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公共行政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以教師為主體，課程全程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的積極性和創新性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調動和提高，而學生也只是在枯燥、乏味的課堂講授中度過每堂課，在考試時，死記硬背成了代名詞，考試之后，學生的專業知識很快就忘記了，更別說在實踐中有效的運用了。那么這樣的教學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整個教學過程提不起學生的興趣，就更談不上如何提高學習效率。而教學，實際上應該將學生放到主體地位上來，而不是教師每節課填鴨式的全堂貫穿講授。

2教學缺乏實驗環節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教學

缺乏實驗的環節。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計算機和網絡都已被廣泛的普及和應用。學生群體正是對計算機和網絡感興趣的人群，那么，新的公共行政學教學方法中，運用計算機技術進行相關章節的實驗，就能有效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并激發學生的創新能力。而傳統的公共行政學的教學是沒有實驗課的，整個教學過程都是通過教師的講授進行。這樣，既不能提起學生的興趣、不能增加學生的創新能力，也不能使學生全面立體的掌握所學的理論知識。所謂的紙上談兵大概就是這樣的了。那么，如果只是書面的全程講授，學生只是對理論知識有了平面的、二維的理解，這就像早些年學生學習英語，很多學生學成了“啞巴英語”，只會做書面的題，口語應用十分吃力。公共行政學的教學也是同樣的道理。因此，事實上公共行政學的教學應該是穿插著科學的實驗課程的。

3教學缺乏實踐環節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教學

缺乏實踐的環節。所謂實踐出真知，教學正全面的詮釋著這句真理。醫科大學學習公共行政學的學生，畢業后的培養方向是趨向于衛生行政部門或者醫院的行政科室的，而傳統的公共行政學的教學，是枯燥乏味的一味的講授，期末是以試卷的形式進行考核。這樣，無意中就進入了一個非良性的循環，既老師講授無激情，學生聽課無興趣。同時，傳統的公共行政學考核方式單一，只是用試卷說明學生一學期的學習成績。學生就只為了如何應付考試去學習，不能全面、立體的掌握公共行政學的相關知識。

4教學未結合專業方向設計

授課內容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教學內容單一，以書本講授為主，未結合專業方向設計。在傳統的公共行政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的講授只是針對書本上的知識進行講授，并未將學生今后的就業趨勢緊密結合。

二完善具有醫科大學特色的公共行政學教學方法

改變傳統的公共行政學的教學方法，已經刻不容緩。建立有醫科大學特色的公共行政學教學方法，是有針對性的教學方法、是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更是符合培養自治區衛生事業管理人才的教學方法。

1要有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以學生為主體

就是要改變教師滿堂講授的授課方法，將學生的參與度提到最高。每個章節在開始之前，用適合本章的案例引入，在了解案例之前，將問題提出，讓學生帶著問題去了解案例，然后對案例進行分析。分析案例時，逐步提高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語言表達的能力。由于是在章節開始之前所看的案例，學生在分析案例的時候還不能系統的運用本章所學的知識，但是，正是這樣帶著問題去進行學習，遇到重點和難點再與學生進行分析和討論，才能讓知識不斷內化，并提高了學生的整體能力。與此同時，在案例的選擇過程中，以醫療行政系統的案例為主，讓學生在早期就能站在衛生事業發展的高度去思考問題，有利于培養具有先進的管理學理論和實踐方法、具有優良的政治素質和創新精神、能夠基本掌握基礎醫學，并且能夠將所學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的在衛生行政部門或醫院的行政科室的現代高級專門人才。

2要將現代化的實驗課帶到教學中來

目前，衛生管理學院的實驗室，針對公共行政學這門課程，引入了電子政務實驗課。在實驗室，模擬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的檔案管理、公文傳輸、國有資產管理、行政審批系統、框架、招標采購平臺、政府辦公系統，以及政府信息門戶等內容。學生可以在實驗課上，通過模擬政府的以上辦公內容，更加直觀和全面的掌握所學的知識，用更立體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學生的動手和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針對電子政務的實驗課課程安排還是不夠科學合理，課時數還較少，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將不斷優化實驗課的課程設計，并將實驗課的實驗設計的分數納入到考核范圍內。

3要把學生的課間實習規劃

到教學計劃中來衛生管理學院的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的學生，在大四上學期結課后，都會到實習單位進行實習。實習單位的范圍包括各盟市的衛生行政部門、疾控、衛生監督部門，以及醫院的行政科室等。這時的實習，正是考察學生學習各門課程成績的最佳時期。通過實習，學生能夠用體驗式的學習方法將理論知識內化，在運用理論知識的同時，把理論知識和實踐相結合。但是，目前學生在實習過程中，一旦確定了實習單位就不能更換，這使得學生不能全面的了解衛生系統內各個相關領域的具體運行狀態，那么學到的實踐知識限于學生所實習的單位。如果能夠將實習單位施行輪崗實習，既衛生行政部門、疾控、衛生監督部門，以及醫院的行政科室等將實習生進行輪崗實習，每個單位或部門實習一段時間，那么，學生將會從更多的角度和方位成長。

篇（2）

在1910年召開的第一次國際行政科學大會上，美國還是作為行政科學研究的后來者出現的。美國學者在這次會議上并未發出什么聲音，以下就是由求學網為您提供的淺談從行政科學到公共行政。

但就當時的情況看，美國在行政科學研究方面尚未構成對歐洲中心的挑戰。美國學者甚至還需要為自己的參會名額而傷透腦筋，認為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以確保美國在這一場合得到足夠的代表。此外，兩次大會的主席分別由時任比利時下議院議長的科爾曼和法約爾擔任也是對這種情況的注釋。當然，從大會的分會場看，市政行政、州與市之間轄區的行政、公共和私人的中央組織、國際行政與文書以及公職培訓和改進行政方法等分議題的設置表明，美國學者是有發表意見的空間的。在懷特的發言中，則把法約爾尊稱為大陸公共行政的一位領軍人物，從而表達了美國學者試圖對會議討論內容加以引導的意圖。但如果說當時的學者已經意識到行政科學與公共行政兩個詞語的明晰差異的話，那是言過其實了。不過就美國學者與歐洲學者措辭上的差異看，顯然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

1923年的國際行政科學大會反映出了當時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些總體性特征。首先，大陸學界與英語學界在研究取向上的不一致暴露了出來。大陸學界在法約爾的主導下持有的是一般行政的視角，而英語學界則堅持公共行政的概念與學科建構的方向。其次，在英語學界內部，英國學者的研究仍然占有相當程度上的主導地位。比如，在美國人最為熟悉的第五個(人事行政)問題上，這次會議最后督促每個國家都以英國公共行政學院為樣板而建立一個公共行政學院。

到了20世紀30年代后期，英國學者卻逐漸淡出了公共行政研究主流學界。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享譽國際公共行政學界的懷特與老莫舍爾麥克斯韋爾學院第一任院長、ASPA第一任主席還在感嘆美國缺乏一個像英國公共行政學院那樣的機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英國公共行政學院本身是由高級官員組成的，他們更容易接觸到高層次國家行政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在強調事實的學術氛圍下，美國學者的草根色彩更為濃厚，特別是在羅斯福倡導公共關系以前，美國學者幾乎無法接觸到聯邦行政的一手材料。相比之下，英國學者的發言顯然要比美國學者更有底氣，也更容易得到實踐者的認同。但也正是由于英國公共行政研究濃厚的官方色彩，從而限制了其在研究方法和理論建構方面的追求。

然而，即使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眼里只有事實的人是永遠無法成為偉大的科學家的。真正的科學家必然擁有一種超越事實的理論意識或學科意識，否則，就永遠只能在事實的迷宮中困步不前。美國學者雖然受到政治行政二分原則的限制和受到科學管理精神的感染而同樣注重事實，但由于他們更難以接觸到實際情況，從而不得不在研究的規范性和系統性方面做出更多思考，并承擔起了領導公共行政學科建構的任務。

篇（3）

一、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問題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尚處于“史前階段”，行政法的研究幾乎為空白。

1978年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行政法研究卻成了法學領域最具有活力的，這得益于政府職能的轉換，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變和法律實踐。1983年，也就是我國行政法的創建階段，<<北京政法學院學報>>刊發了應松年教授、朱維究教授撰寫的<<行政法理論基礎的探討>>一文，此后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幾乎再也沒有中斷過，倍受學者的關注。武漢大學周佑勇教授甚至認為，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標志著我國行政法學已經沖破傳統的規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維的發展階段。⑴

對行政法學的基礎理論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豐富的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控權論、公共權力論、新控權論、控權加平衡論、控權加服務論、行政職責本位論⑵等等。這些研究，對于深化對行政法的認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些觀點當中，承載了我國行政法學者對行政法價值的考量與本質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對這一問題的闡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節，目的顯然，為了彰顯“什么是行政法”這一問題的本質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為行政法？

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問題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等價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題，凡是一種基礎理論，它對于學科的影響是全方位性的，這區別了我國早期行政法對行政法規范的分析。正是因為行政法基礎理論的問題的重大性，使這一問題在行政學界有不少的爭議。盡管理論成果眾多，但是并沒有形成一種主流的觀點，也或者說沒有形成流派。一元價值論強調對一個問題的正確回答只有一個，而一元價值論受到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追問，我們對于行政法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國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現代主義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卻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所關心的是多元價值，這些多元的價值本質上必須是異質的。⑶我們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統的行政法學體系，就必須對基礎理論承載的方法論功能進行反思。

筆者認為，要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探討，必須首先認識這一問題的內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問題的實質，我們才能在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行政法基礎理論問題的內涵誠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礎理論對于行政法學科的影響應該是全方位的，這種全方位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

筆者認為，行政法基礎理論至少應該回答了以下問題：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學遭遇的第一個問題，如果第一個問題不能展開，或者表述含糊的話，就很難想象對行政法學研究的角度。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學的價值，對實際的影響是：我們需要一門什么樣的行政法學？或者說，我們所期望的行政法應該是怎樣的？正因為對行政法學這個本質的問題很難全面或進行本質的闡述，有的學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質的表述，從行政法的表現形式入手進行。⑷

