方式變得日益不適宜，需要探索新的路子，發展新的方式，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大力發展經濟，將逐步消除“經濟滯差”和解決老有所養兩方面結合起來，把兩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然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雖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仍存在不少問題。

二、解決人口老齡化的養老所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資金不足，養老金支出膨脹。有統計表明，1998年養老金缺口是50多億，1999年是100多億。其次是替代率太高。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企業養老金的平均工資替代率高達80%以上。然后是交費率高，企業負擔重。目前的狀況是，養老金的交費率高達30%左右。還有“統賬”結合導致完全的現收現付，個人賬戶出現空賬。

三、解決的對策——建立綜合的養老保險制度

（一）實施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相結合的養老方式

在解決養老方式上重視精神生活的一面，注意到老年人為社會貢獻的事實，重視家庭養老的功能，實施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并舉的方針。

一般健康和生活優裕的老人仍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度過晚年。積極倡導家庭養老模式，投入財力、物力、人力，為居家養老提供全面的配套福利服務。同時，又重視對養老設施的建設，把養老設施作為老人們最后的生活保障。

（二）實行多層次、多形式的養老保障制度

第一個層次是國家立法規定的，低有保證、高有限額的強制性的基本保險。第二個層次是，各企業自定的企業保險年金。這種保險比政府規定靈活得多，形式多種多樣，標準有高有低。第三個層次是，個人養老保險。政府對企業、社會團體、私人舉辦的保險項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護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上三個層次的養老保險各有特色。在管理上，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實行一體化、定額支付的原則，基本養老保險并不是保障當事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保障最標準、最基本的需求部分，必須要依靠企業及個人的自助努力，要協調好互助與自助。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由企業內部決定，個人儲蓄養老保險則遵循自愿原則。在基本模式方面，前者是部分積累籌資，后兩者是完全積累籌資。

（三）逐步實現費用征收的多元化

在考慮企業和個人經濟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減少企業的養老保險的交費率，引進“受益者負擔”的原則，以解決養老保險的財源問題。在費稅改革方面，在適當的時候，將“費”變為稅，保證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此外還可提高一些社會福利設施的收費標準和擴大有償服務范圍。

（四）倡導養老保障事業的社會化

在不少發達國家，盡管具體管理養老保障項目的機構很多，既有政府機構（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間團體和私人企業，但總的傾向上看，養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實施養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細節，從資金來源，運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標準、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養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機構通常由受保人、企業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組成的理事會領導。

人口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越來越多，它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求盡快建立綜合的養老保險制度。人口老齡化給代際供養帶來了財政上的困難。因此，社會保障體系中社會和國家只能承擔基礎性的保障，一方面使勞動者一旦因風險失去收入來源后能享有基本生活條件，另一方面使國家和社會能夠長期地提供保障。中國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是具有優越政治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老年保障事業方面也應該把握和運用這種優勢，統籌全局，縝密考慮，真正成為全世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的榜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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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曉義。中國社會保障。北京:中國社會保障雜志社，1999-2006年。

篇（9）

綜合上述各國對社會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養老保險是其重要的內容。所謂社會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規定了的，按照某種確定的規則實施的社會保障措施或政策體系。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定義是：社會通過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來為其成員提供保護，以便與由于疾病、生育、工傷、失業、殘疾、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減少工資而起的經濟和社會貧困進行斗爭，并提供醫療和對有子女的家庭實行補貼的制度。

1.2農村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

莫尼漢（Moynihan）曾指出：“一個民族的文明質量可以從這個民族照顧其老人的態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社會保障作為近現代的社會文明和重要社會標志，自19世紀80年代在德國首先創立社會保障制度后，現今已風靡全世界并引發起多次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國家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律體系一樣，缺乏法律體系的國家必然導致善惡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伴隨著我國近年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在經歷了20余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之后，社會保障作為兼顧效益和公平并促進穩定發展的重要問題也逐漸得到了重視。這其中農村群體和老年群體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由此可見，農村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1]。

1.3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

社會保障的最基本目的是為了保證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城市逐步建立了全面的醫療、養老、失業、工傷、生育保險，針對貧困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由于長期以來歷史的原因和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滯后，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基本上是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黨的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合理確定社會保降的標準和水平，發展城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事業。