2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決定了行政法學研究的領域以行政法母國法國為例，最初采納的是公共權力說，但是隨著行政的發展，一些行政行為很難依據這個標準納入法律視野，以布朗戈案件為轉折，狄驥建立了的公務說，隨著行政職能的擴展，傳統的公共權力和公務說已經不能說明整個行政活動，于是出現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權力等多元標準說。對我們來說，這一問題的回答也直接關系到整個行政法學學科體系的建構，一個學科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每部分的內容應該涵蓋哪些法律？例如，依據什么原理把行政訴訟法納入行政法學體系？⑸行政程序法應該納入哪一部分進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學基礎理論的指導，行政法學只能是一些雜亂材料的堆積，行政法學研究者也只能是眾多法律現象的“倉庫管理員”。同時，行政法學體系應該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能兼容將來行政行為更多的不確定性發展，將一些新的行政行為及時納入行政法律的視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構行政法學體系的基礎理論。

3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應該成為行政法原則的理論支撐當今行政法學界和務實界對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已經達成了很大的共識，即行政法的原則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這兩個原則卻是建立在對國外行政法比較研究的基礎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論支持，以合法性原則為例，對這一原則的理論支持僅是憲法上的“法治原則”，“合法性原則淵源于法治原則并以后者為基礎，但法治原則屬于憲法原則，合法性原則屬于行政法原則”⑹。以憲法原則推演出行政法原則并沒有錯，但是我國是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不像西方國家一樣有著“契約論”和“自然法”的等理論的支撐，坦白說，我們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體系化的理念，在某種意義上，“”一詞被賦予了工具性價值，單以憲法第五條來作為行政合法性原則的理論支持未免顯的有點勢單力薄。

4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應當符合行政理念的發展趨勢在大陸法系國家，公法私法是傳統上對立的兩極，但隨行政職能的擴張演變，筆者認為“公法私法化”已經初露倪端，仍以法國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機關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較對方合同當事人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權，包括對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揮權、單方面變更合同權、合同解除權、對方違反合同的制裁權⑺，行政機關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權利的權力，表現了強行政權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國行政法的發展中，行政合同與往昔相比已經變的“面目全非”，“現在行政合同完全適用合同法（法國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許合同，占用公產合同和公共采購合同——筆者注），行政機關與對方當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權，行政機關違約必須承擔責任，過去實行過錯責任，現在國家更多承擔無過錯責任”；在近20多年的法國行政法發展中，公共服務部門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不要求政府撥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眾與國家獨立存在⑻。還例如，傳統行政法學認為行政強制的單方性、高權性、命令性、支配性，這種傳統的觀念源自于大陸法系國家行政行為權力性和不可處分性，而有學者出于對公共利益的全面考慮，對參與型和互動型的行政理念的關注，對這種傳統的觀念進行了置疑，認為行政強并非絕對沒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觀點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和互動發展，奠定了法治運行的基礎，中國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須重構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權力權威和良法之治，并實現依法治國與市民社會理性規則秩序的回應契合⑽。有學者更指出，透過市民社會的建構逐漸確立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才能避免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兩極擺動，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學基礎理論中的范疇對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

筆者認為主要包括：

1現代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的轉換是行政法學領域的一個老問題，現代的行政已經從管理的行政向服務的行政轉變，從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轉變，從強權行政向弱權行政甚至非權力行政轉變，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內在的動力推動著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的轉換？有無規律可循？

2個人與群體在西方思想史上，我們不難發現“個人”與“群體”是許多思想家進行敘事的角度。，如共和主義阿倫特關于“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對立，個人自由主義的旗手哈耶克關于“個人主義”與社會的對立⑿。公民個人權利與行政權力、公民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入題都應從這個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傳統的行政法觀念認為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的沖突是現代社會最常見的現象之一⒀，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因對憲法關于為公共利益而對征用的補償的修改再次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標準是什么？這個詞匯給人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會成為權利或權力濫用的借口。用法律給“公共利益”進行規范的表述已經顯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們也需要全面對傳統行政法觀念中的公共利益于個人利益的關系進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之間存在著不可消弭的張力？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認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他說：“道德主義者不斷地譴責人性中的惡，但這只能表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多么無知。人并不惡，他們只是由其利益所驅動。道德主義的譴責自然不可能改變人性中的這種動力。需要譴責的不是人性中的惡，而是立法者的無知，因為他們總是把個人利益放在與共同利益對立的位置上。”⒂

在處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問題上，應該沖破傳統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對抗的這種慣性思維。我們認為行政機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當某項為公共利益進行的行政任務因個人利益的阻礙而難以完成時，行政機關可以采用其他路徑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徑可以完成這項任務但成本過高或者除非公民個人對公共利益做出“特別犧牲”才能完成任務的話，也應該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資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話，公眾中每個人分的的份額是否非常可觀？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種遠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個人對應該分配的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義不是非常重大，這種因為公共利益做出“特別犧牲”的個人卻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的話，那么這種“特別犧牲”應該就是非正義的。同時，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價值的載體，是多元價值的聚合體，如果為了某一兩種價值的實現而犧牲了其他的價值，那么這種“公共利益”也是非正義的。

4公民個人權利與行政權力公民個人權力應該是行政權力行使的界限，對這一點，國內和國外的行政法學都給于了應有的尊重，也是當代行政法學的軸心所在。筆者以前比較贊成以行政權為核心建構行政法學體系，但是應該注重“效率”與“公平”，功利主義代表邊沁把功利原理稱“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樂原理”，這也應該是當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時要注意被羅爾斯所批判的功利主義對“效率”和“公平”的埋沒：只癡迷于社會的整體利益而漠視弱勢者的自由權遭受的惡待⒃。相對于強大的行政權力，公民個人權利當屬弱者。特別是我國在經濟蓬勃發展，人民的物質利益快速增長的時期，我們應當特別尊重非物質方面的權益。筆者認為，應該擴大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把被行政權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財產的權利納入救濟范圍。超級秘書網

5與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憲法、小憲法、動態憲法之稱，行政法是憲法最重要的實施法，觀念、制度、價值以及制度的設置對行政的發展的作用自然也應該納入行政法學的視野，也是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同樣不可回避的問題。

6本土法律資源與國外法律資源不可否認，對國外行政法的比較研究對我國行政法學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當前我國建設的實際，要根據我國的歷史傳統、行政法的發展現狀、以及我過當前的建設實際相結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對國外行政法比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為我過當前的法治建設把脈，找到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的發展路線。

參考目錄：

篇（4）

人作為高等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主體應當受到重視，落實公開招聘制度、績效考核制度以及激勵制度，不僅能夠促使用人行為、人員考核行為等得到規范管理，而且還能夠保證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學性、先進性和高效性，對高等學校內部各項工作的開展產生重要影響。為了探索創新、優化高等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方式，就應當從高等學校人員管理方面入手，對其實施科學管理，將人員管理各項制度落實到位，為行政管理工作的高效開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一、高等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開展實踐

1.高等學校行政人員聘用實現了分類分級管理

為了系統的開展行政管理工作，高等學校在行政人員招聘任用工作中應用了分類分級管理機制。在實施分類分級管理機制的工作中，對高等學校各行政崗位實施合理的分類，提高了行政人員招聘任用工作的科學性、規范性和秩序性，為評價機制的構建奠定基礎。同時，對行政人員實施分級管理，能夠促使行政人員隊伍內部形成良性的競爭氛圍，進而促進全體行政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創新意識得到顯著提升。在行政崗位管理工作中，其制度的改革對行政崗位實施了明確的分類管理和分級管理，使得各行政崗位職責得到明確界定，將高等學校內的行政崗位分成管理崗位、技術崗位、工勤技能崗位三個類別，并將管理崗位細分成十個等級，將專業技術崗位細分成十三個等級，將工勤技能崗位細分成六個等級。并且高等學校還對各類各級行政崗位職業提出了較為明確的要求，促使層次清晰、分工明確、銜接緊密的行政崗位體系得到有效構建。高等學校的自主招聘任用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學校自治，符合現代高校制度的核心思想，在人事管理方面，學校自治強調了工作人員招聘任用工作的獨立性，要求在不受國家行政力量限制影響的情況下實現對內部人員的自主管理。同時，“管理權力下放，管理重心下移”的貫徹和落實為現代高校管理體制的建設提供了重要前提。

2.高等學校行政人員績效考核評價制度得到貫徹和落實

對目前情況進行分析可知，高等學校的行政崗位主要是指校內行政人員受聘上崗后的工作崗位，其工作績效主要是依據其崗位職責范圍、技術含量、勞動強度以及工作環境而定。高等學校行政人員績效考核評價制度是一種將勞動制度、人事制度、工資制度結合而成的綜合制度。通過對行政人員勞動成果的考核和評價得出量化數值，進而根據其量化數值支付行政人員勞動報酬。高等學校行政崗位績效考核評價制度的貫徹落實效果對行政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創新意識產生積極影響，不僅能夠促使行政人員的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得到顯著提升，還可以促進高等學校的發展目標得到充分實現，為高等學校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動力支持和物質保障。

二、高等學校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從現階段高等學校行政人員管理工作開展狀況進行分析可知，高等學校行政人員管理制度不夠健全和完善，考核評價機制運行過程中存在漏洞。一些學校在確定考核評價標準的過程中具有一定傾向性，有失公允。在行政崗位考核評價標準制定過程中，未對行政人員的工作規律進行充分考慮，在評定行政人員工作情況過程中一味的追求較高的目標，導致行政崗位考核評價標準的制定與行政人員的實際工作情況嚴重不符。與此同時，相關競爭機制較為滯后，未得到及時的更新。并且在實施人員聘任制度的過程中未能將人員聘用制度落到實處，導致行政人員工作過分自由和放縱，在沒有工作壓力、競爭壓力的情況下形成懶惰、散漫的工作風氣，使行政人員不能將全部精力放在教務管理工作上，對教學和科研活動的開展產生不良影響，阻礙了高等學校的發展腳步。

三、創新優化高等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徑

1.創新高等學校綜合管理制度，優化行政管理效果

在高等學校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高等學校應當根據不同層次、不同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和特點運用相適應的聘用管理方式。始終堅持知人善用的原則，促進行政人員資源和骨干人才資源得到深入開發和應用。為此，高等學校可以采用柔性管理原則，運用專職和兼職并存模式，引進領域專家擴展行政管理工作的開展思路，促使人才聘用制度得到落實。同時，高等學校還可以結合行政管理實際情況實施不同管理制度，促使管理工作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促進領域精英跨行業、跨地域、跨院校的交流融合，進而極大限度的促進領域精英資源得到充分共享。另外，在創新高等學校行政人員聘用管理制度的過程中，應當在借鑒國外聘用管理制度的同時，結合自身發展情況構建長短聘期結合、專職兼職共存的聘用管理機制。

2.創新行政崗位績效考核制度改革，優化績效考核工作

在完成高等學校行政崗位聘用制度創新工作后，應當創新與之相配套的崗位績效考核制度。若是高等學校未建立較為科學、完善的師資分配制度和績效考核評價制度，那么會影響其師資分配工作和崗位績效考核評價工作的公平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應當堅持激勵性原則開展行政崗位績效考核評價工作，將激勵理論聯系到實際工作中，促使行政人員績效工資與其職責范圍、技術含量、勞動強度等具體情況掛鉤，為此，高等學校應當分層設計行政人員的績效工資，使不同能力行政人員的績效工資拉開一定差距，進而真正實現按勞分配，促進校內行政人員工作積極性、進取心得到充分的調動，為良性競爭氛圍的營造奠定基礎。同時，高等學校還應當充分考慮經濟性因素，在保證高等學校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著重關注行政人員的個人利益，促使績效工資制度得到科學、合理的建立，保證行政人員工資收入的可持續性。綜上所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主體是人，應當充分考慮人的因素，并在人的管理方面加大力度、努力創新，促使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得到優化和完善。同時，還應當立足高等學校長遠發展目標，制定長遠的發展規劃，并保證行政管理工作能夠更好的服務于學校長遠發展。另外，高等學校還應當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將行政改革作為切入點，努力完善校內各項工作，為高等教育教學工作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

參考文獻:

[1]官明輝.高等學校行政管理規范化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28(5):109-112

[2]熊彬.高等學校行政管理創新思路的探尋[J].科教導刊,2016(10):17-18

篇（5）

文章編號：1673-0992(2009)03-0138-01

摘要：關于語文教育的爭論已經持續多年。在多年的爭論中，語文工具化教育與語文詩化教育的爭論是最為激烈的、語文教育工具性從1963年一直持續到現今，在語文教育日益發展的21世紀，語文詩化教育沖擊著傳統的語文教育方式，其實，早在孔子時期，就已經對詩化教育做出了肯定，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都認為“詩”對于語文教育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從中國語文教育的進程和發展，我們可以看出語文教育工具性和詩化教育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二者的結合將成為未來語文教育一種主流，將使語文教育的方式更加適合于當代教育的需要。

關鍵詞：教學　語文工具性　詩化教育　模式化教學

目前，語文教育遭到各種批評。高校教師反映：學生語文水平不行，語文入學分數高，而讀寫聽說能力低。而寫作能力尤低。中學教師也反映有些事情讓人弄不懂：語文能力強的常得不到高分，得高分的又常是極其一般的。社會上反映：別說中學生了。有些大學生寫的東西都很不像樣。語文是給學生奠定基礎的一門學科，成績糟糕，自然會被大家評說。但質量糟糕到幾乎是眾口一詞，那就不得不正視、不得不到認真對待了。因此，如何進行語文教學，提高語文教學質量就成為語文中一個爭論的話題。

在眾多的爭論中，最激烈的當數語文工具化與詩化教育之間的爭論。二者的各自擁護者引經據典，證明語文如此教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者為何會有如此大的爭論呢?它們各自的優點缺點是什么呢?要對二者的爭論做一個公正、客觀的評論，雖非容易事情。但是對它們二者爭論的探究可以給我們啟示。有利于我們的語文教學。要對二者的爭論做一個評論。

首先，我們必須對二者要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1996年，國家教委頒發《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初審稿)。明確了語文學科性質的新概念。大綱規定：“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載體。”突出了語文是負載文化的交際工具的本質特點，使其區別于物質工具，全面反映了語言是思維和交際工具的特點。

總之，語文的工具性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同，并在語文教學中指導著語文教學。也給語文教學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純工具性的語文教育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弊端。

第一，它抹煞了學生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排除了學生在整個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使學生完全處于學習的被動位置。《狐貍和烏鴉》中“說說烏鴉為什么上了狐貍的當”這一題，也就是問烏鴉上當的與昂因，其實這個原因又很多，而我們的老師卻給學生一個所謂的“標準答案”――“烏鴉喜歡聽奉承話”，這嚴重的桎梏了學生的思想，把每一個學生都放進了老師的思想模具中，復制出無數個相同的思想。

第二，在處理工具性與其他屬性的關系時過分強調工具性的重要性，忽視了其他屬性的存在；在理解語文工具性概念時徹底切斷了工具屬性與其他屬性的密切聯系，孤立機械狹隘地劃定工具性的內涵外延，從而導致了語文教學實踐的片面機械。使得學生對于老師遺漏的只是沒有一種探索的意識，對只是的了解存在著明顯的片面性。

所以語文“工具化教育”已經不能滿足于當今社會的教育模式，我們必須探尋更加適合于這個時代的教學方式。

要培養人，必須具備兩方面條件。一是人的品性，二是人的學識，而以品性尤為重要。而最能培養人的品性的我認為莫過于使教學藝術化、詩化，這是詩的功能及優勢所決定的，這就為我們引出了“詩化教育”一說。

語文詩化教育就是使語文課堂成為可持續發展的課堂，成為一個對學生知識進行再創造、重建構的課堂，成為一個使學生學會用自己的詩情去觀察自然、用自己的詩心去理解別人、用自己的詩性去體悟人生的課堂，成為一個搭建起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對話平臺、彌漫著濃郁的思想和生命的氣息的課堂。讓課堂猶如一個思維激蕩和靈感勃發的磁場，充滿著不可預料魅力的新的教育方式。

詩化教育應包含三個方面：第一以詩為文本的教學。這是詩化教學之基礎。尤在語文課中必須加強教養學生閱讀詩歌興趣，提高其品評鑒賞分析領悟詩歌的能力，從而激發創造欲，學會用詩來表情達意，起到既煉語言，又提思維的效果。第二以詩為誘發點的教學。這是詩化教學的拓展，即以詩為根本樣式，延及其它一切文學文本，以促使學生審美感受和情感思維的塑造。第三以詩為思維邏輯的教學。這是詩化教學深化和最終歸結點。用詩化思維、邏輯、詩化的境界去感染激勵學生。最終完成群體的人文化，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以人為本”之目標。

篇（6）

二、研究設計

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節正是這一學科研究內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經典教材為樣本進行分析，可以窺探這一學科的研究主題概貌。本研究選取中西經典教材為樣本，并佐以中西比較。西方經典教材主要從“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經典譯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典教材系列中挑選，輔之“公共管理學科系列教材”（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譯叢”（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譯介國外學術成果的窗口，結合北大、清華、復旦、中大、廈大等高校的博士參考書目，最終篩選出10本出現頻率較高的教材。樣本分布為其中5本來自美國，余下5本分別來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國內教材的來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學科帶頭人、或其著述入選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國內學人文庫的學者所編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個獲得公共管理一級學科博士學位點的985高校各挑一到兩本教材，以反映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傳統和狀況；二是黃達強、夏書章等前輩早年編著的教材；三是臺灣學者的5本教材。這三類教材（共24本⑤）的選取有利于作縱向和橫向比較。基于評估需要，筆者從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標制成統計量表，編碼錄入，以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國外的教材，則以版權頁的時間為主。設計這一指標可以了解教材的新舊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幾版，據此可以判斷教材的受歡迎程度。版本越高，說明該教材越是被廣泛使用。（3）國家。指教材在哪個國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國外教材選取的代表性。（4）寫作情況。指該教材是專著、合著、編著還是主編，共四類。（5）章數。指該教材共有幾章，把導論計算在內。（6）邏輯體系。指該教材的內容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可從教材的目錄判斷，或者作者的序言、譯者序中尋找，次之則根據教材的內容來判定。（7）特色。指該教材的與眾不同之處，例如《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一書是經典理論和案例的匯編，通過案例闡釋概念理論；再如《行政科學》一書的行政法和比較行政的色彩濃厚等。（8）研究主題及其頻數。研究主題大體與教材的章節名重合，有些章節名出于統計的需要筆者做些改動，以便歸類。在所有樣本中加總各類研究主題的出現頻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頁數。指該章節在教材中所占的頁數，為了消減誤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頁減去本章的起始頁得出。頁數越多，表明該章節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該研究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為三個等級（1為不重要、2為一般重要、3為比較重要）。通過計算該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判斷。（11）變動情況。指該研究主題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節，或者是指該研究主題在修訂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動，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我們可以通過新舊版教材的對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結果分析與比較