2.國內外研究動態綜述

2.1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已有40多年的歷史，隨著當前人口老齡化的加快，怎樣解決農村養老問題已顯得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為重要。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的抽樣調查資料，1998年我國老年系數就達到了7.43%，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陣營。而農村老年人口約占全國老年人口的75%左右，這個龐大的老年群體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在人們的觀念中，子女承擔父母的養老是天經地義的，但隨著計劃生育的推行使“養兒防老”已不太可能。而這又關系到廣大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權益，關系到農村的繁榮和穩定，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10%以上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的70%以上的社會即為老齡化社會。據有關部門科學預測到2030年前后，我國將進入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期和高齡人口社會，全國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20%以上。根據世界各國發展養老保險的經驗，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的二三十年，是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時機，因為養老保險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基金積累，時間越短越被動。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種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國外傳統的，也不同于中國城市職工的社會養老模式。它是基于中國的具體國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條保障之路。農村養老保險的探索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己經開始了，然而這些探索僅限于局部地區，真正面向全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社會養老保險探索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6月，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民政部農村養老辦公室制定推出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7]，并在部分省份組織了較大規模的試點。1992年1月，民政部總結試點經驗，在討論修改的基礎上，正式下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并部署在各省市逐步推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實踐證明基本方案的實施不僅為農民提供了一種新的養老制度安排，而且連帶產生了一些積極的社會效應。截止2003年底，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累計參保人數己接近6000萬人，基金積累額260億元，共有140多萬農民開始領取養老金。但是，由于其尚處于初始階段，實踐中仍有許多方面函待改進和完善。如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管理不夠規范與完善、基金保值增值壓力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夠及立法滯后等，還不能很好的滿足廣大農民養老保障的需求[8]。

2.2國外研究現狀

西方國家社會養老保險理論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流派:政治經濟學派和新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派著重研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強調非經濟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以經驗描述為主。而新古典學派基本上是在新古典主義的理論框架內，運用嚴格的新古典主義方法，對各種養老金制度安排的經濟績效進行研究;把研究的著重點放在不同的養老金制度對于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上。20世紀S0年代以前是政治經濟學派主導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研究的時代，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新古典學派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近幾年來，新古典學派吸收了政治經濟學派的某些觀點;政治經濟學派也大量吸收了新古典學派的理論精華，兩派理論相互融合、互相補充的趨勢已極為明顯。目前，國外學者對誰應該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務—家庭責任還是公共責任—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員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隨著老年人壽命的延長，子女對父母的照料越來越普遍。另外，從女權主義的視角，對在照料提供者占比例最大的女性所承受的壓力和負擔問題進行研究的也很多。眾多的研究都指出[15][17]，由于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婦女勞動參與等原因導致了以婦女為主的照料提供者的負擔加重、家庭支持系統弱化等問題。因此，有學者通過對歐盟國家的研究，提出了“國家和家庭共同負擔長期照料”的對策性建議。也有學者認為，在家庭結構不再勝任老年照料任務時，社區應成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處[16]。

3.本文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3.1、研究內容

本文基于當前我國農村養老的實際情況，對農村養老保險這一重要的現實問題進行研究。在邏輯上，首先在緒論中對本文的研究意義進行分析，闡釋了本文的研究價值并對國內相關研究現狀做了陳述和梳理；在此基礎上，基于當前國內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將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結合起來，對蘇州市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做相關分析，并結合國外農村養老保險的經驗和不足提出改進和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和建議。

3.2、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全文的理論分析主要采用了社會學、行政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論，且還借助網絡進行了廣泛查詢和借鑒了相關研究成果。

4.主要創新

篇（10）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特殊情況以及人們思想觀念上的認識不同，到目前為止，河北省乃至全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形成一個成型并比較完善的制度，絕大部分農村地區面臨的養老保障形勢依然嚴峻，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養老社會保險勢在必行。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及河北的特點

為了更好地解決好農民養老問題，中國政府從1987年開始探索，并在部分地區進行試點，到1991年，民政部在國內調查的基礎上出臺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工作的正式開啟。同年，在山東牟平縣組織試點，隨后在全國逐漸推廣，但效果并不理想。河北省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在《方案》下發后的一段時間內曾取得較大進展，但自1999年國務院決定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進行規范整頓，并停止開展一切新業務后，又一度趨于停頓，致使一些投保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失去信心，并在很多地方出現了農民大規模退保現象。此后，全省一定層面上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及相應的改革探索雖然一直沒有停止，并在部分地區和一些局部領域逐步走向深化，但總體進展緩慢，到目前為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制度。

從整體上說，農村老年人投保意識淡薄，在投保問題上顧慮重重，怕政策不穩。1992年頒布的《方案》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資金籌集上要堅持“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這一政策一直延續至今。在這一規定下，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主要是基金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個人繳費及集體補助全部計入個人賬戶，個人賬戶屬個人所有。養老保險主要由農民個人繳納，有條件的集體雖可以給予一定的補助，但實際上因為我國農村普遍貧窮，享受這一待遇的農民很少。農民在達到一定年齡（一般為60周歲）時，可以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數額根據個人賬戶積累額和市場預期壽命來確定。1998年向5.98萬參保人發放養老金，人均42元，月均3.5元。顯然，這樣的保障沒有多大意義。