（一）教材命名與范式轉變所選樣本中從書名來看，國外沒有一本教材命名為“公共管理學”的⑥，與國內的教材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另外一項研究[5]所發現的，國外仍以傳統公共行政為主流，其他新興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該領域的前輩夏書章、黃達強、竺乾威等人，臺灣學者也偏好取名為“行政（管理）學”或者“公共行政學”外，國內的新版教材都命名為“公共管理學”。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國內學者關于公共行政學范式變遷的不同看法？有學者為此通過210本行政學教科書的內容研究，發現從傳統行政學到公共管理學，雖然在內容安排上有差異，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義”價值觀取向下進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術設計，行政學范式沒有發生轉換[4]。國外學者似乎對在公共管理中應用“范式變遷”不太感興趣，只有歐文•休斯主張新公共管理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時指出范式變遷是一個漸進過程，“管理主義改革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6]筆者也試圖在國內教材中尋找編著者命名的初衷，發現公共管理學作為當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諸多的難題和大量批評,它并未形成統一的成熟的理論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話語的生成與流行大概與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確立公共管理學為管理學門類一級學科有關，只能以此來解釋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編著與經典國外教材版本的均值為3.7，其中《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經典之作。相反，國內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雖教材名目眾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襲，鮮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編的《行政管理學》已出版四次，其它影響較大的教材如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陳德禹編著的《行政管理》(修訂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該教材越是受到讀者歡迎；出版越早，多被譽為經典。究其原因，國內的行政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八十年代才起步，雖處于快速發展中，但知識體系的積累緩慢，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更是任重道遠；與美國將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學科發展史相比，仍屬年輕后輩的學習階段。經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鑄就，更需學科歷史文化的積淀與傳承，“新”是建立在“舊”的基礎上。教材的編著情況也印證這一點，所選樣本中國外的教材60%是專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主編。而國內的71%為主編，2本為編著，只有5本為著⑦，而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陸的，另外4本是臺灣的。一般來說，主編的教材很難保證教材整體的質量，因編寫者的素質而良莠不齊，很難引為經典之作（除非是學科的開山之作，譬如夏書章、黃達強主編的教材，即使這樣，也只能堪稱國內經典）。這種“知識生產方式”即幾個人、十幾個人寫一本教材，東拼西湊，“洋為中用”，內容充斥著相互“借鑒”、相互克隆的東西，結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復的狀態。這也可解釋為什么國內教材短短幾年間雨后春筍般的涌現而經典甚少，主編的教材往往寫作周期較短，有如飲食中的快餐，而經典教材則如燉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數、頁數與邏輯體系國外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4，眾數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勝的《行政學》）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學》）；國內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3.47，眾數為13，最小值8（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從以上統計值來看，結論比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為宜（包括導論），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國外教材為例，總頁數均值為480.4，如按14章來算，則每章占34.31頁，和每本教材章節的頁數均值36.92大體相當。而教材的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析結果表明，國外教材70%有著內在的邏輯體系，而國內教材章節的前后邏輯關系不明顯，對行政環境、行政職能、行政組織、行政領導、人事行政、財務行政、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監督、行政改革與發展以及機關內部事務管理等傳統模塊內容進行任意取舍編排，似乎誰先誰后無關大礙，走近了所謂的“教材叢林”。恰如某學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舊延續了過去模式的做法，至于這些模塊之間的有機聯系是什么，語焉不詳，結果給人一種零亂的感覺，現有研究更沒有自覺去尋找整個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缺乏一條紅線，一個核心把來自各方面的知識串聯起來”。[3]雖然國內教材章節的邏輯體系不明晰，但其編排套路仍可歸為三種：其一，多數教科書（54.17%）因循以往行政學模塊式做法，在教材編寫體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過程為主線，篇章安排沿襲懷特《行政學概論》（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為夏書章、王樂夫編著的《行政管理學》，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導論》影響，按照當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進行編著，注重將工商管理的技術、方法與工具如績效評估、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門管理中來。這類教材（占到33.33%）近年陸續出版，典型代表為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一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其三，將傳統公共行政學與公共管理模式相結合進行編著，試圖在公共行政管理的過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這類教材居少數，只有12.5%，以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為代表。

（四）特色從編寫方法、行文風格、取材構思、理論視角等方面來評價國內外的經典教材，筆者發現國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異彩紛呈，生動活潑，可讀性強。除了前述兩本外⑧，比如羅森布魯姆的《公共行政學》從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徑描述、闡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過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學新論》用大量現實資料及案例對公共行政學的原理進行深刻的闡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學的政治視角。再如西尾勝的《行政學》以制度論、管理論和政策論構建全書的體系，以一般的理論為前提演繹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濃厚。還有《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梳理了美國公共行政的百年發展與困境。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相比之下，國內的教材則體裁單調，內容趨同，結構呈板塊式或要素排列式，許多版本沒有明顯的特色。正如薄貴利所言，“行政學的一些著作和教科書,相互模仿和抄襲的比較多,在理論體系上和邏輯結構上鮮有突破和創新。讀了這本書,再讀另一本書,許多人都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7]從教材的編著取向看，臺灣的教材則反映公共行政作為一種公共部門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現出濃厚的管理主義取向，樣本中陳德禹的《行政管理》最為明顯，內含了管理學中的組織、計劃、決策、授權與分權、領導、人事等主題。大陸早期如黃達強、夏書章等編著的教材，也是一種以提高行政效率為核心的管理主義取向。從內容寫作看，多數教科書停留于泛泛而談的水平,對于中國行政管理原則、特點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學理和法律文本，沒有直面現實的問題和差距，公共管理學的實踐性與操作性沒有充分體現。具體說來，教材每一“板塊”或“要素”的內容,大致都是含義、特征、分類、地位、作用等幾個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無大差別。這種“標準化”現象緣于多數教材編寫者缺少從事公共管理的經驗和感性認識，所以簡單歸納概括、理論演繹的情形比較多，無法為公共管理實務者提供切實的指導。從敘述論證看，過于宏大敘述，缺乏事實資料支撐。翻閱國內樣本教材，幾乎很少看到來自行政管理實踐的調查、統計、案例、數據。比如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內容，大多停留于理論演繹，大多闡述西方政府間關系的歷史與現實和我國政府間關系的現狀與改革，而中央、省、市、縣、鄉鎮等各級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職權到底是怎樣劃分的？這些問題卻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決策,現行教材中所介紹的決策程序都是四個步驟或三個步驟,內容比較空洞，反映不了黨委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題通過對各研究主題的頻數統計，國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題如表1所示。再根據該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識別該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這十大主題，我們不能只看其頻數的高低，更要結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導論”這一節，雖然是90%出現率，在教材中卻屬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組織理論”雖然頻次略低，從所占篇幅來看在教材中卻屬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這也反映了公共組織理論作為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基石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同。“績效管理”作為新興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熱捧，出現頻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與時俱進、貼近政府改革實踐。國內教材的研究主題按其頻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組織、行政領導、法制行政、政府職能、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政府倫理與責任、公共財政等等。兩相比較，國內外教材的研究主題大體相近，如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組織理論、責任與倫理、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等主題受到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國內教材保留了一些傳統的行政學研究主題，如行政領導、機關管理、行政溝通與協調、行政權力等，還根據政府管理的變革突出一些新主題，如政府職能轉變、危機管理。但是“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這門“顯學”還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同樣地，對于政府間關系、戰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題仍顯研究不足。

筆者認為，好的教材要能指導學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學位的教育，因此筆者通過以下的兩個比較分析來檢驗現有的經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導學術研究和學位教育。一是與中美兩國的公共行政學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領域比較。因為博士論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質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學科研究的現狀與水平的直接體現。據學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論文的核心議題如下（其排列次序隨著國別、年度浮動）：行政理論、比較公共行政、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政府間關系、管理科學、組織理論及行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兩相比較發現，國內的博士論文聚集于行政理論、管理科學和政策分析，較大部分論文集中在對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較少涉及理論探索、檢驗和論證等基礎性研究,而對美國90年代博士論文新近出現的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組織理論及行為等核心議題關注不夠，研究不足。這印證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結論，國內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導研究生學位的教育，教材的編寫和博士論文的寫作脫節為“兩張皮”。而組織行為的研究，筆者認為將是公共行政學邁向科學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國博士論文從類似工作報告的對策研究走向強調理論驗證或推導,更為強調定量技術的科學研究。二是與學術界的研究主題比較。

學術研究成果主要呈現形式是期刊論文，通過統計分析中國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論文，大體可以獲知學者們關注的研究領域。何艷玲[9]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行政科學的研究主題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學(包括行政倫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財政(9.8%)、行政組織職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決策、公務員制度與人力資源、績效評估（行政效率）、政府間關系等領域。兩相對照發現，學界的研究主題大體與國內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論文更注重實效性，緊跟“行政改革”，探討“政府間關系”，研究NGO回應社會問題，同時兼顧傳統的研究領域如政府倫理與責任、行政文化等。統計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軟肋。數據資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說明過去，解釋現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卻難以前瞻性的規劃未來。正如登哈特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家們之所以無法產生恰當、適用的知識，是因為他們對實證主義的信奉，是他們把自己的學術活動局限在資料收集和統計處理上，從而只能得出經驗主義取向的理論”。[10]119基于研究主題頻數統計分析的結論也只是說明了學界過去和現在在做哪些領域的研究，卻不能指出我國行政學者在未來應該做哪些研究。根據轉型期中國公共管理的實踐發展和現實需要，筆者認為公共企業、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行政、非營利組織與第三部門管理、社會政策與管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司法行政等這些出現頻率較低的研究主題恰好是我國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公共管理視閾下的國有企業研究幾近空白，這是未來應該加以重視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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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行政發展中對于兩種理性的選擇

(一)古典公共行政選擇了工具理性。1887年威爾遜發表了其重要論文“行政之研究”,這標志著行政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被從政治學中破繭而出。行政學自誕生之初,就是將公共行政實務定位為一個操作的技術領域。威爾遜在這篇經典論文中指出,建立行政學之主要目的在于探討:“首先,政府能夠適當地和成功地進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樣才能以盡可能高的效率和在費用或能源方面用盡可能低的成本完成這些適當的工作。”[1](p1)可見,威爾遜對行政主要內容以及建設行政學之主要目的給予了高度的概括,即研究采取何種高效率的技術工具去執行屬于自己、并且能夠做好的事務。“工具理性的主要標準在于效率”[2](p41),他的對行政旨要的期待,其實就是對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工具理性”的追求,抑或是倡導“工具理性”引領公共行政發展。這使得作為公共行政實務理論的公共行政學,從誕生就開始逐漸摒棄政治學的純粹的規范性研究。由古德諾所發揚光大的“政治與行政”二分的理論,亦認為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政治不要干擾行政,行政只是一個純粹的技術領域,而應以追求“效率”為核心。這與威爾遜對行政旨要的概括如出一轍,甚至比威爾遜更為徹底的將公共行政的價值理性拋得更遠。事實上,將政治與行政完全分開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行政實務中也是沒有必要的。政治無時不在影響著行政,行政也從來都無法完全無視政治的影響,而僅僅專注于“效率”主義。馬克斯•韋伯所構建的官僚制組織結構,被其冠之以“理性”之名,他認為建構在理性基礎上的官僚制能夠以職業化與專業化的優勢克服資本主義建立初期“政黨分贓”所造成的政府動蕩和低效。馬克斯•韋伯認為官僚制能夠解決政府低效的弊病,是一種最佳的“理性”組織模式。這種組織模式服務于行政的執行,能為行政的執行帶來高效。由此可見,韋伯在行政問題上也是個“效率”主義者,這也契合了他自己提出的“工具理性”的價值趨向。但事實上,韋伯所構建的“理性官僚制”一方面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組織的效率;一方面卻從一開始就在制造著的弊病:組織的冷漠、行為刻板、機構膨脹……。早期的古典行政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同時期泰勒的科學管理思想的影響。泰勒的科學管理思想源于以利潤為追求目的的企業。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企業的管理方法自然要以“效率”為導向。因為效率越高,獲得的利潤越豐厚。在這種“效率”主義管理思想的影響下,古典公共行政理論自然也就沉迷于以效率核心的工具理性之中。在古典行政理論指導下的當時的公共行政,自然也是工具理性導向的。傳統公共行政學理論與實務對于工具理性追求的狂熱,有其現實的時代背景。這一時期,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處在生產高度發展,急劇工業化、城市化的階段,人們關注“高效率”帶來的物質迅速增加,逐漸被“技術”帶來的“效率”所征服,政府也不例外。工業化進程的迅速推進,不可避免的為社會制造了越來越多的新問題,并且新問題較之以往更為復雜和嚴重,這樣引發了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張。為了應對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問題,政府不得不逐步放棄“守夜人”的身份,更多的去運用合理性的工具去解決眼前的問題,以維護社會穩定,穩固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這時的政府的行政行為,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它所追求的是以下兩個問題的答案:“一是如何以現有的資源提夠更多更好的服務?二是如何花費最少來維持來服務的水準?”[3](p68)。

(二)新公共行政學派呼喚價值理性的回歸。對工具理性的倚重,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的迅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社會分配不公、人文價值的喪失等,這并不利于整個社會和諧有序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對資本主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擊。人們開始對以效率和經濟為中心的傳統公共行政提出質疑,認為其有局限性,并對其提出了挑戰。建構于理性官僚制與行政二分原則基礎上,以效率中心主義為依歸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論漸漸顯露出其理論難以解釋實踐、理論難以指導實踐,甚至誤導實踐的弊端。一大批學者開始反思公共行政領域以“效率”為核心的工具理性霸權所帶來負面影響,進而發起了新公共行政運動。“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目標和基本原理是對行政機構進行有效的、經濟的和協調的管理,新公共行政學把社會公平加入到傳統的目標和基本原理中。”[4](p68)新公共行政學將行政學研究與實務由專注于“效率”為核心的工具理性,導向了對社會價值的重視。因為,人畢竟不是冷漠、無情、貪婪的純“經濟人”,人更應是充滿各種人文理念與情愫的“社會人”。相對于對物質的渴望,人更愿意去追求“人性”的關懷。新公共行政倡導價值理性,即是看到了工具理性過度膨脹帶來的人文精神的流失這一惡果,從而呼吁行政學研究與實務應更多的導向“價值理性”,更多的關注人類發展的終極目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中,以沃爾多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最為突出,他們毫無例外的指責古典行政理論之不足,主張行政學價值理性的回歸,他們認為,公共行政應當首先明確方向,然后才能追求效率;否則,在方向不明的情況下,片面追求效率,很可能會導致“政府之惡”。這里所說的方向,即是價值理性的各個維度,如民主、公平、公正等。隨著“新公共行政”運動的發展,傳統公共行政的以效率和經濟為中心的思想也便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判。在批判與吸收的基礎上,新公共行政把社會“公平”等價值理性提升到了公共行政的重要地位,強調把社會“公平”等價值理性作為現代公共行政發展的價值核心。它突破傳統公共行政的理論,對政府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新公共行政的崛起及擴展,反映出行政學領域出現“工具理性”的迷茫,亟待“價值理性”回歸,為公共行政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但新公共行政在倡導公共行政“公共性”回歸的同時,并沒有給工具理性一個很恰當的位置。這是公共行政健康發展所不希望看到的。因為,我們需要通往終極價值的橋梁,這個橋梁就是工具理性。新公共行政學派似乎忽略了這一點,而只是為人們要重視“公平”等價值理念大聲疾呼,從而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三)新公共管理在兩種理性間作出了平衡。20世紀70年代后,肇始于英國的新公共管理運動,被冠以“管理主義”之名,與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現代經濟學和企業管理理論與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新公共管理注重借鑒工商管理技術、引入市場機制,不強調利用集權、監督以及加強責任制的方法來改善行政績效;而是主張在政府管理中采納企業化的管理方法來提高管理效率,引入競爭機制來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水平,強調公共管理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來改善行政績效。新公共管理的效率取向使得公共行政學的理性選擇,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又從新公共行政所倡導的價值理性回歸到了工具理性。但是,新公共管理并沒有在兩者之間作出取舍,而只是在重心上向工具理性傾斜了。因為,經歷了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階段,新公共管理更清醒的看到無論是工具理性抑或是價值理性,都無法成為推動行政健康發展的唯一力量,行政理論與實務需要在價值上同時重視兩種取向,而不是倚輕倚重。工具理性是公共行政終極宗旨的手段或途徑,價值理性是公共行政的最終依歸和工具理性的努力方向。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曾在很長時間里都在爭論公平與效率的孰先孰后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也即對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誰更應成為時下發展價值依歸。

三、未來公共行政對理性的選擇

篇（8）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12）02-0016-06

盡管在以追求實用為主要導向的公共行政學界，套用語言哲學的名言“沒有語言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皆無效”來說明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問題的重要性，不免顯得危言聳聽，但是當語言哲學的歷史已跨過整個20世紀，將語言哲學的重要原理引進（同樣具有百余年歷史的）公共行政學，也許恰逢其時。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考慮的一項嘗試，即運用語言哲學的圖像論、游戲論、修辭論，來說明公共行政學的語言與行政世界的關系，從而分別揭示出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游戲性質、修辭性質以及此三項性質的相互關系。

一、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

語言的圖像論，是前期維特根斯坦的核心觀點。這一觀點認為，語言如同圖像那樣摹畫世界：語言與世界具有同構關系，語言具有意義和真假之別，倫理學（絕對價值）不可說、從而必須對其保持沉默。因此，依據語言的圖像理論，可以推知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并需要基于公共行政學語言本身的特點對其予以說明。

（一）公共行政學的語言與行政世界同構

維特根斯坦所說的“世界”，不僅包括實際發生的事實，還包括在邏輯上可能的事態。他基于分析思維認為，事態由基本事態構成，基本事態由對象和對象組合而成。在與世界相對的另一面，語言由基本命題構成，基本命題由名稱和名稱組合而成。因此，語言與世界的同構關系表現為：名稱代表對象，基本命題代表基本事態，在總體上，語言就像一幅圖畫那樣，表現整個世界（包括邏輯上可能的世界）。

公共行政學語言所摹畫的世界，同樣包括已經發生的行政世界，以及還未發生的但在邏輯上可能的行政世界，前者構成公共行政學的實證研究對象，后者來自公共行政的“烏有鄉消息”，它反映人們要在現實的周遭世界重建公共行政“烏托邦”的愿望。而無論對于公共行政的真實世界、還是對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畫，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均可以被沿著“命題一基本命題一事物名稱”的分析路徑，追溯至公共行政的現實世界的具體對象。

對于公共行政的實證研究而言，泰勒、吉爾布雷斯夫婦等人在進行動作研究過程中，不僅記錄了不同工人的動作流程，并且將這些動作流程分解成最小分析單位，然后進行定性和定量比較，最終得出“科學”的工作動作和流程。在此過程，他們使用的典型語言：“生鐵搬運工彎下腰，搬起大約92磅重的生鐵，移動數英尺……一名最優秀的適合從事這種工作的工人，一天中只有42%的時間有負荷”，直接由事物的名稱和名稱組合成基本命題，然后由基本命題，經過邏輯連接，得出一系列科學管理原理。西蒙在其《行政行為》第1版前言中說道：“我們必須能夠用文字精確地描述管理型組織的面貌和運轉狀況。我試圖構造一套能夠進行上述描述的詞匯，本書就記錄了我從中得到的結論。”在這本前身為《行政科學的邏輯構造》的博士論文中，西蒙忠實的執行了深受前期維特根斯坦影響的卡爾納普的語言哲學原理，他從“人類抉擇的邏輯學和心理學中”導出“管理理論的詞匯”，并邏輯地構造出有限理性決策理論。從宏觀角度而言，我們可以列舉里格斯行政生態學說、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奧斯本企業家政府理論等，這些理論均形象地為人們呈現出相應的公共行政圖畫，（例如里格斯借用光的折射圖，摹畫轉型社會的行政模式；企業家政府理論認為某些優秀的政府部門正在像企業那樣運作），這些圖畫或理論深刻描畫了公共行政的真實世界的運作過程。

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學語言對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畫，不僅表達了公共行政在邏輯上的可能事態，而且同樣可以分析為公共行政的真實世界的具體對象。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新公共行政學集中地摹畫了邏輯可能的公共行政的公平世界。對于作為公平行政世界要義之一的“比例公平”原則來說，不僅公共行政領域的任意兩個人的收入和付出，均是現實世界的真實對象，而且各自的收入付出之比，也完全可能在邏輯上具有相等關系。同樣，作為新公共行政學所倡導的機會公平、代際公平等原則的理論基礎，羅爾斯的正義論的兩個原則，也完全具備對象的真實性（憲法上的基本自由、每個人的經濟、社會利益等）及其在邏輯上（如羅爾斯所說的那樣）進行合理組合的可能性。同時，從上述例證也可以看出，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志于在現實的行政世界構建“比例公平”、“機會公平”、“代際公平”以及羅爾斯在“無知之幕”下構建出來的“自由平等”、“差別原則”等理想狀態之旨趣。

（二）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具有意義和真假之別

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中的名稱的意義，是它指稱的對象；由名稱和名稱合邏輯的組成的基本命題的意義，是它表達的基本事態（包括可能事態）；基本命題和基本命題符合邏輯地連接，組成（復合）命題；“命題只是就其在邏輯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事態的圖像。”因而，命題的意義，就在于符合邏輯地表達事態（包括可能事態）。此外，命題的真假，取決于它所表達的事態是否與實在相符合：“若一個基本命題為真，事態就存在；如果一個基本命題為假，事態就不存在。”