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承受能力特別是小農意識的制約，當前，農民對加入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社會保障在認識上還存在偏差。據筆者在河北省部分縣市農村訪談發現，被調查老年人只有少數人投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只有20%的老年人比較了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保險的區別，只有10%的農村老年人投過人壽或其他方面的商業保險。

就河北而言，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農村地區開展的社會養老保險實行農民自愿參加，籌資主要依靠甚至完全依靠農民個人繳納，所采取的個人賬戶模式實際上是個人儲蓄，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濟，這與社會保險應具有的強制性、互濟性相違背，因此，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2）基金管理水平低，缺乏可操作性，縣級主管投資空間小、收益差，使農村養老保險基金難以保值增值。違規投入非銀行運營機構，挪用、占用農村養老基金的案例比比皆是。（3）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目標人群的實際政策指向存在偏差。從一般意義上講，越是貧窮、年齡越大的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要越強烈。但是，目前的政策恰好相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際走得是一條“保富不保貧”的路子。另外，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采用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只能解決“未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對目前已進入老年和即將進入老年的農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4）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規依據。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依據民政部下發的《方案》和各級主管部門下發的業務指導性文件，雖然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明確要求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權威性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操作辦法和規定仍未出臺。

二、建立符合實際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體系

縱觀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養老保險的發展都有完備的法律保障。考慮到我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險的復雜性，在目前構建農村新型養老保險體系的同時，必須迅速制定相關配套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相和諧的立法價值選擇，確定國家和政府的責任，明確農村養老保險是整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還應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行政規章，并將這一層次的規章作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體系的主體。具體可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具體實施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運營和監督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稅收減免辦法等。由于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地區差距而造成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狀況應盡快得到扭轉和協調。

為了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穩步發展，實現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目標，必須采取以下措施，積極穩妥地推進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

首先，加強各級政府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推進。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中，作為變遷主體的農民并不具備創新主體的資格。我國以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為目標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實際上就是政府主導的結果。政府主體利用其政治上的力量擁有資源配置的絕對權利，其制度供給能力和意愿決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深度、廣度和具體形式。從河北省來講，除了力爭盡快出臺一套較完備統一的基本法規之外，必須加強省級統一規劃，實行強制為主并與一定政策條件下的自愿相結合的原則，提高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強制程度。為此，有關部門應在縝密調查和分析的基礎上，摸清各地各類農民的經濟條件，制定統一規劃和適合不同收入層次的養老保險政策和實施方案。達到一定人均收入的地區，必須強制實施一定保險水平的社會養老保險。未達到規定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區實行群眾自愿，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旦達到規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須進入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的行列。另外，在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情況下，對部分確實困難而不具備負擔能力的農民可以實行減免政策。

其次，加強各級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基金管理體系。資金籌集是社會保險制度運行的核心，縱觀國外，日本和德國對養老保險的財政支持都在1/3以上。事實證明，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發揮政府在資金籌集中的支持和利益誘導作用，是加快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北京市大興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方案，就是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的方式，加大了政府的財力支持，建立了個人賬戶與儲備調劑金相結合的新制度模式。另外，國家還應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實行讓稅政策，并承擔養老基金運行的管理經費。在政府加大對財政投入的同時，面對龐大的養老基金，基金管理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個完備的基金管理體系應涵蓋政策制定、基金監督和基金經辦三個層面。基金管理政策的制定由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基金監督體系由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兩部分構成，外部監督包括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內部監督分為行政監督和內部審計稽核；基金經辦職能由各級農保經辦機構履行。為防止基金被挪用，基金收支必須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再次，應著眼統籌發展全局，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其他相關制度建設之間的協調工作。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廣大農民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還有農村醫療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和農村社會救助等。養老保險的功能在于解決農民生活上的“遠慮”，而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險的功能則主要是解除農民生活的“近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后者在保險農民生活安全上相互統一，相輔相成，但又存在著財力資源上的矛盾。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應納入整個農村社會保險體系建設全局，與其他保險項目統一考慮，統一規劃。對大部分農村地區而言，先行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制度與完善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是目前比較理想的選擇。另外，城鄉統籌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之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還應著眼城鄉統籌發展的全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除農村務農的農民之外，還應包括被征地后失去土地的農民、外出務工者、個體從業者等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難以覆蓋的人員。在目前的情況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盡可能實現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協調銜接。

最后，除上述制度方面的建設之外，還應該大力培育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意識，提高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同程度。這對于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建設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總之，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不斷深化，構建和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確定國家和政府的主體責任地位，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扶持力度，不斷規范農村養老保險已是大勢所趨。認真研究我國和各省農村的實際情況，建立符合國情和省情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保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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