由此可得，符合邏輯的說出一句公共行政學語言，是“有意義”的，即它邏輯地表達了某種公共行政的（可能）事態。它一方面意味著此句公共行政學語言包含著某種符合邏輯的“語義”（即“意思”），另一方面在其表達可能事態（或應然事態）的維度，還意味著此句公共行政學語言有“價值”。但是，符合邏輯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如果要是真的，還需要追加一個條件，即其表達的公共行政事態必須客觀存在。如果人們無法確證公共行政學語言所表達的事態的真實性，那么就無法確證公共行政學語言的真假，這對于追求建立公共行政“科學”的人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表達公共行政應然事態的規范研究，確實是“有意義”的。正如作為一種典型的規范研究，新公共行政學不僅表達了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公平世界）的語義，而且對于公共行政實踐具有重要“價值”，它在事實上使得一社會公平，儼然已經作為當代公共行政的重心而取代了傳統技術性效率的地位。而對于行政“科學”或實證研究來說，不僅需要其“有意義”，而且需要基于事實鑒別其“真假”，從而獲得某種關于行政過程的真理性命題。例如，關于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命題，古德諾既基于“政府機構的分立”的事實，證明其真理性，又基于“在各政府機構領地的交界地區都存在著‘公地’”的事實，證明政治與行政二分的虛假性，進而得出“政治與行政相協調”的命題。而西蒙作為行政科學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其《行政行為》附錄中直接表達了他關于管理科學的信念：“關于管理過程的命題若是科學命題，就可以從事實意義上判斷其正誤。反過來說，關于管理過程的命題若可以判斷其正誤，就是科學命題。”眾所周知，西蒙的《行政行為》也確實是他關于管理科學的信念的真實寫照。

（三）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必須對絕對價值保持沉默

維特根斯坦哲學關于語言圖像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它提出了倫理學不可說的觀點。他在《邏輯哲學論》中指出：“倫理是不可說的。倫理是超驗的。”而“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需要指出的是，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倫理學，其實是指表達絕對價值的倫理學，不包括表達相對價值的倫理學，即維特根斯坦關于“倫理學不可說”的觀點，是指“絕對價值不可說”，或者說“我們需要對于絕對價值保持沉默”。

如果以維特根斯坦關于倫理學不可說的標準，衡量公共行政思想史對于行政倫理的言說，可以得出：行政倫理學對于“相對價值”的言說，實際具有行政“科學”的屬性，而行政思想史上存在的關于公共行政的“絕對價值”的承諾、爭論和闡釋，則由于越出語言的界限，成為一種無意義（無指稱對象）的胡說。

例如，庫珀在其飲譽全球的著作《行政倫理學：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中，對于行政倫理的論述始終保持在“相對價值”的范圍之內。庫珀無論是對于行政倫理的思考層次、決策模式，還是對于行政責任的來源、責任沖突的化解途徑、內外部責任控制機制等的論述，均以某種“事先設定的標準”，諸如具體的道德和法律規則、上級指示、公民利益、內心信念等，作為評判行政行為的倫理依據，從而均成為了相對價值判斷。他至多在多元主義的后現代背景下，聲稱“我們還是需要自我組織起來”，“通過對話和協商來確定（具有相對價值屬性——筆者注）價值觀、信仰和倫理準則等行為標準，從而確保我們的生活世界富有意義”。對于“普遍的、‘神授’的價值觀和倫理準則”，庫珀認為其在后現代社會已“不再具有最終的立足基礎”。由此可見，具有“相對價值”意義的行政倫理的確立，均可以被還原為特定的事實之間的關系（作為的事實的行政行為和作為事實的具體倫理準則之間的相對價值關系）或者具體的“對話協商”過程，從而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這里只有事實、事實，還是事實，而沒有倫理學”，因而，作為純粹事實判斷、探討“相對價值”的行政倫理學，便具備“科學”的性質。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也存在關于公共行政的絕對價值的承諾、爭論和闡釋。在傳統公共行政學時期，古利克宣稱“效率是行政價值尺度上的最高原則。”到了新公共行政學時期，作為該學派哲學基礎的羅爾斯正義論宣稱：“公平的自由處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公平至上”便取代傳統的“效率至上”，成為新公共行政學的“核心價值”。但是，如果依據維特根斯坦關于絕對價值不可說的觀點來看，新公共行政學和傳統公共行政學關于公共行政“核心價值”、“最高原則”的承諾和爭論，就會由于并不存在指稱對象，成為一種無意義的胡說。原因在于，西蒙已經從管理科學的角度，證明處于粗俗世界的人（而不是神），并不具備全面理性或尋求最優的能力，那種關于人類決策的最優化模型“也許可以當作老天爺的心理活動模型”。維特根斯坦也指出：“我們不能寫出這樣一本科學著作，它的主題在本質上就是最好的，是在其他主題之上的。”因此，如果要合理闡釋新公共行政學和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公平至上”、“效率至上”價值觀，我們就必須將其轉變為或還原為特定語境下的相對價值判斷來理解，即誠如古利克自己所說：“我們最終被迫根據政治價值尺度和社會秩序調節純粹的效率概念”，或者如弗里德里克森所說：“在效率和經濟之外，將社會公平看作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由此，我們就從正反兩方面論證了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在闡述行政倫理之時，必須保持在相對價值的范圍之內，或者說，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必須對絕對價值保持沉默。

二、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游戲性質

語言的游戲性質，是后期維特根斯坦和日常語言學派的重要觀點。這一觀點將語言置于日常生活之中，考察語言的多種多樣的用法、語言的實際使用規則以及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互動，得出了“意義即用法”、語言存在不同使用規則以及“言語行為”等重要原理。如果結合公共行政學語言本身的特點，那么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游戲性質，可以表述為：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意義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公共行政學語言確認或修改行政生活的規則；公共行政學語言同時包含語義、語行、語效。

（一）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意義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

后期維特根斯坦將語言與人類交往活動聯系起來，動態地考察語言的意義，他把“語言和那些活動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整體稱為‘語言游戲’”。由于人類的交往活動或者生活形式紛繁復雜，因而，鑲嵌在人類交往活動或生活形式之中的語言的用法（語言游戲）也就具有多樣性。就是說，“要理解語詞的意義，就是要掌握該語詞是在怎樣一種確定的活動中被使用……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或者“一個名稱的意義有時是通過指著它的承擔者來說明的。”

運用“意義即用法”的原理，考察公共行政學語言，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意義，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這意味著，公共行政學的語言不存在先驗的固定的含義，它隨著人類行政實踐類型的變化而變化。例如，作為公共行政學的關鍵詞，“行政”語詞就存在不同用法。它在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是指對于“國王”意志的執行，在威爾遜時代的美國，是指對于“國家”意志的執行。在“洪憲帝制”（大帝）時代的中國，行政還具有“法外治權”的含義。在實行“議行合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行政往往具有表達國家意志的功能。在當前的行政學教科書中，一方面存在關于公行政與私行政的區分，另一面企業家政府的理論與實踐又表明，企業管理方法同樣可以被用來管理政府。凡此種種，我們均稱之為“行政”。這實際上表明，存在多少種行政實踐的類型，也就存在多少種“行政”語詞的用法或意義。如果僅僅將“行政”單調地解釋為“國家意志的執行”，那么無疑錯過了“行政”語詞的更為開放多樣的意義或用法。

（二）公共行政學語言確認或修改行政游戲的規則

后期維特根斯坦在日常生活之中關注到語言與實踐的互動關系，將語言與實踐相交織的整體稱為語言游戲。既然語言與實踐遵循互動（而非受動）關系，就意味著語言既可能與實踐玩一種同質性游戲（直接遵守實踐游戲規則），又可能與實踐玩異質性游戲，即語言試圖對于實踐游戲的規則作出修改。

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在與行政生活互動過程中，同樣會確認或修改行政生活規則。而且，基于行政思想史來看，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往往同時具備上述兩項功能，即特定的公共行政理論在確認（或修改）某種行政生活規則的同時，往往意味著試圖修改（或確認）他種行政游戲規則。依據公共行政理論是以確認行政游戲規則為主、還是以修改行政游戲規則為主，我們可以將公共行政理論劃分為三種類型：

其一，以確認行政游戲規則為主的公共行政理論。韋伯在邁向現代性的社會背景下，抽象出神秘型組織、傳統型組織、官僚制組織的運作機制，倡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均應當主要實行官僚制的組織形式，同時又希望借助于神秘型組織的“超凡魅力”，來補救官僚制組織的機械性和沉悶性弱點。里格斯在二戰之后，經過實地調查，描述了農業社會、過渡社會和工業社會的行政游戲規則，但在其整個進化論式（現代化是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的理論框架中，暗含著行政游戲規則應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要求。西蒙基于人們的實際決策過程，發現了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式，并進一步論證了制度理性的限度，從而也暗含對于全面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的批駁。

其二，以修改行政游戲規則為主的公共行政理論。它們以倡導規范性理論的新公共行政學和黑堡學派為代表。這兩個學派均反對傳統公共行政的管理主義模式，同時均倡導建立以主義、賢明治理和高度公民精神為主要特征的行政游戲模式。

其三，確認與修改行政游戲規則并重的公共行政理論。泰勒將“第一流工人”的動作流程制作成標準化的操作方法，強制性地推廣到整個工作場所。麥格雷戈既認可對于貪婪、消極的庸人實行“強硬的”管理方法，又主張調動人性中的積極因素，實行溫和的、參與式、授權式管理模式。登哈特基于美國傳統的社區實踐、公民精神和服務理念，批評企業家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劃槳”模式，提出“服務而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模式。

（三）公共行政學語言同時包含語義、語行、語效

語言游戲的“言語行為”理論，是深受后期維特根斯坦影響的日常語言學派的重要觀點。這一觀點道出了一個簡明道理：人們說一句話（表達語義），通常懷有一定目的（語行），并希望取得相應效果（語效）。用語言哲學家奧斯汀的術語來講：人們借助于語言表達，主要履行三種行為，即“以言表意行為”、“以言行事行為”（說話就是做事）、“以言取效行為”。

將公共行政學語言置于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考察作為一種學術語言的公共行政學語言的語義、語行、語效，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學的語言不僅包含理論上的含義（公共行政學的語言表達了一系列理論命題）、也不純粹是一種理論活動、并會取得相應理論效果（做出理論創新），更重要的是，它同時包含對于日常行政生活的語義、語行和語效。

首先，公共行政學語言的語義，可以在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被合理地理解。原因在于，公共行政學語言符合邏輯地說出了具有指稱對象的命題，這些指稱對象均現實地存在于行政生活之中，所以它們均能夠獲得日常生活意義上的語義。甚至那些（在科學意義上）對于公共行政的絕對價值的“胡說”，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得以合理地理解，因為所謂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最高原則”在于“效率”或者“公平”，在日常生活意義上，不過是說效率或者公平對于公共行政“非常非常”重要（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中通常并不進行嚴格的邏輯分析），因而它們必須獲得足夠地重視才行。

其次，公共行政學語言包含對于行政生活的“語行”和“語效”。但需要說明的是，以改造行政生活為主的公共行政理論，通常明確地表示其對于行政生活的語行和語效，而以解釋行政生活為主的公共行政理論，其對于行政生活的語行和語效，便往往是一種言外之意。例如，威爾遜、泰勒、法約爾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明顯地符合“說話就是做事”并取得相應語效的標準。威爾遜通過宣揚政治與行政二分，推進文官制度改革，取得了減少行敗的效果。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本身即產生于工廠管理的實踐，因而其理論生產和工場實踐直接地合為一體，從而更為直接地表現出理論的“語行”、“語效”特征。另一方面，盡管在以解釋行政世界為主要旨趣的西蒙決策科學理論、里格斯行政生態學等理論中，難以找到“祈使語句”，但如上所述，西蒙決策科學理論和里格斯行政生態學說，分別暗含對于全面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的批駁以及行政游戲規則應當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言外之意。另外，鑒于這些理論本身對于現實行政世界的巨大影響，因而對于解釋世界的行政科學理論而言，也可以套用阿爾都塞的名言“理論也是一種實踐”來說：行政科學理論也是一種實踐。

三、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

科學語言特別是社會科學語言的修辭性質，是伴隨科學語用學、科學社會學的興起而獲得人們重視的。它在當代全面復興了亞里士多德的修辭觀：“修辭學是辯證法的對應物”，“修辭術是分析科學和倫理方面的政治學的結合”，通過科學、修辭、倫理、民主的聯姻，祛除了柏拉圖一脈對于修辭的貶低態度。在柏拉圖看來，修辭是運用語言技巧，進行煽動情感和鼓動輿論的活動，它傳達具有相對性、或然性的“意見”，而不能發現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從而修辭至多在其善說的意義上，成為表達真理的佐料，如果往壞里說，修辭干脆就是邪惡的詭辯。可是，當后現代科學語用學、科學社會學突顯科學的語境性、協商性和倫理性（應然人際關系），科學也就成為一種相對性、或然性的“意見”；修辭則借此機會蛻變其詭辯氣質、以符合倫理的認知面目躋身科學殿堂。至此，科學和修辭的結合，能夠為我們認識公共行政學的語言提供情境性、或然性、勸說性、倫理性、辯證性等多方面的洞見。

（一）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特定理論或實踐情境進行言說

作為一種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是在特定的理論或實踐情境之下，有意識地針對特定問題進行的相對性言說，它無意于也無法超脫具體的歷史情境、說出永恒真理。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每一種公共行政理論均具有獨特的修辭情境。傳統公共行政學時期，威爾遜為了改進美國行政系統的工作效率，同時在理論上倡導創立一門“前所未有的行政科學”，發表了《行政學研究》。在這篇行政學的開山之作中，威爾遜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假設。這一假設成為了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的重要理論情境，即古德諾不僅對于政治與行政二分假設作了經典闡述和揚棄，而且基于美國總統制的政治情境，強調政黨對于美國實現政治與行政相協調的獨特功能。泰勒和法約爾均是在受雇于企業主的情境下，創立他們的管理理論的，因而他們的理論當然以追求效率、秩序、利潤為基本目標。韋伯在工業化背景下，描述了組織的三種純粹形態，并提倡現代社會應當主要實行官僚制組織形態。到了20世紀30年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泰勒制、官僚制及其制度主義路向、經濟人假設，開始遭到全面批判。在此情景下，梅奧、西蒙率先運用在當時社會科學界確立起來的行為主義方法論，分別創立人際關系理論、有限理性決策理論。二戰以后的公共行政學，呈現出了更加復雜多元的修辭情境。里格斯在美國強行推銷政治與行政文化遭到阻力之后，推出了行政生態學說；布坎南、奧斯本在政府應對財政危機過程中，推出了公共選擇理論和企業家政府理論；福克斯、米勒在后現代的哲學旋風中，推出了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由此可見，所有上述理論，均是置身于特定情境之下的真理，均帶有顯著的修辭情境印記，同時也均放棄了柏拉圖式的尋求永恒真理的野心。

（二）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進行勸說

行政世界的或然性，是指行政生活具有多樣性或者不確定性。它歸因于行政生活中的人們，能夠對于行政生活作出多種選擇或者籌劃，從而能夠創造出多種多樣的行政生活形態。以行政組織為例，它具有官僚制、扁平型、網絡化等不同組織形態，可能采取尋求滿意、最優、改進等不同決策路徑，還可能追求效率、法治、公平等不同價值觀。這意味著，在具有多種可能性的行政世界，人們并不必然地選擇過某一種行政生活。那么“行政生活向何處去”的問題，就給追求“語效”的公共行政理論，提供了一定的修辭或勸說空間。就是說，公共行政學面對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需要從中選擇某一種行政生活樣態，運用特定修辭策略展開勸說。從公共行政思想史來看，公共行政學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進行勸說所運用的修辭策略，可以歸納為三種情形，即基于或然性的前提，經過或然性的推理，得出具有或然性的實踐路向。

第一，公共行政學基于或然性的前提進行勸說。例如，在政治與行政的關系方面，傳統公共行政學基于政治與行政二分假設，認為公共行政應當主要是一個關注技術理性的事務性領域。而后現代公共行政學基于政治與行政對話假設，認為公共行政應當走向民主治理模式。

第二，公共行政學通過或然性的推理進行勸說。這一點即便對于邏輯實證主義者來說也不例外。因為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實證，只能是部分實證、或遵循不完全歸納邏輯，因而它在根本上就是可錯的。西蒙經常以下棋為例，論證決策的有限理性；布坎南也將政治選擇模擬為市場交易。可是，決策是否一定如棋，政治是否一定如市，都可以作進一步疑問。因而，在其不完全歸納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西蒙、布坎南運用了“世事如棋”、“政治如市”的“比喻”或“類比”進行科學理論的論證，而比喻和類比已經是兩種重要修辭格。其他諸如弗里德里克森、艾賅博、百里楓等人文主義者，常常闊綽地運用想象（弗氏援引“無知之幕”）、講故事（百里楓講述“大屠殺”）等手法，勸說行政人員樂善好施、棄惡從善，這使得公共行政學的人文主義著作，通常表現出更加顯著的修辭特征。

第三，公共行政學得出具有或然性的實踐路向。盡管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似乎得出普適性的管理原則，但是在西蒙看來，這些管理原則其實是一些相互矛盾、成對出現的諺語，甚至法約爾自己也宣稱“在同樣的情況下，我們幾乎從不重復使用同一原則”，況且“事態的變化決定了規則的變化”（此處規則即原則）。可見，一般管理理論得出的“一般性”管理原則，同樣具有“或然性”，誠如法約爾所說：“管理方式絕不是死板和絕對的東西……重要的是應知道如何運用它，這是一門艱辛的藝術”。而在傳統官僚制“破產”以后，公共行政學在精心診療“死了的政府”過程中，更是提出主義、社群主義、新管理主義以及話語模式等諸多甚至相互沖突的實踐路向。這種狀況集中表現了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進行勸說的特征。

（三）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辯證性進行辯護

行政世界的辯證性，是指行政世界存在相互沖突、對立統一的行政生活樣態，并且在歷時性上呈現出不斷揚棄的否定之否定進路。作為一種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正是基于行政世界的辯證性，才能為相互沖突的行政生活模式提供辯護，同時避免公共行政學落人“怎么都行”的詭辯陷阱。

從共時性來看，同一時代的公共行政學，需要基于行政世界的對立統一性，為相互矛盾的行政生活樣態提供辯護。在傳統公共行政學時期，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提出了諸多管理原則，這些管理原則后來被西蒙批評為只是相互矛盾、成對出現的行政諺語，但是法約爾在創立一般管理理論之初，就已聲明這些管理原則“完全取決于一個‘度’”。因而，法約爾的本意在于，人們需要辯證對待每一條管理原則的“度”，以使它能夠與另外相對立的管理原則并行不悖。在新公共服務時期，登哈特夫婦依據“新公共服務運動”，提出“服務，而不是掌舵”、“服務于公民，而不是服務于顧客”等原則，與企業家政府理論倡導的“授權而不是服務”、“滿足顧客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等原則，形成對壘之勢。但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并非意圖、實際上也無力將新公共管理理論置于死地而使自己獲得新生。正如登哈特夫婦所說，新公共服務理論只是構成“思考公共行政的備選方法”。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狀況也表明，“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實際上構成了公共行政（理論）世界的“雙螺旋”結構，前者注重尋求公共行政的技術理性，后者逼問“誰來掌舵”、“為誰服務”等價值理性問題，從而使得二者均能夠在公共行政世界的對立統一之中，為各自存在的合理性進行辯護。

從歷時性來看，公共行政學需要通過揚棄手法，解決不同時代的行政生活模式之間的沖突及其在理論上各自獲得同時代的公共行政學的辯護的悖論。由于后一時代的公共行政學、特別是后現代行政學，往往可以被看做對于傳統公共行政學的顛覆史，因而，如果循著理論發展的脈絡逆向檢視，那么傳統公共行政學對于傳統行政生活模式（在當前看來已失去合理性）的辯護，就帶有強烈的詭辯色彩。這顯然是看待行政生活變遷的非辯證態度，并且是對于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的錯解。原因在于，即便以政治與行政二分假設、官僚制、泰勒制等為代表的“傳統治理模式已經死亡，盡管學術界不停地為其舉行送葬儀式，但其靈魂仍徘徊于公共行政研究的上空，并在所有的管理理論方面以及在幾乎每一個實際的公共機構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所以，無論作為傳統治理模式特征的政治與行政二分假設、森嚴機械的官僚體制、單調偏狹的價值追求在現在看來多么不合理性，現今的人們也不愿重回政治與行政不分、腐敗盛行、效率低下的前公共行政學時期（這正是傳統公共行政學努力消除的弊端），而且當前行政學所倡導的政治與行政對話、分權治理、多元價值觀，實際均以更加靈活的形式吸收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合理之處。因此，如果重回每一時代的公共行政學的歷史情境，它們對于各自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辯護，便會被看做一種正當的修辭、而非邪惡的詭辯；同時后一時代的公共行政學對于前一時代的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批判，也會被看做一種揚棄而非拋棄。

（四）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倫理性進行溝通

所謂行政世界的倫理性，是指行政世界的主體之間的應然關系屬性。作為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倫理性進行溝通，不僅使得公共行政學的語言擺脫了傳統修辭的邪惡認知面目（把壞的說成好的），而且使得行政世界的真理或者知識具備了協商、共識性質。傳統公共行政學，在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前提假設下，以追求效率為“首要的善”，經過泰勒的論證，效率更被說成是雇主和雇員的共同利益（相對于前公共行政學時期來說，以科學方式追求效率，的確增進了全體或幾乎每一個人的利益）。由此便在當時情境下，賦予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以符合倫理的性質。但是，在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假設之下，作為純粹事務性領域的公共行政的真理，其實是由政治與行政過程的領導者（包括泰勒、法約爾那樣的管理天才）以法律、命令、原則的形式“給定”的。這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傳統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即傳統公共行政學語言作為傳統行政世界的主客體關系（行政雇員和行政相對人僅僅作為客體）的理論鏡像，并不關涉行政世界的弱勢群體對于應然行政關系的吁求。到了新公共行政學時期，弗里德里克森開始追問，優秀的管理為誰而做？為誰有效率？為誰符合經濟的要求？從而明確提出行政世界的“主體間”關系問題。在弗里德里克森的影響下，行政民主理論、治理理論、話語理論等迅速登場，紛紛呼吁行政世界應當建立平等、對話、協商的主體間關系。這意味著后現代公共行政學對于行政世界的真理的設定，不再依賴于某一類主體的絕對命令，而是取決于行政世界的平等主體間的對話、協商和共識。由此，經過新公共行政學直至后現代公共行政學的努力，公共行政世界的真理或者說公共行政學的知識，越發取得社會建構或話語建構的屬性（真理是主體協商和利益博弈的結果），從而使得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一時得以前所未有的勃興。

四、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三重性質的關系

辨析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游戲性質和修辭性質，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此三重性質實際遵循辯證互補的邏輯，共同支撐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健全功能的發揮。

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學的語言與行政世界的關系維度，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意味著公共行政學語言作為行政世界的理論鏡像（亦稱邏輯圖像），靜態地反映了行政世界的現象或游戲，但其本身并不參與行政世界的游戲活動。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游戲性質，不僅要求人們返回公共行政的日常生活世界，動態考察公共行政學的語義；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學能夠借助語言手段，參與到行政世界的游戲活動中去，它還可能表達對于行政游戲規則的修改要求，并主動追求相應的行政游戲效果。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表示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并不是在行政世界之外，而是在行政世界之中，對于行政世界的游戲活動作出鏡式的靜態“反映”，同時對于行政世界向何處去及其倫理屬性，作出動態“反應”——勸說、辯護、溝通。質言之，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使得行政世界能夠通過邏輯渠道、井然有序的進入語言世界成為可能；而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游戲性質和修辭性質，使得公共行政學能夠反過來通過語言的方式進入行政世界、并獲得符合倫理的話語效果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游戲和修辭性質的相互關系維度，作為圖像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是“前提”，作為游戲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是“目的”，作為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只是“手段”。首先，人們只有遵守公共行政學語言的語法——鏡式反映行政世界的規則，才可能基于正確而非誤解的語義進行交流，也才可能順利實現公共行政學的語行和語效。其次，人們發明公共行政學語言，并不只是為了正確反映行政世界，而是為了進一步對于現實行政世界作出合理反應。因此，作為游戲的公共行政學語言，以勸說人們遵守或修改行政世界的游戲規則為目的，從而使其呈現“語行力”性質。最后，作為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特定理論或實踐情境進行言說，并分別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辯證性、倫理性，進行勸說、辯護和溝通，均是運用修辭手段，以求達到公共行政學的“語行力”目的。換言之，作為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僅是人們進行公共行政學語言游戲的手段。

五、結語

公共行政學語言具有圖像、游戲、修辭三重性質。此三重性質遵循辯證互補邏輯，共同支撐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健全功能的發揮。基于上文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啟示：

篇（9）

    關鍵詞: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歸類與公共管理理論的歷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 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 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 D. 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

    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

    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隨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篇（10）

 

桉樹在我國引種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在我國林業建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隨著桉樹人工林大面積的發展，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負面效應開始凸現，從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學術界的許多爭論[1-3]。有人認為有計劃地發展桉樹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有人則把發展桉樹與保護生態環境對立起來，甚至有的環保人員把發展桉樹與紫莖澤蘭的蔓延危害相提并論[4-6],因此，有必要開展桉樹人工林對土壤肥力的演變與調控機理的研究，為合理發展桉樹生產提供一定依據，而土壤化學性質是衡量土壤肥力最關鍵的因素，本研究通過不同林齡的尾巨桉人工林土壤化學性狀的研究，揭示其變化規律，為合理利用林地提供參考。

1研究區概況

本次研究土樣采自福建省平和天馬國有林場，桉樹的樹種以尾巨桉為主，成土母巖為石英巖和石英砂巖。調查地地處東經117°29′，北緯24°28′，氣候溫和農業論文，雨量充沛，年均氣溫20℃，年降水量1760mm，屬南亞熱帶氣候，無霜期336.5d，極端氣溫：-2℃、40℃，年均相對濕度78%，年均日照時數2068h，取樣地點：海拔高度260-450m，地被物主要有五節芒、芒萁骨、鵝掌柴、桃金娘、蕨類等。

施肥情況：底肥每穴下磷酸二銨200g，種植當年2次追肥，第一次每株施復合肥100g+尿素100g，第二次每株施磷酸二銨150g+尿素150g。綜上所述，即每畝人工施肥計磷酸二銨38.5kg，復合肥11kg，尿素27.5kg。上述肥料成分：磷酸二銨含P2O546%、N15%；復合肥含N15%、P15%、K15%；尿素含N46%。

2土樣采集及研究方法

在福建省境內選擇代表性相同尾巨桉的不同林齡(2、3、4、7、9a生)人工林樣地，其種植密度為1400株·ha-1。并將距林分較遠處杉木×火力楠混交林(10a生) 林地的土壤作為對照，其種植密度為1200株·ha-1。在每個樣地上中坡隨機選擇三個點，每個點之間相隔至少100米，并按不同土層0-20cm、20-40cm、40-60cm從下到上的順序分別取全層土樣，同時采集根際樣品，每個土樣0.5kg左右，在室內風干后，研磨過篩（2mm、1mm、0.25mm）供土壤分析測定。土壤容重用環刀（0-20cm、20-40cm）采集。采樣日期為2006年04月。

2.2分析項目與方法

有機質采用重鉻酸鉀氧化-外加熱法；全N采用半微量凱氏法；水解N采用堿解-擴散法；有效P采用0.03mol/L氯化氨—0.025mol/L 鹽酸浸提法；速效K采用1mol/L乙酸銨浸提--火焰光度法；pH采用電位法；陽離子交換量（CEC）采用1mol/L乙酸銨交換法；

3結果與分析

3.1土壤氮的變化

由圖1、2可知，土壤全N和水解N隨著林齡的增加逐漸減少，對同一林齡的土壤隨土壤層次的增加全N、水解N含量逐漸降低。根際土全N含量略高一些。與對照(混交林)相比，除根際土全N含量外，4、7、9a生桉樹林地土壤全N、水解N含量均小于混交林含量。而且9a生桉樹林地土壤40-60cm土層處全N、水解N含量最少，全N僅為0.4g·kg-1,而水解N為4.036 mg·kg-1。

3.2土壤有效磷的變化

由圖3可知，對有效P含量的變化規律并不明顯，其根際土含量很高論文提綱怎么寫。其混交林有效P含量隨土層的增加而減少。對照(混交林)的全P含量與3a生尾巨桉林地土壤基本相近，說明混交林對林地土壤影響較小，有利于森林的可持續發展。尾巨桉的生長對土壤速效量有一定的影響，在0-20cm 土層影響較大，在該土層隨著林齡增大有效磷含量逐漸降低，而其它土層影響不是很明顯。

3.2.3土壤有效效鉀的變化

如圖4所示農業論文，速效K在0-20cm土層處含量相對較高， 根際土含量最高。除40-60cm土層外，其它各層及根際土都隨林齡的增加速效K含量逐漸減少。說明尾巨桉的生長對土壤速效K的影響較大。

3.2.4土壤pH、有機質含量、陽離子交換量的變化

如圖5、6、7所示，對尾巨桉林來說同一層次土壤pH值隨林齡增加大部分呈下降趨勢，而同一林齡土壤pH隨土壤層次的增加而減少。而混交林土壤pH大于桉樹林土壤pH值。對土壤有機質其變化規律不太明顯，0-20cm土層和根際土含量較高，其它層次含量較低。這與有機質的來源有重要關系。對同一層次土壤陽離子交換量大部分呈下降趨勢，而對同一林齡的尾巨桉隨土壤層次的增加而減少，根際土陽離子含量較高。2a、3a生的尾巨桉林地土壤有機質、陽離子交換量均大于對照(混交林)，而7a、9a生的大都小于混交林土壤。

4.結論與建議

4.1桉樹人工林的生長對土壤化學性質產生一定負面影響，隨著桉樹生長，土壤N、P、K、有機質含量均有所降低。但小于4a生的桉樹林地土壤化學性質差異不大，自第4年起桉樹對土壤化學性質的負面影響較大。

4.2本研究主要對尾巨桉人工林林地土壤化學性質的大量元素、有機質以及PH進行研究分析，而對其它微量元素以及生物酶等未進行研究分析，因此，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探討。

4.3土壤肥力衰退的問題是所有人工林普遍的問題。做到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必須采取合理的技術措施，加強科學合理施肥，特別增施有機肥。同時廣泛推廣合理的混交林種植配置模式、適宜的輪伐期、采伐剩余物回歸、科學的耕作制度。

參考文獻

1.李志輝,李躍林,楊民勝,等.桉樹人工林地土壤微生物類群的生態分布規律[J].中南林學院學報,2000,20(3):24-28.

2.李志輝,李躍林,楊民勝,等.桉樹林地土壤酶分布特點及其活性變化研究[J].中南林學院學報,2000,20(3):29-33

3.李躍林,李志輝,彭少麟,等.典范相關分析在桉樹人工林地土壤酶活性與營養元素關系研究中的應用[J].應用與環境生物學報,2002,8(5):544-549

4.林業標準匯編(三).林業部科技司編,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91

5.周禮愷,土壤酶活性的測定[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